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说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神判”现象（论文文献综述）
刘怡[1]（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周峪竹[2]（2021）在《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苏联科学院院士、20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带头人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曾于1907年、1909年、1912年、1926年赴中国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区,期间广泛收集中国传统木版民俗画,形成当今国内外学术界闻名的俄藏中国民俗画。2015年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该馆藏有近千幅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收集的中国民俗画,包括门神画、财神画、佛像、道教神像画、护符、纸马等,遂设立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民俗画特藏。中国民俗画是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的重要素材,作为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位对中国民俗画片进行系统研究的汉学家,他从学术生涯伊始就致力于中国民俗文化推广和普及。中国民俗画片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民间信仰和文化习俗的重要媒介,是沟通近代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座桥梁。中国民俗画片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载体,凝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才华与智慧。现收藏于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的这批中国民俗画片,以图画的形式具象地反映出中国各地的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丧葬礼俗、民间信仰、民间谚语等各类民俗事象,是中国民间俗文化的百科全书,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本研究从民俗画片的文化价值入手分析该特藏对于中俄文化交流的意义;运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透视这批民俗画片所反映的生活在封建纲常、礼制、教条之下的旧中国中下层民众精神上的狂欢化世界,解读民俗画片中的民间精神“狂欢”意蕴。通过挖掘俄罗斯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认识揭示民俗画片在中俄两个民族交往中的文化价值。
翟明女[3]（2020）在《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儒典之尊、政书之祖《尚书》是我国古代文明诞生发展的经典文献见证,上自唐虞、下至东周,记录了虞夏、商、西周、春秋前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内容,年代久远、底蕴丰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看到华夏古代文明璀璨的不同侧面,在古今中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传统文化,正是肇端于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因而,《尚书》与我国传统文化中诸多元素的形成与发展关系、极为密切,承载着人类“轴心期”（Axial Period）之前的文化形态,保存着最为广泛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诸元素的始创性论述,堪称华夏文明若干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汉字,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显着标识,是中国文化中最富特色与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记录、承载、表达、流传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它既是中国文化的密码,又是打开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一字一世界”“字里有乾坤”,作为表意文字,汉字自身的形音义及历史演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尚书》中的汉字因其所在的文献更加熠熠生辉。《尚书》一方面保存了它们早期的涵义与使用情况,另一方面也保存了它们意义变化发展的主要历程。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学术界公认的可信度极高的今文《尚书》正是开展汉字文化研究的上乘语料。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基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必将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本研究首先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全面、客观地展示了相关研究的现状与热点,并对近年来《尚书》研究、汉字文化研究、《尚书》汉字文化研究进行了述评。基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是探索古典文献、汉字文化研究的新途径,是挖掘、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尝试。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普遍意义。本研究以今文《尚书》为研究语料,根据《尚书》夏商周三代政事史料的文本性质与“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的核心思想以及其作为我国饮酒文化滥觞文献的重要价值,选取最能代表《尚书》文化特质,且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典型汉字“天、德、罚、民、酒”等作为开展研究的首选代表字,由此作为切入口,采取穷尽式的语料整理方法,探究这些代表字形义演变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在今文《尚书》中的用法与意义以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唐宋清经典训诂所反映的文化信息等,以期在《尚书》汉字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方向性等方面作出些许有益的尝试与探索。经过研究,从整体上来看,今文《尚书》八成左右的“天”“德”“罚”“民”“酒”字均出现在《周书》中。由《虞夏书》至《商书》再至《周书》,“天”“德”的意义均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蓬勃发展趋势,其中“老天”“道德”之义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今文《尚书》中“罚”的意义基本上涵盖了“罚”从本义到引申义的所有意义,本义“过错,罪过”基本不用了,除了与刑罚有关的意义外,一般意义上的“处罚、惩罚”之义很活跃;今文《尚书》中的“民”没有使用其本义“奴隶”的情况,出现的意义均为引申义,其中以“庶民”之义为主;今文《尚书》中的“酒”有“乙醇饮料”与“饮酒”两种意义,并以前者居多。近代以前,堪称《尚书》经典训诂之作的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宋蔡沈《书集传》、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既各自独立,又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书》学研究宏大而完整的体系。通过它们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字相关语句训诂情况的梳理考察、比较分析,亦能够捕捉到《尚书》训诂文化嬗变的一些轨迹。（1）今文《尚书》中“天”字共184见,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天”文化的构建过程。意义主要有自然之天、神化之天、意志之天等。“天”被作为终极标准贯穿今文《尚书》始终。《虞夏书》、《商书》主要是把“天”看成是世人必须绝对服从的万物主宰。《周书》在敬天的同时,强调人为,力推明德尚德,关注民情民意。今文《尚书》“敬天”文化主要包括“君权天授”“行由天命”“天监下民”“天意可察”“天命无常”五大方面,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今文《尚书》中“德”字共116见,其中88见在《周书》中。意义主要包括:本义“升、登”,假借义“道德”,褒义化的“美善”,外化的“德政”“贤人”等。今文《尚书》中的“德”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褒义化倾向;作为我国尚德文化源头的“明德”思想亦愈加清晰。《尚书》明德文化在时代的洗礼中不断发展,在儒家的规范中得以升华,明德尚德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显着标识。（3）今文《尚书》中“罚”字共48见,其中41见在《周书》中。意义有罪、罚金、惩罚、刑罚四种。今文《尚书》“慎罚”文化主要包括敬畏刑罚、先教后罚、采用中罚、该轻则宽、当罚必严五个方面。“慎罚”是儒家刑罚思想的滥觞,得到了儒家的大力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德主刑辅”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华法系有别于其他法系的基本特质。（4）今文《尚书》中“民”字共187见,其中11443见在《周书》中。意义包括“庶民”“臣民”“人”三种,其中意义为“庶民”的情况占比近六成。今文《尚书》在天的视域下审视“民”,从超验的维度解答了执政者保民的必要性、重要性。今文《尚书》“保民”文化着力从君王和官吏两个主体推动商、周文化由“神本”向“民本”方向的转变。（5）今文《尚书》中“酒”字共16见,其中13次见于我国第一部禁酒令《周书·酒诰》。周初,酒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涵,成为关系王朝兴亡之物,关系个人命运之物,关系粮食供给之物,饮而勿醉的祭祀之物,其乐融融的孝亲之物,饮而可醉的进献之物。周公的禁酒,体现的是理性对反理性的遏制而非剿灭,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理性。（6）比较《尚书正义》、《书集传》、《尚书今古文注疏》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相关语句训诂的情况,初步在《尚书》训诂文化嬗变方面得出了一些判断:从唐到宋至清,对于《尚书》的训诂,主要发生了从天治到人治关注点的明显变化、对自然之法关注度逐渐降低的变化、对民心民意关注度显着增强的变化。《尚书》及其汉字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相关研究探索是创新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尝试。本研究借助今文《尚书》,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经典代表字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描述更加清晰,论证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开辟了《尚书》与汉字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为其他古典文献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李丹[4]（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申晓颖[5]（2019）在《皋陶法文化研究》文中指出皋陶又作“咎繇”、“咎陶”、“皋繇”,史载皋陶是舜时期的重要大臣,专职司法。皋陶堪称中华民族的司法始祖,是后世各朝所恭敬的狱神,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法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皋陶作为中国古代法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他的法治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本文主要围绕皋陶法文化展开论述,文章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介绍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基于前人对皋陶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在皋陶其人、皋陶法治思想内涵的分析,尤其是皋陶法治思想在历朝中地位的归纳分析上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笔者在借鉴和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再研究皋陶的法文化,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皋陶其人的分析,包括对皋陶居住地、皋陶形象及獬豸的论述。由于皋陶所处时代缺少确切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在论述皋陶的真实性和居住地时则较多依靠传世文献和相关考古资料。通过对六安说、洪洞说和曲阜说的比较分析得出,皋陶居住地是在今山西省洪洞县。第三部分是对皋陶法治思想的分析,主要是从皋陶法治思想中的“德”、“法”,以及皋陶刑法治理中的天人关系方面展开论述。舜时期的皋陶根据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在制定法律之时,便形成了一种德刑并用和德治为主、刑法为辅的思想特征。皋陶注重以人为本、狱讼宽平的司法原则,体现了皋陶对人性的关怀和更看重人自身的思想。第四部分主要是论述皋陶法治思想的历史地位,包括皋陶法治思想对皋陶所处时代产生的社会影响、在历朝中的地位以及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启示。皋陶对尧舜时期的和合和文明社会的起步意义重大。皋陶时代社会上贯穿着以“明刑弼教”的精神进行社会治理的思想理念,对后世法律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历代统治者结合时势需要对皋陶的法治思想进行了程度各异的继承和发展,着重强调了法律对于维护皇权、政治统治的作用,使得皋陶在不同朝代社会背景下地位有所不同。因此,分析皋陶法治思想和历朝历代中皋陶的历史地位,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认识古代中国法律思想的内涵,了解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汲取其中的优秀法治文化及思想理念,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孙柏林[6]（2019）在《“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文中认为“老子”思想有其渊源,这是本文“老子思想探源”（先老学研究）之核心和旨趣。然进入其中的切入点和路径有许多,我们以“天人之和”这一中华文明的精神和思想特质作为视域,并综合中国传统语文学及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立足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材料等构成之文本,探讨了前老时代“天人之和”的四大主要表现形态及基本思想范畴体系:“德礼”体系、“法刑”体系、“方术”体系、“天道”体系;而“老子”之思想更多传承和发展了“天道”体系,同时批判和解构了“德礼”体系;最终结合《老子》的历史世界、思想域界、生命境界,我们初步探索了“老子”之思想范畴体系,如面对礼崩乐坏、民生凋敝之“乱世”的现实情境,“老子”以人间性的如何“为”（无为）为出发点,并确立了“道”为终极价值和思想根基等。本文欲试图达到“二点突破”（新领域、新视域）,“三点创新”（方法、材料、观点）。“突破”:（1）“老子”研究领域的新拓展,本文以“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为核心来探寻“老子”思想之根源（先老学）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另如中希印之“天人观念”异同研究、前老时代“天人之和”形态体现的四种范畴系统（礼乐、方术、刑法、天道）等,均有一定理论新探索之倾向;（2）以“天人之和”和“历史世界”“思想域界”“生命境界”构成的局域性、立体性理论视域能较为全面、深入地探究“老子”思想之源流及当代价值。“创新”:（1）“方法”上,结合中国传统语文学方法（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等）和当代哲学研究方法（诠释学、语言分析、存在现象学等）,以及跨学科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地把握“老子”思想;（2）“材料”上,“先老学”之突出特点首先在于其时间性,如本文使用的相关传世文献资料都曾考证其时代并说明,且不局限于文字材料,包含如星图、符号、器物、遗址等;（3）“观点”上,如中西印之文明开端时期均以“究天人之际”为核心,但由于“生存结构”之差异,最终导致古希腊探寻超越性本源的“人与自然之分”、古印度伦理与宗教性的“神我合一”,古中国因“制礼作乐”而形成人文经验性的“天人之和”,另如“老子”思想范畴体系的初步探索等。绪论部分为正式之研究之基础,其中界定了“前老时代”之时限,考订了相关引证传世文献之时代,综述了思想范畴体系、天人之和等研究之现有成果,并梳理了有关理论视域及研究方法等。以“天人之和”作为视域和切入点,而对“天人关系”问题的关注是人类文明原初阶段的共性,而为何只有中国古代才形成了“天人之和”的独特特征?这是“第一章”之核心问题。具体我们首先通过中国与古希腊相比较,两者以农耕与海洋生存结构为区分,中国思想起源的“天人之和”与西方的哲学起源的“天人之分”;其次通过中国与印度文明的比较,同样的农耕生存结构,中国通过周代的制礼作乐而进入具有人文经验性的“天人之和”,而印度则延续了神话与宗教色彩而形成的“梵我合一”。在确立中国“天人之和”的思想范式与文化特征之后,“第二章”的重点在于“天人之和”在“前老时代”具体形成的四大大基本形态和思想范畴体系,其分别是作为“德礼”体系及其分化出的“法刑”体系,以及“方术”体系和从中衍生出的“天道”体系。此四大体系均是历史性建构生成的,包含了相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核心范畴,天人关系范畴为其四者共通。“第三章”则讨论了“老子”思想与“天人之和”四大体系之亲密关联,结合《老子》文本,通过分析“老子”思想所针对的问题,以及所体现的思想特征,阐释“老子”与四大体系的关联。又通过《老子》的历史世界、思想域界及生命境界初步探索了“老子”之思想范畴体系:如以“为”作为核心,以“道”作为终极意义和思想根基,以“圣人”为理性人格等。最后我们在“结语”中交待了研究“先老学”的意义和价值,如其对“前二元对立”世界的可能探索,以及本文之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能拓展之方向。
张传东[7]（2018）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是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的集中考察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收集与创作蓬勃发展,很多文人、教徒都投入到志怪小说集的编着活动中来,大量口头志怪故事和依附于子史着作的书面志怪故事因为志怪小说集的成书而走向集中和独立,具有了志怪小说的性质。因此,志怪小说集的成书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小说集成书的主观条件是人们要具有较为成熟的小说自觉意识和志怪专题意识,客观条件是要有相当数量志怪故事的产生和存在。本论文即从成书的主体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自觉意识的发展、小说集编着者的身份、编着目的、小说集的命名特征和内容编排的体例特征;从成书的客体角度分析志怪小说集的作品来源、志怪小说的创作等情况。为方便研究,本论文分上编和下编展开论述。上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综论。主要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成书背景、编着者与集内小说作者、作品来源、命名与体例等几个方面对小说集的成书情况作综合性论述。第一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背景研究。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自觉意识特别是志怪小说自觉意识不断增强,一方面人们已经开始理性地看到了小说和历史之间的虚实关系并自觉加以区分;另一方面儒学式微、玄学兴起带来的好奇尚异思潮,让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志怪小说的审美特性。其次,时人的志怪专题意识不断增强,子书、说体文本、志怪书等对志怪故事的集录方式既增强了人们的志怪专题意识也为编着志怪小说集提供了经验。第三,文人聚谈之风、文人对传说的积极接受与主动传讲以及志怪小说集的多渠道传播,也是促进志怪小说集成书的动力。第二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编着者和集内小说作者研究。志怪小说集的编着者从身份上看主要有文人、道教徒和佛教徒三类,以文人居多。他们继承了传统“稗官”及“小说家”搜集“街谈巷议”“合丛残小语”的传统,成为志怪小说集编着的主要力量。其中,文人编着者具备更多接触志怪故事的有利条件,如多出身社会底层、有阅览大量官私典籍的机会、有地记编撰的经历等。文人和宗教徒编着小说集的目的是不同的,前者主要为了追求一种审美体验,而后者主要为了弘扬宗教教义。小说集内故事的作者也有道教徒、佛教徒、宫廷艺人、民间艺人及文人等身份区别,宗教徒创作小说意在“发明神道”,文人的小说创作则比较自由,有为施污蔑而作者、有为娱乐而作者、有为“神道设教”而作者。小说集编着者和集内小说作者在身份关系上有三种情况:对于从图书典籍中转录的志怪小说而言,编着者只是一个编者,和小说作者没有关系;对于那些编着者参与了加工、整理和创作的志怪小说而言,编着者兼有作者身份;对于编着者自己创作的志怪小说而言,编着者就是作者。编着者和集内小说作者在思想关系上也有三种情况:佛教徒编着者一般和作者思想是一致的;道教徒编着者和作者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文人编着者与作者的思想则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第三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作品来源研究。根据对小说集序跋及小说集内作品的分析,结合小说集编着者对新、旧故事材料的选择视角,小说集的作品来源约有六大类:各类图书典籍,如史书、道教神仙之书、志怪小说集、地记及其他的子书、谶纬之书等;口头传说;“改编”类故事,指不改变原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只是细节增减的故事,可分为“精简型”改编和“增饰型”改编两类,数量上以后者居多;“继承性创新”类故事,即借鉴、仿效其他故事的情节模式新创作的故事;“镕旧铸新”型故事,即将多个志怪故事情节单元融汇而成的新作;“独立性创新”类故事,即自铸新辞、无复依傍,完全新型的故事。从编着者的视角看前三类属于“旧作”,后三类属于“新创”。其中,第三种至第六种作品来源中的故事虽然难以确定具体作者,但它们的生成都和小说集编着者有一定的关系。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命名特点和体例特征研究。志怪小说集命名的基本特点包括:以“传”“记”“志”为名,体现出志怪小说集对史书的借重和利用;以“怪”“齐谐”“异”“神”“幽明”“仙”等入名,凸显了志怪小说集的传奇主旨,也体现出志怪小说自觉意识的增强以及编着者好奇尚异的审美追求;以“列”“搜”“录”“集”“拾遗”“苑”“林”等入名,体现了志怪小说集的集录性成书特征;以“应”“验”“祥”等入名,体现了“释氏辅教之书”的宣教特征。在小说集的体例方面,编着者主要采用“笔记体”形制写定具体作品,这受传统“小说”观念和“短书”观念的影响较大;小说集内作品的编排主要包括主题分类、物群文类和时代分类三种方式;小说作品的叙述体例主要有“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和“辅教体”四种,叙述体例的选择和小说表达的重心有关。下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的个案研究。在魏晋南北朝《列异传》是首部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是志怪小说集的集大成者,《幽明录》是文人化特征最明显的小说集。因此本文将这三部典型的志怪小说集作为研究个案,分析它们在成书中的具体问题。第一章,《列异传》成书研究。关于《列异传》的编着者,隋、初唐、盛唐的史志目录都认为是曹丕,而《旧唐书》着录为张华。张华已编着过《博物志》没有必要续作《列异传》。今本《列异传》中确实记载了发生于曹丕之后的故事,但这些故事的起讫时间为魏至西晋。所以此书应是曹丕编着而西晋的无名氏续编。《列异传》的成书时间当在曹丕成为魏太子之前,因为他入主东宫后便奉儒黜道、禁绝淫祀,而书中有大量宣扬神道、表现淫祀的故事。曹丕编着此书一是出于对志怪故事的喜爱,一是出于对立言以不朽的追求。通过对该书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图书典籍、口头传说、改编类故事、“继承性创新”类故事、“完全创新”类故事等是其成书的主要作品来源。《列异传》作为魏晋第一部志怪小说集,其命名、故事材料的选择、材料的处理方式等对后世小说集的成书影响很大:其命名体现了小说集成书的集录性质和内容的传奇性质;在作品选择范围方面偏重历史异闻、兼收旧作和新闻、题材广泛;在故事材料处理方面,对源故事往往是略其议论、说理而只留其志怪故事的部分。第二章,干宝小说思想与《搜神记》成书关系研究。首先,“发明神道之不诬”的行为主体是《搜神记》中某些故事的作者而不是干宝,所以“发明神道之不诬”并非《搜神记》的编着主旨。而干宝的阴阳学术思想是另外形式的“发明神道”,也影响了他对故事材料的选择。其次,干宝具有“游心寓目”的小说思想,使得《搜神记》中收录了大量与“神道”无关的故事以及其他游戏娱乐的故事。另外,干宝宣称自己以史家“实录”精神收集故事材料,但这只是他为自己搜集传闻异辞、进行志怪小说创作寻找的借口,也是提高《搜神记》地位的手段。第三章,从作品来源看《幽明录》的文人化特征。《幽明录》中的志怪故事呈现出明显的文人化特征:内容上不是单纯描写怪异而是借怪异反映普遍的人情与人性;语言上多运用诗词歌谣等韵语,文笔简练生动。这种特征的形成与编着者对故事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有关:一、选择其他志怪小说集中的故事并加以文学化改编;二、选择传说故事时更关注内容丰富、文学色彩浓郁的版本;三、侧重选择文人创作的志怪故事,如借志怪故事表达人情人性的“继承性创新”类故事,语言典雅意境优美的“完全创新”类故事等;四、不受宗教制约,选择表现儒释道各家思想的生动有趣的志怪故事。
徐忠明[8]（2018）在《建筑与仪式:明清司法理念的另一种表达》文中指出明清中国的司法空间（建筑、公堂等）与司法仪式（言辞、动作等）,不仅涉及司法权力的建构和运作,而且包含了司法理念的修辞和象征。本文的旨趣在于,通过考察看得见的、具体的符号和仪式,来彰显看不见的、抽象的司法权力和司法理念;通过考察司法剧场中的演员——官员、诉讼两造、书吏及衙役的表演,来呈现司法过程的意义和特点。由研究视角和史料运用而言,对衙门建筑与司法仪式的考察和诠释,可以弥补既有研究成果的缺失或盲点,并且丰富乃至深化我们对明清时期司法理念的理解。
霍晓丽[9]（2017）在《信仰、仪式与地方社会 ——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整体性研究视角和大、小传统分析模式,结合以历史记忆为基础而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探究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以期理解苗族隐藏在信仰行为背后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问题的传统认知,揭示苗疆地方社会运行的内在规范和外在形式,反映出国家大传统对地方小传统的引导和影响。湘西苗族先民因从事稻作农业,而以苗为族名,不同时期分别以三苗、南蛮、荆楚蛮、武陵蛮、苗蛮、红苗等族称见载于史籍。随着先民从北向南、由东至西的迁徙,居住地也从黄海之滨,到江淮流域,再到武陵山区。族群先后以太昊部落、九黎部落、三苗部落为主体,融合了髳人、楚人、黔中蛮、五溪蛮等众多原住民。湘西苗族在地域、文化、经济方面表现出一致的特性,区域内以武陵山腊尔山台地为中心,北达湖南永顺、保靖,南到贵州铜仁,东至湖南沅陵,西接重庆秀山;语言为东部苗语,服饰尚红,民间信仰仍停留在原始宗教阶段;地方经济体系由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构成。湘西苗族长期与周边民族互动,民间信仰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实现了代际传承。它既蕴涵着远古先民原始的智慧,又积淀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承袭了先秦国家宗法文化的色彩,成为地方小传统的代表之一。但整体上,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仍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最为显着,处于从原始宗教到古典宗教的过渡阶段。周期性举行的信仰仪式蕴含了民众关于天、地、人关系的原始认知方式,践行着因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家族、村寨、区域之间的运行规则。民间信仰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维系着地方社会按照传统方式运行。中央王朝历来秉持“以夷治夷”的治苗思想,先后采用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来经略苗疆,但湘西苗疆始终为化外之地。直到清代前中期改土归流和乾嘉苗民起义之后,国家权威才以军事方式强行介入湘西苗疆,打破了地方社会的传统运行模式,致使社会阶层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随后,清廷又用抚以文德的方式,培植起新兴管理阶层。新兴管理阶层凭借国家赋予的政治身份,逐渐取代地方传统权威群体,成为苗疆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并与传统权威群体不断调适、整合,共同引导地方社会步入近代。湘西苗族民间信仰传承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湘西苗疆地方小传统与国家大传统合流之后,苗族的国家认同日益增强。民间信仰成为国家与民众主要的沟通渠道。一方面,民间信仰关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代际传承的基础上,呈现出明显的族际融合特征,实现了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将国家提倡的社会力量不断神化,出现了扩展、分层的现象;信仰空间通过仪式的展演,在世俗场域建构起来神圣空间,既符合国家管理地方的需求,也契合基层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体现出“内儒外道”的特点,践行着国家统治规范和秩序,引导地方社会按照国家统治方式有序运行,由传统进入近代。
石润宏[10]（2017）在《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唐代文学有关植物的书写,涉及体裁众多,文学实绩丰赡,是唐人留存下来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代文学植物书写的丰富景象是在先唐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先秦至六朝的先唐文学为唐代文学提供了众多有关植物的历史典故与文学原型,是唐代文学的植物书写走向深入和繁荣的导引者。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大致包含以下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唐代各类文学体裁、具体文学作品对植物题材与意象进行的书写。唐代诗歌在描写季节时经常运用植物意象,勾勒各个季节的植物风景,植物在季节诗中成了季节的指示物和诗人情绪的象征物。唐人喜爱把玩和栽植各类观赏植物,这在唐代诗、文、赋中均有明确表现。唐代描写植物的文学语言中大量出现了体现人们价值判断的言辞,这表明唐人针对植物的精神审美活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渐渐步入成熟的境地。唐代笔记小说中与植物有关的条目多达五百余条,这其中既有真实记录,也有文学虚构,均反映了唐人对植物的重视与喜爱。不同的文学创作群体对植物有不同的见解与感受,比如唐代女诗人常以离枝的落花比喻自身,又如唐代诗僧群体因为性喜自然,所以注重利用植物在禅院中仿造建构山野环境,从植物中体味禅机,植物成了诗禅交涉的纽带。第二个方面是唐人营造的植物景观进入到文人视野之后在文学上的反映。唐人十分重视寺院、道观、祠庙、驿道、驿站等建筑群落周围植物景观的营建工作。比如唐代寺观的植物景观以松竹为主而能兼顾各地自有风格,唐代驿道驿站等场所由官方主持驿树的栽种,不同时期也有文人官员按照自身的喜好栽植特有品类的植物,唐代交通要道蜀道地区的植物景观,与上述人造建筑区域情况不同,兼有野生与人造两个方面。唐代文人爱好游览和观赏此类植物景观,并乐于用文学语言加以描绘。第三个方面是自然植物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影响到唐代文人的心绪、情感和生活、生产活动,进而产生的较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在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今日中国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植被类型的地理分野直观而易感。植物的生态状况造成自然环境的差异,使文人身处其间有别样的心境感受。比如唐代河东道植被生态的多样性易于激发文人的创作欲望,也影响了唐代文人在河东道的隐逸和闲居活动,进而影响了有关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又如唐代陇右道的荒野风景极大地唤起了文人的羁旅愁思,荒漠草原上飞卷的沙蓬成了客居陇右道文人的自我体认。唐代长城以北地区迥异于关中以南地区的植物地理风景,被心思细腻、善于观察生活的唐代文人所关注,引来他们对异域植物风光的欣赏与书写,如今这些文学语言已成为记录唐代长城以北地区历史地理信息的宝贵文献。
二、略说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神判”现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说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神判”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动物 |
| (二)动物观 |
| 四、研究综述 |
| (一)动物学史的研究 |
| (二)动物文化史的研究 |
| (三)动物伦理学的研究 |
| (四)总体评价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起源 |
| 第一节 天地化育万物 |
| 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现象 |
| 第三节 动物的化生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生物特征 |
| 一、“血气”的解说 |
| 二、“血气之属”的生理特征 |
| 三、“血气之属”的心理特征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社会特征 |
| 一、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道德属性之别 |
| 二、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社会结构之别 |
| 三、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劳动能力之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生活联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利用 |
| 一、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情况 |
| 二、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理由 |
| 三、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主要困境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管理 |
| 一、动物职官与儒家制度规范 |
| 二、驯养动物与儒家统治艺术 |
| 三、人兽冲突与儒家礼法之争 |
| 四、动物管理与儒家政治理念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 |
| 一、儒家动物保护的主要措施 |
| 二、动物保护与儒家社会蓝图 |
| 三、儒家动物保护的生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道德关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形象 |
| 一、人类的禽兽化与禽兽的仁义形象 |
| 二、仁禽义兽与凶禽猛兽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地位 |
| 一、动物道德地位的依据 |
| 二、儒家动物伦理的发展历程 |
| 三、仁民爱物的等差秩序 |
| 四、仁民爱物的伦理困境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论“德化动物” |
| 一、恩及禽兽与德化鸟兽 |
| 二、百兽共舞与儒家乐教 |
| 三、万舞翼翼与墨子“非乐” |
| 四、沉鱼落雁与道家天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信仰联系 |
| 第一节 动物神灵与儒家信仰体系的建构 |
| 一、山川精怪 |
| 二、灵禽瑞兽 |
| 三、农业动物神 |
| 四、人兽变形 |
| 第二节 动物献祭与儒家祭祀礼仪的转向 |
| 一、动物献祭的传统 |
| 二、动物祭品的道德化 |
| 三、动物献祭仪式的变革 |
| 第三节 动物占卜与儒家天命观念的转型 |
| 一、龟甲占卜 |
| 二、动物与占梦术 |
| 三、动物与占星术 |
| 第四节 动物与神道设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特征 |
| 三、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价值 |
| 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本研究依据的理论和方法 |
| 第一章 阿列克谢耶夫及其对中国民俗画片的收集与研究 |
| 一、阿列克谢耶夫与中国民俗画片 |
| 二、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考察及民俗画片的收集 |
| 第二章 俄藏“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民俗画片”考释 |
| 一、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 |
| 二、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藏品的基本构成 |
| 第三章 从阿列克谢耶夫的收藏看中国民俗画片的文化价值 |
| 一、民俗画片的概念界定 |
| 二、中国民俗画片的起源与发展 |
| 三、中国民俗画片的文化价值 |
| 第四章 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所反映的中国民俗 |
| 一、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藏品中的岁时节令 |
| 二、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藏品中的人生礼俗 |
| 三、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藏品中所蕴含的民俗观念 |
| 第五章 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中的民间精神“狂欢”意蕴 |
| 一、欲望的释放 |
| 二、叛逆的表达 |
| 三、生死的跨越 |
| 第六章 经由图像艺术展开的中俄文化交流 |
| 一、17世纪以来俄罗斯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的过程 |
| 二、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民俗画片的认知、研究与解读 |
| 三、阿列克谢耶夫的文化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基础材料 |
| 二、专着 |
| 三、文章 |
| 致谢 |
（3）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天”及敬天文化 |
| 第一节 “天”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天”的意义 |
| 一、自然之天: 天空 |
| 二、神化之天: 老天、天庭 |
| 三、意志之天: 天意、天命 |
| 四、其他之天: 天然、大 |
| 第三节 敬天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影响 |
| 一、敬天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敬天文化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德”及明德文化 |
| 第一节 “德”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德”的意义 |
| 一、“德”之本义: 升、登 |
| 二、“德”之假借义: 道德 |
| 三、“德”之褒义化: 美善 |
| 四、“德”之外化: 德政、贤人 |
| 第三节 明德文化的主要内容及规范升华 |
| 一、《尚书》明德思想是我国尚德文化的源头 |
| 二、《尚书》明德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三、《尚书》明德文化的规范升华 |
| 小结 |
| 第三章 “罚”及慎罚文化 |
| 第一节“罚”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罚”的意义 |
| 一、罪 |
| 二、罚金 |
| 三、惩罚 |
| 四、刑罚 |
| 第三节 慎罚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影响 |
| 一、慎罚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慎罚文化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及保民文化 |
| 第一节 “民”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民”的意义 |
| 一、庶民 |
| 二、臣民 |
| 三、人 |
| 第三节 保民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形成原因 |
| 一、保民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保民文化的形成原因 |
| 小结 |
| 第五章 “酒”及饮酒文化 |
| 第一节 “酒”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酒”的意义 |
| 一、乙醇饮料 |
| 二、饮酒 |
| 第三节 周初“酒”的双面内涵及周公禁酒的人文理性 |
| 一、周初“酒”的双面内涵 |
| 二、周公禁酒的人文理性 |
| 小结 |
| 第六章 《尚书》经典训诂的文化嬗变 |
| 第一节 从天治到人治关注点的明显变化 |
| 第二节 对自然之法关注度逐渐降低的变化 |
| 第三节 对民心民意关注度显着增强的变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今文《尚书》中“天”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二: 今文《尚书》中“德”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三: 今文《尚书》中“罚”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四: 今文《尚书》中“民”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五: 今文《尚书》中“酒”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六: 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字经典训诂示例一览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
| 三、本研究的创新性及其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耶稣会在华传教历程与文化适应政策 |
| 第一节 天主教入华传教历程 |
| 一、第一次接触: 大秦景教 |
| 二、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困境 |
| 第二节 耶稣会的诞生与传教基调 |
| 一、耶稣会的诞生 |
| 二、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精神 |
| 第三节 耶稣会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政策 |
| 一、利玛窦时期的文化适应策略 |
| 二、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转向: 全面适应阶段 |
| 三、白晋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策略 |
| 第二章 耶稣会士与《易经》的相遇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一、初入华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易经》形象 |
| 三、索隐派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 |
| 一、索隐派译《易经》 |
| 二、西方世界第一个《易经》全译本 |
| 第三章 耶稣会士以象数、卦爻辞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以“数”会通 |
| 一、易学中的“数” |
| 二、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原因 |
| 三、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具体内容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以“象”会通 |
| 一、易学中的“象” |
| 二、耶稣会士以“象”会通的原因 |
| 三、以汉字之“象”会通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以卦爻辞会通 |
| 一、以卦爻辞对《圣经》故事进行会通 |
| 二、以卦爻辞对天主教义进行会通: 以谦德为例 |
| 第四章 耶稣会士以基本易理范畴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诠释“上帝” |
| 一、中国古经籍中的“上帝” |
| 二、从“天主”到“上帝” |
| 三、“术语之争”与“上帝” |
| 四、索隐派耶稣会士与“上帝”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诠释“太极” |
| 一、“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 |
| 二、“太极”非“天主” |
| 三、“太极”即“天主” |
| 四、论耶稣会士“太极”观诠释取向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诠释“圣人” |
| 一、中国传统“圣人”形象 |
| 二、“圣人”为耶稣 |
| 三、“圣人”为弥赛亚 |
| 四、论耶稣会士“圣人”观诠释取向 |
| 第五章 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影响与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儒士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应 |
| 一、护教儒士的回应 |
| 二、反教儒士的回应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 |
| 一、罗马教会对耶稣会士研《易》的反映 |
| 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 |
| 三、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
| 第三节 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顾与反思 |
| 一、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主体选择 |
| 二、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文化困境 |
| 三、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价值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皋陶法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皋陶其人 |
| 一、皋陶居住地辨析 |
| (一)六安说 |
| (二)洪洞说 |
| 二、皋陶形象分析 |
| 三、司法助手——獬豸 |
| 第二章 皋陶法治思想分析 |
| 一、关于皋陶法治思想中“德”的分析 |
| (一)以德化民 |
| (二)《尚书·皋陶谟》中的“德” |
| 二、皋陶刑法内容分析 |
| (一)象刑 |
| (二)五刑 |
| 三、皋陶刑法治理中的天人关系 |
| 第三章 皋陶法治思想的历史地位 |
| 一、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
| 二、皋陶法治思想在历朝中的地位 |
| 三、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 |
| 一、问题意识 |
| (一) 思想探源与先老学 |
| (二) “老子”之时代及其他预设 |
| (三) 范畴与思想范畴体系 |
| (四) 天人关系与天人之和 |
| 二、理论视域 |
| 第二节 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路径 |
| 第三节 文本 |
| 一、文献资料 |
| 二、考古材料 |
| 第一章 “老子”思想探源与“天人之和” |
| 第一节 如何进入“先老学”思想之门 |
| 一、“先老学”之研究综述 |
| 二、“先老学研究”之要旨:“天人之和” |
| 第二节 “天人之和”相关概念之辨析 |
| 一、“天人”思想之核心词语辨析 |
| 二、论“天人之和”的“和”之精神 |
| 第三节 “究天人之际”之“思想范式”比较研究 |
| 一、“天人观念”之产生的“生存结构”比较研究 |
| 二、“思想范式”与“天人观念”之异同比较研究 |
| 本章结论 |
| 第二章 “天人之和”之表征及其历史建构 |
| 第一节 “德礼”体系 |
| 一、“德礼”体系之思想范畴构成 |
| 二、“德礼”体系的历史演变 |
| 三、“德礼”体系之孽乳:“法刑” |
| 第二节 “天道”体系 |
| 一、“天道”体系之源头:“方术” |
| 二、“天道”思想范畴体系构成之基点 |
| 三、“天道”体系之思想范畴的历史演变 |
| 本章结论 |
| 第三章 “天人之和”与“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之生成 |
| 第一节 “老子”与“天人之和”体系之关联 |
| 一、“天人之和”与“老子”之“道”的内向超越 |
| 二、“老子”与“天人之和”体系 |
| 第二节 “老子”思想范畴体系的初步探索 |
| 一、“老子”之研究方法与理论视域 |
| 二、《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之内涵 |
| 本章结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相关研究主要发表论文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7）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概念 |
| 二、研究对象及其版本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现状 |
| 五、论文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上编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综论 |
|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背景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小说自觉观念的发展 |
| 一、对小说虚构性特征的认识 |
| 二、对小说“可观”性审美特征的发现 |
| 三、对志怪小说“奇异”性审美特征的喜爱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专题意识的生成 |
| 一、子书中志怪故事的集中与志怪专题意识的生成 |
| 二、先秦两汉“说体”文本与志怪专题意识的生成 |
| 三、先秦两汉“志怪书”与志怪专题意识的生成 |
| 四、魏晋南北朝分类意识与志怪专题意识的生成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传播与志怪小说集的成书 |
| 一、文人聚谈对志怪小说集成书的影响 |
| 二、文人在志怪故事传播中的媒介作用 |
| 三、小说集的传播对其他小说集成书的影响 |
| 余论 |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编着者及集内小说作者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编着者身份 |
| 一、编着者的身份分类 |
| 二、编着者对“小说家”身份的继承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文人编着者的阅历条件 |
| 一、社会底层的经历 |
| 二、阅览典籍的机会 |
| 三、撰着地记的经历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编着目的 |
| 一、文人编着者的目的 |
| 二、道教徒的编着目的 |
| 三、佛教徒的编着目的 |
|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中志怪故事作者身份考略 |
| 一、方士、道教徒 |
| 二、佛教徒 |
| 三、上层艺人 |
| 四、民间艺人 |
| 五、文人 |
|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编着者与集内小说作者的关系 |
| 一、编着者与作者身份之间的关系 |
| 二、编着者与作者思想之间的关系 |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作品来源 |
| 第一节 作品来源之一:各类图书典籍 |
| 一、史书 |
| 二、神仙方术之书 |
| 三、志怪小说集 |
| 四、地记 |
| 五、其他 |
| 第二节 作品来源之二:传说 |
| 一、设置标志词的传说 |
| 二、交待讲述者的传说 |
| 三、未作标明的传说 |
| 第三节 作品来源之三:改编类志怪小说 |
| 一、“精简型”改编小说 |
| 二、“增饰型”改编小说 |
| 三、小说改编者与小说集编着者的关系 |
| 第四节 作品来源之四:“创新类”志怪小说 |
| 一、“继承性创新”类志怪小说 |
| 二、“镕旧铸新”型志怪小说 |
| 三、“独立创新”类志怪小说 |
| 四、“创新类”志怪小说的作者 |
| 余论 |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命名与体例特征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命名特征 |
| 一、以“传”“记”“志”为名:对史书的倚重 |
| 二、以“怪”“齐谐”“异”“神”“幽明” “仙”入名:传奇主旨的凸显 |
| 三、以“列”“搜”“录”“集”“拾遗”“苑”“林”入名:集录性特征的体现 |
| 四、以“应”“验”“祥”等入名:“释氏辅教之书”宣教意义的突出 |
| 第二节 志怪小说作品编排方式 |
| 一、按小说主题分类 |
| 二、按小说描述对象分类 |
| 三、按小说的时代分类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序言及目录 |
| 一、小说集的序言 |
| 二、小说集的目录 |
| 第四节 志怪小说作品的“笔记体”形制 |
| 一、“笔记体”形制的基本特征 |
| 二、“笔记体”形制的形成原因 |
|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中作品的叙述体例 |
| 一、志怪小说叙述体例的分类 |
| 二、志怪小说叙述体例之间的基本关系 |
| 三、编着者对各类叙述体例的运用 |
| 下编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的个案研究 |
| 第一章 《列异传》的成书 |
| 第一节 《列异传》编着者、成书时间及编着目的 |
| 一、编着者 |
| 二、成书时间 |
| 三、编着目的 |
| 第二节 《列异传》成书的作品来源 |
| 一、图书典籍 |
| 二、口头传说 |
| 三、文人改编的故事 |
| 四、“继承性创新”类志怪小说 |
| 五、“完全创新”型志怪小说 |
| 第三节 《列异传》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编着的影响 |
| 一、《列异传》命名的影响 |
| 二、故事材料选择范围的影响 |
| 三、故事材料处理方式的影响 |
| 第二章 干宝的小说思想与《搜神记》成书的关系 |
| 第一节 “发明神道之不诬”思想和《搜神记》的成书 |
| 一、“发明神道之不诬”的行为主体辨析 |
| 二、“神道设教”主张与《搜神记》故事材料的选择 |
| 第二节 “游心寓目”思想与《搜神记》的故事材料选择 |
| 一、无关“神道”类小说的选择 |
| 二、悖于“神道”类小说的选择 |
| 三、其他娱乐性小说的选择 |
| 第三节 “实录”思想与《搜神记》成书的关系 |
| 一、收集传闻异辞的理由 |
| 二、“有意为小说”的幌子 |
| 三、提高《搜神记》地位的手段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作品来源看《幽明录》成书的文人化特征 |
| 第一节 “旧作”的择录与《幽明录》的文人化特征 |
| 一、以其他志怪小说集为作品来源 |
| 二、选择传说故事时的文人视角 |
| 第二节 “继承性创新”小说的择录与《幽明录》的文人化特征 |
| 一、“归鬼”主题小说 |
| 二、“髑髅”主题小说 |
| 三、“骗奸”主题小说 |
| 第三节 “完全创新”型小说的择录与《幽明录》的文人化特征 |
| 一、文人创作小说的直接证明 |
| 二、文人创作小说的间接证明 |
| 第四节 儒释道思想的多样性与《幽明录》的文人化特征 |
| 一、表现儒家思想作品 |
| 二、表现传统巫术、道教思想的作品 |
| 三、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 |
| 四、反映佛教与中土宗教关系的作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收录先秦两汉志怪故事一览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信仰、仪式与地方社会 ——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湘西苗族与苗疆 |
| 第一节 作为族称的苗 |
| 一、释苗 |
| 二、说苗道蛮 |
| 三、定型苗族 |
| 第二节 湘西苗族族源与迁徙 |
| 一、太昊部落 |
| 二、九黎、三苗部落联盟 |
| 三、荆楚蛮 |
| 第三节 湘西苗疆的形成 |
| 一、地域 |
| 二、文化 |
| 三、经济 |
| 第二章 分流——湘西苗疆民间信仰的代际传承 |
| 第一节 天: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
| 一、国家统治秩序内的天 |
| 二、农业生产中的天 |
| 三、禁忌习俗里的天 |
| 第二节 地:人与社会的地缘联系 |
| 一、土地神信仰内涵 |
| 二、湘西苗疆祭拜土地神仪式 |
| 三、湘西苗疆的地缘组织 |
| 第三节 祖: 人与人的血缘联系 |
| 一、祖先信仰对象 |
| 二、湘西苗疆祭祖仪式 |
| 三、湘西苗疆的血缘关系 |
| 第三章 湘西苗疆王化历程 |
| 第一节 清代之前历代王朝以夷治夷 |
| 一、秦、汉至唐、北宋时期的羁縻政策 |
| 二、南宋、元、明、清初时期的土司制度 |
| 第二节 清代康雍时期的改土归流 |
| 一、改土归流过程 |
| 二、改土归流对苗疆的影响 |
| 第三节 清代乾嘉苗民起义 |
| 一、乾嘉苗民起义过程 |
| 二、乾嘉苗民起义原因探析 |
| 三、清廷备战苗疆 |
| 四、地方官员战后励精图治 |
| 第四章 合流——湘西苗疆民间信仰的族际融合 |
| 第一节 湘西苗疆地方社会变迁 |
| 一、历史记忆中的地方社会 |
| 二、地方社会阶层重组 |
| 三、地方社会权力重构 |
| 第二节 湘西苗疆还傩愿仪式 |
| 一、杀猪还愿 |
| 二、傩堂愿 |
| 第三节 神灵体系与国家认同 |
| 一、社会力量的神化 |
| 二、神灵的扩展 |
| 三、神灵的分层 |
| 第四节 信仰空间与国家在场 |
| 一、神圣空间的建构 |
| 二、社会秩序的“内儒外道 |
| 结论 |
| 一、“大”、“小”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
| 二、地方性知识: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地方小传统 |
| 三、区域社会史: 地方社会小历史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论题的选题理由及意义 |
| 二、本论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本论题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一编 唐前与唐代文学的植物书写 |
| 第一章 唐前文学植物题材与意象发展史 |
| 第一节 先秦:中国文学植物题材与意象的发生 |
| 一、《诗经》:古代文学运用植物的滥觞 |
| 二、《离骚》:文学植物道德比况的先导 |
| 三、《尔雅》:中国古代植物研究的鼻祖 |
| 四、《山海经》:中国植物神话传说的起源 |
| 第二节 汉代:文学植物题材与意象的发展 |
| 一、《上林赋》:汉人对植物的圈养与欣赏 |
| 二、《神异经》:植物神话想象的丰富 |
| 三、古诗十九首:文学以植物起兴的娴熟运用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植物题材与意象的初步兴盛 |
| 一、魏晋南北朝植物赋:文学描写植物的精细化 |
| 二、《世说新语》:以植物喻人的常态化 |
| 三、《南方草木状》:植物知识向边疆地区的扩展 |
| 四、陶渊明对植物的接受与书写 |
| 第二章 唐代季节诗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唐代春季诗的植物书写 |
| 一、春季诗中的植物 |
| 二、春季诗书写植物的类型与模式化问题 |
| 三、唐代春季诗的“梅柳”并题现象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唐代夏季诗的植物书写 |
| 一、夏季诗中的植物 |
| 二、植物对文人苦热情绪的消解 |
| 第三节 唐代秋季诗的植物书写 |
| 一、秋季诗中的植物 |
| 二、植物在秋季诗中的意义:悲秋之寓物 |
| 第四节 唐代冬季诗的植物书写 |
| 一、冬季诗中的植物 |
| 二、冬季诗以春写冬:植物报春来 |
| 第三章 唐文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唐文所反映的唐代文人对植物的栽种与翦除 |
| 一、文人对植物的栽种 |
| 二、文人对植物的翦除 |
| 第二节 唐赋题咏植物时的互贬现象 |
| 一、互贬现象的实例 |
| 二、互贬现象的产生原因及意义 |
| 第四章 唐五代笔记小说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植物意象 |
| 第二节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植物故事的真与假 |
| 第三节 唐五代笔记小说虚构故事中植物的四种类型 |
| 第四节 唐人植物故事想象的灵感来源 |
| 第五章 唐代女诗人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接受与营造:女性诗作中的植物意象 |
| 第二节 单纯与专注:女诗人的自然书写 |
| 一、宫廷妇女身居内宫,借植物以娱乐 |
| 二、家庭妇女身居宅院,借植物以抒情 |
| 第三节 花的形象:物我两忘 |
| 一、花与女性可以互相比喻 |
| 二、唐代女诗人以落花离枝比喻夫妻离别 |
| 三、花与女诗人的形象交织浑融 |
| 第六章 唐代诗僧的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唐代诗僧的主要生活场景 |
| 一、唐代诗僧的日常活动 |
| 二、唐代诗僧的居处环境 |
| 第二节 唐代诗僧与自然山水 |
| 一、自然山水对诗僧的意义 |
| 二、诗僧群体与文人群体栖居自然的区别 |
| 第三节 唐代诗僧与植物 |
| 一、诗僧利用植物在禅院中建构自然 |
| 二、诗僧厨房中的食用植物 |
| 第二编 植物景观与唐代文学 |
| 第七章 唐代寺院道观植物景观的文学表现 |
| 第一节 寺院道观的植物景观在唐诗中的反映 |
| 一、道观的情况 |
| 三、寺院的情况 |
| 第二节 重要寺观植物景观考述 |
| 一、专写植物景观的唐诗 |
| 二、知名景观考述 |
| 第三节 唐代寺观植物景观的特点及其人文意义 |
| 一、植物景观特点:以松竹为主而兼顾各自独有风格 |
| 二、松竹成为主要造景植物的原因 |
| 三、寺观植物景观的人文意义 |
| 第八章 唐代祠庙植物景观的文学表现 |
| 第一节 祠庙的植物景观在唐诗中的反映 |
| 第二节 唐代文学对知名祠庙植物景观的描绘 |
| 一、桃花夫人庙的桃花景观 |
| 二、武侯祠的松柏景观 |
| 三、竹郎庙的竹子景观 |
| 第九章 唐代驿道驿站植物景观的文学表现 |
| 第一节 唐诗中的馆驿植物景观 |
| 一、馆驿题材诗中的植物信息统计 |
| 二、馆驿题材诗歌描写植物的诗学意义 |
| 第二节 唐人对馆驿植物的栽植与维护 |
| 一、官方的行为:“驿树”与“官柳” |
| 二、驿站周边植物的栽植:以褒城驿为例 |
| 第三节 唐代蜀道题材诗中描写的植物景观 |
| 一、唐诗所见蜀道地区的植物 |
| 二、唐人蜀道题材诗与边塞诗描写植物景观的差异 |
| 第四节 唐代有关馆驿植物的传说数则 |
| 一、馆驿植物传说能够反映历史真实 |
| 二、思先驿的桧树生药传说 |
| 三、枫亭驿的荔枝与梅妃传说 |
| 第三编 植物生态与唐代文学 |
| 第十章 唐代河东道的植被状况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
| 第一节 从文学作品看唐代河东道的植被生态状况 |
| 一、河东道特殊的地理区位对生态和人文的影响 |
| 二、唐代河东道的植被生态状况 |
| 第二节 唐代文人在河东道的隐逸和闲居活动 |
| 一、唐代文人的仕隐心态与隐居地点选择 |
| 二、唐代文人在河东道隐逸和闲居的地点 |
| 第三节 河东道植被生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河东道植被生态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易于激发作家写作的兴致 |
| 二、自然植被类型影响了唐代文人在河东道的隐逸和闲居活动,进而影响了有关山水田园诗的创作 |
| 三、河东道文人园林内的植物是沟通自然与文学的桥梁 |
| 第十一章 唐代陇右道的植物生态与文学 |
| 第一节 荒野中的文学体验 |
| 一、荒野的风景 |
| 二、荒野寻绿 |
| 第二节 荒野植物蓬草与陇右道客居文人的自我体认 |
| 一、蓬草象征义的发展 |
| 二、沙蓬:一个经典的边塞意象 |
| 三、心随蓬转:陇右道客居文人的自我比拟 |
| 第三节 杜甫陇右诗的植物书写 |
| 一、杜甫陇右诗植物书写之宏观层面:反映陇右的地理风景 |
| 二、杜甫陇右诗植物书写之微观层面:反映杜甫的心志风骨 |
| 第十二章 唐代长城以北地区的植被生态与文学书写 |
| 第一节 唐代长城以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
| 一、唐代长城的地理位置 |
| 二、长城以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三、唐人对长城以北一些重要地理概念的感知与描绘 |
| 第二节 唐代文学对长城以北地区植被生态的书写 |
| 一、唐代文学中长城以北的大草原 |
| 二、长城以北地区植被生态的历史状况 |
| 三、胡峤《陷北记》对长城以北地区植物的书写 |
| 征引文献目录 |
| 在读期间有关成果发表情况 |
| 全文图版 |
| 后记 |
四、略说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神判”现象（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2]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D]. 周峪竹.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D]. 翟明女. 扬州大学, 2020
- [4]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
- [5]皋陶法文化研究[D]. 申晓颖.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6]“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D]. 孙柏林. 云南大学, 2019(09)
- [7]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研究[D]. 张传东. 山东大学, 2018(12)
- [8]建筑与仪式:明清司法理念的另一种表达[J]. 徐忠明.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2018(00)
- [9]信仰、仪式与地方社会 ——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研究[D]. 霍晓丽.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1)
- [10]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D]. 石润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