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州 土地资本运作活跃（论文文献综述）
刘新龙[1]（2020）在《晚清民国华北商号土地经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商业高利贷资本进一步向农村地区渗透,乡村集镇上出现了大量专业性或兼职经营高利贷的商号,并成为农民获得贷款的主要来源之一。农村地区巨大的金融需求也对商人、地主设置商号参与金融借贷经营产生推动力量。大致在清中后期,华北地区出现了大量专门从事土地抵押借贷和租佃经营且具有合伙性质的商号。由于土地抵押借贷的周转时间过长,多数借贷无法在短期内偿还,甚至土地抵押之后,农户再也无力回赎,造成从事土地抵押借贷的商号,逐渐增添土地招佃、收租等业务。在晚近边疆移民过程中,河套、东北地区则出现了设立商号包租土地、招募长工、生产买卖粮食的现象。自清中后期至民国,乡村地区从事商业、金融业、农业等综合性经营业务的商号越来越普遍,商号甚至成为一种集团式地主,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商号土地经营。商号作为一种集团式地主,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个人地主。商号土地经营的具体表现,对外则是以商号为债权或债务人签订土地契约,对内则是以商号为会计核算主体。商号成为新的生产组织者,将原本属于地主、自耕农的土地经营业务摄取至名下,使得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促进粮食生产商品化,通过商号发放贷款控制土地,从而服务于当时的粮食贸易及手工业生产。商号使用商业金融资本控制农业生产,由个体地主走向商号合伙。商号在为乡村提供金融产品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在草原内地化过程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晋绥边区已注意到商号与传统地主的区别。解放战争及以后的华北地区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致使商号从草原、内地村庄中撤出,但商号名称在当地留传下来,长城沿线及草原地区大量以商号命名的村庄即为明证。商号土地经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移民的过程,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过程中的土地经营即为商人或商号在地化的过程。本文在对华北商号土地经营进行浅薄分析之后,将在本文基础之上,扩大研究范围,在移民史的角度提出以下问题,包括草原内地化过程中商号村庄形成过程、草原上晋商的经营转型、走西口与下南洋过程中商人经营土地比较等问题,并将之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王宇彤[2]（2020）在《符号介入型城市文化空间生产的解析研究 ——基于故宫紫禁书院的实证》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物质匮乏的消除,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由生产转向消费,全面进入到以符号和影像为特征的后现代消费社会。文化与符号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生产性资源,以文化和符号为特征的空间生产模式也成为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热点。在此背景下,我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空间现象,即博物馆文创设计热潮及相关的文化空间扩张现象。不同于以往的城市空间生产实践,这一现象的发生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是增长主义终结与城市发展转型背景下的产物,遵循了从“空间的文化性生产”到“文化的空间性生产”的过程与逻辑。同时,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与权力主导的城市增长联盟,这一过程是地方政府、资本精英、文化机构、社会大众与媒介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城市发展实践。基于以上特殊性,本文聚焦这一新空间现象展开研究。文章引入符号学相关理论以及社会空间理论,以结构化理论为研究视角,构建了理解符号介入型城市文化空间生产机制的解释框架。文章认为文化符号与空间的生产遵循了“权利争夺——权利实现——权力异化”的逻辑脉络。一方面,增长导向的制度基础结构是各主体争夺城市权利的制度诱因;另一方面,各行为主体能动地进行符号与空间生产的社会实践,实现了对物质空间的改造,也实现了对社会关系的重构,而新的权力关系也在重构社会结构体系。将社会实践置于社会结构之中,能够深入理解行动者的动机、策略及行为结果。在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本文以一个典型案例——故宫“紫禁书院”为实证对象,分析“故宫文创”文化符号的生产与传播,以及“紫禁书院”在各城市的布局过程。文章指出,各主体实践能动性的根源来自于权力结构的不平衡。各行动主体在城市权利的争夺中开展符号与空间生产,同时也生产着社会权力关系。文章展现了不同利益主体如何基于自身价值诉求进行符号与空间的生产与运作,及其带来的空间响应与发展效应。认为后消费时代伴随符号经济的盛行以及互联网平台的快速传播,符号在各方利益的驱动下,扮演了大众权力彰显的工具、文化权力转译的工具以及资本持续积累的工具角色,并演绎着文化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现实中以地产企业为代表的资本力量的广泛参与,在加快文化传播、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空间与社会分异以及权力的异化等多重效应。因而在完成实证分析与逻辑归纳后,文章对符号介入下的文化空间生产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文章的章节安排与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包括选题背景、研究问题、案例选取以及研究方法意义和相关研究综述。聚焦于近年来火热的“博物馆文创”及其背后的空间生产现象,旨在揭示文化符号与空间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地方的重构效应。第二章,引入社会空间理论与结构化理论,将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的能动实践视为相互影响的作用过程,构建了文化符号与文化空间形成机制的解释逻辑。第三章主要分析故宫文化的符号化及空间生产过程,阐述了各主体的实践动因与生产方式。第四章归纳了符号权力支配下的空间建构结果与发展效应。第五章在对“紫禁书院”文化符号与空间生产活动进行深入剖析与理论提升的基础上,通过对生产逻辑的归纳和再生产效应的根源探析,概括出符号介入的文化空间生产的普遍机制以及符号介入的本质。认为对城市权利的争夺是各主体展开生产实践的根本动因,文化机构、大众与媒介的参与破解了传统增长联盟的制度障碍,却也造成了新的社会危机。基于此,文章的最后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第六章为文章的结论与讨论部分。本文正文共约52 000字,图表29幅。
贾瑞[3]（2019）在《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清一代,恰克图和广州是中国南北两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其中,前者负责对俄贸易,后者负责对东南亚和欧洲各国的贸易。尽管两者均为对外贸易口岸,但在信用机制、管理方式、商人主体、贸易结构、税收结构上既有相同,也有很大差异。具体来看,在信用机制上,两者的信用都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结合商业发展特点形成了一套包含商人信用、职业信用、商业信用和政府信用等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其不同之处在于,恰克图贸易中商业信用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信用为商业信用的发挥提供了良好保障,俟至晚清,政府失信,致使商业信用无法发挥作用,进而加速了晋商的衰落;对于广州贸易而言,前期发展是以政府信用为主,但到18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十三行商人退出历史舞台,外商自由雇佣买办的兴起,商业信用则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管理机构设置上,恰克图的商业活动前期主要由土谢图汗进行属地兼管,后期主要由理藩院派员管理,税收则由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三处税关负责征税;而广州的商业活动和税收活动由粤海关管理,并以政府委任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为中介具体负责实施。这种设置方式都源于清政府御控外藩的天朝上国思想和稳定边境的基本国策。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的税收与市场管理相分离,而广州的税收与市场管理在同一地区;管理机构设置的目的上,恰克图重在稳定边境,敦促两国关系的友好;广州则在于御控外商,预防滋扰,避免纠纷。在管理政策上,清政府要求进入恰克图市场的中俄商人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相应执照。在乾隆朝,恰克图虽因俄商及劫匪滋事进行过三次闭关,但时间甚短,从长时段来看,基本处于自由贸易状态;在广州,无论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且由十三行行商具体负责管理,鸦片战争以后,行商制度废除,实行领事担保制度。恰克图与广州管理方式的不同之处是:前者的管理较为宽松,类似于“自由贸易区”,后者的管理则较为严格,类似于“垄断市场”;恰克图贸易商的居住与交易方式的管理相对于广州行商都较为自由宽松。在商人发展变迁上,恰克图的商人有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宁夏商人等,但主要是晋商,而广州十三行时期的商人有福建商人、广东商人、安徽商人等。由于南北方地域差异很大,风俗习惯各异,决定了恰克图以北方商人为主,广州以南方商人为主。近代以来,两地商人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衰落。从共同点来看,首先,商人利益集团的弱小使其无力要求政府维护其合法权益,而逐渐衰弱的清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抑商政策又加速了晋商和行商的衰落;其次,从国家理论来看,国家对于商人的予取予求直接导致了两地商人的衰落。从不同点来看,首先,交易费用上升引起了广州十三行行商和恰克图晋商的衰败,但恰克图贸易中管理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因而在19世纪中后期还可以正常经营,而广州十三行贸易管理中管理和买卖的交易费用较高,导致其较早衰败;其次,外来掠夺型制度是恰克图市场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部分十三行商人却向近代化买办转型。在商品结构上,无论是恰克图还是广州,出口的都是当时具有比较优势的茶叶、丝绸等商品,进口的主要是香料、药材、棉花等商品。在贸易初期,恰克图的贸易额远远小于广州的贸易额。中期,恰克图的贸易额增长迅速,与广州贸易额的相对差距在缩小,并且两处的出口商品都以茶叶为主。19世纪50年代以后,恰克图贸易量产生剧烈波动,20世纪初中东铁路开通后迅速衰落下去;广州则面临着南方众多外贸口岸的竞争,贸易商品种类持续增多,贸易量增幅较小,仍保持原有规模。在税收结构上,两地的税收都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都没有为中国近代化的转型提供内生动力。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贸易商品是在张家口、杀虎口和归化城征收常关税,而广州贸易的商品是在粤海关征收海关税;恰克图贸易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的免税规定,而广州贸易中不仅不存在这些免税规定,而且还在征收正税的同时征收一些杂税;从税收总额上看,粤海关的税收总额比北路三关大,其对于清政府的财政贡献率也较大。最后,从两地贸易的意义上看,两地贸易都推动了内地社会分工和沿线城市的发展,并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恰克图贸易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展,广州贸易促进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商圈的形成;恰克图贸易促进了俄国资本原始积累,为其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广州贸易推动了中国南方近代化的进程。因此,有清一代,南方和北方开展的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而也印证了清朝前中期有限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有限度的开放政策并没有使整个国家走上近代化历程。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南北两地的贸易活动产生巨大变化:恰克图贸易在起伏跌宕中逐渐衰亡,而广州贸易量虽有减少,但仍为一个重要通商口岸。
郑久良[4]（2019）在《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机理研究 ——基于空间正义视角的反思》文中研究表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为研究复杂的社会空间现象提供了经典分析范式,引领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是反思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空间现代性问题的当代理论建设成果。该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解析空间生产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读视角,为空间异化和空间正义的伦理反思指引了鲜明的空间价值取向。将空间生产理论应用于旅游领域的研究成为学术焦点之一,而非遗旅游空间实践则开拓了新的方向。非遗旅游实践活动产生了旅游空间的社会化结构和社会的空间性关系,构成空间生产的微观空间场域和社会语境。作为依托历史文化街区进行非遗资源景观化开发和产业化运营的特色非遗旅游类型,非遗旅游街区是非遗元素符号化建构和文化表征的外在化对象,在工业文明强力推动的城镇化快速进程中,它面临开发、改造和更新的社会事实,表现为“文化空间”这一本体属性的新型生产实践。在空间生产的哲学视阈下,剖析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过程及生产机理,有利于诠释文化空间社会建构的本质规律和影响机制、探析文化空间生产的伦理精神缺失表现及“异化”问题,从而对空间生产进行伦理诉求的空间正义审视。这对于构建非遗旅游空间实践的生产模式和空间正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空间三元辩证法”分析视角下,本文选取安徽省黄山市屯溪老街和北京市前门大栅栏街区两个典型案例,按照“文化空间本体、要素条件、生产机理理论框架、空间伦理诉求、空间实体诠释、生产效应总结、空间正义审视、生产模式与伦理策略构建”的逻辑结构,从空间重构、空间表征、空间运作、空间效应和效果总结层面,对非遗旅游街区“三位一体”文化空间的生产机理做了深入的探讨,对空间生产非正义现象及“异化”问题做了思考,引申探讨实现空间正义的伦理策略。在研究方法上,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游客和本地居民对文化空间的生产效果的评价结果。收集屯溪老街游客问卷360份、本地居民300份;前门大栅栏游客262份,本地居民306份。采用深度访谈法对空间多元利益主体进行结构化访谈,较全面地获悉了文化空间的生产现状、问题及社会反馈。研究共分为八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交代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样地及主要创新之处。第二章:概念阐释和理论依据。界定相关核心概念,阐释空间生产理论“空间转向”的哲学脉络及分析范式,溯源利益相关者理论。第三章: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结构要素和时空演化。阐述文化空间的本体属性、内涵外延、要素条件和外在特征,从历史和空间双重维度诠释其社会演变。第四章:从生产机理到空间正义:文化空间生产的伦理诉求。从文化空间的生产属性和社会属性入手,对它与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建构的关系进行经验归纳,提出文化空间的生产机理分析框架。从解释模型、结构力量、行为主体和社会关系四个维度概括生产机理的结构要素,分别为逻辑框架、动力机制、利益主体和关系建构;空间正义诉求包括文化空间的平等性、属人性和多样性,其实现路径融合“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第五章: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典型案例解析。从微观空间实体诠释角度,分析空间生产的重构、表征和运作过程,提炼并比较不同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机理。第六章: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结果分析。对多元空间利益相关者进行感知效果评价,对“三位一体”文化空间生产结果进行总结。第七章:街区文化空间的空间正义审视。审视文化空间生产的非正义现象,反思伦理精神缺失表现及“异化”问题,构建合理的文化空间生产模式及伦理策略。第八章:结论与展望。总结本文的核心结论,指出研究不足与展望。主要结论包括:（1）“物质-地理空间”“社会-消费空间”和“精神-意向空间”构成非遗旅游街区“三位一体”文化空间的生产框架,分别对应“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2）“文化空间”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可以不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生产关系所建构。它是资本力量、政府干预和社会运动等结构力量角逐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过程。（3）从生产逻辑看,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遵循政府主导、资本增殖、社会阶层应对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的生产逻辑。（4）资本增殖的内在动力、权力主导的外在动力、阶层应对的反馈动力,构成街区文化空间生产的“三大”动力机制。（5）街区文化空间形成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反映了地方政府、运营管理商、非遗传承者、居民、商户、游客等多元利益主体的空间权益博弈。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关系、流动的异质性人际关系和百花齐放的产业形态构成文化空间的社会关系。（6）文化空间的平等性、属人性和多样性是空间正义的基本诉求。街区文化空间生产的非正义现象表现为空间生产过程的不平等、资本同质化逻辑与社会民众使用价值需求的矛盾、空间资源占有、使用和分配的不均以及空间的分异和隔离的伦理困境。（7）空间伦理精神缺失体现为传统伦理观念的消解、人本精神的缺失、功利化的道德评价标准和空间的物化,产生了“日常生活世界”的消解、居民“空间失语”、非遗旅游“舞台化真实”、历史空间的建设性破坏和空间业态结构的失衡等“异化”问题。（8）在生产模式上,应采取有机更新的空间改造模式、融合创新的“活态”传承模式、“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模式、原真性的日常生活模式和整体性的文化生态模式,建构空间主体意识觉醒与空间生产秩序的价值规范的伦理策略是根本指向。
王欢[5]（2019）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的城乡二元建设用地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各地自发的和政府推动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开启了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历史进程。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为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本文基于以上现实背景,对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建问题进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界定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方法、logistic实证分析法、层次分析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考察了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揭示了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本架构、运行机制、收益分配及风险防控。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本规定。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是指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的市场,包括以下四层涵义:一是建设用地所有者平等参与土地市场的市场准入机制,实现了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权能对等;二是统一、高效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运行机制,最大程度地释放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市场调节功能。三是城乡建设用地相关主体的利益共享机制,保证了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主体在收益共享权利、收益共享机会以及收益共享规则上的平等性;四是适度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最大程度地促进建设用地资源的优化配置。（2）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由割裂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过程中依然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首先,城乡建设用地在法律制度、产权安排等方面的不对称性是制约当前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建的根本原因。其次,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构建还面临着主体障碍和市场约束。其中,主体障碍包括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主体认知与入市意愿低;市场约束则表现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价格形成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不规范,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成本高、风险大以及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市场市场限制较多。（3）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本架构主要由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交易规则、交易程序、交易平台所构成。在此基本架构中,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为原则,在市场运行机制的作用下,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功能,同时在政府监督和管理下,促进建设用地市场的规范有效运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城镇规划区内采取“实物交易+指标交易”和城镇规划区外采取“指标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建设用地交易模式,用以解决由于土地的空间性以及位置的固定性造成的建设用地供需不匹配的问题。（4）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土地价格形成机理。以效用最大化理论为基础,引入讨价还价因子,将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双方的主观偏好（风险规避系数）和客观能力（讨价还价能力）区分开来,并纳入同一模型,探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中的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机理。不难发现,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其风险规避系数越高,讨价还价能力越低,土地的成交价格就会越低,反之亦然。为了提高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运行效率,应该在成立专门的农村集体土地管理机构,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讨价还价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城乡建设用地交易平台和交易中介在信息传播上的重要作用,并辅以政府信息供给的主要责任,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获取成本,形成较为公平合理的土地交易价格。（5）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条件下的土地收益分配。根据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认为集体建设用地增值收益的原因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增值、农地转用增值、供不应求增值、规划管制增值、外部辐射增值等。得出相应的分配原则是:（1）由农村集体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带来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绝对地租必须全部归农民集体所有;（2）由地块经济条件、交通状况、资源分布的差异造成的级差地租I的分配顺序应该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政府>用地单位;（3）由农村集体、政府和企业在同一块建设用地上追加投资改变该土地的生产效率而产生的地级差收益Ⅱ的收益分配顺序应该为地方政府>集体经济组织>用地企业。（6）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风险评估与防范。从指标层看,加剧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风险、农村宅基地失去社会保障的功能的风险、国家对土地管理失控的风险、利益分配不公平的风险、降低房价的风险等五个指标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权重较大。从准则层看,降低政府管理效益的风险、侵害农民利益的风险、消弱国家宏观调控的风险、冲击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风险的风险严重程度分别为0.3437、0.3184、0.1522、0.1236、0.0621。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系统风险的评估值为0.44,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在整体上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需要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采取有效措施,使其控制在社会经济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杜金华[6]（2018）在《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分税制改革后,作为城市基础设施主要供给者的地方政府,已经面临着预算内收入不足、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建设资金短缺和外部融资不足等诸多困境,但仍旧实现了城市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现有研究主要从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的角度阐述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原因,认为政治激励是影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原因,尤其土地财政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确保了城市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但统计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和分税制改革时点上,中国基础设施存量增速与GDP增速表现出明显差异性。不过,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晋升激励和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主体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已有文献不能从政治激励的角度解释分税制前后城市基础设施增长模式的差异,也就无法阐述地方政府供给态度的差异性。考虑分税制改革和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在前（1994年）,而土地财政现象在后（2000年）,那么土地财政对于缓解财政压力的结论也有待重新认识。因此,本文以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为中心,从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偏好的影响、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风险的影响角度,分别论述了土地财政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机制,提出了完善土地投融资的政策建议。第一,本文参照土地财政的发展特征和基础设施存量的发展特征,得出了财政激励是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差异的主要因素,重新认识了土地财政与基础设施供给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土地财政是基础设施投资冲动的结果,分析了土地财政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作用机制。然后使用2003-2014年的市级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得出土地财政显着促进了基础设施投资的结论。土地财政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对东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并不显着。这表明,东部地区攀升的土地要素成本、倒逼的产业结构升级、紧控的用地政策和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等因素降低了土地财政与基础设供给之间的互补性,地方政府主动降低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受城镇化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土地财政与基础设施供给之间的互补性增强,所以该地区土地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明显为正。第二,本文考察了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效果。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对项目的整体实施效果要求越来越高,社会评价的重要性凸显。当前土地财政确保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以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本文分析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分析了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发现土地财政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方式,改善了居民生活便利性,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社会评价。第三,在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中土地财政保障了地方政府的供给能力,不过基础设施超常发展的特性也加剧了自身供给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引发了一系列负的效应。考虑到土地投融资带来的风险,以金融风险为例,论述了过度依赖土地融资引发的债务风险,分析了土地财政引发地方债务扩张和偿债风险的传导机制,实证检验了土地财政对于债券评级和风险溢价的影响。这表明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掌控的最重要的隐性担保,其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债券评级和政府违约风险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了地方债务扩张和债务风险加剧。第四,本文充分考虑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土地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分析了土地财政投融资模式面临着调整和转型的重任。这就要求:一方面实行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市场化改革,引进社会资本参与,降低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减轻城市基础设施融资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改变地方绩效评价机制,改进政府治理结构,并且重构财政分权体系,优化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完善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管理制度。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土地财政是基础设施投资冲动的结果,考虑到分权背景下的增长竞争和政治竞争将长期存在。在当前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土地资源瓶颈约束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有必要针对土地财政相关制度和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机制进行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要素市场的垄断,降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同时弱化分税制改革后基础设施在增长竞争中的重要性,倡导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参与,降低地方政府供给压力,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
周新年[7]（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姜似海[8]（2018）在《资源、机会与能力：易地扶贫搬迁与农村资源重新配置的经济人类学考察 ——元阳县良心寨村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云南省元阳县良心寨村易地扶贫搬迁为切入点,在对搬迁的原因和政策环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实施过程中在国家扶贫政策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相关利益主体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机会结构和发展能力获得扶贫搬迁指标和国家政策扶持。并在移民社区建设过程中搬迁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彝族移民如何利用自身的社会文化资源实现社会结群,以及作为少数派的哈尼族移民遭遇彝族文化冲击时如何实现适应与调适。同时搬迁后,搬迁人口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机会结构和发展能力与具体的环境相结合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从而形成具有差异性的资源配置格局和发展路径选择。最终,不同的搬迁人口在资源转移的基础上如何利用国家扶贫政策和参与区域开发的机会实现自身物质资源、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拓展,进而如何利用新旧资源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进行重新组合和配置,从而在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即在资源的技术配置和社会配置的相互关系中实现搬迁人口经济收入增加、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秩序重构。从良心寨村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来看,该搬迁项目的安置类型属于行政村内就近安置,就作为避灾和摆脱迁出地居住空间限制而言,已达到其最初目的。并且行政村内就近安置搬迁人口并没有完全脱离原来的社会文化空间和放弃原来的耕地等自然资源,因此无论在社会文化还是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比较容易实现适应与调适。但作为扶贫和拓展搬迁人口发展空间的途径而言,行政村内就近安置并没有因搬迁本身而使得搬迁人口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空间得到实质性的拓展,其资源禀赋和发展空间的进一步获得依然依赖于国家扶贫政策和区域扶贫开发等发展战略的支持。因此易地扶贫搬迁能否实现脱贫与发展的目标,还取决于搬迁人口能否有效利用原来的资源以及充分利用优先获得国家扶贫政策支持和享受扶贫资源分配的权利拓展自身的资源禀赋的同时,通过政府提供的技能培训和在旅游开发中发挥自身的文化资本优势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和提升自己的发展能力。从而利用国家产业扶贫的契机调整耕地利用制度和从业结构,并积极参与区域开发实现“外部资源内部化”,实现资源和发展空间的拓展,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格局和经济发展新动能。事实上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具体实践中,不同地区因其社会发展条件和发展状况的差异,其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精准脱贫的发展路径和政策支撑也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形式。同时,由于地区文化差异以及潜在搬迁对象之间在资源禀赋、机会结构和行动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导致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因、搬迁对象类型以及搬迁实施过程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就良心寨村易地扶贫搬迁而言,作为国家和政府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政策支撑上,表现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和“红河州南部山区综合扶贫开发”政策的双重特征。从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因来看,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山体滑坡自然灾害导致部分村民居住安全出现问题,因此需要通过迁移的方式获得新的居住空间,使得生活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资源禀赋、机会结构和发展能力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搬迁户类型,主要包括滑坡受灾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随迁户以及危房改造户等;但从国家扶持政策的角度来看,又将搬迁对象划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和随迁户（即非建档立卡贫困户或同步搬迁户）两种类型;从民族成分来看,良心寨村搬迁户还可以划分为彝族和哈尼族两种类型。从而使得良心寨村易地扶贫搬迁的原因不仅仅局限于山体滑坡自然灾害上,还存在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村民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以及多方利益博弈导致搬迁户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情形,并且不同搬迁户类型不仅反映了不同搬迁人口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还导致搬迁户之间对扶贫资源以及自身的资源禀赋、机会结构和发展能力的利用方式差异,从而形成不同搬迁对象实现脱贫和发展的路径差异。质而言之,是不同搬迁户基于自身条件以及对未来发展空间的期待差异,即基于不同的机会成本考量形成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实现脱贫、发展途径。在不同搬迁人口选择、支配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等的机会、能力和方式差异中,以及由这些资源构成的资源利用或资源配置格局中,不同搬迁人口支配的不同资源的资源存量和增量的组合、增长过程不断行塑着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即在资源重新配置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并且在资源的技术配置和社会配置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实现经济资本累积向象征资本累积的资本转化,从而实现“权利的重新配置”或“支配性结构权利”的再分配。积极参与占主导地位的现存社会秩序的建构,成为重塑自身新的社会地位的能动主体。基于此,使得易地扶贫搬迁与农村资源重新配置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获得意义。
孙昊德[9]（2018）在《中国近现代建筑摄影历史研究1844-1990》文中提出建筑摄影,作为最早的摄影题材,为建成环境中的内容,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形象”,成为一系列视觉的衍生物,使得建筑的意义得以被理解、传播和具化,进而在特定社会以及文化场域中,建构一个建筑的视觉文化体系。面对这一横亘在中国近代历史发端和当下建筑实践和理论研究之间的议题,该研究立足于对建筑摄影本源性的思考:如何理解建筑摄影这一看似概念宽泛而具有明确范式的系统;“中国建筑摄影”如何在一个视觉文化体系中构建自己的历史框架;中国建筑的现代性与视觉如何相互作用。基于这些思考,本文首先为“建筑摄影”这一概念构建更为系统性的研究体系,即将其视作建筑学意义通过摄影的“视觉装置”,在特定场域内投射的“机制”,而不仅仅是一个图像的结果。与此同时,本文立足“中国”,这一地理边界以及传播场域内的建筑摄影活动,挖掘建筑视觉文化建构主体从西方到本土的过渡。本文以摄影制产为线索,针对制产的特征转变,梳理出相应的历史断代,并深度挖掘特定历史时期,建筑摄影的视觉特征、表达维度、图像风格,以及同建筑学发展的互动机制。中国建筑摄影近代历史阶段,滥觞于1844年摄影术传入的历史原点,呈现从西方主体的经典观看,向科学以及本土现代性视觉建构的转型。随着1927年前后,中国现代建筑学与实践体系的建立、专业传播场域的设立以及中国社会的普遍的现代化,建筑摄影的制产模式呈现了根本的转向,并以此为契机,走入了现代的历史阶段。期间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摄影制产呈现出强烈的集体组织与意志,并发展出了相应的“形象-技术-意涵”的风格表达。以“文革”的结束与改革开放为契机,建筑摄影进入了语义扩张的表现时代,并终止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集体性制产模式的逐渐消解,以及技术与传播模式的更迭。在理论研究体系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大量一手资料的挖掘、口述的历史归纳、以及多渠道图像和文献整理,建立起建筑学与摄影学的交叉研究体系,进行了中国近现代建筑摄影历史的断代与建构。同时,探索了历史进程中,中国建筑的视觉现代性议题,也为建筑摄影提出了一种研究方法的理论架构。
刘遹菡[10]（2017）在《产业集群视野下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字出版产业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点新兴文化产业,近年来一直是国家战略性的产业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在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当中明确提出要促进数字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加强文化产业基地规划和建设,发展文化产业集群,促进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是出版产业发展的孵化器与动力源。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我国基本已完成了全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布局,实现了 14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的批复和运营。基地的发展不仅能够为数字出版以及整个出版产业带来文化创意和技术上的创新和平台,还能够将基地周边所有数字出版的上下游企业进行有效聚集和联动,实现集群化发展。因此,本文以全国14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为研究主体,以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竞合理论、知识溢出理论等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支撑,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形成与演进、组织结构以及运行机制开展深入探讨和分析。在基础理论以及现实背景的基础上,构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运行绩效的综合评价模型,并通过数据收集和导入,实现对基地运行绩效的横向和纵向测评。本文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本文的引言部分,主要阐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利用文献分析法从产业集群以及出版基地两个方面梳理相关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同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思路。第二章为本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竞合理论、知识溢出理论等为接下来的研究构建好理论基础。第三章从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形成方式、演进动因和发展现状三个方面来挖掘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形成和演进的进程。通过分析发现,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形成有自组织、他组织以及混合组织三种不同方式。并且目前为止,基地在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经过萌芽、形成、发展和成熟几个不同的阶段,且目前各个基地处于的演进阶段各不相同。技术、市场、政府行为、人文和人才因素是推动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演进的最主要的五个因素。另外,通过基地布局、基地构成情况以及经济规模能够较为清晰的了解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发展现状。第四章从构成主体、主体间关联互动以及组织形态三个方面探讨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组织结构。全国14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组织形态各不相同,分为无核心、多层次单核心、单层次多核心以及多层次混合四种组织形态。基地的主体由核心层和辅助层构成,核心层指的是开展数字出版产业业务的企业,辅助层则包括了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高校及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以及中介组织和公共服务平台。各主体之间通过各种不同的连接方式共同参与到基地的运行当中,推动基地的整体发展。第五章分析了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作为高科技与文化融合的产业集群的三大运行机制,分别为协同创新机制、竞合机制以及知识溢出与学习机制。基地的协同创新主要由基于IP、基于数字出版产业链以及基于产学研的三种创新形式构成,是基地得以发展迅速的主要推动力。另外,竞合机制将基地内的主体全部链接起来,以横向产业链中互补而形成的竞争为主导的竞合以及以纵向产业链中互补的合作为主导的竞合两种方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以及风险共同承担,以达到共同开拓和占领市场,实现共赢的目的。而知识溢出与学习机制的存在则是加速知识和技术在基地范围内的流通,促使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能力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快速创新,能够让基地拥有作为集群形式发展的独有优势。基地中知识溢出的主体主要是基地中的企业、公共研究机构、公共服务机构以及用户,通过主动、被动以及非正式溢出三种形式产生知识流通和溢出。同时,知识溢出的主体也是进行知识和技术学习的主要来源和途径。知识溢出和学习通过知识转移、知识转换和知识收获的循环过程来实现。第六章是对全国14家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运行绩效进行的实证研究。首先确定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运行绩效的技术路径,包括评价的目标与原则、评价思路和流程以及评价方法等。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基地的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另外,在收集定量和定性数据之后,将其代入指标体系,得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运行绩效的测度和评估。一是通过4个二级模块的不同得分,能够分析出各个基地在不同模块的优势和劣势的横向测评结果;二是可以得出14个基地运行绩效的整体排名并且将其划分为绩效极高、较高、中等、较低和极低五个不同梯度的纵向测评结果。第七章是本文的总结与展望。简要陈述和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和观点,另外指出本研究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对未来的延伸研究进行展望。
二、福州 土地资本运作活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福州 土地资本运作活跃（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民国华北商号土地经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与章节安排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及进度安排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长途贸易的兴盛 |
| 第三节 商业制度的相对成熟 |
| 第二章 借贷资本的积累及向农村地区的渗透 |
| 第一节 私人借贷向专业性借贷的转化 |
| 第二节 土地金融借贷资本向农村地区渗透 |
| 第三章 商号土地经营的类型及表现 |
| 第一节 安泽租行及沁县漳泉涌 |
| 第二节 泰来恒、义兴老记与崇德厚 |
| 第三节 地商 |
| 第四章 义兴老记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家族合伙:资金来源与利润分配 |
| 第二节 义兴老记的会计 |
| 第三节 手工业经营:酒房与粉房 |
| 第四节 饲养业经营 |
| 第五节 义兴老记发展总趋势 |
| 第五章 商号土地经营研究 |
| 第一节 地权交易方式 |
| 第二节 商业资本与土地资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文献 |
| 二、今人专着 |
| 三、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符号介入型城市文化空间生产的解析研究 ——基于故宫紫禁书院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后消费时代的社会变革 |
| 1.1.2 城市发展转型的现实 |
| 1.1.3 空间研究的转向——社会、文化与虚拟 |
| 1.2 研究问题与实证案例选取 |
| 1.2.1 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博物馆文创热潮及空间重构现象 |
| 1.2.2 故宫文化空间生产的典型性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相关研究综述 |
| 1.4.1 符号与符号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 |
| 1.4.2 国内外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制研究 |
| 1.4.3 小结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符号介入型城市文化空间的形成机制 |
| 2.1 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
| 2.1.1 社会空间理论 |
| 2.1.2 结构化理论与空间实践 |
| 2.2 分析框架:符号与空间的互动关系 |
| 2.2.1 实践动因:争夺“城市权利” |
| 2.2.2 制度基础:符号的文化权力属性 |
| 2.2.3 空间作为权利实现的媒介 |
| 第三章 实证研究:故宫文化的符号化及其空间生产 |
| 3.1 紫禁书院文化空间生产历程 |
| 3.1.1 故宫文化空间的符号化 |
| 3.1.2 文化符号的空间移植与再生产 |
| 3.2 增长导向的制度结构 |
| 3.2.1 土地制度改革与增长联盟的形成 |
| 3.2.2 空间约束下的城市新增长联盟 |
| 3.2.3 社会场域的结构制约 |
| 3.3 多主体的能动实践 |
| 3.3.1 社会与大众力量推动的符号生产 |
| 3.3.2 资本力量主导的符号重塑与空间生产 |
| 第四章 符号权力支配下的空间建构结果及效应 |
| 4.1 符号介入下的空间建构结果 |
| 4.1.1 物质空间的符号化 |
| 4.1.2 符号支配的社会空间 |
| 4.2 符号介入城市空间建构的发展效应 |
| 4.2.1 积极效应 |
| 4.2.2 负面效应 |
| 第五章 符号介入的城市文化空间生产的逻辑与反思 |
| 5.1 符号介入的城市文化空间生产逻辑 |
| 5.1.1 符号生产——权利争夺 |
| 5.1.2 文化空间生产——权利实现 |
| 5.1.3 空间再生产——权力异化 |
| 5.2 符号介入的本质解读 |
| 5.2.1 大众权力彰显的工具 |
| 5.2.2 文化权力转译的工具 |
| 5.2.3 资本持续积累的工具 |
| 5.3 文化参与空间生产的批判性反思 |
| 5.3.1 后消费时代的“文化正义” |
| 5.3.2 符号介入下的“空间正义” |
| 5.3.3 思考:创意经济时代的城市IP之路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讨论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插图和附表清单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恰克图贸易 |
| 1.3.2 广州贸易 |
| 1.3.3 恰克图、广州外贸的比较及税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1.6 文章结构与安排 |
| 第二章 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的变迁 |
| 2.1 恰克图贸易概述 |
| 2.2 广州贸易概述 |
| 第三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信用机制的比较 |
| 3.1 恰克图贸易的信用机制 |
| 3.2 广州贸易的信用机制 |
| 3.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四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管理方式的比较 |
| 4.1 管理机构的比较 |
| 4.1.1 恰克图贸易的管理机构 |
| 4.1.2 广州贸易的管理机构 |
| 4.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4.2 管理政策的比较 |
| 4.2.1 恰克图贸易的管理政策 |
| 4.2.2 广州贸易的管理政策 |
| 4.2.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五章 恰克图和广州商人盛衰变迁及原因的比较 |
| 5.1 两地商人发展及原因的比较 |
| 5.1.1 恰克图商人发展及原因 |
| 5.1.2 广州商人发展及原因 |
| 5.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5.2 两地商人衰落及原因的比较 |
| 5.2.1 衰落的原因 |
| 5.2.2 衰落的理论分析 |
| 第六章 恰克图和广州商品结构与税收收入的比较 |
| 6.1 两地商品结构的比较 |
| 6.1.1 恰克图贸易的商品结构 |
| 6.1.2 广州贸易的商品结构 |
| 6.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6.2 两地税收收入的比较 |
| 6.2.1 恰克图贸易的税收收入 |
| 6.2.2 广州贸易的税收收入 |
| 6.2.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七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意义的比较 |
| 7.1 相同之处 |
| 7.2 差异之处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机理研究 ——基于空间正义视角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行业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探索和传承的当代困境 |
| 1.1.2 社会背景: 产业融合背景下非遗文化旅游的兴起 |
| 1.1.3 现实背景: 旅游产业融合发育背景下非遗街区开发现实问题 |
| 1.1.4 研究背景: 非遗旅游研究的“空间转向”和“文化转向”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3.1 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状况 |
| 1.3.2 空间正义的研究状况 |
| 1.3.3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相关研究 |
| 1.3.4 文化空间理论和应用的相关研究 |
| 1.3.5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研究状况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内容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研究样地说明 |
| 1.6 主要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依据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非物质文化遗产 |
| 2.1.2 非遗旅游街区 |
| 2.1.3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 |
| 2.1.4 空间生产机理 |
| 2.1.5 空间正义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空间生产理论 |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3章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结构要素与时空演化 |
| 3.1 文化空间的概念内涵与外延 |
| 3.2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要素、结构及特征 |
| 3.2.1 文化空间的构成要素 |
| 3.2.2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结构类型 |
| 3.2.3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主要特征 |
| 3.3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时空演变 |
| 3.3.1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时间演变 |
| 3.3.2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形态演变 |
| 第4章 从生产机理到空间正义: 文化空间生产的伦理诉求 |
| 4.1 非遗旅游街区保护和开发的基本原则 |
| 4.1.1 整体性原则 |
| 4.1.2 原真性原则 |
| 4.1.3 活态化原则 |
| 4.2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生产的逻辑框架 |
| 4.2.1 资本逻辑: 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 |
| 4.2.2 权力逻辑: 制度设计与行政主导 |
| 4.2.3 阶层逻辑: 社会主体的认同与反抗 |
| 4.2.4 消费逻辑: 后现代消费主义下“地方性”与“全球化”的较量 |
| 4.3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 |
| 4.3.1 内在动力: 资本增殖 |
| 4.3.2 外在动力: 权力主导 |
| 4.3.3 反馈动力: 阶层应对 |
| 4.4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生产的利益主体 |
| 4.4.1 地方政府 |
| 4.4.2 运营管理商 |
| 4.4.3 非遗传承者 |
| 4.4.4 居民 |
| 4.4.5 街区商户 |
| 4.4.6 游客 |
| 4.5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构建 |
| 4.5.1 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关系: 从“差序格局”到“多元混合” |
| 4.5.2 流动的异质性人际关系: 从“地缘”到“业缘” |
| 4.5.3 百花齐放的产业形态: 从“传统产业”到“跨界融合” |
| 4.6 空间正义: 文化空间生产的伦理诉求 |
| 4.6.1 在空间生产中追求正义 |
| 4.6.2 空间正义的实现路径 |
| 第5章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典型案例解析 |
| 5.1 屯溪老街的文化空间生产探析 |
| 5.1.1 屯溪老街的非遗资源与旅游现状 |
| 5.1.2 空间重构: 屯溪老街空间形态的时空演化 |
| 5.1.3 空间表征: 屯溪老街“文化空间”的符号建构 |
| 5.1.4 空间运作: 屯溪老街文化空间运作方式与生产逻辑 |
| 5.1.5 屯溪老街文化空间的生产机理 |
| 5.2 北京前门大栅栏街区的文化空间生产分析 |
| 5.2.1 北京前门大栅栏街区的非遗资源与旅游状况 |
| 5.2.2 空间重构: 北京前门大栅栏空间形态历史演化与功能变化 |
| 5.2.3 空间表征: 北京前门大栅栏文化空间符号构建 |
| 5.2.4 空间运作: 北京前门大栅栏文化空间生产方式与动力机制 |
| 5.2.5 北京前门大栅栏文化空间的生产机理 |
| 5.3 小结 |
| 第6章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生产的结果分析 |
| 6.1 屯溪老街文化空间的生产效果评价 |
| 6.1.1 老街风貌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保护较好 |
| 6.1.2 老街原真性生活维度的消解 |
| 6.1.3 空间机会的不平等: 居民缺乏空间生产参与权 |
| 6.1.4 非遗传承与发展的两极化评价 |
| 6.1.5 地方感的两级分化: 塑造符合“他者”的地方认同 |
| 6.1.6 传统与现代的混合杂糅 |
| 6.1.7 小结 |
| 6.2 北京前门大栅栏文化空间的生产效果评价 |
| 6.2.1 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双重失效的大栅栏 |
| 6.2.2 过度商业化冲击地方特色文化 |
| 6.2.3 属人性的传统生活空间的消逝 |
| 6.2.4 居民缺乏空间生产的话语权 |
| 6.2.5 非遗传承氛围一般 |
| 6.2.6 地方无感的大栅栏 |
| 6.2.7 小结 |
| 6.3 屯溪老街和北京前门大栅栏文化空间的生产效果比较 |
| 6.4 非遗旅游街区“三位一体”文化空间的生产结果总结 |
| 6.4.1 空间的实践 |
| 6.4.2 空间的表征 |
| 6.4.3 表征的空间 |
| 第7章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生产的空间正义审视 |
| 7.1 基于伦理诉求的空间正义 |
| 7.1.1 空间伦理的可能性确证 |
| 7.1.2 空间正义对传统正义理论的超越 |
| 7.1.3 空间正义的理论指向与价值基点 |
| 7.2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生产的非正义现象 |
| 7.3 空间伦理精神缺失及“异化”问题 |
| 7.3.1 伦理精神缺失的主要表现 |
| 7.3.2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异化”问题 |
| 7.4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模式选择及伦理策略 |
| 7.4.1 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模式 |
| 7.4.2 文化空间生产的伦理策略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2.1 研究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安徽屯溪老街调查问卷(本地居民) |
| 附录B 安徽屯溪老街调查问卷(外地游客) |
| 附录C 访谈提纲 |
| 附录D 屯溪老街正街店铺业态信息一览表 |
| 附录E 屯溪老街一、二、三马路店铺业态信息一览表 |
| 附录F 前门大栅栏店铺业态信息一览表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5）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对相关研究的总结与评价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的创新点 |
| 1.5.2 主要的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城市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市场 |
| 2.1.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
| 2.1.3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 2.2.2 土地产权理论 |
| 2.2.3 土地市场理论 |
| 2.2.4 地租地价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 |
| 3.1 城市建设用地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3.2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的探索与试验 |
| 3.2.1 从法律的禁锢到政策的松动 |
| 3.2.2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态：由改革试验区例证 |
| 3.3 我国现行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存在的问题 |
| 3.3.1 市场运行机制被扭曲 |
| 3.3.2 农民利益被损害 |
| 3.3.3 助长土地财政与土地寻租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建的制约因素 |
| 4.1 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法律困境 |
| 4.1.1 集体建设用地法律性质定位不清 |
| 4.1.2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规划方面法律缺失 |
| 4.2 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制度缺陷 |
| 4.2.1 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主体不明确 |
| 4.2.2 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期限不明确 |
| 4.2.3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配套制度不健全 |
| 4.3 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主体障碍 |
| 4.3.1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 |
| 4.3.2 农民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认知不足 |
| 4.4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建的市场约束 |
| 4.4.1 集体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制不规范 |
| 4.4.2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不规范 |
| 4.4.3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市场限制较多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本架构与主要模式 |
| 5.1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建的目标与原则 |
| 5.1.1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建的基本目标 |
| 5.1.2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建的指导原则 |
| 5.2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本架构 |
| 5.2.1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基本架构解析 |
| 5.2.2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建的主要内容 |
| 5.3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主要模式 |
| 5.3.1 城镇规划区内采取“实物交易+指标交易”模式 |
| 5.3.2 城镇规划区外采取“指标交易”模式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运行机制 |
| 6.1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供求机制 |
| 6.1.1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供求主体决策 |
| 6.1.3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供求均衡调节 |
| 6.1.4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供求机制的构建 |
| 6.2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价格机制 |
| 6.2.1 土地价格的本质及其影响因素 |
| 6.2.2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 |
| 6.2.3 基于效用最大化理论的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理 |
| 6.2.4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价格机制的构建 |
| 6.3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竞争机制 |
| 6.3.1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市场结构 |
| 6.3.2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竞争机制的表现形式 |
| 6.3.3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竞争机制的构建 |
| 6.4 本章小结 |
| 7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条件下的土地收益分配 |
| 7.1 集体建设用地增值收益的形成 |
| 7.2 集体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分配原理 |
| 7.2.1 集体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分配主体 |
| 7.2.2 集体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分配原理 |
| 7.3 典型试点地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实践 |
| 7.3.1 政府参与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分配的比较 |
| 7.3.2 集体经济组织参与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分配的比较 |
| 7.3.3 需求主体参与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分配的比较 |
| 7.3.4 集体建设用地收益用途规定的比较 |
| 7.4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土地收益分配机制的构建 |
| 7.4.1 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收益分配 |
| 7.4.2 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之间的收益分配 |
| 7.5 本章小结 |
| 8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风险防范机制 |
| 8.1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风险因素识别 |
| 8.1.1 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风险 |
| 8.1.2 削弱国家宏观调控的风险 |
| 8.1.3 冲击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
| 8.1.4 侵害农民权益的风险 |
| 8.1.5 降低政府管理效益的风险 |
| 8.2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风险指标评估 |
| 8.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8.2.2 判断矩阵的构造 |
| 8.2.3 层次单排序与一致性检验 |
| 8.2.4 指标层风险因素对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风险的综合权重 |
| 8.3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风险等级评估 |
| 8.3.1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
| 8.3.2 确定风险等级 |
| 8.3.3 对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风险的评估 |
| 8.4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 |
| 8.4.1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事前风险防范机制 |
| 8.4.2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事中风险防范机制 |
| 8.4.3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事后风险防范机制 |
| 8.5 本章小结 |
| 9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与发展的保障措施 |
| 9.1 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法律规则体系 |
| 9.1.1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分类标准 |
| 9.1.2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登记制度 |
| 9.1.3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规划体系 |
| 9.2 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价格体系 |
| 9.2.1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地价评估体系 |
| 9.2.2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制度 |
| 9.2.3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最低限价制度 |
| 9.2.4 建立城乡统一的地价公示和地价申报制度 |
| 9.3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机制 |
| 9.3.1 制定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分配的指导性规定 |
| 9.3.2 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税费体系 |
| 9.3.3 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多样化收益分配方式 |
| 9.3.4 规范相关主体的土地增值收益的使用方向 |
| 9.3.5 弱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 |
| 9.4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交易服务体系 |
| 9.4.1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交易平台 |
| 9.4.2 构建多元化的城乡建设用地金融服务体系 |
| 9.5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的分析 |
| 2.1 引言 |
| 2.2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现状 |
| 2.3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构成比较 |
| 2.4 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的思考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
| 3.1 引言 |
| 3.2 财政体制改革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偏好 |
| 3.3 土地投融资模式的分析 |
| 3.4 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研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 |
| 4.3 实证研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风险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 |
| 5.3 实证研究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土地财政时代城市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研究 |
| 6.1 后土地财政时代的内涵 |
| 6.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 |
| 6.3 非政府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合理性 |
| 6.4 非政府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选择路径—以PPP模式为例 |
| 6.5 非政府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保障机制 |
| 6.6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资源、机会与能力：易地扶贫搬迁与农村资源重新配置的经济人类学考察 ——元阳县良心寨村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方法 |
| (一) 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 |
| (二) 比较分析法 |
| (三) 文献研究法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有关资源禀赋的研究 |
| (二) 有关机会结构的研究 |
| (三) 有关人的发展能力的研究 |
| (四) 有关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 |
| (五) 有关移民社区重建的研究 |
| (六) 有关农村(农业) 资源配置的研究 |
| 四、中心论点 |
| 五、田野点概况 |
| (一) 牛角寨乡概况 |
| (二) 良心寨村概况 |
| 第一章 良心寨村的易地扶贫搬迁 |
| 第一节 搬迁的原因 |
| 一、自然灾害频发 |
| 二、水资源紧张 |
| 三、土地、山林资源匮乏 |
| 四、居住空间不足和基础设施落后 |
| 五、文化习俗的影响 |
| 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足 |
| 第二节 迁入地概况 |
| 一、选址原则 |
| 二、迁入地条件 |
| 第三节 投资预算、发展规划及预期效益 |
| 一、投资预算 |
| 二、发展规划 |
| 三、预期效益 |
| 第二章 搬迁对象与分户现象 |
| 第一节 搬迁对象的识别、规模调整与搬迁户类型 |
| 一、搬迁对象范围 |
| 二、贫困户的识别与扶贫资源分配的价值评判 |
| 三、搬迁对象的识别 |
| 四、搬迁对象的变化与搬迁规模的调整 |
| 五、搬迁户类型 |
| 第二节 搬迁户补助标准差异与政策纠偏 |
| 一、搬迁户补助政策 |
| 二、不同搬迁批次的补助标准 |
| 三、搬迁户人均补助标准差异与政策纠偏 |
| 第三节 分户现象及意义 |
| 一、“农转非”与分户类型 |
| 二、分户的原因 |
| 三、分户的意义 |
| 第三章 搬迁项目实施的主体实践与政策纠偏 |
| 第一节 宅基地分配的主体实践 |
| 一、宅基地分配原则 |
| 二、宅基地分配的主体实践 |
| 第二节 住房建设的主体实践与政策纠偏 |
| 一、住房建设标准 |
| 二、住房超标建设与政策纠偏 |
| 第四章 搬迁人口的社会文化适应与调适 |
| 第一节 社区组织重建 |
| 一、庙会组织 |
| 二、厨房组织 |
| 三、搬迁精英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社会关系重构 |
| 一、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关系重构 |
| 二、迁入地村民组重构 |
| 三、搬迁人口的关系重构 |
| 第三节 搬迁人口的适应与调适 |
| 一、“彝族特色村”问题 |
| 二、搬迁人口的社会文化适应与调适 |
| 三、搬迁人口生产生活的适应与调适 |
| 第五章 易地扶贫搬迁与搬迁户脱贫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搬迁户资源禀赋状况 |
| 一、搬迁贫困户资源禀赋状况 |
| 二、随迁户资源禀赋状况 |
| 第二节 搬迁户机会结构状况 |
| 一、搬迁贫困户机会结构状况 |
| 二、随迁户机会结构状况 |
| 第三节 搬迁户发展能力评估 |
| 一、搬迁人口年龄结构及分布 |
| 二、搬迁人口文化水平及技能分布 |
| 第四节 搬迁户资源配置方式与脱贫发展路径差异 |
| 一、搬迁户资源配置方式选择 |
| 二、搬迁户资源配置差异 |
| 三、搬迁户实现脱贫发展的路径差异 |
| 第六章 易地扶贫搬迁与农村资源重新配置 |
| 第一节 易地扶贫搬迁的构成要素 |
| 一、自然资源权属的转移 |
| 二、人口的转移 |
| 三、人力资本的转移 |
| 四、物质资本的转移 |
| 五、神圣事物的转移 |
| 第二节 易地扶贫搬迁与搬迁户资源拓展 |
| 一、自然资源的拓展 |
| 二、社会资源的拓展 |
| 三、人力资源的拓展 |
| 第三节 易地扶贫搬迁与农村资源重新配置 |
| 一、自然资源重新配置 |
| 二、人力资源重新配置 |
| 三、物质资本重新配置 |
| 第四节 农村资源重新配置的意义 |
| 一、农村资源重新配置的经济意义 |
| 二、农村资源重新配置的社会意义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硕士阶段参与项目和发表论文 |
| 后记 |
（9）中国近现代建筑摄影历史研究1844-199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概述 |
| 1.1.1 信息时代的建筑摄影“困局” |
| 1.1.2 建筑摄影的“中国性” |
| 1.1.3 本土建筑学研究中系统性的建筑摄影历史理论研究亟待填补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研究的议题——建筑的视觉性 |
| 1.2.2 研究的跨度——近现代 |
| 1.2.3 研究的场域——以“中国”为地理空间和传播上的限定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以建筑学切入的研究 |
| 1.3.2 以摄影和图像学切入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意义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建筑摄影的制产、表达与意义 |
| 2.1 本章引论 |
| 2.2 以摄影制产为线索 |
| 2.2.1 意图:提供建成环境的可读 |
| 2.2.2 技术:前置的建筑摄影方法 |
| 2.2.3 媒介:摄影视觉的观看结构 |
| 2.3 以建筑摄影表达维度为切入 |
| 2.3.1 建筑表现 |
| 2.3.2 科学采集 |
| 2.3.3 建筑纪实 |
| 2.4 建筑的视觉性意义 |
| 2.4.1 空间和形象的视觉重构 |
| 2.4.2 建筑信息的文本化 |
| 2.4.3 建筑文化价值的形成 |
| 上篇:近代中国建筑摄影的启蒙与探索 |
| 第3章 建筑临摹:场景的祛魅与返魅(1844-1900) |
| 3.1 本章引论 |
| 3.2 建筑摄影的启蒙与影像殖民 |
| 3.2.1 成为科学性与客观性坐标系的建筑摄影 |
| 3.2.2 建筑摄影与欧洲城市场景 |
| 3.2.3 中国场景的初始建构与形象的“攫取” |
| 3.3 建筑摄影制产主体的雏形 |
| 3.3.1 固定的耕耘:中国早期照相业的形成 |
| 3.3.2 流动的纪实:独立及业余摄影师的实践 |
| 3.4 :中国场景再现的多元维度 |
| 3.4.1 菲利斯·比托:中国建筑场景的双向性格 |
| 3.4.2 约翰·汤姆森:社会调查视角下的时代图景 |
| 3.4.3 涌现的工业场景建筑摄影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建筑写真:建筑学的装置和观念(1900-1927) |
| 4.1 本章引论 |
| 4.2 本土摄影理论的滥觞与场景的“真”与“意” |
| 4.2.1 中国本土摄影理论萌芽与建筑摄影 |
| 4.2.2 城市场景的新视觉 |
| 4.3 成为建筑学装置的建筑摄影 |
| 4.3.1 小川一真:建筑科考摄影与制图的“一致性” |
| 4.3.2 恩斯特·鲍希曼:中国传统建筑“基因”与画意表现 |
| 4.3.3 奥斯瓦尔·喜仁龙:北京城墙研究与类型学摄影 |
| 4.4 科学考察中的建筑摄影制产 |
| 4.4.1 威廉·埃德加·吉尔:场景的嬗变与清末的新政建筑 |
| 4.4.2 爱德华·沙畹:人文科考的类型采集 |
| 4.5 本章小结 |
| 下篇:现代中国建筑摄影的成熟与更迭 |
| 第5章 建筑媒介: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斡旋(1927-1949) |
| 5.1 本章引论 |
| 5.2 建筑摄影的现代性制产 |
| 5.2.1 现代建筑纸媒与建筑摄影,以《中国建筑》和《建筑月刊》为例 |
| 5.2.2 建筑摄影在商业照相馆的成熟:“定妆照”与工程纪实 |
| 5.2.3 大众阅读中的建筑形象 |
| 5.3 中国建筑的民族性建构 |
| 5.3.1 梁思成:中国建筑“词汇”与“文法”的可读性 |
| 5.3.2 孙明经与庄学本: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科考与建筑摄影 |
| 5.3.3 郎静山:中国建筑场景的画意表达 |
| 5.4 建筑摄影的“新视觉” |
| 5.4.1 中国建筑现代性争辩中的建筑摄影 |
| 5.4.2 黑白影社与金石声:上海的现代都市场景 |
| 5.4.3 霓虹、夜景与现代 |
| 5.4.4 室内建筑摄影与日常的现代性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建筑纪实:技术理性与集体叙事(1949-1976) |
| 6.1 本章引论 |
| 6.2 建筑摄影的集体性制产 |
| 6.2.1 建筑设计的集体转向与建筑摄影 |
| 6.2.2 建筑摄影的专业化传播场域 |
| 6.2.3 建筑摄影读者的强化 |
| 6.3 科学采集与功能性建筑表达 |
| 6.3.1 首都建设前期的街景拍摄调查 |
| 6.3.2 图纸化的摄影表达与工程纪实 |
| 6.4 建筑摄影的集体叙事 |
| 6.4.1 ―建筑设计十年”,建筑形象制产的巅峰 |
| 6.4.2 集体创作的高潮——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纪实 |
| 6.4.3 工业的跃进与技术“革命”的崇拜 |
| 6.4.4 现代城市的影像纪实与记忆锚点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建筑表现:建筑语义的扩张(1976-1990) |
| 7.1 本章引论 |
| 7.2 建筑摄影制产的市场化转向 |
| 7.2.1 建筑设计的企业化改制与建筑摄影 |
| 7.2.2 当代建筑纸媒与建筑摄影的多元化探索 |
| 7.3 建筑表现与彩色建筑摄影 |
| 7.3.1 建筑表现:新语境的催化剂 |
| 7.3.2 建筑摄影媒体的色彩革命 |
| 7.4 建筑摄影语义的扩张 |
| 7.4.1 建筑摄影与建筑批评 |
| 7.4.2 建筑摄影与当代设计思潮 |
| 7.4.3 建筑摄影与怀古主义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提出一种建筑摄影的理论研究体系 |
| 8.1.2 中国建筑摄影近现代历史的断代 |
| 8.1.3 中国建筑的视觉现代性的建构 |
| 8.2 问题与不足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建筑摄影师访谈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产业集群视野下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之处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飞速发展 |
| 1.1.2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成为产业发展的动力源和孵化器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产业集群研究 |
| 1.2.2 出版产业基地研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2 理论基础 |
| 2.1 产业集群相关理论 |
| 2.1.1 规模经济理论 |
| 2.1.2 工业区位论 |
| 2.1.3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
| 2.1.4 增长极理论 |
| 2.1.5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2.1.6 GEM因素模型 |
| 2.2 社会经济网络理论 |
| 2.3 知识溢出理论 |
| 2.4 竞合理论 |
| 2.5 小结 |
| 3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形成与演进 |
| 3.1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形成和演进动因 |
| 3.1.1 技术因素 |
| 3.1.2 市场因素 |
| 3.1.3 政府因素 |
| 3.1.4 人才因素 |
| 3.1.5 人文因素 |
| 3.2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形成方式 |
| 3.2.1 自组织方式 |
| 3.2.2 他组织方式 |
| 3.2.3 混合组织方式 |
| 3.3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演进历程 |
| 3.3.1 萌芽阶段 |
| 3.3.2 形成阶段 |
| 3.3.3 成长阶段 |
| 3.3.4 成熟阶段 |
| 3.4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现状 |
| 3.4.1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布局 |
| 3.4.2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构成方式 |
| 3.4.3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经济规模 |
| 4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组织结构 |
| 4.1 基地主体 |
| 4.1.1 核心层主体 |
| 4.1.2 辅助层主体 |
| 4.2 主体间关联互动 |
| 4.2.1 基地企业之间互动 |
| 4.2.2 政府与基地之间互动 |
| 4.2.3 高校、科研院所与基地之间互动 |
| 4.3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组织形态 |
| 4.3.1 无核心组织形态 |
| 4.3.2 多层次单核心组织形态 |
| 4.3.3 单层次多核心组织形态 |
| 4.3.4 多层次混合形态 |
| 5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运行机制 |
| 5.1 基地运行机制概述 |
| 5.2 协同创新机制 |
| 5.2.1 协同创新机制的内涵 |
| 5.2.2 协同创新的动力 |
| 5.2.3 协同创新的组织形式 |
| 5.3 竞合机制 |
| 5.3.1 竞合的内涵 |
| 5.3.2 以竞争为主导的竞合 |
| 5.3.3 以合作为主导的竞合 |
| 5.4 知识溢出与学习机制 |
| 5.4.1 知识溢出与学习机制的内涵 |
| 5.4.2 知识溢出主体分析 |
| 5.4.3 基地知识溢出的过程和机理 |
| 5.4.4 基地知识溢出与学习的形式 |
| 6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运行绩效 |
| 6.1 基地运行绩效及其评估的意义与功能 |
| 6.2 构建运行绩效评价体系 |
| 6.2.1 评价指标的筛选和确定 |
| 6.2.2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立 |
| 6.2.3 基地运行绩效评价模型 |
| 6.3 基地运行绩效评价过程与结果 |
| 6.3.1 评价过程 |
| 6.3.2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小结 |
| 7 总结与讨论 |
| 7.1 本文主要结论 |
| 7.2 本文创新之处 |
| 7.3 本文的不足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福州 土地资本运作活跃（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民国华北商号土地经营研究[D]. 刘新龙. 河北大学, 2020(08)
- [2]符号介入型城市文化空间生产的解析研究 ——基于故宫紫禁书院的实证[D]. 王宇彤. 南京大学, 2020(05)
- [3]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D]. 贾瑞. 山西大学, 2019(01)
- [4]非遗旅游街区文化空间的生产机理研究 ——基于空间正义视角的反思[D]. 郑久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9(02)
- [5]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构建研究[D]. 王欢. 山东农业大学, 2019(01)
- [6]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D]. 杜金华. 厦门大学, 2018(07)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8]资源、机会与能力：易地扶贫搬迁与农村资源重新配置的经济人类学考察 ——元阳县良心寨村的个案研究[D]. 姜似海. 云南大学, 2018(01)
- [9]中国近现代建筑摄影历史研究1844-1990[D]. 孙昊德. 清华大学, 2018(04)
- [10]产业集群视野下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研究[D]. 刘遹菡. 武汉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