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一个中国企业成长的最深入研究——“海尔研究书系”评析(论文文献综述)
左苗苗[1](2018)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分析 ——以海尔并购GE/TCL并购汤姆逊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日渐明显,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为打造海外市场和扩大经营规模,将投资目标定位在全球范围,而实现目标的快捷有效路径便是采取海外并购策略,于是,近几年我国掀起了一系列的海外并购狂潮。但海外并购不同于国内企业间的并购,由于跨国文化和企业文化差异以及语言的沟通障碍等因素,它的成功率非常低。因此,通过对过去海外并购案例的对比分析,总结并购案例成功的经验和并购的教训进而得出启示十分必要。本文着眼于海尔并购通用家电的成功案例和TCL并购汤姆逊的失败案例,对比分析两个案例的并购背景、目标企业、并购方式以及整合策略,并利用两个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和金融指标数据总结并购成效,本部分清晰比较出影响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从这些关键因素的角度出发为今后的并购案例提供对策建议。本文采用三种研究方法。首先是文献综述法,通过查找海外并购的相关文献和两个案例并购资料,掌握海外并购的必然性及两个案例的并购过程。其次,案例分析法,本文选取了海尔并购通用家电和TCL并购汤姆逊两个案例,收集海尔和TCL并购前后两年的财务报表以及与该并购案相关的对外公开文件,站在多个角度比较分析,更加深刻和直观的了解决定并购成败的关键因素。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案例,因为海尔和TCL属于家电行业两大巨头,都经历了海外并购案,不同的是海尔并购成功但TCL却并购失败,对比研究才能得出启示。最后,本文还包含定量分析法,选取海尔和TCL两个并购公司并购前后两年的财务数据和金融指标数据,观察公司财务指标和股票波动情况,总结两个案例的并购效果。本文以海尔并购通用家电和TCL并购汤姆逊两个案例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首先阐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简单概括了有关海外并购的基本理论、文章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选题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并购案例概述,主要介绍了本文所涉案例具体情况,包括并购方海尔和TCL、被并购方通用家电和汤姆逊的企业概况,并详细介绍两个案例并购的前后过程。第三部分:案例对比分析,作为本文的创新部分,通过从案例背景、目标企业、并购方式和整合过程、并购企业的财务指标和金融指标五个方面比较分析海尔并购通用家电和TCL并购汤姆逊两个案例,探索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总结对海外并购的启示。第四部分:海尔和TCL海外并购案例的启示,以上一章节为基础详细列出海尔并购成功的因素和TCL并购失败的因素。第五部分:海外并购注意事项,作为本文的总结部分,结合以上研究内容,从海外并购战略规划、整合目标企业、协调两方冲突等方面为海外并购提出建议和意见。
王奕琳[2](2017)在《我国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 ——以比亚迪公司为例》文中指出人类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绿色环保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作为有国民支柱产业之称的汽车产业也将面临转型。我国汽车的石油消耗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为缓解环境压力,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仅在2016年就出台的大量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希望通过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实现制造业的“弯道超车”。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是大势所趋,正因为如此,一批优秀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已经或正在酝酿走出国门。作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领先企业比亚迪正是其中的一员。自比亚迪在2008年推出首款新能源汽车“F3DM”以来,陆续推出了“王朝”系列等新能源车型,2016年其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23%,全球市场份额13%。进军海外市场的第一步就是对进入模式正确合理的选择。本文回顾了国内外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相关理论,对决策模型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出优劣势,结合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特点,借鉴ROOT分析模型的思想,得出适用于我国新能源汽车进入海外市场的决策模型——影响因素和进入模式关系模糊模型,又可称为FS分析矩阵。矩阵分为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需要进行影响因素的选取,另一个维度是对新能源汽车海外模式的备选。本文认为,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关键因素有六个:国内政策、国际市场规模与潜力、竞争对手、产业吸引力、企业内部资源禀赋以及产品特性;对于新能源汽车海外模式的备选,本文认为比较合适的备选模式有整车直接出口、合资、独资建厂、海外并购以及战略同盟。在此基础上,进行各影响因素对不同模式的适应程度打分,最后通过T0PSIS方法进行分析,选取最适宜比亚迪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最后,对模型得出的进入模式进行评价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模型得出的结论与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历程具有比较大的重合性,因此,该模型可以进行推广,为我国其他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叶威[3](2015)在《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跨国并购在全球范围内较快发展,在带来商业贸易繁荣的同时,也给东道国的国内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以至于上升到了影响一国安全的层面。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都开始建立一套完整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来应对此问题。2010年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的同时,要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这个立法规划在2011年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落实:2011年2月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这是第一份关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的正式文件,标志着我国在建立一套完整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为了配合该通知的实施,商务部随后发布了《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这两个文件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在外国投资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也意味着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随着外商投资的逐步深入,我国终于开始着手建立保护国家安全的防御性法律体系。本文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基本概念开始研究论述,之后比较了美国、加拿大、德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立法体系,并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国际协调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接下来主要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几个主要部分的构建进行了分析,即安全审查的体系建构和机构设置、安全审查的对象和范围、安全审查的标准以及安全审查的程序;文章最后一章对我国如何继续构建一个完善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体系提出了建议和分析,针对当前存在问题如何解决提出了笔者基于全文论述后的构想。除引言和结论外,本文正文部分共分为八章。第二章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基本概念本章从并购交易的传统定义和在实务中的定义开始,分析了外资并购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中所具有的多样、复杂的内涵和外延;指出在实践中,目前较多的做法并不是在分别厘清外资并购的内涵和外延后对两者进行概念叠加,更多的做法是一种对交易本身的判断。而对于“安全”这个概念,无论是单纯的经济安全还是复杂的国家安全,也时刻都处于变化之中。本文所涉及到的安全,旨在突破传统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安全”概念的桎梏,以求全面阐述涉及外资并购的各方面安全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外资并购所涉及到的安全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关乎政治也关乎经济,涉及技术也涉及人文,是一个综合了很多单一概念的立体安全概念。第三章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的构建原则以OECD的相关规定和其关于投资自由化的报告为基础,本章主要分析了构建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基于对保障国家安全和保护投资自由之间如何权衡这个问题,OECD的成员国在2006年时对此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于三年后的2009年5月发布了着名的《投资接受国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投资政策指南》。指南中贯穿了几个耳熟能详的原则,即非歧视待遇原则、监管平衡原则、透明度原则、可预见性原则和问责性原则。这些根本性原则一并组成了对安全审查体系建立的基本指引。第四章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立法背景及各国制度比较本章在对外资并购的趋势和立法背景进行探讨后,主要选取了美国、加拿大和德国这三个国家的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以期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体系有一个直观而笼统认识。美国的整体立法体系最早、最完整、可操作性最强,在维持贸易自由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方面,美国的立法体系最具有代表性;加拿大的特点在于,首先其颁布一体性成文法的时间最早,更是早于目前而言整体最完善的美国;其次,加拿大的安全审查立法部门在各方面的应对显得非常迅速,对安全审查立法的修正和补充速度相对较快也较多;第三,加拿大建立了独树一帜的独立标准即“净利益”标准,这有别于其他国家在确定安全审查标准时的一般性做法;而德国作为大陆法国家的代表,出于其历史原因和刺激经济需求的缘故,在各方面都显得较为宽松。第五章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的体系构建和机构安排本章首先分析了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两种立法模式:特别立法模式和混合立法模式的优劣。特别立法模式即由立法机关对外资并购所涉及的安全问题的审查程序进行单独立法,确定审查范围、审查标准,规定每一个审查步骤的审查机关,并赋予每一个审查机关的相应权限;而混合立法模式则是指并不单独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相关问题进行单独立法,而是用包括外商投资法、商法、反垄断法、外汇管制法等各种经济类法规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问题进行规定。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特别立法模式的优势应该远大于混合立法模式。在机构安排方面,安全审查的机构安排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独立的安全审查部门把关,决定全面的审查程序和最终执行,另一种则是采用“分权”的方式,由多个机构配合实行安全审查,这两者之间,多层机构往往意味着监督机构可以发挥较大的效用。第六章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对象审查对象指的是对并购交易本身的相关因素进行客观判定,焦点集中于交易本身的主体和自身属性,是启动并购交易审查前需要明晰的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各国在审查对象方面的规定,从自然人到机构是如何进行区分的;随后分析了对于安全审查而言,在主体“涉外”的因素之外,并购主体所属行业是在确定了“涉外”因素之外首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总的来说,需要从全面对交易进行考察,成为目前安全审查的一个大趋势。第七章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判定标准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判定标准,是整个法律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但是相对于其他部分如审查范围、程序、机构设置来说,也是相对较模糊、结论最少的一个领域。本章首先分析了各国的的安全审查标准,并从中总结归纳出了审查标准确立的倾向性和侧重点,侧重点一般情况下包括国防安全、经济与产业利益以及两者结合的综合利益;而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又可以分为具体列举方式和对重要概念进行定义的方式。最后,安全审查标准是一个与公共政策紧密相关的概念,而公共政策要在安全审查中作为标准进行适用时,必须得到有效的范围限制。第八章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程序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中一套完整的流程包括四个部分,即审查程序的启动、审查程序的经过、各部门及机构对于所获得全部信息的处理以及宣布审查结果。根据一国在外资引入方面的积极程度,每个阶段的当事人和审查机构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有很大区别;在申报、通知程序启动阶段分为投资者主动申报、机构审查通知和特殊启动;在审查阶段往往分为一般审查阶段和有情报机构等介入的特殊审查阶段;在审查过程中,有的国家还设置了缓和协商机制来增加安全审查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但在程序的监督和当事人可获得的救济方面,目前并没有一个国家有一套的完整的程序对此做出规定,这方面还需要加强完善。第九章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本文的最后一章基于全文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全方位讨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现存的规定提出了一些完善的修改建议。主要从立法层级的缺陷和弥补、与其他法律的协调、审查对象上的进一步明确、标准的继续完善和程序设置方面提出了笔者的论述。
胡恒松[4](2013)在《产融结合监管问题及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融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济现象,其不仅已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一种重要手段,也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但产融结合在中国的发展却一波三折,德隆事件使得中国产融结合在萌芽阶段就早早夭折,直到2010年国资委公开明确支持央企走产融结合之路后,产融结合才逐渐再次启航。然而,产融结合是一把“双刃剑”,其为中国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同时也隐藏了很多风险,诸如复杂股权关系下的风险传导与蔓延。这直接威胁着中国产融结合企业的长远发展及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所以产融结合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导论部分提出中国产融结合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接着介绍了产融结合一般理论和发展状况,然后由一般到特殊,研究中国产融结合发展的特殊性,进而在全面了解中国产融结合的发展特点基础上分析中国产融结合存在的风险,突出产融结合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产融结合监管是保证产融结合平稳运行的必要举措,然而,由谁监管、用什么监管、监管到何种程度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并最终提出对策,本文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目的正在于此。产融结合是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结合,是实体企业进入金融领域亦或是金融企业进军实体部门的经济现象,就中国目前产融结合的现状来看,产融结合的非金融企业以央企为主,因此,对产融结合的监管要采取金融监管与国有资产监管并举,剖析中国金融监管与国有资产监管存在的问题并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产融结合监管模式,从而对中国产融结合监管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本文从产融结合概述及理论分析入手,通过对产融结合概念的界定、本质的挖掘、发展阶段的了解以及中国产融结合模式的概括,呈现出了中国产融结合纷繁复杂的发展现状,也突显当前对产融结合企业及产融结合过程加以监管的必要性。接着本文对中国产融结合监管的一般理论加以概述,包括产融结合监管概念、方式、理论成因、历史演进、目前现状和存在问题,由表及里地将中国产融结合监管现状与问题归纳出来。针对中国产融结合监管存在的问题,本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详细研究了中国产融结合监管的内容、对象和主体,逐一解释了产融结合监管什么,监管到何种程度以及由谁来监管三个重要问题。同时,本文对西方发达国家产融结合监管的做法加以研究和借鉴,为中国产融结合监管问题的解决和监管制度的创新提供理论帮助。本文通过分析、借鉴和总结,最终构建了中国产融结合监管的总体框架,确定了最终目标:一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下,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全文简称“国资委”)负责对产融结合的主体和产融结合的行为进行监管,且仅限于对“产”与“融”结合行为是否满足相关条件这一宏观层面判断,并不对产融结合主体具体微观业务进行监管;二是关于产融结合集团企业的日常业务监管,建议按照分业监管现状由“一行三会”对应机构负责,比如证券业务由证监会进行监管,银行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保险业务由保监会负责监管。在产融结合监管总体框架和总体目标的指引下,本文分别从构建产融结合监管指标体系、促进产融结合监管主体间的协同配合,以及完善产融结合监管制度建设三大方面提出解决中国目前产融结合监管问题的对策。
沈鲸[5](2012)在《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培育及其对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国际化发展是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已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游”位置,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面临着特殊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然而传统的企业国际化理论秉承“权衡取舍”的观点,忽视了对矛盾战略目标的同时满足,理论的演进和实践的发展呼吁运用新的思想和采取新的方法对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进行研究。以动态环境为背景产生的双元组织能力理论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了新视角。对此,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本文主要回答和解释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培育及其绩效影响的相互关联而又层次递进的五大问题:(1)双元组织能力理论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实践是否能够契合?(2)中国国际化企业的双元组织能力具有怎样的维度结构?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企业的双元组织能力会发生怎样的动态演变?(3)影响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形成的因素有哪些?(4)我们能否构建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培育及其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又能否通过中国国际化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5)我国国际化企业如何培育双元组织能力?围绕上述问题,本文通过理论演绎、案例分析、统计检验等方法,明晰了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的前因后果,构建了以双元组织能力为核心的中国国际化企业绩效改进的分析框架:1、双元组织能力理论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适用性。一方面通过对当前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基础、动因、行为的多样性的分析,发现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与组织双元观的适用情境相吻合;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具有强烈愿望和独特条件以实现和运用双元能力,表现在:以后发大国为背景的企业国际化经营特定优势;以和合思想和阴阳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内向国际化”经验为基础的吸收能力和全球市场中的“后来者优势”。2、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的结构维度及其动态演变。以双元学习模式和国际化经营的战略管理过程为二维,本研究得到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的四个内容维度:动机双元性、进入模式双元性、战略双元性、竞合双元性,其中每个维度都含有探索性学习元素和利用性学习元素。这四个维度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彼此加强,整合为一体。通过多案例的比较研究,本研究发现双元组织能力的各内容维度水平是动态变化的,它受企业所处的国际化阶段、企业的战略意图以及东道国的市场条件影响。3、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的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发现双元组织能力受多层次因素影响,在组织层次,二元结构、兼具绩效管理特征和社会支持特征的组织情境、高管团队的知识异质性、理念一致性、行为整合程度是影响双元组织能力的关键变量,他们与双元能力都是正向影响关系。在网络层次,网络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对国际化企业的双元组织能力具有促进作用。4、“前件—双元组织能力—企业国际化绩效”概念模型的构建与实证研究。本研究引入环境不确定性为关键调节变量,构建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培育及其绩效效果的理论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国际化企业的相关数据,主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多元回归和阶层多元回归等方法对概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前件—双元组织能力—企业国际化绩效”理论模型及其假设基本得到实证数据支持,文章进而对实证检验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5、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的培育路径。本研究从双元组织能力的构建过程入手,建立了双元能力各影响因素的关系模型,然后分别从组织层面和网络层面探讨双元组织能力的培育路径:在组织层面,国际化企业可以从建立双网络结构、实施二元管理制度、确立清晰明确的文化价值观和规则、培养高层管理团队的悖论认知能力来实现双元组织能力;在网络层面,网络能力具有天然改善企业所处外部网络组态的功能,国际化企业可通过提升网络能力实现双元能力。最后运用海尔集团的案例论述了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的培育与发展,研究发现海尔案例能较好地嵌入本文提出的理论中,海尔的成功与不足展现了中国国际化企业在构建双元组织能力方面的真实情景。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实践和政府作用发挥提供了相应政策建议,最后分析了本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袁建军[6](2013)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研究》文中认为处于转型时期的攻坚阶段和风险社会的现实是中国当前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深刻背景。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已成为基本共识。其中,企业的力量虽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尚待深入推动。本文的研究就是试图通过研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来推动企业的参与,形成政企良性互动、危机有效治理的局面。本文力求在吸收和借鉴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突破,试从常态下政府与企业交换互动关系入手,分析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互动模式、场景、过程、困境,并进而提出进一步构建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机制的建议。以价值-资源-影响力-交换为核心要素的政府和企业交换框架,为理解常态下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视角。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和企业的互动与两者的交换关系存在一定的契合。在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分析框架中,价值内在限定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域,预设了两者交互作用的集合;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资源结构与水平为其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潜在可能;影响力则是这种潜在可能向现实转变的中介力量,它通过比对行动者力量来揭示原本毫无现实关联的行动者交往的未来,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交换行为则是政府和企业理性互动的结果表现之一,是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持续性互惠行为。运用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分析框架,当前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关系,可被概括为信息控制、自由裁量、制度供给和身份认定等四种交换模式。信息控制模式是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和企业交换最为常见的形态,它依赖于双方对信息的控制。自由裁量模式建立在政府和企业各自的权力基础上,以权力行使的自由空间为交换的资源。制度供给模式是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和企业四种交换模式中最为开放和透明的一个,它为政府和企业的交换提供了正当性辩护。身份认定模式建立在依附于身份资格的利益基础上,其核心在于身份资格的巨大利益价值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每一种交换模式都有其内在的运作逻辑。从文本规范、角色定义和问题评判角度分析互动的场景、过程和困境会更有助于深入把握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的互动。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场景主要分布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减缓、准备、响应和恢复等各阶段;政府和企业的互动与企业作为事件源头方、事件波及方和事件协助方的不同角色有关,但都包括慎思、表达、响应和反馈等基本行为过程;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困境主要表现为信息共享基础薄弱、资源整合效率不高和责任承担模糊不清等三大方面。交换分析框架为理解政府和企业互动困境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主要表现为政府和企业价值诉求及其内在根深蒂固的一致与分歧;政府和企业在风险认知与应对方面固守于传统和经验,并走向趋利化;交换场域的非规范化,包括分工协作程度差、互动耦合度低等;交换行为的闭合程度高,即传统行政命令方式和全能政府的延续。推进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需要调整政府和企业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工具价值,实现价值的规训与祛媚;建立有效的资源互补机制,主要包括建立基于电子政务的、公私合作的资源调度平台、应急产业市场以及公平合理的风险和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动态平衡的政府和企业相互影响机制,使之在网络化危机治理体制的基础上推行常态化的危机管理,塑造共识型的安全文化;建立政府和企业的开放互动机制,避免封闭性的缺陷。
孙康慧[7](2011)在《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指出汽车工业和电子信息产业这两大产业作为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如今汽车传统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融合在一起形成的汽车电子产业是当今汽车产业的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对于这一最具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的兴起,不仅给我国乃至全球的汽车工业的技术创新和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为电子信息产业提供了重大的动力和发展空间,促进了汽车工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共同发展。汽车电子产业目前已经成为了被访问频率较高的词汇。尽管2008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全球汽车电子市场有所下跌,但是中国的市场依然有着不错的增长势头。而就全球来说,汽车产业电子化将会成为发展越来越完善的产业。2008年的下半年,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下,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虽然没有达到业界的预期,但是汽车电子市场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非常重要的汽车电子产品的生产基地之一,全球汽车电子采购不断向中国市场转移的过程,刺激了中国汽车电子市场的巨大需求。汽车电子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独立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以“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体系构建研究”为题,在国内外对汽车电子产业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产业发展历程、产业价值链、与国外汽车电子产业发展比较等方面来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利用微观基础分析理论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等方面来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发展环境和未来的技术发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了中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创新体系,由此对创新体系的构建对策进行了研究,技术研发政策、人才政策、品牌政策和政府措施等。主要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首先对中国汽车电子与世界汽车电子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的价值链的特性与构成进行了分析。并从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角度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与世界汽车电子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比较。通过对前边的深入分析,从而总结出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所具有的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且基于SCP范式理论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市场进行分析。对中国的汽车电子进行了产品细分和市场细分。按照对汽车各部分控制作用把汽车电子划分为发动机电子、底盘电子、车身电子、信息通信与娱乐系统几类。按照汽车电子产品的市场销售渠道不同,将汽车电子市场分为了整车配套市场和零售改装市场。并进一步对我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市场结构进行了分析,从产品应用结构、市场品牌结构,市场进入壁垒、市场竞争格局等角度对市场结构进行详细阐述,从而得出外资大厂占主导地位,中国企业进入该领域壁垒高、困难大的局面。针对我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市场行为分析,从投资策略、研究开发策略、产品经营策略方面进行了分析。而对于我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市场绩效则不是很乐观,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标准。但同时由于我国汽车电子产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时期,劳动力成本较低,我国汽车电子产业的盈利水平要高于国外汽车电子产业。为了促进我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发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植政策。“国家汽车工业政策”,“国家汽车消费政策”,“国家汽车电子产业规划”都明确提出支持汽车电子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积极发展汽车电子产业。并且在本文中主要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发展环境进行了分析。主要从产业发展的现实环境、发展形势来进行分析。针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的现实环境,主要从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分飞速发展扩张的现实、新兴汽车电子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不断普及、汽车电子产品快速的升级换代、以及汽车工业和电子信息业的融合几个方面来论述了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的现实环境。中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市场需求替代性需求和创新型需求的急剧扩张,使得中国汽车电子产业的规模非常宏大。最后本文从所涉及到的各种汽车电子产品来分别阐述中国汽车电子产业未来的发展技术趋势。文章从创新环境、创新机制、创新绩效、创新技术等四个方面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进行了评价,并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可进一步明确自身优势与不足,为今后指导技术创新方向,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提供依据,因而具有现实意义。提出汽车电子产业的创新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汽车电子产品涉及汽车和电子两个产业,涉及到多门类学科知识,零部件众多,系统结构复杂,使用条件多变,并且必须满足各项法规的要求。汽车电子产品多采用高科技技术,需要实践经验积累和较长的创新周期和较大的创新投入,这就决定了汽车电子企业创新的门槛较高,需要由人才、资金、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等诸多支撑。因为汽车电子产业在我国是新兴产业,必须在国家层面上给予高度重视并进行系统投入和整体规划。唯有如此,我国汽车电子产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并真正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此,本文构建了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模型,产、学、研系统合作的模型,期望能对中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发展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主要提出企业要全面提高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是一个方面,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样重要。研发、制造、营销等环节都要有创新,本文对汽车电子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大致分解为研究开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销售服务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四个方面,其中研究开发能力占据核心地位,生产制造能力和销售服务能力是自主研发成果得以实现市场价值的重要环节,组织能力是关系到自主创新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有利保障。根据以上研究内容,本文期望能够为我国调整汽车电子产业政策体系、优化企业的创新资源的配置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对于加强我国汽车电子产业的创新与发展,不断改进企业创新效率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和现实意义。
赵晓岑[8](2011)在《企业网站品牌形象传播效果的研究 ——与报纸媒介相印证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良好的品牌形象是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国内企业纷纷成立企业网站将品牌宣传的战线扩展到网络媒体。网站与报纸在品牌形象传播效果上的优劣成为企业形象宣传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贝尔品牌形象测评模式进行实证研究。调查受众对企业网站与报纸媒介传播(海尔、蒙牛和李宁)三家不同类别企业的品牌形象所产生的不同认知,从而寻找出两种媒体在企业品牌形象传播中的优势与劣势。调查结果显示:报纸媒介传播品牌形象的效果略优于企业网站传播品牌形象的效果。深入分析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上述结果产生的原因:报纸的媒介公信力大于企业网站,图文并茂的形式比多媒体组合方式更利于信息接收,全方位的新闻报道更有利于品牌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文字对受众的认知影响更为深刻。本研究通过系统的对比还发现:报纸媒介对企业“公司形象”、“产品/服务自身形象”的传播效果均优于企业网站的传播效果,而在“使用者形象”的传播效果上则不如企业网站的传播效果显着。为使企业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媒介的选择,达到品牌形象宣传效果最大化,本文结合企业网站建设现状,提出企业在传播媒介的选择和网站整改及完善方面的可行性建议。一方面可以借鉴传统媒体的资源和发展模式,弥补不足:如努力提升企业网站的公信力;加强企业网站中文章报道的深度;在页面设计上强调图文结合的形式;凸显社会公益活动的报道等。另一方面通过对调查所显现的企业网络缺陷的修缮,加强自身建设:如整合媒介资源,增设报纸专栏;借助新媒体加强网络互动;丰富产品的网络表现形式;添加关键词;扩充网店资源和配送服务的范围等。
佘爱春[9](2011)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研究指明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着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曹薇[10](2010)在《我国现有工业设计公司的设计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制造业开始逐渐兴起,对设计的需求也逐渐加大,从而带动了我国工业设计公司的萌芽。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工业设计在企业内所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时,工业设计公司渐渐的开始从企业中脱离出来单独成立,1994年,海尔集团与日本GK合资成立的青岛海高设计制造有限公司,这是中国出现第一个由企业成立的工业设计公司。从而也标志着我国的工业设计公司开始慢慢独立成长起来,但此时的工业设计公司尚不成熟,直到2000年左右像浩汉、洛可可这样的设计公司慢慢成立后,公司内部的设计管理凸显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现如今却没有一套完整的设计管理系统使我们借鉴,因此对设计管理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针对在工业设计公司中设计管理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度探讨,对其进行详细的研究。本文秉承理论探讨,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参阅大量相关文献,进行实地深度调研,利用管理学和设计学的交叉学科,对设计管理的内涵进行跨学科研究,明确工业设计公司设计管理的必要性。从我国现有工业设计公司发展现状出发,找出工业设计公司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工业设计公司的设计沟通现状、设计组织的发展现状、设计策略现状、设计咨询的发展现状、设计战略管理这五个方面展开并进行重点分析,探讨出工业设计公司在设计管理创新模式上需对设计管理组织与创新、面向消费者的设计策略创新、设计控制管理创新、创新知识管理系统、产品开发创新管理、设计项目管理创新这几方面进行改进,研究出适合我国工业设计公司的设计管理模式。在探讨我国现有工业设计公司设计管理的研究过程中,通过实地调研及文献考辨等方法,对工业设计公司进行调研并对其整理和总结,试图为我国工业设计公司提供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依据及管理创新体系,并指出本研究对工业设计公司的设计管理创新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二、对一个中国企业成长的最深入研究——“海尔研究书系”评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一个中国企业成长的最深入研究——“海尔研究书系”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分析 ——以海尔并购GE/TCL并购汤姆逊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 海外并购理论概念及文献综述 |
1.海外并购概念 |
2.海外并购动因理论 |
3.海外并购风险 |
4.文献综述 |
(三)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四) 创新点与不足 |
1.创新点 |
2.不足 |
一、并购案例概述 |
(一) 海尔集团并购通用电气 |
1.海尔集团概况 |
2.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概况 |
3.海尔集团和通电电器的战略联盟 |
(二) TCL并购汤姆逊 |
1.TCL集团概况 |
2.汤姆逊公司概况 |
3.TCL与汤姆逊共建TTE |
二、案例对比分析 |
(一) 两个案例并购背景比较 |
1.海尔并购通用电气背景分析 |
2.TCL并购汤姆逊背景分析 |
3.两个案例背景比较分析 |
(二) 两个案例并购对象比较分析 |
1.并购对象概况 |
2.并购对象比较分析 |
(三) 并购方式和整合过程对比分析 |
1.并购方式对比分析 |
2.两个案例整合过程对比分析 |
(四) 海外并购整合后财务指标分析 |
1.成长能力分析 |
2.偿债能力分析 |
3.盈利能力分析 |
4.营运能力分析 |
(五) 海外并购整合后金融指标分析 |
1.股东户数和户均持股变化分析 |
2.企业股票月回报率变化分析 |
三、海尔和TCL并购案例的启示 |
(一) 海尔并购通用成功的原因 |
(二) TCL并购失败的原因 |
四、实施海外并购对策建议 |
(一) 制定合理有效的并购战略计划 |
(二) 在双方交流的过程贯穿求同存异的理念 |
(三) 预估市场走向并明确整合目标 |
(四) 合理调整整合程度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我国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 ——以比亚迪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和与创新点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点 |
2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
2.1.2 新能源汽车 |
2.2 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理论 |
2.2.1 国际贸易理论 |
2.2.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2.3.1 国外文献综述 |
2.3.2 国内文献综述 |
2.3.3 研究评述 |
3 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 |
3.1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概况 |
3.1.1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状况 |
3.1.2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政策状况 |
3.1.3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状况 |
3.2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概况 |
3.2.1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概况 |
3.2.2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进出口概况 |
3.2.3 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4 我国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决策模型 |
4.1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决策模型的发展 |
4.1.1 Horst模型 |
4.1.2 Hirsch成本模型 |
4.1.3 净现值法 |
4.1.4 Rugman模型 |
4.1.5 多层次分析模型 |
4.2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综合决策模型 |
4.2.1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模型的建立 |
4.2.2 TOPSIS分析法 |
4.3 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 |
4.3.1 母国因素 |
4.3.2 东道国因素 |
4.3.3 产业因素 |
4.3.4 企业因素 |
4.4 进入海外新能源汽车市场备选模式分析 |
4.4.1 贸易式进入模式 |
4.4.2 契约式进入模式 |
4.4.3 投资式进入模式 |
4.4.4 战略联盟 |
4.5 决策模式的建立 |
5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决策 |
5.1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本土及国际化发展历程 |
5.1.1 比亚迪公司简介 |
5.1.2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本土市场表现 |
5.1.3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历程及现状 |
5.2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决策模型的赋值分析 |
5.2.1 国内政策 |
5.2.2 国际市场规模与潜力 |
5.2.3 竞争对手 |
5.2.4 产业吸引力 |
5.2.5 企业内部资源禀赋 |
5.2.6 产品特性 |
5.3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决策分析 |
5.4 决策模型的决策结果分析 |
6 结论与建议 |
6.1 结论 |
6.2 建议 |
6.2.1 加强全球产业内交流,提高研发水平 |
6.2.2 构建合理人才培养机制 |
6.2.3 加强政策引导作用,打通上下游产业 |
6.2.4 完善法律体系,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
6.2.5 提升品牌意识,完善售后和维修体系 |
6.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致谢 |
(3)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选题动机、目的和意义 |
1.2 本文的研究脉络及方式 |
1.3 研究现状和本文的创新之处 |
1.4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基本概念 |
2.1 并购概念分析 |
2.1.1 “并购”概念下的传统定义 |
2.1.2 并购在实务中的概念认定 |
2.2 外资并购的含义 |
2.3 安全问题的概念与分类 |
2.3.1 国家安全 |
2.3.2 经济安全 |
2.4 外资并购审查中的安全概念辨析 |
2.4.1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建立的原因 |
2.4.2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的安全内涵—立体安全观 |
第三章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的构建原则 |
3.1 概述 |
3.2 OECD之《投资接受国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投资政策指南》 |
3.2.1 指南出台前各国的制度趋势 |
3.2.2 对良性投资环境必要性的探讨和共识的形成 |
3.3 无差别待遇原则 |
3.3.1 普遍的歧视性安全审查措施 |
3.3.2 OECD的《国民待遇投资指导文件》从外部对于公共秩序和安全利益的界定及矫正 |
3.4 透明度原则 |
3.4.1 安全审查中透明度原则的内涵 |
3.4.2 OECD对透明度原则的要求 |
3.4.3 透明度与“可问责性”的互补与配合 |
3.5 监管比例平衡原则 |
3.5.1 安全审查中监管比例平衡原则的目的—公平与效率 |
3.5.2 监管比例平衡原则下的一般做法 |
3.5.3 OECD对监管比例平衡的要求 |
第四章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立法背景及各国制度比较 |
4.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资并购趋势及世界各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立法背景 |
4.2 美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
4.2.1 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立法的历史沿革 |
4.2.2 美国调整外资并购的法律体系和准则 |
4.3 加拿大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体系概述 |
4.4 德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
第五章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法律体系构建和机构安排 |
5.1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制度构建及法律层级安排 |
5.1.1 两种立法模式:特别立法和混合立法 |
5.1.2 特别立法和混合立法的采纳缘由及优劣评析 |
5.2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机构安排 |
5.2.1 单独机构审查 |
5.2.2 多层机构审查 |
5.2.3 我国的审查机构设置 |
5.2.4 不同审查机构安排的优劣分析 |
第六章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对象 |
6.1 不同国家的规定 |
6.1.1 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对象和范围 |
6.1.2 加拿大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对象和范围 |
6.1.3 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对象和范围 |
6.2 安全审查的主体要求 |
6.2.1 从概念和类型进行规制:自然人和机构 |
6.2.2 以敏感度的高低进行规制:高度关注的主体 |
6.2.3 对判断原则的讨论 |
6.3 安全审查的交易要求 |
6.4 当今趋势:对交易整体的混合判断 |
第七章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判定标准 |
7.1 不同国家的规定 |
7.1.1 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标准 |
7.1.2 加拿大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标准 |
7.1.3 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标准 |
7.2 审查标准确立的倾向性和侧重点 |
7.2.1 国防安全 |
7.2.2 经济与产业利益 |
7.2.3 经济与政治在标准设置中的混同 |
7.2.4 综合及其他 |
7.3 审查标准的列举式分类及相关概念的定义 |
7.3.1 对审查标准的列举式分类 |
7.3.2 对重要相关概念的定义 |
7.4 对公共政策的把握 |
7.4.1 公共政策的通说 |
7.4.2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标准所涉及的公共政策 |
第八章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程序 |
8.1 申报、通知与审查程序的启动 |
8.1.1 投资者申报 |
8.1.2 审查机构通知 |
8.1.3 特殊启动程序 |
8.2 审查及调查 |
8.2.1 审查阶段 |
8.2.2 具体调查阶段 |
8.2.3 合并审查 |
8.3 审查过程中信息的提供、处理及与并购交易方的互动 |
8.3.1 审查机构与当事方的缓和协商机制 |
8.3.2 其他可变通机制及手段 |
8.4 审查结果的宣布、程序的监督和救济 |
8.4.1 结果的批准和宣布 |
8.4.2 救济程序 |
第九章 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
9.1 我国关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相关法律制度整体缺陷与建构 |
9.1.1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规定在立法层级上的相关缺陷与弥补 |
9.1.2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在现行制度下的定位及与其他法律的协调 |
9.2 在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对象上的进一步明确 |
9.3 对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标准的继续完善 |
9.4 对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程序设置的建议 |
9.4.1 进一步细化非正式沟通机制 |
9.4.2 明确特别审查的表决机制 |
9.4.3 加强当事人在全程序中的参与度及对各审查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
9.4.4 对安全审查程序的救济及重新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否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产融结合监管问题及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意义及问题提出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四、研究思路及主要研究方法 |
五、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解决方法和目标 |
第1章 产融结合概述及中国现状 |
1.1 产融结合概述 |
1.1.1 产融结合的“产”与“融” |
1.1.2 产融结合的本质 |
1.1.3 产融结合的必要性 |
1.2 中国产融结合的产生与发展 |
1.2.1 初始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 |
1.2.2 整顿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 |
1.2.3 恢复与繁荣阶段(90年代后期至今) |
1.3 产融结合一般模式与中国特色 |
1.3.1 以产融结合主导力量为划分标准的模式 |
1.3.2 以产融结合具体渠道为划分标准的模式 |
1.3.3 以产融结合融合方向为划分标准的模式 |
1.3.4 中国产融结合模式的特点 |
1.4 中国多样化的产融结合方式 |
1.4.1 “由融到产”的产融结合方式 |
1.4.2 “由产到融”的产融结合方式 |
1.4.3 以央企为代表的大企业产融结合规模剧增 |
第2章 中国产融结合监管现状分析 |
2.1 产融结合监管概述 |
2.1.1 产融结合监管的概念 |
2.1.2 产融结合多种监管方式 |
2.1.3 产融结合监管的必要性 |
2.2 产融结合监管的理论依据 |
2.2.1 公共利益理论 |
2.2.2 利益集团理论 |
2.2.3 监管政治理论 |
2.2.4 监管成本理论 |
2.3 产融结合监管的历史演进 |
2.3.1 二十世纪30年代以前的产融结合监管 |
2.3.2 二十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产融结合监管 |
2.3.3 二十世纪70年代后的产融结合监管 |
2.4 中国产融结合监管存在的问题 |
2.4.1 “官方”监管主体缺位且重复 |
2.4.2 其他监管主体作用未充分发挥 |
2.4.3 产融结合监管内容不明晰且框架不完整 |
第3章 中国产融结合监管内容分析 |
3.1 管理层任职资格和能力监管 |
3.1.1 管理层任职资格及能力的衡量 |
3.1.2 管理层应对投资组合风险的能力要求 |
3.2 资本充足性及资本流动性监管 |
3.2.1 资本充足性的关键性指标 |
3.2.2 流动性的关键性指标 |
3.2.3 财务杠杆风险 |
3.3 内部交易与利益冲突风险监管的监管 |
3.3.1 内部交易风险的监管 |
3.3.2 利益冲突风险 |
3.4 垄断性并购及影响社会公平的行为监管 |
3.4.1 垄断行为的风险 |
3.4.2 国进民退有失社会公平的风险 |
3.4.3 整合风险 |
3.5 风险应急机制及退出机制监管 |
3.5.1 风险应急的关注重点分析 |
3.5.2 道德风险与“大而不能倒”现象的危害性和破坏性 |
3.5.3 投资退出机制的建立及内容 |
第4章 产融结合监管对象与主体分析 |
4.1 产融结合监管对象分析 |
4.1.1 产融结合监管对象以央企为主 |
4.1.2 产融结合监管对象的状态划分 |
4.1.3 产融结合监管对象的时间划分 |
4.2 中国产融结合监管多元主体并存 |
4.2.1 广义产融结合监管主体范畴界定 |
4.2.2 行政监管是产融结合监管的核心主体 |
4.2.3 产融结合多元行政监管主体及各自职责 |
4.3 确定产融结合监管主体的三种模式探讨 |
4.3.1 强化协调保持各监管主体并存的监管主体模式 |
4.3.2 国资委主导审批,“一行三会”具体监管的主体模式 |
4.3.3 新设专门产融结合监管主体模式 |
第5章 产融结合监管模式国际借鉴 |
5.1 金融监管的四种理论模式 |
5.1.1 机构型金融监管 |
5.1.2 功能型金融监管 |
5.1.3 “双峰式”监管结构 |
5.1.4 矩阵式监管结构 |
5.2 英美金融监管模式借鉴 |
5.2.1 从分业到伞形的美国产融结合监管 |
5.2.2 从分业到混业的英国产融结合监管 |
5.2.3 伞形监管是中国金融监管的改革趋势 |
5.3 国有企业监管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
5.3.1 英国国企的双重监管模式 |
5.3.2 美国国企以国会为主的监管模式 |
5.3.3 德国国企的多渠道监管模式 |
5.3.4 意大利国企的国家参与制监管模式 |
5.3.5 日本专门监管和一般监管结合的国企监管模式 |
第6章 产融结合监管总体框架与政策建议 |
6.1 产融结合监管的总体框架与总体目标 |
6.1.1 总体框架 |
6.1.2 总体目标 |
6.2 产融结合监管需多主体的协同配合 |
6.2.1 牵头监管与合作监管并举 |
6.2.2 提高产融结合企业自身监管 |
6.2.3 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
6.2.4 加强新闻媒体与人民大众对产融结合的监管 |
6.3 产融结合监管内容指标体系的构建 |
6.3.1 基于资本充足性与流动性监管指标的监管体系 |
6.3.2 基于管理层任职资格和能力监管指标体系 |
6.3.3 基于垄断性并购及影响社会公平的行为监管指标体系 |
6.3.4 基于风险应急机制及退出机制监管指标体系 |
6.3.5 基于大额内部交易与关联交易监管指标体系 |
6.4 产融结合监管的制度保障 |
6.4.1 完善金融企业产权制度 |
6.4.2 建立金融企业大股东风险监测制度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培育及其对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CT |
第1章 绪论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1.1.1 中国企业国际化现状及其理论挑战 |
1.1.2 环境动态性与双元组织能力研究的兴起 |
1.2 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1.2.1 研究的问题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篇章结构与技术路线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企业国际化理论研究述评 |
2.1.1 企业国际化与国际化经营 |
2.1.2 企业国际化研究的主要理论学说 |
2.2 双元组织能力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
2.2.1 双元组织能力的含义和内部维度 |
2.2.2 对双元组织能力前件的研究 |
2.2.3 双元组织能力的分析层面 |
2.2.4 双元组织能力的绩效效果 |
2.2.5 国内的研究情况及评析 |
2.3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双元组织能力理论 |
2.3.1 组织双元观的适用情境分析 |
2.3.2 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
2.3.3 中国国际化企业发展双元组织能力的条件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的内容维度及其演变 |
3.1 中国国际化企业的内在特质和环境特点 |
3.1.1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背景 |
3.1.2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行为特征 |
3.1.3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优劣势分析 |
3.1.4 未来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3.2 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内容维度分析 |
3.2.1 双元能力二维框架构建 |
3.2.2 双元能力的内容维度分析 |
3.2.3 双元能力内容维度的整合模型 |
3.3 双元能力内容维度的表现与演变:基于中国国际化企业的多案例研究 |
3.3.1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
3.3.2 案例分析 |
3.3.3 案例小结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培育及其绩效影响:研究模型与理论假设 |
4.1 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的多层次影响因素 |
4.2 组织层次影响因素探析 |
4.2.1 二元结构 |
4.2.2 高绩效的组织情境 |
4.2.3 高层管理团队特征 |
4.3 网络层次因素对双元组织能力的影响 |
4.3.1 企业国际化行为的网络嵌入性 |
4.3.2 企业网络对双元组织能力形成的作用机理分析 |
4.3.3 网络层次因素的影响作用 |
4.4 双元组织能力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 |
4.4.1 双元组织能力的绩效影响 |
4.4.2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4.5 研究模型构建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 |
5.1 研究对象的选择与问卷设计 |
5.1.1 研究对象的选择 |
5.1.2 问卷设计 |
5.2 数据的收集 |
5.3 变量测量 |
5.3.1 解释变量 |
5.3.2 中介变量 |
5.3.3 调节变量 |
5.3.4 被解释变量 |
5.3.5 控制变量 |
5.4 研究方法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4.2 信度分析 |
5.4.3 效度分析 |
5.4.4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4.5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4.6 阶层多元回归法(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培育及其绩效影响: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
6.1 问卷数据整理与描述性统计 |
6.1.1 样本描述 |
6.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6.2.1 影响因素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
6.2.2 双元组织能力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
6.2.3 环境不确定性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
6.2.4 企业国际化绩效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
6.3 假设检验 |
6.3.1 相关分析 |
6.3.2 模型检验 |
6.4 结果讨论 |
6.4.1 组织内因素对双元组织能力的影响作用分析 |
6.4.2 组织间因素对双元组织能力的影响作用分析 |
6.4.3 双元组织能力的绩效效果分析 |
6.4.4 双元组织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
6.4.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的培育路径 |
7.1 双元组织能力的构建过程 |
7.1.1 双元组织能力构建的两阶段模型 |
7.1.2 双元组织能力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 |
7.2 组织层面的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培育路径选择 |
7.2.1 组织结构的选择——双网络结构 |
7.2.2 正式的制度和系统 |
7.2.3 文化价值观和规则 |
7.2.4 领导者和高层管理团队 |
7.3 基于网络能力的双元组织能力构建分析 |
7.3.1 网络能力、外部网络组态与双元组织能力 |
7.3.2 网络能力的提升策略 |
7.4 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的培育与发展:以海尔集团为例 |
7.4.1 组织结构的调整 |
7.4.2 正式的管理体系与企业文化 |
7.4.3 海尔的外部网络活动 |
7.4.4 高层管理团队的思维与建设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8.2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8.2.1 理论价值 |
8.2.2 实践意义 |
8.3 本文研究的局限与未来研究议题 |
8.3.1 研究局限 |
8.3.2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提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和问题 |
1.2 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1.4 研究的基点:相关概念界定 |
1.4.1 突发公共事件及应对的概念梳理 |
1.4.2 互动概念、理论与视角转换 |
1.4 研究的理论视角和逻辑结构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2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研究的分析框架 |
2.1 价值-资源-影响力-交换的理论框架 |
2.1.1 价值阐释与层次 |
2.1.2 资源及其要素结构 |
2.1.3 影响力及其相互关系 |
2.1.4 交换的概念、形态与条件 |
2.2 理论框架的运作逻辑及其转换 |
3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的基本模式 |
3.1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控制模式 |
3.1.1 检查与瞒报:信息控制模式的主要表现形态 |
3.1.2 关系内核:信息控制模式的内在逻辑 |
3.2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自由裁量模式 |
3.2.1 执法与惩补:自由裁量模式的主要表现形态 |
3.2.2 权-利考量:自由裁量模式的内在逻辑 |
3.3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制度供给模式 |
3.3.1 规划与标准:制度供给模式的主要表现形态 |
3.3.2 预期稳定:制度供给模式的内在逻辑 |
3.4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身份认定模式 |
3.4.1 资格与荣誉:身份认定模式的主要表现形态 |
3.4.2 地位价值:身份认定模式的内在逻辑 |
4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的场景-过程-困境分析 |
4.1 文本规范意义上的政府和企业互动场景 |
4.1.1 减缓阶段的互动场景 |
4.1.2 准备阶段的互动场景 |
4.1.3 响应阶段的互动场景 |
4.1.4 恢复阶段的互动场景 |
4.2 角色定义层面上的政府和企业互动过程 |
4.2.1 作为事件源头方的企业与政府互动 |
4.2.2 作为事件波及方的企业与政府互动 |
4.2.3 作为事件协助方的企业与政府互动 |
4.3 问题评判语境下的政府和企业互动困境 |
4.3.1 政府和企业信息共享基础薄弱 |
4.3.2 政府和企业资源整合效率不高 |
4.3.3 政府和企业责任承担模糊不清 |
5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困境的交换论释疑 |
5.1 价值诉求及其内在关系的一致与分歧 |
5.1.1 政府和企业价值设定中的一致与分歧 |
5.1.2 政府和企业资源占有中的一致与分歧 |
5.1.3 政府和企业影响力方面的一致与分歧 |
5.1.4 政府和企业交换行为中的一致与分歧 |
5.2 风险认知与应对的痼疾 |
5.2.1 风险认知的不适 |
5.2.2 知识结构的缺陷 |
5.2.3 价值诉求的趋利 |
5.3 交换场域的非规范化 |
5.3.1 市场与社会分工协作机制薄弱 |
5.3.2 政府和企业互动场域耦合不佳 |
5.4 交换行为的高闭合度 |
5.4.1 传统行政方式的延续 |
5.4.2 交换主体拓展的困难 |
6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 |
6.1 重塑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府和企业价值 |
6.1.1 政府价值的规训 |
6.1.2 企业价值的祛媚 |
6.2 建立有效的政府和企业资源互补机制 |
6.2.1 建立公私合作的资源调度平台 |
6.2.2 建立健全规范有效应急产业市场 |
6.2.3 健全公平合理的风险和成本分担机制 |
6.3 建立动态平衡的政府和企业相互影响机制 |
6.3.1 建构网络化危机治理体制 |
6.3.2 确立常态化危机管理机制 |
6.3.3 塑造共识型安全文化氛围 |
6.4 建立政府和企业的开放互动机制 |
6.4.1 发挥法律的规范调节作用 |
6.4.2 完善权力与权利相容互补机制 |
6.4.3 建立政府.企业-社区合作机制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着、论文 |
后记 |
(7)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全球汽车电子产业的飞速发展 |
1.1.2 中国汽车电子市场需求迅速增长 |
1.1.3 两大产业助力汽车电子产业发展 |
1.2 选题目的和意义 |
1.2.1 选题目的 |
1.2.2 选题意义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1.4 主要的创新工作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产业经济理论与产业创新理论 |
2.1.1 SCP 理论范式 |
2.1.2 产业融合理论 |
2.1.3 产业创新理论 |
2.1.4 技术创新理论 |
2.2 汽车电子产业研究综述 |
2.2.1 汽车电子产业内涵 |
2.2.2 国外汽车电子产业研究 |
2.2.3 国内汽车电子产业研究 |
2.2.4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
2.3 述评 |
第三章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现状研究 |
3.1 汽车电子产业发展历程 |
3.1.1 电子产业发展历程 |
3.1.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历程 |
3.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价值链 |
3.2.1 汽车电子产业链的特性 |
3.2.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链构成 |
3.2.3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价值链分析 |
3.3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与世界汽车电子产业发展比较 |
3.3.1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与世界汽车电子产业发展历史比较 |
3.3.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与世界汽车电子产业发展现状比较 |
3.3.3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与世界汽车电子产业发展趋势比较 |
3.4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中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 |
3.4.1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中的优势 |
3.4.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3.5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分析 |
4.1 汽车电子产品与市场细分 |
4.1.1 汽车电子产品细分 |
4.1.2 汽车电子市场细分 |
4.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市场结构分析 |
4.2.1 中国汽车电子市场产品应用结构 |
4.2.2 中国汽车电子市场品牌结构 |
4.2.3 中国汽车电子市场进入壁垒 |
4.2.4 中国汽车电子市场竞争格局 |
4.3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市场行为分析 |
4.3.1 价格行为 |
4.3.2 投资行为 |
4.3.3 研究开发行为 |
4.3.4 产品经营行为 |
4.3.5 并购重组行为 |
4.4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市场绩效分析 |
4.4.1 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 |
4.4.2 行业利润 |
4.4.3 产业技术进步 |
4.4.4 企业盈利水平 |
4.5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SCP 相互关系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
5.1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的现实环境 |
5.1.1 中国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 |
5.1.2 新兴汽车电子产品在国产汽车中的普及 |
5.1.3 汽车电子产品的升级 |
5.1.4 汽车电子产业是汽车工业和信息电子产业的融合 |
5.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发展形势 |
5.2.1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市场需求分析 |
5.2.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竞争态势分析 |
5.2.3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未来技术发展分析 |
5.3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6.1 指标设计遵循原则 |
6.1.1 遵循科学性原则 |
6.1.2 系统性原则 |
6.1.3 容易操作的原则 |
6.1.4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 |
6.2 构建指标体系 |
6.2.1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经济绩效指标 |
6.2.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政策指标 |
6.2.3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技术水平指标 |
6.2.4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环境支持能力指标 |
6.2.5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机制的作用指标 |
6.3 指标标准化 |
6.4 体系评价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体系构建研究 |
7.1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自主创新现状及问题 |
7.1.1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自主创新现状 |
7.1.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自主创新所面临的问题 |
7.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合作创新的现状和问题 |
7.2.1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合作创新的现状 |
7.2.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合作创新所面临的问题 |
7.3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体系构建 |
7.3.1 创新体系各要素 |
7.3.2 各创新要素的禀赋及创新思路 |
7.4 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
7.4.1 企业是自主创新体系的主体 |
7.4.2 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 |
7.5 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创新 |
7.5.1 产、学、研各方须分工明确 |
7.5.2 产、学、研各方应优势互补 |
7.5.3 建立公共技术合作创新平台 |
7.6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体系构建模型 |
7.7 小结 |
第八章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及创新体系构建对策研究 |
8.1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
8.1.1 研究开发能力 |
8.1.2 生产制造能力 |
8.1.3 销售服务能力 |
8.1.4 组织管理能力 |
8.2 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能力构建对策研究 |
8.2.1 技术研发对策 |
8.2.2 人才对策 |
8.2.3 品牌对策 |
8.2.4 市场对策 |
8.2.5 政府措施 |
8.3 小结 |
第九章 结论及展望 |
9.1 论文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9.3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致谢 |
(8)企业网站品牌形象传播效果的研究 ——与报纸媒介相印证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0.2 研究意义 |
0.3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0.3.1 品牌的概念回顾及其界定 |
0.3.2 品牌形象的概念回顾及界定 |
0.3.3 报纸媒介与网络媒介的特性 |
0.3.4 媒介的传播效果 |
0.4 研究内容 |
0.5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研究设计 |
1.1 模型选择 |
1.1.1 品牌形象的模型回顾 |
1.1.2 品牌形象模型比较与评价 |
1.1.3 模型选择 |
1.2 理论依据与假设 |
1.3 过程与内容设计 |
1.3.1 过程设计 |
1.3.2 调查对象品牌的选择 |
1.3.3 调查样本的选择 |
1.3.4 调查资料准备情况 |
1.4 问卷设计 |
1.4.1 问卷设计过程 |
1.4.2 问卷形成 |
第二章 数据描述与分析 |
2.1 企业网站与报纸媒介传播品牌形象效果总体对比 |
2.1.1 媒介公信力不同产生的影响 |
2.1.2 媒介组合方式不同产生的影响 |
2.1.3 信息传播方式不同产生的影响 |
2.1.4 受众认知不同产生的影响 |
2.2 企业网站与报纸媒介传播品牌形象效果具体对比 |
2.2.1 公司形象对比 |
2.2.1.1 三家企业“公司形象”报纸效果分析 |
2.2.1.2 三家企业“公司形象”企业网站效果分析 |
2.2.2 产品/务自身形象对比 |
2.2.2.1 三家企业"产品/服务自身形象"报纸效果分析 |
2.2.2.2 三家企业"产品/服务自身形象"企业网站效果分析 |
2.2.3 使用者形象对比 |
2.2.3.1 三家企业"使用者形象"报纸效果分析 |
2.2.3.2 三家企业"使用者形象"企业网站效果分析 |
第三章 企业宣传策略改进建议 |
3.1 加强企业网站公信力建设 |
3.2 创新写作手法,全面展示报道图景 |
3.3 强调图文并茂的信息传播模式 |
3.4 凸显社会公益活动的报道 |
3.5 网站增设报纸专栏,继续重视纸媒宣传 |
3.6 重视网络互动,提供及时反馈 |
3.7 丰富产品表现形式 |
3.8 添加关键词 |
3.9 扩充网店资源及配送范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附录二 报纸实证资料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目录 |
(9)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传媒视阈与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 |
第一章 桂林:大后方抗战文坛重镇 |
第一节 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历史语境 |
一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
二 桂系相对开明、自由、开放的政治姿态 |
三 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 |
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多方引导 |
第二节 多元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场 |
一 政治场:中央、桂系、中共权力的博弈 |
二 文化统制与市场控制下的言论空间 |
三 流寓、多变、杂合:桂林抗战文学场的特征 |
第三节 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
第二章 报纸副刊与公共舆论空间 |
第一节 桂林《救亡日报》:中共文化统战的舆论阵地 |
一 救亡呼号与舆论压制:创刊、复刊与停刊 |
二 救亡与统战:办报思想和文化使命 |
三 《文化岗位》与抗战文艺运动的舆论导向 |
第二节 桂林《大公报》:抗战时期“文人论政”的言论空间 |
一 中间姿态和文人论政:桂林《大公报》的文化品格 |
二 《文艺》副刊与抗战语境下文学的多元取向 |
第三节 《广西日报》:桂系团结抗战的舆论空间 |
一 桂系抗战言论空间的多变性 |
二 艾青与《南方》文艺副刊 |
三 《漓水》:在变与不变中积极推进文艺抗战 |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言说空间 |
第一节 《文艺杂志》:“文人办刊”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一 用生命培育的刊物: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
二 救亡与启蒙:《文艺杂志》的文化诉求 |
三 《文艺杂志》与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 |
第二节 《野草》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勃兴 |
一 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阐扬 |
二 秦似与《野草》月刊 |
三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野草》上的杂文 |
第三节 《诗创作》与抗战诗歌的多元化 |
一 刊物的经营策略和编辑风格 |
二 抗战诗歌的多元呈现 |
三 长诗:抗战诗歌的新发展 |
四 抗战诗学理论的探索 |
第四节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
一 刊物的刊行和文化使命 |
二 抗战戏剧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三 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杂志上的戏剧文学 |
四 “戏剧兵”的情感与信息空间 |
第四章 文学出版与桂林抗战文学实绩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 |
一 推进大众文化: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理想 |
二 文化供应社的文学图书出版 |
三 《文化杂志》月刊与抗战文化建设 |
第二节 桂林开明书店: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
一 逆境中复兴:桂林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概况 |
二 启蒙与经典化: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
三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知识的传输与文艺青年的培养 |
余论 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
主要参考文献 |
(10)我国现有工业设计公司的设计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1.1 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1.1.1 论文研究的背景 |
1.1.2 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进展 |
1.2.1 国外设计管理研究动态及进展 |
1.2.2 国内设计管理研究动态及进展 |
1.3 论文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基本思路 |
1.3.2 主要内容 |
1.3.3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设计管理及工业设计公司的基本概念 |
2.1 设计管理概述 |
2.1.1 设计管理的提出 |
2.1.2 设计管理的含义 |
2.1.3 设计管理的范围与内容 |
2.1.4 设计管理的一般构架 |
2.2 工业设计的概述及目的 |
2.3 工业设计公司的发展现状与设计管理基本特征 |
2.3.1 我国工业设计公司的发展现状 |
2.3.2 工业设计公司设计管理基本特征 |
第三章 我国现有工业设计公司设计管理的现状与分析 |
3.1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状况及设计管理现状 |
3.1.1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状况 |
3.1.2 我国目前的设计管理现状 |
3.2 我国现有工业设计公司的设计管理分析 |
3.2.1 设计战略管理分析 |
3.2.2 我国设计咨询的发展现状分析 |
3.2.3 设计策略现状分析 |
3.2.4 设计组织的发展现状 |
3.2.5 设计沟通现状分析 |
3.3 我国现有工业设计公司的管理模式调研 |
3.3.1 调查研究的目的 |
3.3.2 调查研究的方法与流程 |
3.3.3 调查研究的结果分析 |
第四章 我国工业设计公司设计管理创新的发展与研究 |
4.1 我国工业设计公司设计管理创新的发展 |
4.1.1 设计管理组织与创新 |
4.1.2 设计策略创新 |
4.1.3 设计项目管理创新 |
4.1.4 产品开发创新管理 |
4.1.5 创新知识管理系统 |
4.1.6 设计控制管理创新 |
4.2 以海尔集团的设计管理为例探讨工业设计公司设计管理创新与发展 |
4.2.1 专为您设计 |
4.2.2 为用户找产品 |
4.2.3 海尔以设计管理为核心的产品研发管理流程 |
4.3 我国工业设计公司设计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 |
4.3.1 工业设计公司的设计服务策略 |
4.3.2 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策略 |
4.3.3 品牌化产品设计策略 |
4.3.4 整合设计策略 |
4.3.5 中国本土化设计策略 |
第五章 结论 |
5.1 论文的研究成果 |
5.2 论文的不足与有待深入的问题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A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附录B 插图和附表清单 |
四、对一个中国企业成长的最深入研究——“海尔研究书系”评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分析 ——以海尔并购GE/TCL并购汤姆逊为例[D]. 左苗苗.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2]我国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 ——以比亚迪公司为例[D]. 王奕琳. 北京林业大学, 2017(04)
- [3]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研究[D]. 叶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05)
- [4]产融结合监管问题及制度创新研究[D]. 胡恒松.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5]中国国际化企业双元组织能力培育及其对绩效的影响研究[D]. 沈鲸. 中南大学, 2012(03)
- [6]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研究[D]. 袁建军. 苏州大学, 2013(06)
- [7]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创新体系构建研究[D]. 孙康慧. 吉林大学, 2011(08)
- [8]企业网站品牌形象传播效果的研究 ——与报纸媒介相印证的实证分析[D]. 赵晓岑. 中南大学, 2011(05)
- [9]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08)
- [10]我国现有工业设计公司的设计管理研究[D]. 曹薇. 昆明理工大学, 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