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墨竹[1](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文中研究说明国际化经营是世界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资银行转型发展的必要环节。对于银行国际化发展来说,无论是海外业务改革、国际并购或重组,都需要通过海外布局作为载体得以实施,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加强区域布局是国际化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也是成就一流跨国银行的基本路径。发达国家老牌跨国银行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海外布局大幅推动了自身的国际化进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使得发达国家老牌跨国银行国际化发展进入瓶颈期,前期的业务优势、区位优势不复存在,甚至部分老牌跨国银行选择退出次要区域市场以保存竞争实力。这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无疑是一个抢占国际市场的机遇窗口。世界银行业的彼消此涨,使中资银行不得不思考,在经历了国际化初期的快速发展后,今天要如何进一步深化海外市场布局、强化业务管理,实现由“走出去”到“沉下去”、由“做大”到“做强”的转变?中资银行正处于谋求战略发展和国际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然而,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疫情影响持续,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坚挺的经济金融市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RECP自由贸易区等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逆势表现,仍为中资银行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我国主张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更是为中资银行国际化开辟了崭新路径。于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也变得愈发关注和重视。梳理众多关于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我们发现,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务虚探索多于务实研判,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一是银行国际化问题的主流研究重点仍集中在如何提高银行国际化竞争力、银行国际化发展影响因子分析等课题上,而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区位选择布局及环境背景研究;二是对于中资银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资金融通的中坚力量,关注两者之间勾稽推动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少;三是少有研究者会从“一带一路”沿线整体角度切入,对区位选择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探索建立系统数据模型,提供可量化的对策建议。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对于中资银行来说,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平台,抢占银行国际化发展机遇,区位选择布局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整体情况的广泛整理,是对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路径的深入挖掘,更是对两者间关联匹配度的创新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以下简称“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选取“一带一路”倡议沿线69个国家2015年至2019年政治、经济、金融、贸易、营商数据作为样本,借助SVM支持向量机模型(以下简称“SVM模型”)进行分类评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适合中资银行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结合银行国际化动因涉及的指标与实证结果进行差异化对标对比,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面对选择“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目标国家进行国际化布局时,中资银行可以借助研究结果,结合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做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选择,降低区位选择布局成本。同时,研究结论也能为不同性质、或处于不同国际化发展阶段的中资银行,提供可量化的区位选择建议,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整体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1章,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与不足。第2章,梳理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理论研究脉络,说明相关理论基本概念,形成文献综述,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同时,为进一步探究理论运作机理,引入国内外大型银行国际化优秀案例,提炼可供借鉴的国际化区位选择经验。第3章,对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区位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中资银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现状,判断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优势和劣势。第4章,介绍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的构建思路和方法,数据库的建立和指标选取等,并进一步阐释SVM模型原理和指标内涵。第5章,运用SV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SVM模型实验结果,回归银行国际化动因理论,结合差异化指标给出有针对性的判断建议。第6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主要结论和下一步建议。通过理论演绎和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为: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脉络吻合,两者发展相互助推;SVM模型实验具有较高的准确率,且结果显示实验样本集中有47个国家适合中资银行开办分支机构或进一步发展国际化业务。其次,从实证结果分析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东盟、中欧、东欧三个区域最适合中资银行开拓发展。第三,结合实证分析结论,中资银行可以综合考虑税收法律、文化维度、环境绩效等附加因素,进一步优化区位选择结果。最后,SVM模型可实现进一步延展,待“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数据进一步完善,发展更为成熟时,可在现有模型基础上直接增加指标参数,实现模型结果的实时测度,及时帮助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国际化区位最优选择。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位优势,中资银行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安排:(1)统筹规划国际化区位选择布局战略;(2)做好自身区位选择布局阶段化安排,实现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网格化辐射;(3)强化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化合作意识,加强公司治理,提升服务管理效率;(4)进一步践行可持续发展责任,以服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经济健康发展。
王梓利[2](2021)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和现代经济的核心,区域金融对区域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金融资源分布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不均衡特征,也是构成区域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因而对区域金融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已有研究关注金融在空间上的非匀质性,并开始考虑到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即有助于削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摩擦,促进金融交易的达成,提供了一种微观机制。但少见中观维度下,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作用的系统性分析。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区域金融学理论,从空间视角出发,探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构建了“运输成本—作用机制—空间效应”的逻辑框架,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区域金融发展及其空间分布。在理论上,是对区域金融理论拓展的尝试,也能够从金融视角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影响提供经验证据。在实践上,关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的研究既能够为地方金融服务业的实践提供参考,也可为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首先进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影响的历史研究,基于交易方式的变化,分析运输化与金融发展的阶段演变,并探讨演变过程中交通作用的转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机理分析,以金融业自身的信息依赖、资金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地域选择特征和金融空间运动为基础,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的自身特性和空间属性。从运输成本出发,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循环累积因果”、“共享、匹配和学习”以及“外部经济”思想,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由此形成了金融区域发展布局,进而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的区域金融空间效应,构成了本文的机理分析框架。接下来,分别针对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在作用机制检验部分,构建了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运输成本的四种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在空间效应部分,首先运用Dagum基尼系数与收敛模型,以金融货币资源与金融人力资源为主要维度,对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金融资源空间差异及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区域金融收敛条件进行研究,之后对中国三大城市群金融空间联系强度进行了测算,构建了包含相对距离的综合引力强度,比较了时间距离改变前后金融引力强度的变化,并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测度了时间距离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随着运输化水平的提升,金融发展经历了“货币金融—资本金融—交易金融”的历史演化。在“前前运输化”和“前运输化”时期,“物物交易”走向“物币交易”,金融处在以货币为主体功能的阶段,金融功能局限于便利交易,即“货币金融”阶段;运输化1.0和2.0时期,由“物币交易”发展到“币权交易”,金融以社会投融资需求为主导,即“资本金融”阶段;在运输化3.0时期,交易走向虚拟化,金融功能得到扩展,信息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即“交易金融”阶段。这是在运输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货币外延的扩大、金融机构和市场作用的增强、金融功能扩张的过程,交通的作用也由扩大市场规模、创造金融需求,拓展至软信息传递和风险规避、优化金融供给。第二,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存在影响,其作用机制是基于运输成本产生的,即旅行时间成本节约效应带来的学习共享机制与人力资源匹配机制,货运成本降低效应带来的市场潜能扩张与产业集聚机制;四种机制的影响在不同的空间距离下存在差异。在空间效应上,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区域条件影响着“金融初始发展不平衡→金融发散→金融收敛→金融一体化”的空间运动过程,在前期,交通基础设施使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趋于扩大;在后期则促进区域金融差异趋于收敛。同时,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金融资源空间流动,加强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第三,中国八大经济区的金融货币资源自1997年以来表现为“倒U”型变化;金融人力资源整体区域差异呈不断上升趋势;两者的主要差异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对金融资源的区域差异存在收敛机制,但出现阶段性变化特征,交通条件改善促进区域金融货币资源“先发散后收敛”,旅行时间节约对区域金融人力资源的作用表现为“无显着作用—发散—收敛”。从空间上看,交通基础设施对八大经济区金融资源的收敛机制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第四,中国三大城市群金融空间格局表现为“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京津冀为“北京-天津”模式、珠三角的“深圳-广州”模式和长三角的“上海-多核心”模式。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地区内部的金融联系强度高于珠三角和京津冀,同时存在明显的内部不均衡特征。交通基础设施使区域内时间距离缩短,强化了整体区域金融联系强度,也将促使资本流入自身具有强金融联系的城市。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理论解释的拓展与创新,构建了中观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创新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区域金融发展理论机理,丰富了区域金融理论思想。第二,实证研究方面的创新,对引力模型进行了改进,考虑了区域内城市之间相对距离的作用。第三,基于历史研究揭示了运输化与金融发展的演变阶段特征,以及此过程中交通角色的拓展,是从历史维度上对区域金融发展研究的延伸与探索。
蔡琬琳[3](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熊方刚[4](2021)在《技术创新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技术水平高低对其在国际分工中所处地位至关重要。一般来说,高技术水平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有较大的市场竞争优势,可以获取的贸易利益较多,从而使该国在国际贸易交换和分工中具有优势。而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面临的贸易条件相对不利,在价值链的分工中也是处于劣势,如果不大力进行技术创新的话,贸易条件只会恶化,容易陷进“比较优势陷阱”。近几年来,学者们在技术创新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领域相关成果较为丰富,但就技术创新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产生的影响研究还较为薄弱。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技术创新这一核心变量,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情况。这项研究对于丰富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相关部门制定外贸转型战略与决策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贸易条件可以是一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收益情况的重要衡量指标,并有三种表达形式: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因为数据可获得性的约束,本文只计算了中国在1981年到2019年这段时期的价格贸易条件,并认为其大致呈波形浮动的变化趋势。影响某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集中探讨了技术创新的影响情况。基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即从消费者行为模型、技术性贸易壁垒、内外生技术进步等理论,对技术创新影响贸易条件的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究,找到了技术创新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位数回归得出了在不同分位水平下,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揭示了在特定时期技术创新这一核心变量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效应: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改进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效果较好的阶段是在价格贸易条件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技术创新程度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呈现动态变化趋势。根据理论和实证结果,为进一步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本文建议:加强产品研发和创新;产业链向高科技、高附加值转变;提高外资利用效率。
康旭华[5](2021)在《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文中认为当前,面对能源需求迅速增加与能源供给不足,生产生活用能与全面可持续发展两大矛盾,各国和地区纷纷选择合作以共同应对发展难题,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和全球气候谈判等为代表的能源合作屡见不鲜。在国内,能源及其相关的气候和低碳发展等问题也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寻求对内对外合作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源型地区作为能源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者,同时也肩负着自身转型发展的历史重任。目前,资源型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时期,需要寻找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可行的实践措施。因此,将能源合作这一时代命题与资源型经济的转型需求相结合,从要素组合视角研究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不仅可以在理论上为中观层面能源合作相关问题奠定微观基础,为资源型经济相关学术研究开辟新的视角;还能够指导资源型经济转型实践,为其探寻突破路径。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论、空间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理论,采用归纳演绎、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案例研究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层层深入展开研究。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和立场与方法论指导,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阐明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和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借鉴空间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理论对要素水平与垂直联系以及系统超循环理论,从不同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作用及演进规律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吸收和运用雷布津斯基定理、增长极理论、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熊彼特制度要素作用理论,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展开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和逻辑推理。进而,运用案例分析法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的作用进行了阶段性梳理,运用熵权法、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计量方法对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十个省(区)能源合作对其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1)本文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和约束,总结了资源型地区能源合作的动因,笔者认为资源型地区天然就是能源合作的参与者,需要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在政府引导下,有意识地通过多种能源合作获得多元要素,以参与水平分工;双向合作关系的建立有益于资源型经济转型;不同的能源合作类型将对资源型经济产生差别化作用,能源合作引入要素作为“负熵流”,对资源型经济耗散作用回归稳态会产生重要作用。(2)本文运用集聚与扩散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系统论分析发现,分析发现在能源合作带来的要素流动基础上,不同要素组合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作用。其中,水平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内部产生的实质性变化,表现形式依要素组合各异,主要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垂直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在构成形态上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极化效应和均衡效应。二者此消彼长,共同影响着资源型经济中能源要素主导地位的涨落,促进了不同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演进。(3)通过对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这四类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在水平层面,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能够产生收入效应,初期可促进其转型,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能源投资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可以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可产生推动作用。在垂直层面,能源贸易合作通常会对能源要素产生极化效应,而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可以发挥极化效应或均衡效应,由此影响资源型经济能源要素的主导地位,从而影响其转型效果。(4)论文在运用熵权法对2005-2019年十个资源型省(区)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分别采用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效果进行了基本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检验对象在检验期间参与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在水平层面分别通过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自身资源型经济转型;在垂直层面,分别通过极化效应(能源贸易合作)和均衡效应(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对能源要素主体地位分别产生强化和弱化作用,从而对资源型经济转型起到反向和正向影响。(5)通过采用案例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影响进行阶段性梳理,本文得出结论:山西省的能源合作由量变到质变、从单向到双向,在不断演进中逐步实现合作领域的清洁化;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也随能源合作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类型能源合作内在质量的改善及相互间的联合开展,由能源产业内部到工业体系再到整个经济与社会体系,沿着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地区协调—生态环境的效果路径循序渐进地显现出来;能源合作是资源型经济实现转型的“捷径”之一;而开放程度不高、对高质量要素吸收不够,对转型引领作用不足、各类合作结合乏力与创新能力欠缺制约了山西省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发挥。(6)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资源型地区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政府需要有意识地引导资源型经济转型,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开展多种类型的能源合作,并根据转型需求吸收高质量要素,促进转型发展。在能源贸易合作中,应增加高附加值能源商品和能源服务贸易合作,促进能源合作向吸收高质量要素的方向发展,同时促进贸易收入的资本化。在能源投资合作中,应避免投机合作,积极利用外资,引导合作资本投向新兴产业和提升能源产业劳动力素质的领域。在能源技术合作中,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国内能源领域的创新合作,通过内部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加快技术研发与转化。目前,能源治理合作的发展尚未成熟,需要着力在能源基金利用与监管和生态保护机制建设,以及统一能源金融和碳交易体系等方面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从要素组合水平层面和垂直层面作用角度分析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中,借鉴前人将空间经济学的极化效应运用至要素组合的方法,进一步将要素在空间上的扩散效应转化为在经济体内要素构成上的均衡效应,补充并完善了相关理论,构建了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第二,本文在地区合作层面上,将能源合作划分为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并将散见于个别研究的具体化能源合作纳入同一个研究体系,运用同一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推演出不同类型能源合作间的演进规律,从而勾勒出能源合作体系的概貌,其中的个别观点和内容对今后相关问题研究的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第三,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能源合作相关经济活动进行统计的部门和数据,本文选取山西省为代表,经过长期调研、数据搜集、整理,梳理出其参与各类能源合作的实际情况并进行了阶段性梳理,掌握了充足详实的现实数据和研究方法,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相关部门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第一,由于实证检验对象实际情况的限制,本文未将能源服务贸易合作纳入能源贸易合作的研究中。今后,可将能源贸易合作单独作为研究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第二,鉴于研究重心关系,在对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进行机理分析时,本文未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加以区分,而是淡化了其中的差别,这也是作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第三,尽管本文已经竭尽所能对省级能源合作数据进行挖掘和梳理,但可能仍然存在一定欠缺。今后,笔者将进一步钻研统计方法,以便深化和完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孙彤彤[6](2021)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受农业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形势等条件变化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当前,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的趋势和格局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关键,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美国农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在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确定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及分析框架,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为基础,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为背景,综合评价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详细分析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深入探讨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提出对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回顾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至1945年是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半机械化(1860-1914年)与农业机械化(1915-1945年)阶段,美国农业完成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化来维持。(2)1945年至2000年间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美国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更加明显,并实现了农业科学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3)2000年以后美国农业进入“新时代经济”。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农业贸易迅速扩张并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本文建立了包含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应竞争力结果、竞争力维度、竞争力来源三个层面。第一部分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方面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基于显示性指标的评价: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美国农业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但有减弱趋势,其中植物产品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其次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食品及饮料等;从净出口情况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对农业进口依赖程度也很高,其中谷物产品、稻草秸秆及饲料具有较强净出口能力。基于解释性指标的评价:从建立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形成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结果来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在18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一,其中,美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指标上表现最好,可以发现美国充足且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雄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效地将美国现有技术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同时美国在农业适用技术和专利开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这大幅提升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从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两个维度探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取路径。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更高产量所抵消,同时较低的内陆运输成本和装卸成本弥补了其较高的农场价格劣势,促使美国农业获得成本优势,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第二,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种农产品质量附加值均较好,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专业化的农业营销方式促进美国农业差异化优势快速形成,农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部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从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两方面讨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本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需求条件、农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辅助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和历史机遇。通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获得由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健全的相关支持产业和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综合决定。然而,美国农业仍面临长期产能过剩、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农业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启示。相较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尚面临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有许多不足、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等问题。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困境及上述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入研究,现阶段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来实现。
文思君[7](2021)在《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思潮进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期,教育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一个新兴重要领域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教育服务贸易具备教育国际化和国际服务贸易的双重特点,对外彰显国家的“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对内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美国等传统教育强国的国际留学政策出现了结构性调整,全球教育服务贸易处于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的教育服务贸易也进入了新阶段。因贸易长期处于逆差下,开展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研究,特别是出口市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中国学者对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比较优势研究,对于扩大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缩小整体贸易逆差的实证研究还有所欠缺,尤其缺乏对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的要素分析。论文对中外学者关于教育服务贸易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在全面分析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对服务贸易定义的四种提供方式,即境外消费、跨境交付、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入手,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模型,即认为中国与贸易出口目标国之间的经贸情况、信息网络通联情况、政策融合情况以及人才交流情况等,会作用于以上四种提供方式,并最终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趋势。同时,论文通过总结其他学者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的评价指标,找到了现有评价体系对贸易出口趋势预测的不足之处。通过引入全球创新指数、创新型国家评价、中国创新指数、全球软实力指数等权威指标体系中表征相关实力的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模型中,目标国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完善了出口趋势预测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与前人的研究相比,预测结果不再仅仅只是宏观层面和静态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同时也考虑了微观层面的要素,并可以用各项指标的动态数据不断修正预测结果。模型输出的结果可以有效地分析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目标国以及发展的优先级等内容。最后,通过对世贸组织(WTO)中存在可测量数据的114个国家进行潜力评价分析,预测了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在未来一段时期的潜在目标国,并对所有结果进行了排序。结合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进一步分析了预测结果的准确性。论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用复杂适应系统的理论解决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基本问题,阐释了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机制,构建了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模型;二是提出并验证了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目标国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三是预测了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趋势和主要目标国家,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选择上提供了决策参考。论文认为,结合当今国际化发展的新趋势,解决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逆差,就是要聚焦两个关键方面:1.抓住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形成的国际形势,优先发展对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争取后发优势。通过拓展留学渠道与模式,加大对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普及汉语教育和破除就业壁垒等,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国际化。在提升中国教育实力的基础上,优先扩大教育服务出口整体规模,通过规模效应缩小整体逆差,在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2.重视和稳定来华留学的“基本盘”。通过更好地适配国际规则,维护好同美国、韩国等传统来华留学主要生源国的人文交流,继续保持较高的来华留学人数,使中国的教育服务走向品牌化。同时让中国的教育服务产业更好地发挥公共外交作用,助力中美、中日韩等重要外交关系向好发展。
雷洋[8](2021)在《时空演进视角下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效能评估》文中研究指明国际运输通道通过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将分布于不同国家的经济中心、物流枢纽和口岸连接起来,从而使位于不同地域的经济体实现互联互通。基于运输协定和运输规则,利用国际运输通道,沿线国家可以将货物以合理成本和时间输送到目的地,促进不同地区经贸往来,进而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居民福利增进。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骨架,该通道从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出发,经中巴经济走廊,向西延伸,与伊朗土耳其等国对接,最终与西欧地区实现互联互通。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是在中巴经济走廊基础延伸出来的一条重要的东西方向欧亚运输通道,该通道向内可以直接连接长江经济带,向外还可以便捷地沟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是中国西部内陆地区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实现互联互通的重要陆上通道。结合现有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本文将国际运输通道效能界定为“跨国运输能力和对沿线国家经济影响”,其中前者称为国际运输通道运输效能,后者称为国际运输通道经济效能。论文首先对国际运输通道时空演进过程和效能跃迁进行分析,刻画国际运输通道不同演进阶段效能特征,构建国际通道效能提升合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国际运输通道效能提升合作机制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部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丰富和拓展国际运输通道绩效评估框架,从运输距离-时间、运输成本、输送能力、运输稳定性等四个方面,评估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的运输效能;根据国际运输通道时空演进阶段,设定模拟情景,利用GTAP模型,从国民生产总值、居民福利、贸易条件、进出口贸易额、产业值等方面的影响评估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的经济效能。理论研究表明,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和发展已成为一种跨境空间治理手段,国际运输通道发展阶段四分法(国际交通通道-国际物流通道-国际经济走廊-国际自由贸易区),不仅融入国际运输通道时空演进规律,还充分体现了国际运输通道具有“跨国空间治理和发展功能”属性。当国际运输通道由“国际交通通道”演进为“国际物流通道”,运输效能实现跃迁;当“国际物流通道”演进为“国际经济走廊”,经济效能实现跃迁。国际运输通道效能提升具有曲折性,沿线国家合作积极性、转移支付(援助)、沉没成本、声誉机制等因素对国际运输通道的效能提升具有积极影响,过重转移支付和机会主义策略则会阻碍效能提升。运输效能评估发现,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地缘区位条件优势显着,但目前仍处于“国际交通通道”阶段,铁路联通情景下,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运输效能实现跃迁,以重庆通往巴基斯坦、伊朗为例,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相较于海运多式联运通道,具有显着的距离和时间优势,在低铁路费率设定下,重庆-伊斯兰堡铁路运输成本显着低于海运多式联运国际通道,重庆-德黑兰铁路运输比传统海运线路成本高38%,但时间可节约69%;在联通中国-西欧方面,相较于中欧班列(重庆)通道,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在距离和成本上具有劣势;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的集装箱输送能力可达50万~150万TEU/年;运输可靠性是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运输效能的潜在短板。经济效能评估发现,随着时空演进,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经济效能不断提升,沿线四国GDP、国民福利、贸易规模、优势产业值等指标均有所增加,情景5下(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发展演进到第四阶段的高级阶段),中国GDP增加0.31%,居民福利增加564.02亿美元,贸易条件改善1.20%,出口增加1.55%,进口增长3.87%。由于中巴伊土四国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经济总量等方面具有异质性,四国从通道效能提升中获得的收益存在差异;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效能提升,改变了沿线地区国际贸易运输条件,进而影响各国不同产业门类产出,某些产业门类产出减少,特定群体利益受到影响,模拟结果还显示,部分域外经济体在总产值和居民福利等方面有潜在损失,因此,在国际运输通道效能提升发展中,需要统筹考虑多方利益相关者。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效能提升和综合发展,需要重点解决通道关键节点和枢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水平偏低问题,探索跨境交通设施多元化融资和成本分担模式,充分发挥工程科技对通道建设的支持作用;通过交通和经济融合发展,探索和创新“物流+贸易+产业”运行模式,使通道成为具备内生性竞争力的国际物流通道;在应对风险方面,需要坚持前瞻性战略布局与审慎顺势战术推进相统一原则,加强利益相关者沟通治理,化解潜在风险。
李颖婷[9](2021)在《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基于贸易计价视角》文中指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但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水平较低,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存在明显的不匹配。在此背景下,中国是否能够借助于贸易体量优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值得研究的话题。本文以贸易计价为切入点,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为落脚点,针对亚洲价值链遵循的定价范式框架,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进行深度剖析,旨在回答“人民币是否能够在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计价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研究贸易计价的机制,并构建两国小型开放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检验在各种定价范式框架下,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其次,本文基于亚洲价值链的结构特征,就人民币作为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计价货币这一论点,提出两点推论。一是从总量层面看,如果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履行贸易计价货币的职能,那么亚洲各国货币与人民币具有较强的汇率联动性并且汇率变动的方向符合亚洲价值链的特征。二是从具体影响层面看,如果人民币能够在亚洲地区起到贸易计价的作用,那么亚洲区域内贸易符合以出口国本币计价(PCP)与以进口国本币计价(LCP)相结合的定价范式。最后,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上述两点推论。一是基于汇率的高频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讨论亚洲地区的汇率特征,以检验第一点推论。二是基于贸易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研究人民币、美元与亚洲各国本币的汇率传递和贸易的汇率弹性,以检验第二点推论。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本文通过典型事实分析,讨论亚洲价值链的结构,发现中国是亚洲价值链的枢纽、亚洲各国的中间品出口目的国、以及美国在亚洲地区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并且亚洲各国货币与人民币存在较强的联动性。二是基于亚洲价值链的结构,亚洲各国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和向中国的出口贸易分别遵循PCP与LCP定价范式框架。这表明人民币在亚洲地区起到贸易计价的作用,并且在亚洲各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亚洲各国的企业承担了更高的汇率变动风险。三是美元汇率变动会显着影响亚洲各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但是回归系数的方向不符合以美元计价的主导货币定价范式(DCP)的理论框架。该结果很可能是因为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需求端位置,进而美元汇率变动从需求侧影响亚洲的区域内贸易。四是相较于其他产品,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最终品和简单价值链中的贸易品的影响更强。随着亚洲价值链的复杂程度提升,增加我国与亚洲各国的最终品贸易往来,是巩固人民币作为亚洲地区计价货币职能的可行方法。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拓宽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视角,并将亚洲价值链的结构纳入分析框架。从研究视角看,现有文献主要检验了人民币作为锚定货币的作用,本文以贸易计价为研究视角,讨论从贸易渠道提升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从理论假设条件看,本文放松了贸易仅符合单一定价范式的假设,并且在传统的PCP和LCP定价范式的基础上,加入了DCP定价范式,研究亚洲区域内贸易符合的定价范式框架。从实证模型看,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将亚洲价值链的结构特征加入分析框架,并区分了贸易产品类别与行业,更加详细地检验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
吴筱菲[10](2021)在《基于结构突变的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动态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中国股票市场宽度和厚度的增加,两者关联性愈益趋强,其动态溢出效应已经影响到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在资本流动、信息高频传导下,一个市场价格变动及其幅度迅速扩散到另一市场,两者间溢出效应呈异质性、阶段性、联动性、滞后性等复杂性特征。与2008年次贷危机不同,2018年中美贸易战等政治经济关系变化,不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巨大冲击,而且也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资产价值和股票市场的走势。因此,在我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动态溢出效应趋强的态势下,需要具体研究溢出效应的特征和结构突变位置,分析哪些国内外影响因素会导致结构突变和特征变化,从而进一步警惕和规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有助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结构突变是指在未知时间点的突然的、重大的变化,其在各种学科中具有普遍性,虽然发生的概率不高,但造成的一系列后续影响辐射面广而深。金融危机、贸易战、英国脱欧、疫情爆发等都是此类事件的典型代表,金融领域中的“黑天鹅”、“灰犀牛”等不容忽视的大事件往往造成时间序列数据内部的结构突变,而不仅仅是断层和跳跃极值。本文基于结构突变,从三方面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首先,分析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的时变走势中是否含有结构突变,通过搜寻条件相关系数得到结构突变位置,分析由哪些重大经济事件造成影响。由数据本身内生性进行结构突变分段,避免人为分段的主观性和金融时间序列的“伪回归”。通过分析突变前、突变中、突变后的一系列动态溢出过程,可以更加有效地得知宏观或者微观因素会影响汇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结构突变。其次,分析信息溢出效应即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两个层面结合,综合反映金融市场收益和风险的不同含义。基于方差分解的信息溢出指数,系统性度量收益率和波动率两种不同的溢出的方向、强度以及记忆性等特征。最后,本文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的溢出效应传导路径及主要影响因素,深化认知负面溢出效应蕴含交叉叠加感染的风险,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特别地,结构突变有可能使得市场之间溢出效应的溢出方和接收方角色发生转变。在我国面临突发性危机和金融尾部风险时,期望有益于监管部门能够应对市场结构变化的突发事件,避免诱发系统性风险。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一、分析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传导路径及结构突变因素。从金融时间序列数据的规律归纳动态溢出效应的特征,进一步揭示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形成机理。人民币与股市两者关系的经济学理论包括流量导向模型、存量导向模型和戈登模型等,在此基础上得到四条主要传导渠道,具体为:国际贸易进出口企业(中美贸易战)、国际资本流动(境外资金净流入)、心理预期(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加深)和货币供应量(外汇占款减少)。括号内为中国新常态下会对两者之间溢出效应造成结构突变因素,通过分析得出,在当前错综复杂国内外背景下两者间溢出效应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其中,股票市场跨境资金的流入流出与外汇市场呈现具有前后不同时滞效应的互相引导关系。另外,人民币汇率对于投资者心理预期的正面积极效应大于负面消极情绪和心态,主要是通过渗入宏观经济层面改善整体景气程度预判。第三章从四条传导路径对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进行现状分析,为构建人民币汇率和股票市场实证模型提供理论和现实的准备。二、构建时变t-Copula与Bai-Perron结构突变检验法研究均值溢出效应。选取GJR(1,1)的偏t分布对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对数收益率进行拟合得到边缘参数估计,拟合的残差通过KS检验后,构造时变t-Copula模型得到两者之间的条件相关系数,其动态参数α和β均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着。Copula模型能够将金融时间序列不同形态分布的尾部联合在一起,突破了传统聚集性、非对称性造成的限制等。设定最大个数m=5,ε=0.05的步长进行均值结构突变点搜索,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得到两个结构突变点,突变点的位置均发生在2018年6月20日,净均值变化大于0.2;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新增一个点,位置在2018年5月15日。分析三个结构突变点的位置得出,中美贸易战是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结构突变主要影响因素,且其对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双方面均较大影响,产生双重叠加溢出效应。三、构建DCC-GARCH与修正的ICSS结构突变检验法研究波动溢出效应。选取DCC-GARCH(1,1)的t分布对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波动率进行拟合得到两者之间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满足α+β小于1的假设条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着。其中沪深300股指与恒生指数的DCCα+β最接近1,易受到历史波动和市场变动情况的影响,且具有持续性。将四个指数两两一组形成六组数据进行方差结构突变检验,通过修正的ICSS算法克服了方差是稳定的假设条件,并且避免了金融时间序列的“尖峰厚尾”和波动的聚集性导致的样本扭曲。实证结果表明离岸人民币与沪深300指数的动态相关系数存在2个结构突变点,将样本时间段分为三个子区间;分别是2014.05.05-2015.03.25、2015.03.26-2015.09.11、2015.9.14-2019.12.31。2015年3月到9月,标准差从0.2712上升到0.3851,变化幅度为0.1139。汇改机制为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波动率结构突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市场化的改革机制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之间的数值差额。四、构建基于方差分解的静动态溢出指数模型研究信息溢出效应。构建VAR(4)阶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设定200个滚动窗口度量动态收益率和波动率的信息溢出值,从总体信息溢出值、单一市场净溢出、成对净溢出等方面完善溢出效应的动态方向性及持续性,通过溢出方(TO)和接受方(FROM)的差值计算得到动态净溢出的特征。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和结论的可靠性将设置VAR为2-6阶,预测期设定在5-10天的范围内。实证结果表明,在大小强度上,细分各个市场的收益率溢出效应与波动率溢出存在相反走势的情况,即两者之间收益率相关性不高,不代表两者之间的风险交织感染传递的概率低。在方向持续性上,波动率的溢出效应均为双向交替,即风险的传染者和承受方。需要系统地从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层面探求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的动态信息溢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一、运用均值与方差两种内生结构检验与动态模型相结合来捕捉结构异动。鉴于现有的动态模型思路为得到条件相关系数进行动态溢出效应分析,并未深究条件相关系数的结构性问题。在结构突变点的判别及样本分段上,大多数文章采用主观进行子样本或者区间分段构建模型,避免平稳性问题。收益率层面选择均值结构突变检验,波动率层面选择方差结构突变检验,使得结构突变检验对应的研究对象符合经济学含义。本文根据收益率与波动率的序列特征构建动态实证模型和两种结构突变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数据内部产生的过程进行结构突变点的搜寻。此外,Bai-Perron突变检验将默认的ε=0.15调整为0.05,提高结构突变点寻找过程的精度,将修正的ICSS算法进行调整,提高运算速度。二、运用时变参数及滚动窗口两种方法来刻画非线性动态关系,提高研究度量的精准度。由于非线性模型的假设条件等限制较多,较少涉及到动态方程和滚动窗口两种方式。在实证模型的选择上,选取时变t-Copula和DCC-GARCH来研究收益率与波动率。Engle提出的条件相关系数可以研究多维变量模型,将常相关系数的假设条件用动态方程替换,可以用来估计大规模的相关系数矩阵,研究不同市场的市场信息时具有良好的计算优势。滚动窗口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指定一个单位长度的窗口,通过不断滚动测量时间序列的统计量达到时变动态。类似于,在量尺上固定窗口大小的滑块,不断滚动得到每个单位的数据和观测值。两种方法均为目前金融领域主流的时变性研究方法,使得本文的动态溢出效应更为全面。三、构建基于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对比分析四个指数在两个不同经济含义层面。目前大部分文章研究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未考虑收益率与波动率两个层面,并且仅能够两两一组进行研究,研究仅仅停留在相关系数层面,未能体现出溢出的方向性等特征。采用静态和动态的方法同时研究四个指数作为一个整体,其中不但包含了总体的溢出程度,还能针对一个指数,分析其他三个指数对其的信息溢入和溢出效应,比较研究分析收益率和波动率。信息溢出指数模型增加了动态方向性转变,反映溢出方和接受方的方向性主导关系,体现出其方向结构性交替转换与重大事件金融事件之间的联系。
二、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的背景 |
1.1.3 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1.3.1 主要创新 |
1.3.2 不足之处 |
第2章 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文献综述及经验借鉴 |
2.1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
2.1.1 银行国际化概念及内涵 |
2.1.2 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问题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3 “一带一路”下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文献综述 |
2.2 外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经验借鉴 |
2.2.1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2.2.2 美国花旗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2.3 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经验借鉴 |
2.3.1 中国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2.3.2 中国工商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第3章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合作现状 |
3.1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识别 |
3.1.1 宏观政治因素 |
3.1.2 贸易发展因素 |
3.1.3 投资发展因素 |
3.1.4 绿色金融因素 |
3.2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环境与现状 |
3.2.1 “一带一路”下的金融环境情况 |
3.2.2 中资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情况 |
3.3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
3.3.1 国际化发展的优势 |
3.3.2 国际化发展的劣势 |
第4章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构建 |
4.1 合作评估体系构建方法 |
4.1.1 合作评估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 |
4.1.2 数据指标总库选取的基本原则 |
4.1.3 最高关联度指标主成分分析 |
4.2 合作评估体系的指标内涵 |
4.2.1 政府管理指标 |
4.2.2 经济投资指标 |
4.2.3 金融发展指标 |
4.2.4 贸易水平指标 |
4.2.5 营商开放指标 |
4.3 合作评估体系SVM模型选择 |
4.3.1 线性SVM模型 |
4.3.2 非线性可分SVM模型 |
4.3.3 支持向量机SVM模型优势 |
第5章 评估体系SVM模型实证结果及差异化结论分析 |
5.1 合作评估体系呈现的SVM模型实验结果 |
5.1.1 综合角度SVM模型实验结果 |
5.1.2 引入时序角度的实验结果 |
5.1.3 引入地理角度的实验结果 |
5.2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结论分析 |
5.2.1 沿线各国比较优势情况汇总 |
5.2.2 比较优势理论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5.3 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结论分析 |
5.3.1 沿线各国文化维度情况汇总 |
5.3.2 文化维度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5.4 基于可持续发展角度的结论分析 |
5.4.1 社会责任视角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5.4.2 绿色金融视角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第6章 结论及相关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相关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2)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思路与技术路线 |
1.2.1 研究方法 |
1.2.2 研究思路 |
1.2.3 技术路线 |
1.3 创新点 |
1.4 概念界定 |
1.4.1 交通基础设施 |
1.4.2 金融 |
1.4.3 金融资源 |
1.4.4 金融发展 |
1.4.5 区域金融 |
1.5 理论基础 |
1.5.1 区域金融理论 |
1.5.2 金融地理理论 |
1.5.3 新经济地理理论及其发展 |
2 文献综述 |
2.1 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
2.1.1 距离与信息 |
2.1.2 制度与文化 |
2.1.3 经济发展 |
2.1.4 市场发展 |
2.1.5 人力资本 |
2.2 区域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 |
2.2.1 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
2.2.2 资本流动及其空间特征 |
2.2.3 金融集聚及其发展模式 |
2.2.4 金融辐射与金融一体化 |
2.3 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 |
2.3.1 交通基础设施对要素流动的影响 |
2.3.2 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2.3.3 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贸易的影响 |
2.4 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 |
2.4.1 马克思流通理论的相关论述 |
2.4.2 产业经济视角的相关研究 |
2.4.3 金融地理视角的相关研究 |
2.4.4 历史分析视角的相关研究 |
2.5 综合述评 |
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影响的历史演变分析 |
3.1 金融中心的历史演变与交通的作用 |
3.1.1 地中海贸易时期金融集聚的雏形 |
3.1.2 商业革命时期区域金融中心的转移 |
3.1.3 工业革命时期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
3.2 不同时期交通影响下的区域金融发展案例 |
3.2.1 16-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航运、贸易及融资方式 |
3.2.2 战前美国银行业的稳定性:铁路的作用 |
3.2.3 近代上海金融业发展:港口贸易的繁荣 |
3.3 运输化与金融发展的阶段演变 |
3.3.1 由“物物交易”走向“物币交易”阶段 |
3.3.2 由“物币交易”发展“币权交易”阶段 |
3.3.3 虚拟交易阶段 |
3.3.4 交通的作用 |
3.4 本章小结 |
4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4.1 金融业特性及区域金融发展的空间属性 |
4.1.1 金融业自身特性 |
4.1.2 空间视角下的区域金融发展 |
4.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分析 |
4.2.1 基于旅行时间成本的学习与共享机制 |
4.2.2 基于旅行时间成本的人力资源匹配机制 |
4.2.3 基于货物运输成本的市场潜能扩张机制 |
4.2.4 基于货物运输成本的产业集聚机制 |
4.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空间效应的作用分析 |
4.3.1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区域金融空间差异 |
4.3.2 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区域金融空间联系 |
4.4 本章小结 |
5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5.1.1 模型构建 |
5.1.2 变量选择 |
5.2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
5.2.1 旅行时间成本节约的作用 |
5.2.2 货物运输成本降低的作用 |
5.3 基于旅行时间成本节约效应的作用机制检验 |
5.3.1 学习与共享机制 |
5.3.2 人力资源匹配机制 |
5.4 基于货物运输成本降低效应的作用机制检验 |
5.4.1 市场潜能扩张机制 |
5.4.2 产业集聚机制 |
5.5 内生性处理 |
5.6 本章小结 |
6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空间效应的实证检验 |
6.1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空间差异的实证分析 |
6.1.1 空间差异分解 |
6.1.2 收敛机制分析 |
6.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 |
6.2.1 金融空间联系强度的构建与分析 |
6.2.2 时间距离对金融联系强度影响的计量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 |
1.4.2 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2.2.5 文献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4.1.1 模型的设定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5.1.2 贸易渠道 |
5.1.3 投资渠道 |
5.1.4 金融渠道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进一步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政策建议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4)技术创新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及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3 思路及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及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1.4.2 研究的不足 |
2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理论 |
2.1.2 国际贸易技术创新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关于贸易条件测算研究 |
2.2.2 关于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研究 |
2.2.3 关于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 |
2.2.4 文献评述 |
2.3 本章小结 |
3 技术创新影响贸易条件的理论分析 |
3.1 技术创新的内涵及评价标准 |
3.1.1 技术创新的内涵 |
3.1.2 技术创新的评价标准 |
3.2 技术创新影响贸易条件的机制 |
3.2.1 基于技术进步分析 |
3.2.2 基于消费者行为分析 |
3.2.3 基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分析 |
3.3 技术创新影响贸易条件的路径 |
3.3.1 短期技术创新的影响 |
3.3.2 长期技术创新的影响 |
3.3.3 内外生技术进步的影响 |
3.4 本章小结 |
4 技术创新对价格贸易条件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测度 |
4.1.1 计算方法的选择 |
4.1.2 测度结果 |
4.2 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性分析 |
4.2.1 变量选取说明 |
4.2.2 数据描述性分析 |
4.2.3 数据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分位数回归及结果分析 |
4.3.2 状态空间模型测算及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结论与建议 |
5.1 结论 |
5.2 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依据和论文的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本文的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1.2.1 能源合作模式、机制与效应研究述评 |
1.2.2 资源型经济转型研究述评 |
1.2.3 分工合作中要素变动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影响研究述评 |
1.2.4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影响研究述评 |
1.2.5 研究文献总体评价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分析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能源合作 |
2.1.2 资源型经济转型 |
2.1.3 要素流动与要素组合 |
2.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合作”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2.3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动因 |
2.3.1 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 |
2.3.2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
2.3.3 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有序”运行 |
2.4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作用分析 |
2.4.1 要素流动下要素组合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
2.4.2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层面作用 |
2.5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演进规律 |
2.5.1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类型划分 |
2.5.2 资源型经济不同能源合作类型的演进规律 |
2.6 小结 |
第3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1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3.1.1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作用的基本假定 |
3.1.2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3.1.3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垂直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3.2 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 |
3.2.1 贸易在能源合作中的作用 |
3.2.2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水平层面作用机理 |
3.2.3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垂直层面作用机理 |
3.3 能源投资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3.1 资本要素的作用 |
3.3.2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3.3.3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3.3.4 能源投资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4 能源技术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4.1 技术要素的作用 |
3.4.2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3.4.3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3.4.4 能源技术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5 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5.1 制度要素的作用 |
3.5.2 能源治理合作的水平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5.3 能源治理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3.5.4 能源治理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6 小结 |
第4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实证检验 |
4.1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的评价体系构建与结果分析 |
4.1.1 检验对象的确定 |
4.1.2 评价体系构建与方法选择 |
4.1.3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1 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2 中介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4.3.1 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
4.3.2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4.3.3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4.4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基准回归分析 |
4.4.1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4.4.2 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 |
4.5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4.5.1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4.5.2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4.5.3 实证检验结论 |
4.6 小结 |
第5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案例分析 |
5.1 起步阶段(1978-1991):单一贸易合作作用甚微 |
5.1.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1.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2 全面发展准备阶段(1992-2000):投资合作促进内部结构优化 |
5.2.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2.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3 全面发展阶段(2001-2012):技术合作提升发展能力 |
5.3.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3.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4 成熟引领阶段(2013 至今):完善的合作体系全面促进转型 |
5.4.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4.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5 山西省能源合作及其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
5.5.1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 |
5.5.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能源合作存在的问题 |
5.5.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合作作用的政策方向 |
5.6 小结 |
第6章 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
6.1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 |
6.1.1 调整能源贸易合作结构与提高商品附加值并重 |
6.1.2 积极拓展能源服务贸易合作 |
6.1.3 合理分配能源贸易合作收入 |
6.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投资合作的政策建议 |
6.2.1 规避能源投资合作中的投机行为 |
6.2.2 积极引导新兴产业投资合作以优化能源投资结构 |
6.2.3 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外生比较优势内生化 |
6.2.4 扩大外资规模与引导外资投向并重 |
6.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技术合作的政策建议 |
6.3.1 通过技术创新合作提升行业竞争力 |
6.3.2 多渠道加强国内能源技术合作 |
6.3.3 促进能源产业产学研融合发展 |
6.4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治理合作的政策建议 |
6.4.1 通过能源治理合作提高合作红利 |
6.4.2 加强能源合作中的基金使用监管 |
6.4.3 发展绿色金融合作以推进能源金融体系建设 |
6.4.4 积极融入碳交易体系 |
6.4.5 完善生态保护机制以提高合作意愿 |
6.5 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成果 |
(6)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基本概念的研究 |
1.2.2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 |
1.2.3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1.2.4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
1.2.5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1.2.6 关于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1.2.7 研究述评 |
1.3 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1.3.1 文章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相关概念 |
2.1.1 产业的内涵 |
2.1.2 农业的内涵 |
2.1.3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2.1.4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2.2 理论基础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2.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
2.3.1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2.3.2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2.3.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2.3.4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 |
3.1 农业机械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860-1945 年) |
3.1.1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大发展 |
3.1.2 农业半机械化与农业基本机械化的实现 |
3.1.3 以简单机械化维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3.2 农业现代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945-2000 年) |
3.2.1 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主体 |
3.2.2 农业机械化全面进步与农业科学化的实现 |
3.2.3 以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3.3 新时代经济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2000 年以后) |
3.3.1 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 |
3.3.2 农业贸易迅速扩张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
3.3.3 以外部市场需求支撑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
4.1 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4.1.1 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1.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测定 |
4.2 基于解释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2.2 评价指标数据的处理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4.2.4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
4.2.5 样本与数据来源 |
4.2.6 评价结果与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分析 |
5.1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分析 |
5.1.1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 |
5.1.2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构成分析 |
5.1.3 美国农业成本优势分析——以大豆和玉米为例 |
5.1.4 一个案例:美国与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分析 |
5.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分析 |
5.2.1 以农业质量获取差异化优势 |
5.2.2 以农业安全保障获取差异化优势 |
5.2.3 以农业专业化营销获取差异化优势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影响因素分析 |
6.1 生产要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6.1.1 丰富的天然资源为美国农业提供竞争基础 |
6.1.2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美国农业生产效率 |
6.1.3 技术创新是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
6.2 需求条件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6.2.1 国内需求助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快速形成 |
6.2.2 国际需求驱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
6.2.3 新兴市场促使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得以维持 |
6.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6.3.1 种子培育体系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
6.3.2 农产品加工业使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
6.3.3 冷链物流业促进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扩张 |
6.4 农业经营主体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6.4.1 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
6.4.2 独资经营是美国农场类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
6.4.3 专业化农场经营创造和保持美国农业竞争优势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分析 |
7.1 政府因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7.1.1 美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7.1.2 美国农业资源支持政策 |
7.1.3 美国农业出口市场计划 |
7.1.4 美国农业信贷和税收政策 |
7.1.5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机制 |
7.2 历史机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7.2.1 西进运动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
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农业发展提速 |
7.2.3 科技革命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
7.2.4 世界人口暴增使美国农业继续蓬勃发展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
8.1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 |
8.1.1 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
8.1.2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
8.1.3 强势的相关支持产业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
8.1.4 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8.2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教训 |
8.2.1 长期产能过剩易使美国爆发农业经济危机 |
8.2.2 农业企业垄断使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 |
8.2.3 农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 |
8.3 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困境 |
8.3.1 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
8.3.2 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 |
8.3.3 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 |
8.3.4 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 |
8.4 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 |
8.4.1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
8.4.2 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
8.4.3 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8.4.4 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 |
8.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4.1 技术路线 |
1.4.2 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服务贸易的概念和发展现状 |
2.1.2 教育服务贸易的概念 |
2.2 文献综述 |
2.2.1 国外文献综述 |
2.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2.3.1 比较优势理论 |
2.3.2 竞争优势理论 |
2.3.3 消费理论 |
2.3.4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2.3.5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
2.4 小结 |
第三章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模型的构建与研究假设 |
3.1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
3.1.1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过程 |
3.1.2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 |
3.2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模型的理论支撑 |
3.2.1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境外消费 |
3.2.2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的跨境交付 |
3.2.3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商业存在 |
3.2.4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的自然人流动 |
3.3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机制和模型 |
3.4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机制的研究假设 |
3.4.1 境外消费对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影响的研究假设 |
3.4.2 跨境交付对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影响的研究假设 |
3.4.3 商业存在对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影响的研究假设 |
3.4.4 自然人流动对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影响的研究假设 |
3.5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机制假设验证 |
4.1 调查问卷设计过程 |
4.1.1 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 |
4.1.2 调查问卷的设计过程 |
4.1.3 调查问卷的可靠性 |
4.2 调查问卷的收集过程 |
4.2.1 调查对象的选择 |
4.2.2 调查问卷的发放及回收 |
4.3 调查问卷的变量度量与指标选择 |
4.3.1 被解释变量与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的判定 |
4.3.2 解释变量与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的测量 |
4.3.3 调控变量的度量实现 |
4.4 数据整理与样本描述 |
4.5 预测机制研究假设的验证 |
4.5.1 返回数据的信度分析 |
4.5.2 返回数据的效度分析 |
4.5.3 指标综合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4.5.4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4.6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模型中目标国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
5.1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目标国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准则层 |
5.2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目标国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层 |
5.2.1 指标层的筛选原则 |
5.2.2 指标层的初选 |
5.2.3 基于可行性分析的评价指标筛选 |
5.2.4 基于定量分析的评价指标筛选 |
5.2.5 评价指标的筛选结果 |
5.3 目标国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筛选结果的合理性检验 |
5.4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的实证分析 |
6.1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目标国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构建 |
6.2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目标国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分析 |
6.2.1 评价指标数据的收集 |
6.2.2 层次分析结构的建立 |
6.2.3 判断矩阵的构建过程 |
6.2.4 各指标权重的计算过程 |
6.2.5 综合评价结果的计算过程 |
6.3 案例分析及合理性验证 |
6.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6.3.2 综合加权结果 |
6.3.3 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分析 |
6.3.4 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分析 |
6.3.5 结果合理性延展与趋势分析 |
6.4 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机制调查问卷 |
填表说明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时空演进视角下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效能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际运输通道发展影响及评估 |
1.2.2 国际运输通道与区域发展战略 |
1.2.3 国际运输通道建设与地缘政治 |
1.2.4 国际运输通道发展的风险问题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国际运输通道时空演进过程及效能跃迁 |
2.1 运输通道内涵及时空结构分析 |
2.1.1 运输通道内涵及发展 |
2.1.2 运输通道时空结构 |
2.2 国际运输通道时空演进过程及阶段 |
2.2.1 国际运输通道概念 |
2.2.2 国际运输通道时空演进过程刻画 |
2.2.3 国际运输通道时空演进阶段划分 |
2.3 国际运输通道效能的界定及其特征 |
2.3.1 国际运输通道效能的界定 |
2.3.2 不同演进阶段国际运输通道效能特征 |
2.4 国际运输通道效能的影响因素 |
2.4.1 沿线的地缘政治 |
2.4.2 通道的综合区位 |
2.4.3 工程及运输技术 |
2.5 国际运输通道效能提升合作演化的博弈分析 |
2.5.1 国际运输通道效能提升的“加速”和“减速”现象 |
2.5.2 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
2.5.3 影响合作策略稳定性的因子 |
2.5.4 合作稳定性影响因素数值仿真 |
2.5.5 模型分析结果的现实启示 |
2.6 小结 |
第三章 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时空演进现状分析 |
3.1 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的界定 |
3.2 通道沿线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现状 |
3.2.1 中国与巴基斯坦 |
3.2.2 巴基斯坦与伊朗 |
3.2.3 伊朗与土耳其 |
3.2.4 土耳其与西欧 |
3.3 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的时空演进结构 |
3.3.1 空间方位结构 |
3.3.2 时间和能力结构 |
3.3.3 演进阶段综合判断 |
3.4 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向高阶演进的基础 |
3.4.1 通道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合作基础 |
3.4.2 通道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合作基础 |
3.4.3 工程建设难题的技术和经验积累 |
3.5 小结 |
第四章 铁路联通情景下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运输效能评估 |
4.1 评估情景及思路 |
4.1.1 评估情景设定 |
4.1.2 评估思路框架 |
4.1.3 比较对象设定 |
4.2 运输距离-时间评估 |
4.2.1 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 |
4.2.2 中欧班列(重庆)通道 |
4.2.3 海运多式联运国际通道 |
4.2.4 三条国际运输通道对比分析 |
4.3 运输成本评估 |
4.3.1 成本参数选取 |
4.3.2 运输成本测算 |
4.3.3 成本比较分析 |
4.4 输送能力评估 |
4.4.1 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 |
4.4.2 中欧班列(重庆)通道 |
4.4.3 海运多式联运国际通道 |
4.4.4 三条国际运输通道输送能力对比分析 |
4.5 运输可靠性评估 |
4.5.1 国际运输通道运输可靠性影响因素 |
4.5.2 指标设定及数据来源 |
4.5.3 基于熵值法的运输可靠性综合评估 |
4.6 小结 |
第五章 不同演进阶段下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经济效能评估 |
5.1 国际运输通道时空演进的经济影响传导路径 |
5.2 评估原理及方法 |
5.2.1 CGE的基本原理 |
5.2.2 GTAP方法及模型 |
5.3 GTAP模型的区划和产业设定 |
5.3.1 研究区域设定 |
5.3.2 产业分类设定 |
5.4 不同演进阶段下冲击变量和模拟方案的选择设定 |
5.4.1 冲击变量选择 |
5.4.2 不同演进阶段的模拟方案设定 |
5.5 GTAP模型模拟结果分析 |
5.5.1 GDP变化情况 |
5.5.2 居民福利变化情况 |
5.5.3 贸易条件变化 |
5.5.4 进出口贸易额变化 |
5.5.5 产业产出变化 |
5.6 实证结论及启示 |
第六章 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效能提升及综合发展策略 |
6.1 根据通道效能特征及综合区位选择发展定位 |
6.1.1 国际油气资源运输和供应保障通道 |
6.1.2 中国与南亚西亚地区经贸物流通道 |
6.1.3 中欧国际(标轨)铁路运输新通道 |
6.2 提升通道关键枢纽节点的交通设施建设质量 |
6.2.1 通道效能提升需解决的关键性工程及投资估算 |
6.2.2 探索跨境交通设施多元融资和成本分担模式 |
6.2.3 发挥先进工程科技术对通道建设的支撑作用 |
6.3 利用物流与产业融合推动通道迈向国际经济走廊 |
6.3.1 国际经济走廊发展的基础要素 |
6.3.2 沿线国家合作推动国际经济走廊建设路径 |
6.4 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效能提升中的风险应对策略 |
6.4.1 前瞻性战略布局与审慎顺势战术推进统一 |
6.4.2 做好利益相关者沟通与治理化解潜在冲突 |
6.4.3 加强风险动态监测分析提升风险预警能力 |
第七章 结论及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沿线地区夜间灯光数据图 |
附录 B 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沿线铁路网络矢量数据图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基于贸易计价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的现实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结构与方法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货币国际化研究 |
一、国际货币相关研究 |
二、人民币国际化研究 |
三、基于贸易视角的人民币国际化 |
第二节 贸易计价与定价范式 |
一、贸易定价范式的理论基础 |
二、相关理论模型框架 |
第三节 贸易计价与汇率变动 |
一、贸易与全球价值链 |
二、贸易与汇率变动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三章 典型事实:人民币影响力与亚洲价值链结构 |
第一节 国际货币影响力测度 |
一、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 |
二、人民币影响力的测度框架 |
三、贸易计价视角的人民币影响力 |
第二节 亚洲价值链结构特征 |
一、亚洲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
二、中国在亚洲价值链的位置 |
第三节 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与中国的国际贸易 |
一、人民币使用与中国贸易份额的错配 |
二、基于贸易计价的人民币区域化潜力 |
第四节 小结 |
第四章 贸易计价的理论模型 |
第一节 贸易计价的机制 |
一、贸易定价范式的判别方法 |
二、贸易定价范式与亚洲价值链结构 |
第二节 开放条件下的贸易计价模型 |
一、理论模型推导 |
二、理论模型的动态分析 |
第三节 人民币贸易计价的相关推论 |
一、推论Ⅰ:亚洲地区汇率变动的特征 |
二、推论Ⅱ:人民币汇率传递的特点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五章 亚洲货币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亚洲货币与人民币的汇率联动性研究 |
一、实证模型与数据描述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第二节 亚洲货币与人民币的汇率非对称变动 |
一、实证模型与数据描述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第三节 小结 |
第六章 汇率传递与汇率弹性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基准模型 |
一、实证模型与数据描述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第二节 扩展模型 |
一、实证模型与数据描述 |
二、实证结果分析:分产品类别 |
三、实证结果分析:分行业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一、贸易数据的形式 |
二、稳健性检验结果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附录 Ⅰ:理论模型公式整理与对数线性化计算 |
一、理论模型均衡公式整理 |
二、对数线性化计算过程 |
附录 Ⅱ:Dynare代码 |
一、PCP定价范式 |
二、LCP定价范式 |
附录 Ⅲ:亚洲价值链的典型事实补充 |
一、亚洲价值链国家贸易结构的详细分析 |
二、全部行业的贸易网络图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基于结构突变的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动态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1.2.1 研究内容 |
1.2.2 主要创新点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3.1 结构突变相关文献综述 |
1.3.2 溢出效应相关文献综述 |
1.3.3 文献评述 |
1.4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理论研究 |
2.1 结构突变理论 |
2.1.1 结构突变的分类 |
2.1.2 结构突变参数估计方法 |
2.1.3 结构突变检测方法 |
2.2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经典理论 |
2.2.1 流量导向模型 |
2.2.2 存量导向模型理论 |
2.2.3 戈登模型 |
2.3 溢出效应的特征及形成机理 |
2.3.1 溢出效应的含义 |
2.3.2 溢出效应的特征 |
2.3.3 溢出效应的形成机理 |
2.4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2.4.1 以国际贸易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2.4.2 以国际资本流动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2.4.3 以心理预期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2.4.4 以货币供应量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现状分析 |
3.1 人民币汇率的现状分析 |
3.1.1 人民币汇率国际化发展 |
3.1.2 人民币汇率监管政策 |
3.1.3 人民币汇率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分析 |
3.2 股票市场的现状分析 |
3.2.1 股票市场市场化发展 |
3.2.2 股票市场监管措施 |
3.2.3 股票市场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分析 |
3.3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分析 |
3.3.1 国际贸易影响因素 |
3.3.2 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 |
3.3.3 心理预期影响因素 |
3.3.4 货币供应量影响因素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均值结构突变下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动态溢出效应 |
4.1 均值溢出模型与方法 |
4.1.1 时变t-Copula模型 |
4.1.2 Bai-Perron均值结构突变检验 |
4.2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4.2.1 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
4.2.2 描述性统计 |
4.3 边缘参数估计 |
4.4 t-Copula动态均值溢出效应 |
4.5 Bai-Perron均值溢出结构突变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方差结构突变下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动态溢出效应 |
5.1 波动溢出的模型与方法 |
5.1.1 DCC-GARCH模型 |
5.1.2 修正的ICSS算法 |
5.2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5.2.1 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
5.2.2 描述性统计 |
5.3 DCC-GARCH动态波动溢出效应 |
5.4 修正ICSS算法波动溢出结构突变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信息溢出指数下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动态溢出效应 |
6.1 信息溢出指数模型及样本选取 |
6.1.1 静态溢出指数表 |
6.1.2 动态溢出指数模型 |
6.1.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6.2 静态信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6.2.1 静态收益率信息溢出效应 |
6.2.2 静态波动率信息溢出效应 |
6.3 动态信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6.3.1 总信息溢出效应 |
6.3.2 单个市场净信息溢出效应 |
6.3.3 成对净信息溢出效应 |
6.4 稳健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加的科研项目 |
四、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D]. 张墨竹. 吉林大学, 2021(01)
- [2]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D]. 王梓利.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4]技术创新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D]. 熊方刚.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5]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D]. 康旭华.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孙彤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7]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趋势预测研究[D]. 文思君.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8]时空演进视角下中巴伊土国际运输通道效能评估[D]. 雷洋. 重庆交通大学, 2021
- [9]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基于贸易计价视角[D]. 李颖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10]基于结构突变的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动态溢出效应研究[D]. 吴筱菲. 东华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