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纪检监察机关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显身手(论文文献综述)
杨楠[1](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谭文邦[2](2021)在《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路径探究》文中认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关系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关系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把“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可见,探究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效能提升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从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现实困境以及实践路径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问题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阐释、论证,旨在回答国家治理效能“是什么”、“为什么”、“有何趋势”“有何问题”,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怎么做”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第一部分探析国家治理效能的基本概念和时代内涵,主要解决国家治理效能“是什么”的问题。从基本定义出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国家治理效能:一是要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必须要有目标的正确性;二是要实现国家治理效能还需要国家治理手段或者方式的合理性。国家治理在新发展阶段只有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才能体现目标正确性,只有实现过程民主化、程序法治化才能体现手段合理性。国家治理效能与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存在辩证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目标指引和价值基础,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的规范;国家治理能力则为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提供动能,既提供了协调力和凝聚力,又提供了创新力和发展力,还提供了意志力与执行力。第二部分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逻辑,从理论上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国家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治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缘起,遵从了“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发展规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有了初步的实践,探索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治国理政的具体措施;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超越,实现了对传统国家治理理论的时代超越,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阶级超越,对苏联国家治理理论的模式超越,实现了价值与真理的统一。第三部分主要阐明国家治理效能实现的历史逻辑,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发展趋势,探寻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历史密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国家治理效能初步显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作出深刻调整,实现了治理取向的转变,国家治理效能逐步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国家治理效能得到充分激发。第四部分揭示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这些问题包括:国家治理的根本领导制度与时代要求在存在差距、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主体结构的制约和挑战、制度执行的软环境尚未完全形成等等。深入发掘这些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为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问题导向,是解决困境的根本出路。第五部分阐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为我们揭示了内在规律,历史逻辑提供了经验启示并揭示了“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的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则树立了解决问题的目标导向。因此,新发展阶段要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要把坚持和完善根本领导制度作为政治基础,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制度保障,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式,优化治理主体结构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新动能,把构造制度执行的良好环境作为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目的与方式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最终达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目标。
袁倩[3](2020)在《徐州市泉山区价格认证工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价格认证工作是指政府的价格认证机构对市场行为和各类商品及服务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客观、公正的价格认定的过程,它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授予价格认定机构的行政裁决职能,也是价格主管部门对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价格行为进行管理和监督的一种有力的手段和工具。因而,对价格认证工作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泉山区为研究对象,在全面了解和分析国内外相关地方的价格认证工作的文献资料和实际情况后,以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准绳,采取了案例分析法、比较法和文献研究法,分析了泉山区的价格认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价格认证工作定位不正确、缺少高层次的法律依据、价格信息网络不健全、机构设置不规范、价格认定案件工作量难度不断增大,风险不断增加等等,同时总结了导致现存问题的原因如价格认证工作宣传力度小、人员队伍素质不均衡、工作管理不规范等等,最后为完善和提高泉山区价格认证工作质量和水平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本文在论述过程中采用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泉山区在价格认证工作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地方政府价格认证工作方面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对其他地方的价格认定工作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从而助推我国整体价格认证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郜清攀[4](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王定毅[5](2017)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原则,是被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全面从严治党到底是以何种逻辑展开的?为什么能取得这种成效?领袖的个人作用在治党实践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其采取的举措所蕴含的基本原则能否被坚持下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论文共分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引言部分,在阐述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之外,介绍了论文采取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计量史学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材料主要来自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文献图书以及国家权威主流媒体公布的数据资料;研究的时间区间为中共十八大至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着力点是习近平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论文的思路以研究主体解决问题为中心,在整体布局和每个章节中均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框架,来梳理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中共以时代潮流和人民期待为观察角度,根据面临的问题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抉择。“从严治党”具有特定时代内涵,内含执政党、长期执政、一党执政、商品经济背景等背景因素。文章以十八届六中全会重点解决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角度来分析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全面”为关键词梳理了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历史脉络,得出这一重大思想是在实践与理论互动中产生的。第二章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信仰缺失。坚定理想信念,最主要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章归纳了坚定理想信念的有效途径和推进思想建设常态化的措施。第三章是“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在文件梳理中对比党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态度变化。习近平不仅确立了好干部的标准,而且树立了学习榜样,重点抓好顶层中央政治局和县委书记的建设。选人用人根本在于建立科学机制,这一机制核心在于如何减少干部选拔中因违背初衷出现的新问题,以科学使用干部和严格管理干部。第四章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对作风问题抓的很紧,但结果却日益加重,主要原因是缺乏常抓、严抓以及相应的制度。作风建设以制定八项规定为切入口,通过落实落小狠抓各项措施的执行。教育实践活动之所以取得显着成效,主要原因是把握了五个重点,并在活动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措施。继之而来的“三严三实”则从正面和内在确立了共产党人的作风标杆。第五章是“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文章分析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从“严峻”到“严峻复杂”的转变,总结开展强势反腐在查处干部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对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内涵进行阐述。“巡视”方式的创新利用,探索了中共立足自身资源而非第三方监督自我的成功经验,防治腐败最终需要依靠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第六章是“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制度治党不同于制度建设,它不仅着眼于建设制度,而且要使这些制度成为具有逻辑的制度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制度执行力建设,即不仅强调“制度”,更强调“治”,即党内纪律建设。由于制度治党的实施者依然生活于现实社会,因此,还需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来为制度治党创造适宜的环境。第七章是结束语。论文认为“问题导向”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梳理了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因,如何发现分析问题,特别是将习近平解决问题的论述分为五个步骤,在此基础上,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和本质,指出制度治党是其精髓所在。十八大以来治党实践取得成效的原因有四:一是牢记对人民的责任。二是特别重视思想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和督查落实。三是主导者在事权上的高度统一为治党实践开展提供了体制保障。四是研究主体的经历、修养和语言魅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从科学理论到党内法规再到全党实践的两次成功转换,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政党依靠在野党或反对党等第三方力量、而是创新利用自身资源监督自我的党内监督道路,这条依靠自我管住自我的治党道路,开辟了党建的新境界,符合国情党情,决定了其必将长期坚持下去。本文各部分均以历史发展为主线,来梳理相关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文章以问题为中心,将思想与问题结合起来,将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增强其思想的针对性,也验证思想的有效性,力图形成“问题——思想——制度——实践”的闭合循环。
金微[6](2017)在《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崛起。政治、经济、文化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取得的成就显着,同时伴随的腐败问题也愈演愈烈。腐败问题侵蚀党的肌体、破坏社会公平正义,长此以往可能带来“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果。鉴于反腐倡廉建设关乎党的兴衰,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关乎“中国梦”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部署,反腐倡廉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但现阶段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当前腐败形势严峻,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二是现有的理论不能完全指导当前的腐败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学界进行理论研究,为反腐倡廉工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场合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相关讲话、中国政府颁布的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共产党颁布的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党纪党规,以及习近平关于治国理政研究的相关文本,在厘清、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重点对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主要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渗析。本论文一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第二章在对腐败的定义及表现进行梳理、对“廉”的内涵进行界定,阐述反腐与倡廉的关系,同时对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形成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进行具体论述;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讲话、举措、颁布的党纪党规和法律为依据,提炼和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反腐败建设、党风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五个层面关于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第四章,梳理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行动指南,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指导,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
胡建刚[7](2014)在《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文中认为国家和社会对秩序与安全的需求导致了警察制度的产生,它是国家提供安全服务和控制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和公共安全的保障之必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主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一体化,我国社会结构和公民生活的形态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异质性意识形态不断扩大、文化价值观的多元裂变、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网络世界虚拟性的交往互动,同时风险社会的到来引发新的安全不确定性。管制型警务模式以及工具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已经难以从容应对当下社会治安新的变化。有鉴于此,本项研究致力于构建警务模式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展开论证,进而提出推进警务改革路径与对策,以期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尽绵薄之力。由于公共警务资源的稀缺性,除了政府部门,还有市场组织和社会机构,它们共同在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安全和秩序。警察不可能对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体性的所有安全需求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来供给警务进行补充,在这样的理念下,警务区分为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两大类,公共警务主要由警察供给,私域警务则由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供给。警察集中警力做好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追诉犯罪的工作,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在满足社会成员个体化的安全消费和社区治安防范的同时,同样也承担部分公共秩序的维护,是公共警务供给的来源之一。本研究主要探讨如下问题:一是警务模式嬗变与演化轨迹;二是构建警务模式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提出服务型警务的内涵、价值目标、运行机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理论、新制度主义、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探讨服务型警务的结构、多元化供给的概念、现实背景和路径选择;三是服务型警务的制度供给和社会化的视角,构建关于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概念、各自承担的职责任务、运行范围、价值目标、制约因素、动力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四是中国语境下实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现实背景、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机遇。本项研究具有四方面的主要意义:(1)有助于丰富警务研究的理论体系。通过对警务的历史与现实、职能与目标、运行与作用、比较与借鉴、背景与机遇、机制与演化的规范分析和科学论证,构建警务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服务型警务模式理论体系打下基础。(2)有助于探索适应中国现实需求的警务模式的科学内涵与构成要素。深入考量服务型警务之核心理念与运行机制,为中国警务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增强警务改革理论的成熟性和权威指导性。(3)有助于揭示推进中国警务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深入分析警务模式嬗变的价值目标以及当前警务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等,彰显服务型警务时代诉求的紧迫性,以引起有关方面对推动警务改革的重视。(4)有助于探求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推动路径,促进中国警务改革的发展。通过对当前中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厘清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动力与瓶颈,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找准突破口,为中国警务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四点:(1)警务内涵的四个属性。警务活动同时并存有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和社会性四种属性。警务行为的结果,都是这四种属性一定比例的调和的产物,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警务构成的比例存在差异。(2)西方警务模式的嬗变和演化逻辑。西方警务模式历经统治型警务模式、管理型警务模式和服务型警务模式三个阶段和“职业性主导”、“专业性主导”、“合法性主导”、“快速反应机制主导”和“服务与权变主导”五个演进时期。(3)服务型警务的建构逻辑。警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生产,这种定位要求警察的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相分离,其中边缘职能向市场和社会转移。(4)中国服务型警务建构的路径选择。中国警务压缩的演化历程造成多种理念和多种警务模式并存的局面,形成“集合性”的警务特征,该集合体不仅涵盖西方警务历次演进的警务模式成分,还夹杂古代社会的非正式警务的路径依赖性和走群众路线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中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建构推进。唯有进行宪政理念的警察权重构、立足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社会化供给和实施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监督机制等综合行动,方能完善我国服务型警务的实现。本项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上,从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对警务模式创新展开研究。第二,研究方法上,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服务型警务的概念、内涵、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架构。第三,理论研究上,将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具体运用到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研究,积极探索适应中国社会背景的本土化警务建构的路径与对策。由于本人学识的局限性以及警察制度领域的复杂性,本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1)主要对服务型警务进行了宏观性的理论建构,对服务型警务运行机制的研究只限于定性研究,未做量化研究。(2)对于我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动力机制和阻力瓶颈的研究也主要限于规范分析和定性研究,而对各相关主体的意愿和动力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和实证研究。(3)对警务市场化供给的方式、规制等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吴国斌[8](2014)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文中认为反腐廉政建设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反腐廉政建设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核心的议题之一就是提升绩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政府中和社会上的反腐廉政建设已经进行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中,党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反腐廉政建设中,人民群众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加入到反腐廉政建设的实践中。60多年的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怎样的效果,党的领导人、纪检监察部门、学术界的研究者、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均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另外,国(境)外政客和学者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成效作出自己的分析。毫无疑问,以上的各种判断和分析,有些是符合我国反腐廉政建设实际的,有些是罔顾事实的编造,有些甚至是利用腐败问题攻击我国的口实。要想科学、全面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必须学习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熟悉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有效开展反腐廉政绩效评估。反腐廉政绩效理论方面,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的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借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反腐廉政绩效历史方面,既要认清每一历史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也要把握60多年这一整体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方面,经验的把握要注重层次性,看哪些经验是阶段性的,只是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带来的经验;哪些经验是长久性的,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始终。教训的提炼要深刻,注重从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深层次规律、反腐廉政建设的工作规律的角度来总结。绩效评估方面要把握好评估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唯有处理好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也才能进一步提升当前和今后的反腐廉政绩效。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研究的问题及如何开展研究进行了概括。主要对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绩效、反腐廉政绩效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同时,阐明了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梳理了反腐廉政绩效理论。主要是提炼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并将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中的绩效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党建理论和廉政学理论,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博弈论,政策科学、法学的相关理论在反腐廉政绩效主题下进行梳理,为提升反腐廉政绩效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始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四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迈向新世纪、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了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五章总结了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本章立足于历史考察的经验启示和现实问题的全面分析,分别探究了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归纳了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表现、原因和教训。第六章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对策建议。在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建议:一、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理论和方法;二、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三、正确认识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四、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五、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六、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尹建华[9](2014)在《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今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决定着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因此,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无论是对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对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基于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首要而又基础性的工作是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其特征和规律,凝练和概括其核心行政文化,分析其存在的挑战,并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建构。基于此认知,论文按照如下的思路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展开论述: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政思想、列宁的行政思想和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进行总结和概括;接着,从党和行政关系、行政组织思想、行政人格思想、行政行为思想和行政价值观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建国前夕和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最后,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现代建构。研究发现,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总体呈现出从新民主主义性质向社会主义性质转化的阶段性发展特征;遵循了继承了马列主义行政思想、吸收和借鉴了外国先进的行政经验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精华和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进行变通或创新三大基本规律;形成了以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党对行政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人民公仆意识、廉洁高效和民主行政和行政为民为主要的核心行政文化;在进一步现代化中将面临着难于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惯性、传统行政文化糟粕的内涵型影响依然存在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行政经验将使其“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特性面临变异危险的三重挑战。基于上述发现,论文最后认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将廉洁行政和高效行政作为永恒的信条,将民主、法治和科学作为行政的基本准则。
刘飞[10](2014)在《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和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社会生产和生活得以进行的前提,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低要求。任何国家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一个主导力量,从各国历史上看,这种力量可以是发达的公民社会,可以是贵族阶级,可以是强大的官僚系统或军人集团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基本稳定的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也就密切相关并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对二者关系的互动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论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社会稳定为价值追求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专项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第一,社会稳定问题。主要关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探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的一般规律;落脚点在于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第二,政党建设问题。不同的政党政治生态孕育出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政党建设规律也就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本文在关注政党政治一般规律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考察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第三,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政党在社会转型中担当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也就有很大差异。本文的基本任务是,在正确认识执政党建设和治国理政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价值目标、重点内容及其实现机制。主要目的是,在实现社会稳定的要求下,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价值引导和学理支撑。在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方面,论文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思路,依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展开;借鉴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式,运用理论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和系统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第一章从现代社会转型共性的角度认识政党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基本理论;第二章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结构的分析,从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研究视域重叠的角度认识二者关系的内在机理。第三章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析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内在规律;第四章从社会风险的广阔视角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进行理论梳理;第五章,分析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全文着力论证和阐述了如下观点:1、现代社会转型有三种不同的主导力量,分别是社会力量、官僚组织和政党。不同类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党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有较大差异:政党主导的国家转型中,政党构成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官僚组织主导的转型中,政党从属于官僚机构,政党的软弱和政党体制的不健全,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社会力量凸显的英美社会变迁中政党促进了民主政治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2、以政党政治推动国家的民主转型,实现国家建设的软着陆是政党的基本职能;以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带动国家建设的成熟,以成熟的国家建设实现社会稳定,这是政党政治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3、不同的政党、政党制度因其自身的特点不同,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竞争与否不是判断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政党制度化程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政党的适应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4、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一体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二千余年的“超稳定”系统的深层结构,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传统资源。在继承并改造传统社会稳定资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的能力远远超过国民党,体现了其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合理性,这构成党的领导方式不断发展的历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鲜明特征,影响党的建设的发展趋向。5、党的建设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党对于国情的基本判断以及处理矛盾的基本方法;其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其三,党的五大建设,即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建设等。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转折点上,党的建设的三个层次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时间上的依次递进关系,即第一层次党的建设的变化,会引发第二层次党的建设的变化,并通过党的“五大建设”表现出来。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存在研究视域的重叠,为二者关系的历史梳理和论证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构成社会稳定问题的解释性变量;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构成社会稳定问题的深层原因;党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与社会稳定密切相连;党的自身建设与社会稳定直接相关。6、传统体制下社会稳定模式具有以下特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基于冷战的国际背景而展开的意识形态宣传,社会融于国家之中,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同构形成社会稳定的基础,以强力控制经济和政治为特征;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成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执政党的宏观决策的失误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建设不足,个人权威代替了政党组织权威是决策失误的根源;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问题的核心。如果党的纲领、路线出了问题,党的建设就容易受到冲击和破坏。在一定条件下,党的组织建设与社会稳定可以是正相关,也可以是负相关。因为在纲领、路线错误的情况下,党的组织力量愈是强大,造成的社会后果愈是严重。7、基于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的角度,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一体化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内生型社会稳定结构”始终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以新中国建立为分界线,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的一体化的内在结构发生了质的飞跃: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同于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传统;其二,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组织,不同于封建的官僚体系,深层结构的相似不能掩盖其本质的区别;其三,新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是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之上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8、中国共产党对待社会稳定的态度以文化大革命为转折点,对于社会稳定的渴望和关切从没有这样有切肤之痛;执政党要保持党内和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防止任何形式的社会动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关系遵循了以下逻辑: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保证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此前提下,注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把政局稳定、人民团结作为衡量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基本制度的稳定性、体制机制的开放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路线政策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党强大的组织力量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辅之以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构成党的建设的完整体系。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党的建设布局不断发展、完善,但是邓小平时代已经确立的关于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模式仍然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9、渐进式改革有利于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开放采取了较好的策略,由简单到复杂、由农村到城市,由体制外到体制内,循序渐进,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渐进式策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要始终把握改革过程和改革结果的愿望。在信息和改革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解决迫切问题的首选方法。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工具理性在改革政策选择过程中的成功运用保证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不断发展。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启了中国利益政治的新纪元。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组织原则的根本转型,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都必须放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逻辑中去审视。伴随“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的提出,党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稳定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改革和发展,而不是其固有内容;当稳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已成为改革发展的内容和目标,改革发展稳定更加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和谐社会建设,意在调整社会稳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是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和重要的策略选择。当前,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需要与整体性制度变迁相适应,需要顶层设计。11、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面对的是传统社会风险和现代风险叠加在一起的风险系统,这给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这种挑战的实质是执政党转型问题,执政党转型的价值指向是执政党的现代化,这是执政党不断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迎接挑战的关键是不断增强政党能力。12、维护社会稳定对于党的能力建设的要求是综合性的。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稳定认知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逻辑起点;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诉求;加强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民心工程;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公正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加强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保证;加强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
二、纪检监察机关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显身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纪检监察机关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显身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阐释研究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研究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实践探索研究 |
(四)已有研究评析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三)内容结构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一)研究创新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
(二)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二、相关理论阐述 |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一)制度生成:1928 年《巡视条例》的颁布 |
(二)制度更新:1931 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 |
(三)制度衰微:1934 年后《中央巡视条例》逐渐衰微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一)制度探索:1955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决定的提出 |
(二)制度停滞:1957 年后巡视制度日渐停滞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一)制度重建:1996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试行办法的颁布 |
(二)制度完善:2004 年关于巡视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 |
(三)制度健全:2009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一)制度创新:2015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颁布 |
(二)制度优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修订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一)巡视制度生成的动力因素 |
(二)巡视制度更新的动力因素 |
(三)巡视制度衰微的动力因素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一)巡视制度探索的动力因素 |
(二)巡视制度停滞的动力因素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一)巡视制度重建的动力因素 |
(二)巡视制度完善的动力因素 |
(三)巡视制度健全的动力因素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一)巡视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 |
(二)巡视制度优化的动力因素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 |
(一)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 |
(二)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 |
(三)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 |
(四)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 |
(五)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功能聚焦性 |
(一)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 |
(二)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方式多重性 |
(一)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 |
(二)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外生性 |
(三)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合意性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驱动路径 |
(一)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 |
(二)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 |
(三)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 |
(四)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 |
(一)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 |
(二)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 |
(三)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2)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路径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缘由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对已有研究的述评 |
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一)研究的理论意义 |
(二)研究的现实意义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点和不足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国家治理效能的概念辨析与时代内涵 |
一、国家治理效能的基本概念 |
(一)国家治理的概念 |
(二)效能的定义 |
(三)国家治理效能的概念 |
二、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及其对国家治理的新要求 |
(一)新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 |
(二)国家治理效能目标正确性的时代要求 |
(三)国家治理效能手段合理性的时代要求 |
三、国家治理效能与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的辩证关系 |
(一)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提供规范 |
(二)国家治理能力为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提供动能 |
第二章 国家治理效能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治理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缘起 |
(一)从具体事件出发:《莱茵报》时期对国家治理问题的初步探讨 |
(二)从具体到抽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野下的国家治理问题 |
(三)从抽象到具体的升华:政治经济学着作中蕴含的国家治理思想 |
二、列宁的国家治理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实践与探索 |
(一)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 |
(二)把是否符合实际作为制定国家制度的出发点 |
(三)把能否实际执行作为制定国家制度的落脚点 |
三、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超越 |
(一)对传统国家治理理论的时代超越 |
(二)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阶级超越 |
(三)对苏联国家治理理论的模式超越 |
(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是价值与真理的统一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历史发展逻辑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制度建设的艰辛探索及其历史遗产 |
(一)“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初步探索国家政治制度 |
(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初步探索国家经济制度 |
(三)建立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初步探索国家文化制度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奠基和治理效能初步显现 |
(一)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道路 |
(二)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抓手 |
(三)初步建立国家制度体系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调整和治理效能逐步提高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国家治理奠定物质基础.. |
(二)“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形成中国特色国家制度体系 |
(三)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治理效能 |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治理效能充分激发 |
(一)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已经具有“多方面的显着优势” |
(三)初步实现“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国家治理效能 |
第四章 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时代要求和现实困境 |
一、国家治理的根本领导制度与时代要求的差距 |
(一)在某些领域党的全面领导还有待加强 |
(二)部分基层党组织作用弱化、地位虚化、功能空化 |
(三)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新问题 |
二、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 |
(一)制度系统整体性不足 |
(二)体制机制性梗阻 |
(三)制度创新的障碍 |
三、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 |
(一)宪法的权威未能形成共识 |
(二)法律体系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速度 |
(三)司法公正机制还不够健全 |
四、国家治理主体结构的制约和挑战 |
(一)深化党政机构改革的困境 |
(二)国家治理主导主体面临的挑战 |
(三)国家治理市场主体面临的制约 |
(四)国家治理社会参与主体面临的危机 |
五、制度执行的良好环境尚未完全形成 |
(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识和能力亟待提高 |
(二)制度自信不够 |
(三)制度执行机制不全 |
(四)制度执行监督不到位 |
第五章 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 |
一、坚持和完善根本领导制度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政治前提 |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领导 |
(二)深化党的组织建设凝聚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 |
(三)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带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制度保障 |
(一)构建系统完备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
(二)构建科学规范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
(三)不断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创新发展 |
三、全面依法治国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基本方式 |
(一)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
(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
(三)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
(四)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
(五)增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与约束 |
四、优化治理主体结构为国家治理效能提升提供新动力 |
(一)不断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
(二)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定位清晰、配合协调 |
(三)政府与社会(社会组织)关系良性互动 |
五、构造良好的制度执行环境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 |
(一)塑造人民群众共同的价值基础 |
(二)强化制度意识 |
(三)坚定制度自信 |
(四)健全制度执行机制 |
(五)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出版着作情况 |
致谢 |
(3)徐州市泉山区价格认证工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评析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2 价格认证相关理论和内容概述 |
2.1 公共管理理论 |
2.2 价格认证的概念、特征和作用 |
2.3 价格认证工作程序和方法 |
3 泉山区价格认证工作成效及问题 |
3.1 泉山区价格认证工作概况 |
3.2 泉山区价格认证工作发展的历程 |
3.3 泉山区价格认证取得的成就 |
3.4 泉山区价格认证存在的问题 |
3.5 泉山区价格认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4 国内外价格认证工作的经验借鉴 |
4.1 国内价格认证政策及举措 |
4.2 国外价格认证政策举措 |
4.3 国内外价格认证工作对泉山区的启示 |
5 改进价格认证工作的对策 |
5.1 全方位加大宣传价格认证,提高其认知度 |
5.2 提高价格认证人员整体素质,建设高水平的人员队伍 |
5.3 加强价格认证规范化建设,促进认证工作平稳发展 |
5.4 充分发挥价格认证的职能作用,促进高质量发展 |
6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创新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理论分析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一)乡镇政府、政府能力与公共服务 |
(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 |
(二)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 |
(四)治理和善治理论 |
三、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
(一)是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
(二)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
(三)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一、构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依据 |
(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部结构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外显结构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形成的要素条件 |
(一)体制性要素 |
(二)制度性要素 |
(三)主体性要素 |
(四)策略性要素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一)基于结果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二)基于过程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归因 |
一、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
(一)问卷调查 |
(二)访谈调查 |
(三)实地调查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现状的考察 |
(一)对农民群体公共服务需求的考察 |
(二)基于满意度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三)基于供给过程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综合表现 |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
(二)服务供给内容的结构性失衡 |
(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认知模糊 |
(四)脱离农村基层社会实际需要 |
(五)应对服务需求升级能力不足 |
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
(一)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 |
(二)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
(三)人才管理制度机制不完善 |
(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 |
(五)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不科学 |
第四章 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 |
一、国内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一)“政务中心”:公共服务集约化改革 |
(二)“以钱养事”: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三)“民主恳谈”:公共服务民主化改革 |
(四)“互联网+”:公共服务信息化改革 |
二、国外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二)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 |
(三)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 |
三、国内外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经验启示 |
(一)优化乡镇政府的组织结构 |
(二)促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
(三)合理划分政府间权责关系 |
(四)积极培育服务类社会组织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探讨 |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 |
(一)加快推进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
(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三)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利益诉求 |
(四)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一)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核心 |
(二)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 |
(三)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为准则 |
(四)以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宗旨 |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策略 |
(一)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
(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
(三)加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四)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五)探索多元服务供给模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现状 |
(一) 相关的硕博学位论文 |
(二) 出版的专着 |
(三) 发表的期刊论文 |
三、研究方法与材料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材料 |
四、研究思路 |
(一) 几个需要界定的概念 |
(二) 研究思路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 |
(一) 研究难点与不足 |
(二) 研究创新 |
第一章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
一、时代潮流: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 |
(一) 国际格局出现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 |
(二) 2010年后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二、人民期待:美好生活的内涵升级 |
(一) “中国梦”的提出 |
(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 |
(三) 目前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困难问题 |
三、党的抉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一) 新形势下中共内部存在的突出问题 |
(二)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脉络 |
第二章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
一、信仰缺失是党的思想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一) “纵”、“横”角度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二) 坚定“四个自信” |
(三) 批驳各种错误思想言论 |
三、坚定理想信念的有效途径 |
(一) 坚持科学理论是根本 |
(二) 加强党性教育是核心 |
(三) 重视道德建设是基础 |
四、推进思想建设常态化 |
(一) 落实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 |
(二) 依托党校开展党员领导干部培训工作 |
(三)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
第三章 “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
一、干部选任工作中存在大量不正之风现象 |
二、新时期好干部的新标准 |
(一) 好干部标准的内涵 |
(二) 树立好干部的榜样 |
(三) 高级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 |
(四) 重视县委书记队伍建设 |
三、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 |
(一) 好干部成长的路径 |
(二) 创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三) 科学使用干部 |
四、严格管理干部 |
(一) 严格管理干部是党的重要规矩 |
(二) 加强干部问责工作 |
(三)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
(四) 严格党员管理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源头工程 |
第四章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
一、党的作风问题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
二、制定实施“八项规定” |
(一) 出台“八项规定” |
(二) “八项规定”的监督执行 |
(三) 以身作则践行“八项规定” |
三、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一) 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任务 |
(二) 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及巩固措施 |
四、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一) “三严三实”的提出与专题教育的推进 |
(二) 注重家风建设 |
第五章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
一、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 |
(一) 反腐败斗争形势由“严峻”到“严峻复杂” |
(二) 中共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
二、中共十八大后的强势反腐 |
(一) 坚决查处大案要案 |
(二) 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
三、反腐败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 |
(一) 狠抓党委的主体责任 |
(二) 强化纪委的监督责任 |
(三) 创新开展巡视工作 |
四、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一) 有效防治腐败机制的目标要求 |
(二) 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 |
(三) 监督管理“一把手”是防治腐败的首要重点 |
第六章 “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
一、党的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二、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 |
(一) 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 |
(二) 党员干部首先要遵守宪法和法律 |
(三) 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
(四) 注重党内规矩建设 |
三、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
(一) 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
(二)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居于首位 |
(三) 严格组织纪律 |
四、构建新时期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 |
(一) 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二) 严肃党内生活是净化党内生态的重要基础 |
(三) 民主集中制是构建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障 |
第七章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6)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形成基础 |
2.1 反腐与倡廉 |
2.1.1 腐败的定义及表现 |
2.1.2 “廉”的内涵 |
2.1.3 反腐与倡廉的关系 |
2.2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2.2.1 党内腐败问题愈演愈烈 |
2.2.2 习近平的个人从政经历 |
2.2.3 当前对反腐倡廉思想的理论诉求 |
2.3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倡廉思想是其理论根基 |
2.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反腐倡廉思想是其直接来源 |
2.3.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腐倡廉思想是其思想源泉 |
2.3.4 国际反腐倡廉思想是其经验借鉴 |
第三章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 |
3.1 反腐倡廉建设层面:加强目标和指导方针的顶层设计 |
3.1.1 确定“廉政三清”的总体目标 |
3.1.2 坚持“标本兼治”的指导方针 |
3.2 党风建设层面:多管齐下整顿党风 |
3.2.1 贯彻群众路线教育 |
3.2.2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
3.2.3 纠正四风看准发力 |
3.3 思想建设层面:筑牢拒腐防变道德防线 |
3.3.1 夯实理想信念 |
3.3.2 提升党性教育和党性教养 |
3.3.3 加强道德建设 |
3.4 制度建设层面:把权力关进制度之笼 |
3.4.1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共同推进 |
3.4.2 强调纪严于法 |
3.4.3 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
3.4.4 创新监督制度 |
3.5 组织建设层面:以建设服务型政党为目标 |
3.5.1 发挥基层组织坚强战斗堡垒作用 |
3.5.2 造就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 |
第四章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意义 |
4.1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理论意义 |
4.1.1 丰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 |
4.1.2 丰富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 |
4.2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现实意义 |
4.2.1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4.2.2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4.2.3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践行全面依法治国 |
4.2.4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7)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国内外研究综合评述 |
第三节 论文核心概念解析 |
一、警察 |
二、警务 |
三、警务模式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主要创新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四、研究个案的选取 |
五、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创新 |
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第一章: 历史回溯: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嬗变 |
第一节 中国管理型警务的初创” |
一、从湖南保卫局到巡警署: 模仿西方管理型警务 |
二、中国管理型警务在国统区的创设:国民政府“警甲合一”警务模式 |
三、中国管理型警务在苏区的创设: 革命根据地“政治型”警务模式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演进 |
一、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一阶段:“政治型”警务的延续(1949至 1978年 |
二、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二阶段:“管制型”警务的变革(1979至 2000年) |
三、“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肇始(2001年至今) |
第三节 中国警务模式嬗变的契机 |
一、社会结构调整:中国警务模式演化的基础 |
二、市场经济变革:中国警务模式变迁的催化剂 |
三、政府体制改革: 中国警务模式演进的压力 |
第四节 中国转型时期警务模式变革的动因 |
一、执法环境: 中国转型时期异常严峻的治安生态 |
二、内部因素: 中国警务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 |
三、外部因素: 世界警务不断改革与创新 |
第二章 案例论析: 国内若干警务创新的实践 |
第一节 新乡“局所合一”的警务改革 |
一、减少层级:警务结构的扁平化 |
二、四警合一: 警务职责的整合 |
三、服务民生: 警务职能的前移 |
第二节 镇江“大巡防”警务改革 |
一、大巡防格局:一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
二、弹性工作制: 警务效能的提高 |
三、契约化保险联防: 警务运行机制的市场化 |
第三节 湖州“民意导向”警务改革 |
一、警务广场: 建立警察、传媒及民意的互动机制 |
二、电子政务: 建设服务型警务的突破口 |
三、信息公开: 实现阳光警务的关键 |
第四节 成效与反思 |
一、“集合式”警务的现实与无奈 |
二、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发展的瓶颈 |
三、服务型警务建设的障碍 |
第三章 境外警务实践的考察 |
第一节 西方两大警察体系的渊源 |
一、大陆派警察体系的萌芽 |
二、海洋派警察体系的兴起 |
三、西方两大警察体系演化的内在动力 |
第二节 西方警务现代性的发轫 |
一、从镇压者到宝贝型警察: 务职业性的开始 |
二、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博弈: 向专业性道路的警务 |
三、快速反应的警务机制: 就警察的机动性 |
四、合法性的缘起: 变警察的亚文化 |
第三节 西方警务后现代性的思辨 |
一、社群主义的归宿: 向社区警务的哲学基础 |
二、决策与执行的重组: 中与分权的对立与统一 |
三、合作与共治的: 察边缘职能的剥离 |
四、市场治理机制: 务私有化与竞争的理念 |
五、迈向新秩序: 察权由社会分享 |
第四章 中国警务模式重构: 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回应 |
第一节 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及其在本研究的论析 |
一、从一元到多元:政府、市场与社会之交集、互动与制衡 |
二、从矛盾、冲突到合作共治: 种力量与机制的均衡 |
三、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 |
四、外部性理论 |
第二节 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与服务型政府的出现 |
一、从统治、管理走向服务: 共管理演进的逻辑与范式转换 |
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 |
三、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
第三节 公共管理范式转换对应的警务模式 |
一、统治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二、管理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三、服务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第五章 建构基于公共安全供给的服务型警务模式 |
第一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逻辑 |
一、警务属性的现代定位: 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视角 |
二、警务目标重组: 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的分离 |
三、警务结构调整: 层级减少与扁平化 |
四、警务功能转移: 趋向社会化与市场化 |
第二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可行性 |
一、核心理念之源泉: 民主制的参与和协商 |
二、动力机制: 共利益的共享性 |
三、政治空间: 政府角色转换 |
四、时代背景: 公共领域的拓展与公共精神的弘扬 |
五、社会基础: 市场和第三部门的成长 |
第三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价值取向 |
一、效率与正义的权衡 |
二、权力与权利的制衡 |
三、管理与服务的均衡 |
四、秩序与自由的平衡 |
五、合作与共治的连衡 |
第四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内涵与运行机制 |
一、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 |
二、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内涵 |
三、服务型警务的运行机制 |
第六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的路径之一: 重构基于宪政平台之警察权 |
第一节 宪政理论中的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 |
一、自由主义: 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到孟德斯鸿 |
二、国家主义: 从马基亚维利、让·布丹到黑格尔 |
三、公民社会的崛起: 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统一 |
四、和谐理念: 本研究的价值取向 |
第二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辩证关系 |
一、宪政基本思想 |
二、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内涵解析 |
三、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重新定位 |
四、宪政框架下警察权属性的嬗变 |
第三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构建的原则 |
一、分权原则: 警察权配置的制衡性 |
二、比例原则: 警察权运用的合理性 |
三、公共原则: 警察权行使的正当性 |
四、程序原则: 警察权运行的合法性 |
五、司法控制原则: 警察权监督的效能性 |
第七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二: 实现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多元化供给 |
第一节: 多中心治理理论 |
一、多中心理论的假设 |
二、多元化警务主体的培育 |
三、多中心秩序的优势 |
第二节: 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供给的建构 |
一、警务的市场供给 |
二、警务的社区供给 |
三、警务服务的自愿者 |
第三节: 警务运行多重协调机制的完善 |
一、多元化警务供给的潜在问题 |
二、政府警务规制对多元化警务供给的调节 |
三、区域之间合作警务协调机制 |
第八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三: 完善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的自律与他律 |
第一节 行政伦理与警察伦理 |
一、公权力的伦理解析 |
二、行政伦理的现代精神 |
三、警察伦理的评价要素 |
第二节 警察行为的异化及其矫正 |
一、亚文化: 警察行为异化的表象 |
二、权力寻租: 警察行为异化的动因 |
三、投诉与问责: 警察行为异化的矫正 |
第三节 警务运行自律与他律的完善与强化 |
一、道德内化: 警察行为自律的保障 |
二、多元监督: 中国警务外部控制的基本结构 |
三、绩效考核: 警务运行质量的评定 |
四、司法问责: 警务运行控制的保障 |
第九章 结语: 警务模式未来的发展 |
一、警务社会属性的必然走向 |
二、风险社会警务的多元诉求 |
三、多元治理下的警务协同 |
附录 当代中国警务的演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0 绪论 |
0.1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0.1.1 问题的缘起 |
0.1.2 研究的意义 |
0.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0.2.1 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 |
0.2.2 绩效、反腐绩效、廉政绩效和执政绩效 |
0.2.3 反腐廉政绩效概念的总结 |
0.3 研究综述 |
0.3.1 国内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0.3.2 国(境)外关于中国大陆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0.3.3 反腐廉政绩效研究的总结 |
0.4 研究的思路、路径和方法 |
0.4.1 研究思路 |
0.4.2 研究路径 |
0.4.3 研究方法 |
0.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0.5.1 研究重点 |
0.5.2 研究难点 |
0.5.3 研究创新点 |
1 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梳理 |
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1.1.2 列宁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1.1.3 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1.2 多学科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1.2.1 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1.2.2 经济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1.2.3 政策科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1.2.4 法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2 改革开放之前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2.1.1 整风整党运动达到预期效果 |
2.1.2 “三反”“五反”运动的显着成效和不足 |
2.2 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2.2.1 “新三反”和新的反贪污浪费运动巩固成果 |
2.2.2 纪检监察工作全面展开 |
2.3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2.3.1 整风运动的积极作用和严重后果 |
2.3.2 农村“三反”和整风整社的成绩和偏差 |
2.3.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和严重失误 |
2.3.4 监察制度和纪律检查制度的新变化削弱绩效 |
2.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2.4.1 “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
2.4.2 “一打三反”运动酿成新的冤假错案 |
2.4.3 党的领导体制和反腐机构被破坏 |
2.5 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2.5.1 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2.5.2 惩处腐败分子,促进经济恢复和思想解放 |
3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3.1 改革开放初始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3.1.1 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逐步形成反腐工作体制机制 |
3.1.2 继续查案办案,反对干部特殊化 |
3.1.3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
3.2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3.2.1 整党活动的成绩和不足 |
3.2.2 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挽回经济损失 |
3.2.3 “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 |
3.2.4 反腐廉政绩效倒退,出现政治风波 |
3.3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3.3.1 查处腐败犯罪案件,掀起反腐风暴 |
3.3.2 反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 |
3.3.3 反腐廉政间接效果明显 |
3.4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3.4.1 加大查案力度,改革纪检监察体制 |
3.4.2 制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制度,加强监督检查 |
3.4.3 开展专项治理,狠刹各种不正之风 |
3.5 迈向新世纪的反腐廉政绩效 |
3.5.1 查办大案要案取得重大进展 |
3.5.2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3.5.3 加强权力的监督,规范权力的运行 |
3.5.4 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惩防并举 |
3.6 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 |
3.6.1 继续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 |
3.6.2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构筑思想道德防线 |
3.6.3 大力发展民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
3.6.4 改革和完善纪检体制,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
3.6.5 构建惩防体系,开辟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
4 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 |
4.1 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4.1.1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4.1.2 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4.1.3 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4.2 反腐廉政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4.2.1 对经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4.2.2 对政治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4.2.3 对文化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4.2.4 对社会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4.2.5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4.3 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不足的原因和教训 |
4.3.1 绩效与目标产生差距的表现 |
4.3.2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原因 |
4.3.3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教训 |
5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 |
5.1 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理论和方法 |
5.1.1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原则 |
5.1.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标准 |
5.1.3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方法 |
5.2 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
5.2.1 目前国内外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的评析 |
5.2.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5.3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 |
5.3.1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 |
5.3.2 科学制定反腐廉政的政策措施 |
5.4 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5.4.1 提升反腐廉政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
5.4.2 加强反腐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5.5 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
5.5.1 丰富社会监督形式,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
5.5.2 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5.6 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
5.6.1 反腐廉政绩效与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 |
5.6.2 绩效导向下的反腐廉政建设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9)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一) 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提升 |
(二) 有助于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三) 有助于行政作风的好转及行政工作人员素质的提升 |
(四) 有助于弥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行政文化研究领域的“缺位” |
二、 理论前提:研究现状述评 |
(一) 国外行政文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
(二) 国内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
三、 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 |
(一) 行政 |
(二) 文化 |
(三) 行政文化 |
四、 基本思路、论文框架及主要研究方法 |
(一) 基本思路 |
(二) 论文框架 |
(三) 主要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理论来源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行政思想 |
(一) 行政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执行 |
(二) 卑劣化、官僚化和集权化是旧行政的三大基本特征 |
(三)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行政的新图景 |
二、 列宁的行政思想 |
(一)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
(二) 践行议行合一,实现人民管理 |
(三) 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 |
(四) 将经济管理作为行政的首要职能 |
(五) 把国家机关革新为廉价高效、民主公开的机关 |
(六) 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应该具备良好的人格 |
三、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 |
第三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一、 从建苏维埃政府到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民政府的行政组织心理 |
二、 从不准党员“做官”到主动参政的党政关系心理 |
三、 关注民生的行政价值取向 |
第四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一、 在继承列宁的党政关系思想的基础上积极主张党政分开 |
二、 效仿苏俄建立行政组织制度 |
(一) 建立“议行合一”的行政组织体系 |
(二) 将组织性质定位为工农民主专政 |
(三) 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行政组织原则 |
三、 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的行政人格思想 |
(一) 干部工人化 |
(二)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行政规格意识 |
(三) 勤政廉政的行政品格 |
四、 初步形成了廉洁、高效、民主和依法的行政意识 |
(一) 继承马列主义的廉价政府理念,大力推行廉洁行政 |
(二) 为实现高效行政,科学调整区划和划分央、地职能,大兴调查研究 |
(三) 落实选民的罢免权,强化民主监督,推进民主行政 |
(四) 依法行政思想的萌芽 |
五、 形成了一切为了工农的行政价值观 |
(一) 大幅提高工农地位 |
(二) 努力改善工农生活 |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一、 在党和行政的关系上主张在党政分开前提下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 |
二、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立适合抗战需要的政权组织制度 |
(一) 将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行政)委员会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 |
(二) 及时地将政权的性质调整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
(三) 在议会民主制的外表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
三、 树立了以是否抗日为基础的行政人格思想 |
(一) 将是否抗日作为选任政府工作人员的首要标准 |
(二) 确立“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干部规格意识 |
(三) 政府工作人员应具备“德才兼备”的品格 |
四、 廉洁、高效、民主、依法的行政行为意识逐步增强 |
(一) 精兵简政,反腐倡廉,确保政府廉洁运行 |
(二) 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高效运转 |
(三) 民主行政意识的逐步增强 |
(四) 继续推行依法行政 |
五、 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价值观 |
(一) 充分保障人民权利 |
(二) “给人们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
(三) 努力改善民生 |
第六章 建国前夕与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一、 党政关系经历了从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到以党代政的转变 |
(一) 强化党一元化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
(二) 主张在党政分开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 |
(三) 以党代政局面的初步形成 |
二、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基于国情逐步建立中国特色行政组织制度 |
(一) 组织形式实现了从协商民主的政府委员会到人大会制政府的转变 |
(二) 组织性质定位经历了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转变 |
(三)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组织原则 |
三、 社会主义行政人格思想的初步形成 |
(一) 选人的首要标准经历了从回归基于阶级出身到基于才能的转变 |
(二) 旗帜鲜明地反对干部特权化 |
(三) 干部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还要具备文化业务素质 |
四、 廉洁、民主和依法的行政行为意识进一步增强 |
(一) 多措并举,进一步推进廉洁行政 |
(二) 发动人民参与,反对官僚主义,促进民主行政 |
(三) 依法行政意识在废除旧法制和确立新法制进程中得以进一步增强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行政为民到效率至上的转变 |
(一) 从满足农民土地需求到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 |
(二) 从劳资两利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三) 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到“双百方针”的确立 |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一、 以党代政的继续发展导致了党政合一的体制最终形成 |
二、 逐步“左”倾的行政组织思想 |
(一) 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逐渐被革委会取代 |
(二) 组织性质定位从人民民主专政“左”倾为无产阶级专政 |
(三) 宪法上得以确认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在实践中遭到严重破坏 |
三、 略显“左”倾的行政人格思想 |
(一) 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从基于才能逐步过渡到基于政治素质与态度 |
(二) 反对干部特权化,防止“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
(三) 干部的品格要求从“又红又专”发展到只重“红” |
四、 廉洁和民主的行政行为意识继续发展,依法行政意识逐渐断裂 |
(一) 精简机构,倡导节约,禁建楼堂馆舍,推进廉洁行政 |
(二) 在反对官僚主义中强化人民监督与参与,促进民主行政 |
(三) 依法行政因逐渐被依政策、文件行政所替代而出现断裂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转变 |
(一) 效率至上 |
(二)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一、 在党政分开的改革进程中强化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 |
二、 逐步恢复和完善中国特色行政组织制度 |
(一) 组织体系逐步从四级革委会发展为五级人民政府 |
(二) 组织性质定位从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到人民民主专政 |
(三) 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四) 推进政府职能由全能管治型政府向有限服务型政府转变 |
三、 社会主义现代行政人格思想逐步形成 |
(一) 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标准选任干部 |
(二) 坚定不移地继续反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特权化 |
(三) 按照“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方针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
四、 廉洁、民主和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增强,科学行政意识已经生成 |
(一) 精简政府机构,倡导廉洁,严惩腐败,大力推进廉洁行政 |
(二) 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与人民联系,扩大人民参与,促进民主行政 |
(三) 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推动下,依法行政正逐步向法治行政迈进 |
(四) 科学行政意识已经生成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民生为本、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 |
(一) 民生为本 |
(二) 效率优先 |
(三) 更加注重公平 |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总结、反思与现代建构 |
一、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总结与反思 |
(一)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具有阶段性演进特征 |
(二)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呈现四大演进规律 |
(三) 中国共产党核心行政文化已经形成 |
(四)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现代化面临三重挑战 |
二、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现代建构 |
(一) 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 |
(二) 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 |
(三) 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 |
(四) 将廉洁、高效确立为永恒信条 |
(五) 将民主、法治和科学确立为基本准则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10)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综述 |
三、核心概念阐释 |
四、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
五、创新之处和主要不足 |
第一章 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基本理论 |
第一节、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 |
一、社会转型中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探析 |
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的阶段性特征 |
第二节 现代社会转型中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 |
一、政党、国家与社会:现代政治基本架构 |
二、现代社会转型的不同类型:基于国家建设的视角 |
三、不同类型国家中政党对社会稳定作用的比较分析 |
第三节 政党、政党制度与社会稳定 |
一、维护社会稳定是政党的基本职能 |
二、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与社会稳定关系 |
三、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与社会稳定关系 |
四、几点结论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内在机理 |
第一节 超稳定结构:中国政治整合的传统资源 |
一、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 |
二、中国国民党政治整合的乏力 |
三、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的成功 |
第二节 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相互影响和作用,相互规定和制约 |
一、社会稳定问题的三个不同层面 |
二、党的建设问题的三个不同层次 |
三、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的三个向度 |
第三章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历史考察 |
第一节 传统体制下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历史考察 |
一、1949~1956年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
二、1956~1977年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历史考察 |
一、1978~1991年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
二、1992~2012年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
第四章 转型期社会风险使党的建设面临新的挑战 |
第一节 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 |
一、中国社会转型:内涵及表现 |
二、社会风险、社会危机与社会稳定问题 |
三、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表现、特征及原因分析 |
第二节 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执政风险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风险的表现 |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风险的性质 |
第三节 新时期执政风险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一、社会转型需要执政党的转型 |
二、执政党转型的价值指向是执政党的现代化 |
三、迎接挑战的关键是不断增强政党能力 |
第五章 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加强党的社会稳定认知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逻辑起点 |
一、社会稳定认知能力的提升需要以科学执政为基础 |
二、把人民利益作为评价、处理社会稳定问题的落脚点 |
三、正确认识和对待“维稳” |
第二节 加强党的依法治国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诉求 |
一、以社会稳定为价值取向科学配置国家权力 |
二、努力实现民主建设的法治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保证 |
第三节 加强党的反腐倡廉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民心工程 |
一、建设廉洁政治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
二、社会转型期党在廉政建设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
三、不断推动党的反腐倡廉能力建设科学化 |
第四节 加强党维护社会公正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
一、执政党的公正、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呈正相关 |
二、加强社会利益整合是促进社会公正的核心内容 |
三、加强社会管理是维护社会公正、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 |
第五节 加强党的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保证 |
一、舆论引导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 |
二、加强党的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为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
第六节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领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 |
一、党的基层组织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 |
二、基层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
三、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建设,为社会稳定架构组织支撑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阋及答辩情况表 |
四、纪检监察机关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显身手(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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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路径探究[D]. 谭文邦.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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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D]. 尹建华. 华南理工大学, 2014(12)
- [10]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D]. 刘飞. 山东大学, 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