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藏人口的变迁与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李铭[1]（2021）在《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研究（1720-1912）》文中研究说明清代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统治的不断深入,中央官员、军队驻藏的相关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清廷派驻西藏的人员形成较大规模。清廷驻藏人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驻藏大臣、粮务等各级行政官员,二是戍守西藏各地的军队官兵。康熙末年,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现象逐渐兴起,成为清代西藏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和表征。本文主要探讨该现象发生的整体形貌,以及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本文第一章就清代中央政府对康藏地区的治理开发概况、促成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的社会文化及个体因素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第二、三章主要对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的历史形貌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讨论。驻藏官兵与藏女通婚现象于康熙末年逐渐兴起,晚至乾隆年间,该现象在川藏官道沿线已相当普遍。通婚家庭的生计来源,除了军饷外,还有农耕、放牧、经商、舌耕等形式。一些官兵适应藏地生活后定居下来,并彻底融入当地社会。然而,文化的差异给通婚双方在生活中带来了诸多障碍,驻藏人员受“纲常伦理”的价值观念影响,对藏女形成了薄情重利、鲜无廉耻的刻板印象。由于社会文化、自然环境以及生活成本等方面的限制,官兵返乡往往不会携妻、子同行,其“抛弃妻子”的不人道行为,也给藏女留下了“汉官无情”的不良观感。长期以来官方对驻藏官兵与藏女通婚持以反对态度,由于私通现象屡禁不止,清廷只得一再妥协放宽限制,乃至默许通婚。20世纪前,官兵与藏女通婚始终处于非法状态,官方对待通婚的态度,主要与统治者的治藏思维和民族观念有关。赵尔丰经营川边时,在出关军队中推行了一系列保护、鼓励通婚的政策,使驻藏官兵与藏女通婚现象一度发展至鼎盛。与藏女通婚的除了军队官兵外,还有不少行政官员。他们在娶妻纳妾的途径、文化习惯调适以及返乡时对家眷的安置上,表现出了与军队官兵不同的特点。官员娶妻纳妾衍生出“汉官圈”中一系列社交活动,并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社交惯例,驻藏官员间的“江古学社交”是清末拉萨官场吏治腐败的一个缩影。第四章在把握通婚现象整体形貌的基础上,对该现象的整体特征进行了归纳。驻藏绿营兵主要分布在川藏官道沿线,通婚现象的分布也集中于该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边防的加强,通婚现象在藏东南、后藏的边界地区也开始兴起,并在官方的允许和鼓励下一度发展至鼎盛。通婚双方在群体结构上,表现出了“老夫少妻”、门当户对、打箭炉以西男方藏化更甚等特点。此外,清代驻藏人员与其他移民群体相比,表现出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特殊的政治身份,驻藏人员在汉藏关系和民心背向上有其特殊的引导意义。最后,第五章对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的历史影响进行了归纳:一是助益军政事务;二是利于康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人口增长;三是促进该区民族融合和社会风俗的变迁;四是增进藏民对中原内地的向心力。
王永仓[2]（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曲晓晓[3]（2021）在《和平解放七十年来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是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双语教育政策实践在促进西藏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同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理论总结才能持续推动这一伟大社会变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双语并行,双语并重,是西藏教育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条件,但双语教育政策理论研究的缺位与社会“杂音”的出现,使得加强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本研究主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采用文献法与历史和逻辑分析法,将和平解放七十年来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深入分析了影响双语教育的宏观制度因素,挖掘双语教育政策稳定和变迁原因以及少数民族和党中央政府两大主体如何在双语教育政策的重大决策与变迁过程当中作出理性选择,揭示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经验性规律和逻辑转型规律,从而推动了双语教育政策理论研究的不断完善。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是对双语教育政策的研究背景、意义、概念界定以及历史制度主义在本研究中的适切性等进行简要介绍。第二部分:介绍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分为以下六个阶段:复杂政治背景下的政策初步探索（1951-1958年）--人才紧缺背景下的政策建构生成（1959--1965年）--激进荒诞岁月中的政策动荡断裂（1966-1976年）--改革开放前期的政策纠编与试误（1978-1999年）--全球化加速时期的政策初步调整（2000-2011年）--百年变局背景下的政策渐进完善（2012年-至今）,可以看出和平解放七十年来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内容体系发展相对完整。第三部分:分析影响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宏观制度环境。不同制度环境对双语教育政策变迁所起的作用不同,借助历史制度主义,从宏观视角出发,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对西藏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作出解释。第四部分:分析影响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中观路径依赖。尽管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变迁整体上呈现延续性的的路径依赖,但也不能掩盖在政策发展过程的锁定阶段上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变迁中被锁定的是以藏语为主的双语教育政策方向,绝非双语教育政策本身。分析造成西藏双语教育政策消极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以及路径依赖影响下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才能在今后更好地调整双语教育发展方向。第五部分:分析影响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微观动力机制。西藏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是党和政府与少数民族个体在语言问题观、语言权利观以及语言资源观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博弈,探讨党和政府与少数民族个体如何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作出理性选择来处理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动力。
暴占杰[4]（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赵天骄[5]（2021）在《清代循化厅政治地理研究》文中提出政区是在中央集权制国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的体现。政区的设置是国家对其疆域范围内进行有效管理与治理的重要措施之一。当今学术界一般以政区复原工作为基础,考察政区变动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研究方式越来越成为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取向。循化厅地处过渡区域,是东部季风区向青藏高寒区的过渡区域,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区域,中温带向高原温带的过渡区域,黄土高原区向青藏高原地区的过渡区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区域,多种宗教的交汇之地,不同民族的共居之处,具有强烈的过渡色彩。它是连接兰州地区与青海地区的交通孔道,是历代中原王朝与西北、北方少数民族之间争夺的焦点地区之一。清政府在承袭明代河湟地区军事卫所体系的基础上,以雍正初年的罗卜藏丹津事件为突破口,实现了对青海地区的有效管理。而后清政府又在河湟地区采取府县化措施,将其纳入国家直接行政管理体系之中。与传统区域中原腹地相比,循化厅的政区变迁具有鲜明的“过渡”色彩,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表现更为突出。本文以地区政区变迁研究的纵向时间延伸与横向空间演变为视角,探讨政区变迁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对清代循化厅政区复原为基础,利用现有的地方志、地方档案等资料,采用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方法,探讨清代循化厅政区在变迁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征。第一,从行政区划的选择上看,清代循化厅以“厅”作为其行政制度的选择,表明其具有“难治”与“过渡”的地域特征。第二,从政区设置的动因上看,循化厅的设置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即国家强化对地方的管理与地方社会内部的发展与变迁。第三,从政区变迁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来看,政区的设置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而循化地区的地方社会又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产生变迁,并使其政区也随之发生演变。因此,对清代循化厅的政治地理研究,不仅能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内容,同时也具有研究过渡区域的典型意义。
杨成洲[6]（2020）在《西藏人口发展与家庭户的变迁》文中认为本文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统计调查数据,分析了当代西藏人口变迁背景下的家庭户变动过程、特征与趋势。研究表明:当代西藏家庭户受到现代化发展和传统文化习俗的双重影响,显示出了较强的传统延续性与时代特征。家庭户的规模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核心家庭户一直是主要的家庭形态。改革开放以后,家庭户数量持续增长,家庭户规模不断下降。单身户快速增长,其年龄结构趋于高度年轻化,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得有老人的家庭户在家庭户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家庭老龄化问题也随之将至,2000年开始实现了核心化水平的历史性转变,但仍属于低度核心化水平,直系家庭占比持续小幅下降。家庭户小型化的变动趋势对社会服务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黎雪[7]（2020）在《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付吉力根[8]（2020）在《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社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如何基于地方特点,结合传统与现代是乡村社会转型研究的主要课题。本文选取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尕扎村,运用结构化理论,探讨了高原村落的社会转型实践。高原村落的资源稀缺性和生态多样性是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社会转型的能动因素。发挥高原村落的能动性,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在更大的空间配置资源是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基于民族志的方法,通过为期14个月的田野调查,使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结合地方志、历史文献以及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历史空间、生产空间、亲属空间、象征空间以及组织空间中的各种实践,对乡村社会转型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在历史空间中,尕扎村经历部落制度、土司制度以及寺院体系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土地制度由封建贵族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人们获得了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社会发展有了质的飞跃。这个历史过程是地方社会进入国家整体的分配体系的过程。历史空间是当前社会转型的前提条件。在生产空间中,村民的农牧业生产围绕定居点、牧场和借牧地三个空间展开。在河谷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空间轮转突破资源限制,使农牧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生产空间是社会转型的物质基础。在亲属空间中,家庭结构以扩大家庭为主,通婚范围集中在河谷之内,这与当地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从人情往来中的礼物形式来看,哈达加礼金是最普遍的形式。礼物的货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哈达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变得更加宽泛,同时实物形式的礼物收缩在亲密的亲属之间。亲属空间是社会转型的规则基础。在象征空间中,人们通过仪式的方式,展演资源共享的规则。措哇、村落、河谷等山神祭祀的不同单位,代表着不同的资源共享和纠纷调节范围。敦巴斋会、嘛尼会则通过物的汇集和分散,调节合作与竞争的社会规范。象征空间是社会转型的文化基础。在组织空间中,借助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契机,以旅游资源开发、环保协会、合作社为载体,在超越村落的层面上建立新的组织形式,使得村落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用。环保协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成为乡村承接国家政策指导和市场机制新载体。组织空间是社会转型的制度保障。综合而言,从历史空间、生产空间、亲属空间、象征空间以及组织空间构成的整体生活空间来看,尕扎村的社会转型在传统农牧业生产和注重集体协作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空间和生产空间是社会转型的前提和基础;亲属空间和象征空间是在长期社会转型中形成的地方资源配置方式,而组织空间是村落在乡村关系网络的基础上与国家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载体。从资源与规则的理论视角来看,乡村社会转型是资源与规则的结构化过程。在此,结构具有资源与规则的二重性,资源由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构成,而规则具有管制性和构成性。社会转型需要发挥资源的配置性和规则的构成性,也利用资源的权威性和规则的管制性。尕扎村社会转型的关键点在于当地的权威性资源与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构成性上。当地的权威性资源是配置性资源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规则化过程而形成的。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构成性通过资源化过程转化为当地新的配置性资源,这一过程通过生产空间来完成。生产空间与其他空间通过资源化和规则化相互影响,其中组织空间作为最具构成性的权威性资源,更新地方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新的权威性资源。生产空间和组织空间在乡村社会转型中作为资源与规则转化的两个重要空间,连接地方和国家/市场,成为从社会整合到系统整合的主要实践领域。总而言之,高原村落的社会转型是村落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下,在乡村关系网络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通过资源与规则的结构化过程,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
宋文月[9]（2020）在《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还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重要因素。对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行为对发挥地区初始比较优势,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发展与结构变迁有着决定性影响。政府行为模式差异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分化的关键因素。因此,探究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比较结构变迁路径的区域差异,对化解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有着启示意义。本论文围绕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机制与经验检验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原因及影响的综合评价体系,比较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时序特征。其次,利用理论模型分析政府行为模式差异的形成机理,以及不同模式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再次,采用历史归纳与经验分析法,检验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并分别从要素重置、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集聚的视角,考察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多重影响机制。最后,针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目标要求,提出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与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完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速度有所放缓,各区域结构变迁质量均不断提升,对增长的贡献也逐渐显现。且改革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结构变迁质量以及增长贡献越高。第二,理论模型表明发展阶段、比较优势等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的政府行为模式。政府行为模式的选择对收入效应与相对价格效应有着重要影响,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发展水平越低的区域政府行为的影响越强,各区域政府行为对结构变迁速度影响机制均有显着阶段转变。东部地区的政府行为更关注产业结构转型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则注重基于加速产业结构变迁下规模扩张引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第四,发展阶段与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政府行为对区域制造业结构转型的不利影响越大,并且该影响会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更加显着。同时,各区域政府直接干预对服务业结构转型有促进作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其有不利影响,且政府行为通过干预要素市场对服务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也有显着区域差异。第五,尽管政府科技支持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但忽略地区企业创新活力以及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式却对其有不利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开放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活力的促进作用越强,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升级水平也越好。第六,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对技术含量越高产业的吸引力越小,其优化对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税收强度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是限制区域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强。第七,我国区域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各部门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的阶段转换是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干预较强的中西部地区,不充分的过早工业化现象较为严重,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充分,更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其一,本文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行业结构内嵌至传统三大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中,比较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差异。其二,不同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关注产业生产与市场需求联系更加密切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原因及影响问题。其三,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与制度变革的特征,基于地区发展目标与条件约束的阶段性差异,系统分析了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
张祥[10]（2020）在《“活”在神圣与世俗间 ——一个藏边寺院社区发展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探究地域社区发展实践至少需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其自然和人文特性,二是具体时空中的行动主体。此外,鉴于一定程度上,地域社区是一个开放系统,内外环境变化及其互动方式的变迁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地域社区,其发展实践形态存在明显差异,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梳理、揭示这一历程和表象来追寻其发展实践的活力之源。笔者的田野点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郎木寺镇社区即行政区划上的郎木村。该地属于典型的藏边社区,境内一条小小的白龙江更是分出了甘、川两省。而这又与此地拥有两座互不统属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有关,即分别是甘肃一侧的达仓郎木赛赤寺和四川一侧的达仓郎木格尔底寺。寺院的修建,使该地逐渐成为一个有限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藏族牧民的部落地域到民族国家的统一版图,其地位始终如一。以此为基,结合不同时期的“环境”演变,郎木寺的发展实践大致走过了这样的历程:从经济上的民间交往开始,逐渐形成藏族为主,回汉民次之的多民族社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过了国家权力的重塑和定型,发展实践也长期以国家主导的形式进行;改革开放后,随着民族宗教文化和民间经济的复兴,在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下,逐渐走上更大规模的市场化。当下,旅游经济成为该地发展实践的一个主要动力,也对当地人（特别是藏族居民）的生计、生活产生了显着影响。怎样整合这一寺院社区所走过的动态、复杂的发展实践历程以及现实状况?笔者以为“神圣与世俗”可作为一个合理有效的分析框架,理由如下:第一,郎木寺社区的发展活力源于藏传佛教寺院的修建,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构建了神圣与世俗的本土互嵌模式。在社区经济发展层面,这种模式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第二,经过三十余年的演变,旅游业和旅游经济已深深嵌入寺院和社区当中,但在时间上有且仅有半年期。换句话说,夏季倾向于世俗性生产经营,冬季倾向于神圣信仰实践的大致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第三,参与旅游经济的藏族居民在追求物质财富方面离不开神圣性的支持,世俗生活不断增长的经济压力又促使他们更加依赖于神圣性的护佑。总的来看,郎木寺作为一个藏边地域的寺院社区,神圣与世俗共生共存,其发展实践的内在活力来自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通过国家权力切断神圣一端,造就了世俗领域有秩序无活力的局面。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经调整和重建,寺院社区再度恢复活力,发展实践亦呈现出繁荣景象。当下,由于政府政策和过度商业化,对当地居民的生计生活带来的压力以及寺院所遭受的冲击,导致神圣与世俗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张力。
二、西藏人口的变迁与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藏人口的变迁与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研究（1720-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题目释意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五、研究的重、难点 |
| 第一章 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成因 |
| 第一节 清代中央政府对康藏地区的治理开发 |
| 一、清初的松散统治和经营 |
| 二、康乾时代西藏治理的制度化 |
| 三、清末危机下的藏区新政 |
| 第二节 促成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的社会及个人因素 |
| 一、多元的社会因素 |
| 二、生活与感情的多重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清廷驻藏官兵与藏女通婚的历史形貌 |
| 第一节 20 世纪前清廷驻藏官兵与藏女通婚 |
| 一、绿营兵驻藏制度的形成 |
| 二、清廷驻藏官兵与藏女通婚现象的时空分布 |
| 三、通婚家庭的日常生计、生活矛盾与普遍结局 |
| 四、严禁到默许:官方对驻藏官兵与藏女通婚的态度 |
| 第二节 清末驻藏官兵与藏女通婚 |
| 一、清末康藏形势与新军进藏 |
| 二、赵尔丰关于驻藏官兵婚姻家庭的新政策 |
| 三、清末驻藏官兵与藏女通婚的新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清廷驻藏行政官员娶妻纳妾与清末拉萨官场腐败 |
| 第一节 清廷驻藏行政官员在藏娶妻纳妾情形 |
| 一、清廷派遣到藏的行政官员 |
| 二、行政官员娶妻纳妾的途径 |
| 三、婚礼仪式与新妇安置 |
| 四、生活日常与文化互适 |
| 第二节 “汉官圈”的“江古学”社交与官场腐败 |
| 一、“汉官圈”社交惯例 |
| 二、“江古学”社交与官场腐败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的特征 |
| 第一节 时空分布特征 |
| 一、历史演变特征 |
| 二、地域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的群体特征 |
| 一、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的群体结构特征 |
| 二、区别于一般移民通婚的群体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的作用与影响 |
| 第一节 辅助公务、润滑政治与稳定军心 |
| 一、辅助公务 |
| 二、润滑政治 |
| 三、稳定军心 |
| 第二节 驻地人口增长与地区经济开发 |
| 一、驻地人口增长 |
| 二、地区经济开发 |
| 第三节 民族融合与风俗变迁 |
| 一、聚落格局多元化 |
| 二、民族融合与风俗变迁 |
| 第四节 增进藏民对中原内地的向心力 |
| 一、增进藏民对中原内地的向心力 |
| 二、通婚后裔对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推进 |
| 第五节 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的消极影响 |
| 一、官员招妓纳妾与“民心”、“民风” |
| 二、驻藏官兵与藏女私通的消极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史志资料 |
| 二、外文译着 |
| 三、近人研究着作 |
| 四、期刊论文 |
| 五、博士学位论文 |
| 致谢 |
| 研究生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和平解放七十年来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综述 |
| 五、理论基础 |
| 六、研究方法 |
| 七、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 |
| 一、复杂政治背景下的政策初步探索(1951--1958 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政策内容及其实施 |
| (三)小结 |
| 二、人才紧缺背景下的政策建构生成(1959--1965 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政策内容及其实施 |
| (三)小结 |
| 三、激进荒诞岁月中的政策动荡断裂(1966--1976 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政策内容及实施 |
| (三)小结 |
| 四、改革开放前期的政策纠偏与试误(1978--1999 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政策内容及实施 |
| (三)小结 |
| 五、全球化加速时期的政策初步调整(2000--2011 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政策内容及实施 |
| (三)小结 |
| 六、百年变局背景下的政策渐进完善(2012--至今)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政策内容及实施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宏观制度环境 |
| 一、政治环境 |
| (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为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变迁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
| (二)国家一体理念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变迁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
| 二、经济环境 |
| (一)满足人民群众进一步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需求 |
| (二)营造进一步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政策环境 |
| (三)提供适合双语教育政策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 |
| 三、文化环境 |
| (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为西藏双语教育政策承载了文化历史基因 |
|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教育理论为西藏双语教育政策构筑了文化认同基石 |
| (三)社会信息化为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 第三章 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中观路径依赖 |
| 一、路径依赖及其类型 |
| 二、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变迁中消极路径依赖产生的原因分析 |
| (一)制度转换的适应性障碍 |
| (二)自我强化的学习效应 |
| (三)政策执行的滞后效应 |
| 三、路径依赖影响下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稳定与渐进 |
| 第四章 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 |
| 一、“语言问题观”与西藏双语教育政策行动者的政治理性 |
| (一)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变迁中的“语言问题观” |
| (二)西藏双语教育政策中行动者的政治理性 |
| 二、“语言权利观”与西藏双语教育政策行动者的文化理性 |
| (一)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变迁中的“语言权利观” |
| (二)西藏双语教育政策中行动者的文化理性 |
| 三、“语言资源观”与西藏双语教育政策行动者的经济理性 |
| (一)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变迁中的“语言资源观” |
| (二)西藏双语教育政策中行动者的经济理性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标准 |
| 2.1.3 贫困的分类 |
| 2.1.4 扶贫的内涵 |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 3.2 实践基础 |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5）清代循化厅政治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背景与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清代循化厅的地理基础与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概况 |
| 一、地理位置 |
| 二、处于中国自然区过渡区域的循化地区 |
| 第二节 人文地理概况 |
| 一、族群概况与流变 |
| 二、循化历史沿革 |
| 第三节 清代地方行政区划与清代厅制的发展 |
| 一、清代地方行政区划 |
| 二、清代地方行政区划中的“厅”制 |
| 第二章 清代循化厅的设立与设置因素及政区构成要素 |
| 第一节 清代循化厅设置前的甘肃与青海政治格局演变 |
| 一、罗卜藏丹津事件前后甘肃与青海政治格局演变 |
| 二、国家直接行政区的扩展与青海间接行政区的产生 |
| 第二节 清代循化厅设立 |
| 一、循化厅的行政中心——循化营城的兴建 |
| 二、循化厅的设立与循化城池功能演变 |
| 第三节 清代循化厅的政区要素构成 |
| 一、层级 |
| 二、幅员 |
| 三、边界 |
| 四、厅之下的基层组织结构 |
| 第四节 清代循化厅的设置因素 |
| 一、政治因素 |
| 二、军事因素 |
| 三、经济因素 |
| 第三章 清代循化厅政区的变迁 |
| 第一节 循化厅隶属关系变迁 |
| 一、循化厅所面临的问题——地方性事件频发 |
| 二、清政府为解决问题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循化厅改隶西宁府 |
| 第二节 循化厅的职官变迁 |
| 一、同知的设置 |
| 二、主簿的添置 |
| 第三节 循化厅下的基层组织调整 |
| 一、清政府在撒喇八工地区推行乡约制度 |
| 二、清政府在番族部落地区推行千百户制度与废除土司 |
| 第四章 清代循化厅政区设置后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清政府对循化厅管理的加强 |
| 一、清政府以构建国家权威的方式加强对循化厅的管理 |
| 二、18 世纪中叶至19 世纪末循化厅地方社会动荡与秩序重建 |
| 三、20 世纪初清政府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 |
| 第二节 清代循化厅农业的开发 |
| 第三节 清代循化厅儒家文化的传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6）西藏人口发展与家庭户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家庭户的概念、数据与相关说明 |
| 二、改革开放以前的西藏家庭户变迁 |
| (一)西藏传统社会中的家庭户 |
| (二)和平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西藏家庭户 |
|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人口发展与家庭户变迁 |
| (一)家庭户增长的“人口效应”与“结构效应” |
| (二)家庭户均规模缩减与代际简化 |
| (三)婚姻模式改变与家庭户变迁 |
| (四)人口老龄化与家庭户老龄化 |
| (五)家庭户结构与核心化程度 |
| 四、结论与讨论 |
| (一)总结与展望 |
| (二)政策启示 |
（7）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择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综述 |
| 五、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六、研究创新及难点 |
| 七、木里藏族自治县基本概况 |
| 第一章 木里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 |
| 第一节 木里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
| 一、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 |
| 二、木里世居民族的源与流 |
| 第二节 木里多民族交往的民间互动 |
| 一、经济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二、政治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三、文化交往与民族关系 |
| 第三节 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 |
| 一、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 |
| 二、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 |
| 三、木里历史对民族关系的当代启示 |
| 第二章 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 |
|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 |
| 二、民主改革的推行 |
|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
| 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 第二节 “大跃进”“文革”时期木里民族关系遭受挫折 |
| 一、左倾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二、“文革”对民族关系的破坏 |
| 三、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木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
| 一、工业化、市场经济和社会关系结构变化 |
| 二、民族旅游带来的社会多元及关系结构改变 |
| 三、大众传播媒介与多民族关系的扩展及互动方式变化 |
| 四、木里经济的支柱产业:林业和水电 |
| 第三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上)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要素理论确认 |
| 一、衡量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 |
| 二、有关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界定 |
| 三、问卷设计与田野调查的开展 |
| 第二节 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 |
| 二、人口普查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地理空间分布 |
| 二、各民族城乡分布情况 |
| 三、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 |
| 第四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下) |
| 第一节 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观的当代意义 |
| 二、木里民族交往现状 |
| 三、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木里举措 |
| 第二节 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 |
| 一、乔瓦镇族际婚分析:基于2015年-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 |
| 二、木里县族际婚分析:基于2018年1月-2019年6月木里婚姻登记数据 |
| 三、木里人口较多民族族际婚特点 |
| 第三节 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 |
| 一、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二、汉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三、民汉双语教育的普及 |
| 第四节 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国家与民族认同 |
| 二、多层次的民族认同 |
| 三、民族偏见与歧视 |
| 第五章 木里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与经济发展 |
| 一、主要经济指标及增速分析 |
| 二、木里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民族关系与反贫困 |
| 一、脱贫攻坚的成绩与困难 |
| 二、木里脱贫攻坚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与人文环境 |
| 一、语言环境宽松 |
| 二、藏传佛教世俗化现象 |
| 三、教育状况改善及热点问题评析 |
| 第六章 木里构筑起和谐民族关系及其价值 |
| 第一节 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经验性价值 |
| 一、历时与共时的统一 |
| 二、国家建构与民间交往的统一 |
| 三、结构与互动的统一 |
| 第二节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 |
| 一、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
| 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
| 三、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四、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
| 第三节 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 |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县 |
| 二、民族工作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
| 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 五、因地制宜,探索木里发展新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中国社会与社会转型 |
| 二、高原地区与社会转型 |
| 第三节 理论范式和重要概念 |
| 一、结构化理论 |
| 二、重要概念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历史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村落历史 |
| 一、尕扎村的地理方位 |
| 二、地名传说中的村落历史 |
| 第二节 土地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行政体系的演变 |
| 二、土地制度的沿革 |
| 第三节 宗教文化与河谷整合 |
| 一、苯教文化的传统 |
| 二、苯教和佛教文化的融合 |
| 三、建立寺院的历史人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产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农牧业生产的政策变迁 |
| 一、农牧业生产的政策转变 |
| 二、改革开放后的致富事例 |
| 第二节 农牧业生产的时空安排 |
| 一、农牧林资源以及利用方式的变化 |
| 二、牧业生产中的空间转换 |
| 第三节 农牧业生产生活的转变 |
| 一、衣食住行方面的变化 |
| 二、收入结构与生活转变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四章 亲属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家庭结构 |
| 一、家庭规模 |
| 二、家庭类型 |
| 三、亲属称谓 |
| 第二节 婚姻与继嗣 |
| 一、通婚范围 |
| 二、村落内部婚姻 |
| 三、村落外部婚姻 |
| 四、继嗣形式 |
| 第三节 人情往来与亲疏远近关系 |
| 一、婚礼 |
| 二、葬礼 |
| 三、盖房 |
| 第四节 口头起誓隐含的亲疏远近关系 |
| 一、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起誓 |
| 二、问卷调查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五章 象征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山神祭祀 |
| 一、措哇 |
| 二、山神祭祀 |
| 三、山神祭祀的象征意义 |
| 第二节 敦巴斋会 |
| 一、敦巴斋会的早期记录 |
| 二、敦巴斋会的主要内容 |
| 三、敦巴斋会的象征意义 |
| 第三节 嘛尼会 |
| 一、嘛尼会的过程及内容 |
| 二、嘛尼会中体现的村民关系 |
| 三、嘛尼会的象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六章 组织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转型实践 |
| 一、寺院以及年度活动 |
| 二、转型中的寺院功能 |
| 第二节 环保协会与转型实践 |
| 一、参与公益活动 |
| 二、自行成立环保协会 |
| 三、村民对环保协会的态度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与转型实践 |
| 一、“生态文明村”建设项目与实施 |
| 二、“三变改革”与合作社建立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结论 |
| 一、牧村:农村与牧区之间 |
| 二、生活空间的社会转型特点 |
| 三、乡村社会转型与制度改革 |
| 四、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9）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 |
| 2.1.1 产业结构的内涵与外延 |
| 2.1.2 产业结构变迁维度的划分——转型、升级与集聚 |
| 2.2 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演进 |
| 2.2.1 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总结 |
| 2.2.2 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观点 |
| 2.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
| 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市场影响因素 |
| 2.3.1 需求侧因素 |
| 2.3.2 供给侧因素I:要素重置 |
| 2.3.3 供给侧因素II:技术创新与进步 |
| 2.3.4 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因素 |
| 2.4 产业结构变迁的政府影响因素 |
| 2.4.1 后发经济体的政府行为特征 |
| 2.4.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积极影响 |
| 2.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消极影响 |
| 2.5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6 国内外研究的评价及其对本文研究视角的启示 |
| 第三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典型事实与差异比较 |
| 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的理论依据 |
| 3.1.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 |
| 3.1.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 |
| 3.1.4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 |
| 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 |
| 3.2.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指标选择 |
| 3.2.2 区域划分与行业结构说明 |
| 3.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过程 |
| 3.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各维度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指标的时序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理论模型 |
| 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1 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2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2 政府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行为模式选择——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
| 4.2.1 基准模型 |
| 4.2.2 拓展模型I: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比较 |
| 4.2.3 拓展模型II:不同比较优势的差异比较 |
| 4.2.4 拓展模型III:不同发展目标的差异比较 |
| 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影响的多部门增长模型分析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与实证检验 |
| 5.1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 |
| 5.1.1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5)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政府行为 |
| 5.1.2 改革开放初期(1976-1990)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政府行为 |
| 5.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1991-2000)以促进支柱产业发展、扩大产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4 21世纪初期(2000-2012)以化解产能过剩、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5 进入新时代以来(2012年至今)以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实施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2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与理论假说 |
| 5.2.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理论基础 |
| 5.2.2 高速增长阶段的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2.3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指标选择和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与区域差异比较 |
| 5.4.2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区域差异——要素重置视角的分析 |
| 6.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典型事实 |
| 6.1.1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与特征 |
| 6.1.2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序特征 |
| 6.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转型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6.2.1 政府行为对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 |
| 6.2.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变迁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产业结构转型中介效应 |
| 6.4.2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4.3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服务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技术创新视角的分析 |
| 7.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典型事实 |
| 7.1.1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与特征 |
| 7.1.2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序特征 |
| 7.2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7.2.1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2 政府行为、企业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政府行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7.4.2 稳健性检验:政府行为、地区非农产业协同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视角的分析 |
| 8.1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典型事实 |
| 8.1.1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内涵与特征 |
| 8.1.2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时序特征 |
| 8.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8.2.1 政府基础设施供给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2 地区企业税收强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3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4 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8.3.1 模型构建 |
| 8.3.2 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
| 8.4 实证结果分析 |
| 8.4.1 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8.4.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
| 8.4.3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政府行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分化 |
| 9.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比较 |
| 9.1.1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
| 9.1.2 各省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测度 |
| 9.2 政府行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 |
| 9.2.1 政府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2 政府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分化的增长效应 |
| 9.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9.3.1 模型构建 |
| 9.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9.4 实证结果分析 |
| 9.4.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
| 9.4.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增长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 9.5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
| 10.1 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产业变迁的目标 |
| 10.1.1 深化工业化进程,避免过早去工业化 |
| 10.1.2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释放新一轮结构红利 |
| 10.1.3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增强区域产业联系 |
| 10.2 以政府行为的优化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
| 10.2.1 提升治理措施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规避政府失灵的风险 |
| 10.2.2 确立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政策体系,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协调性 |
| 10.2.3 完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10.2.4 优化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
| 10.2.5 延伸工业化,充分发挥制造业的扶梯作用 |
| 10.2.6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
| 第十一章 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活”在神圣与世俗间 ——一个藏边寺院社区发展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 发展的理论、实践及其研究 |
| (二) 关于有“神”社区发展问题的研究 |
| (三) 关于田野点的相关研究 |
| 三、理论视角 |
| (一) 嵌入性理论 |
| (二) 神圣与世俗 |
| 四、关键词/概念的界定和解释 |
| (一) 活 |
| (二) 发展实践 |
| (三) 寺院社区 |
| 五、往返在田野与原乡之间 |
| (一) 田野历程简介 |
| (二) 身份、角色的建构和转换 |
| 六、主要的研究方法 |
| (一) 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 |
| (二) 进行多重比较研究 |
| (三) 文化相对论和整体观的指导原则 |
| 第一章 边缘的“中心”: 田野点的人文、地理志 |
| 第一节 地域背景: 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 |
| 一、相对位置、生态环境和生计资源 |
| 二、以藏族人口为主的多民族杂居之地 |
| 第二节 县域视野下的郎木寺镇 |
| 一、碌曲概况 |
| 二、郎木寺镇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 |
| 第三节 郎木村:具有多重中心地位的地域社区 |
| 一、作为乡镇行政中心 |
| 二、作为经济贸易中心 |
| 三、作为宗教文化中心 |
| (一) 赛赤寺院的日常学习生活与年度活动 |
| (二) 赛赤寺院的宗教影响范围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寺院教区体系到国家权力的“制造” |
| 第一节 寺院: 一套本土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 |
| 一、赛赤寺院的修建过程 |
| 二、赛赤寺院的直辖教区 |
| 三、一个相对开放的地域社区 |
| 第二节 民间: 交往互动与他者经济、社会的嵌入 |
| 一、藏边的交往互动:一位美国传教士的论述 |
| 二、他者的进入:时代背景与个体实践 |
| 三、加科: “汉人”居住的地方 |
| 第三节 国家: 新的权力、秩序及其主导下的发展实践 |
| 一、甘南藏区社会变革的背景和前奏 |
| (一)中央与地方军政权力的扩张 |
| (二) 甘南藏区藏传佛教呈衰落之象 |
| 二、国家权力的“制造”与新的秩序 |
| 三、国家主导下的地域社区发展实践 |
| (一) 从民间贸易到国家供应 |
| (二) 生产单位与生产实践 |
| (三) 有“组织”流动的劳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主体性再现: 寺院重建、商贸复活与牧民的抉择 |
| 第一节 寺院重建、商贸的复活及其扩张 |
| 一、寺院重建 |
| (一) 寺院形体重建及其制度改革 |
| (二) 新时期的寺院自养与寺院经济 |
| 二、地域社区商贸的复活及其扩展 |
| (一) 弃牧返工商: 回民与汉民的选择 |
| (二) 地域社区经济引力的复活与扩展 |
| 第二节 牧民的抉择: 现代牧民与生意人 |
| 一、现代牧民: 畜牧方式的变革 |
| 二、工商实践: 主动与被动的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旅游背景下更大的开放与互动 |
| 第一节 旅游业和旅游经济的历程 |
| 一、国外游客与旅游业的产生 |
| 二、旅游经济的构成及其运行 |
| (一) 宾馆: 寺院和当地人是经营主体 |
| (二) 天水百货商店和川渝餐馆 |
| (三) 果蔬、大肉和食品加工店 |
| (四) 药店和服装店 |
| (五) 一支藏民出租车队 |
| (六) 旅游马队和牧家乐 |
| (七) 本地特产和手工艺品 |
| 三、旅游经济的上升与顶点之后的转折 |
| (一) 上升与衰退 |
| (二) 转折之因 |
| 第二节 小镇面貌: 政府与资本的塑造 |
| 一、民居和商业空间的扩展 |
| (一) 民居空间 |
| (二) 商业空间 |
| 二、政府规划与资本塑造 |
| (一) 新的定居点 |
| (二) 政府与资本表里结合的“风貌改造” |
| (三) 商业空间的外表再装修 |
| 三、往昔记忆与现实态度 |
| 第三节 多样场景中的复杂关系及其互动 |
| 一、游客—当地人: 物质互惠与文化交流 |
| 二、房东—商业租客: 市场规则、利益和道义 |
| 三、同行经营者之间: “狼多肉少”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活”在神圣与世俗间 |
| 第一节 神圣与世俗:作为一种分析框架 |
| 一、“神圣与世俗”辨析 |
| 二、历史与现实维度的分析 |
| 第二节 生计、生活与地域社区的发展活力 |
| 一、生计、生活的变迁与现状 |
| (一) 藏回汉居民的生计差异和趋同 |
| (二) 从牧民到乡镇居民的转变 |
| (三) 经济压力、财富追求与神圣性依赖 |
| 二、地域社区发展实践的活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西藏人口的变迁与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清廷驻藏人员与藏女通婚研究（1720-1912）[D]. 李铭.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3]和平解放七十年来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研究[D]. 曲晓晓. 西藏民族大学, 2021(08)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5]清代循化厅政治地理研究[D]. 赵天骄. 西藏民族大学, 2021(08)
- [6]西藏人口发展与家庭户的变迁[J]. 杨成洲.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3)
- [7]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D]. 黎雪.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8]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D]. 付吉力根.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9]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D]. 宋文月. 西北大学, 2020(07)
- [10]“活”在神圣与世俗间 ——一个藏边寺院社区发展实践研究[D]. 张祥.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