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钟表协会五届三次理事会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张晶宇[1]（2020）在《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轻工业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日常需要。手工业作为地方工业历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行业和品种之多,基本可以覆盖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手工业的重要性在此时尤为明显。但就当时的发展现状而言,手工业作为小商品经济,其不仅规模小、资金少、生产分散、设备简陋、生产技术落后,而且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弱。如不通过改造,任其自由发展,手工业将在生产和销售方面遇到诸多困难,甚至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由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引导个体私营经济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变更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所有关系以向社会主义靠拢具有重要意义。1953年随着全国开始正式进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湘潭县在中央“加强领导、全面规划、逐步发展”的方针政策的引导下,通过组建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种组织形式,采取从供销入手的方法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县已有4245个手工业个体劳动者自愿加入各个合作组织,基本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面达99.7%。在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湘潭县县委十分重视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划分和思想教育,通过制定社章、对社组员进行“三查”运动、开办短期积极分子训练班等举措,提高了社员、社干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干部队伍力量,加强了经营管理思想,促进了合作社积极稳固的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湘潭县合作组织的优势,县委还通过建立合作组织的辅助组织,如手工业劳动组织协会、财计互助组等群众性的组织和逐步调整合作组织的经营生产方式,为湘潭县顺利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虽然湘潭县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摸索过程中也不乏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譬如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产、供、销之间的矛盾、经营模式上是采取集中生产还是分散生产上存在着争议,等等。这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囿于手工业本身行业众多、区域和行业差异的复杂性和其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出现一些“阵痛性”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从总体来看,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和诸多成效,其中比较直观的成效表现在个体手工业者在改造后收益的普遍提高和文化生活的进一步丰富。在当时的复杂局面之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极其不易的。本文以湘潭县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资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通过梳理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全过程,总结我国地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了解不同区域的建设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宽经济史研究视域,有利于深化地方区域史研究。同时,研究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以史为鉴,便于总结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经验,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以及对当下我国经济所有制的理解。
王建[2]（2018）在《近代贵州商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近代贵州商会为题,对近代贵州商会的缘起、空间分布、商会内部结构、商会运行机制、商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商会对近代贵州的作用。第一章分析西方工业化国家入侵与近代贵州商会产生之间关系。工业革命后,西方各国工商业者建立商会,以组织的力量游说本国向中国开战策、划谈判内容、收集经济情报、制定行规和为洋行提供国际市场信息等方式侵略晚清政府和中国工商业者。为此,晚清政府采取发展工商业和制定颁行商会政策来回击西方各国和商人经济侵略。晚清商会政策在贵州的贯彻执行,近代贵州商会产生。第二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建制层级结构、地区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在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贵州商会建制层级结构为总商会、分会、分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总商会被取缔,商会按照属地原则转变成地区商会,商会建制层级结构为商会、分所;以时空为维度,梳理地区商会时空分布。在时段分布上,晚清最少,北洋政府期间最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较少。空间分布上,黔北、黔东北、黔西北等地区商会分布较多,黔中、黔东南、黔西南等地区商会分布较少;分析商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认为商会分布不均加剧了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三章,阐述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的会员和执掌商会领导权的人员构成。在晚清时期,商会的会员是行会和商号。北洋政府时期,商会会员是行会和企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到全面抗战之前,贵州商会的会员是同业公会、企业和商店;全面抗战开始后,商会会员转为同业公会和企业;分析商会会员演变的政治经济原因;执掌近代贵州商会领导权的人员有绅商、工商业者和国民党党员,分析不同人员执掌商会领导权与工商业者自身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第四章,阐述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组织机构变化原因。在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贵州商会只有决策机构及负责处理商会日常工作事务的执行岗位。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贵州后,商会建立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察机构,形成了“三权分立机构”;分析近代贵州商会机构演变的内外在原因。第五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近代贵州商会在运行机制上继承了行会的公推制、商议制和经费捐助制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建构了选举制、任期制、集体决策制和经费收支审计制度;分析贵州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家对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变迁的作用。第六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参与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活动及作用。分析认为商会广泛参与到融资,工业品市场开拓、创办发电厂、参加博览会、发行“商票”、贸易护送、稳定物价、调解会员间纠纷、提供市场信息、辅助农作物种植、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等农工商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推动了近代贵州地区经济的发展进步;商会参与兴办中小学、职业学校和报刊,推动了地区文化教育事业进步;商会参与修建铁路、桥梁、码头,组建消防、主导“真空期政务”,使得贵州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增加,地区交通条件改善,稳定了“真空期”政治秩序;商会参与救济灾民、难民以及困难弱势群体,补充了政府救济不足,推动地区慈善事业发展;商会参与抵制日货、发展国货、认购公债、分摊捐款、贯彻战时工商业政策以及慰问抗战将士和家属,减轻国民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增强了抗战的人力物力。
曾忠轩[3]（2017）在《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档案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吉安县商会档案内容丰富,对深化商会史、抗战史以及区域社会史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在整理吉安县商会档案的基础上,考察抗日战争前后吉安县商会的发展与演变,探讨战前商会改组及其内部建设,战时商会改选纠纷与职能变化以及战后商会与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在揭示吉安县商会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点,及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政治、经济变迁的同时,试图从“短时段”中对商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开始对各地商会进行整顿。然而,受内战影响,对吉安县商会的整顿工作一直滞后。1935年6月底红军撤离后,在吉安县党部的组织下,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整委会”）宣告成立,吉安县商会进入了长达4个月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围绕对前商会账目的清算,“整委会”与商人（商户）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导致了商人们的不满。不过,“整委会”很快被新商会取代,吉安县商会进入了“萧宗川时代”。在萧宗川的主导下,吉安县商会得到了不小的发展,不仅组织系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还组建了诸如商业夜校、救火总会、商人自卫队等附属机构。在此过程中,萧宗川的权力不断集中,从而导致了萧宗川两届期满后,新任商会理事长接钤视事时的尴尬局面。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作为战时江西中心城市的吉安先是因战而兴,大量人口、商号、工厂的南迁,给吉安商业带来了短暂的繁荣,后又因“浙赣会战”的失利迅速衰落。在战局变动下的吉安商会,不仅一度形成了本籍与外籍商人在改选中激烈纷争局面,且主要职能亦发生了变化,除维持商业秩序、规范商业活动外,以不同形式支援抗战成为其重要的时代职责。抗战胜利后,吉安县商会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作为特殊时期商会的变体,“商整会”为吉安县社会秩序的重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它既举办商业登记、整顿同业公会、筹备商会改选等一系列措施,让商业秩序重回正轨,引导吉安各业走向复苏,又整理义渡、整顿消防,在便民利商的同时,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在此期间,围绕税费摊派、参议员名额以及余粮配购等事,“商整会”与吉安县政府进行了多次博弈,从而使二者的关系呈现出复杂而动态的面相。1946年后,吉安县商会重新改组。在1947—1949年这三年的时间中,面对政局动荡、商业失序和军人扰市,吉安县商会却有心无力,几乎毫无作为,从而使其在各同业公会中的威信不断下降。伴随着各同业公会对商会的不信任,商会的存在之基不断受到削弱,并最终导致其在吉安解放后走向终结。这一点,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密切相关的一种写照。
王鹏[4]（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研究表明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深圳行业协会法人治理机制研究课题组,葛明,黎军[5]（2008）在《深圳市行业协会法人治理机制研究报告》文中研究指明上篇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理论研究一研究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的意义行业协会的发展既面临外部机制如体制环境、法律环境等问题,同时也面临内部治理如组织机构设置、运行机制确立等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是同等重要的,试图通过外部法律、体制问题的解决来代替内部治理机制问题的解决,或者以内部治理机制问题的解决代替外部环境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片面强调任何一面都会使行业协会发展走弯路,甚至
李柏槐[6]（2005）在《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文中提出工商同业公会是民国时期由同一区域内之工商同业者设立的,以维持同业公共利益、矫正营业上之弊害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中国工商同业组织有悠久的历史,唐宋时期称“团”、“行”,明清时期一般称行会、会馆、公所或帮。1918年后,各地相继出现同业公会组织,但有的区域仍然保留了原有行业“帮”的构架,成都即是如此。1929年后,工商同业公会在全国陆续建立起来,成为民国时期工商同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民国时期的工商同业公会,虽是工商业者组建的社会团体,但在民国政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制度角色。所以,对同业公会制度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厘清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从一个层面加深对民国社会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借鉴历史经验,构建起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行业管理制度。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研究,缘起于中国行会史研究和近代商会史研究。1990年以后,同业公会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检视已有的成果,研究很不充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成果集中在抗战前,局限于上海、苏州两个大城市的银行业、丝绸业,尤显薄弱的是,迄今尚无关于某个城市或区域同业公会的中观研究。成都是中国内陆的中心城市,素以商业闻名,但关于成都商人组织的研究却非常有限,目前尚无研究专着,专题论文也仅有三篇,导致一些专门性机构由于认识不足,在工作中也出现历史常识性错误,因此,有必要厘清成都商人组织的沿革及运行机制。本文主要运用成都市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成都商会和同业公会的原始档案,就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的历史演变、制度构建、组织功能及其与地方政府、商会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提供一个内陆城市商人组织的个案研究成果。 1905年,在四川商务总局主持下成立的成都商务总会,其组织系统是以
席庆义,柳志慎,马宗华[7]（2002）在《求实、创新,开拓学会工作新局面——华东编协发展历程（1992—2002年）》文中提出 华东地区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学报编辑协会（简称华东编协）,在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教育部科技司和华东各高校领导的支持下,经过艰苦的努力,于1982年9月,在山东泉城济南市成立,至今已走过20年的历程,召开过六次会员代表大会。20年来,华东编协历经了初创、发展与开拓新局面的过程,促进了华东地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发展与繁荣。编协章程规定:华东编协是华东地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编辑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群众性和学术性是华东编协的基本性质,20年来,华东编协正是遵循这一宗旨努力开展自己的工作。学术性是协会的生命,不开展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协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群众性则是基础,是生命之源,协会工作如不依靠群众,
席庆义,柳志慎,马宗华[8]（2002）在《求实、创新，开拓学会工作新局面——华东编协发展历程（1992—2002年）》文中研究指明华东地区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学报编辑协会（简称华东编协）,在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教育部科技司和华东各高校领导的支持下,经过艰苦的努力,于1982年9月,在山东泉城济南市成立,至今已走过20年的历程,召开过六次会员代表大会。20年来,华东编协历经了初创、发展与开拓新局面的过程,促进了华东地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发展与繁荣。
陆惠珍[9]（2001）在《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成立20周年大事记》文中研究说明 1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组织建设活动记事1981年8月13日化学工业部发文关于召开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成立大会的通知。1981年8月13日中国氯碱工业协会在沈阳市召开成立大会。第一批会员24家,其中重点氯碱企业22家,设计院1家（化八院）研究院1家（锦西化工研究院）。讨论通过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第1个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及正副理事长,聘请秘书长,成立常设机构,确定协会近期工作。
张遐龄[10]（1996）在《中国钟表协会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文中研究表明中国钟表协会自一九九二年以通讯方式换届以来,至今已有四年多了,回顾四年多来,中国钟表协会在中国轻工总会的领导下,在各省、市、自治区轻工业厅（局）的关心、支持下,在各会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四大、十四届中央全会精神和有关政策,遵循为企业服务,为行业服务和为政府服务,振兴
二、中国钟表协会五届三次理事会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钟表协会五届三次理事会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0.1.1 选题的缘起 |
| 0.1.2 选题的意义 |
| 0.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0.2.1 国内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 |
| 0.2.2 国外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 |
| 0.3 概念界定 |
| 0.3.1 湘潭县的区域范围界定 |
| 0.3.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界定 |
| 0.3.3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范围的界定 |
| 0.4 基本思路 |
| 0.5 理论方法与创新 |
| 0.5.1 理论方法 |
| 0.5.2 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背景 |
| 1.1 新中国成立前湘潭县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
| 1.2 新中国成立后湘潭县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
| 1.3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
| 1.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
| 1.3.2 人民政权的巩固 |
| 1.3.3 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 |
| 第2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与发展历程 |
| 2.1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1.1 中央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1.2 湖南省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1.3 湘潭县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历程 |
| 2.2.1 新中国成立后湘潭县手工业行业的恢复与发展 |
| 2.2.2 湘潭县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历程 |
| 第3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主要改造对象及组织形式 |
| 3.1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改造对象 |
| 3.1.1 改造对象类型 |
| 3.1.2 改造对象的思想情况变化 |
| 3.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组织形式类型 |
| 3.2.1 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 |
| 3.2.2 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 |
| 3.2.3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
| 3.2.4 其他辅助合作组织 |
| 3.3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合作组织形式的发展 |
| 3.3.1 合作组织的建立 |
| 3.3.2 合作组织的发展 |
| 3.3.3 合作组织的巩固 |
| 第4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产、供、销及其与工农业等部门的矛盾 |
| 4.1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产、供、销 |
| 4.1.1 手工业产品的原料供应 |
| 4.1.2 手工业产品的生产 |
| 4.1.3 手工业产品的销路 |
| 4.1.4 产、供、销平衡问题 |
| 4.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手工业部门与其他工农业部门的矛盾 |
| 4.2.1 手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矛盾 |
| 4.2.2 手工业部门与工商业及其他部门的矛盾 |
| 第5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收益分配及福利制度 |
| 5.1 收益分配方式 |
| 5.1.1 生产资料的折价及股金缴纳 |
| 5.1.2 工资分配情况 |
| 5.2 福利制度 |
| 5.2.1 福利待遇 |
| 5.2.2 福利事业 |
| 第6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效及启示 |
| 6.1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的问题 |
| 6.2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成效 |
| 6.3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 A 湘潭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章程 |
| 附录 B 湘潭县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组织简则(草案) |
| 附录 C 湘潭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一九五五年七月 |
| 附录 D 湖南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生产社、供销生产小组登记暂行办法(草案) |
| 附录 E 湘潭县一九五五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社、供销生产小组建社、建组计划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近代贵州商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史料运用特点 |
| 四、拟突破的重要问题 |
| 第一章 近代贵州商会的缘起 |
| 第一节 西方商人组织对中国的渗透 |
| 一、西方商会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 |
| 二、晚清中央政府对西方工商经济及商人组织的模仿 |
| 三、中国地方工商业者对晚清商会政策的反应 |
| 第二节 贵州工商业者群体对晚清政府商会政策的响应 |
| 一、晚清贵州工商业与工商业群体 |
| 二、晚清贵州商会的建立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商会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 |
| 第一节 总商会的兴建、发展及空间特色 |
| 一、总商会的兴建与演变 |
| 二、总商会的空间特色 |
| 三、从空间分布看总商会与分会的基本关系 |
| 第二节 贵州地区商会分布的区域特色 |
| 一、地区商会建立时间上呈现阶段性特征 |
| 二、地区商会空间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地区商会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 |
| 一、黔中地区 |
| 二、黔北地区 |
| 三、黔东北地区 |
| 四、黔东南地区 |
| 五、黔西南地区 |
| 六、黔西北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贵州商会组织结构变化与近代化发展 |
| 第一节 商会会员变化看新经济因素的进入 |
| 一、商会团体会员由行会转为同业公会 |
| 二、商会个体会员“多层次”性 |
| 三、从会员变化看近代新经济因素对商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商会领导层人员构成的变化及特点 |
| 一、绅商执掌商会领导权体现了商会与传统社会割不断的联系 |
| 二、工商业者执掌商会领导权反应了工商业者自主意识不断提升 |
| 三、国民党党员执掌商会领导权体现出国家对工商业渗透的加强 |
| 四、从执掌商会领导权的人员变化看工商业者自身、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贵州商会机构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商会决策机构及职能的初建 |
| 一、会董会议为决策机构的初建 |
| 二、会董会议职能的初步确定 |
| 三、会董会议制下商会的运转 |
| 第二节 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机构的建立与机构职能的配置 |
| 一、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机构的健全 |
| 二、决策机构职能完善与执行、监督机构的职能建设 |
| 三、“三权”机构下商会的运转 |
| 第三节 商会机构及机构职能建设特点分析 |
| 一、近代贵州商会机构及职能建设受到政权变动的影响 |
| 二、近代贵州商会机构及职能建设受到工商业发展程度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贵州商会的运行机制演变 |
| 第一节 近代贵州商会内部运行机制的演变 |
| 一、商会对行会公推制、商议制、经费多源的继承(1905—1931) |
| 二、工商业发展对“公推”、“商议”、经费捐助制的破坏 |
| 三、商会建设选举与任期、集体决策、监管和经费收支管理等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贵州商会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维护工商业群体的共同利益成为商会间互动的基础 |
| 二、抵制经济勒索、联合打假、传递市场信息、通报组织构成外部运行方式 |
| 三、商会间外部运行促进商会网络职能的发挥与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贵州商会内部运行机制变化分析 |
| 一、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制约着贵州商会运行机制的演变 |
| 二、政权变更推动着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的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贵州商会与地方社会互动 |
| 第一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经济 |
| 一、发展近代工商业 |
| 二、辅助农业发展 |
| 三、整顿市场秩序 |
| 第二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文化 |
| 一、兴办中小学 |
| 二、发展同业教育 |
| 三、创办报纸 |
| 第三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社会 |
| 一、参与交通建设 |
| 二、发展消防事业 |
| 三、主导政权“真空期”政务,维护公共安全 |
| 四、参与慈善事业 |
| 第四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政治 |
| 一、抵制日货与发展国货 |
| 二、认购公债与分摊捐款 |
| 三、贯彻战时工商业政策 |
| 四、开展劳军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档案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主要资料与基本框架 |
| 上编 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档案整理 |
| 凡例 |
| 一、吉安县商会民国二十五年全年实录 |
| 1、吉安县商会民国二十五年度全年实录书目 |
| 2、吉安县商会民国二十五年度工作报告书序 |
| 3、商业夜班学校 |
| 4、吉安市救火总会 |
| 5、吉安市商人自卫队 |
| 6、吉安商会执监委员、职员名册 |
| 7、吉安县商会组织系统表 |
| 8、吉安县商会会议录 |
| 9、吉安县各同业公会会员名册 |
| 10、吉安县各业同业公会执监委员名册 |
| 二、1940 年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实录 |
| 1、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实录次序 |
| 2、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宣言 |
| 3、吉安县商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姓名名单 |
| 4、吉安县商会会员代表大会秘书处职员姓名 |
| 5、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会场规则 |
| 6、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议事日程表 |
| 7、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各业公会会员代表姓名 |
| 8、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代表大会非公会会员代表姓名表 |
| 9、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开幕词 |
| 10、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主席闭幕词 |
| 11、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纪录 |
| 12、调解案件 |
| 13、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一日执委第一次会议 |
| 三、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工作报告（1945-1946 年） |
| 1、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工作报告目录 |
| 2、工作报告弁言 |
| 3、举办商业登记 |
| 4、调查事务经费 |
| 5、健全公会组织 |
| 6、选举职团参议 |
| 7、办理税务事项 |
| 8、办理收购余粮 |
| 9、公益救济事项 |
| 10、公用公安事项 |
| 11、向县建议事项 |
| 12、劳资纠纷事项 |
| 13、建筑本会新厦 |
| 14、整理消防事项 |
| 15、整理义渡事项 |
| 16、捐派种类金额 |
| 17、处理调解案件 |
| 18、筹备改选经过 |
| 19、垫用经费概数 |
| 20、摊派余粮差价 |
| 21、吉安商会整理委员会整理期间历次会议记录 |
| 22、1946 年吉安县会员代表大会口号、标语 |
| 四、吉安县商会、同业公会等章程、约规 |
| 1、江西省吉安县商会章程（1940 年） |
| 2、吉安县商会章程（1943 年） |
| 3、吉安县竹木行商业同业公会章程准则（1947 年7月 11 日） |
| 4、吉安县茶点、面馆商业食□业同业公、工会联合议协约规 |
| 5、江西省吉安县行纪商业同业公会章程 |
| 6、吉安县商会特种委员会简章 |
| 7、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吉安市救火总会社会商业服务队服务规则 |
| 8、创办商业补习学校募捐□ |
| 9、非常时期商会及商业同业公会职员办理目的事业奖惩办法 |
| 五、吉安县商会往来公函（1941-1949 年） |
| 1、江西全省商会联合会代电函件 |
| 2、与各地商会往来函件 |
| 3、商号入会、退会相关函件与会员证书 |
| 4、吉安市救火总会相关名册、公函 |
| 5、1942 年前后与食盐配购情事相关函件 |
| 6、徐建中、朱志懋任职期间相关函件（1943-1945 年） |
| 7、邓玉麟任职期间相关函件（1945-1949 年） |
| 六、吉安县商会同业公会委员（理监事、职员）会员名册 |
| 1、1940 年吉安县各同业公会委员名册 |
| 2、1943 年吉安县各同业公会理监事、会员名册 |
| 3、1946 年吉安县各同业公会职员（理监事）、会员名册 |
| 4、其它时段吉安县商会与各同业公会职员（理监事）、会员名册 |
| 下编 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研究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吉安县商业发展以及商会创建 |
| 第一节 行政区划与交通网络 |
| 一、行政沿革 |
| 二、交通网络 |
| 第二节 商业发展与商会创建 |
| 一、持续发展的吉安县商业 |
| 二、从保商局到商会 |
| 第二章 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的组建与终结 |
| 第一节 吉安县党部与商会整理委员会的组建 |
| 一、国家政策与商业环境 |
| 二、“整委会”的成立及其运作 |
| 第二节 清算委员会的困境与新商会的成立 |
| 一、清算委员会的成立 |
| 二、清算工作面临的困境 |
| 三、困境根源及其结局 |
| 四、新商会的成立 |
| 第三章 1935-1937 年吉安县商会的“救市”与萧宗川的“集权” |
| 第一节 商业衰败与商会救市 |
| 一、商业衰败的表现 |
| 二、商业衰败的原因 |
| 三、商会的救市举措 |
| 第二节 萧宗川与吉安县商会的组织建设 |
| 一、执监委员的构成 |
| 二、各个科室的设置 |
| 三、商会组织系统的完善 |
| 第三节 派生机构的组建 |
| 一、开设商业夜班学校 |
| 二、成立吉安救火总会 |
| 三、组建商人自卫队 |
| 第四章 战局变动与吉安县商会的权力之争（1937-1945 年） |
| 第一节 先兴后衰：战局变动下的吉安商业 |
| 一、“赣北沦陷”与吉安商业的繁荣 |
| 二、“浙赣会战”与吉安商业的衰落 |
| 第二节 权力争夺：新势力的进入与商会改选纠纷 |
| 一、1940 年商会改选的顺利进行 |
| 二、1943 年商会改选之争 |
| 三、1944 年徐建中被迫辞职 |
| 第三节 变与不变：抗战时期吉安县商会的主要职能 |
| 一、维护工商 |
| 二、积极抗战 |
| 第五章 战后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与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1945-1949 年） |
| 第一节 商业凋敝与“商整会”的成立 |
| 一、商业凋敝的表现 |
| 三、“整委会”的成立及其人员构成 |
| 第二节“商整会”重建地方社会秩序的努力 |
| 一、重建吉安县商业秩序 |
| 二、资助地方公共事务 |
| 第三节“商整会”与吉安县地方政府 |
| 一、税费摊派案 |
| 二、参议员名额案 |
| 三、配购余粮案 |
| 第四节 劳资纠纷、军人扰市与吉安县商会的终结 |
| 一、劳资纠纷不断 |
| 二、军人扰乱市场 |
| 三、“志业商店”会员纠纷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硕士期间相关科研情况 |
| 致谢 |
（4）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四、关于资料的一点说明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商帮与商会 |
| 第一节 清末时期的商会与行帮分会 |
| 一、商业发展状况 |
| 二、行帮分会组织 |
| 第二节 民国初年的商帮与商会 |
| 一、工商业发展状况 |
| 二、商帮与商会 |
| 三、商民协会与总商会的冲突 |
| 第二章 同业公会的设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同业公会的设立 |
| 一、成都市商会的成立 |
| 二、同业公会的设立 |
| 第二节 同业公会的发展 |
| 一、社会背景 |
| 二、工业发展概况 |
| 三、商业发展概况 |
| 四、工商同业公会的发展概况 |
| 第三章 组织管理与行业管理 |
| 第一节 机构设置 |
| 一、委员会制时期(1929年—1942年) |
| 二、理事制时期(1942年—1949年) |
| 第二节 组织运营 |
| 一、会员的入会与出会 |
| 二、领导职员的民主选举及任期制度 |
| 三、会议制度与集体决策制度 |
| 四、经费管理制度 |
| 第三节 行业管理 |
| 一、同业经营资格的限制 |
| 二、同业业务经营的管理 |
| 三、同业交易市场的管理 |
| 四、同业牙行的管理 |
| 五、学徒管理及职业教育 |
| 六、各种公益互助团体的管理 |
| 七、同业工商纠纷的协调 |
| 第四章 同业公会与地方政府之关系 |
| 第一节 各业公会的抗捐斗争 |
| 一、各业公会的抗捐斗争 |
| 二、抗捐斗争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同业公会的控制 |
| 一、商会组织的整顿 |
| 二、组织方面的控制 |
| 三、经营业务的管制 |
| 四、精神方面的控制 |
| 第五章 同业公会与商会之关系 |
| 第一节 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 |
| 一、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关系 |
| 二、上下级的团体组织隶属关系 |
| 第二节 围绕商会改选的冲突 |
| 一、第一次改选冲突 |
| 二、第二次改选冲突 |
| 结束语：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目录 |
| 声明 |
| 后记 |
四、中国钟表协会五届三次理事会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D]. 张晶宇. 湘潭大学, 2020(12)
- [2]近代贵州商会研究[D]. 王建. 云南大学, 2018(04)
- [3]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档案整理与研究[D]. 曾忠轩.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3)
- [4]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5]深圳市行业协会法人治理机制研究报告[A]. 深圳行业协会法人治理机制研究课题组,葛明,黎军. 中国商会发展报告 No.2, 2008
- [6]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D]. 李柏槐. 四川大学, 2005(03)
- [7]求实、创新,开拓学会工作新局面——华东编协发展历程（1992—2002年）[J]. 席庆义,柳志慎,马宗华. 学报编辑论丛, 2002(00)
- [8]求实、创新，开拓学会工作新局面——华东编协发展历程（1992—2002年）[A]. 席庆义,柳志慎,马宗华. 学报编辑论丛（第十集）, 2002
- [9]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成立20周年大事记[J]. 陆惠珍. 中国氯碱, 2001(10)
- [10]中国钟表协会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J]. 张遐龄. 钟表, 199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