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天津分院2000级招生简章（本科班）

一、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天津分院2000年招生简章(本科班)（论文文献综述）

张磊^[1]（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指出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王瑞超^[2]（2020）在《民国时期上海女律师研究》文中认为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三从四德”的礼教道德要求将女性置于屈从的地位,传统社会妇女的主要职责也始终是辅佐夫婿、教育子女等家庭义务。在这一道德标准的衡量与牵引下,女性几乎完全被禁锢于家庭这一私人生活领域之内。长久的家庭生活将传统女性与社会职业领域隔断,使得她们成为男性眼中肢体纤弱、思想狭隘、意志柔弱、优柔寡断的弱势群体。在现代人的认知中,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活动的参与者仿佛只有男性,女性几乎完全被排除出法律相关活动之外。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真实的女性法律活动者记述模糊、含混,甚至有关传统女性与法律活动的记载亦零星,犹如沧海之一粟。女性正式获得官方允准参与法律职业的空白局面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修改律师法,去除了对律师执业资格的性别限制始被打破。自1927年中国女律师被准许执业至今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回望中国女子法学教育以及女律师的沉浮变迁可以发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国家教育与社会职业不断发展完善的根本保障。就女性法律职业而言,尽管历史演进过程中女律师的发展状态各不相同,但性别差异及其带来的男女职位差距却始终存在,女律师始终无法突破职业进路中的玻璃天花板。始终存在的性别差异的背后,是女性法律职业者无法回避的来自工作与婚嫁家庭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压力,是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女性法律职业者的必然经历。本文以女性法律职业人中的典型代表——女律师为例,通过对民国时期律师制度的演进、上海女子法政教育、上海女律师及其执业状况的梳理与考察,探寻民国女律师兴衰沉浮的历程。通过对女律师发展进程的历史审视,进而找出中国女性法律职业者弱势地位形成的历史成因,以期启发当下。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民国上海女律师的兴起。随着西方国家的军事入侵,律师制度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下,通过租界进入中国。为了收回法权,清政府变法修律引入律师制度。辛亥革命的爆发,使这一制度未来得及实施。民国政府初建后即颁布《律师暂行章程》,律师制度在我国最终建立起来,然而这一章程明确地将女性排斥在律师行业之外。1912年通过的《律师暂行章程》只赋予男性律师从业资格,女律师被排斥在外,直至1927年7月23修订后的《律师章程》公布,律师职业的性别限制被彻底打破。这一权力的实现过程始终以男性为主导,中国女性表现得沉默而被动。中国女律师执业资格实现的背后力量凸显了中国“赋权式”女性解放运动的性别悖论。第二章介绍了与女律师职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即民国女子法政教育的开展情况。没有法学教育就没有法律职业。近代女子教育诞生于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女子学校中,女子学校教育的对象是社会的上层女性。上海的女子法政教育脱胎于这一教育理念中,同样也在艰辛的努力中形成自己的模式。早期女子法政教育带有极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争取女权,实现完全参政权是这些法政学校创办的根本目的,这种实用主义体现在近代女子法政学校的方方面面,“速成”“预备”“参政权”等字眼异常醒目。凭借不服输的个性和努力,法学院女学生在学业上追求卓越,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她们见识前瞻,让同校的男同学汗颜。考察法学院女学生的就业情况发现,她们在职业的选择上同今天的法学院女学生相似,同样可以选择与法律专业相关或者不相关的多种工作,但律师职业似乎更加被她们偏爱,很多法科女毕业生直接会选择律师这一职业。第三章立足民国实际,通过对民国时期上海女律师执业状况的考察,追溯第一代女律师在案件代理中遭遇的困境,找出中国女性法律执业者弱势地位形成的历史成因,以期启发当下。随着民国女律师的出现,中国女性参与法律职业的近乎空白状态终于被打破,成为中国男女在法律职业上平等之起点。由于“赋权”式执业资格的实现方式,女律师执业权利实现后的经营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初入职场的女律师备受时人瞩目,但旧有的律师评价体系仍旧用“女流之辈”这类标签,高傲地认为妇女与法律职业是相矛盾的。民国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要同时克服来自时代、自身以及同业男性律师三重困境。面对既存的男性律师网带来的压力,她们没有甘心屈居“他者”的地位,反而调动一切资源开展业务,试图跻身民国律师中的佼佼者行列。第四章描述民国时期上海女律师的职业生涯。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更多地展示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特别责任,她们将维护女权、提高妇女地位当作自己从事律师行业的初衷和动力。同时,在执业过程中,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妇女事业中。女律师本着维护女权的执业初衷,在执业过程中积极加入妇女组织,并利用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参与了大量的女权保障活动。在执业生涯中,同样本着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使命感从业,受到了妇女界的广泛认可。加入妇女团体之后,她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造,真正为妇女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是以女律师为代表的妇女团体对中国近代刑法演进中“通奸罪”的贡献。作为新兴的职业女性,社会各界给予她们不同于男性的评价标准,女律师的社会评价较男律师要高。除了诉讼业务以外,她们也同样参与到法律顾问等非诉讼业务。由于人数、从业时间、律师职业特点本身的影响,她们的职业圈子狭小,力量相对薄弱。第五章讲述民国时期上海女律师的幕后人生。女性走上律师这条执业道路固然离不开法律的开放,也离不开社会提供的种种教育资源和工作环境,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女律师自身的性格特征以及家庭背景因素的重要影响。女律师鲜明特立的性格让她们对自由、平等、维权等等意识较之一般女性更加强烈。她们的家庭背景既为她们走上律师道路开阔了视野,也为她们提供了物质基础。女律师的婚嫁观念以及婚嫁情况恰好反映出她们的独立、自主的时代新女性一面,因而加以提及。女律师的婚嫁观念以及配偶从很多层面都更能反映她们在所处时代的社会地位。民国时期上海的律师在从事律师业务活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社会政治,并以其独特的身份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国家存亡攸关,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时,上海律师对政治活动的参与也越来越直接,越来越踊跃。

赵璟^[3]（2017）在《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我国针灸教育转型的重要阶段,此时众多的针灸教育家为传承和传播针灸学术,创办针灸学校,撰写针灸教材,对建国后针灸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以往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医教育进行了考察,虽或多或少涉及到对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讨论,但是全面系统研究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成果尚缺如。本文旨在通过对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分析,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办学形式、针灸教材的考察,探讨民国时期针灸教材中经络腧穴学、刺灸法及治疗学的演变,分析针灸教育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建国后针灸教育的影响。本研究首先对民国时期中医学校教育背景作了简要回顾,考察了民国时期针灸教育从传统的师承模式向学校教育转型的过程,同时列举了影响近代中医教育的相关历史事件。其后,借针灸教育形式的转型,分析学历教育、函授班、短期班等办学形式的特征。总体而言,学校教育以正规学历教育为主,其学制较长,学历层次划分不统一;中医学校针灸课程地位不凸显,针灸学校针灸课程分化,均参照了西医学科体系;教学内容有了明确的进度安排,渐趋规范化、实用化;注重针灸临床实习。函授班,多数由学校附设,亦有学生创办;教材与面授班相同,不过相对局限,较少涉猎他科知识;学制短,毕业考核简单。短期班有专修班、讲习班及训练班等形式,专修班及讲习班仅为更简便地速成针灸,训练班则是在战时缺医少药的背景下产生的。本文收集整理了民国时期48所针灸学校的相关资料,并从其办学模式、招生、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分析该时期针灸学校特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均为民间办学,并开辟了函授教育模式;主要依靠广告招生,亦有获得政府机构支持,由各县选送学生者,招生对象良莠不齐;构建针灸课程体系框架的同时,注重临床实习;除少数学校教授传统针灸理论之外,多数学校吸纳了西学内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教育模式在建国后基本得以延用,特别是为针灸系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探析学校针灸教育办学形式、分析民国时期针灸学校特点的基础上,发现在不同学校、不同办学形式下针灸教材体例和内容有较大差异。笔者回顾历代针灸教材,梳理民国时期医学教材编修过程,收集当时67种针灸教材,并据其体例,划分为早（1912-1927）、中（1928-1939）、晚（1940-1949）三期。早期教材以传统类针灸教材为主,多数体例单一,内容侧重于经络腧穴,初步引入了近代科学理论;中期教材体例以"西医版块+针灸学版块"和"总论→经穴→手术（刺灸法）→治疗"两大模式为主,内容上融入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知识,注重临床实用性,仍有部分教材依旧沿用传统针灸理论;晚期教材体例以"针科学、灸科学、经穴学、治疗学"为主,或在原有"总论→经穴→刺灸术→治疗学"的体例中加入诊断学内容,或为"总论→孔穴学→治疗学"体例,内容上延续和完善了中期教材中西汇通特点,更具科学性,同时重穴轻脉,融入诊断学内容,初步构建了针法、灸法、腧穴、治疗等为核心内涵的针灸学科体系框架。在对教材内容和体例的分析之后,本文阐述了民国时期针灸教材中经络腧穴学、刺灸术、治疗学的理论演变。经络腧穴方面,早期尤为重视,但其选用传统经络腧穴内容,局限于十二经脉的论述。民初"神经"的引入,并未使针灸教材内容产生多大的变化,依旧遵循古法,仅是少数教材粗浅地阐发经络实质,套用西医的骨骼图与脏腑解剖生理,其本身内容并未过多西化。腧穴则在归经、数目方面按传统路径详细考正。中晚期对经脉实质的认识不断更新,由中期单一神经或血管至晚期发展为多种组织;原先不受重视的"奇经八脉",在中期凸显,并结合中西医生理病理内容,将其与淋巴、神经等组织比附。刺灸术在早期不受重视,中期教材中内容上强调针具的革新、温灸器具的引入,列入异于传统的针刺手法、针灸补泻、禁忌理论内容,针灸消毒也作为重要内容写入教材。各部分描述顺序紧紧围绕"针灸操作流程",简明易懂,实用性强。治疗学,早期大多以腧穴主治形式,附列于腧穴的归经、定位之后,侧面反映"腧穴"本身的重要性,强调单穴的临床作用,或以针灸歌赋直接呈现。中晚期体现在采用西医病名,从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病原学角度来阐释针灸治疗机理、针灸选穴,认识病因、解释病理机制,同时在书写过程中效仿中药处方模式逐渐形成了 "理、法、方、穴"的针灸处方模式。该部分以"心悸亢进症（心悸怔忡）""脚气病"为例,阐述各教材对其疾病分类的归属划分、病因病理的解释及针灸治疗的方法。综合以上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针灸教材、针灸理论的研究,本文继而从中医医事制度革新、日本针灸医学的拥趸、中医科学化的彷徨及针灸教育家的推动等方面分析民国时期针灸教育蜕变的原因,进而结合建国后针灸教育的背景,论述民国时期针灸教育在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方面对建国后针灸教育产生的影响。

刘业伟^[4]（2015）在《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文中认为本论文以鲁迅文学院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打通文学和历史研究的界限,借鉴创意写作的研究思路,运用文化领导权、文学生产等理论方法,从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鲁迅文学院六十年来的办学情况,阐释了其作为文艺界的“黄埔军校”的重要意义和“文艺党校”的历史局限。以此,一方面可以厘清新中国新人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能多多少少地管窥到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实践。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0年10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至今已经走过了64年的历程。文研所的创办,既立足本土传统——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又借鉴于友邦——苏联的办学模式,体现了当时文艺界对新老解放区的传统以及苏联模式取舍整合的尝试与实践。它的创办,充分体现出新政权对文学新人培养的重视。文学学校的建立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时期和鲁迅文学院时期。从考察可以得知,这三个时期的培养情况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同样,鲁院在不同办学时期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方式和途径也有所区别,比如八十年代以办进修班为主,辅之以与高校联合办学;九十年代延续八十年代的思路,以举办进修班和文学创作专业班为主;到了新世纪则创造性地开办了高研班,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鲁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中国的文坛淬炼输送了一大批共和国作家。从1950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到现在,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半个多世纪来,鲁迅文学院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着而又直接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获奖者中,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学员也占有显着的比重。鲁院办学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各地对鲁院办学模式的模仿与复制,纷纷建立了作协文学院。在此基础上,鲁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并在鲁院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联席会秘书处,这可以看作是鲁院对全国文学院的一个整合,以此为标志,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鲁院”格局已经形成。就鲁院初期的办学模式而言,很大程度上毫无疑问是苏联模式的拷贝。但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鲁院已经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种新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已经形成。鲁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必将吸收包括创意写作理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方法,努力拓展学历教育渠道,引入包括创意写作工坊在内的各种作家训练方法。

杨健^[5]（2015）在《生态学视野下的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研究 ——以张家港市为个案》文中指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区域布局逐步向地市前移,甚至已下移到县市域。在国家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布局县域、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个现实课题。对于在县域要不要办大学、大学要不要县级政府办这两个问题,国内近10所县办大学的办学成效作出了实践回应。本文的关注点是县级政府如何办好普通高等教育。论文从县级政府的高等教育职能为切入点,以具有典型意义的全国第一所县办大学所在地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个案,在生态学的视角下,用生态学原理和治理理论为工具进行研究。全文以生境适应、协同进化、生态失衡、和谐共生四种生态为架构,结合张家港市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县级政府履行高等教育职能问题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探讨：第一部分是导论、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在文献综述基础上,界定县级政府、县办高等教育、政府高等教育职能三个相关概念,介绍了生态学原理、治理理论这两个本文所借用的理论工具。第二部分是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的产生。从生境适应的视角,借助生态系统、生态位及生态因子等理论,分析县级政府创办高等教育的具体生态因子,并结合县办高等教育的生态位,归纳出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的适应性与选择性的特性。第三部分是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的变迁。从协同进化的视角,在回顾张家港市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借助进化、演替等理论,分析县级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角色适应与角色演替,进而分析县级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具体职能以及职能的适应性变化。第四部分是县级政府履行高等教育职能存在的问题与原因。从生态失衡的视角,借助生态系统平衡、食物链、营养级等理论,以县办高等教育的应然状态为参照,分析县级政府履行高等教育职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干涉高校内部管理的职能越位、在社会需求与政府偏好间的职能错位、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及投入支持的职能缺位。原因是政府角色定位模糊、管制大于服务、职能组织缺失。第五部分是县级政府履行高等教育职能的对策建议。从和谐共生的视角,在展望未来县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借助共生理论和治理理论,提出县级政府今后在高等教育职能履行中,要加强顶层设计、多元化方式供给、监管与服务结合、建立沟通与协调机制、与高校实施契约管理等具体措施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认为县级政府要办好高等教育,要树立生境适应、协同进化、和谐共生的理念,采用从单向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型的高等教育治理方式。

张爽^[6]（2014）在《华东大学研究》文中提出革命大学是20世纪出现的新生事物。它是共产党人为培养革命干部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就地兴办起来的,属于新民主主义教育。革命大学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华东大学是在原华中建设大学和临沂山东大学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是山东地区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革命大学。1948年5月创建于山东潍坊,同年9月济南解放,学校随之迁往济南。进入济南后,华东大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办学规模更加扩大、办学体制更加完善。期间,随着革命形势的需要,华大学子积极投身革命,南下、黄河抢险、土改、抗美援朝运动等等,发挥了革命大学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前后,华东大学开始向正规化人民大学过渡,院系调整、课程改革、教学改进等等,一切正朝着正规大学迈进。1950年9月上级决定将华东大学迁往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次年3月两校正式合并,华东大学成为历史名词。华东大学的并入给山大带来了双重影响,既给山大带来了短期阵痛,也给山大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以后的发展壮大积蓄了力量。华东大学是中国革命大学的一个缩影,从华东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革命大学功绩与问题并存。革命大学的最大功绩在支援革命、培养人才,并留给后人许多可资借鉴的办学经验。革命大学的最大问题在于其浓厚的政治色彩,给后来高等教育带来不小负面影响,值得今人反思。

许晓明^[7]（2015）在《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研究（19121949）》文中认为中国近代新闻教育,既是中国教育史和新闻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各自研究中关注较少的薄弱地带。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从教育的视角、以历史的脉络进行考察,考察内容包括: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和历史反思,并对个案进行典型研究。20世纪初,新闻教育出现在近代中国,它的出现既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新闻事业、教育体系、新闻学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要需求,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近代新闻教育的产生过程中,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是直接的推动力,新闻学的建立和研究是关键性的助动力,而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国外新闻教育事业的引入则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出现做好了准备、提供了借鉴。中国近代新闻教育产生后,按照其发展历程进行历史分期,从前至后可分为三个阶段:雏形阶段（19121920）、创立阶段（19211927）和繁荣阶段（19281949）。由于每个阶段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其新闻教育发展的情况各异。对其研究,必须要搜集、整理和挖掘大量的史料,通过鉴别、梳理,才能理清头绪,真实还原各个阶段的历史原貌。新闻教育的兴起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这一年中国报界俱进会首次提议设立新闻教育机构,引发了社会对新闻教育的关注。此后,全国报界联合会还曾倡议设立“新闻大学”。本文在雏形阶段部分,将对这两次倡议进行考察,同时重点研究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办情况,包括其创办过程、研究内容、教育活动和师资力量,并对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三人在新闻学研究会创立和开办过程中的贡献和思想加以阐述。192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报学系,标志着中国高等院校正规新闻教育的开始,中国近代新闻教育进入到了创立阶段。在创立阶段,共创办了14家新闻教育机构,其中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厦门大学新闻学系、燕京大学新闻系、平民大学新闻学系、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南方大学报学系和报学专修科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员。本文通过对这几家新闻教育机构进行逐一考察,分析总结出该阶段新闻教育具备下列特点:新闻教育已经逐渐被中国社会所认同;受美国新闻教育的影响大;新闻教育的办学途径、培养方式多样;受众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稳定性”差;新闻教育机构呈现“地域集中型”分布;“新闻本位”自新闻教育创立时就被提倡。繁荣阶段是本文考察的重点阶段,在时间上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黄金十年”、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阶段。虽然时局动荡,教育和新闻事业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新闻教育机构却保持了快速发展的趋势,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对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各种势力对舆论宣传力量及新闻人才的关注。在繁荣阶段,新创办的新闻教育机构众多,或是社会力量办学,或是国共两党办学,再或是外来势力办学（教会办学和日伪办学）。由于办学途径不同,各新闻教育机构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教学方法等方面常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其中部分代表机构的考察来以事实进行说明。在近代新闻教育史中,有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新闻教育机构:燕京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本文将单独列章对它们作个案研究,分别阐述二者的创办历程、教学活动、代表人物及思想等,分时期对它们进行全面考察。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是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历史反思,通过前面章节中的考察分析,阐明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历史贡献,并以史为鉴探讨其对当今新闻教育事业有何启示。

郭炜^[8]（2014）在《1978-1992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8年至1992年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历史阶段。拨乱反正政策的落实和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出台都在这一关键时期成功地实践。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问题，从理解和关怀的角度，主动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解决知识分子实际困难入手，通过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不断创造有利于知识分子能力和作用发挥的条件和环境。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正逐渐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安邦兴国”的高度，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基本方针指导下，以积极的态度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国家利益与知识分子价值共赢的发展思路。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能动作用的发挥，波及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关系是通过知识分子政策不断进行调整的。这一时期，按国内环境背景，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历史任务需要解决。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主要归纳如下：如何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如何保障知识分子的权益？如何促进知识分子的发展？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的过程中，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形成和确立。本文将从国内环境背景中厘定知识分子政策出台的现实依据；对政策文本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廓清不同时期问题集中的领域和政策调控的重点；通过搜集整理真实论据来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实施效果并做简单评述。本文综合运用系统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在对大量材料进行梳理中完成对整体框架和内容的理解与把握。全文由绪论、正文四章、结语组成。绪论部分，首先是阐释问题的提出、选题的意义。其次是界定相关概念，明确研究对象。再次是研究基础与学术史回顾。对本文理论性、科学性的必要支撑进行说明，并阐述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最后是介绍本文的主要内容、基本框架与创新之处，揭示本文的思考脉络与内在逻辑，并论证本文的研究价值。第一章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沿革进行阐述。之后，详解在拨乱反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政策。基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认知，中国共产党从恢复知识分子名誉地位、改善知识分子待遇、重视知识分子培养、规范知识分子管理和使用几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建立与知识分子的互信关系，为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第二章阐述在全面调整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和发展目标要求，秉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推进科教体制改革、加强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方面，积极做好相关工作的落实，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第三章阐述在国内外政治局势趋于紧张、改革路遇深层次矛盾的困窘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从而保证了政策的平稳发展。中国共产党从深化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高层次人才的优待、管理和使用，引导知识分子合理流动、保障知识分子权益几个方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全面优化环境，通过健全法制保障知识分子权益，为促进知识分子的全面发展开辟新路径。在第四章，笔者通过获取和整理能够反映当时知识分子政策实施情况的政策文本、国家财政投入、教科文卫事业发展、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相关数据样本，在实证研究视阈下进行分析与阐释，全面总结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绩效。最后，笔者结合实际，阐释“尊重”应有的涵义。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和规律性，是知识分子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政策执行的实效性的前提。“尊重”的立意首先要从知识分子主体性要求出发，准确把握知识分子问题的实质，强化知识分子参与政策制定的作用，以此构建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互利共赢的和谐关系。其次，“尊重”的内容要具体，尊重的层面要扩大。在实践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并立足于解决问题的需要，使政策内容具体化。要恰当地制定相关配套措施，使政策的执行具有可操作性。要针对不同群体、分类细化知识分子政策，使知识分子政策真正惠及到更多的领域和群体。再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与氛围的营造，要围绕知识分子问题的解决，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排解矛盾与阻障，积极创造知识分子作用发挥的条件。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需要有健全的经济体制、社会机制等方面的保障。要建立良好的运行、监督、反馈机制，保证政策效力的发挥和政策目标的达成。最后，要适应发展的需要，统筹现实需求，全面优化环境。要不断完善知识分子政策，保障知识分子权益，体现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创造人尽其才，各尽其能的良好局面。

付明银^[9]（2013）在《民族自治地方人事管理自治研究 ——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到全国国土面积的64%,因而民族问题始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人才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民族区域自治的效果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管理效能。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相对落后的民族自治地方来说,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更是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当地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务的首要基础。针对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发展相对落后和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相对偏低的实际,《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相关法律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促进人才发展的“人事管理自治权”,这一自治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二是优先招录自治权,三是人才培养自治权,四是人才使用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依法行使人事管理自治权,创造性地采取各种灵活措施进行育才、选才、用才、留才的实践过程,便是民族自治地方人事管理自治的内容。对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其制度安排主要是：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人由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应尽量配备少数民族人员并占相应的比例。从实践上来看,当前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迅速发展、自治机关少数民族干部比例不断提高、自治机关领导干部民族化成效明显、自治机关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也明显提高。但是也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是自治机关民族干部比例仍显不足、自治机关民族干部队伍结构不尽合理、民族干部素质有待提高、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中潜伏着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张力、对民族干部监督管理力度不够。因此,应该在进一步提高对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认识的基础上,发展民族教育从源头解决少数民族干部的基础问题,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整体素质,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后备干部,强化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的法制建设,加强民族自治地方“公民”政治文化的培育。对于优先招录自治,其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高校招生对少数民族考生政策倾斜,二是公务员录用对少数民族的优先照顾,三是企事业单位招收人员时少数民族优先,四是民族干部选拔专项照顾政策。从实践情况来看,以上四方面的优先招录都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民族自治地方优先招录自治意识不够强,二是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过于简单化,三是公务员制度实施带来的“入口难”,四是企事业单位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缺乏制度保障。从完善优先招录自治的对策来说,一是要增强自治机关优先招录自治的意识,二是要完善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三是要在民族自治地方有所变通地实施公务员制度,四是要完善优先招录自治的法制保障。对于人才培养自治,其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是扶持民族教育自主发展,二是给予更灵活优惠的人才引进政策,三是多措施扶持当地人才培训,四是选调少数民族干部挂职培养,五是干部双向交流培养机制。从实践情况来看,民族自治地方人才培养自治取得了很多成效,一是民族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二是人才引进政策不断完善,三是人才培训机制不断健全,四是挂职培养规模逐年扩大,五是干部交流力度不断加大。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民族教育相对落后,二是人才引进困难重重,三是人才培训质量有待提高,四是挂职干部选派管理不够规范,五是交流制度不够健全。结合这些问题,为提高民族自治地方人才培养自治水平,一是要内外结合促进民族教育整体发展,二是要扬长避短灵活引进人才,三是要健全完善人才培训长效机制,四是要规范挂职干部的选派和管理,五是要拓展思路提高干部交流制度执行力。对于人才使用自治,其重点任务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二是提供良好的人才公共服务,三是健全人才评价机制,四是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五是健全人才保障机制。从实践现状来看,民族自治地方人才发展环境有所优化、人才公共服务能力有所提升、人才考评机制初步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初见成效、人才保障措施不断完善。从存在的问题看,一是环境欠佳限制了人才才智的发挥,二是人才公共服务深层问题逐渐凸显,三是缺乏分类科学的差异化人才考评机制,四是人才激励形式单一且执行不力,五是人才保障立法滞后并面临资金瓶颈。针对存在的问题,为提高民族自治地方人才使用自治水平,一要优化发展环境激活人才活力,二要加强人才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三要健全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才评价机制,四要改革优化人才激励机制,五要健全人才社会保障和法律保护机制。

周程^[10]（2012）在《中共中央党校结构功能的嬗变》文中研究表明党校,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干部的学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党员和干部的重要基地,是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助手。中央党校是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是党中央直属的重要部门,被誉为“中国未来接班人的摇篮”、“中国政坛风向的窗口”、“中共重要理论创新研究基地”。中央党校在革命时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时它的主要目标是协助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因此它的职能在于意识形态和干部培训功能,而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中央党校的职能和功能也逐步发生变化,拓展了国民教育和业务指导功能,职能的变化导致机构设置、课程设置也随之发生变化,而从中央党校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能更好地分析、研究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央党校的前身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成立于土地革命时期,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机构设置十分简单,没有专门的教员,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中央党校的结构逐步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机构体系,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党校的职能开始发生变化,其机构设置也逐步完善,最终形成意识形态机构、干部培训机构、国民教育机构和综合职能机构,它的班级和课程也随着职能的变化而发展、完善。本文主要采取理论分析、历史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央党校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研究中央党校的职能、结构的嬗变,从中分析中央党校在当今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即领导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解放思想的阵地和改革的“根据地”、政策吹风的重要阵地、政治精英升迁的主渠道、理论创新的生力军和党中央决策的思想库。

二、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天津分院2000年招生简章(本科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天津分院2000年招生简章(本科班)（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上海女律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论文提纲范文）

（5）生态学视野下的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研究 ——以张家港市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6）华东大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8）1978-1992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族自治地方人事管理自治研究 ——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共中央党校结构功能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天津分院2000年招生简章(本科班)（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民国时期上海女律师研究[D]. 王瑞超.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研究[D]. 赵璟.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7(01)
• [4]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D]. 刘业伟. 上海大学, 2015(02)
• [5]生态学视野下的县级政府高等教育职能研究 ——以张家港市为个案[D]. 杨健. 苏州大学, 2015(01)
• [6]华东大学研究[D]. 张爽. 山东大学, 2014(01)
• [7]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研究（19121949）[D]. 许晓明. 河北大学, 2015(10)
• [8]1978-1992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D]. 郭炜.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1)
• [9]民族自治地方人事管理自治研究 ——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D]. 付明银. 云南大学, 2013(05)
• [10]中共中央党校结构功能的嬗变[D]. 周程. 南京大学,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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