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州体育学院学报》第22卷2002年目次分类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张然[1]（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张光润[2]（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指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赵佩娟[3]（2018）在《知识社会史视角下的民国时期工具书出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是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期,一方面,古代文化摇摇欲坠,另一方面,西方文明扑面而来。整理传统和吸收新知成为民国文化界并行的两股风潮,工具书作为对知识进行整理序化的工具,在民国时期迅速发展。本文围绕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出版特点、出版动机、出版生态、出版舆论四个方面展开,探讨由古代工具书发展而来的民国工具书的变化,在这一转变中西方文明蓝本的传入发挥的作用,工具书编纂者、出版者和读者在工具书出版生态中扮演的角色。基于知识社会史视角的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出版考察,可以看到编纂者、民营出版机构、政府、学术机关、读者各方的力量相互交织,共同推进民国时期知识管理的进程。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阐述研究源起及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并对关键概念进行说明。第二章为时间脉络梳理部分,说明历史变迁中的工具书出版情况,重点讨论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发展变化。第三章为出版动因部分,论述由需求引起的民国时期工具书大量出版的现象。第四章为生产图景部分,从编纂者角度阐述工具书的生产状态。第五章为话语互动部分,展现工具书出版后编纂者、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话语互动。本文按上述思路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探讨了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出版行为,这种出版行为受西方文明影响,并且由特定的社会语境决定。
张明明[4]（2017）在《琉球汉籍与中琉文学交流研究》文中指出琉球王国自明代被纳入中华封贡体系,与中国维持了近五百年的宗藩外交关系,琉球又是“汉字文化圈”的成员国之一,与朝鲜、越南等国一样有着悠久的汉文学史。本文将以琉球汉籍为主要依据,对琉球汉文学及中琉文学交流活动加以研讨。广义的琉球汉籍包括琉球刊刻的中国传统文献,比如琉球刻本《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千字文》、《六谕衍义》等,还包括琉球人的汉文着述,如《球阳》、《中山世鉴》、《蓑翁片言》、《中山诗文集》等。本文以后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以文学文献为核心,旨在考察琉球汉文学在中琉宗藩外交过程中的发展、流变之轨迹。另有一部分琉球汉文学作品收录于清人所辑书籍之中,也一并加以探讨,以呈现中琉文学交流之全貌。绪论部分对本课题相关的先行研究予以梳理和述评,认为琉球汉文学研究目前在中日两国都比较边缘化,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琉球汉文学是沟通中琉宗藩外交的桥梁,是中琉文学交流的重要成果,在琉球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与梳理。具体到方法上,中琉文学交流研究应该适当运用跨学科研究,这是本文所努力尝试的方向。另外,近年来域外汉籍研究的蓬勃发展也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多重借鉴。第一章运用文献学及文化学研究方法,从汉文献与汉文化两个方面对中琉文学交流的背景展开讨论。琉球汉籍既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也是主要的研究线索和文献依据。中琉文学交流包括中方和琉方两方面,有的学者侧重于利用中国涉琉文献对中琉文学交流活动展开研究,而本文则主要以琉球人所着汉籍,尤其是文学类汉籍为依据,目的是在研究中琉文学交流的同时,系统梳理和还原琉球汉文学创作与历史,并借此以凸显琉球汉文学在整个琉球文学史上的价值意义。琉球的汉文化主要集中于儒家文化和宗教文化。明清时期儒家文化在“怀柔远人”与“向慕华风”的中琉宗藩外交环境下悄然滋长,由形制到内核、由程式到生活;由教育及官制,由官方至民间,呈现出无往不利的势头,在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宗教文化中最为显着的当属发源于闽,共同信奉于琉闽地区的“天妃”信仰,天妃信仰反映了琉闽之间的文化互动以及中琉封贡过程中的宗教仪轨,见证了五百余年中琉“海上丝绸之路”的光辉历程,系琉球汉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背景的琉球儒学与天妃信仰在琉球汉籍中有广泛地反映,对中琉文学交流也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作用。第二章主要从文学内部讨论琉球文人的汉文学创作以及与中国文人的文学交流情况。首先以琉球文人程顺则《中山诗文集》为例,通过康熙年间汪楫、林麟焻一行册封琉球时与琉球君臣的诗文唱和,考察琉球王室与首里府贵族阶层的汉文学创作。其次,以“家族文学研究”的视角,揭示琉球家族文学及其文学家族之状况。明太祖时赐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他们的后裔常居久米村或称“唐荣”,担任涉华事务的相关官职,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将久米村打造成了琉球的华人聚居地。久米村士大夫因其家学渊源而成为琉球汉文学的主力,到清朝中后期更是独占鳌头,坐上琉球汉文文坛的第一把交椅,远非琉球其他地区文人所能及。久米村人以其独特的家学背景而得以形成文学家族。本章主要以久米村蔡氏家族为例,分析琉球汉文创作的特点。蔡氏家族成员蔡大鼎是第二尚氏王朝后期最为高产的琉球汉文学家,其个人诗文集共计八部,在琉球汉文学史上首屈一指。蔡大鼎的诗文创作不仅是中琉文学交流的一个典型范例,也为晚清社会生活史提供了诸多珍贵的文献材料。第三章以外交史视角对中琉文学交流及琉球汉文学作品加以讨论。中琉之间的官方文学交流主要是以“诗赋外交”形式得以呈现的,包括互遣使节与官生留学两种途径。本章以徐葆光《中山赠送诗文》为例,通过徐葆光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琉球册封之行及相应诗文唱和,再现中琉文学交流的盛况。又以国子监琉球官学教习潘相、孙衣言、徐干等人的相关记录为依据,还原琉球官生的在华交游与文学创作等活动。中琉文学交流在民间层面也一样如火如荼,琉球官话是中琉民间文化交流的典型载体,《白姓》与《广应官话》等琉球官话作为一般性的语文学习用书,是普通琉球人学习汉语及汉文学的入门读物,而《条款官话》则因其独特的政治隐喻呈现出与普通琉球官话相异的特征,故而单独对其展开深入地探讨。琉僧的诗文水平普遍较高,是琉球汉文学史上的典范。僧侣文学堪称琉球汉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视作中琉官方“诗赋外交”的一种“变体”或补充。第四章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探讨琉闽之间的文人交游与创作。明清时期共有七位闽籍册封琉球使,他们对中琉文学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又以林麟焻、齐鲲等人为代表。此外,琉球汉籍序跋大部分亦由闽人所作,这些闽人序跋对琉球汉文学的研究极有裨益,由于琉球人自身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甚少,闽人序跋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填补了琉球汉文学批评史的空白,值得特别关注。从康熙二十年（1681）任尹所作《寒窗纪事序》到光绪九年（1883）叶秉枢《北燕游草序》整整两百年时间内,琉闽之间的文人交流未曾间断,闽人序跋完整再现了汉文学创作风貌以及中琉文学交流之盛,可谓益在当时,功在千秋。最后一章从学术史角度为全文作一总结,对琉球汉文学的价值意义予以重新审视与评估。针对琉球学以及琉球汉文学研究的边缘化现象,本文认为其既有客观性的原因,也有一定程度上被学界忽略的人为因素。因此,笔者呼吁中日琉球学界加强对琉球汉文学的还原与重构,一方面应着力于构建琉球汉文学研究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学术环境,一方面应该在基础文献整理等方面注重普及推广工作,使得琉球汉文献与汉文学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和理解。中琉邦交五百年的漫长岁月里,文学交流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有清一代,以琉球汉籍为载体的中琉文学交流在康熙至光绪的两百余年左右的时间内渐成燎原之势,相对于日本、朝鲜等已经有着上千年汉文化底蕴的国家来说堪称神速之奇迹,琉球汉籍生动地再现了中琉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场景,而琉球汉文学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文化遗产。此外,中琉文学交流中所体现的求同存异的交往之道对当下国际形势亦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这或许也是域外汉籍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根本旨归。
郭瑶[5]（2013）在《从《通报》看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 ——以《通报》“学术论文”目录为基础的文献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日益密切与频繁的中西文化交流,使得西文汉籍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愈加凸显。在海外汉学的研究中,西文汉籍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文汉籍文献的整理是汉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它为汉学研究提供最广阔的视角,最全面、最集中、最系统的资料参考依据。早期考狄所编写的“中国书目”（Biblioteca Sinica, dictionns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l’ Empire chinois）,开各类书目之先河,是“西文汉籍文献学”研究的鼻祖；袁同礼主编的“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eca Sinica）,以“中国书目”为基础,进行了更加明晰、严谨、科学的文献编撰,为后来者的“西文汉籍文献学”提供了重要范式。西文汉籍文献学以其巨大的历史性的学术价值,彰显了其对于海外汉学研究的不可替代的指导性、参考性作用。创办于1890年、由法——荷汉学家联合主编的《通报》（T’oung Pao,简称T.P.）,是一份专业的、国际性的汉学研究杂志。在123年的出版史中,它通过学术论文（Articles de fond）、杂识（Melanges）、杂录（Varietes）、记事（Chronique）、评论简报（Bulletin Critique）、讣告（Necrologie）、书目（Bibliographie）、新收到赠书（Livres Recus）、按语和征询（Notes and Queries）、通信（Correspondence）、通知（Annonces）、评论（Review articles）、书评（Book reviews）这些常规和经典性栏目,记录了汉学研究的历史与动态。“学术论文”栏目作为其一直保留的栏目,以其连续性和学术性,较好地反映了这份杂志以及汉学研究的发展与变迁历程。本文首先对《通报》的编辑和出版史进行了基本梳理。然后,以《通报》“学术论文”栏目为主要对象,以所有目录的翻译、整理为基础,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同时采用类型学、统计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别对各类文章进行趋势、数目及研究侧重点的分析,进而对该栏目的特色进行初探性总结。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通报》基本概况介绍,包括《通报》创办的学科背景、缘起、主编声明和创刊目的及其发行情况、历任主编概况、刊名变更、栏目简介。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对“学术论文”栏目的文献学浅析,分别从历史、地理类,宗教、哲学类,文学类,语言、文字类和艺术类等5各方面对文献进行了分段统计、趋势分析以及类型学浅析。第四章是对《通报》“学术论文”栏目的文献学、目录学特征的总结和分析。本文在国际上首次对《通报》的栏目翻译、整理和文献学分析,具有开创性意义。并且这不论是对学术资料的索引还是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研究,甚至对汉学学术史的梳理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何易展[6]（2013）在《清代汉赋选研究》文中指出选本是文学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态．清代赋选之众,殊难胜计。既有本朝赋集,亦有历代赋集；既有专选古体,也有仅猎律体者,律赋选中以选唐律与本朝馆阁赋选居多,而涉及到汉赋选篇则主要保存在一些通选性质的选本或专选古赋的选本中。这类赋选的编撰目的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主要因为清代科举院试、觐风、会试及翰林院考试试诗赋,故士子习赋,许多赋选编撰即为蒙学之需或书院参备的教材。其次则因明末儒商的出现以及编书刊书渐成文人“治生”之法。当然清代赋选编撰有着清代文教政策及其传统学术的影响。在清初统治者重宋儒理学,乾嘉时期洁儒则重考据之学,宋学与汉学交相并炽。无论是宋学、汉学,还是清初的启蒙主义思潮与务实求征的实用学风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清代赋选编撰义例,清代赋选在笺释、注疏、评点以及选篇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分期特徵．此为第一．章之概述与第二章分期特徵论之要义。以乾嘉为界,康熙时期刊印的《历代赋钞》《历朝赋格》《历朝赋楷》三部赋选,都采用首、末评点的方式,或偶於文中夹注音释,但基本上都缺乏考辨,而是注重义释与结构的揭示,其评点形同风格鉴赏论。在编撰体例上三部赋选又各有其特徵。陆棻《历朝赋格》首列三格,以文体分类,每格之下又以年代为次。既打破了赋、骚相别的观念,也突破了文赋的范畴,对骈、律之间的关系,以及律赋的肇始渊源可谓不彰白明。这种分类对赋体流变史的把握可谓极其清晰,这远较後来学者所谓“汉文赋”、 “唐宋新文赋”的分体观念要通达得多。《历朝赋楷》与《历代赋钞》虽主要都以时序为次选篇,然各有其侧重,在笺释评点．卜也各有风格。王修玉《历朝赋楷》主要於赋中夹音注,而於赋末评点义疏,多对义理有所闸发,这与其在清初“为诸生三十年,浮沉经史中”的经历相关。赵维烈《历代赋钞》则於卷首目录赋家名下作作者小传,又於赋中旁批夹注,多有对结构章法的揭示。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编定《历代赋汇》,仅收以“赋”名篇之作,缺乏考辨与笺释,多有重出、漏载、误录之讹。乾嘉以後,通选性质的赋选总集趋少,此期出现了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先唐文献总汇,其《全汉文》《全後汉文》多收载汉代赋作,虽非专门的赋选,然首列各人赋作,且录赋篇极多,对於文体而言亦具有“选”的性质,其对汉赋文献的保存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具有总集之性质,谨列於《赋汇》之後。此外,清初费经虞、费密父子编定的《雅伦》一书虽是“诗学”着作,但既涉及诗选诗论,也涉及赋选赋论等,对文体风格、体调、格式等多有精到论析,其裁选赋篇颇精,对赋篇评点及赋体流变分析独具颖见。乾嘉时期张惠言编《七十家赋钞》收录梁宋之前的古赋作品,在笺注评点上有考据家的学风影响,也偶有义理揭示。此书反映了张氏的赋、骚、颂同体的赋学观念,提倡古赋对“文”、 “道”的重视。在清代许多赋选凡例、序、跋、评注中体现出编撰者重“情志”、 “文辞”、“气韵”的主导文论观。此为第三章至第八章之要义。清代赋论与赋作,除专门的赋论外,极大部分是靠选本得以保存与传播,就选本中序、跋、凡例、评点、笺释,或附录赋论,实不亚於专门赋论着作之贡献。清代本朝赋体文学创作的保存与传播,以及借鉴前代文学经典,实际上主要的途径便是通过选本、类书等文献的阅读与受授,因而清代赋选与清代文学与学术实极相关系,这种关系看似只是赋学与文学或学术的关系,实则又明显地表现在赋选与二者的关系。此等内容并主要赋选刊刻统计表之类附录於後．在选本选篇目次上,清代赋选主要表现出古、律以及赋、骚关系的异同,但从选本凡例、序、跋、评注等来看,其中又有古、律相融的文体观,而且绝大数赋选表现出赋、骚同体的文论观。清代汉赋选研究是清代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所涉期对清代文学中的时文与古文关系、赋体的古律借鉴,以及赋体源流之争等等的研究有所裨益。
高源[7]（2013）在《清代“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文中指出“抄纂之书”，作为古代传统文献的大宗，其在清代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并且出现了质量上乘的佳作。纵观清代“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或零星分散，或篇幅广聚，本文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清代“抄纂之书”的发展是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业态因素是分不开的。社会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学术风气的嬗变和文化政策的变化、鼎盛的书业体系，为清代“抄纂之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是清代“抄纂之书”繁盛的时代背景。二、清代“抄纂之书”，笔者将其划分为汇编型、选编型、类编型三个方面，蕴藏在其中的科技文献资料，又是极富特色的一种宝贵的资源。文中所述的清代各类“抄纂之书”，如《四库全书》、《元明类事钞》、《沅湘通艺录》、《古今图书集成》、《格致镜原》等，都是蕴含有丰富科技文献的“抄纂之书”的优秀代表，是研究清代科技史的宝贵资料。当然，还有其他数量不少的“抄纂之书”，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尽述。三、笔者总结了清代“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的特征、价值及不足之处，以便于从总体上对清代“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进行比较详细的把握，给予客观的评判。那么，在这些的基础上，希望对清代的“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越来越重视。清代“抄纂之书”，在科技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随着研究深入，其价值必将不断地被挖掘利用。
彭晶晶[8]（2012）在《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研究 ——基于SCP范式》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改革事业的向前推进，催生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勃兴与发展，并使之成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理论界对于体育产业的研究也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丰富起来。我国体育产业的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体育产业某一具体的问题，如体育产业基本原理研究、体育产业政策研究、体育产业投融资研究、区域体育产业研究等，大都缺乏对体育产业的整体研究；而且我国刚开始实现从“体育事业”向“体育产业”观念的转变，因而还很少有人运用现代产业理论、尤其是运用SCP范式来系统研究中国的体育产业市场。SCP范式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的简称。中国目前的体育产业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还基本上处于起步发展的初级阶段，其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中国的体育产业尚未真正产业化，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产业市场经济体系。中国体育产业和体育产业市场化的低水平现状呼唤我们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探讨中国的体育产业发展问题，SCP范式就为我们进行这一分析提供了成熟的理论工具。运用SCP范式研究中国体育产业市场，有利于深化我国体育产业的理论研究，有利于推进我国体育的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并可为我国制定科学有效的体育产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与依据。本文在阐述体育产业和SCP范式基本理论与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依照SCP范式分别分析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最后基于SCP范式分析中国体育产业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是按照如下思路展开分析的：首先，本文简要介绍了体育产业的经济基础理论和SCP分析框架。其中，本文先界定和阐述了体育产业的概念、属性与分类，介绍了体育产业的经济基础理论如体育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人力资源理论、博弈论等相关理论；接着介绍了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框架，从SCP范式的缘起、SCP的形成及其基本框架体系进行介绍；最后阐述运用SCP分析框架分析体育产业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是本文展开分析的理论基础。其次，本文依据上述SCP分析框架，对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逐一展开分析，以验证上述SCP分析框架在体育产业中的适用性。关于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结构，本文在简要介绍体育产业市场结构涵义与评价方法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结构的情况，分析了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因素。就中国目前的体育产业市场结构现状而言，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构成了中国体育产业市场供给主体，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是其市场结构类型。体育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市场进出壁垒三方面共同影响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结构，文中笔者认为市场集中度越高、产品差异化越大、市场进出壁垒越严格，中国体育产业垄断性越强。关于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行为，本文在简要介绍体育市场行为涵义及机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中国体育产业市场行为的现状，分析了中国体育产业市场行为影响因素。体育产业市场行为包括体育产业市场的供给行为、需求行为和消费行为，体育产业的市场机制包括体育产业市场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现阶段中国体育产业市场行为主要以定价行为、赞助行为和市场融资行为为主。在文中，作者认为不同的市场行为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如生产要素价格、生产技术水平、相关体育产品价格、厂商数量等要素影响体育产业市场的供给行为；体育产品价格、消费者收入、相关产业价格、消费者偏好等要素影响体育产业的需求行为；体育产品价格、消费者收入、质量等要素影响体育产业市场的消费行为。关于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绩效，本文在简要介绍体育产业市场绩效涵义与评价方法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绩效的现状，分析了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绩效的影响因素。认为现阶段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绩处于一种低效的水平，无论是体育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还是体育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都是低效的。在中国体育市场上，市场绩效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大致可分为宏观方面的影响因素，如政府要素、法律要素和社会要素对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绩效的影响；环境方面的影响因素，如市场竞争要素、行业协会要素、中介组织要素对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绩效的影响；传媒因素，如现代传媒要素对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绩效的影响等。再次，本文在上述SCP框架对中国体育产业适用性逐一进行通验证分析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对中国体育产业市场水平低下的表现及原因进行综合分析。认为中国体育产业市场水平低下的主要表现是主体产业竞争力不强、产业发展中结构性问题突出、体育场馆投入产出严重失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市场结构方面的原因，如市场结构供给主体结构不合理；市场行为方面的原因，如体育产业供给行为不合理、体育产业消费行为不平衡、体育产业监管行为不到位；体育产业市场绩效方面的原因，如市场环境不利于体育产业的发展。最后，针对中国体育产业市场水平低下的表现及原因，本文基于SCP分析提出了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的发展对策。基于市场结构分析提出的对策是：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区域结构性失衡、完善体育产业结构治理、优化资金来源结构；基于市场行为分析提出的对策是：加强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加强政策扶持对市场行为的引导、开发体育产业无形资产激发消费行为；基于市场绩效分析提出的对策是：以三大主体产业作为当前提升市场绩效的重点、健全体育经营管理人才的培训机制、提高体育场馆投入产出效率、加强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等。本文的最终结论是中国目前的体育产业市场无论就其业态还是业绩而论都处于一个低水平的发展阶段，中国的体育产业市场必须借鉴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尽快地完善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提高市场绩效，以实现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的快速发展。
李运昌[9]（2010）在《再造文明与教育革新 ——胡适高等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胡适是一位“文化立国”论者,同时又是“教育救国”论者。他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同时又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他的一生都在为再造文明而努力,而其再造文明的主要途径是教育革新。他的终生梦想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使她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他认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有现代化的人,而造就现代化的人必须靠现代化的教育,因而他把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他把再造文明视为我国现代教育的唯一方针,这是其高等教育思想的文化基础,也是其对中国教育进行革新的指导方针。为再造文明而革新教育是胡适高等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为了探究再造文明与教育革新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从下面几个部分展开进行:首先,探究胡适受教育的经历其教育思想形成过程。从九年家乡教育到上海接受新教育,然而赴美留学,这是他一步步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迈进的历程,同时他的思想由萌芽而结胎而至成熟的形成过程。期间他在九年家乡教育时期,不但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教育基础,同时也形成了朴素的科学理念;在上海接受新式教育阶段,深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萌发“教育救国”思想;赴美留学阶段,在接受全新的西方教育的同时,有意识地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期间他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孕育了文学革命的种子,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为祖国造新文明的观念和“教育—树人—救国”的思想路线,从而坚定选择了终身从事教育的志业。其次,通过探究胡适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和他的中西文化观,发掘再造文明的基本途径和努力方向。他首先从文学革命入手,发起白话文学运动,客观上为教育的普及提供了语言文字基础,从而使教育的普及成为可能。文学革命的另一重大作用便是思想解放和个人解放,因此说,胡适发起文学革命的另一重要目的是为了塑造新型国民性。胡适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传统和现代之分,同时也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包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从而认为中西文化是大同小异的,从根本上来说,它们都是向解放人类、使人们生活幸福的方向走,而它们的差距在于:西方近代文明起于近代科学。胡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的智慧,是精神因素,因而说西方文明是真正的精神文明,又因西方近代文明是建立在近代科学技术之上的,因而又称其为科学文明和工业文明。他深刻认识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四个源头——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新科学和工业革命,它们的领袖人物都是大学的产儿。因此说,西方近代文明在根源上是中世纪大学促成的。他认为这些正是中国所缺乏的,这也是造成近代中国与西方差距的主要原因。平心而论,胡适并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而是不适合于现代世界的发展,同时也认为西方近代文明的科学与民主的重要因子在中国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就是这个重要因子才使得再造文明有了可能性。因而说,西方近代文明是胡适再造文明的努力方向,再造文明的基本途径便是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这便是其建设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文化根源。第三,胡适从文明进化的角度,发现了科学的重要作用。因而,在教育革新过程中,他特别强调了科学研究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科学研究离不开人才,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他认为科学研究,人才是第一要件,其次才是设备。而人才的产生,必须要有现代化的教育做基础。因而,他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积极参与教育制度的各项改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使科学研究能顺利进行,除了广聘人才和努力培养人才之外,必须还要创造独立、自由的学术环境,这便是他的教育独立思想。总之,胡适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他以再造文明为指导方针,积极参与各项教育革新活动,并形成了科学与人才并重,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的教育理念。
夏兴通[10]（2010）在《我国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编制与实施研究》文中提出当今世界,标准已成为企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技术要素,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等各领域所普遍遵守的技术规则。标准化作为一种技术制度,是管理和规范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技术保障,在我国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标准化工作对新闻出版行业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作为出版发行企业图书营销管理的重要内容,图书营销分类工作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当前制约我国出版发行企业图书营销分类工作水平和质量提高的一个瓶颈就是缺乏一部通用性的图书营销分类法,出版发行企业大多“借用”图书馆分类法或自编适用于本企业的分类法来进行图书营销分类：而且分类工作中还存在不规范和管理粗放等问题。这不利于图书营销分类工作整体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读者的图书消费和行业内图书营销信息的流通共享。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工作的深入开展为编制、应用我国通用性图书营销分类法创造了条件。论文以作者参与的“出版物营销分类法标准编制”与“出版物营销分类法标准实施指南”项目研究为基础,对我国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编制与实施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1章首先以标准化工作对我国新闻出版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为背景,提出用标准化方法解决我国图书出版发行业存在的通用性图书营销分类法缺失问题。然后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接着从理论研究和编制成果等角度对国内外近三十年来关于图书营销分类法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最后介绍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第2章对“图书营销分类法”及相关的“图书”、“图书营销分类”概念进行定义。第3章对我国图书营销分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论文对我国古代、近现代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图书营销（销售、发行）分类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并结合参与项目研究过程中的调查活动,对当前我国出版发行企业图书营销分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第4章在对我国图书营销分类进行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编制、应用通用性图书营销分类法的研究课题,详细分析了其必要性。然后结合国内外通用性分类法的编制和应用实践,提出了三条通用性分类法编制、应用的基本路径,分析了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并就这三条基本路径在我国通用性图书营销分类法编制、应用中的现实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确定了以行业标准化作为实现我国通用性图书营销分类法编制、应用的基本路径并详细分析了这条路径的可行性。第5章探讨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编制与实施的相关原理与方法。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编制与实施应该符合标准本身的定位以及图书营销分类活动的特点,并遵循和运用相关的文献分类、商品分类和标准化活动的原理和方法。因此,论文定义了“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概念并进行了标准定位分析,并系统地分析了图书营销分类活动的构成、作用和特点,还深入文献分类学、营销学和标准化学,总结相关的原理与方法,并就这些原理方法和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编制与实施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第6章、第7章以作者参与编制和实施的《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为基础,运用第5章探讨的相关原理和方法,分析了我国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在编制和实施中的具体问题,包括编制过程中的原则和思路、分类大纲的制定、分类标记系统的设计、分类主表的设计、分类附表的设计、标准文本的设计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原则和思路、营销分类标引规则、出版社上架建议的规范、书店实施标准的基本模式等。最后,在第8章“结语”中对论文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并展望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广州体育学院学报》第22卷2002年目次分类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州体育学院学报》第22卷2002年目次分类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初创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奠基 |
| 一、珞珈龙学之诞生 |
| 二、黄侃与珞珈龙学 |
| 三、朱东润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永济:珞珈龙学之功臣 |
| 一、“龙学”专着之特点 |
| 二、《文心雕龙校释》义理研究 |
| 三、“龙学”对词学的影响 |
| 四、“龙学”的中西比较思维 |
| 第二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上)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发展 |
| 一、珞珈龙学之长成 |
| 二、胡国瑞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绶松对“龙学”的贡献 |
| 一、高度强调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思路 |
| 二、论《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 |
| 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阶级性” |
| 四、刘绶松“龙学”之特点 |
| 第三节 刘纲纪的“龙学”成就 |
| 一、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定位 |
| 二、《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 三、刘勰的人格精神、佛学思想与思维模式 |
| 四、对刘勰生平事迹之考证 |
| 五、与刘纲纪先生的商榷 |
| 第四节 吴林伯:珞珈“龙学”的巨匠 |
| 一、极富特点的“龙学”着作 |
| 二、论《文心雕龙》诸命题 |
| 三、论《文心雕龙》与其它典籍的关系 |
| 四、吴林伯“龙学”治学方法 |
| 第三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下) |
| 第一节 易中天的“龙学”着作 |
| 一、《文心雕龙》之文学本体论 |
| 二、《文心雕龙》之创作规律论 |
| 三、《文心雕龙》之审美理想论 |
| 四、易中天对珞珈龙学的贡献 |
| 第二节 罗立乾的“龙学”着述 |
| 一、《新译文心雕龙》的“承”与“新” |
| 二、两大类“龙学”论文 |
| 三、罗立乾对“龙学”的态度 |
| 第四章 拓新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新世纪的珞珈龙学 |
| 一、论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
| 二、珞珈龙学之壮大 |
| 第二节 李建中:传承“珞珈龙学”的薪火 |
| 一、发现《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
| 二、重释《文心雕龙》的关键词 |
| 三、创生《文心雕龙》青春版 |
| 结语 |
| 一、珞珈龙学的现实品格 |
| 二、珞珈龙学的辐射效应 |
| 附录 “珞珈龙学”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知识社会史视角下的民国时期工具书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关键概念说明 |
| 1.4.1 工具书 |
| 1.4.2 知识社会史 |
| 2 时间脉络:历史变迁中的工具书出版 |
| 2.1 古代工具书出版概况 |
| 2.2 民国时期工具书出版概况 |
| 2.2.1 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出版时间分布 |
| 2.2.2 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出版类型分布 |
| 2.2.3 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出版机构分布 |
| 2.3 从古代工具书到民国工具书的承袭与断裂 |
| 3 需求逻辑:民国时期工具书大量出版的动因 |
| 3.1 读者的知识需求 |
| 3.1.1 印刷物大量生产背景下的知识管理需要 |
| 3.1.2 满足个人发展的知识应用需要 |
| 3.2 民营出版机构的商业驱动 |
| 3.2.1 民国时期出版工具书的民营出版机构数量统计 |
| 3.2.2 民国时期工具书的销售情况考量 |
| 3.3 政府和学术机关的自我发展需求 |
| 3.3.1 政府编纂工具书以满足自身需要 |
| 3.3.2 学术机关编纂工具书以有益学术 |
| 4 生产生态:民国时期工具书编纂者及其工作方法 |
| 4.1 作为编纂者的民国知识分子 |
| 4.1.1 处于东西文化交汇点的民国知识分子 |
| 4.1.2 工具书编纂者的工作日常 |
| 4.2 民国时期工具书的编排方法和检索方法 |
| 5 话语空间:民国时期工具书编纂者、出版者与读者的话语互动 |
| 5.1 社会对工具书的话语转变 |
| 5.2 编纂者与出版者对工具书的价值建构 |
| 5.3 读者对工具书的质疑与信任 |
| 结语 |
|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民国时期出版的工具书一览表 |
| 致谢 |
（4）琉球汉籍与中琉文学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史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一章 作为背景的琉球汉文献与汉文化 |
| 第一节 琉球汉籍及其文献价值 |
| 一、琉球汉籍的分类 |
| 二、琉球人汉文诗文集述略 |
| (一) 馆藏概况 |
| (二) 提要 |
| 第二节 琉球汉文化的来源与结构 |
| 一、儒家文化在琉球的传播和受容 |
| (一) “怀柔远人”与“向慕华风” |
| (二) 琉球儒学传统的建立与发展 |
| 二、中琉“天妃”信仰 |
| (一) 册封使笔下的天妃灵应事迹 |
| (二) 《指南广义》中的天妃祭祀仪轨 |
| (三) 天妃信仰的“由闽入琉”、“由民到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琉球文人的汉文学创作与交流 |
| 第一节 琉球王室及首里贵族的汉文学活动 |
| 第二节 久米村士族与汉文学 |
| 第三节 久米村蔡氏家族及其家族文学 |
| 一、蔡氏家族谱系 |
| 二、蔡氏各门之文人与文学 |
| (一) 仪间家 |
| (二) 具志家 |
| (三) 志多伯家 |
| (四) 具志头家 |
| (五) 伊计家 |
| 第四节 蔡大鼎的在华游历与文学创作 |
| 一、《北上杂记》中的晚清印象 |
| (一) “姚氏请佣记” |
| (二) “庚辰记事”中的晚清医药行业 |
| (三) “不啻风俗之美”——藩国文人的“慕华”心态 |
| 二、《北燕游草》与晚清邮驿体系 |
| (一) “皇皇四牡宿庚邮”——清代邮驿的外交职能 |
| (二) 物候差异与邮驿诗中的异域体验 |
| (三) “驿壁和诗”之风与蔡大鼎的驿壁诗创作 |
| 三、蔡大鼎的艳诗创作与“士妓艳情”传统 |
| (一) “不醉容兮醉心”——蔡大鼎的“意淫”观 |
| (二) 晚清冶游之风与藩国士人“风流想象”的背离 |
| (三) “相游梦里辻山上”——“岛女”情结与民风民俗 |
| (四) 东亚汉诗中的“士妓艳情”传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琉外交往来与文学交流 |
| 第一节 “诗赋外交”与中琉文学交流 |
| 一、中国“诗赋外交”的传统与方法 |
| 二、康熙五十八年的中琉“诗赋外交” |
| (一) 《中山赠送诗文》等文献中的“诗赋外交”细节及其本事 |
| (二) 中琉“诗赋外交”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二节 官生派遣与文学交流 |
| 一、清代国子监琉球官学及其文学教育 |
| (一) 国子监琉球官学的开设 |
| (二) 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与琉球官学教育 |
| 二、琉球官生的汉文学创作及其交流史意义 |
| (一) 琉球官学文学教育的传承 |
| (二) 《琉球诗课》及其选题策略 |
| (三) 琉球教习孙衣言的评点策略 |
| (四) 科举文学在琉球的传播与影响 |
| 第三节 作为汉语课本的琉球官话 |
| 一、《白姓》及《广应官话》等 |
| 二、《条款官话》与晚清琉球外交 |
| (一) 《条款官话》——非同常态的官话读本 |
| (二) 琉球对“中日两属”身份的焦虑 |
| (三) 国际政治生态下的“小国外交”策略 |
| 第四节 宗藩邦交背景下的琉球僧侣文学 |
| 一、“以寺为塾,以僧为师”——琉球僧侣文化 |
| 二、《中山赠送诗文》中的琉球僧诗 |
| (一) 徐葆光与琉僧之间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
| (二) 琉球僧诗的艺术特征及其文学交流史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琉球与福建之间的区域文学交流 |
| 第一节 琉、闽两地文人的文学交流 |
| 一、闽籍册封琉球使与中琉文学交流 |
| 二、琉、闽两地文人交游概况 |
| 第二节 琉球汉籍中的闽人序跋及其批评史意义 |
| 一、“天之生才,不域于地”——文学地理观 |
| 二、“惟久米村为尤着”——文学家族观 |
| 三、“高明正大,温厚和平”——儒家诗教观 |
| 四、“诗之为体,体制非一”——诗格诗法论 |
| 五、“相见恨晚,遂成莫逆”——文人交游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琉球汉文学的学术史意义 |
| 第一节 汉文学在琉球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
| 一、“都为皇华膺使命”——宗藩外交意义 |
| 二、“无价文章动海滨”——文学传播意义 |
| 三、“一卷冰雪清我心”——文学批评意义 |
| 四、“异地芝兰笑语通”——文化共通意义 |
| 第二节 琉球汉文学史的反思、还原与重构 |
| 一、汉文学在琉球文学史研究中的被忽视与被遮蔽 |
| 二、琉球汉文学史的还原与重构 |
| 本章小结 |
| 附录 琉球汉籍《球阳》与《遗老说传》关系考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及学术活动 |
| 后记 |
（5）从《通报》看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 ——以《通报》“学术论文”目录为基础的文献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第一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创办 |
| 一、《通报》创办的学科背景 |
| 二、《通报》的缘起 |
| 三、《通报》的主编声明和创刊目的 |
| 第二节 《通报》的编辑和出版情况 |
| 一、《通报》的发行情况 |
| 二、《通报》的历任主编概况 |
| 三、《通报》的刊名变更 |
| 四、《通报》的重点栏目简介 |
| 第二章 《通报》“学术论文”栏目的文献学浅析(一)以历史、地理类和宗教、哲学类论文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一节 “学术论文”栏目选取的缘由 |
| 第二节 论文分类的基本依据 |
| 第三节 历史、地理类论文分析 |
| 一、历史、地理类论文的分段统计和趋势分析 |
| 二、历史、地理类论文分类浅析 |
| 第四节 宗教、哲学类论文分析 |
| 一、宗教、哲学类论文分段统计和趋势分析 |
| 二、宗教、哲学类论文分类浅析 |
| 第三章 《通报》“学术论文”栏目的文献学浅析(二)以文学类,语言、文字类和艺术类论文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一节 文学类论文分析 |
| 二、文学类论文分类浅析 |
| 第二节 语言、文字类论文分析 |
| 一、语言、文字类论文的分段统计和趋势分析 |
| 二、语言、文字类论文分类浅析 |
| 第三节 艺术类论文分析 |
| 一、艺术类论文的分段统计和趋势分析 |
| 二、艺术类论文分类浅析 |
| 第四章 《通报》“学术论文”栏目的的文献学、目录学特点 |
| 《通报》“学术论文”栏目的的文献学、目录学特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1890年第一辑第1卷彩色封面 |
| 附录二：1890年第一辑第1卷白色封面 |
| 附录三：1906年第二辑第7卷封面 |
| 附录四：1930年第二辑第27卷封面 |
| 附录五：1978年第二辑第64卷封面 |
| 附录六：1993年第二辑第79卷封面 |
| 附录七：T'oung Pao“学术论文”栏目目录(1890-2012) |
| 附录八：历史、地理类论文基本索引 |
| 附录九：宗教、哲学类论文基本索引 |
| 附录十：文学类论文基本索引 |
| 附录十一：语言、文字类论文基本索引 |
| 附录十二：艺术类论文基本索引 |
| 附录十三：论文表格索引 |
| 附录十四：“学术论文”栏目作者中外文对照 |
（6）清代汉赋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二、关於本课题中“汉赋”的界定 |
| 三、研究的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清代汉赋选溉述 |
| 第一节 清代赋选状况 |
| 第二节 清代选赋繁荣的时代背景 |
| 第三节 清代汉赋注疏与辩伪 |
| 第四节 清代赋选选录汉赋统计二 |
| 第二章 清代汉赋选的分期及其古律观念 |
| 第一节 顺治至康熙年间的几种刊本 |
| 第二节 雍正乾隆年间的几种选本 |
| 第三节 嘉庆年间的几种选本 |
| 第四节 道、咸、同、光时期选本 |
| 第五节 清代赋选古赋觐 |
| 第三章 陆棻《历朝赋格》略论 |
| 第一节 偏胜：祖骚宗汉与前严後恕 |
| 第二节 溯源：仰溯苟末与古律批评 |
| 第三节 会通：选赋实践与赋学品鉴 |
| 第四章 《历朝赋楷》与《历代赋钞》述论 |
| 第一节 《历朝赋楷》与《历代赋钞》成书及其版本 |
| 第二节 《历朝赋楷》与《历代赋钞》选汉赋篇目比较 |
| 第三节 《历朝赋楷》与《历代赋钞》选赋义例 |
| 第五章 《历代赋汇》与《全汉文》《全後汉文》简述 |
| 第一节 《历代赋汇》选汉赋 |
| 第二节 《全汉文》与《全後汉文》录赋概要 |
| 第三节 赋选与类书的文献价值——以扬雄赋篇考述为例 |
| 第六章 费氏《雅伦》述论 |
| 第一节 《雅伦》着者及其成书 |
| 第二节 《雅伦》选赋义例及其成就158 |
| 第三节 《雅伦》的赋学批评及其意义 |
| 第七章 《七十家赋钞》版本及其赋学理论价值174 |
| 第一节 《七十家赋钞》版本流传及异同考溯 |
| 第二节 《七十家赋钞序》及其赋学批评 |
| 第三节 《七十家赋钞》在清代赋学中的学术价值 |
| 第八章 清代赋选论汉赋约言 |
| 第一节 赋取“六义” |
| 第二节 辞赋源流论略 |
| 第三节 古律体变与相争 |
| 附录：清代汉赋选与文学及学术 |
| 附表一：清代着述引录部分汉赋篇名例表 |
| 附表二：清代引录部分汉赋篇名《诗经》学着作 |
| 附表三：清代主要汉赋选刊刻年表 |
| 附表四：清代汉赋选文献着录与传播例表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或提交学术会议论文 |
（7）清代“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0.1 相关的概念及范畴 |
| 0.1.1 “抄纂”、“抄纂之书” |
| 0.1.2 “科技文献”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3 研究思路与意义 |
| 0.4 创新与不足 |
| 1 清代“抄纂之书”的发展 |
| 1.1 影响清代“抄纂之书”发展的因素 |
| 1.1.1 政治因素——日益强化的专制制度体系 |
| 1.1.2 经济因素——超长稳定的自然经济体系 |
| 1.1.3 文化因素——承继传统的文化体系 |
| 1.1.4 业态因素——臻于极盛的书业体系 |
| 1.2 清代“抄纂之书”的发展情况 |
| 1.2.1 汇编型“抄纂之书” |
| 1.2.2 选编型“抄纂之书” |
| 1.2.3 类编型“抄纂之书” |
| 2 清代“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选介 |
| 2.1 汇编型“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资料 |
| 2.1.1 综合性丛书《四库全书》 |
| 2.1.2 科技类专科丛书 |
| 2.2 选编型“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资料 |
| 2.2.1 抄撮文献《元明事类钞》 |
| 2.2.2 选录文献《沅湘通艺录》 |
| 2.3 类编型“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资料 |
| 2.3.1 综合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
| 2.3.2 专科性类书《格致镜原》 |
| 3 清代“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的特征 |
| 3.1 分布不均性 |
| 3.2 目的实用性 |
| 3.3 经验总结性 |
| 3.4 鲜明时代性 |
| 4 清代“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的价值与局限 |
| 4.1 清代“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的价值 |
| 4.1.1 一般价值 |
| 4.1.2 特殊价值 |
| 4.2 清代“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的局限性 |
| 4.2.1 体例编排的疏漏 |
| 4.2.2 资料取舍的失当 |
| 4.2.3 辗转传抄的讹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研究 ——基于SCP范式（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次 |
| 表目次 |
| 前言 |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 可能的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体育产业经济基础理论与 SCP 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体育产业概念及其经济基础理论概述 |
| 一、 体育产业的概念 |
| 二、 体育产业的分类 |
| 三、 体育产业的经济基础理论 |
| 第二节 体育产业市场的 SCP 范式分析框架 |
| 一、 SCP 范式分析框架 |
| 二、 运用 SCP 框架分析体育产业市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二章 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体育产业市场结构的涵义与评价方法 |
| 一、 体育产业市场结构的涵义 |
| 二、 体育产业市场结构的评价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结构 |
| 一、 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供给主体 |
| 二、 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结构类型 |
| 第三节 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因素 |
| 一、 中国体育产业的集中度 |
| 二、 中国体育产业的产品差别化 |
| 三、 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的进出壁垒 |
| 第三章 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行为分析 |
| 第一节 体育产业市场行为的涵义及其机制 |
| 一、 体育产业市场行为的涵义 |
| 二、 体育产业的市场行为机制 |
| 三、 体育产业市场的竞争机制 |
| 第二节 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行为 |
| 一、 中国体育产业的定价行为 |
| 二、 中国体育产业的赞助行为 |
| 三、 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融资行为 |
| 第三节 中国体育产业市场行为的影响因素 |
| 一、 影响中国体育产业供给行为的因素 |
| 二、 影响中国体育产业需求行为的因素 |
| 三、 影响中国体育产业消费行为的因素 |
| 第四章 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体育产业市场绩效的涵义与评价方法 |
| 一、 体育产业市场绩效的概念与分类 |
| 二、 体育产业市场绩效的评价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绩效 |
| 一、 体育用品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
| 二、 体育用品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 |
| 第三节 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绩效的影响因素 |
| 一、 宏观影响因素 |
| 二、 产业环境影响因素 |
| 三、 传媒因素 |
| 第五章 中国体育产业市场低效的表现及原因 |
| 第一节 中国体育产业市场低效的表现 |
| 一、 主体产业竞争力不足 |
| 二、 产业发展中结构性问题突出 |
| 三、 体育场馆投入产出严重失衡 |
| 第二节 中国体育产业市场低效的原因 |
| 一、 市场结构方面的原因——市场结构主体方面的原因 |
| 二、 市场行为方面的原因 |
| 三、 市场绩效方面的原因——环境方面的因素 |
| 第六章 基于 SCP 分析的中国体育产业市场发展对策 |
| 第一节 基于市场结构分析的中国体育产业市场发展对策 |
| 一、 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
| 二、 改善区域结构失衡 |
| 三、 完善体育产业治理结构 |
| 四、 优化资金来源结构 |
| 第二节 基于市场行为分析的中国体育产业市场发展对策 |
| 一、 加强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规范 |
| 二、 加强政策扶持对市场行为的引导 |
| 三、 开发体育产业无形资产激发消费行为 |
| 第三节 基于市场绩效分析的中国体育产业市场发展对策 |
| 一、 以三大主体产业作为当前提升市场绩效的重点 |
| 二、 健全体育经营管理人才的培育机制 |
| 三、 提高体育场馆投入产出效率的对策建议 |
| 四、 加强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报送博士学位简况表 |
（9）再造文明与教育革新 ——胡适高等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既有研究成果综合分析 |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及研究难点 |
| 第1章 胡适的学思历程 |
| 1.1 九年家乡教育与传统文化熏染 |
| 1.1.1 徽州文化的熏染 |
| 1.1.2 胡适的家世与父母的影响 |
| 1.1.3 成为“无神论”者的思想根源 |
| 1.1.4 私塾教育外的偶得 |
| 1.2 上海求学与初步接受新思想 |
| 1.2.1 步出家门，赴沪求学 |
| 1.2.2 思想的变动 |
| 1.2.3 思想的结胎 |
| 1.3 七年留美生涯与志业的选择 |
| 1.3.1 浪子回头，赴美留学 |
| 1.3.2 由农学改习哲学 |
| 1.3.3 师从杜威，接受实验主义 |
| 1.3.4 再造文明的滥觞与志业的选择 |
| 1.3.5 酝酿文学革命 |
| 第2章 胡适高等教育思想的文化基础 |
| 2.1 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
| 2.1.1 胡适与文学革命 |
| 2.1.2 胡适与整理国故 |
| 2.1.3 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再造文明 |
| 2.2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
| 2.2.1 胡适的基本文化文明观 |
| 2.2.2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
| 2.2.3 胡适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态度 |
| 2.2.4 全盘西化还是中国本位文化？ |
| 2.2.5 中国文化复兴之路 |
| 第3章 胡适的高等教育发展方略与实践 |
| 3.1 胡适的高等教育总体发展方略 |
| 3.1.1 再造文明与高等教育关系 |
| 3.1.2 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战略规划 |
| 3.1.3 高等教育发展方略 |
| 3.2 胡适与我国高等教育革新 |
| 3.2.1 初教北大的教育革新实践 |
| 3.2.2 执掌中国公学的教育革新实践 |
| 3.2.3 北大中兴时期的教育革新实践 |
| 3.2.4 出掌北大的教育革新实践 |
| 3.2.5 晚年在台湾的教育革新实践 |
| 第4章 胡适的教育独立论与高等教育理念 |
| 4.1 胡适的教育独立思想 |
| 4.1.1 胡适的教育独立思想探源 |
| 4.1.2 胡适的教育独立思想内涵 |
| 4.1.3 胡适教育独立思想的评价和启示 |
| 4.2 胡适的高等教育理念 |
| 4.2.1 科学与人才并重 |
| 4.2.2 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我国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编制与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现状综述 |
| 1.4.1 我国图书营销分类法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图书营销分类法研究状况 |
| 1.5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6 研究创新 |
| 2 图书营销分类法概念探析 |
| 2.1 图书 |
| 2.1.1 图书的构成要素与本质属性 |
| 2.1.2 图书与其他出版物的区别 |
| 2.1.3 图书概念定义 |
| 2.2 图书营销分类 |
| 2.3 图书营销分类法 |
| 3 我国图书营销分类的历史与现状 |
| 3.1 我国古代图书销售中的图书分类 |
| 3.2 我国近现代图书销售中的图书分类 |
| 3.3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图书营销(发行)分类 |
| 3.4 当前我国出版发行企业图书营销分类的现状 |
| 3.4.1 出版发行企业图书营销分类法使用的基本情况 |
| 3.4.2 读者对当前图书营销分类的看法 |
| 3.4.3 出版发行企业营销分类存在的问题 |
| 4 通用性图书营销分类法编制、应用的路径选择 |
| 4.1 通用性图书营销分类法的定义 |
| 4.2 编制、应用通用性图书营销分类法的必要性 |
| 4.3 编制、应用通用性图书营销分类法的路径选择 |
| 4.3.1 通用性分类法编制、应用的基本路径 |
| 4.3.2 我国通用性图书营销分类法编制、应用的路径选择 |
| 4.4 以标准化路径编制、应用我国通用性图书营销分类法的可行性 |
| 5 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编制、实施的原理与方法 |
| 5.1 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定义与定位分析 |
| 5.1.1 标准的含义 |
| 5.1.2 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定义 |
| 5.1.3 标准的分类 |
| 5.1.4 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定位分析 |
| 5.2 图书营销分类活动的构成、作用与特点 |
| 5.2.1 图书营销分类活动的构成要素 |
| 5.2.2 图书营销分类的作用 |
| 5.2.3 图书营销分类的特点 |
| 5.3 文献分类的原理与方法 |
| 5.3.1 分类活动的起源与文献分类的出现 |
| 5.3.2 文献分类法编制的基本原理 |
| 5.3.3 文献分类法的类型与功能 |
| 5.3.4 文献分类法的编制原则 |
| 5.3.5 文献分类法的设计步骤 |
| 5.3.6 文献分类法的发展趋势 |
| 5.4 商品分类的原理与方法 |
| 5.4.1 产品分类的理论与方法 |
| 5.4.2 商品分类在营销管理实践中的应用——品类管理 |
| 5.5 标准化活动的原理与方法 |
| 5.5.1 标准化活动的基本原理 |
| 5.5.2 标准化的基本方法 |
| 5.5.3 制定和实施标准的流程 |
| 6 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编制 |
| 6.1 编制原则与编制思路 |
| 6.1.1 编制原则 |
| 6.1.2 编制思路 |
| 6.2 分类大纲的制定 |
| 6.2.1 制定分类大纲的基本考虑 |
| 6.2.2 制定分类大纲的具体方法 |
| 6.3 分类标记系统的设计 |
| 6.3.1 分类标记的功能 |
| 6.3.2 对分类标记的性能要求 |
| 6.3.3 分类标记符号的种类与标记制度 |
| 6.3.4 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分类标记系统的设计 |
| 6.4 分类主表的设计 |
| 6.4.1 立类的原则与方法 |
| 6.4.2 确立类名的原则 |
| 6.4.3 类目的划分与排列 |
| 6.4.4 类目注释 |
| 6.4.5 类目微观结构设计 |
| 6.5 分类附表的设计 |
| 6.5.1 设立的依据 |
| 6.5.2 设计的思路与方法 |
| 6.6 文本的设计 |
| 6.6.1 标准文本编写的要求 |
| 6.6.2 标准文本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内容 |
| 6.6.3 《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构成素及内容 |
| 7 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实施 |
| 7.1 实施《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重要性 |
| 7.2 标准实施工作的原则与思路 |
| 7.2.1 实施原则 |
| 7.2.2 实施思路 |
| 7.3 《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实施中的图书营销分类标引问题 |
| 7.3.1 图书营销分类标引的含义与作用 |
| 7.3.2 《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使用本的制定 |
| 7.3.3 营销分类标引的方式 |
| 7.3.4 营销分类标引的规则 |
| 7.4 出版发行企业实施《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基本原则与一般步骤 |
| 7.4.1 基本原则 |
| 7.4.2 一般步骤 |
| 7.5 《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在出版社图书营销分类标引工作中的应用 |
| 7.5.1 出版社在图书营销分类标引上的有益尝试——上架建议 |
| 7.5.2 目前出版社上架建议存在的问题 |
| 7.5.3 规范和完善上架建议的建议 |
| 7.6 书店实施《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基本模式与内容 |
| 7.6.1 书店实施《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两种基本模式 |
| 7.6.2 品类管理实施模式的基础 |
| 7.6.3 品类管理实施模式的主要步骤和内容 |
| 7.7 标准实施案例:《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在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的实施 |
| 7.7.1 背景 |
| 7.7.2 标准实施的基本过程 |
| 7.7.3 初步效果评估与总结 |
| 8 结语 |
| 8.1 论文总结 |
| 8.2 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
| 附录:《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主表和复分表示例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攻博期间科研情况 |
| 后记 |
四、《广州体育学院学报》第22卷2002年目次分类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2]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3]知识社会史视角下的民国时期工具书出版研究[D]. 赵佩娟. 武汉大学, 2018(12)
- [4]琉球汉籍与中琉文学交流研究[D]. 张明明. 武汉大学, 2017(06)
- [5]从《通报》看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 ——以《通报》“学术论文”目录为基础的文献学分析[D]. 郭瑶.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3(S2)
- [6]清代汉赋选研究[D]. 何易展. 南京大学, 2013(08)
- [7]清代“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D]. 高源. 辽宁大学, 2013(01)
- [8]中国体育产业市场研究 ——基于SCP范式[D]. 彭晶晶. 武汉大学, 2012(07)
- [9]再造文明与教育革新 ——胡适高等教育思想研究[D]. 李运昌. 河北大学, 2010(10)
- [10]我国图书营销分类法行业标准的编制与实施研究[D]. 夏兴通. 武汉大学,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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