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通信中的不合理现象受到谴责。

一、移动通信中的不合理现象遭谴责 9月（论文文献综述）

吕冬青^[1]（2018）在《人的媒介化存在—梅罗维茨媒介思想史研究》文中提出约书亚·梅罗维茨是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面对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两种主导媒介—电视媒介、网络媒介,他从人际互动层面入手,研究了二者的社会文化影响。1985年他凭电视研究专着《消失的地域》中的媒介情境论声名鹊起;进入网络媒介时代,又相继发表“概化它域”、“球域”、“界线论”、“媒介三喻”等方面的论说,发展并突破了媒介情境论。媒介情境论区别了印刷媒介与电视媒介的情境偏向,认为情境融合偏向的电视媒介导致人们自我中融合性的角色结构;后媒介情境论的思想转向自我在地方语境、媒介语境中语境定义、生成角色规范的社会心理学过程。虽然他在媒介情境论之后的思想并未完成网络媒介需要的范式转型,却启发了社交媒体研究者的“语境消解”研究。站在当前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节点上,回首梅的媒介思想发展史,我们不仅可以理清他在不同研究层次如何理解人的媒介化存在,解读并批判其思想缺陷,还能在此基础上延伸其思想,阐释网络时代人的媒介化存在问题。时至今日,梅作为一名媒介环境学派学者的学术生涯为43年。本文通过对此阶段中梅文献的阅读,并结合前人研究及梅本人意向,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12部核心文献（1本专着、11篇文章）,将其媒介思想概括为四主题——“媒介情境论”、“媒介语境论”、“界线论”、“媒介三喻论”。依据梅的学术渊源以及他对渊源中相关理论的引用,发现其思想可以分为情境、自我、主体三个层次,“媒介情境论”是情境层次,“媒介语境论”与“界线论”是自我层次,“媒介三喻论”是主体层次。用文献研究法、思辨法分别对三层次的四主题进行解读,最终发现梅对人媒介化存在理解的演变轨迹,也发现了其理解未能上升到身体主体层次的缺陷;借鉴微观权力观弥补此缺陷,重新解读梅思想中的“媒介化社会身体”,对其思想进行了建设性批判,在身体主体层次以身份概念为基础重新诠释他的现实社会身体,最后结合网络媒介特性阐释了身体在网络时代的双重此在结构。研究发现:第一,角色观的演变贯穿梅的情境、自我、主体三层次的媒介思想,并决定他将人的媒介化存在理解为现实社会身体。梅的三大学术渊源都将人预设为身体主体,主体层次已预设于梅思想中。拟剧论的角色观是梅情境层次思想的理论支撑,呈现了悬置身体主体的自我。符号互动论的角色观是梅自我层次思想的理论支撑,呈现了以身体为动力的自我。但是,梅在情境层次、自我层次始终悬置身体主体,未能发现角色个体性、角色群体性与身体主体之间的力量关系,将人理解为具有先在角色结构的现实社会身体。在主体层次,他看到了身体、现实社会身体与“媒介化社会身体”之间的隐喻关系,却并未将个体的角色结构、角色群体性与角色个体性从身体主体层次进行自上而下的解读,因此人依然是无身体的现实社会身体。身体主体在梅思想中的呼之不出集中体现在其角色观演变上。第二,梅在人媒介化存在问题上缺陷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微观权力意识,无视“媒介化社会身体”对身体的规训力、现实社会身体的被规训性。麦克卢汉的身体媒介观中,媒介信息作用于身体,但是在梅的社会性媒介观中,媒介信息作用的对象是现实社会身体,丢失了媒介规训身体的基本立场。他在“媒介三喻论”中认为,现实社会身体被媒介延伸为“媒介化社会身体”,“媒介化社会身体”具有符合媒介语法特性的感知方式与语境定义视角,是驯服的,且与现实社会身体统一于个体的身体行为中。因此他无法在主体层次贯通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无法阐释身体在“媒介化社会身体”规训下产生角色群体性、角色个体性的过程,以及角色结构的产生。第三,“媒介化社会身体”是由媒介信息特性决定的、理想的、驯服的社会身体,它是媒介规训身体的权力之手,导致身体与现实社会身体之间的不同伦理关系。福柯的知识—权力观具有媒介维度,知识型随媒介的转型而变化,知识型不仅规训人的认知方式,还导致身体与现实社会身体间的不同伦理关系。吉登斯的资源—权力观则将身体间互动置于具体社会结构中考察,发现了角色群体性与角色个体性在媒介信息的微观权力影响下的关系变迁,将角色群体性与角色个体性之间的差异归结为语境定义的视角差异。在归纳两类权力观的基础上,“媒介化社会身体”的规训性得到了论述。它是现象身体的媒介化,不仅主导身体感知,导致不同的认知方式;还导致身体与现实社会身体、个体的角色群体性与角色个体性之间的不同伦理关系类型。对“媒介化社会身体”的新解读是将梅对人媒介化存在的理解、角色观提升到主体层次的突破口。第四,网络时代的现实社会身体是身体寻求身份认同的场域,主体在现实主体与虚拟主体、身体身份与账号身份之间循环往返。网络“媒介化社会身体”导致身体与现实社会身体的新型伦理关系,个体的自我认同凸显了身体源头性,源自个体身体的身份认同冲击并消解了源自群体的角色认同。从身体主体层次对网络时代的现实社会身体进行研究,要求我们用身份概念替代角色概念。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地方感可以标示身体驱力与身体身份群体性、身体身份个体性之间的力量关系,将梅的角色观提升为身体主体层次的身份观。可以将身体的现实地方感分为显性的现实地方感、隐性的现实地方感与缺失的现实地方感。显性的现实地方感对应身体身份群体性,隐性的、缺失的现实地方感对应身体身份个体性。现实主体的被规训状态导致身体将现实地方感中被压抑的身体驱力投射于赛博空间,形成虚拟地方感与虚拟地方,导致虚拟主体在赛博空间的栖居。网络“媒介化社会身体”的话语基础又决定了虚拟主体的反身性,虚拟主体以现实自我的人格结构为出发点与归宿,可以重新返回个体的身体身份,重构现实社会身体。总之,梅对身体主体多次召唤的失败恰恰体现了网络媒介研究必须基于身体间互动的范型,只有看到媒介的微观权力导致的身体与现实社会身体之间的新型伦理关系,才能从主体层次理解网络时代的现实社会身体,把握人的网络化存在结构,将赛博空间变成完善人类存在的场所,将虚拟主体之间的虚拟实践变成提高人类生存状态的方式。

张宝元^[2]（2017）在《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 ——七世纪至十三世纪》文中认为蒙古族文化博大精深、绵长久远,走过了千余年的发展历程,至今仍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作为一社会种文化现象,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囊括其实践活动在内的蒙古族传统社会特有的意识观念、伦理价值、思维方式以及审美取向的综合体,充分反映着蒙古族的道德、习俗、心理和生息规律,是维系蒙古族传统社会秩序,促进其民族传承的主要力量。与我们今天专门化、专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同,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文化的教化,熏陶和陶冶的过程,具有传承民族生命力,形成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属于“大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范畴。在七世纪至十三世纪蒙古族形成发展之初至其发展之巅峰这一特定的历史过程中,蒙古族人创造了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现象不管是从民间角度还是从统治阶级角度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未间断过,因而,在探讨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时,我们也不应该对其进行人为阻断。如我们所知,十三世纪元朝建立以来“汉文化”不断融合蒙古族文化,这种“濡化”的结果使得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被忽视,因此,本文将选题的目标锁定在蒙古族起源至元朝发展之巅峰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将其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即一方面这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贯穿与整个蒙古族传统社会,并传承至今;另一方面,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无论对蒙古族牧民个体素质的提高,或是中华民族社会和谐的构建,其作用都不可替代,它犹如“精神的空气”为蒙古族传统社会的发展构建了灵魂之所,引领拥有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走向辉煌。对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研究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文化的有机结合,这种理性思考从教育效果来看越来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重要部分。一是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传承其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二是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促进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共分五个部分,逐一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文化的缘起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从文化与教化的关系入手,提出了一种文化形态的传承本身就是文化教化的过程,教化是文化的本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不仅仅只包含着“文治教化”、“生活教化”、“人文教化”等教化内容,而是扩展为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教化过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由其特殊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生产发展和意识形态等综合作用而形成,代代相传且在当代对我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巨大作用的文化形态,它既体现在器物文化中,也体现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其次,探讨了七世纪至十三世纪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发展沿革,以蒙古族早期社会、成吉思汗帝国和元朝初期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为切入点,阐释了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最后,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在蒙古族传统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即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等特点,其在蒙古族传统社会中具有强化游牧民族凝聚力、培养马背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对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教育内容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二者的相互关系。蒙古族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教育内容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积淀的直接体现,属于深层文化的范畴。蒙古族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就是源于其核心价值理念。它伴随着蒙古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并长期影响着蒙古族社会的发展。蒙古族传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基本教育内容是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反映,其本质就在于它与蒙古族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融为一体,是传统社会蒙古族牧民生命体验的展现。当然,不可置否的是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基本教育内容都是统治阶级所倡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但我们也应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即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基本教育内容由于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反映,因而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这是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所造成,但其基本教育内容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传播了蒙古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丰富了人性的本质,促进了蒙古族传统社会的稳定。第三部分对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传授方式和实现方法进行了探讨。可以这样说,任何文化形式都是通过代代相传而沿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维系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没有消亡,流传至今,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有给一个有效的传承机制。因而,这一部分首先对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传承“场”进行了探讨,其主要包括草原（社会）、学校和家庭,认为“场”的实质就是为了其传播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以文化人”或曰“化民成俗”所建立的空间环境。其次,提出了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三种传授方式,即“萨满经典”与师徒制传授,单向度传授和多向度传授,可以说这三种传授方式都是根植于草原（社会）生产环境和牧民现实生活中的产物。再次深入分析了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实现方法,笔者认为其不仅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且还有其多样性的特征,可以这样说,它就是关于蒙古族传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理论的生活化诠释和应用,也是统治阶级用来解释其社会思想运行的规律,并希望运用这些规律来对各体进行教化从而实现社会有序的工具。第四部分笔者分别从蒙古族传统社会的礼仪文化、舞蹈文化、节日文化和文化的“生活”符号入手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进行了探索。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蕴含着蒙古族牧民对草原（社会）的独特认知,其载体就是传导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基本途径,是牧民在实践的过程中把前人和自身的所创造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形态传递下去的承载机制,其最终目的是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成为一个“文化流”。它是以一种传统手段传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信息的途径,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与蒙古族传统社会的现实生活相联结,立足于现实生活,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结合了生活的种种特点,并最终渗透到具体的生活实践之中来,可以这样说,蒙古族传统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大载体。第五部分在对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基础之上,深入挖掘了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不是在“真空”的范围内传播,而是以一定的文化环境为基础。为了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时效性,我们就必须借鉴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不仅丰富了其内容,而且蕴含当代社会可以借鉴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从宏观领域、中观领域再到微观领域,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都包含着多层内容、多种方法、多类载体,并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传授方法。它是蒙古族传统社会文化的积淀和存储,以其生产化、符号化、生活化的方式记录了蒙古牧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化礼仪、道德习俗、伦理观念等,为我们认知历史提供了生动的画卷,当然其功能不仅于此,它还是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生态观、伦理观、道德观的“活教材”。总之,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就是一种“精神教化”,它一方面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还原成为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它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对象提升为富有文化内涵的人。笔者将研究的对象锁定为七世纪至十三世纪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来研究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不仅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而且它所涵盖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和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传播方式和实现方法的多样性以及载体的道德感化性,决定了它是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重要的借鉴资源。

陆芳^[3]（2006）在《跨国公司与欧盟经济一体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结束以来,一体化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现象。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扩张也是二战后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纵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正是这两种层次一体化的统一。从宏观层次上来看,某一地区内的各国政府是一体化的主导力量,政府通过相互之间的政策协调,甚至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人为地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各种阻碍贸易、资本、人员流动等活动的因素,以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经济联系,推动该地区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状态;从微观层次上来看,跨国公司通过自身在某一国际区域内的跨越国界的投资、生产、贸易等各种行为,大大加深该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从而促使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由此可见,跨国公司也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但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对跨国公司影响经济一体化现象的研究还比较分散,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并以欧盟为研究背景,通过对跨国公司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上的行为分析,阐明其市场行为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作用。本文把跨国公司对欧盟经济一体化影响的研究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研究在政治层面上,跨国公司或跨国公司集团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组织如何对欧盟决策机构展开游说而对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直接产生影响;另一个是研究在经济层面上,跨国公司通过自身的直接投资、内部贸易、跨国并购等一系列经济行为如何强化欧盟各国的经济联系,消除各国之间的经济障碍。在当代西方社会,利益集团是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政治力量。本文首先概况了欧盟跨国公司利益集团所拥有的独特性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欧盟特殊的多层决策机制和欧盟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影响欧盟决策的博弈模型。最后通过对欧盟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的具体案例,充分说明了欧洲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对欧盟一体化的直接参与和推动。二战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本文通过对美国战后对欧盟直接投资以及欧盟各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等特点进行分析,指出两者均是欧洲各国的国际分工由垂直分工发展到水平分工的重要因素。此外,本文用福特公司在欧洲的生产组织案例,证明跨国公司将价值链安排在欧盟内各国直接推动了欧盟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最后,欧盟跨国公司在欧盟区域内的相互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还促使欧盟各国税收政策的协调和投资政策的调整。二战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产业内贸易也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展开。本文在深入分析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这两种贸易形式的本质和特性等后,指出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理论和统计联系。由于欧盟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本文用欧盟产业内贸易的数据来分析其对欧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欧盟产业内贸易的数据和欧盟贸易一体化指标数据显示,战后欧盟地区产业内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区域内部贸易份额和贸易密度指数也不断上升。此外,欧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还推动了欧盟层面贸易政策向战略性贸易政策转变。20世纪80年代后,欧盟内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而且大部分是采取跨国并购的方式进行的。本文首先分析了80年代以来欧盟跨国并购的现状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接着分析了跨国并购对欧盟竞争政策带来的变化和挑战。此外,通过对欧盟银行业的跨国并购进行分析,发现跨国并购提高了市场集中度。通过对沃达丰与曼内斯曼合并案例的分析,证明欧盟跨国并购促进规模经济的实现。成功的跨国并购还带来了企业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促进了欧盟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跨国公司的技术标准战略是其技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对技术标准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技术标准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这一性质的确定,说明技术标准对欧盟和跨国公司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欧洲移动通信GSM标准确立过程的案例分析,表明欧盟跨国公司技术战略联盟在标准建立上的重要作用。由于技术标准具有公共属性,使其成为欧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欧盟跨国公司通过建立技术标准联盟,为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做出了贡献。综上所述,跨国公司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影响欧盟一体化的进程,通过经济层面,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公司内部贸易、跨国并购、技术标准战略的实施等多种行为,对欧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影响,客观上推动了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开展。

王文华^[4]（2002）在《加拿大与中国经济诈欺犯罪比较》文中研究表明经济诈欺犯罪是指违反经济法规,以牟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或其他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其他经济利益,严重侵犯社会经济秩序,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经济诈欺犯罪具有较高程度的相通性,我国当前虽然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由于起步晚,时间短,在抗制经济诈欺犯罪方面,无经济、法律经验可循,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和吸取其教训就非常有必要。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不断地了解世界,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从而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入世”对改善我国经济外部环境,直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平等地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完善国内相关的法律制度,更好地利用外资,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入世”这一重大事件对我们而言可谓“机遇与挑战同在,压力与希望共存”,尤其是在“入世”的初期,许多关系尚未理顺,各项法律、法规的废、改、立不可能一步到位,导致一定程度上存在法律“空白”或“冲突”的状态,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实施经济诈欺犯罪。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开拓,各种专业市场不断得到发展,各种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将不断出现,其规范机制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建立或健全起来,在金融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高科技市场等不断兴起的新兴市场中,由于内部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极易成为各种犯罪分子投机的场所。而且政府经济管制逐步放松,境内外人、财、物流动增加,经济诈欺行为将会有增无减,其中集团化、高智能化和国际化的经济诈欺犯罪可能进一步增长。市场竞争的加剧,必然引发竞争诈欺犯罪、破产诈欺犯罪,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与“TRIPS”协议的磨合阶段将导致知识产权领域诈欺犯罪成为“入世”以后我国经济诈欺犯罪的新热点。在所有这些经济诈欺犯罪中,公司是一主要角色。长期以来,我国在观念上、经验上都是重社会治安犯罪,近来随着经济犯罪的不断攀生,以及经济工作的中心意义的进一步突出,打击经济诈欺犯罪的意义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它不仅对经济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治安、人心的稳定以及国家的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和交流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我国的经济刑法也逐步由闭门自我设计立法向注重开放借鉴立法转变,当然,它首先要以本国的社会关系状况为其依据。令人欣慰的是,学者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近年来我国研究经济犯罪的学术着作层出不穷,然而对加拿大的经济诈欺犯罪,未尝有专门的研究。经济诈欺犯罪有其特别之处,它充盈着刑法传统理论与现代经济、法律思想的交锋,处处凸显着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与刑法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刑法理论以自然犯为研究基准,而对经济诈欺犯罪的刑法抗制,是公法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在施加国家强制力的同时,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这就需要有民商法有关诈欺的立法与司法的实践过渡,才能发挥其后盾作用。经济活动需要自由的空间,刑法的强行特点与之格格不入;但公平、诚实信用又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正源于此,刑法又不得不介入,虽然是最后的不得已的介入。我国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学界开始注意对外国刑法的研究,但所依据的资料以来源于间接渠道居多,而且很不系统。不仅如此,我国刑事法学的比较研究大多限于欧陆几

二、移动通信中的不合理现象遭谴责 9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移动通信中的不合理现象遭谴责 9月（论文提纲范文）

（1）人的媒介化存在—梅罗维茨媒介思想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 ——七世纪至十三世纪（论文提纲范文）

（3）跨国公司与欧盟经济一体化（论文提纲范文）

（4）加拿大与中国经济诈欺犯罪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四、移动通信中的不合理现象遭谴责 9月（论文参考文献）

• [1]人的媒介化存在—梅罗维茨媒介思想史研究[D]. 吕冬青. 山东大学, 2018(02)
• [2]蒙古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 ——七世纪至十三世纪[D]. 张宝元.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7(02)
• [3]跨国公司与欧盟经济一体化[D]. 陆芳. 华中科技大学, 2006(04)
• [4]加拿大与中国经济诈欺犯罪比较[D]. 王文华. 北京大学, 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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