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愿一辈子为农民办杂志（论文文献综述）
唐绮颖[1]（2019）在《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至1978年后才逐渐收尾,是建国后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场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还涉及到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是我国发展史上一大重要事件。本文以龙溪专区的知识青年为个案,主要着眼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从知青下乡前的社会动员与心态分析,下乡时的政府安置与生产生活,返城后的就业安置与问题解决等诸多方面,对该群体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以期还原特定历史情境下龙溪专区知识青年的心境与行为,为填补本区域知青史研究的空白、把握福建省乃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走势做出贡献。
朱子静[2]（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杨若冰[3]（2017）在《大众传播与风格意识 ——杨之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研究》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艺术家杨之光的作品风格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他由一位普通的中央美院学生,迅速成长为具备相当影响力的中国画家,其所开创的新中国人物画表现范式,传播广泛,影响至今。本文所关切的,正是在共和国最初的这个阶段,究竟有哪些重要因素,促成了杨之光艺术观念和风格语言的形成。本文设定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通过对杨之光早期学习经历的回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考察促使杨之光选择水墨画作为终身事业的内在条件与外部机制,以及在这样一种机制之下发展而来的个人艺术面貌与创作观念。第二,以杨氏创作于1954年的《一辈子第一回》为中心,讨论其创作缘起、过程、图式特点以及大众传播方式,多方位地讨论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机制。第三,以《雪夜送饭》（1958年）、《毛泽东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1959年）、《浴日图》（1962年）为例证,讨论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杨之光在绘画题材、绘画语言上如何回应政治宣传对于艺术工具化的强力规约,又如何在遵循时代的基本文艺创作原则之上,显示出专属于艺术家个人的风格创新意识。
吴越菲[4]（2017）在《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意义上改变着社会的群体构成,并由此带动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同时需要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活动上的“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社会身份上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以及地理分布上的“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而这三个进程又通常是相互交错和紧密相关的。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语境中的“农民问题”更为迫切地需要重新表达为: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存留和多重社会分化机制的影响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释放、转移、社会流动以及融入现代文明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洞察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身份体系变化的重要现象,其显然不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简单发生,而是被模式化运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集中在城市权利、城市市场、城市社会三重维度上向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开放。然而,权利的封闭取向、市场的开放取向以及社会的团结取向三者间的内在勾连与张力,引致了城市多重边界向农业转移人口开放的选择性。可以看到,城市边界的开放既是效率与增长的来源,同样也是不平等的生产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的变革是否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出现?当一体化社会形成主导的社会想象,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显然需要被重新思考。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言,一个开放而具有选择性的时代正在来临。它突破了以中央政府中心化运作的“农转非”模式,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参与到“谁能够成为市民”的筛选中来。本文对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流动分化（mobile differentiation）和流动不平等（mobile inequalities）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关注于哪些农业转移人口在跨越乡-城边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充分的社会流动性,而哪些则没有?本研究试图以“选择性”作为切入点,从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三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受到结构性力量的选择性影响,其在行动上又具有怎样不同的“选择性”表现。笔者基于对进城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以及居村农民三种市民化类型的考察,系统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所共同形塑的一种“选择机制”及其带来的市民化差异图景。前者涉及到结构性力量运作下的市民化规则以及结构化的资源-机会分配方式。后者则关注到农业转移人口主体的能动行动,也即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资源-机会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对于规则的体察、认知和改变。落脚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选择性”问题,旨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流动的内在分化作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选择性市民化”所要处理的中心议题是“谁可以进来”和“我要不要进去”之间的相遇、碰撞与张力。在关系主义视角中,结构与能动一体两面地互动,构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面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高流动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现实撬动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其基本线索是由中心化运作的封闭型市民化转向地方化运作的开放型招募。本研究在对市民化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围绕“谁能够成为市民”,集中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1）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制度变革表现出双重面貌——既朝向开放的目标,又朝向紧缩的目标?国家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制度如何选择）（2）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市场没有自动地趋向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界锁闭的?经济转型中的市场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市场如何选择）（3）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边界锁闭难以被打破而社会的包容性难以形成?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条件?（社会如何选择）（4）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选择:在结构性力量生成的规则与资源-机会结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为什么产生了差异化的市民化意愿和表现?行动者如何因社会特征和意愿的不同而差异化地理解规则、获得资源和机会?（行动者如何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化”议题源自于对终结人口流动、实现人口迁移的现实努力,流动性常常被负面地理解。因此出现了在政策上去压制流动性,在学术研究上聚焦于去除因不完全城市化而带来的流动性。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差异化地获得社会流动性却被忽略了。正因如此,本研究希望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重新回到对流动性本身的讨论上来,通过一个以结构性力量和主体性力量构成的“选择性”的线索,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卜新章[5]（2017）在《《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文中指出《人民画报》创刊于1950年7月,是新中国第一本用图片来报道新闻的刊物,创刊以来发行面广量大,至今从未间断。本文以《人民画报》创刊以来的涉农报道为研究对象,以画报中的农民幸福为主题,对画报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涉农报道进行分类统计,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文本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分析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叙事与表意,以及画报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探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内容、话语立场、话语倾向,从而发现画报在涉农报道叙事表意中承担的角色,发现农民幸福的话语建构中潜藏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逻辑。过渡时期（1949-1956）,《人民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肯定,并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渲染,丰收景象、农民生活条件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农民沉浸在幸福之中。同时对农民幸福的内容和归因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强调农民幸福的获得是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生产建设中的困难,才能获得丰收、获得幸福,从而引导农民对共产党、组织集体、互助合作的认同,并推演出互助合作的集体归宿就是农民的幸福。探索时期（1957-1976）,农民的幸福尽管在内容上延续了前一时期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然而在集体归宿方面的幸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趋向于对物质幸福内容的替代,幸福的内容还越来越超越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成为战天斗地、建设贡献的精神超越,成为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好愿望,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归宿的自豪,成为文化革命斗争中的狂热激情,从而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附庸,以致农民幸福的内容被异化,幸福的概念被偷换。改革开放时期（1977-1999）,画报的涉农报道见证了共产党工作中心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见证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见证了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在生产生活中的逐步发挥,基本还原了农民幸福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建构了这一时期农民幸福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价值。报道中体现出农民幸福的个人立场、媒介立场、官方立场,宣传农民富裕幸福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富裕幸福的方法途径,对农民追求物质富裕幸福进行了肯定和鼓动。新世纪以来（2000-2016）,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业的发展没有进行过多的炫耀,也没有太多的农民富裕幸福的叙事,而对“三农”发展过程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呈现。同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建设的话语较为集中,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发展成为新世纪画报涉农报道的主旋律。在这些涉农报道中,展开了城乡发展和农民幸福的追问,交织着农民增收的方法、途径和追求,进行着农民幸福与不幸的综合叙事,演绎了农民幸福的丰富内涵,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幸福的进一步追求,并通过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阐释了国家存在和领导的意义。将《人民画报》60多年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纳入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发展轨迹中,从话语转变的角度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照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幸福的叙事具有明显的特点和转向,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对话语建构起决定作用。过渡时期和探索时期,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铺天盖地,农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个人和集体方面的幸福得到了全面铺陈,同时更倾向于精神的和集体的幸福,并呈现为一边倒的农民非常幸福的倾向,没有任何农民不幸或问题的负面报道。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幸福的话语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画报建构的物质幸福、精神幸福和农民主体性地位之间的关系和重点呈现出独具时代的特征,在幸福话语建构的媒介立场上出现了迥然不同。新世纪以来,尽管报道话语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话语一脉相承,但在进行农民幸福的话语呈现时,出现了很多农民不幸的批评话语,呈现出农民幸福与不幸均衡报道的话语转向。在这些转向的背后,体现出党报媒介话语的霸权和意志,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控制和转变,呈现出《人民画报》作为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操控逻辑。也能发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民画报》已然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手段,在需要解决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
李金波[6]（2016）在《我姐》文中指出金秀和金玉,同样站在高颜值起跑线的姐妹俩,命运之路最初仿佛分岔于姻缘,然后在岁月里渐行渐远,她们有怎样的命运和性格?一老早我就想跟人说说我大姐金秀和二姐金玉的故事,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主要原因是我面矮,抹不开面去讲自己姐姐那些花花绿绿的事,总觉得不够仁义。现在是时候了,我这俩姐,一个已躺在京城协和医院的
龚丽兰[7]（2016）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启动机制 ——以川南溪镇土改当事人口述为依据》文中研究表明解放前的川南地方社会匪患严重,土匪的破坏活动严重威胁农民利益。此时川南地方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土匪与农民的矛盾。要动员农民,争取农民的支持,必须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从清匪反霸开始。在研究中,本文通过对川南溪镇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实践,搜集了大量的口述材料,并试图通过对民间资料和既有官方史料的整理和分析,在口述史的基础上书写溪镇的清匪反霸的历史进程。在旧政权没有被废除的情况下,只能暗地里发掘农会骨干。由于匪患蜂起,导致农民对当时局势持犹豫观望态度,从而使发动群众的工作受阻。为打开困难局面,获得农民支持,解放军开始集中剿匪为农民壮胆;通过建立农会,公审匪霸,号召土匪自新,形成了农民自己的组织,获得了农民进一步信任,激发了部分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实现了将土匪、地主武器向农民武器的转变。只有彻底清除土匪,才能让农民毫无后顾之忧。在大股土匪溃败后,发动农民全面清匪,同时建立农民武装,健全农会组织;召开诉苦大会,扭转农民“地主养活农民”这一认识,提高了农民觉悟。本研究从地方特色背景着手,在详细描述川南清匪反霸的过程中,文章揭示了清匪反霸如何成为土改的启动机制。通过清匪反霸,获取了群众坚定不移的支持,奠定了农民土改的政治心理基础;在清匪反霸过程中,农会开始建立起来,组织并动员群众参与清匪反霸,形成了土改的运作机制;在清匪反霸初期,注重农会骨干分子的发掘和培养,增强了统治权威,获得了农民的更多认同,更利于今后土改工作的开展;形成了农民武装,为即将开始的斗地主分土地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暴力基础。
李金波[8]（2016）在《我姐》文中指出一老早我就想跟人说说我大姐金秀和二姐金玉的故事,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主要原因是我面矮,抹不开面去讲自己姐姐那些花花绿绿的事,总觉得不够仁义。现在是时候了,我这俩姐,一个已躺在京城协和医院的病榻上,再也没有能力为坊间提供闲话;一个已彻底在祖国大地上蒸发,只有年节时偶尔能听到她英汉二合一的越洋问候。两个一度生活在唾沫星中的女人,已脚前脚后淡出我们的生活。从金秀开始吧,她是我们家老大。
高伟[9]（2016）在《萧山农民政治参与研究（1949-197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5月,萧山解放。为了顺利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激发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构建起农民对新生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广泛且深入的教育宣传活动。通过冬学、民校、读报组、会议、农村业余剧团等形式,在扫盲的同时,对农民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及中共所主张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以求得农民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从而成为中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在强有力的教育和动员之下,农民通过参加党组织及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参加政治集会、参与解放初期的选举及各项政治运动等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农民翻了身,党和政府也获得了农民的衷心爱戴,国家和农村社会实现了良性互动。土地改革完成后不久,国家便发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农村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在大规模的组转社之前,从总体上看,不管贫农还是中农收入都有增加,生产生活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农民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群众组织、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等方式,服从国家制度安排,配合和支持农业合作化政策。随着大规模的组转社特别是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干部强迫命令、对入社农民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产权转让不合理、对农民劳动时间控制过死,劳动过分紧张、对困难户缺乏照顾乃至打击,特别是农民收入减少甚至因收过头粮造成农民生存危机,萧山县出现了抵制行为,农民通过砍伐林木、宰杀牲畜、殴打干部、集体上访、大规模退社等行为表达自己的不满。为平息农民的不满,国家对农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萧山县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就民主办社、计酬方式、生产管理、财务制度等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国家和农村社会进入相互调整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在极富诱惑力的宣传鼓动及政策压力之下,一向保守且留恋个体经济的农民,迸发出了极大的奔向共产主义的热情,似懂非懂的他们狂热的参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积极参与积肥、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除“四害”等等,但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瞎指挥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特别是其后的大饥荒,沉重的打击了农民的热情,冷静下来的农民,面对生存的压力,以自己的方式或明或暗的开始了抵制,推动国家政策进行了多次局部的调整。从1949年5月萧山解放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萧山农村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变革,各级党组织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新的农村权威形成,社会结构的重建,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轮又一轮的群众运动,把一向分散的远离政治的小农卷入到政治洪流当中,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广大农民以服从性的参与方式保证了国家农村政策的贯彻和执行,这种服从有些是出于真心支持与拥护,有些则是由于无力和无奈。这一时期,虽然服从是农民公开或者显性政治参与的主流,但农民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农民或以显性或以隐性政治参与的方式,反抗或抵制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变迁。农民抵制的并非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针对对象主要是具体的农村政策和部分有问题的农村干部,主要目标是争取更多的经济收入。随着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很快表现出了对农村改革政策的拥护和支持,农民也深刻感受到了党对农民意愿的尊重,认识到了没有党的领导和推动,就不会有农村改革政策的出台,从而表现出了对党和政府的衷心拥护,国家和农村社会再次进入了良性互动时期。
杨洪远[10]（2014）在《资源开发嵌入下的蒙汉杂居区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召镇的个案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由于资源经济的快速发展,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早在2009年已经成为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本文试图通过对资源开发嵌入下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社会变迁为历史维度,以准格尔召镇作为个案,将鄂尔多斯市最普通的农牧民视为人类学研究释义下的"他者",去探究资源开发是如何嵌入到他们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群体内部结构和文化表征中,并如何将他们改造和整合。同时期望以这种"他者"的眼光来审视我们自身及审视与之类似的中国中西部的原本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以求达到人类学视野下所期望的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本文运用结构——功能理论的分析框架对田野点准格尔召镇作了概述,并认为煤炭资源的强劲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蒙汉民族原有的生活轨迹。在蒙汉民族精神信仰变迁领域,虽然伴随着资源经济而来的现代消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蒙汉价值观有趋同迹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蒙汉两大民族在精神层面上的认同仍有较大差异。本文观点:随着资源经济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国家对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均质化管理在加速;资源经济重塑了当地,又为当地赋予新的地方性价值;"鄂尔多斯模式"的价值和经验将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
二、我们愿一辈子为农民办杂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们愿一辈子为农民办杂志（论文提纲范文）
（1）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初起——潮涌下乡 |
| 第一节 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动员 |
| 第二节 上山下乡运动前的心态分析 |
| 第二章 发展——安家落户 |
| 第一节 知青下乡安置地点的选择 |
| 第二节 知青下乡后的安置方式 |
| 第三节 知青安置经费的补助和使用 |
| 第三章 高潮——适应图存 |
| 第一节 适应艰苦的乡村生活 |
| 第二节 食不果腹:知青吃饭问题 |
| 第三节 同工不同酬:知青劳动问题 |
| 第四节 无处栖身:知青住房问题 |
| 第五节 命运多舛:女知青的艰难 |
| 第六节 摆脱贫乏的精神生活 |
| 第七节 扎根农村,努力作为 |
| 第四章 落幕——返城归根 |
| 第一节 知青回城与就业安置 |
| 第二节 遗留问题的解决 |
| 第五章 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区域特色 |
| 第一节 拥有全省人数最多的“老知青”群体 |
| 第二节 拥有全省最大的华侨农场和一定数量的归侨知识青年 |
| 第三节 知青下乡安置以地区内跨县安置为主,安置条件相对优越 |
| 第六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解释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董时进的“农缘” |
| 一、近代中国农民问题 |
| (一) 农民经济的落后 |
| (二) 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利益代言人角色之失缺 |
| (三) 农民生存社会环境的恶化 |
| 二、董时进的“农缘” |
| (一) 家乡:新旧交替之际的传统农业区 |
| (二) 家庭:善于经营农业的殷实人家 |
| (三) 个人机缘:农趣日增 |
| 第二章 北洋时期董时进的大农国理论 |
| 一、近代中国农学教育的兴起 |
| 二、“要使劳力用于报酬最厚的地方” |
| (一) “兴农”更迫切的时代舆论 |
| (二) “困农民即所以危国本” |
| (三) “董恽之争” |
| (四) 《食料与人口》 |
| 三、大农国理论 |
| (一) 与章士钊形似神异:被误解的后“甲寅派” |
| (二) 大农国理论 |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董时进对农民农业出路的探索 |
| 一、农村合作对于农民之重要 |
| (一) 提倡合作事业 |
| (二) 开设农村合作教学 |
| (三) 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农村合作》 |
| (四) 对“自上而下”合作运动的意见 |
| 二、调查、研究与讨论 |
| (一) “农村朋友”协助下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
| (二) 学术着作:《中国农业经济学》 |
| (三) “旅行”、“居住”式考察中加深认识 |
| (四) 与吴景超关于“农业机械化”论争 |
| 三、农业学术与农业建设冶为一炉之实验:创办江西农业院 |
| (一) 江西农业院的创办 |
| (二) 《江西农讯》中的思想 |
| 第四章 农民与救国: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思想和实践 |
| 一、要解决平民生计问题,必须赶办平民教育 |
| 二、创办启发农民现代化的杂志 |
| (一) 《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 |
| (二) 如何利用刊物以及通过政府力量扩大销量 |
| 三、抗战救国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
| (一) 动员农民积极抗战 |
| (二) 反对政府抑制粮价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
| (三) 要求政府修订农民节 |
| (四) 屡次呼吁合作社不应该为外人包办 |
| (五)农民民治思想之启蒙 |
| 四、“现代农民”之榜样:董时进创办大新农场 |
| 五、极力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一) 运动设置农务部 |
| (二) 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六、进取主义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一) 新农业政策的依据 |
| (二) 新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
| (三) 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第五章 农民与建国:组建中国农民党及坚定土地私有政策 |
| 一、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前奏 |
| (一) 董时进等积极壮大农协会力量与政府之忽视 |
| (二) 《现代农民》读者之呼声:成立农民的政党 |
| 二、利用政治力量维护农民权益: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 |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力量的重要及加入中国农民党的手续 |
| (二) 农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对政府的监督批评 |
| (三) 农业界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党的互动 |
| (四) 社会舆论下中国农民党的定位:农民职业的政党 |
| 三、董时进关于土地私有政策的思考 |
| (一) 地主是否应该一律盲目被打倒 |
| (二) 佃农的效率是否劣于自耕农 |
| (三) 二五减租是否能够促进生产事业 |
| (四) 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
| (五) 土地改革争议达到沸点状态下的不时髦之音 |
| 结论 |
| 一 国家现代化建设视野下董时进农民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二 代言人角色之尴尬: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现实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大众传播与风格意识 ——杨之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早期学艺经历：新旧美术教育的叠合 |
| 第一节 关于国画新方向的最早启示 |
| 第二节 央美时期的社会活动与个人创作 |
| 第三节 苏联文艺理论影响与国画媒材挑战 |
| 小结 |
| 第二章 创造经典：1954 年的《一辈子第一回》 |
| 第一节 由“泛”到“专”的彩墨选择 |
| 第二节 “一个普通农妇的选票” |
| 第三节 半身像图式 |
| 第四节 《一辈子第一回》的大众传播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的起点：笔墨的调整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造自己，改造国画 |
| 第二节 讲述革命历史 |
| 第三节 回到笔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意识 开放社会中的流动差异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理解乡-城流动性:文献回顾与市民化研究的再出发 |
| (一) 国外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 |
| (二) 市民化 |
| (三) 选择性市民化 |
| 四、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
| (一) 理论视角 |
| (二) 研究框架 |
|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从封闭到开放:选择性市民化的历史嬗变 |
| 一、重释“市民”:现代化语境中的激进建构 |
| (一) “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分化 |
| (二) 被优势化的“市民”和“城市” |
| (三) 被问题化的“农民”和“农村” |
| 二、封闭型选择:中心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1949-1999) |
| (一) 建国恢复时期农业人口的低速转移(1949-1957年) |
| (二) 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人口的不稳定转移(1958-1977年) |
| (三) 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1978-1999) |
| 三、开放型选择:地方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2000年以来) |
| (一) 地方化的市民身份 |
| (二) 地方边界的选择性开放 |
| (三) 选择性招募与新身份序列的地方再造 |
| 第三章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类型 |
| 一、离土离乡?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市民化选择 |
| (一) 农业转型、土地流转与生计分化 |
| (二) 经济转型与乡-城人口流动 |
| (三) 个体化转型与依附关系变更 |
|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划分 |
| (一) 回到事实陈述:市民化的内在多元 |
| (二) 市民化类型划分的基本维度与依据 |
| (三) 弥合“结构”与“行动”的类型重构 |
| 三、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与市民化进程 |
| (一) 异地导入模式——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
| (二) 城市开发模式——失地农民市民化 |
| (三) 就地转移模式——居村农民市民化 |
|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进城”: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权利资源分配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经济机会获得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城市融入机会 |
| 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不稳定阶层的出现 |
| (二)市民化的组合限制 |
| (三) 漂浮悬置的市民化 |
| 第五章 城郊失地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上楼”: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土地征收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区位饭”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集体退出 |
| 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城郊失地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一 |
| (一) 强势力量催生的城市底层 |
| (二) 经济个体化与权利集体化的碰撞 |
| (三) 被剥夺感与衰退的政策信任 |
| 第六章 居村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再造”: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一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农村城镇化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农村工业化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村落大转型 |
| 二、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居村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农村社会分化与新社会阶级的产生 |
| (二) 被抑阻的市民化:规模与效率难题 |
| (三) 乡村性溃败与“新乡村性”出现的并存 |
| 第七章 谁能够成为市民?比较视野中的市民化及其未来 |
| 一、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分化 |
| (一) 多重选择下社会流动的群体差异 |
| (二) 社会流动性获得的群体比较 |
| 二、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性 |
| (一)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影响 |
|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走向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 选择性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 (二) 市民化进程中的流动分化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二、回应复杂的乡-城流动性:对市民化的若干反思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 |
| (二)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反思 |
| (三) “市民化”的持续争议 |
| 三、未尽的探索 |
| (一) 市民化的系统观 |
| (二) 市民化是唯一的发展叙事吗? |
| (三) 本研究的不足与后续研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实地调查的村/社区名称及基本情况 |
| 附录三: 访谈大纲 |
| 博士期间的论文发表 |
| 后记 |
（5）《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关键概念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画报摄影图像的意义与叙事 |
| 第一节 摄影图像的符号意义 |
| 第二节 《人民画报》涉农封面摄影图像解读 |
| 第三节 《人民画报》涉农报道的图像叙事 |
| 第三章 农民幸福“神话”的共识制造(1950-1956) |
| 第一节 农民日常生活的幸福“神话” |
| 第二节 集体幻想中农民幸福的“神话” |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中幸福的“农民阶级” |
| 第四节 参政地位中隐匿的农民幸福 |
| 第五节 制造共识——农民幸福“神话”的建构目的 |
| 第四章 农民幸福的内容扭曲与话语异化(1957-1976) |
| 第一节 生产跃进“神话”中农民幸福的浮夸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中农民幸福的意识形态绑架 |
| 第三节 文化革命“霸权”中农民幸福的政治异化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汇流中农民幸福的主体异化 |
| 第五章 农民幸福价值标准的本体归位(1977-1999) |
| 第一节 谨慎改革过程中迟到的农民幸福话语 |
| 第二节 农民利益诉求中经济建设话语的汇流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转变下幸福价值标准的回归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范式转换中农民主体的自由解放 |
| 第六章 农民幸福的本质追问与终极追求(2000-2016) |
| 第一节 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议程”与“框架” |
| 第二节 “问题”议程中农民幸福本质的话语追问 |
| 第三节 “增收”议程中农民幸福的经济本质 |
| 第四节 “新农村”议题中内涵扩张的幸福本质 |
| 第五节 “城市化”议题中农民幸福本质的终极追求 |
| 第七章 农民幸福话语的政治经济逻辑 |
| 第一节 农民幸福“神话”背后的政治合法性确认 |
| 第二节 农民幸福话语的意识形态操控 |
| 第三节 农民幸福价值观转变的经济发展逻辑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我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7）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启动机制 ——以川南溪镇土改当事人口述为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 国内土改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土改研究现状 |
| (三) 清匪反霸研究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个案地区介绍 |
| 第二章 担惊受怕: 匪霸横行的川南地方社会 |
| 一、匪患情况严重 |
| (一) “刀杀不进,枪打不进”的刀匪 |
| (二) “组织土匪闹乱”的匪特 |
| (三) “让农民一到黄昏就发愁”的惯匪 |
| 二、地主匪霸勾结 |
| (一) “地主利用土匪给他守门嘛” |
| (二) “地主有枪,土匪抢人要枪” |
| 三、农民与地主关系 |
| (一) “地主还请我吃东西” |
| (二) “地主还来教育我” |
| (三) “过年我还去走地主” |
| (四) “粮食地主分点,我分点” |
| 四、农民与匪霸关系 |
| (一) “我是土匪把我整穷的” |
| (二) “瞌睡都没有睡安稳过” |
| (三) “土匪,狗日的凶得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犹豫观望: 匪患四起,干部发动群众难 |
| 一、暗地里发掘农会骨干 |
| (一) 反动宣传: “心里还是虚火” |
| (二) 纠正认识: “哪个说人家要打人哦?” |
| (三) 暗号联结: “我和他们联系不像现在” |
| 二、匪患蜂起到处肆虐 |
| (一) 烧杀掠抢: “土匪闹得多子凶的” |
| (二) “工作队的都遭暗杀” |
| 三、农民疑虑重重 |
| (一) “万一国民党又打回来了呢?” |
| (二) “四周乱麻麻,啥子都不想做了” |
| (三) “土改分地方怕是豁人的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扭转乾坤: 集中剿匪,打开困难局面 |
| 一、集中剿匪,为农民壮胆 |
| (一) “马上把情报送给我们的联系人” |
| (二) “好得共产党来了” |
| 二、公审匪霸,获取农民认同 |
| (一) “农会立起了柱柱” |
| (二) “歪人些该遭枪毙” |
| 三、土匪自新,旧人换新人 |
| (一) 入农会: “土匪就重新变人” |
| (二) 建民兵连: “我们就不怕土匪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坚定不移: 全面清反,转变农民认识 |
| 一、全面清匪,健全农会组织 |
| (一) “土匪在尾巴上抢的东西清出来了” |
| (二) “在深山老林围着走、清着走” |
| (三) “山区的农会组织也建立起来了” |
| 二、诉苦大会,转移农民仇恨 |
| (一) “谁养活谁?” |
| (二) “就这样子使你心头恨地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思考: 清匪反霸对土改的启动作用 |
| 一、政权认同: 土改的政治心理基础 |
| 二、农民协会: 形成土改中的组织基础 |
| 三、积极分子: 奠定土改中的人员基础 |
| 四、民兵队伍: 建立土改中的暴力基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一) 受访者编码 |
| (二) 调研日志 |
（8）我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9）萧山农民政治参与研究（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样本、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样本 |
| (二)相关概念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结构安排 |
| (一)资料来源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教化与革命解放初期萧山农民的政治参与 |
| 第一节 革命视角下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农村教育和农民政治认同的构建 |
| 一、萧山解放和新政权的建立 |
| 二、农村教育与农民政治认同 |
| 第三节 解放初期萧山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 |
| 一、参加党组织及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 |
| 二、参加政治集会 |
| 三、参加解放初期的选举 |
| 四、参加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顺从和抵制合作化时期萧山农民的参与行为 |
| 第一节 萧山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情况 |
| 一、互助组的试点及普及 |
|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快速发展及其整顿 |
| 三、农业合作运动高潮的到来及合作化的基本完成 |
| 第二节 政治动员与农民顺从 |
| 一、中共领导下的农村政治动员 |
| 二、动员下的政治参与 |
| 第三节 合作化时期的农民抵制与政策调整 |
| 一、通过报纸等媒介抵制干部的错误行为 |
| 二、采用消极怠工、宰杀牲畜、砍伐林木、破坏农具、铺张浪费等抵制方式 |
| 三、上访请愿、威胁殴打干部、退组、退社 |
| 四、抵制后的政策调整 |
| 小结 |
| 第三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萧山农民的政治参与 |
| 第一节 参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一、参加“大跃进”运动 |
| 二、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参加“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 |
| 一、参加“四清”运动 |
| 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农民的参与行为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农民政治参与 |
| 一、农民政治参与形式的演进 |
| 二、国家和农村社会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资源开发嵌入下的蒙汉杂居区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召镇的个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述评 |
| 一、西方经典社会变迁理论研究综述 |
| 二、对中国基层社会变迁研究的综述 |
| 三、资源开发:人类学视角下的变迁动力研究述评 |
| 四、"蒙汉杂居区"的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区域选择与研究过程 |
| 一、区域选择 |
| 二、研究过程 |
| 第一章 田野地点:准格尔召镇 |
| 第一节 历史沿革、地理位置与行政隶属 |
| 第二节 自然条件 |
| 第三节 其他各类资源概况 |
| 第四节 煤炭资源经济主导下的产业结构 |
| 一、准格尔召镇煤炭经济的变迁 |
| 二、准格尔召镇煤炭的种类与分布 |
| 三、煤炭资源产业主导下的其它经济种类 |
| 第二章 资源开发嵌入下的生计方式的变迁 |
| 第一节 资源开发收益前的主要生计方式 |
| 一、"靠天吃饭"的农业 |
| 二、与农业互为依托的牧业 |
| 三、家庭中"活钱"的重要来源:下窑掏碳 |
| 第二节 资源大规模开发后当地入主要的收入来源 |
| 一、征地收入 |
| 二、"典当行"收入 |
| 三、其他收入 |
| 第三节 收入差距过大所引发的当地蒙汉民族矛盾 |
| 第四节 个案研究: "鄂尔多斯模式"的除魅 |
| 一、鄂尔多斯市民间金融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规模 |
| 二、民间金融在鄂尔多斯市盛行的深层次原因探析 |
| 三、民间金融对鄂尔多斯市的影响解析 |
| 四、鄂尔多斯市民间金融危机坍塌的风险分析 |
| 五、鄂尔多斯市民间金融的转型与未来的发展前景 |
| 第三章 资源开发嵌入下的生活方式的变迁 |
| 第一节 蒙汉民族当今生活方式的交融 |
| 第二节 资源开发收益与消费文化的变迁 |
| 一、从"温饱"到"炫富":食利型"有闲阶层"的出现 |
| 二、独特的车文化 |
| 三、蒙汉族群在现代消费文化的价值趋同 |
| 第三节 个案研究:危险的愉悦——安钠咖吸食 |
| 一、何为"安钠咖"?它的危害? |
| 二、安钠咖在准格尔召镇流行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 |
| 三、安钠咖由"素"向"荤"转变 |
| 四、防范安钠咖吸食和滥用的解决之道 |
| 第四章 资源开发嵌入下的社会分层的变迁 |
| 第一节 "本地人":鄂尔多斯地区蒙汉杂居的形成 |
| 一、与刻板印象迥异的准格尔召镇蒙古族 |
| 二、从陕北迁入已定居百年的汉族 |
| 三、百年来杂居状态形成的共同地域认同:"伊盟人" |
| 第二节 "外地人":煤炭高额收益吸引来的异乡人 |
| 一、"投资客"与"打工者" |
| 二、"污名化"的对象:乌盟人 |
| 三、爱恨交加的特殊群体:"外来媳妇" |
| 第三节 社会变迁的新财富阶层: "煤老板" |
| 一、他者眼中的"煤老板" |
| 二、"煤老板"们的自我评价:最可爱的人 |
| 三、如何公平评价"煤老板" |
| 第四节 对鄂尔多斯市当地"另类农民"的人类学"深描" |
| 一、"另类农民"对传统学术视野"农民"概念的改变与颠覆 |
| 二、当地人视野下的"鄂尔多斯模式"解析 |
| 三、鄂尔多斯市"另类农民"个性关键词的"深描" |
| 四、结语 |
| 第五章 资源开发嵌入下的宗教信仰的变迁 |
| 第一节 蒙古族与藏传佛教 |
| 一、准格尔召藏传佛教概况 |
| 二、准格尔召盛大的"查玛"会 |
| 三、他者的眼光:喧嚣商业下的佛教信仰的坚守 |
| 第二节 汉族与民间信仰 |
| 一、汉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 |
| 二、悄然复兴的"民间迷信" |
| 第三节 五台山与白云山 |
| 一、五台山:蒙古人敬仰与朝拜的圣地 |
| 二、白云山:陕北移民后裔财富和精神的保护神 |
| 第六章 资源开发嵌入下的公民权利意识的萌发 |
| 第一节 权利意识萌发的"伊盟人" |
| 一、性格特征变迁:从"老实"到"精明" |
| 二、扞卫利益:从互惠式协助到集体抗争 |
| 三、从农民的权利意识到公民意识的艰难转变 |
| 第二节 女权主义的强化 |
| 一、蒙汉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鄂尔多斯女性 |
| 二、从"内当家"到"内外兼顾" |
| 第三节 个案研究:一桩利益纠葛的婚姻所引发的人类学思考 |
| 一、事件过程 |
| 二、事件的反思与感想 |
| 结语 |
| 一、资源经济嵌入加速了边疆和内地均质化进程 |
| 二、资源经济重塑了当地，同时又被当地赋予新的地方性价值 |
| 三、再述"鄂尔多斯模式"的价值及对其他民族的启示 |
| 四、人类学研究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实践功用及价值意义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我们愿一辈子为农民办杂志（论文参考文献）
- [1]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D]. 唐绮颖.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2]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3]大众传播与风格意识 ——杨之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研究[D]. 杨若冰. 广州美术学院, 2017(02)
- [4]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D]. 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5)
- [5]《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D]. 卜新章.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6]我姐[J]. 李金波.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16(06)
- [7]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启动机制 ——以川南溪镇土改当事人口述为依据[D]. 龚丽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5)
- [8]我姐[J]. 李金波. 江南, 2016(03)
- [9]萧山农民政治参与研究（1949-1978）[D]. 高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10]资源开发嵌入下的蒙汉杂居区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召镇的个案分析[D]. 杨洪远. 兰州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