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

一、余华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论文文献综述）

杨荷泉^[1]（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认为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严雪明^[2]（2021）在《余华长篇小说修辞论》文中认为余华的小说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和意义阐释价值,为修辞研究提供了诸多可能性。纵观余华作品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修辞研究是薄弱环节,余华作品中的隐喻、象征、戏仿、重复等修辞现象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仅仅停留在传统修辞学的技巧分析层面,对于作家修辞选择背后的创作意图以及所达到的修辞效果却鲜有论及。因此运用现代修辞学理论对余华的小说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论文以余华长篇小说的语言风格、叙事技巧、人物塑造、修辞伦理等修辞现象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这些现象,试图探寻作者蕴含于其中的修辞意图以及时代语境对作家修辞选择的影响,然后再结合整个文本和读者的反应来分析修辞效果实现与否。第一章,分析家乡海盐和童年生活经历对余华小说语言的影响。由于生长于南方小镇,余华小说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明显的江南气韵和乡土本色;童年时期特殊的经历和成长环境使其语言呈现出对文革话语的戏拟和对暴力修辞的迷恋。第二章,探讨小说如何通过叙事技巧实现对距离的控制。余华的五部长篇小说分别使用了嵌套、线性和并列三种主要结构,通过对小说结构和时空机制的把握巧妙地调节了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在时空、情感、道德、认知等方面的距离。第三章,阐释余华小说人物的修辞性以及人物塑造的得失。论文将其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抽象人物和具体人物两类,人物类型的选择和身份符号的变化都服务于小说的修辞需要;余华笔下的人物具有简单化的特点,这种特点使他在人物塑造方面有得也有失。第四章,探讨余华小说的修辞伦理。余华的修辞伦理观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这种演变最终通过小说中的伦理关系和价值判断表现出来;相比之下,余华九十年代的小说道德立场明确,给人以崇高的精神力量,而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尤其在《兄弟》中,作家的道德立场有时出现混乱,使读者与作者的交流受到阻碍。

王俊利^[3]（2020）在《余华小说接受研究》文中指出余华自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凭借着不断的创新与挑战,逐渐赢得了精英读者和大众读者的青睐。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余华小说的接受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本论文以“余华小说接受”为研究重心,联系文学创作与生产的历史文化“场域”,旨在揭示映现在余华小说“意义生成”过程中的文学生产、流通、消费与再生产的故事,主要探究以下问题:读者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他们是如何“阅读”和接受余华的小说?读者接受对余华小说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实现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对余华小说的创作姿态产生了何种影响?对此,本论文分三章进行论述:首先,从宏观角度切入,分析余华“先锋”小说的阅读空间是如何生成的。本文认为,余华能够受到文学界的关注与80年代“先锋文学思潮”的形成有关,与“纯文学”想象下的“文学本体论”的建构相关。精英读者主要是为了打破“传统现实主义”写作“一统文坛”的僵局,追求文学创作的“自主性”。因此,1985年左右,当马原、余华、孙甘露等人用“怎么写”挑战“写什么”时,能够受到文学期刊、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的赞赏与提携。1986-1987年左右,余华的小说创作追求一种“虚伪的形式”和“精神的真实”,契合了这一文学氛围,因而能够赢得文界的关注。其次,以“精英化接受”为视点,考察不同时期精英读者是如何接受余华的小说,精英读者接受对余华的小说又产生了何种程度的“规训”与“遮蔽”。本文认为,精英读者对“先锋”内涵的不同理解,影响着他们对余华小说创作的价值判断,其中“形式先锋”和“精神先锋”是评判余华小说创作的关键。精英读者接受对余华小说创作姿态的“规训”,主要表现为余华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对“先锋作家”身份的“认同”。但是,不应该过分夸大批评家对作家的“规训”程度,因为余华的创作灵感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知识储存和审美趣味。“文学史”叙述普遍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标,将余华小说的创作历程概括为“先锋”转向“传统”。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具有着天然的“话语”权威优势,这一优势又是通过教育机构的知识传输来体现的,而着史者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叙述立场无形中也会影响其对材料的取舍和对作家作品的评判,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对作家的独特性产生一定的“遮蔽”。再次,以“大众化接受”为视域,考察大众读者是通过何种方式接受余华的小说,又是如何“阅读”余华的小说,总结大众读者接受与精英读者接受之间的异同,思考大众读者对余华创作姿态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大众读者对余华小说的接受是从《活着》的剧本化“改造”开始的,《兄弟》《第七天》的“畅销”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质量”保证相关。因此,笔者以豆瓣读书、新浪微博、知乎等网络论坛上与余华相关的留言和评价为参考,重点分析了《活着》是如何被大众读者所接受的。在对相关资料的梳理与归纳中,发现大众读者主要有两种接受模式,一是“励志型”读法,认为《活着》中蕴含了“乐天知命”、踏实、本分、积极、乐观、不畏挫折的“精神力量”。二是“历史”品读法,聚焦于小说中40-70年代的“历史背景”,探讨故事的“历史叙述”是否真实。与精英读者相比,大众读者的“点评”更加感性化和个人化,他们对余华小说的“写作方式”和“真实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更加注重“讲故事”和“现实实在”。一言以蔽之,本文将读者划分为“精英”和“大众”两个群体分析余华小说的接受情况,并不是要抬高或者贬低某一方,而是要透过不同的审美视角和接受理由,探析两种接受模式背后所映射的“认识论”差异和“文化转轨”信息,从而客观地看待两种文学接受心态所反映的时代与生命气息。

陈祎祎^[4]（2020）在《论余华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中国形象书写》文中研究说明基于长期以来“他塑”形象的误读性以及20世纪特殊的历史语境,“自塑”中国形象成为了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百年传统。余华作为一名经历过文革创伤、经济改革等重大事件的作家,在其作品中也自觉或不自觉的承担起“自塑中国形象”的世纪传统,以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为基础在作品中构建出了一系列中国形象。20世纪90年代,转型后的余华扎根于民间大地,在其创作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小说中一改以往冷酷地批判,将人道主义的悲悯与温暖注入其中。在这三部作品中,余华以中国底层民众为关怀与写作的对象,在将描写视阈集中于表现温馨的中国式家庭伦理关系的同时,又注重在苦难的社会环境中集中挖掘中国普通民众的乐观精神和强烈的生命意识,使其笔下的中国形象呈现出温情的伦理和超越苦难的精神两方面辩证共存的内涵。在构建中国形象时,余华在思想主题中融汇中西文化,为西方罪感文化引发的“苦难”主题在中国乐感文化中找到了救赎的答案,并运用中西结合的复调笔法,使其作品在表现中国风貌的基础上,既显现出了现代性的写作技巧,又体现出了中国语言的独特韵味。在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双重语境下,余华从人性的普遍性视角出发对中国人和中国事进行的哲学化思索和文学化表达,其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民间中国体系,既展现了中国的本土精神也为中国文学如何在本土与全球中找到平衡,以及为如何在本土中显示出世界性作出了示范。

王奕^[5]（2020）在《多维的挑战 ——论余华小说中“血”的书写》文中研究说明余华在童年和行医经历上与“血”渊源颇深,“血”的意象也贯穿其小说写作,承载着丰富的隐喻。然而对余华后期小说中“血”之书写的研究仍然不足。本文对余华“血”之写作进行分期后,从审美观念、人性观念、权力关系三个维度论述“血”的书写及其隐喻。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联系现当代文学中“血”的书写背景,介绍余华与“血”的渊源,将余华“血”的书写划分为四个时期,对现有研究进行文献综述,为后文多角度展开论述提供基础。第二章从审美维度探究余华“血”之书写的变化。历时地对余华四个“血”书写时期的审美特点和成因进行分析:第一阶段“血”成为感伤审美的点缀物;第二阶段余华采取了暴露式的血液书写后,陷入极端暴力美学的陷阱;第三阶段余华形成了“血与泪”的民间模式;第四阶段余华以戏谑的语言调侃鲜血的庄重,彰显了对现实的愤怒。余华在反思自我审美意识及对固有审美观念的挑战中,不断探求新的审美风格。第三章探讨余华艺术形式背后的人性观念变化。联系小说写作背景,从血缘矛盾、“血”背后的生死观念、人之价值三方面进行论述。余华从暴露血缘亲情的沦落、生死之苦、人性之残酷,转向在血缘之外重寻人性之善和生命意义。余华在对人性常识的解构和对自我人性观念的反思中,思索人的存在价值。第四章阐明余华“血”的书写中不变的抗争精神。余华以“血”的书写揭露权力场域中原始暴力、“父权”暴力和资本暴力对人的挤压。“血”象征着本能的抵抗,但是由于新的资本语境对人之价值的瓦解,“血”的揭示和抵抗功能下降,作家陷入了迷途。然而在话语权力的场域中,余华仍然以自伤的书写坚持着挑战。第五章为结语部分,对以上审美意识、人性价值观、权力关系三个维度的“血”的书写特点进行总结。余华历经长时间的写作转变,仍然保留着先锋时期不变的直面勇气和挑战精神。

邱丹^[6]（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研究表明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高珊^[7]（2020）在《余华长篇小说的不可靠叙述研究》文中提出由美国学者韦恩·布斯首次提出的重要叙述策略“不可靠叙述”,引发了学界普遍的研究热潮,深刻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小说研究。以余华为代表的新时期小说作家,在其作品中展现出多种形态的不可靠叙述。本文尝试以余华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对其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进行系统归纳和深入探讨。本文着重借助韦恩·布斯和詹姆斯·费伦主张的“不可靠叙述”理论,遵循“隐含作者规范”,结合余华的五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从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不充分解读这三个层面进行文本剖析。在审美效果方面,本文在布斯提出的“反讽效果”基础上,深入探究了余华小说中“不可靠叙述”带来的“距离效果”和“认同效果”,即“陌生化效果”和“同情效果”。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三种阅读效果进行条分缕析。最后,总结探讨了不可靠叙述在余华长篇小说中的价值和启示。作品中“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是余华本人创作观的投射,从而最大限度地使小说内容和人物特色接近现实,鼓励人们在遭遇人生悲剧和苦难时,用积极、乐观、勇敢的态度面对生活,这也就实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此外,“不可靠叙述”广泛存在于新时期小说中,为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不可靠叙述”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亟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不可靠叙述的存在,不仅在美学意义上实现了小说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且充分调动了读者积极性、创造性和想象力,大大拓展了文本解读空间。

张博实^[8]（2019）在《审美的延展 ——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变革与“反本质主义”反思》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试图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为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来阐释文学审美、文学创作及其作家写作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写作状态或精神品质。批判地、辩证地分析、反思“反本质主义”这一理论问题,并将其作为一个学理上的参考、审视的视角。更要通过探讨上述诸多理论与创作之间复杂的纠结关系,考察中国当代语境下文学审美的历史演变和所指范围,以及为何要选择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作为论述的对象等问题,并且做出自己的理解、分析和诠释。在此为全文界定、确立概念的所指范围,以之作为论述的理论和逻辑起点。我们还对“反本质主义”的相关理论做出综述性梳理,并结合中外学者对“反本质主义”的研究,讨论其如何获得自己的理论视点及其缺失和不足。论述“本质化”“固化”思维对中国小说创作的深度影响,以及作家如何通过其文本自身的审美属性对僵化思维所带来的束缚进行反思和整饬。重点论述自一九八五年前后叙事变革与文学审美回归之间的互动,小说叙事发生变革的历史过程及叙事形态与审美新维度、新思维的辩证关系。考量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现实表象背后,作家在历史观念、美学原则方面发生的根本性和结构性转变。按照这种思维向度进行拓展性思考,分析作家如何以审美的角度,兼及对“反本质主义”精神的认真思辨,重新审视、质疑“本质主义”、固化的历史观,对以往历史叙事的文学观、叙事法则、话语系统重新进行反思、拓展,对历史和现实的文学叙事,做出新的理解和认识。在诸多讨论中,重申“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原则,继续在审美、反固化思维为核心的讨论中,深入地思考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探讨作家如何在历史和人性维度上展开对人的心理、精神、灵魂的探索和表达,解析、发掘社会生活、时代及人的内心隐秘。

辛喜晶（SHIN HEEJUNG）^[9]（2019）在《论余华作品在韩国的传播接受 ——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余华作为当代一名着名的作家,不仅在中国大受欢迎,在韩国也受到诸多读者的追捧。1995年,根据小说《活着》改编的同名电影在韩国上映,该电影也成为韩国大众开始知晓作家余华的的契机。1997年,小说《活着》在韩国翻译出版,由此,余华作品在韩国的传播正式开始。目前,随着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增进,余华作品在韩国的传播愈发广泛。被称为世界畅销书的《活着》以及《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等作品深受韩国读者的喜爱,这3部作品在韩国的“中国畅销小说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余华也因此堪称最受韩国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之一。然而,关于余华在韩国的传播接受,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并不多,无论是专业读者的接受研究,还是以普通读者为中心的余华传播研究都比较少见。尽管在韩国,新的中国文学作品不断被翻译出版,但已经经典化历久弥新的余华作品却始终受欢迎。让余华这个名字在韩国图书市场造成巨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是2007年以后,随着中国图书成长为有潜力的新兴市场,中国图书在韩国掀起了热潮,第二是图书潮流变化影响,第三是电影改编作品的影响。尤其是韩国以《许三观卖血记》为原作拍的电影《许三观》对原作的传播助力甚大,尽管电影的票房成绩不佳。第四是文学主题共鸣和跟韩国读者情绪上的纽带。一部文学作品要想在异国获得成功,不仅要艺术上出众,而且要引起共鸣。在上述余华的三部作品中,与历史相关的内容多少让韩国普通读者有些难以理解,但是作品整体上却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作品中所引起共鸣和关注的关键词可提炼为“命运人生”,“平等父爱”,“死后世界”等。这些都是余华不断受到韩国读者喜爱的原因。

华振毅^[10]（2019）在《余华小说中的隐喻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余华小说的隐喻书写进行的研究,以期找到余华小说的多义解读。首先,论文的绪论部分对隐喻概念进行梳理与界定,得出立足修辞学来对作家创作中的隐喻进行阐释与研究可能会丧失一部分审美性的结论,因此通篇论文会侧重于对文本整体和思想内涵上的把握。论文的第一章节对余华小说中的隐喻表现进行了梳理,主要从余华小说中常见意象的隐喻、余华小说文本的整体性隐喻和余华小说的隐喻思维三个角度展开。意象虽然常常被认为是诗歌研究范畴内的东西,但是齐孝斌等学者提出“意象是一种表现的艺术”,因此将意象分析运用到小说的分析也无不可。我从再现性意象和非再现性意象两个意象对余华小说中的意象进行分析,提出再现性意象主要以景为主,非再现性意象则以“血”和“疯子”为主要代表的观点。文本与独立的字、词、句的区别在于当文本形成的时候,文本表面会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第二小节所说的“小说文本的整体性隐喻”。第二小节中,我对余华小说文本话语隐喻的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进行了分别阐释。第一章节的第三小节则是对余华小说的隐喻思维做了阐释,通过隐喻思维在小说时间体系和小说结构中的体现,阐释了余华小说中蕴含的隐喻思维。第二章是对余华小说存在隐喻书写内在因由的剖析。从一个作家的成长之路上看,形成其鲜明的写作风格与他的成长环境、自我追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第二章节主要从阅读资源和成长氛围的熏陶、文学先锋性追求的内在驱使两个方面展开了论述。“拆解深度”是先锋小说的特色,但是先锋作家们想要拆解的是其先辈们构建起来的“深度模式”,他们想要建立的是一种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因此,第三章中,我对余华小说隐喻书写的价值进行反思,主要论述的是隐喻书写对余华小说深度的建构作用以及隐喻书写在余华作品中的复杂呈现,认为余华虽然在构建隐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他还是不得不面临一种“无力解释这个世界”的空虚感与寂寞感。虽然余华后期的小说不再被定义为先锋小说,小说文本中的隐喻张力也逐渐减弱,但是余华在创造创造更具时代意义的文学作品道路上一直努力着。

二、余华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余华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论文提纲范文）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余华长篇小说修辞论（论文提纲范文）

（3）余华小说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余华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中国形象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5）多维的挑战 ——论余华小说中“血”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6）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7）余华长篇小说的不可靠叙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审美的延展 ——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变革与“反本质主义”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9）论余华作品在韩国的传播接受 ——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余华小说中的隐喻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余华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论文参考文献）

•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2]余华长篇小说修辞论[D]. 严雪明. 兰州大学, 2021(02)
• [3]余华小说接受研究[D]. 王俊利. 河南大学, 2020(02)
• [4]论余华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中国形象书写[D]. 陈祎祎.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5]多维的挑战 ——论余华小说中“血”的书写[D]. 王奕.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6]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7]余华长篇小说的不可靠叙述研究[D]. 高珊. 烟台大学, 2020(06)
• [8]审美的延展 ——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变革与“反本质主义”反思[D]. 张博实. 吉林大学, 2019(02)
• [9]论余华作品在韩国的传播接受 ——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为中心[D]. 辛喜晶（SHIN HEEJUNG）. 山东大学, 2019(03)
• [10]余华小说中的隐喻书写研究[D]. 华振毅.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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