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东地区铸造协会召开“三届二次理事会暨厂长(经理)联谊会”（论文文献综述）
柳直[1]（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研究表明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郑瑶[2]（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研究说明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于磊[3]（2019）在《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基于近代十行业分析》文中提出工业遗产的科技价值是工业遗产区别于其他文化遗产的特殊之处,也是工业遗产重要的核心价值。工业遗产的保护绕不开对不同行业工业遗产的分类研究,不同工业行业的历史发展、工业科技与工业流程、与之对应的有价值的物证实物都不同。科技价值是工业遗产的一项重要价值,但目前国内对其的分析和探讨不足,缺乏分门别类的研究,相关的技术史,尤其是系统的技术史与工业考古学研究匮乏,丧失了对工业遗产价值评价的重要基础,导致了工业遗产保护的主次与依据不明晰,保护往往本末倒置,拆除了最具有价值的物证载体,遗产完整性保护的层级与范畴也同样不明晰。本文基于科技价值的视角,以近代十个行业为例,研究与探讨工业遗产的分行业评价与保护。文章首先系统深入研究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价标准与体系,尤其是英国,其制定了目前世界上工业遗产价值评价与保护最详细的文件,研究发现英国对工业遗产价值评定导则会细分深入到不同行业工业遗址与建筑物的探讨中,并十分重视各行业工业技术史与工业流程的研究。本文以国外为对比参照,重点研究国内自身的问题,以科技价值为切入点,基于科技价值与完整性的视角,以近代的采煤业、钢铁冶炼业、船舶修造业、棉纺织业、棉印染业、丝绸业、毛纺织业、麻纺织业、水泥业与硫酸工业十个行业为例,分门别类的研究了各工业行业的近代发展历程、有价值的遗存现状、近代工业技术与设备、近代工业流程与对应的物证实物、各门类工业遗产关键技术物证、各门类工业遗产完整性保护的层级与范畴等,基于工业史与技术史的研究,分行业具体阐释不同行业科技价值认知与评价的关注点,分行业分析不同行业工业遗产保护中的关键物证实物,包括了各行业在评价与保护中的核心实物物证、辅助生产的相关配套物证、以及与完整性相关的工业产业链等。这些结论与成果可为工业遗产的评价与保护、保护规划的制定,以及遗存的再利用等提供理论支撑与参考。
朱东北[4]（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刚[5]（2018）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支部研究（1949-1966）》文中研究指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由台湾省籍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1947年11月12日,谢雪红等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台湾省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成为全国性政治团体后,即积极在全国建立地方性组织,1949年7月,台盟华东总支部在上海成立。台盟上海市地方组织成立后,在台盟总部和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积极参加上海地方政权的建设,参与了大政方针和重大事务的政治协商。同时,也把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作为自己的任务,并在团结台胞,加强对台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反对美国阻挠中国解放台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化大革命”期间,台盟被迫停止活动。目前,台盟上海市支部的研究成果较少,即使有也呈碎片化状态。本文通过对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史料的挖掘,在1949年至1966年这个时间段内,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支部（华东总支部）建立、发展、活动这一时间主线进行梳理,描述台盟上海市支部机构沿革、人员变化、工作执掌及政治影响等情况。力求再现1949至1966年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支部的历史原貌。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了介绍选题的目的及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的资料与方法等相关情况。正文分为三个章节,首先论述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支部的历史,其次是介绍了台盟上海市支部的主要工作,最后介绍了台盟上海市支部的特点及影响,着重分析台盟这一民主党派由于成员组成的独特性所产生的一些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台盟上海市支部工作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加强对台宣传背景下的优势及不足,并与其他民主党派所起的作用进行对比。
罗艳君[6]（2018）在《上海地方势力与中国红十字会（1904-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成立。上海不仅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发源地,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设立在上海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全权主持中国红十字会会务。因此上海在中国红十字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地方自治是欧洲商业复兴、市民社会兴起的产物。孙中山将地方自治喻为“国之础石”。开埠后,上海市民社会孕育而生,地方自治思想随之兴起。一次大战前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绅商阶层随之渐渐壮大,上海市商务总会的成立,意味着上海的资产阶级,尤其是绅商阶层由分散走向统一。商务总会逐渐形成了能够影响上海商界,乃至全国商界的力量。红十字运动传入中国后,上海绅商们成了最早接触这一新兴人道主义运动的阶层。上海市商务总会的领导者们,成为发展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急先锋。为了保持中国红十字会的中立性和自主性,上海绅商们与政府几经博弈。最终,由于上海地方自治的蓬勃发展和民族资本阶级的壮大,中央政府在既没有引领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公共慈善事业的经济基础,也没有能控制住中国红十字会的政治力量的情况下,被迫默认中国红十字会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现状。随着新一代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强大,绅商阶层中有一部分绅商由于跟不上时代变化,而逐渐没落。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内部,也正在就是否应该修改会章,以适应现在统一的中央政府的问题,针锋相对。最终一直负责主管中国红十字会事务的常议会被取消,红会在政府的指导监督下成立理监事会,取代常议会来处理红会会务。这不仅意味着旧式商人退出了大的历史舞台,也告别了中国红十字会。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成为了政府机器的一部分,失去了往日独立自主的地位。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上下要求抗日救国的呼声渐强。面对中央政府外无御敌之策,内部经济衰退、内战依旧的现实,上海资产阶级呼吁实施宪政的诉求也愈发强烈。为了加大对社会的监控,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用以规范社会团体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也在其列。在加强对中国红十字会会务监督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在中国红十字会中培植了新的势力,以充当自己的代言人,帮助政府完成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调控。杜月笙及他领导的恒社成为了政府的人选。在中国红十字会创立、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少不了来自国内医护界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医界组织,中华医学会积极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在医院、医学院和战地救援等领域帮助红十字会建设。而来自国际红十字会和各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也让中国红十字会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一扇门。总而言之,中国红十字会的壮大,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各地方势力的介入和帮助。中央政府的政策、态度和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同时影响着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但正是在它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红十字会才得以发展壮大,使得红十字会不愧于世界第一慈善机构的称呼。
唐兴军[7]（2016）在《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嵌入性治理是强调国家、行业协会与企业（市场）在坚守固有边界的同时又相互嵌入,这种嵌入既有源自国家的自主嵌入,也有因行业协会要求与依赖下的被动嵌入,二者在形式上相对分立,职能上交互嵌入的行业治理新模式。论文认为,嵌入性治理较之于传统管理模式,具有诸多优势,解决了以下几个现实问题：首先,通过政治嵌入行业协会之中,发挥行业协会在产业发展与转型、市场自律与调控中的积极作用,避免了国家直接干预行业企业的弊病,消除了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越位与错位等不和谐的市场治理方式,构建起现代柔性的市场调控手段；其次,国家通过组织、制度与利益嵌入,与行业协会建立起共生关系,消除了社会经济精英主动挑战执政党与国家权威的动力；再次,由于国家嵌入行业协会,并逐步内化到行业协会的组织肌体之中,增强了其汲取市场社会资源的能力,增加了国家社会互动的机会,夯实了执政党与政府的社会基础；最后,嵌入性治理能够更好的整合行业信息,减少信息在权力系统中传递的时间与失误,降低行政成本,有效缓冲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摩擦。国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一是制度嵌入,即国家依靠公共权力的强制手段与法律制度规训,实现对行业协会监督管理、引导规制的目标,制度嵌入的最优状态是行业协会治理的法治化；二是组织嵌入,即执政党和政府将组织植入并内化到行业协会之中,通过人员安排,组织架构、价值引领来实现对行业协会的引导与控制；三是利益嵌入,国家通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政府购买服务等经济利益诱导,促使行业协会朝着有利于国家政策的方向发展。三种嵌入机制之间互相联结,相互增进,继而为嵌入性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制度嵌入一方面为行业协会的存续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增进了行业协会内部的规范化治理,促使行业协会积极有序地参与行业发展规制与自律；组织嵌入有利于行业协会的组织架构与国家—市场体系有机衔接,通过执政党与政府的组织植入,确保行业协会行动方向与国家治理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增强行业协会的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嵌入有利于夯实执政党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利益嵌入则是行业协会拓展公共空间,获取自身发展的经济资源的重要渠道。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利益嵌入行业协会之中,有助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政策的实施与贯彻。从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的个案研究发现,国家嵌入对行业协会的合法性地位、组织结构、社会资源的汲取产生了积极的形塑作用,国家通过制度、组织与利益等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行业协会依据自身及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进行策略性行动。通过互动交汇,行业协会原有的自主性逻辑以反嵌入和妥协的形式纳入到国家治理中。基于资源依赖与合法性追求的动机,行业协会对行业企业和国家产生双向依赖的形态,嵌入性治理体现了权力行使过程的一种转化,即国家在社会之上行使权力转化为通过社会行使权力。但是,国家作为嵌入主体,行业协会作为嵌入客体,双方在深入和持久的互动博弈过程中,国家往往通过调适嵌入方式以试图加深对行业协会的嵌入层次和程度；而行业协会为获得合法性地位和行政性资源,不但乐于接受国家的嵌入,而且借助政府等公共权力资源对政府职能进行反嵌入,进而形成一种相互型塑、联动嵌入、协同治理的网络格局,但是双方没有边界的互嵌将导致嵌入过度,最终导致行业协会的组织趋同僵化、治理绩效低下,因此适度嵌入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国家适度嵌入行业协会的实现有赖于嵌入机制的优化与改善：在制度嵌入方面,建立适度的规制与宽松的制度环境,减少对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微观干预,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构建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制度供给要以制度需求为基础,防止制度供给过剩和制度网络过密。在组织嵌入方面,规范执政党与政府等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厘清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与部门设置要以行业发展和会员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的指令或政府职能的转移为中心,避免行业协会内化为“二政府”；淡化行业协会党组织的政治职能,强化其利益整合与服务职能。在利益嵌入方面,以项目制推进行业协会治理,构建开放的利益吸纳与整合机制,同时注重提升行业协会的自主治理与行业服务能力,行业协会在参与行业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中应以服务会员企业和整个行业为中心,而不是以契合政府利益,取悦于权力部门为目标。研究还表明：嵌入性治理绩效取决于国家嵌入程度,适度的政治嵌入有助于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体系,过度嵌入则导致行业协会的内卷化与自主性缺失。从本原来讲,行业协会应从属于市场和社会,而不是从属于国家（或政府）。要防止国家过度的自主性扩展,需要国家行为制度化和国家权力制约化,前者依托于法治建设,后者依托于民主建设。国家的组织嵌入、利益嵌入都需要以制度嵌入为基础,改变国家以自身需求为中心吸纳整合行业利益的单向度传统管理体制,不断拓展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构建制度化、法治化的参与机制,将组织嵌入、观念利益嵌入逐步转向制度嵌入。这就要求国家在嵌入行业协会的过程中,坚持适度原则,通过调适制度嵌入、组织嵌入和利益嵌入的方式与程度,增进治理绩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鄢进波[8]（2016）在《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文中提出近代以来,上海因为商业的兴盛逐渐发展为远东地区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也曾被中共看作“罪恶的都市”与“革命的堡垒”1的集合体。建国初期政权新建之时,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国内城市人口最多、社会成分最为多样、工商业最为兴盛的上海,开展了面向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统战、宣传和组织等方面的工作,最终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赢得了社会各界群众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支持。本文从历史视角厘清在建国初期特殊的国情背景下,面对上海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党的群众工作经历了从重构、整顿到巩固的特殊发展阶段,针对不同阶层采取了统战、组织、宣传等体现中国特色的工作路径,为现时代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特大型城市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提供历史借鉴。导言指出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群众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成为国内各政党的执政根基和争取对象,党群关系的好坏更是左右了政权更替。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群众思想异质多元,是考验执政党治理能力的重要场域;建国初期,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这样一座特别城市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对党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第一章论述建国初期上海群众工作的缘起。首先,本章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角阐释群众路线及群众工作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革命历史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产物,群众工作是中共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宣传、组织、教育等实践活动,是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其次,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经历了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等不同发展阶段逐步走向成熟,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对象、方式存在差异,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理论奠定了基础。再次,近代上海城市人口结构、社会阶层、治理方式鲜明体现了旧中国城市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中共在建国初期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与上海城市的特殊实际情况结合,重新确立上海发展方向,这必然要求党的群众工作从上海实际情况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成功运用于大城市实际情况的典范。第二章分析建国初期上海群众工作从重建到强化阶段的不同特征。首先,中共接管上海后,面临原国民党政权与群众关系疏远的不利局面,为争取各阶层群众支持,中共根据城市实际情况整顿纪律,以恢复生产为核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原则有序接管城市政权,探索构建新型党群关系途径;其次,面对建国初期上海市民复杂的社会心态,中共动员“单位”与“非单位”群众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加强对社会各界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巩固了城市政权的合法化地位,体现了特殊时代环境下新型党群关系;再次,为了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共根据上海私营工商者集中、利益关系复杂的格局,以多种方式动员公私合营,强化了在工商界的群众基础。第三章从实践角度分析对各阶层群众开展的统战、组织和宣传工作。本章分析中共与旧职员、民主人士、工商业者等群体的合作方式,认为统战政策是党在特殊时代环境中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工商界灵活运用的体现;同时,宣传教育作为改造群众思想的重要手段,中共通过“反投机运动”、“镇反运动”教育社会各阶层群众,并借助报纸、图书馆等宣传载体加强思想渗透,增强了党群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共发挥人民代表会议、工会、工商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协助作用,将社会各阶层群众纳入组织体系,为联系群众提供了多样化渠道。由此可见,中共在上海城市采取了立体化、全方位的工作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在城市实际工作中的体现。第四章分析群众工作的制度建设。稳定的宣传、组织工作制度有利于城市政权的巩固;为了转变宣传工作薄弱的局面,中共根据上海工商企业众多的实际情况,以单位为主要对象进行宣传网制度建设,在基层培养联系群众的宣传员,强化了宣传教育在群众中的作用。同时,针对党与上海无组织里弄群众之间的松散关系,中共领导各里弄居民建设自治性组织制度,在服务居民生活的同时承担了组织、教育居民的责任,是特殊时空环境下中共在城市市民生活空间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有益尝试。第五章考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及效果。本章从执政党与群众关系角度分析建国初期上海城市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取得的历史成就,认为中共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方针,形成了符合当时上海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群众工作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容易导致党群关系紧张,是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引以为鉴的地方。
郭柳生[9]（2015）在《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 ——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文中指出美国传教士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所遗留的《贝德士文献》（Bates ’ Paper）是中国基督教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中国基督徒名录》（Bates’List）作为文献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为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人物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在修订和补充基督徒信息的基础上,利用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人物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和重新认知这个特殊群体,这对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大有裨益。通过对中国基督徒精英的性别、家庭、地域、活动年代、所属教派、教育经历与职业选择等基本信息的量化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并总结出这个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1）男女比例悬殊,精英信徒以男性为主;（2）主要出身城乡普通家庭,尤其是第一代基督徒几乎全部出身贫苦或耕读之家;（3）集中分布在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地区,在地域上呈现从沿海--内陆--边疆依次递减的分布特点;（4）主要活跃于清末民初及二十世纪前半期,1949年后受制于政治环境而归于沉寂;（5）在教派归属上,主要分布在圣公会、卫理会、长老会、公理会等英美差会,同时在本色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华基督教会日益显示重要地位;（6）大多数基督徒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又以教会大学毕业生居多,留学欧美、日本的高等学府的亦不在少数,知识素养普遍很高,是近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7）在职业选择上具有多样性和现代性,活跃于军政、文化教育、宗教、新闻出版、工商、医疗卫生、财政金融、司法、工程建筑等各界,并成为这些新兴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取得了在当时条件下令人赞叹的成就,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下推动了社会发展,对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总而言之,对中国基督徒的认知不能再停留在片面的"吃教者"形象,而应站在本土视角和现代化视域下重新审视他们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修正或补充他们在近代社会上的群体面相,从而形成更全面、更客观的新认知。
刘玉能[10]（2013）在《多重约束与行动体系：杭州异地商会的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大部分商会研究倾向于用某个概念来对商会的性质、功能及其与其他组织的关系进行“单一的定型化”。这类研究由于忽视现实的复杂性而有失真之虞。本文以“行动体系”为分析单位，借助于“多重问题定位的行动体系”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杭州的异地商会的经验调查，探讨了在解决异地商会的合法化、权力关系治理和实质性功能的实现这三个关系异地商会生存的问题的过程中，相关行动者之间存在的利益结构以及所动用和面对的具体手段-条件组合，是如何形成相应的行动体系的。研究发现：1.在异地商会的合法化中，国家和异地商会之间存在一种分离性的利益结构，因此形成一种抗衡性行动体系类型。而国家管理部门所分别采用的法律-结果控制和政治-过程控制两种主要手段，导致监管对象——异地商会分别采用形式遵从和选择性遵从的应对方式。2.在异地商会权力关系治理中，国家、商会、商会官员和会员等不同行动者之间存在一种矛盾性的利益结构，因此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竞合性行动体系类型。在行动体系的具体形式上，一方面，来自国家的制度性压力使异地商会的正式权力关系表现出趋同性。另一方面，异地商会内部的制度性的和技术性的手段-条件组合的约束，则使权力关系的治理采用接力式授权、有限的权力控制、会长和秘书长集权、以及志愿主义与关联性补偿相结合的机制等具体形式，这些约束有：商会会员主要通过会费和参与或撤出来影响商会，但缺乏监督和控制商会官员的有效手段；商会官员缴纳比一般会员更多的会费，有时为商会提供活动经费补助，行使商会权力；商会具有评估和分配某些声望和资源的权力。3.在异地商会的实质性功能的定位中，制度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异地商会形成了集团利益、共赢利益和利他利益三类不同的实质性功能定位。而每一类利益的实现又由于制度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的制约而分别形成不同的行动体系具体形式。其中，异地商会集团利益的实现主要形成了联保信贷模式、矛盾和纠纷的调解者、社会支持网络、法人团体、沙龙、专业知识培训平台、信息沟通平台等具体形式；异地商会和地方政府之间共赢利益的实现采取互惠和交换的形式；而积极性利他利益的实现主要有引导式动员和主动奉献两种具体形式，但消极性利他利益的实现主要依靠国家、社会公众等力量的外部控制形式，而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手段。4.对两家杭州异地商会的活动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异地商会所开展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集团利益活动和共赢利益活动两大类上，而其他类型的活动则开展得少得多，其中主要原因在于稳定的制度性因素（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管）、某些有利的技术性条件（资本网络、异地商会和地方政府间在招商引资领域的合作）和某些不利的技术性条件（商会运行主要依赖于等级化的会费）。这表明，组织会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依据现实的约束和条件来对活动分配进行调整。由此，本文的结论是，异地商会不仅在解决组织的合法化、权力关系治理和实质性功能的实现三个不同问题时形成了不同的行动体系，而且每一个致力于解决一个问题的行动体系在阵营关系、具体形式和活动调整三个不同层次上受制于不同的因素，其中，行动体系的阵营关系受制于行动者之间的利益结构类型，行动体系的具体形式受制于相关行动者所动用和面对的手段-条件组合，而组织活动的分配则根据行动者之间的利益结构和大家动用和面对的手段-条件组合两个方面来进行调整。
二、华东地区铸造协会召开“三届二次理事会暨厂长(经理)联谊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华东地区铸造协会召开“三届二次理事会暨厂长(经理)联谊会”（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 |
| (一)路数选择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成立背景 |
| 一、战时江西农业的现状与重要地位 |
| (一)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情况 |
| (二)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地位 |
| 二、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的缺失 |
| (一)晚清时期 |
| (二)民国时期 |
| 三、时代交织背景下的人才流动 |
| (一)江西农业人才的回流 |
| (二)战时农学人才的内迁 |
| 第二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发展态势 |
| 一、胡先骕掌校时期——茁壮发展 |
| (一)充实图书资料 |
| (二)添置仪器设备 |
| (三)扩充实验场所 |
| (四)壮大发展院系 |
| 二、萧蘧掌校期间——惨淡经营 |
| (一)迁校避战(1944年5 月—1945年8 月) |
| (二)战后复员(1945年8 月—1946年11 月) |
| (三)内战学潮(1946年11 月—1947年7 月) |
| 三、林一民掌校期间——艰苦奋斗 |
| (一)林一民与周拾禄 |
| (二)林一民与王志鹄 |
| 第三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师资队伍 |
| 一、农学院的师资情况 |
| (一)师资人数、研究领域、留学学历 |
| (二)师资来源情况分析 |
| (三)教员“留守”原因之分析 |
| 二、农学院的师资对比 |
| (一)与校内其他院系对比 |
| (二)与国内其他农学院对比 |
| 三、农学院的知名师资 |
| (一)国内农学领域学科带头人 |
| (二)任职任教的四位学部委员 |
| (三)与农学院同甘共苦的教授 |
| 第四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人才培养 |
| 一、农学院的学生情况 |
| (一)学生来源、招录人数、专业选择 |
| (二)学生成绩与培养质量 |
| 二、农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法 |
| (一)结合实际设置科系专业与课程 |
| (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
| (三)以实习检验学理 |
| 三、学生毕业去向及院内知名校友 |
| (一)学生毕业去向及就业选择方向 |
| (二)农学院内各系知名校友 |
| 第五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科研工作及社会服务 |
| 一、农学院的科研工作 |
| (一)科研准备 |
| (二)科研活动 |
| (三)科研成果 |
| 二、农学院的社会服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基于近代十行业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研究视角 |
| 1.2.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1 时间范畴的界定 |
| 1.2.1.1.1 时间的界定 |
| 1.2.1.1.2 范畴的界定 |
| 1.2.1.2 十个行业的选取 |
| 1.2.1.2.1 工业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
| 1.2.1.2.2 现存遗留所占比例的较高性 |
| 1.2.2 研究视角 |
| 1.2.2.1 科技价值的视角 |
| 1.2.2.2 完整性的视角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5.1 国外研究现状 |
| 1.5.1.1 从文化遗产到工业遗产的保护 |
| 1.5.1.2 国外工业遗产保护起源及发展 |
| 1.5.1.3 国外工业遗产价值评价理论研究 |
| 1.5.1.3.1 英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价理论研究 |
| 1.5.1.3.2 美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价理论研究 |
| 1.5.1.3.3 加拿大工业遗产价值评价理论研究 |
| 1.5.1.3.4 日本工业遗产价值评价理论研究 |
| 1.5.2 国内研究现状 |
| 1.5.2.1 近代中国工业史与技术史的研究 |
| 1.5.2.2 国内工业遗产保护的起源及发展 |
| 1.5.2.3 国内工业遗产价值评价理论研究 |
| 1.5.2.3.1 工业遗产价值评价指标与构成研究 |
| 1.5.2.3.2 工业遗产价值评价方法与体系研究 |
| 1.5.2.4《中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导则(试行)》的建立 |
| 1.5.3 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6 关于工业遗产完整性的思考与近代动力设备的发展 |
| 1.6.1 对于工业遗产完整性的思考 |
| 1.6.2 近代动力设备的发展历程 |
| 1.7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1.8 技术路线与关键技术说明 |
| 1.9 未尽事宜 |
| 第2章 近代重工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
| 2.1 近代采煤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
| 2.1.1 近代采煤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
| 2.1.1.1 近代采煤业的年代分期与发展历程 |
| 2.1.1.2 历史重要性突出的近代采煤业工业遗产 |
| 2.1.1.3 小结 |
| 2.1.2 近代采煤工业技术与设备研究 |
| 2.1.2.1 近代采煤的完整工艺流程 |
| 2.1.2.2 近代采煤工业技术与关键技术物证 |
| 2.1.2.2.1 开拓系统工艺技术与关键物证 |
| 2.1.2.2.2 采煤系统工艺技术与关键物证 |
| 2.1.2.2.3 矿井提升与运输及其关键物证 |
| 2.1.2.2.4 矿井通风与排水及其关键物证 |
| 2.1.2.2.5 煤的洗选与炼焦及其关键物证 |
| 2.1.2.2.6 煤矿的动力系统及其关键物证 |
| 2.1.2.2.7 露天采矿与矿井照明 |
| 2.1.2.3 小结 |
| 2.1.3 采煤业产业链、厂区或生产线的完整性分析 |
| 2.1.3.1 科技价值角度的完整性分析 |
| 2.1.3.2 采煤业价值评价典型案例分析 |
| 2.1.3.2.1 萍乡安源煤矿工业建筑群 |
| 2.1.3.2.2 本溪湖煤矿工业建筑群 |
| 2.2 近代钢铁冶炼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
| 2.2.1 近代钢铁冶炼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
| 2.2.1.1 近代钢铁冶炼业的年代分期与发展历程 |
| 2.2.1.2 历史重要性突出的近代钢铁冶炼业工业遗产 |
| 2.2.1.3 小结 |
| 2.2.2 近代钢铁冶炼工业技术与设备研究 |
| 2.2.2.1 近代钢铁冶炼的完整工艺流程 |
| 2.2.2.2 近代炼铁工艺技术与关键技术物证 |
| 2.2.2.3 近代炼钢工艺技术与关键技术物证 |
| 2.2.2.4 近代钢铁加工工艺与关键技术物证 |
| 2.2.2.5 小结 |
| 2.2.3 钢铁冶炼业产业链、厂区或生产线的完整性分析 |
| 2.2.3.1 科技价值角度的完整性分析 |
| 2.2.3.2 钢铁冶炼业价值评价典型案例分析 |
| 2.2.3.2.1 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工业建筑群 |
| 2.2.3.2.2 本溪湖钢铁工业建筑群 |
| 2.3 近代船舶修造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
| 2.3.1 近代船舶修造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
| 2.3.1.1 近代船舶修造业的年代分期与发展历程 |
| 2.3.1.2 历史重要性突出的近代船舶修造业工业遗产 |
| 2.3.1.3 小结 |
| 2.3.2 近代船舶修造工业技术与设备研究 |
| 2.3.2.1 近代船舶修造的完整工艺流程 |
| 2.3.2.2 近代船舶修造工艺技术与关键技术物证 |
| 2.3.2.2.1 近代船舶修造工业技术 |
| 2.3.2.2.2 船舶修造关键技术物证 |
| 2.3.2.3 小结 |
| 2.3.3 船舶修造业产业链、厂区或生产线的完整性分析 |
| 2.3.3.1 科技价值角度的完整性分析 |
| 2.3.3.2 船舶修造业价值评价典型案例分析 |
| 2.3.3.2.1 福建马尾船政工业建筑群 |
| 2.3.3.2.2 天津市船厂(原大沽造船厂)工业建筑群 |
| 第3章 近代轻工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一) |
| 3.1 近代棉纺织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
| 3.1.1 近代棉纺织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
| 3.1.1.1 近代棉纺织业的年代分期与发展历程 |
| 3.1.1.2 历史重要性突出的近代棉纺织业工业遗产 |
| 3.1.1.3 小结 |
| 3.1.2 近代棉纺织工业技术与设备研究 |
| 3.1.2.1 近代棉纺织的完整工艺流程 |
| 3.1.2.1.1 棉纺工艺 |
| 3.1.2.1.2 棉织工艺 |
| 3.1.2.2 近代棉纺织工艺技术与关键技术物证 |
| 3.1.2.2.1 近代棉纺机具 |
| 3.1.2.2.2 近代棉织机具 |
| 3.1.2.2.3 近代纺织动力设备 |
| 3.1.2.2.4 近代棉纺织厂房建筑与构筑物 |
| 3.1.2.3 小结 |
| 3.1.3 棉纺织业产业链、厂区或生产线的完整性分析 |
| 3.1.3.1 科技价值角度的完整性分析 |
| 3.1.3.2 棉纺织业价值评价典型案例分析 |
| 3.1.3.2.1 中纺公司天津第一纺织分厂 |
| 3.1.3.2.2 石家庄大兴纺织染厂工业建筑群 |
| 3.1.3.2.3 西安大华纱厂工业建筑群 |
| 3.2 近代棉印染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
| 3.2.1 近代棉印染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
| 3.2.2 近代棉印染工业技术与设备研究 |
| 3.2.2.1 近代棉印染的完整工艺流程 |
| 3.2.2.2 近代棉印染工艺技术与关键技术物证 |
| 3.2.2.3 小结 |
| 3.2.3 棉印染业产业链、厂区或生产线的完整性分析 |
| 3.2.3.1 科技价值角度的完整性分析 |
| 3.2.3.2 棉印染业价值评价典型案例分析 |
| 3.2.3.2.1 中纺公司上海第三印染厂 |
| 3.2.3.2.2 中纺公司上海第四印染厂 |
| 第4章 近代轻工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二) |
| 4.1 近代丝绸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
| 4.1.1 近代丝绸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
| 4.1.1.1 近代动力机器缫丝的年代分期与发展历程 |
| 4.1.1.2 近代动力机器丝织的年代分期与发展历程 |
| 4.1.1.3 近代动力机器丝绸印染的年代分期与发展历程 |
| 4.1.1.4 历史重要性突出的近代丝绸业工业遗产 |
| 4.1.1.5 小结 |
| 4.1.2 近代丝绸业工业技术与设备研究 |
| 4.1.2.1 近代缫丝、丝织与丝绸印染的完整工艺流程 |
| 4.1.2.1.1 近代缫丝工艺 |
| 4.1.2.1.2 近代丝织工艺 |
| 4.1.2.1.3 丝绸印染工艺 |
| 4.1.2.2 近代丝绸业的关键技术物证 |
| 4.1.2.2.1 近代缫丝机具 |
| 4.1.2.2.2 近代丝织机具 |
| 4.1.2.2.3 近代丝织物染整机具与动力设备 |
| 4.1.2.2.4 近代丝绸厂房建筑与构筑物 |
| 4.1.2.3 小结 |
| 4.1.3 丝绸业产业链、厂区或生产线的完整性分析 |
| 4.1.3.1 科技价值角度的完整性分析 |
| 4.1.3.2 丝绸业价值评价典型案例分析 |
| 4.1.3.2.1 上海第一丝厂 |
| 4.2 近代毛纺织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
| 4.2.1 近代毛纺织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
| 4.2.1.1 近代毛纺织业的年代分期与发展历程 |
| 4.2.1.2 历史重要性突出的近代毛纺织业工业遗产 |
| 4.2.1.3 小结 |
| 4.2.2 近代毛纺织工业技术与设备研究 |
| 4.2.2.1 近代毛纺织的完整工艺流程 |
| 4.2.2.1.1 毛纺工艺 |
| 4.2.2.1.2 毛织工艺 |
| 4.2.2.1.3 毛织物整理工艺 |
| 4.2.2.2 近代毛纺织工艺技术与关键技术物证 |
| 4.2.2.2.1 近代毛纺、毛织机具 |
| 4.2.2.2.2 近代毛整理机具与动力设备 |
| 4.2.2.2.3 近代毛纺织厂房建筑与构筑物 |
| 4.2.2.3 小结 |
| 4.2.3 毛纺织业产业链、厂区或生产线的完整性分析 |
| 4.2.3.1 科技价值角度的完整性分析 |
| 4.2.3.2 毛纺织业价值评价典型案例分析 |
| 4.2.3.2.1 中纺公司上海第二毛纺织厂 |
| 4.2.3.2.2 中纺公司上海第三毛纺织厂 |
| 4.3 近代麻纺织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
| 4.3.1 近代麻纺织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
| 4.3.2 近代麻纺织工业技术与设备研究 |
| 4.3.2.1 近代麻纺织的完整工艺流程 |
| 4.3.2.2 近代麻纺织工艺技术与关键技术物证 |
| 4.3.2.3 小结 |
| 4.3.3 麻纺织业产业链、厂区或生产线的完整性分析 |
| 4.3.3.1 科技价值角度的完整性分析 |
| 4.3.3.2 麻纺织业价值评价典型案例分析 |
| 4.3.3.2.1 中纺公司上海第二制麻厂 |
| 第5章 近代化工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
| 5.1 近代水泥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
| 5.1.1 近代水泥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
| 5.1.2 近代水泥工业技术与设备研究 |
| 5.1.2.1 近代水泥制造的完整工艺流程 |
| 5.1.2.2 近代水泥工业技术与关键技术物证 |
| 5.1.2.3 小结 |
| 5.1.3 水泥业产业链、厂区或生产线的完整性分析 |
| 5.1.3.1 科技价值角度的完整性分析 |
| 5.1.3.2 水泥业价值评价典型案例分析 |
| 5.1.3.2.1 川沙水泥厂 |
| 5.2 近代硫酸业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
| 5.2.1 近代硫酸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
| 5.2.2 近代硫酸工业技术与设备研究 |
| 5.2.2.1 近代硫酸制造的完整工艺流程 |
| 5.2.2.1.1 二氧化硫的制取 |
| 5.2.2.1.2 近代铅室法制酸工艺 |
| 5.2.2.1.3 近代接触法制酸工艺 |
| 5.2.2.2 近代硫酸工业技术与关键技术物证 |
| 5.2.2.3 小结 |
| 5.2.3 硫酸业产业链、厂区或生产线的完整性分析 |
| 5.2.3.1 科技价值角度的完整性分析 |
| 5.2.3.2 硫酸业价值评价典型案例分析 |
| 5.2.3.2.1 梧州硫酸厂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中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导则(试行)》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4）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民国工会研究述评 |
| 1.2 史料、概念与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第2章 发轫：合法工会的蜕变 |
| 2.1 民初工会崛起的背景 |
| 2.2 从行会到工会 |
| 2.3 自发与党治：工会形成的轨迹 |
| 2.4 国家与工会的沟通形式 |
| 第3章 组织活动与现代事业 |
| 3.1 工会的组织形态初建 |
| 3.2 工会活动家的产生 |
| 3.3 社会援助的开展 |
| 3.4 越界、混乱与新秩序 |
| 第4章 重构：制度塑造和组织实态 |
| 4.1 国民党工运的停顿与重整 |
| 4.2 党治与整理：过渡性的转换机制 |
| 4.3 表与里：制度话语与地方秩序 |
| 第5章 变革的张力、技术与向度 |
| 5.1 工会化测评(一) |
| 5.2 会结构的演变 |
| 5.3 职工会、总工会及厂工会 |
| 第6章 从“人”到“群”的互动空间 |
| 6.1 工会及会员 |
| 6.2 会务运行状况 |
| 6.3 有限的公共空间 |
| 6.4 文娱活动 |
| 第7章 特别系统：特种工会的组织形态 |
| 7.1 组织网络的合法扩展 |
| 7.2 会员划归：以海员工会为例 |
| 7.3 基层实态：以“分事务所”为例 |
| 第8章 劳资争议处理(上) |
| 8.1 日常处理形态 |
| 8.2 重大调处机制 |
| 8.3 合法工会的“强”、“弱”转移 |
| 第9章 劳资争议处理(下) |
| 9.1 工潮与政府因应 |
| 9.2 合法化行为：新新公司工潮案 |
| 第10章 转型：战时工会反思与调适 |
| 10.1 工会化测评(二) |
| 10.2 出会与入会：工会“同群感”的量度 |
| 10.3 “趋上”抑或“附下”：工会走向的论争 |
| 10.4 “工合”与工会：互通与问题 |
| 第11章 国家意志与工人意愿的折冲 |
| 11.1 从工人教育到工人训练 |
| 11.2 战时调适：示范、奖励与福利 |
| 11.3 法外空间：异化与抵制 |
| 第12章 复建：结构变革与角色困境 |
| 12.1 工会管理体制调适 |
| 12.2 工会化测评(三) |
| 12.3 地方工会的重组及运行 |
| 12.4 战后工会的权威关系 |
| 第13章 经济社会中的工会作为 |
| 13.1 劳工政策的进展 |
| 13.2 工会的政治参与：以选举为例 |
| 13.3 程序化的代理：从“规约”到“世俗” |
| 第14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支部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台盟上海市支部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概况 |
| 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成立背景 |
| 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成立 |
| 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组织架构及章程 |
| 四、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时的影响 |
| 五、台盟总部迁往上海的经过 |
| 第二节 台盟上海市支部的成立过程 |
| 一、台盟华东总支部的成立 |
| 二、台盟华东总支部改名台盟上海市支部 |
| 三、台盟总部与华东总支部的关系 |
| 第二章 台盟上海市支部的组织概况及主要工作 |
| 第一节 台盟上海市支部组织架构及盟员情况 |
| 一、台盟上海市支部组织架构 |
| 二、台盟上海市支部盟员情况 |
| 三、台盟上海市支部的章程及规定 |
| 第二节 内部学习、盟员代表大会 |
| 一、学习情况 |
| 二、盟员代表大会 |
| 第三节 纪念活动、对台宣传工作 |
| 一、“二·二八”纪念活动 |
| 二、“五·二四”反美纪念活动 |
| 三、对台宣传及广播 |
| 四、《台盟沪讯》 |
| 第四节 参加政治运动及社会主义建设 |
| 一、台盟上海市支部在抗美援朝、土改、“三反五反”中的表现 |
| 二、台盟上海市支部在整风、反右中的表现 |
| 第三章 台盟上海市支部发挥的作用 |
| 第一节 台盟上海市支部对台工作的特点 |
| 一、加强对台工作的时代背景 |
| 二、工作要求及组织过程 |
| 三、对台宣传工作的具体效果 |
| 第二节 台盟的特点所带来的影响 |
| 一、台盟对台工作的优势与特点 |
| 二、与其他民主党派的比较的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资料 |
| 二、着作 |
| 三、文集、资料汇编 |
| 四、期刊论文 |
| 五、学位论文 |
| 六、报刊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6）上海地方势力与中国红十字会（190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上海绅商与中国红十字会 |
| 第一节 上海总商会与中国红十字会 |
| 一、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 |
| 二、上海总商会的创立 |
| 三、上海市总商会的组织结构 |
| 第二节 上海绅商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 |
| 一、中国红十字会创立的背景 |
| 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立 |
| 三、中国红十字会易名冲突 |
| 四、辛亥革命时期的救援 |
| 第三节 上海绅商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 |
| 一、参与国际红十字大会 |
| 二、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 |
| 三、空降红十字会副会长 |
| 四、南京国民政府整顿红会 |
| 第四节 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会的主要活动 |
| 一、创建时疫医院 |
| 二、创办中国公立医院 |
| 三、救援江浙战争 |
| 第五节 中国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博弈 |
| 一、上海绅商主导中国红十字会的原因 |
| 二、中国红十字会纳入政府管理体系的原因 |
| 三、政府望主导中国红十字会的原因 |
| 第三章 上海市地方协会与中国红十字会 |
| 第一节 上海市地方协会的组织结构 |
| 一、上海市地方协会的成员结构 |
| 二、史量才之死 |
| 第二节 上海市地方协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互动 |
| 一、救援一二八淞沪会战 |
| 二、绥远抗日救援 |
| 三、征求会员运动 |
| 第四章 中华医学会与中国红十字会 |
| 第一节 中华医学会的创立 |
| 一、中华医学会创立原因 |
| 二、中华医学会的组织结构 |
| 第二节 中华医学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交流 |
| 第三节 中华医学会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贡献 |
| 一、合作经营红十字会总医院 |
| 二、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 |
| 三、参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 |
| 四、主持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医务委员会 |
| 第五章 上海恒社与中国红十字会 |
| 第一节 恒社的成立 |
| 第二节 中国红十字会中的恒社成员——以上海分会为例 |
| 一、恒社掌权 |
| 二、征求会员活动 |
| 三、开办诊疗所和流动服务站 |
| 第三节 杜月笙与中国红十字会 |
| 一、首触红会 |
| 二、救援淞沪会战 |
| 三、总领总办事处 |
| 第六章 国际交流与中国红十字会 |
| 第一节 国际帮助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 |
| 一、日俄战争救援与国际帮助 |
| 二、奉献牺牲的首位外国医师 |
| 第二节 中国红十字会的新生力量 |
| 一、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的成立 |
| 二、国内外的支持 |
| 三、上海难民救济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研究内容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结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文献回顾述评 |
| 一、从商会到行业协会：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对象的扩展 |
| 二、从控制到治理：国家对行业协会管理模式变迁的研究 |
| 三、政治嵌入：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的新命题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一、理论基础 |
| 二、嵌入性治理现实背景与理论假设 |
| 三、嵌入机制：几个核心要素界定 |
| 四、嵌入性治理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行业协会的生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社会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
| 一、总体性社会：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 |
| 二、调适与互动：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 |
| 第二节 全能型政府的转型:自上而下生成的行业协会 |
| 一、从划桨到掌舵：执政党与政府权力的收缩 |
| 二、从部门到行业：管理体制的变革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的发展：自下而上生成的行业协会 |
| 一、自由竞争的市场治理机制需要行业协会参与 |
| 二、多元分化的利益结构促成行业协会的生成 |
| 第四节 上海行业协会产生及其发展变迁 |
| 一、恢复起步：政府主导下上海行业协会的萌芽 |
| 二、快速成长：市场与政府合力推动下上海行业协会的发展 |
| 三、逐步完善走向成熟阶段：嵌入性治理下上海协会的转型 |
| 第四章 从全面管控走向嵌入型监管：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第一节 上海有色金属产业及其管理体制的沿革 |
| 一、同业公会与上海有色金属行业 |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管理：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有色金属行业 |
| 第二节 政府转型与市场成熟：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的诞生 |
| 一、政府放权：管理体制调整与管理权限下放 |
| 二、市场的成长：企业自主经营权限与能力提升 |
| 三、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市场自组织的生成 |
| 第三节 嵌入性治理：政府与有色行业协会伙伴关系的构建 |
| 一、上海有色行业协会治理主体地位的确立 |
| 二、互动协作治理机制的构建 |
| 三、从伙伴关系到相互嵌入 |
| 第五章 嵌入机制：行业协会治理中的制度、组织与利益互动 |
| 第一节 制度嵌入：制度环境与行业规制 |
| 一、行业协会的制度体系与制度环境 |
| 二、行业协会内部治理中的制度嵌入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治理与规制中的制度嵌入 |
| 第二节 组织嵌入：协会党建与枢纽堑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中执政党的组织建设 |
| 二、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嵌入 |
| 三、业务主管部门与相关职能机构的嵌入 |
| 第三节 利益嵌入：政府购买服务与行业协会评估 |
| 一、思想建设与争先创优中的利益观念引领 |
| 二、行业协会评估与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利益嵌入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嵌入过度：行业协会治理中的困境 |
| 第一节 制度嵌入过度:制度供给过剩与产业规制中的国家主导 |
| 一、制度供给过剩 |
| 二、产业规制中的国家主导 |
| 第二节 组织嵌入过度：组织吸纳与行业协会内卷化 |
| 一、执政党与政府的全面组织吸纳 |
| 二、行业协会行政化 |
| 三、行业协会组织趋同与“内卷化” |
| 第三节 利益嵌入过度：利益失衡与代表性缺失 |
| 一、国家与单一会员的控制：集体行动的困境 |
| 二、代表性缺失：会员利益还是行业利益 |
| 三、利益媾通：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合谋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嵌入性治理：行业协会治理现代化的抉择 |
| 第一节 嵌入与脱嵌：治理现代化中的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 |
| 一、脱钩而不是脱嵌 |
| 二、嵌入程度：适度抑或过度 |
| 第二节 制度嵌入优化：供需平衡与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 |
| 一、适度的规制与宽松的制度环境 |
| 二、适量的制度供给与现代化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组织嵌入调适：枢纽型党组织与有限政府的构建 |
| 一、回归行业：枢纽型党组织的构建 |
| 二、服务替代行政：有限政府的构建 |
| 第四节 利益嵌入调整：代表性与利益整合能力的提升 |
| 一、提升行业协会在产业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 |
| 二、优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利益嵌入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8）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因商而兴：上海精神与上海人 |
| 三、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 四、研究文献综述 |
| 五、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建国初期中共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缘起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和研究范围阐述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研究范围 |
| 二、1949至1956年的时段内涵 |
| 第二节 中共群众路线的起源及城市群众工作的缘起 |
| 一、中共群众路线的提出及群众工作实践历程 |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城市群众工作的探索过程 |
| 三、上海解放前中共接管城市的群众工作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社会结构分析 |
| 一、上海城市发展促使商人、资本家、知识分子等上升为精英阶层 |
| 二、上海城市发展为工人阶级壮大创造了社会条件 |
| 三、上海城市发展为底层边缘群体提供了生存空间 |
| 四、上海城市发展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 |
| 第四节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的四重变奏与发展定位 |
|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 |
| 二、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到海防前沿和国际友好交流平台 |
| 三、民间社团组织从散漫到有序化 |
| 四、人口结构从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化 |
| 第二章 重构到强化：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重构：中共在上海构建新型的党群关系（1949-1950） |
| 一、劫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与上海群众关系恶化 |
| 二、集训：中共部队接管上海前的筹备工作 |
| 三、接管：中共密切上海群众关系的实践活动 |
| 第二节 调整：“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党群互动（1950-1953） |
| 一、抗美援朝运动前上海各阶层群众的社会心态 |
| 二、中共领导上海各阶层群众参与抗美援朝运动过程 |
| 三、上海各行业群众参与抗美援朝运动的方式分析 |
| 第三节 强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阶段群众的道路选择（1953-1956） |
| 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利益各方的复杂关系 |
| 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合作方式分析 |
| 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会的作用及工作方式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协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运用 |
| 一、留用与改造：中共对原政府机构人员的工作方式分析 |
| 二、协商：中共与上海民主人士的合作方式分析 |
| 三、中共与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合作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宣传教育：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途径 |
| 一、反投机活动中宣传教育的特征及作用分析 |
| 二、群众性运动中宣传教育的特征分析 |
| 三、宣传载体联系群众的作用与方式分析 |
| 第三节 组织协助：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的部门机构 |
| 一、人民代表会议是党和政府沟通群众的渠道 |
| 二、工会是协助党和政府组织群众的助手 |
| 三、工商联合会是协助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 |
| 第四章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制度分析 |
| 第一节 群众工作的宣传制度分析 |
| 一、宣传网制度初建阶段宣传员的发展方式分析 |
| 二、宣传网制度巩固阶段宣传员联系群众的作用分析 |
| 三、宣传网整顿阶段宣传员联系群众的方式分析 |
| 第二节 群众工作的组织制度分析 |
| 一、里弄临时性群众组织制度建设特点分析 |
| 二、里弄常规性群众组织制度建设特点分析 |
| 三、里弄群众组织制度的案例分析——以宝兴里为例 |
| 第五章 历史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与效果考察 |
| 一、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分析 |
| 二、走向社会主义：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效果考察 |
| 第二节 历史经验与启示 |
| 一、历史经验分析 |
| 二、评价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9）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 ——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1、贝德士及其《中国基督徒名录》的研究 |
| 2、包克强关于民国基督徒精英的研究 |
| 3、中国基督教史的量化研究 |
| 4、海内外关于中国基督徒的研究 |
|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
| 1、研究问题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研究困难 |
| 1、创新点 |
| 2、研究困难 |
| 第一章 贝德士与《中国基督徒名录》 |
| 一、贝德士生平 |
| 二、《中国基督徒名录》介绍 |
| (一) 《名录》的内容、来源 |
| (二) 《名录》的局限性与研究价值 |
| 三、《名录》的人数界定与数据采集 |
| (一) 《名录》的实际辑录人数 |
| (二) 研究数据的采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督徒精英基本背景分析 |
| 一、性别比例 |
| 二、家庭出身 |
| 三、地域分布 |
| 四、活动年代 |
| 五、所属教派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督徒精英受教育情况分析 |
| 一、受教育程度 |
| 二、国内教育 |
| (一) 高等教育 |
| (二) 传统教育与近代初、中等教育 |
| 三、留学教育 |
| (一) 留学国家 |
| (二) 留学教育:以美国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督徒精英的职业选择 |
| 一、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职业分布 |
| 二、基督徒教育工作者 |
| 三、军政界基督徒精英 |
| (一) 早期基督徒革命者 |
| (二) 民初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徒官员 |
| 四、神职人员与教会机构工作者 |
| 五、其他基督徒精英:新闻出版、工商、医疗卫生等 |
| (一) 新闻出版界基督徒精英 |
| (二) 基督徒商人 |
| (三) 医疗卫生界基督徒精英 |
| 本章小结 |
| 结语:重新认识中国基督徒 |
| 一、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群体特征 |
| 二、基督徒精英与中国现代化 |
| 三、基督徒精英与中国基督教本色化 |
| 四、历史的遗产:1949年以后的中国基督徒精英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中国基督徒名录》(中文修订版) |
| 附录二:贝德士大事年记 |
| 后记 |
（10）多重约束与行动体系：杭州异地商会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论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商会如何解决问题和达成目标：相关文献研究 |
| 一、 已有研究回顾 |
| 二、 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多重问题定位的行动体系 |
| 一、 本研究的理论来源：组织分析中的多重约束视角 |
| 二、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多重问题定位的行动体系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异地商会的合法化 |
| 第一节 从合法性分析到合法化分析 |
| 第二节 合法化中的分离性利益结构与抗衡性行动体系 |
| 第三节 异地商会合法化的基本内容 |
| 一、 异地商会的社会团体资质的合法化 |
| 二、 异地商会的正式结构的合法化 |
| 三、 异地商会的社会团体行为的合法化 |
| 第四节 合法化中国家与异地商会相互抗衡的具体行动体系 |
| 一、 形式遵从对法律-事后控制 |
| 二、 选择性遵从对政治-过程控制 |
| 三、 组织渗透和组织网络对组织楔入和组织隔离 |
| 第三章 异地商会的权力关系治理 |
| 第一节 权力关系研究回顾及本章的任务 |
| 第二节 多重利益结构与权力关系治理的多重行动体系类型 |
| 第三节 权力关系治理的具体行动体系 |
| 一、 权力关系治理面对的手段-条件组合 |
| 二、 权力关系治理采用的具体行动体系 |
| 第四节 异地商会组织结构“先制度后技术”的适应过程模式 |
| 第四章 异地商会的功能实现 |
| 第一节 异地商会实质性功能的定位 |
| 一、 已有研究回顾 |
| 二、 异地商会的功能定位 |
| 第二节 异地商会实现集团利益的行动体系 |
| 一、 集团性利益结构与内部合作的行动体系类型 |
| 二、 异地商会实现集团利益的手段-条件及具体行动体系 |
| 第三节 异地商会实现共赢利益的行动体系 |
| 一、 共赢性利益结构与外部合作的行动体系类型 |
| 二、 异地商会与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手段-条件及具体行动体系 |
| 第四节 异地商会实现利他性利益的行动体系 |
| 一、 两种利他性利益结构与两种不同行动体系类型 |
| 二、 实现积极性利他利益面临的手段-条件及具体行动体系 |
| 三、 实现消极性利他利益面临的手段-条件及具体行动体系 |
| 第五章 异地商会活动的类型分布 |
| 第一节 异地商会活动类型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活动调整作为行动体系的一个重要层面 |
| 第六章 总结与讨论 |
| 第一节 本研究的发现 |
| 第二节 本研究的贡献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关于异地商会的访谈提纲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论着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完成的项目 |
| 后记——感谢、抱歉和怀念 |
四、华东地区铸造协会召开“三届二次理事会暨厂长(经理)联谊会”（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2]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3]工业遗产科技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基于近代十行业分析[D]. 于磊. 天津大学, 2019(06)
- [4]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 [5]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支部研究（1949-1966）[D]. 李刚.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6]上海地方势力与中国红十字会（1904-1949）[D]. 罗艳君. 上海师范大学, 2018(12)
- [7]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D]. 唐兴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8]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D]. 鄢进波. 上海大学, 2016(02)
- [9]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 ——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D]. 郭柳生.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10]多重约束与行动体系：杭州异地商会的实践[D]. 刘玉能. 上海大学,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