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仲淹对人民活动的热爱

一、范仲淹爱民活动浅论（论文文献综述）

刘梅^[1]（2021）在《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参使用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参在教师备课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这就使得对教参的研究极为必要。本文以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参为研究对象,由五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论述选题的缘由,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进行梳理,阐明本文对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参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探讨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参的编写理念和主要内容。教参编写以课程标准为指导思想,教师把握教科书内容的同时,又为教师的个人创造留下空间,强调语文知识与能力,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横向分析教参内容,研究教参对教材四大系统的扩展情况。第二章,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参的使用情况调查分析。先以课堂观察的研究方法,分析教参与《醉翁亭记》课堂实录及其教学设计的内容关联情况。再以问卷和访谈的调查方法,了解教参在九年级语文一线教学中的使用情况。研究表明,教师可从教参中提取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建议等实用信息,但教参也存在着内容理论化、使用片面化和不受重视等问题。第三章,考察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参的使用策略。依据前文研究结果,提出“教学重点”“课文研读”“资料链接”的使用策略,与课程标准、教材进行关联性分析,论证所提策略的科学性和指导性。第四章,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参视域下的教学设计探究。根据以上研究,以《送东阳马生序》和《范进中举》两篇课文为例,结合教参内容,解读文本,依据使用策略进行教学设计实践。

杨小红^[2]（2021）在《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北宋初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田锡承袭了汉唐文化之优良传统,针对宋初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致力于社会风气的变革。在士风卑弱的情况下,田锡忠公体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君子形象为士林树立了榜样。他力图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一扫文坛的五代余弊,并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尝试。本文将田锡置于北宋文化大背景下,考查他在士风建设和文学革新上所做出的贡献,论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分析宋朝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士风及文风的困境。宋初承五代之乱,文化生态处于一个十分困顿的境地。一方面,士林的风气以隐逸、因循及躁竞为主,士大夫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整体风貌并不乐观。另一方面,在文坛上,过于藻饰的四六骈文专注于歌功颂德,无真实情感可言,而白体诗人、九僧与隐逸诗人,作诗皆为书写一己之性情,文学应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荡然无存。宋廷为了解除困境,重建儒道,亦付出了不少心力。尽管如此,仍是收效甚微。而田锡的出现,不仅顺应了宋廷文化建设之形势,还以他个人的努力,形塑了宋代士人之典范。第二章阐述田锡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对他的政治人格和文学表现产生的影响。田锡生于西蜀,人生最重要的青年时期都是在蜀地度过的。蜀地以儒学为宗、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田锡。他出身平民阶层,祖父及父亲皆是高尚不仕的名士,其父虽不从政,但自田锡幼时开始,便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步入仕途。在父母去世后,他深感偏居一隅所获得的知识和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于是选择了出蜀游学,在这段时间里,他品尝到了人世间的辛酸,同时也在主流文化的熏陶下获益良多,为他以后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些独特的经历,才形成了田锡独特的思想性格和特定的心理结构。第三章论述田锡在宋初核心价值观重构中的先导作用。基于两蜀政权所承唐代典章文物的浸染以及自身对唐文化的向往,田锡主张承继唐统,但在传承唐文化有益于宋廷部分的同时,他又结合时代之需要,勇于革新,力求创造出一个属于有宋的时代。他将儒家道德价值体系视为国家社稷的根本,积极致力于儒家思想体系的重塑。他的政治思想,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外,还带有宋初独有的时代特性。作为传统儒士,田锡专注于自我人格的完善,而宋初对外战场的失利,也使得田锡开始对华夷之防愈加重视,这些都对内敛的宋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章论析田锡在北宋士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宋朝士大夫群体自我角色的认同感,可谓历代罕有。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一朝之事,除了宋朝统治者对士大夫的优待和宽容外,宋初士大夫起到的带头作用功不可没,而田锡可以说是士风崛起的表率和有力号召者。面对帝王,不同于由五代入宋的贰臣的明哲保身,田锡敢于直谏,充分体现出一个士大夫应有的风骨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觉悟;而对社稷百姓,他关心民瘼,为百姓畅意直言,表现出传统士大夫强烈的责任感与社会担当。第五章分析田锡的散文理论及创作。作为宋初古文家之一,田锡与其他古文家在理论和创作上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他重视“文”的社会功用,认为“道”是“文”的基础,但同时又主张“文”“道”并重,承认“文”的独立性。受道家思想影响,他提倡自然的文风,体现出儒道合流的文学倾向。田锡创作的散文类型丰富,大多以汉唐文统为宗,具有典雅清丽、文质意远的特色。第六章论述田锡的诗学思想及诗歌创作。与田锡经世致用的文论观相对应,田锡主张恢复诗歌的美刺传统。而另一方面,田锡视诗歌为余事,将其看做消遣自适的工具,对诗歌政治方面的要求远低于散文。因此,与其他古文家不同,田锡对艳丽的诗风十分包容。他所创作的诗歌风格多样,融会前代诗歌大家之长却又能自出机杼,具有自己的特色,为宋诗开辟新径、独立于唐诗之外提供了有力的尝试。第七章阐述田锡对北宋士大夫群体的影响。田锡久历官场,结识了大批君子之友。身在宫阙时,他以身示范,为朝中士大夫树立了榜样;为官地方时,他充分发挥儒家淑世之精神,致力于当地民生的治理和风俗的淳化。不管是在士风上还是文学上,田锡对当时及后世的士大夫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对川籍士大夫以及庆历时期的众多士大夫,田锡的影响尤巨。他高尚的政治人格,使其成为砥砺士风的先驱,以及范仲淹、司马光等人崇拜的偶像。他的诗文理论,对北宋文坛巨匠——“三苏”和欧阳修的文学观亦有着一定的启迪。

李佳娟^[3]（2020）在《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发展历史任务的变化,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家风成为必然趋势。新时代需要好家风,而与时俱进的好家风尚未完全形成,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进行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的问题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好家风不仅对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对国家的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研究,以新时代家风应包括怎样的内容为研究对象,并采用文献调研、实证研究、跨学科研究和归纳演绎等方法,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原则、内容和路径等进行研究。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与之合拍、同步的家风,是充分发挥良好家风作用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构建新时代家风,要在当前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特点、功能进行符合时代背景的阐述,进而以此为基点,阐述新时代家风建设的依据、原则、内容与路径。从概念到依据到原则到内容再到构建路径,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全过程,回答的是新时代家风的概念、构建的可能性、构建的方向、构建的内容以及如何进行构建的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为源泉,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新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基,以满足广大家庭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家风建设需求为目标,构建有民族特色的、反映人民群众良好家庭面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家风。从特征看,新时代家风具有时代性、导向性、传承性、创新性、感染性、连接性和规范性,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新时代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支撑、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对新时代精神文化的彰显四个方面。新时代家风的构建,是一个基于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建设工程。从历史依据看,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源泉,要发挥传统优良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积极作用,红色革命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重要支撑作用和社会主义好人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础作用。从理论依据看,马克思主义家庭观、道德观、文化观,尤其是习近平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的新发展,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理论指导。而从现实依据看,家庭的变迁、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初步探索、新时代家风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需求,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现实动力。新时代家风构建要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得以实现,各个原则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要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家风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促进传统家风更好地继承。坚持本土与世界相融合原则,要吸收借鉴国外的家风建设资源,使之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服务。坚持主体与对象相契合原则,则要使新时代家风的构建契合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主体的需要。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目的在于促使新时代家风实现神形兼具。新时代背景下,广大家庭要建设什么样的家风已经成为现实之问。从立身、治家、处世、致用、强国层面出发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促使家风与时代合拍、同步。立身之风包括知书达礼、审慎自律、尊老爱幼、择贤而友的核心内容,立身家风构建得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才能扣好。治家之风表现在健康生活、勤劳简约、互敬互爱、和顺和睦,治家家风能够为家庭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构建宽容豁达、与人为善、待人以诚、敬畏自然的处世家风,旨在让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做到宽容、友善、诚信和敬畏。而构建知行合一、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致用家风,是立足时代的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而进行家风建设的指向。在追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过程中,构建遵纪守法、开拓创新、爱党爱国、共建共享的强国家风,有助于以优良家风为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新时代家风的构建,要通过构建主体、构建载体、宣传方式、构建方法等具体的路径得以实现。家庭成员、广大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国家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主体,“六位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从载体看,要借助传统节日、地方文化、家风故事、文化产品等多重载体,促使广大家庭重视家风、构建家风。从宣传方式看,既可以利用传统的宣传方式,也可以通过新兴的宣传媒介展开宣传。从构建方法看,需综合运用言传身教、说服引导、榜样示范、比较鉴别等方法,进而实现家家构建家风、形成家风的良好态势。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进行界定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基础,阐述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是构建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前提,而明确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原则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方向,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内容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核心,新时代家风构建的路径则是构建新时代家风的关键所在。良好家风对社会风气具有支撑作用,新时代家风的构建与形成,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具有积极价值。如果全社会重视新时代家风、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以良好家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潘婷^[4]（2020）在《北宋循吏研究 ——以《宋史·循吏传》为中心》文中指出自司马迁始创《循吏列传》后,循吏一词逐渐成为了士民心中理想官吏的典范与代表,不仅为历代史家所重视,也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推崇的对象。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优待儒士的宋廷涌现出了 一批公忠为国、仁爱为民的有能之士。《宋史·循吏传》中记载了元代史官择录的十二位北宋循吏,他们多以科举入仕,集中出现在北宋前中期,这与北宋忠厚立国、重典治吏的政策以及逐渐完善的选官任官制度密切相关。此十二人尽管人数较少,但无疑展现出了可以循吏着称的北宋优秀官吏所具备的各种素质。北宋循吏为政以正己为先,修身而后安民,本以仁爱教化之念施政一方。他们是忠君的楷模,是忠于职守的典范,他们在劝课农桑、赈灾救荒、平决狱讼等方面政绩卓越,广受赞誉,盖因他们能在遵守国家政策与法度的同时,顺应民情,因地制宜、因时而为。北宋循吏治行卓越,在宦海沉浮中始终以利国利民为务,展现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行政能力。作为统治阶层的部分,他们兴利除害、省赋恤民、宽仁施政,有效调节了官与民、国与民的关系,最终得以稳定既有的统治秩序。在呈现北宋循吏形象时,宋、元士人除了沿用“飞蝗出境”等书写模式之外,对“汉唐”循吏故事也表现出独特的关注。元代史官在编纂过程中鲜明地表现出对“仁义道德”的偏爱和对“功利”的摒弃,受此偏好及北宋政治斗争的影响,循吏形象在宋、元文献中出现偏差。循吏作为世人价值判断的产物,受到一时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略有不同的形象。

李亚辉^[5]（2020）在《北宋真定贾氏家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贾氏家族因贾纬修撰《旧唐书》而得以入仕做官,从此家族开始发迹。到第二代贾琰成为宋太宗的潜邸大臣而倍受宠信,家族进一步壮大。第三代成员贾黄中官至参知政事,家族走向繁荣。第四代成员贾昌朝位列宰相,达到家族的鼎盛,从而正式跻身世家大族的行列。第五代成员贾青、贾炎、贾蕃各有成就亦在仕途上经历挫折,但仍能维系家族繁荣。直到北宋末年,伴随着金兵入侵,家族走向衰落。本文利用相关资料在考证贾氏家族姓氏来源、里籍变迁、家族世系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贾氏家族起家与鼎盛的关键人物贾纬、贾黄中、贾昌朝并对以上三人在政治上的成就以及对当时的影响作出相应论述。北宋中期及宋室南渡后,贾氏家族逐渐衰落,结合其家族代表人物,分析其家族衰落的原因除了与两宋之交社会动乱的大背景有关外,还与荫补、党争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同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家族整体的婚姻与交游情况作了系统考证,分析其婚姻与交游所具有的的特点。又对其家族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论述,并对其家族着述的存佚情况作了认真考证。纵观真定贾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作为北人的贾氏家族,通过科举以及家族成员个人的努力,逐步迈向世家大族。科举与当时的的政治环境对家族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通过贾氏家族的兴衰荣辱亦可管窥整个宋朝的发展轨迹。

李唯彤^[6]（2020）在《范仲淹家风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范仲淹的家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风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并始终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重要支撑。现阶段关于家风建设的理论研究已逐渐成为当代的重要课题,究其原由离不开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具体现实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亟待理论指导的需求。本文以范仲淹家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伦理思想,以之为建设优良家风,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更好的现实以及理论基础。范仲淹家风的形成与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同时也是其伦理思想的深刻反映。现实生活使他养成了勤俭的品质,激发了他对家道亲情的渴望与依恋,同时塑造了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以民为本”的家国情怀。反映在道德理念上,主要表现为:积极进取与超脱逍遥的人生态度,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人生价值,重义轻利与少私寡欲的道德品质。范仲淹家风的伦理内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以仁为本、以义为上、以国为家、以孝为先、以俭养德。范仲淹继承并发扬儒家“推己及人”的情怀,讲求天下为“亲”,先忧后乐;秉承“义先行”的君子之行,讲求利满宗族,广施义举;坚持“正邦先正家”的家国观,讲求以身许国,清正廉洁;践行以孝为先的传统伦理,讲求善事父母,慎终追远;重视“修身自省”,讲求勤俭为本,立德树人。由此展现了范仲淹家风的伦理内核:胸怀天下的忧乐观、侠肝义胆的人生观、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观、敬祖爱亲的家庭观以及“勤俭助人”的生活观。范仲淹的家风是中国传统社会优良家风的代表,其中蕴含的伦理精神对于当代家风建设乃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都给以深刻的启示。家风是优良道德的重要载体和媒介,加强优良家风建设有助于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同时有助于巩固和夯实社会主义道德的生活根基。家风通过价值引领、道德规约、道德教化作用的发挥,有助于培养个人美德。优良家风可以促政风,化民风,有助于涵养社会风尚。因此我们应加强对古代优良家风文化的挖掘与探索,加强现代优良家风建设,以之巩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张俊英,张伟军^[7]（2019）在《近60年以来范仲淹政治思想研究述评》文中提出近60年以来,学术界对范仲淹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多,出版研究着作30多部,公开发表相关研究论文7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范仲淹的民本理念、忧患意识,政治改革（庆历新政）,勤政廉政思想、法治思想,君臣关系,主要政绩等多领域多方面,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并有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的趋势。根据近60年以来有关范仲淹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献整理、学术梳理和回顾反思,在肯定取得显着成绩的同时,也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并进而解决问题,达到质的突破,推动范仲淹研究的不断发展。

梁瑾^[8]（2019）在《北宋学人唐史论专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北宋中期,国家内忧外患,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北宋君臣一直致力于从历史中寻求挽救危机的途径。而在北宋的学术界,产生了一股研究唐史的热潮,同时伴随着理学的产生,对史学家论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孙甫《唐史论断》、范祖禹《唐鉴》、张唐英《唐史发潜》三部史书是北宋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评论性史书,皆以唐代历史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总结出唐代历史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从而达到为当政者提供鉴戒的目的。孙甫所撰《唐史论断》的内容主要是对于唐代历史事件的评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君臣关系的探讨;二是对于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事件的探讨,如朋党问题、宦官擅权的问题、藩镇割据、民族关系的处理等等。范祖禹所撰《唐鉴》带有很强烈的理学色彩,在对“君道”、民族问题、“祖宗之法”等问题的探讨中始终贯穿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张唐英所撰《唐史发潜》则主要是对唐代君臣的辩护或者批判,并进一步挖掘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史事,从而揭示这些史事潜在的真相,并强调“春秋褒贬”的治史理念。三位史学家对唐代历史的评论和研究各有其倾向和侧重,但他们的研究也体现出这一时期史学家探讨唐史的共同特点,在编纂上皆为以编年形式为主的史评着作,皆以鉴戒前代历史为撰述宗旨,同时体现出史学理学化的发展倾向。三部史书在北宋史学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史学史发展过程来看,它们的出现加深了关于唐代历史的研究,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发展起推动作用。此外,这三部史书体现了古代史学的鉴戒传统,为北宋君臣挽救社会危机提供鉴戒,反映了史学与社会的互动,体现了史学的社会功用。

遆羽欣^[9]（2019）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太湖流域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水环境与太湖流域城市的发展和地域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太湖流域河湖密布,水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本要素,人与水的互动贯穿了太湖流域的开发历史。水环境治理与风景营建相结合,塑造了太湖流域的传统地域景观。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文人士大夫凭借自身知识体系和文化艺术修养,通过大量的水土整治和风景营建实践,形成了一套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审美意境的整体性水环境治理及风景营建理论体系,对传统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论文通过古今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图示化分析的研究方法,以风景园林的视角,研究文人士大夫在太湖流域的水环境治理以及与之相结合的风景营建实践,探讨士人阶层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和特征。具体而言,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身份特征和相关的修养准则,以明确文人士大夫与营建活动的关系;并从隋以前、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四个阶段梳理了文人士大夫在太湖流域的水环境治理及风景营建沿革。然后,论文系统解读了文人士大夫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即水利建设、农业规划和城市风景营建耦合叠加的理论体系。其中,水利建设包括开河浚河、修堤筑圩、建闸筑坝三项基本策略;农业规划包括根据水文特征进行分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性规划、基于防洪需求、基于用水需求的农田规划;结合水环境治理的城市风景营建包括水适应性城市景观的营造、以园林化的造景手法对水利设施的改造、以诗文书画和城市八景的创作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发掘、整合和意境的赋予。在此基础上,文章又以苏轼、陈一谦、许瑶光为例,通过其对杭州、平湖、嘉兴三地水环境治理及风景营建实践的研究,分析在不同尺度、环境和需求下治理思路的差异和共性。最后,论文总结文人士大夫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特征,并针对当今中国城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文人士大夫传统经验的现代价值,从而为今天的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借鉴。

王彬^[10]（2019）在《宋代律赋研究》文中指出律赋以限韵与对偶为主要特征,是辞赋中形式要求最为严格的一体。律赋产生于初唐,但其诸多因素已孕育在南北朝时期的骈赋中。律赋产生后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并借助科举之力发展壮大。律赋在唐代经历了定型、兴盛、新变三个时期的充分发展,及至宋代,律赋的体式已相当成熟、稳固。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说,唐代律赋研究领域已产出了很多成果,而宋代律赋研究领域的成果却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因此对宋代律赋展开全面研究是有必要且有意义的。宋代科举考试为宋代士人的律赋创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宋代科举的科目设置中,进士科影响最大,也是试赋的主要阵地;诸科、制科、武举等皆不试赋。宋代的进士科试赋有殿试、省试和解试三个层级,这三个层级的试赋活动并不同步,其中省试与解试中的试赋活动对宋代律赋的长期存在与繁荣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宋代科场有一种“用赋取人”的现象。“用赋取人”不仅仅是指科场采用律赋这种文学样式来考试举子,它更重要的意思是说宋代科场倾向于用赋来决定举子的去留及名次的高低。宋代科场“用赋取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广大举子十分重视律赋的写作训练,律赋指导用书更是盛行于世。宋代科场的重赋风气对宋代律赋的整体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律赋观即是指人们对律赋的认识与看法,它主要回答律赋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到主体的价值判断。考察宋人的律赋观应该从两个角度入手。在宋代,人们看待律赋、谈论律赋有两个立场。一是律赋的写作者,他们大多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一是科举政策的议论者,他们基本上是已经入仕的官员。由于身份不同,这两类人在看待律赋时的角度就很不一样。那些律赋的写作者,或者说,那些为了应试而写作律赋的文人,他们一般把律赋视为入仕的敲门砖,即“仕进之具”;那些议论朝廷科举政策的人,已然身在仕途,他们往往将律赋视为选拔人才的工具,即“取士之阶”。当宋人将律赋视为“仕进之具”的时候,他们一般不承认律赋具有多么崇高的价值,并流露出一种“不得已”的创作态度。当他们将律赋视为“取士之阶”的时候,又分化出了两大阵营,一是诗赋取士的支持者,一是诗赋取士的反对者,两者之间存在着旷日持久的争论。宋初律赋尚未摆脱唐代律赋风气的濡染。太祖、太宗朝的律赋具有芊眠清丽的美学风格、“以古赋为律赋”的结构方式和润色鸿业的颂美倾向,这些特征均为唐代律赋的流风余韵。淳化年间,宋太宗意欲变革科场风气和律赋风尚,但在具体策略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其变革的努力并未奏效。真宗朝律赋深受西昆体文风的影响,在因袭唐代律赋风气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夏竦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律赋作家。夏竦的律赋风格由清丽趋于浓丽,颇有香艳气息;其律赋中的山林之气已大幅度消减,历史题材的作品明显增加。当然,夏竦律赋中仍然存在着歌功颂德的倾向,但颂美的方式却由直白转为深婉。在宋代律赋发展过程中,仁、英两朝是一段重要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律赋风貌发生转变,从唐风犹存走向另辟蹊径,并出现了令人惊叹的繁荣景观。天圣、明道年间,朝廷对律赋命题进行了规范,使得律赋的题材内容多与国家政治生活有关,呈现出了宋人引以为傲的“朝廷气象”。宋庠、宋祁两兄弟是天圣、明道年间的重要律赋作家,其作品洋溢着浓厚的庙廊气息,风格雅正。庆历新政期间,贡举新制试图简化律赋写作程式。早在庆历二年,欧阳修就曾尝试着变革律赋,这成为了庆历贡举新制简化律赋程式之构想的前期准备与理论来源。庆历贡举新制很快破产,但却在庆历六年的贡举中实施过一次,并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皇佑、治平年间,律赋发展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名作纷呈,一时盛况空前。此外,经过古文运动的洗礼,律赋的语言风格也趋于平易流畅。宋代律赋的发展进程在神宗朝出现第一次断层。在熙宁变法前夕,朝廷上围绕着是否废除诗赋取士展开了广泛讨论,最终经义取士的支持者占据了上风,并于熙宁四年将诗赋取士全面罢黜。神宗去世后,哲宗以冲龄即位,朝政由高太后把持,恢复祖宗旧制成为元佑时期的主旋律。经过十多年的废置,律赋重返科场。总体而言,元佑时期的律赋创作颇有起色,李荐、苏轼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苏轼在熙宁变法之前便已登第,他在元佑年间的律赋创作没有那么强的功利目的,所以能以日常之物为表现题材,使律赋呈现出一定的日常生活化倾向。南宋律赋流传至今的不是很丰富,对南宋律赋的发展历程只能进行有限度的管窥。南宋前期律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而中后期的律赋则受理学影响甚深。从题材内容上来说,宋代律赋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治道”类,一是“典礼”类。“治道”类律赋以议论为主,最能体现宋代律赋的思想性,而且这些谈论“治道”的律赋多将注意力聚焦到帝王身上,对帝王的行为、品德进行多方面的规范,例如主张帝王应该爱民如子、礼贤下士、寅畏天命、从谏如流等等。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在有意识地限制、约束皇权的无限膨胀。“典礼”类律赋以描写各种典礼仪式为主,这些典礼仪式往往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实在之物,而是儒家典籍中的文字记载,因此这些“典礼”类律赋具有明显的知识化倾向。在这些“典礼”类律赋中,礼乐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充分重视。在对各类典礼仪式的描写中,关于吉礼的描写最为丰富。另外,“典礼”类律赋中也有许多关于古代音乐的知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宋代律赋会受到科举程式、习惯和技法的规范与制约。程式即是指场屋中程文的格式,是举子必须遵守的考试规范。宋代科举程式对诗赋答卷的卷面安排做了详细规定。科举程式还要求律赋必须押官韵、不得落韵、不得重叠押韵、不得犯忌讳等,稍有不慎,就会被黜落。律赋的写作习惯主要体现在结构方面。宋代律赋的结构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头、项、腹、尾,其中腹又可分为胸、上腹、中腹、下腹、腰五小部分,总共加起来,也就是八个段落,而且是由“一韵管一段”。在具体写作中,律赋的破题十分关键,可以说是律赋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宋人在谈论律赋写作时,常提到要“斗难、斗巧、斗新”,为的是要“高人一着”。只有“高人一着”,才能在科举考试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宋代士人非常看重律赋写作的各种技法,将其视为科场决胜的法宝,因此他们对律赋写作中的认题、命意、择事、用字、押韵等技巧的探讨十分精微。王禹偁、范仲淹、楼钥是值得进行个案研究的律赋作家。王禹偁的律赋创作中存在一个“言不由衷”的现象。王禹偁是一位儒家思想浓厚的文人,但在谪贬商州时期,他写作的律赋却以阐发黄老思想为主。王禹偶的这部分律赋并不能代表他个人的真实思想,而是对宋太宗提倡黄老之治的迎合。王禹偁之所以积极迎合宋太宗的政治主张,为的是谋求内徙,具有强烈的功利性目的。范仲淹是现存律赋最多的宋代律赋作家,他也曾编纂过一部名为《赋林衡鉴》的科举用书,然而很多人对范仲淹律赋及其《赋林衡鉴》的认识存在偏差。在宋代,范仲淹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律赋名家,他也没有那么看重律赋。范仲淹的律赋创作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左右,一是仁宗天圣五年左右,皆在庆历新政之前,那种认为范仲淹律赋与庆历新政有密切关系的看法并不准确。由于《赋林衡鉴》以编选唐人律赋为主,它在宋代的影响也是很有限度的。楼钥的律赋主要写作于宋孝宗登基之初,多以抗战为主题,并且对抗战的条件、策略等做了全面分析。这些以抗战为主题的律赋作品生动展现了楼钥的爱国热情。在对宋代律赋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发现,宋代律赋创作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它不仅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衰微,而且十分兴盛。宋代律赋形成了有别于唐代律赋的独特风貌,具有相当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二、范仲淹爱民活动浅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范仲淹爱民活动浅论（论文提纲范文）

（1）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参使用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北宋循吏研究 ——以《宋史·循吏传》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北宋真定贾氏家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范仲淹家风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60年以来范仲淹政治思想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8）北宋学人唐史论专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太湖流域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宋代律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范仲淹爱民活动浅论（论文参考文献）

• [1]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教参使用策略研究[D]. 刘梅.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0)
• [2]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D]. 杨小红. 兰州大学, 2021(09)
• [3]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D]. 李佳娟. 苏州大学, 2020(06)
• [4]北宋循吏研究 ——以《宋史·循吏传》为中心[D]. 潘婷. 苏州大学, 2020(03)
• [5]北宋真定贾氏家族研究[D]. 李亚辉. 河北大学, 2020(08)
• [6]范仲淹家风伦理研究[D]. 李唯彤.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7]近60年以来范仲淹政治思想研究述评[J]. 张俊英,张伟军. 社会科学动态, 2019(10)
• [8]北宋学人唐史论专书研究[D]. 梁瑾. 云南大学, 2019(03)
• [9]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太湖流域基于水环境治理的风景营建思想与实践研究[D]. 遆羽欣.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10]宋代律赋研究[D]. 王彬. 山东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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