一、王石湘军世纪交锋（论文文献综述）
税迪[1]（2021）在《唐炯的仕宦生涯 ——以军事活动为中心》文中提出唐炯是晚清时期任职于西南地区的一位官员,以知县入仕,官至云南巡抚,一直勤勉任事,颇有声望。唐炯出身镇压太平天国将领之家,受父亲影响,饱读诗书也熟知兵法,在军事上颇有造诣。在晚清变局中,外有列强觊觎,内有农民起义,都为唐炯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使其得以屡获战功,受到骆秉章、丁宝桢、刘蓉、左宗棠等多位地方大员的赏识。咸丰初年,西南地区的官员贪赃枉法,压迫百姓,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咸丰九年,李永和、蓝朝鼎揭竿而起,当时的唐炯还只是一位知县,便已参与到对义军的作战之中。在战争中,唐炯独自入义军营谈判,固守绵州数月,都显现出了胆识和魄力,在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作战经验。同治元年,从天京出走的石达开一路向西挥师入川,唐炯深谙太平军的用兵规律,参与了围堵石达开的行动,逐步受到骆秉章的赏识。咸同之际,贵州苗族群众高举义旗,汇合黄、白号义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咸同大起义。唐炯作为四川官员也奉命率部援黔平乱,克复了不少久攻不下之地。同时他收复失地之后的善后措施,也对贵州社会生产的恢复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光绪年间,唐炯经清流举荐升任云南巡抚,参与对法战争,然而陆路首战的失败却令他卷入舆论漩涡之中,受到诸多攻讦与质疑。山西之役的失败最终被利用成为发动甲申易枢的借口,引起了晚清官场的一次大震荡,对晚清政局的走向造成极大的影响。唐炯半生戎马,其仕宦生涯大半可谓皆在东征西讨,也因战功步步升迁,却屡次因军队之间派系斗争严重、官员内部倾轧遭到弹劾革职,亦可见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动荡以及官场政治斗争的激烈。
李锐[2]（2019）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知彼知已,百战不殆。从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并成立了新中国,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除了公开战场上的较量,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而在隐蔽战线的主要斗争内容中,最主要的就是情报战线。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对党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情报工作都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武器。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生活逐渐进入信息化时代,带有目的性的、经过加工的信息——情报,正在成为社会赖以生存的关键资源之一。大到国防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生态资源,小到个人的信息服务,情报在其中的作用都变得日渐重要。在此背景下,研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情报工作中的斗争经验及教训,对我国当前的情报和国家安全工作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能让情报在国家安全及社会、经济、科技等发展中有效发挥“耳目、尖兵、参谋”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下初步基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作方式与原则逐渐完善,情报工作渐臻成熟;及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最为成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借由分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情报工作中的工作机构、工作方式、杰出人物及对策谋略等方面的内容,通过研究总结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情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能为我国当前的情报和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一些新的启发和借鉴。
汤浩[3]（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指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陈涛[4]（2018）在《地方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以桐城文化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地方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一是有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是让思想政治教育有了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我国有着广阔的疆域,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各不相同,存在很大的差异化,这也就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沉淀,并影响着各个地区人们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桐城,这里滋养出桐城派,孕育出黄梅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被人们称之为“文都”。因为桐城派,桐城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对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挖掘、开发和利用,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结合地方文化传统的创新,构建出贴近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效果。我国文化深邃渊博,从不同方面和层面影响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我们的根和灵魂。本文以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文化为例,深入探讨它以儒为主、释道互补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恪守节义的文化理念、淡泊明志、进退自如的文化态度、平和淳质守礼尚俭的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内涵,深度挖掘桐城山水、文学、民风、教育等方面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由此,我们得出桐城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中所固有的课程、人本、文化等方面的价值。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虽然桐城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有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但在传播途径、应用策略、开发意识、人才队伍等方面还存在诸多薄弱,因此我们针对性的探讨了应用桐城文化的对策,从而促进桐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和变革,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更好地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更好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兰秋阳[5]（2018）在《金陵书局与晚清学术（1864-1911）》文中提出从同治三年四月庀局安庆,到宣统三年并入江南图书馆,金陵书局在晚清的主要活动时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作为晚清最负盛名的地方书局之一,金陵书局在创建者、编校人员、刊刻书籍等方面无一不展示出它的经典性,而它近半个世纪的兴衰历史也与晚清社会、政治与学术文化的演变息息相关。从刻书重心的转变来看,金陵书局的历史发展明显呈现出安庆曾氏书局、“金陵书局”、“江南书局”三个阶段。安庆曾氏书局时期,始自同治三年四月曾国藩与曾国荃设书局于安庆,九月迁局金陵铁作坊,次年八月撤局。安庆曾氏书局专为刊刻《船山遗书》而设,其性质仍是传统的幕府刻书组织,但较之传统幕府刻书又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金陵书局”时期,始自同治四年五月底李鸿章继任江督、组建“堂子巷”新局并开始使用“金陵书局”牌记。堂子巷新局替代铜作坊旧局,标志着金陵书局完成了从幕府刻书向地方书局的转变。“金陵书局”时期以编刻《四书十三经》《十四史》为重心,自李鸿章刻《四书十三经》、曾国藩迁局“飞霞阁”续刻《四史》、马新贻参与五局合刻《二十四史》至曾国藩谋刻《十三经注疏》,金陵书局维持了近十年的繁荣,发展成为晚清最有影响力的地方书局。地方书局的兴起是19世纪中后期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现象,它是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社会变迁、政治变局与学术衍变交织促成。光绪初年,“金陵书局”更名为“江南书局”,刻书重心转为“经史善本及海内稀有之书”。虽然经历了经费危机与人事变动,江南书局在光绪初年仍维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光绪六年以后,江南书局逐渐走向衰落,戊戌、庚子新政时期,江南书局先是改归江宁府管辖,不久并入江楚编译局,宣统三年并入江南图书馆。清末地方书局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清廷裁撤局所,地方书局的普遍裁撤是清末育才兴学、教育近代化过程的重要环节,显示了时代重心与学术潮流的变化。经历了咸丰朝的战乱与动荡,传统学术遭受重创,金陵书局在近半个世纪中刊印了大量书籍,对晚清学术的重建与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影响。金陵书局以刊刻理学书籍为主,汉学书籍为辅,可谓兼容汉宋;兼重地志与当代史、传统科技与军事着述,旁及南宋永嘉学派、桐城派、佛教、阳明学等非主流学派着述,呈现多元化的学术倾向。这是晚清地方书局刻书的整体特征,只是各书局的侧重有所不同。它们既是传统学术自身嬗变的表征,又进一步推动了晚清学术多元化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晚清官书局的刻书事业。学术史不只是书籍出版的静态历史,还是在特定空间中学人着述与学术交游的动态历史。金陵书局不仅是晚清江南地区的重要图书出版机构,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交流空间与文化传播中心。金陵书局汇集了同光年间一群有影响的学者,他们除了日常校书、诗文唱和之外,撰着与论学活动也十分活跃,对于汉宋学、今古文及诸子学亦多有学术争论与辩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戴望与韩弼元、强汝询之间的宋汉分歧,刘恭冕与戴望的《论语》研究以及戴望与孙诒让的诸子学研究。这些着述与论学活动,不仅展现学人之心性情怀、师友之切磋砥砺,更是学术思想史的延伸和补充,也构成了学术史的一幅幅生动画面。
崔凤[6]（2018）在《贵州方志中的墓志资料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贵州方志中载录有较为繁富的贵州墓志,这些墓志承载着贵州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信息。但目前学术界对贵州方志中墓志的关注度不够,相关整理与研究成果极少。故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整理,下编为研究。上编部分对贵州方志中的墓志资料进行进行全面地搜集整理,并且就所搜集的128篇中选取40篇重点篇目按照“唐——宋——元——明——清”的时间顺序来进行注释。其标准主要是为下编之研究服务,故兼顾墓志类型、朝代因素、文体特征、史料补充、人物资料（撰写者与墓主）补充、篇幅长短等等。下编部分对贵州方志墓志进行研究,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对贵州方志墓志内容的研究,由于墓志因主体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内容,故按照墓主将其分为男性墓志、女性墓志两节。第二章,是对贵州方志墓志中儒学思想的探究,其墓志中思想虽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儒、道、佛、玄学均有涉及,然塔铭数量较少,道家思想更是只言片语。本文所研究墓志主要来源于明清时期方志,其反映出时人生活时代的思想观念以儒家思想为主,以及贵州作为边陲之地,汉族礼制与少数民族礼俗两种形态的并存。第三章,贵州方志墓志文体特征。贵州方志墓志文体特征丰富多样,本章主要从墓志志铭、志传、风格特征三方面进行研究。第四章,贵州方志墓志的文献价值。这是贵州方志墓志研究的意义所在。本章主要从贵州方志墓志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两方面进行探讨。文学价值主要对叙事、刻画人物、墓志语言的研究。史学价值主要在于对史事之补正以及历史人物相关信息的补充。
邓锋[7]（2018）在《“东西画界”：通变与自觉 ——陈师曾画学思想及艺术实践再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作为陈师曾的个案再研究,首先力求避免对其早已有之的各种“主义”和“派性”理论话语的遮蔽,重新将其放置到清末民初生动而复杂的历史原境中,从具体史料的剖析出发,从其具有东西比较性质的艺术视野切入,分析其画学思想的生成与变化。随着“五四”前后以唯科学主义为基础的写实艺术对中国画产生的巨大冲击,陈师曾的画学思想从“进步论”的外在会通转向“价值论”的内在超越,回归到对于传统文人画重内在精神和写意形态的价值挖掘和自觉维护;而其艺术实践的多样探索和丰富形态,也体现出对于古今的承变与东西的融贯,在理性的分科推进中为中国画各科的现代转化拓展了崭新的面貌。正是由于自觉地应时转向,其画学思想及实践在生前身后均获得呼应与延续,并对二十世纪所谓“传统派”及“自传统出新”的发展理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本文认为,陈师曾既非学界习惯认知的“传统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融合改良派”,而是二十世纪以来最早具有开放艺术视野和“文化自觉”的先行者。
王鹏[8]（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研究说明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王俊桥[9]（2014）在《晚年郭嵩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一位洋务派思想家和第一位驻外公使,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从湘军建功而崭露头角,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而随后的三年出使经历,使他有机会走出国门,通过对西方社会的实地考察,更加坚定了他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思想更趋先进,见解日渐深邃,也使其以更加理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当时中国社会。出任公使成为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刻,也是中国开始走向世界,逐步抛弃传统观念,与西方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一次尝试。而他出任公使的三年经历了种种的打击和挫折,来自于外在的压力和内心的苦楚,使其不得已引身自退。本文研究把郭嵩焘的晚年界定于他自1879年出使归来后归隐湖南家乡,直至1891年病逝这段时期。郭嵩焘正式退出政治舞台后,并非像一般赋闲官员那样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身在江湖,而心仍停留在庙堂之上,时刻关心国家时局。他并没有因来自于社会、政治的压力而屈服,仍坚持己见,建言献策,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和博大的政治胸襟。内忧外患的时局在刺激着他,如其所言“乐岁民生凋敝甚,纷坛时局益芒然。”他的心犹如“古井波澜,有搅其中,辙激而动。”儒家士大夫的担当和忧患意识使得举办教育和畅谈洋务成为他晚年生活的重心所在。郭氏以在野的绅士先后主讲长沙城南书院、思贤讲舍,并恢复湘水校经堂,编纂湘阴县图志。这段时期他经历了中法战争、琉球之废以及铁路论争等大的事件,与官绅的交往也成为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活动和所经历的事件对他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都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通过对晚年郭嵩焘的研究,我们既可深入了解其晚年的思想与境况,在观照其一生中,把握其人生轨迹及思想发展脉络,从而给郭嵩焘以恰当的历史定位；亦可以其个案来管窥洋务派知识分子坎坷的心路历程,以折射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艰难；同时为研究湖南近代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首先介绍郭嵩焘生平的关键节点,使其本人原貌得以重现,再现其人生发展的历程,说明其早年的经历对其晚年的所思所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论述了洋务思想的内涵是主张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并深入分析了洋务思想形成的渊源,既有对湖湘哲学的吸收与发挥,也有对王夫之学术精神的发扬及道器观、历史观的继承。第二章交待了19世纪后半期晚清湖南社会的整体状况,展现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绅士的社会心态,官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郭嵩焘在长沙的洋务宣传活动与各阶层的交往,以印证郭氏的长期活动对湖南维新运动的酝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教育和洋务是他晚年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教育方面,郭嵩焘首先指出了晚清湖南书院教育官学化色彩越发浓厚,沦落为科举的附庸,深刻揭露了传统教育的弊端,郭氏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倡导实学。在实学精神的引导下,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郭嵩焘的教育实践加快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向近代教育方式的转化,为湖南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先导性作用,推动了湖南教育近代化进程。洋务方面,郭氏的外交思想、铁路思想、贤人政治思想以及治河思想都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洋务思想。郭氏的和平外交思想的超前性使其洋务思想迥异于其他人士；循序渐进的铁路思想体现了他在冷静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贤人政治思想体现了他始终处于保守与开新的矛盾统一体中；既尊重规律又重视实践的治河思想体现了他已具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这些思想都是他洋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其作为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和批判者的双重角色更加清晰,但总体来看,他的洋务思想始终限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结论在充分挖掘材料,基本理论分析基础上给予了郭嵩焘恰当的历史定位,指出他是一位洋务派思想家、清王朝的忠实拥护者、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儒家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和特立独行之人。郭嵩焘的思想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单薄到厚重的演进轨迹。他的思想趋于返本和开新之间,并体现了中西文化融合会通的基本特征。郭嵩焘终其一生都力图在中西、古今之间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在甲午战争之前的转型时代背景下以其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以走中西相融合的实现路径寻求强国之梦。在中西文化颉颃中完成文化现代化历史使命并不是郭嵩焘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任务,但他所引领的中西文化融合会通的道路为后世的人们所继承和发扬。
蒋正治[10]（2013）在《咸同时期湘军诗人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咸丰、同治时期是晚清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这是一个社会动荡,矛盾凸显,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时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西方列强步步紧逼,以炮火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肆侵略。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鸦片战争爆发,对国家、民族、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清政府昏庸腐朽,吏治腐败,军队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的时期。当此之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八旗绿营兵无力抵抗,湘军应运而生,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所向披靡,一时遂有“无湘不成军”、“惟楚有才”、“中兴将帅,十九湖湘”的人才蔚为大观的兴盛局面。湘军将领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刘蓉、曾国荃、李元度、李续宜、王鑫等人,以儒生领兵,以理学相标榜,相互之间通过求学、联姻等方式确定了较为稳固牢靠的关系,他们余事为诗,经常书信来往,相互酬唱,有着基本相同的如重视诗教,文以载道,宗宋倾向,强调诗情等文学思想。本文认为,这批湘军诗人有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较为一致的文学思想,时常通过宴饮应酬、吉庆吊丧、冶游玩乐等形式相互唱和,可以将他们视作一个诗人群体加以研究。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论述咸同时期湘军诗人群体所处的环境与背景；主要是从湖南的地理环境,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影响,以及咸同时期历史背景与动荡局势,还有当时整个社会的时代学术精神与诗学倾向等方面分析,揭示湘军诗人群体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第二章论述咸同时期湘军诗人群体之间的交游;主要从曾国藩与郭嵩焘、刘蓉、左宗棠等湘军诗人的交往,证明他们是成员较为固定,联系较为紧密,活动较为频繁的一个诗人群体组织。第三、四、五、六章分别对咸同时期湘军诗人群体领袖曾国藩、核心郭嵩焘、中坚刘蓉以及湘军诗人群体的重要人物罗泽南、彭玉麟等几人,从他们的家世与生平、文学思想进行仔细梳理,分析了他们各自诗歌的思想内容和主要艺术特色,并对他们的诗歌创作在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恰当的评价。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郭嵩焘、刘蓉、罗泽南、彭玉麟、左宗棠等人在政治、军事上结成同盟,同进退,共荣辱,而且在文学上也结成了一个有着基本相同的文学创作理念的诗人群体,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因为他们大都身居高位,一呼百应,因此对于晚清的诗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对宗宋诗风起了明显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王石湘军世纪交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王石湘军世纪交锋（论文提纲范文）
（1）唐炯的仕宦生涯 ——以军事活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唐炯文献整理与人物研究 |
| 1.2.2 唐炯参与镇压李蓝、石达开的研究 |
| 1.2.3 唐炯参与镇压贵州咸同大起义研究 |
| 1.2.4 唐炯与中法战争研究 |
| 1.3 主要内容与结构 |
| 1.4 史料、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2 唐炯早年经历 |
| 2.1 唐炯家世 |
| 2.2 千里递遗疏 |
| 2.3 初入仕途 |
| 3 太平天国时期的唐炯 |
| 3.1 咸同年间四川社会情况 |
| 3.2 镇压李蓝起义 |
| 3.2.1 李蓝起义之缘由 |
| 3.2.2 叙州激战与谈判贿和 |
| 3.2.3 统防务守绵州 |
| 3.2.4 兵勇互斗致被迫离任 |
| 3.3 围堵石达开 |
| 3.3.0 石达开入川前对督川人选的争论 |
| 3.3.1 唐炯与涪州之役 |
| 3.3.2 转道滇黔堵击石达开 |
| 4 唐炯与贵州咸同大起义 |
| 4.1 咸同起义的社会背景 |
| 4.2 平定黔北 |
| 4.2.1 合攻偏刀水 |
| 4.2.2 收复尚大平 |
| 4.3 进规苗疆 |
| 4.3.1 进规苗疆与撤兵风波 |
| 4.3.2 与湘黔两军的矛盾 |
| 4.4 对起义的反思与善后之策 |
| 5 唐炯与中法战争 |
| 5.1 中法战前的和战之争与清流举荐 |
| 5.1.1 战前的和战之争 |
| 5.1.2 清流举荐 |
| 5.2 山西之役 |
| 5.2.1 唐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 |
| 5.2.2 山西战败 |
| 5.3 失利罪魁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预期创新点 |
| 1.5.1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1.5.2 研究的预期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概述 |
| 2.1 中国共产党早期情报机构的建立 |
| 2.2 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斗争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 |
| 3.1 中央特科简介 |
| 3.1.1 中央特科情报工作的特点、原则及方法 |
| 3.1.2 中央特科重要人物介绍 |
| 3.1.3 中央特科情报工作取得的成绩及影响 |
| 3.2 国家政治保卫局 |
| 3.3 军委二局 |
| 3.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谋略 |
| 3.4.1 用长远眼光培养情报人才 |
| 3.4.2 建立不同情报机构分担风险 |
| 3.5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初见成效 |
|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 |
| 4.1 八路军办事处 |
| 4.2 中共中央社会部与中央情报部 |
| 4.3 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 |
| 4.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谋略 |
| 4.4.1 擅下“闲棋冷子” |
| 4.4.2 广交朋友搜集情报 |
| 4.5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愈加成熟 |
|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 |
| 5.1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机构 |
| 5.2 中国共产党情报界“后三杰” |
| 5.3 与国民党的“无线电战” |
| 5.4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谋略 |
| 5.4.1 激活“闲棋冷子” |
| 5.4.2 坚持统一战线,护送民主人士北上 |
| 5.4.3 对国民党军进行策反工作 |
| 5.5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最为成功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贡献与启示 |
| 6.1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贡献 |
| 6.1.1 培养了许多隐蔽战线上的忠诚革命战士 |
| 6.1.2 维护统一战线,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 |
| 6.1.3 为武装斗争的成功提供了保障 |
| 6.1.4 保护中国共产党安全,为新中国诞生提供了助力 |
| 6.2 对当代国家安全工作的启示 |
| 6.2.1 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
| 6.2.2 必须坚持以政治基础为主 |
| 6.2.3 必须完善相关法律,以立法形式维护国家安全 |
| 6.2.4 必须加强情报人员思想政治教育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3）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地方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以桐城文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概述 |
| 1.2 选题的背景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1.5 采取的研究方法 |
| 第2章 地方文化的内涵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
| 2.1 地方文化的内涵 |
| 2.2 地方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
| 2.2.1 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地方文化研究、传承与创新 |
| 2.2.2 地方文化有效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
| 2.3 地方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中的意义 |
| 2.3.1 积极利用地方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需要 |
| 2.3.2 积极开发与充分利用地方文化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个体发展的需要 |
| 2.3.3 地方文化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是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地方特色的需要 |
| 2.3.4 地方文化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承地方文化的需要 |
| 第3章 桐城文化内涵及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
| 3.1 桐城文化的内涵 |
| 3.1.1 以儒为主、释道互补的文化精神 |
| 3.1.2 崇文重教、恪守节义的文化理念 |
| 3.1.3 淡泊明志、进退自如的文化态度 |
| 3.1.4 平和淳质守礼尚俭的文化氛围 |
| 3.2 桐城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
| 3.2.1 钟灵毓秀的桐城山水 |
| 3.2.2 文以载道的桐城文学 |
| 3.2.3 守礼尚俭的桐城民风 |
| 3.2.4 崇文重教的桐城教育 |
| 3.2.5 革命爱国的桐城精神 |
| 第4章 桐城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价值和现状 |
| 4.1 桐城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
| 4.1.1 课程价值 |
| 4.1.2 人本价值 |
| 4.1.3 文化价值 |
| 4.2 桐城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
| 4.2.1 应用现状的调研 |
| 4.2.2 存在的问题 |
| 第5章 桐城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对策 |
| 5.1 创新推进桐城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方法 |
| 5.1.1 创新宣传手段,发掘桐城文化教育意义 |
| 5.1.2 创新教育方法,广泛开展实践教学 |
| 5.2 拓宽开发桐城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途径 |
| 5.2.1 明确指导思想,合理统筹规划 |
| 5.2.2 加强协作,构筑桐城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资源开发利用体系 |
| 5.2.3 搜集整理桐城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建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中心,实现资源共享 |
| 5.3 打造良好的桐城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环境 |
| 5.3.1 经济环境 |
| 5.3.2 政治环境 |
| 5.3.3 文化环境 |
| 5.4 加强桐城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队伍建设 |
| 5.4.1 加强师资队伍培训与培养 |
| 5.4.2 创造良好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 |
| 5.4.3 规范管理,完善激励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金陵书局与晚清学术（1864-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 |
| 四、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安庆曾氏书局时期 |
| 第一节 谋划刻书 |
| 一、欧阳兆熊欲重刻 |
| 二、赵烈文代为请求 |
| 三、曾国藩拒绝倡首 |
| 四、曾国荃慨允出资 |
| 第二节 设局安庆 |
| 一、筹备工作 |
| 二、设局时间考辩 |
| 第三节 移局金陵 |
| 一、曾国藩欲刻经史典籍 |
| 二、“铜作坊”书局之撤 |
| 三、《船山遗书》的后续工作 |
| 第四节 安庆曾氏书局的性质 |
| 一、晚清幕府刻书的特征 |
| 二、晚清第一个地方书局 |
| 第二章 “金陵书局”时期 |
| 第一节 李鸿章刻《四书十三经》 |
| 一、“堂子巷”新局 |
| 二、从幕府刻书向地方书局的转变 |
| 第二节 曾国藩续刻《四史》 |
| 一、移局冶城山“飞霞阁” |
| 二、经费来源 |
| 三、书局人员与管理 |
| 四、续刻《四史》 |
| 五、重定刊书章程 |
| 第三节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 |
| 一、曾、马信函商议 |
| 二、洪汝奎继任书局提调 |
| 三、筹集经费 |
| 四、五局合刻《二十四史》 |
| 第四节 仿殿本《十三经注疏》 |
| 一、何绍基提议重刻 |
| 二、曾、莫金陵商谈 |
| 三、何绍基赴扬州 |
| 四、先刻《毛诗注疏》 |
| 五、广东书局覆刻 |
| 第五节 晚清地方书局兴起缘由探析 |
| 一、重建文化秩序的举措 |
| 二、讲求经世实学的需要 |
| 三、晚清学术衍变的推动 |
| 四、督抚权力扩张的产物 |
| 第三章 “江南书局”时期 |
| 第一节 光绪初年的调整与变动 |
| 一、刊刻经史善本及海内稀有之书 |
| 二、经费危机 |
| 三、人事变动 |
| 第二节 晚清裁撤局所与地方书局之衰落 |
| 一、晚清裁撤局所大概 |
| 二、“江上雠书日闭关” |
| 第三节 戊戌、庚子新政与书局之撤 |
| 一、裁并各局 |
| 二、学堂与译书局 |
| 三、以局隶馆 |
| 第四章 金陵局本与晚清学术 |
| 第一节 金陵书局刻书书目考证 |
| 一、局本调研 |
| 二、局本补遗 |
| 三、金陵书局刊刻书籍详目表 |
| 第二节 刊刻书籍流程 |
| 一、选材 |
| 二、校勘 |
| 三、刻印 |
| 四、发行 |
| 第三节 金陵局本与晚清学术 |
| 一、理学书籍 |
| 二、汉学书籍 |
| 三、地志与当代史着述 |
| 四、传统科技与军事着述 |
| 五、非主流学派着述 |
| 第五章 书局人员着述与交游 |
| 第一节 书局人员考辩 |
| 一、现有研究辨正 |
| 二、书局人员补遗 |
| 三、金陵书局人员汇总表 |
| 第二节 书局人员学术风貌 |
| 一、机构规模 |
| 二、学术成就 |
| 三、学人交游 |
| 四、最终命运 |
| 第三节 学人着述与学术交游 |
| 一、宋学与汉学 |
| 二、刘恭冕《论语正义》与戴望《论语注》 |
| 三、今、古文经学与戴望、孙诒让的诸子学路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6）贵州方志中的墓志资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Summary |
| 凡例 |
| 绪论 |
| 上编 贵州方志中的墓志资料整理 |
| 下编 贵州方志中的墓志资料研究 |
| 第一章 贵州方志墓志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贵州方志中的女性墓志研究 |
| 第二节 贵州方志中的男性墓志研究 |
| 第二章 贵州方志墓志儒学思想 |
| 第一节 贵州方志墓志中的儒学内涵 |
| 第二节 贵州方志墓志中贵州礼制发展 |
| 第三章 贵州方志墓志文体特征 |
| 第一节 贵州方志志传文体特征 |
| 第二节 贵州方志志铭文体特征 |
| 第三节 贵州方志墓志风格特征中的“实”与“虚” |
| 第四节 贵州方志墓志风格特征中的神话色彩 |
| 第四章 贵州方志墓志的文献价值 |
| 第一节 贵州方志墓志的文学价值 |
| 第二节 贵州方志墓志的史学价值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7）“东西画界”：通变与自觉 ——陈师曾画学思想及艺术实践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缘起 |
| 2、陈师曾研究综述 |
| 3、问题与反思 |
| 4、本论文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说明 |
| 第一章: 思想底色与艺术视野(1876-1912) |
| 第一节: 世家门风与湖湘熏染 |
| 第二节: 从“新学”走向留学——在“博物”与“文艺”之间 |
| 第三节: “画界”视野的形成——兼论与家族成员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小结 |
| 第二章: 画学思想的“会通”与“适变”(1913-1923) |
| 第一节: 全面铺展的画学思考——“图画”功能与画史“变迁” |
| 第二节: 转向中的自觉——从“进步论”到“价值论”的内在超越 |
| 第三节: 合力与异同——陈师曾与姚华、金城之比较 |
| 第四节: 互动与呼应——陈师曾与日本研究“文人画”新动向及大村西崖之间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艺术实践的分科推进与承变出新 |
| 第一节: 人物画——亦古亦今与风俗、俶诡 |
| 一、从漫画、速写到“时装人物” |
| 二、“历史风俗画”与现实人文关怀 |
| 三、“以汉画写人”与“纳妍妙于高古” |
| 第二节: 花卉画——君子、博物与笔墨意态 |
| 一、君子之风:“四君子”题材绘画简析 |
| 二、“写真”与写意:在“博物”与金石之间的笔墨意态 |
| 第三节: 山水画—博采、个性与写生、写意 |
| 一、笔墨取径:从“四王”的辩证到“五石堂”的博采及个性追求 |
| 二、“庭院写生”与“诗意山水小品” |
| 第四节: 陈师曾中国画创作基本特点 |
| 一、传统出新与“诗书画印”四绝的相辅相成 |
| 二、中西融会与《国画要诀》中的“画法概论”辨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何以“不朽”——陈师曾画学思想及其实践的影响与延续 |
| 第一节: “和而不同”:陈师曾与鲁迅艺事往来中的趣味与主张 |
| 第二节: “简笔而注重意义”:陈师曾与“子恺漫画”中的“画”与“文” |
| 第三节: “进退之间”——陈师曾与齐白石“衰年变法”关系再探 |
| 第四节:回响不绝——陈师曾与黄宾虹、潘天寿等“传统派”的呼应与延续 |
| 小结 |
| 结语:如何重新解读陈师曾及其当下启示 |
| 附录一: 陈师曾画学理论译、着及相关文献遗存列表 |
| 附录二: 陈师曾年表修订 |
| 图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晚年郭嵩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写作着力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建功与开拓：郭嵩焘其人及其洋务思想 |
| 第一节 生平关键节点的追溯 |
| 一、承父师友辈之遗风 |
| 二、从湘军建功而崭露头角 |
| 三、署广东巡抚而黯然神伤 |
| 四、首任公使扬名中外 |
| 第二节 洋务思想的核心及影响 |
| 一、思想的核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
| 二、思想的影响：推动和引领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
| 第三节 洋务思想形成的渊源 |
| 一、湖湘哲学的吸收与发挥 |
| 二、王夫之学术精神的发扬及道器观、历史观的继承 |
| 第二章 强化与开通：郭嵩焘与近代湖南绅士 |
| 第一节 归隐家乡 |
| 一、儒家归隐思想的特征 |
| 二、保守心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
| 三、与刘锡鸿的矛盾及其独特个性 |
| 四、身体不适与家庭遭遇 |
| 第二节 近代湖南绅士的总体特征：顽固与保守 |
| 一、向洋务派绅士的转化 |
| 二、总体特征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与近代湖南官绅交往的个案研究 |
| 一、貌合神离王文韶 |
| 二、洋务知己陈宝箴 |
| 第三章 坚守与突破：郭嵩焘与晚清湖南书院教育 |
| 第一节 以经世实学变革传统的举业教育模式 |
| 一、晚清书院教育思想的异化 |
| 二、批判传统教育的弊端 |
| 三、倡导实学精神 |
| 第二节 融合中西教育思想的实践活动 |
| 一、创新意识的体现：编纂《湘阴县图志》 |
| 二、推崇船山思想的具体行动：掌教城南书院 |
| 三、推行“征实致用之学”与引进新式学科的一次尝试：恢复湘水校经堂 |
| 四、开通风气、培育人才和宣传洋务的努力：举办思贤讲舍和禁烟公社 |
| 五、以改变人心风俗为目的的举措：形成会讲制度 |
| 第三节 承旧与趋新的教育思想 |
| 一、思考重心：文明的进步与民族的振兴 |
| 二、理论构成：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中西融合 |
| 三、历史定位：加快了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化 |
| 第四章 批判与务实：洋务思想的深入发展 |
| 第一节 维护国家主权的和平外交 |
| 一、郭嵩焘与琉球之废：抛弃宗藩体制,向近代外交转型 |
| 二、郭嵩焘与中法战争：反对用兵,遵循“以理格之”的外交原则 |
| 三、和平外交思想的形成 |
| 第二节 铁路论争及铁路思想的演变 |
| 一、清廷内部关于铁路问题的论争 |
| 二、循序渐进的铁路思想的形成 |
| 第三节 贤人政治思想：变通政治而非改革政治体制 |
| 一、“一县得一好官,即一县治；一省得一好官,即一省治” |
| 二、有治人无治法 |
| 三、保守与开新的矛盾之中 |
| 第四节 治河思想：遵循规律,重视实践 |
| 一、治河方略：先疏浚后堵筑、通力合办 |
| 二、治河技术：人力与机器兼施 |
| 三、治河保障：工代赈为主,募捐代赈为辅,军民通力合作 |
| 四、思想评价：体现了郭嵩焘的朴素唯物主义观 |
| 第五章 晚年心境及其历史定位 |
| 第一节 晚年心境 |
| 一、对末流之世的忧虑：内心的真实写照 |
| 二、天人感应思想：对现实的彷徨与无奈 |
| 第二节 知识·思想·信仰—“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 |
| 一、三代之治：一个基本价值取向 |
| 二、回向三代：对传统文化的信仰与儒家最高理想的追求 |
| 第三节 “横看成岭侧成峰” |
| 一、洋务派思想家 |
| 二、清王朝的忠实拥护者 |
| 三、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 |
| 四、儒家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 |
| 五、特立独行之人 |
| 结束语 在返本与开新之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咸同时期湘军诗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的意义与思路 |
| 第一章 咸同时期湘军诗人群体所处的环境与背景 |
| 第一节 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独特性格 |
| 第二节 悠久的历史人文传统 |
| 第三节 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动荡的社会局势 |
| 小结 |
| 第二章 咸同时期湘军诗人群体关系与交往考 |
| 第一节 通过同窗关系所形成的交往 |
| 第二节 通过师生关系所形成的交往 |
| 第三节 通过友朋介绍所形成的交往 |
| 第四节 湘军诗人群体成员之间的姻亲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咸同时期湘军诗人群体领袖曾国藩 |
| 第一节 曾国藩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二节 曾国藩诗歌的思想内容 |
| 第三节 曾国藩文学思想及诗歌的艺术特色 |
| 小结 |
| 第四章 咸同时期湘军诗人群体核心郭嵩焘 |
| 第一节 郭嵩焘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二节 郭嵩焘的诗学思想 |
| 第三节 郭嵩焘诗歌的思想内容 |
| 第四节 郭嵩焘诗歌的艺术特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咸同时期湘军诗人群体中坚刘蓉 |
| 第一节 刘蓉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二节 刘蓉的文学思想 |
| 第三节 刘蓉诗歌的思想内容 |
| 第四节 刘蓉诗歌的风格特色 |
| 小结 |
| 第六章 咸同时期湘军诗人群体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 |
| 第一节 罗泽南的诗歌创作 |
| 第二节 彭玉麟的诗歌创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咸同时期湘军诗人活动年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王石湘军世纪交锋（论文参考文献）
- [1]唐炯的仕宦生涯 ——以军事活动为中心[D]. 税迪.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研究[D]. 李锐. 天津商业大学, 2019(09)
- [3]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4]地方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以桐城文化为例[D]. 陈涛.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18(02)
- [5]金陵书局与晚清学术（1864-1911）[D]. 兰秋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03)
- [6]贵州方志中的墓志资料整理与研究[D]. 崔凤. 贵州大学, 2018(01)
- [7]“东西画界”：通变与自觉 ——陈师曾画学思想及艺术实践再研究[D]. 邓锋. 中央美术学院, 2018(08)
- [8]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9]晚年郭嵩焘研究[D]. 王俊桥. 南开大学, 2014(04)
- [10]咸同时期湘军诗人群体研究[D]. 蒋正治. 西北大学, 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