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加坡反腐败:惩治与预防并重（论文文献综述）
何旗[1]（2021）在《新时代中国治理腐败的显着成效、制度优势与世界意义——基于海外观察家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治理腐败这一"现象级"的政治实践激发了海外观察家的热议与研究。他们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等多维视角高度评价中国治理腐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并将其成功归因为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从深层密码看,中国治理腐败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规与国法协同;善于自我监督和自我完善。正是这些"中国之制"的显着优势成功转化为治理腐败的效能,使得中国反腐败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压倒性胜利。透过海外对中国反腐经验和反腐方案的称赞、借鉴和期待,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治理腐败这一"伟大创举"展现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展示了对全球治理腐败的独特贡献,同时也为中国更好地治理腐败提供了重要启示。
梁曦之[2]（2021）在《防逃追逃的绩效机理与推进策略研究 ——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文中认为
刘振东[3]（2021）在《香港廉政公署反腐败成功经验法律研究及对内地的启示》文中认为
江成[4]（2021）在《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李婧璇[5]（2021）在《控制腐败的核心:打造有效法律机制——评《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研究》一书》文中提出联合国将12月9日设立为全球"反腐败日",这使我们每年都有机会重提反腐败的话题。应当说,"腐败犯罪"是人类社会的"毒瘤"和"附随物",具有社会的"排污功能"。"腐败"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或犯罪学的范畴。在人类社会一时畸形的时代,它在自我泛滥与膨胀中吞噬着人类的良知,挑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底线,撼动着社会公共秩序与规则正义的维护,阻碍着社会的公平与进步。随着人类社会的繁衍、
张玉玲[6]（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张剑锋[7]（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黄贵贤[8]（2021）在《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廉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它始终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道德力量和高尚的人生追求。在当今社会,廉洁不仅是从政者修身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每一位公民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其廉洁观的塑造与培养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成长成才,更关乎未来党的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廉洁观?为什么需要加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大学生廉洁观现状及其培育状况如何?如何加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这些都是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围绕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时代境遇、理论基础、核心内容、现状分析及路径选择五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能够回答以上问题,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廉洁观,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缘由及意义、相关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为本文研究进一步开展打下基础。论文主体共包括五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时代境遇。新时代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首先,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效、党和国家日益重视高校廉洁教育给大学生廉洁观培育带来了新机遇;其次,当下现实生活中腐败低龄化趋势明显、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廉洁观培育工作面临着新挑战;最后,为了切实提高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效果,新时代对培育内容、培育方式以及培育主体做出了与时俱进的调整。第二部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洁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廉洁思想以及习近平同志关于廉洁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和西方学者关于廉洁的政治理论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力量来源。第三部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核心内容。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内容既要结合他们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紧跟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最新部署,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合理借鉴传统廉洁观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基于此,本文梳理了从个人到家庭、到党和国家,再到世界的廉情廉观逻辑主线,并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廉以修身观、廉以齐家观、廉以治党观、廉以治国观、廉以经世观。第四部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及其培育的现状分析。本文采用问卷对广西部分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在基于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廉洁认知状况、大学生廉洁情感状况、大学生廉洁意志状况、大学生廉洁行为状况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从中发现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仍然存在培育内容有待完善、培育方式有待丰富、培育载体有待拓展、培育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同时,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不良风气的负面影响、高校培育的力度不够、家庭廉洁观教育不到位以及大学生自身认知偏差。第五部分,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路径选择。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与原因,本文认为增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效果可以从完善培育内容、丰富培育方式、拓展培育载体以及优化培育环境等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具体来讲,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教育、重视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教育和强化新时代廉洁价值观教育以提高大学生廉洁观教育针对性;通过发挥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榜样教化与警示教育相结合以及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来增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效果;通过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积极发挥廉洁社团组织作用以及深入开展廉洁教育实践活动来强化大学生廉洁观育人功能;通过构建风清气正社会环境、加强校园廉洁文化建设和注重廉洁文明家风建设来营造崇廉尚洁的良好氛围。
刘华超[9]（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刘兆宁[10]（2021）在《国家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全面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监察委员会应运而生,新的权力监督机关由此诞生,国家治理新格局随之形成。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出台,促进公共行政系统向着现代化迈出关键的一步,同时也能整合与归纳反腐败经验,为监察监督提供可靠地制度保证。《监察法》第十五条具体规定了国家监察对象的人员类别,旨在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然而该条款并未穷尽所有的监察对象,为保证监察全覆盖,需要系统化地理解监察对象的本质,划定出应接受监察监督的监察对象范围。监察对象范围的重要性对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通过回顾我国监察对象的历史发展,以及借鉴域外有益的经验,发现我国当前的监察对象认定标准尚不完善,一是公权力的认定不明确;二是监察法兜底条款中的公职人员不明晰;三是几类特殊主体从事公务的行为难以界定;四是负有管理责任的人员之界定不明。以公权力为起点,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从行使公权力、履行公职、从事公务、负有管理职责四个方面进行。首先明确“公权力”的认定标准。在监察全覆盖背景下的公权力内涵和类别,国家公权力和社会公权力都应属于监察法意义上的公权力。其次明确“公职人员”的认定标准。通过对监察法兜底条款的剖析,得出拥有公权力、位处公共岗位、履行公共职能三者同时具备,才可以被认定为公职人员。再次,明确特殊主体“从事公务”的认定标准,关键在于公务的职权性。最后明确“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管理的本质是对公共财产负有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国家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是增强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力度的关键一环,为反腐败活动的全面获胜给予可靠的法治保障,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加坡反腐败:惩治与预防并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加坡反腐败:惩治与预防并重（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治理腐败的显着成效、制度优势与世界意义——基于海外观察家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1 新时代中国治理腐败取得的显着成效 |
| 1.1 为促进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
| 1.2 为夯实执政基础提供核心支撑 |
| 1.3 为净化社会风气注入不竭动力 |
| 1.4 为塑造国际形象增添道义力量 |
| 2 新时代中国有效治理腐败彰显的制度优势 |
| 2.1 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显着优势 |
| 2.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显着优势 |
| 2.3 党规与国法协同治理的显着优势 |
| 2.4 善于自我监督自我完善的显着优势 |
| 3 新时代中国有效治理腐败蕴含的世界意义 |
| 3.1 推动中国国际形象的正面塑造和海外传播 |
| 3.2 为全球治理腐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 3.3 加快推动国际反腐新秩序的构建 |
| 4 总结与启示 |
（5）控制腐败的核心:打造有效法律机制——评《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研究》一书（论文提纲范文）
| 一、腐败范畴及其分层理论：最广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与内涵 |
| 1.最广义：违法+违纪+背德。 |
| 2.广义：违法+违纪。 |
| 3.狭义：违法。 |
| 二、日益复杂的腐败现象：需要打造有效的法律机制来控制 |
| 三、“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的提出：既有学术价值又具现实意义 |
| (一)《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研究》一书的基础理论和最初贡献 |
| (二)《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研究》(第二版)的体系创新与内容完善 |
| 四、“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的内容与观点：遵循规律和重在实效 |
| 五、“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的践行：不仅符合规律而且切实有效 |
（6）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选题缘由 |
| 2.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1.廉洁 |
| 2.廉洁观 |
| 3.廉洁观培育 |
| (四)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问卷调查法 |
| 3.观察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时代境遇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面临的新机遇 |
| 1.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效 |
| 2.党和国家日益重视高校廉洁教育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面临的新挑战 |
| 1.腐败低龄化趋势明显带来的挑战 |
| 2.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面临的新要求 |
| 1.新时代对培育内容提出了新要求 |
| 2.新时代对培育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
| 3.新时代对培育主体提出了新要求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理论依据 |
|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洁思想 |
| 2.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廉洁思想 |
| 3.习近平同志关于廉洁教育的重要论述 |
| (二)理论借鉴 |
| 1.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 |
| 2.西方学者关于廉洁的政治理论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核心内容 |
| (一)廉以修身观 |
| 1.廉以修身的内涵 |
| 2.廉以修身的意义 |
| 3.廉以修身的方法 |
| (二)廉以齐家观 |
| 1.廉以齐家的内涵 |
| 2.廉以齐家的意义 |
| 3.廉以齐家的要求 |
| (三)廉以治党观 |
| 1.廉以治党的内涵 |
| 2.廉以治党的意义 |
| 3.廉以治党的方式 |
| (四)廉以治国观 |
| 1.廉以治国的内涵 |
| 2.廉以治国的意义 |
| 3.廉以治国的方略 |
| (五)廉以经世观 |
| 1.廉以经世的内涵 |
| 2.廉以经世的意义 |
| 3.廉以经世的途径 |
| 四、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及其培育的现状分析 |
| (一)调查问卷分析说明 |
| 1.问卷设计与实施 |
| 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的现状 |
| 1.大学生廉洁认知状况 |
| 2.大学生廉洁情感状况 |
| 3.大学生廉洁意志状况 |
| 4.大学生廉洁行为状况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存在的问题 |
| 1.大学生廉洁观培育内容有待完善 |
| 2.大学生廉洁观培育方式有待丰富 |
| 3.大学生廉洁观培育载体有待拓展 |
| 4.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环境有待优化 |
| (四)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
| 2.高校培育的力度不够 |
| 3.家庭廉洁教育不到位 |
| 4.大学生自身认知偏差 |
| 五、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路径选择 |
| (一)完善培育内容,提高大学生廉洁观教育针对性 |
| 1.加强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教育 |
| 2.重视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教育 |
| 3.强化新时代廉洁价值观教育 |
| (二)丰富培育方式,增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效果 |
| 1.发挥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 |
| 2.榜样教化与警示教育相结合 |
| 3.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 |
| (三)拓展培育载体,强化大学生廉洁观育人功能 |
| 1.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 |
| 2.积极发挥廉洁社团组织作用 |
| 3.深入开展廉洁教育实践活动 |
| (四)优化培育环境,营造崇廉尚洁的良好氛围 |
| 1.构建风清气正社会环境 |
| 2.加强校园廉洁文化建设 |
| 3.注重廉洁文明家风建设 |
| 结束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关于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现状的调查问卷 |
| 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9）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国家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国家监察对象认定标准的一般理论 |
| (一)国家监察对象认定标准的概念 |
| (二)国家监察对象认定标准的历史发展 |
| 1.我国古代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 |
| 2.我国近代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 |
| 3.新中国成立以来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 |
| (三)国家监察对象认定标准的原则 |
| 1.监察全覆盖原则 |
| 2.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协同原则 |
| 3.对个人和组织监察并重原则 |
| (四)国家监察对象认定标准的宪法意义和依据 |
| 1.监察对象认定标准的宪法意义 |
| 2.监察对象认定标准的宪法依据 |
| 二、国家监察对象认定标准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公权力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
| 1.公权力内涵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
| 2.公权力类别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
| (二)兜底条款中公职人员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
| (三)几类特殊主体从事公务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
| 1.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人大代表为例 |
| 2.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以非国有公司委派至国家机关的人员为例 |
| 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业主委员会主任为例 |
| (四)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
| 1.国有企业中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
| 2.公办事业单位中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
| 3.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
| 三、国家监察对象认定标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监察法与刑法的衔接不畅 |
| 1.监察法与刑法在监察对象方面的一致性 |
| 2.监察法与刑法在监察对象方面的差异性 |
| 3.监察法与刑法在监察对象方面的争议性 |
| (二)监察对象主体概念描述不清 |
| (三)监察监督和其他权力监督衔接不畅 |
| 1.监察监督与人大监督的衔接 |
| 2.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衔接 |
| 四、域外监察对象认定标准的经验借鉴 |
| (一)瑞典监察专员制度下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 |
| (二)韩国监审合一制度下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 |
| (三)新加坡专门机构制度下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 |
|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制度下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 |
| (五)对我国的借鉴 |
| 五、完善我国监察对象认定标准的建议 |
| (一)明确公权力的认定标准 |
| 1.公权力内涵的认定标准 |
| 2.公权力类别的认定标准 |
| (二)明确公职人员的认定标准 |
| 1.公职人员的认定标准 |
| 2.其他依法履行公职人员的认定标准 |
| (三)明确特殊主体从事公务的认定标准 |
| 1.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人员的认定标准 |
| 2.受委派从事公务人员的认定标准 |
| 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人员的认定标准 |
| (四)明确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 |
| 1.国有企业中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 |
| 2.公办事业单位中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 |
| 3.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新加坡反腐败:惩治与预防并重（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治理腐败的显着成效、制度优势与世界意义——基于海外观察家的视角[J]. 何旗. 探索, 2021(05)
- [2]防逃追逃的绩效机理与推进策略研究 ——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D]. 梁曦之.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21
- [3]香港廉政公署反腐败成功经验法律研究及对内地的启示[D]. 刘振东. 辽宁大学, 2021
- [4]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路径研究[D]. 江成. 重庆交通大学, 2021
- [5]控制腐败的核心:打造有效法律机制——评《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研究》一书[J]. 李婧璇. 河北法学, 2021(07)
- [6]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8]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研究[D]. 黄贵贤.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9]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10]国家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研究[D]. 刘兆宁. 山西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