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出版业意味着什么？

一、入世,对中国出版意味着什么?（论文文献综述）

黄莺^[1]（2020）在《中国出版“走出去”背景下的网文出海现状研究 ——以阅文集团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如火如荼,全球圈粉无数,成为国内政产学研各界关注的焦点。不同于以往侧重从文学文本、媒介技术和跨文化传播等视角研究中国网文出海宏观状况或其中表现突出的外国粉丝翻译网站,本文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战略背景出发,以阅文集团为典型案例,实证分析网文出海之所以比较有成效,在作品自身及出海企业传播规律方面的原因。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与深度访谈法。首先,从国内与国际环境两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网文出海“热”的大背景,梳理归纳出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其呈现出的整体特征;其次,以阅文集团为例深入立体解读其网文出海成因、情况、采取的策略、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威胁,分析得出优化网文出海效果的对策。本文认为阅文在网文出海方面成就斐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在出海内容选取（含翻译）、产品运营与阅读市场开拓等出版产业链各环节牢牢紧扣“本土化”这个核心,注重输出全套的网文IP生态机制。只有当中国政府、网文企业、行业协会着力加强网文海外传播的本土化并紧跟时代潮流审视“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这一议题时,才有希望推动中国网文持续出海,实现中国出版、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化更有力地“走出去”。

王睿^[2]（2019）在《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而无德,行之不远”。道德对于国家生存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道德的根基在于养成,而道德养成之难以至于中外先贤都在不断的思考与实践以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也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道德养成思想与实践智慧,它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教育发展进程中,宋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是中国教育思想与文化奔流涌动的黄金时代。其中,宋代理学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养成思想是这一时代教育思想丰赡发展的成果和重要标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为宋代乃至之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主体思想与道德言说,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是中国教育“立德树人”的历史样态。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回顾、意义澄清和现代价值转化,为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的本土创生、德育实践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历史依据,是对新时代德育工作新要求的时代回应,是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提升教育理论话语权、坚定教育自信的必然选择,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现状仍然差强人意:在价值定位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常被冠以“以理杀人”的帽子,被当做中国文化难以现代转化的原罪;在研究视角方面,鲜见有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当做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作为学界广泛使用的术语,没有获得准确定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独特性、时代性有待进一步挖掘;在研究结论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如何从儒家学者对理想人格的设计转化成普罗大众普遍认同、易知易行的教育实践的这一中间环节阐述语焉不详,这些不足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创新的空间,这也是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展开研究,注重其整体性、独特性的同时聚焦其历史意蕴和现实价值的挖掘;二是提出一种观点,即认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实施与传播是儒家思想从书斋到民间,从思想到实践的过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民族特性;三是以古鉴今,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生命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合理转化,为当下德育理论的完善与创新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与理论支撑,挖掘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立德树人”智慧,以回应新时代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主要围绕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一反道德滑坡、势力浇漓之乱象,成功实现“尽人情之美”、风敦俗睦的同时汇聚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这些被广泛使用却含义不清的概念进行学理分析,确定道德养成的特征与内涵。采用思想史、专题史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王安石、朱熹、陆九渊、张栻、陈亮、叶适等宋代理学家的道德养成思想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回答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从中发现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总体趋势。第二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必要与可能”的问题。首先,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进行分析,以期描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创生环境的宏大画卷,进而揭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其次,分析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对宋代社会的深刻影响,阐述其时代影响和历史意蕴。最后回答“新时期的道德养成何以可能”问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虽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仍然饱含立德树人智慧,为当今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关注人生根本问题的道德养成可以很好的解决和回答现今德育针对性不强、方法陈旧刻板等问题;德育应该兼顾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性与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性的双重功效;道德养成在倡导内省修身、道德践履的同时不应排斥以道德理想为价值导向的功利追求,而应该将二者整合为一;道德养成过程中榜样的力量不容忽视;道德养成应该是“道德的实践”与“实践的道德”之统一;道德养成必须坚持民族特色与文化立场。

刘京华^[3]（2019）在《版权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策略选择》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知识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各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依赖版权保护及其经济属性而生存、发展的版权产业,也构成了当今全球知识经济的强大动力。随着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产权为载体的版权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英美等发达国家普遍以版权产业为抓手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推动本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增加就业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学者对本国版权产业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指导下对本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及其经济贡献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这为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版权产业的概念界定,本文从英国颁布的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版权法《安妮女王法令》入手,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并进行理论基础的梳理,总结出版权产业发展的驱动机制。此后,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版权产业发展进行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比较研究,首先从版权产业历史演变的视角比较各国版权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历程,分析国外版权产业的发端以及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进程,由此从纵向分析的视角得出版权产业发展的历史规律。此后,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版权产业所界定的统一概念框架下,对世界各国版权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制度安排进行横向比较,主要比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版权产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产业竞争力、版权保护政策和版权产业促进政策等几个方面。此后,通过跨国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对版权产业发展驱动机制做实证检验,探究影响版权产业发展水平的各类影响因素,特别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的路径。在全方位的国际比较及实证检验之后,结合中国版权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态势,从政府管理困境、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人才缺乏、资金不足以及国际竞争力比较弱等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入手,从现实问题出发,提出我国版权产业科学发展的总体策略及具体对策建议。本文所提出的主要对策建议包括:要采取守正创新、双效合一,社会效益优先的发展原则的原则;走双线并进、内外结合的总体路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版权产业的发展,构建我国版权产业“走出去”新格局。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我们应该着力构建更高效的版权产业管理体系,推进版权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版权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多渠道拓宽版权企业融资渠道,全方位提升版权产业国际竞争力。

张莹^[4]（2019）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图书版权输出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与文化产业以其巨大的传播辐射能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更加频繁,文化输出与引进在促进本国优秀文化的传播、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上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权重也随之增加,文化的对外传播为中国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从古代丝绸之路到当今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认同感逐渐加深,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不断增强,作为文化产业核心的出版产业居功至伟。特别是传统出版,多年来以书香凝心聚力,以图书版权贸易促进中国与世界多个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合作,在不断提高图书出版业信心的同时,为各国优秀文化在世界的传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试图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五年图书版权贸易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我国当前图书版权贸易面临的挑战,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五通”对沿线各国在文化发展方面带来的机遇为切入口,从版贸要素、“五通”内容、营销方式以及文化传播的有效性等视角探讨在新的背景下,如何优选图书版权输出策略,以求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对外图书版权输出。

曾建辉,范军^[5]（2019）在《论贺圣遂出版评论的实践及特色》文中研究说明贺圣遂是当代着名的编辑出版家,出版评论是他对中国出版事业持续观察、思考的结晶。在出版评论文本中,贺圣遂系统论述了出版事业的本质、科学出版观的内涵、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等观点,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同时在长期的出版评论写作中,贺圣遂坚持选题有角度、思考有深度、行文有温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评论特色。

刘明才^[6]（2019）在《“中年变法”—徐渭书画造型世界的多重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徐渭作为明代中晚期艺术史上的杰出人物,其早岁曾积极参与抗倭斗争,并两度北上对明朝北部边关的防务大计表现出热切关注。他既是文学家、诗人,又是书法家、画家,入胡宗宪幕府的经历又令其展现出“知兵好奇计”的军事才能,多重复合的因素交织于一身,使我们很难仅仅以书画家的视角来界定其身份。因此,为了更深入地展开对徐渭书画艺术的再认识,论文通过六个章节的分析研究,分别对徐渭的心性、诗文、戏剧、书法、绘画及其时代背景下的典型性进行了相对独立的解析,并于其间穿插联系,关注这众多视角在复杂并置下对徐渭书画将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从而使我们得以进入徐渭众多文艺成就所营造出的精神世界,对多重复合视野下那个孤独而高傲的灵魂逐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论文第一章通过对徐渭思想性格形成的诸多方面的考察,令我们发现徐渭的身世遭遇同他的天性紧密混杂在一起。他建立在敏感、直率、急躁先天气质基础之上的心性特征,经由生命际遇中频繁挫折的淬炼逐渐形成猜妒、刚硬、孤傲、执拗倔强的性格。并对其这样的性格与自幼生长的心学环境的浸染关系,以及基于“畸人心理”,徐渭所展现出的畸与奇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二章与第三章分别对徐渭诗文和戏剧的研究,使我们发现,徐渭的人生若离开他所遭遇的坎坷与不幸,徐渭就不可能成其为徐渭。是生活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而不是选择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正是徐渭的生活苦境,历练出他那颗“诗性”心灵。使他的诗得意弃形,深于法而略于貌;他的文章“师心纵横、不傍门户”,直抒胸臆、崇简尚气;他的戏剧让我们察觉出他对现实世界的理想化重塑。在第四章与第五章关于徐渭书法和绘画的研究中,一方面对其书画的造型规律与特征,以及其绘画造型能力的获取与卓越书法才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联系其诗文、戏剧的创作实践,对其颇具“才、胆、识、力”的“文心”所造就先期成熟的高水准审美修养给予了充分的解读,并详细分析了他自评“书一、诗二、文三、画四”的排序可能蕴含的深意。论文第六章从其所处时代状貌入手,着重对明中叶时期浙东地区的人文环境,该时段明朝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以及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所带来世俗风尚的转变进行考察,如果说徐渭是明中晚期,浙东地区人文环境下在野士人的典型代表,那么,作为个体,他身上所折射的正是那个时代众多现象的缩影。将徐渭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详加研讨,使我们追索出徐渭文艺创作之所以呈现出开阔宏大、奇诡悲怆的气象格局,与其身负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紧密相关。以45岁时杀妻入狱为分水岭,徐渭于“中岁变法”,人生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型。但他却能虽晚而优地开创出中国艺术史上水墨大写意的先河,使我们通过研究多重复合视野下的徐渭书画世界,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修为取径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杜颖莹^[7]（2017）在《山的风骨，水的柔情 ——“白马湖作家群”文学现象与文化活动》文中研究指明“五四”退潮后,革命救亡的主潮中存在着一股股清澈隽永的潜流,例如白马湖知识群体。这支清流滥觞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汇聚于春晖白马湖畔,在立达学园茁壮成长,却终究消尽于抗战时期。以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为主要代表的“白马湖作家群”以温情的笔墨状写社会百态,以仁者的情怀关注民间,以智性的沉思关照未来,在文学、教育、出版领域独树一帜,为新文化的巩固与建设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置于新旧思想的转型时期,这群知识分子以“思不出其位”“求进弗欲锐”的严肃品格在烽火年代开辟了别具魅力的文化之路。本论文通过回眸“白马湖作家群”的聚合离散,重新审视作家创作与文化实践,探讨其如何在政治漩涡、烽火连天的冲击中栖息宁静,又何以在出世的环境中投身教育、关怀民间、走向出版,实现创作—教学—编辑“三位一体”的文化活动,并试图探讨这一实践对八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文化生态中的知识分子的借鉴意义。论文拟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追述“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路径,从时空维度实事求是地记述这一群体如何“志同而道合”,领会其作为文化群体的精神品格。第二部分试以文学作品为内视角,聚焦作家身份,把握其文学艺术“集体共性”与“特殊个性”的统一性,阐述该群体区别于文学史上其他文学流派的内在特征,进一步论证这一知识群体置身平民立场、坚持“立人”的启蒙情结与智情反思。第三部分则以文化实践活动为外视角,阐释这一群体何以在急遽变化的时代浪潮中致力于现代教育、出版事业,发挥对教育发展、文化新生的价值。第四部分试图从现代文学运行机制转型的角度出发,阐明以“白马湖作家群”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何以在“五四”前后从“士”转向作家、教育者与出版人三者的“身份合一”,并尝试揭示“白马湖作家群”殊于政治变革中的左翼文人与市场环境中的知识人的独特文化品格,以期为当下的文化、文学建构提供参考。

樊婧^[8]（2016）在《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国际法视野下,对文化产业补贴问题的探讨可以分别从文化领域、贸易领域和人权领域展开。本文研究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问题,主要着眼于文化产业补贴与国际法的相符性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一议题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具体问题,第一是前置问题——文化产品的定性,其次是核心问题—文化产业补贴的合法条件,再次是例外问题——文化产业补贴的例外规则,最后是宏观上的相关规则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问题。本文第一章对文化产业补贴的基本问题予以阐释。至今,理论和实践中对“文化产业”含义尚未达成一致,具体包括哪些门类亦存在差异。由于“文化”和“创意”原本丰富的内涵,再加上“产业化”,因而更难界定,并且这一概念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因此本文首先对“文化产业”和“补贴”进行了界定,并论述了文化产业补贴的理论依据,这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其次,从文化、贸易、人权三个角度系统总结了文化产业补贴规则的国际法渊源,文化领域主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中成员方实施文化政策措施权利的规范；贸易领域的渊源,主要包括贸易规范中的一般贸易原则对文化产业补贴的规制,以及其中的补贴规范对文化产业补贴的规制；人权领域的渊源主要是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文化权利。最后对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说明。这些内容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第二章分析了文化产品的定性问题,即对文化产品是属于货物还是服务。由于贸易领域货物与服务补贴规则的不一致,并且界分货物和服务是判断适用何种法律规则的前置问题,因而有必要对文化产品的货物和服务定性问题进行探讨。尽管货物与服务的定性问题不是文化产品独有,但是此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文化产品定性问题较之一般产品的分类更为复杂：文化产品通常具有货物和服务的双重属性,货物和服务的融合现象在文化产品领域更加明显。因而适用一般分类标准即有形性标准,对文化产品来说有失公平。本文提出了现有法律规则框架下的应对策略,并提出了日后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则的统一这一可能的发展趋势下的建议。第三章研究了文化产业补贴的合法性问题。主要包括三节的内容,由于补贴更多的与贸易相关,因此前两节的内容分别讨论了贸易法视域下货物贸易规则与服务贸易规则与文化产业补贴问题,第三节对文化、贸易、人权规则下文化产业合法补贴的条件进行总结。在文化法视域下,《文化多样性公约》赋予了成员国采取一种相对宽泛的文化补贴的权利,其标准是“直接文化影响标准”,不论这些补贴是给予货物还是服务,给予商品还是生产者,给予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文化产品。贸易法视域下,文化产业补贴的认定、类型及合法的条件问题是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GATT中,需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第3.8条例外的条件和《SCM协定》的条件；在GATS中,虽然缺乏如货物贸易领域那样明确的补贴规则,但是应当符合一国在GATS中关于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的承诺,以及考察是否做出了有关文化产品补贴的最惠国待遇豁免的例外。以直接补贴的形式仅仅给予其国内文化产业生产者的补贴,尽管可能对外国同等的生产者造成歧视,可以基于GATT第3.8（b）条的规定而被免责；以间接形式进行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则需要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能对国内文化产品实施更优惠的税收措施而造成对外国同类产品的歧视。在人权法视野下,《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对文化产业补贴具有一定的间接规范作用。其中的“表达自由”要求对一国对文化产业补贴措施提出了限制,具体而言,一国在实施文化产业补贴措施时,应当基于相对客观、公正的标准进行,不得通过该措施间接干预公民的表达自由。第四章探讨文化产业补贴的例外规则,是从例外角度看待文化产业补贴问题,按照范围的从大到小,具体包括三种例外形式：一是文化产业的总体例外（cultural industry exception, CIE）,二是一般例外规则的例外,三是补贴规则的例外。文化产业补贴的例外规则作为文化产业补贴问题的抗辩理由。本章通过分析,发现了尽管“文化例外”失败,但是“文化产业例外”产生萌芽并在FTAs中发展。指出贸易规则的一般例外规则中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包括公共道德例外和国家珍宝例外。其中,“公共道德”的适用关键在于“必要性”的认定；而“国家珍宝”例外的新发展表明其适用于文化产业核心部门的可能性。第五章论述了文化产业补贴的相关规则之间冲突及其解决问题。面对这些可能的冲突,本研究有必要对相关规则的冲突及其解决做出阐释。就冲突的内容来看,包括管辖权的冲突和法律规则的冲突。而在这些冲突的背后,究其本质,是立法目标的冲突以及不同国家在文化产业领域利益的冲突。本章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文化多样性公约》与人权领域相关公约的关系,公约第2条规定公约的指导原则,明确了公约与人权的关系。对于WTO规则和《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关系,通过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考察可以发现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制仍然成为当事方最有可能选择的机制；而由于公约第20条规定的模糊性,使得二者的关系不甚明朗,因而文化产业补贴最好的办法依然是遵守贸易协定中的相关规定。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最后着眼于中国视角下我国文化产业补贴与国际法的相符性问题。本章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定义、范围,《《SCM协议》框架下我国文化产业补贴的认定、类型,我国文化产品的货物或服务属性,以及我国在GATS中与文化产业补贴有关的承诺及保留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文化产业补贴政策措施的现存问题,部分措施具有构成专向性和可诉性补贴的可能性,甚至构成禁止性补贴。并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角度为我国文化产业补贴规则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从国内法角度应当依据我国的国际法义务对相关规则进行清理,分阶段、有步骤地废、改、立；从国际法角度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视野,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和我国的教训,争取文化产业例外和文化产业补贴的保留,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国际法环境。

徐淼^[9]（2016）在《GATT第20条可适用性之法律解释原则 ——以稀土案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GATT第20条和其他WTO协议（如入世议定书、SPS协议、TBT协议、TRIMS协议、TRIPS协议）之间的关系,在WTO的判例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长期争议。尽管在中国出版物案,中国原材料案和最近的中国稀土案中,WTO判例在GATT20条对中国入世议定书的可适用性问题上有所厘清,但这一问题在今后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本文试图通过WTO判例发展中几起涉及中国入世议定书与GATT第20条关系的案例来分析GATT第20条与GATT外其他协议的系统性关系。

高晓明^[10]（2016）在《跨国出版机构在华文化生产机制研究 ——以培生教育产品为例》文中指出大型跨国传媒集团以并购的方式席卷欧美出版业,而跨国出版集团在中国的境况则有所不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培生集团以渐进的方式在中国拓展出版空间,其教育类产品从英语学习类出版物延伸至各教育阶段多领域的专业教材,再到教育培训行业的横向并购,完成了从“教育出版”到“教育”的战略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话语、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跨国出版机构的生产,共同建构了一种从国家到个人的现代性想象,英语与教育被赋予了一种融入全球化秩序的意义。八十年代的《新概念英语》热潮打开了中国大众阶层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可能性,九十年代信息技术与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印版图书热表达了与西方同步的想象,二十一世纪个性化的英语培训则是消费逻辑下中产阶级精英文化认同的向下流动。“全球”与“本土”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协商与斡旋,培生等跨国出版商在中国文化防卫的警惕下谋求发展。JEFC项目由人教社主导,以保证贴合中国实际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贯彻,朗文社的《新概念英语》却以自嘲戏谑方式瓦解社会沉闷,但是这种戏谑无法赋予成长于1990年代的中国青年抵抗的力量以抵御二十一世纪初全球化话语下“大国崛起”中的个人失败感。培生通过对教育培训机构标准化改造在京沪两地得到了全然不同的结果,提示着全球化的统一力量在应对中国本土复杂性的部分失效。在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中,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潮流下的竞争社会既带来了流动的自由,也带来了时间性压力,焦虑感和紧迫感席卷个人,培生用“教育投资”置换“教育”概念,把教育消费作为应对焦虑的解决方案,个人以文化建构的方式被置于在无处不在的经济学论述之中,成为信奉“学无止境”和永不停歇的“经济人”。出版行业的文化人,以及与出版活动有涉的文化人如学者、教师,正越来越紧密地建立经济意义上的关联；出版从业者的角色从把关人转变为代言人；主导跨国出版机构走向的不再是与出版物内容密切勾连的文化精英,而是具有管理经验的商业精英。

二、入世,对中国出版意味着什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对中国出版意味着什么?（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出版“走出去”背景下的网文出海现状研究 ——以阅文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版权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策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4）“一带一路”背景下图书版权输出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贺圣遂出版评论的实践及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6）“中年变法”—徐渭书画造型世界的多重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山的风骨，水的柔情 ——“白马湖作家群”文学现象与文化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8）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GATT第20条可适用性之法律解释原则 ——以稀土案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跨国出版机构在华文化生产机制研究 ——以培生教育产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入世,对中国出版意味着什么?（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出版“走出去”背景下的网文出海现状研究 ——以阅文集团为例[D]. 黄莺.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2]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D]. 王睿.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3]版权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策略选择[D]. 刘京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4]“一带一路”背景下图书版权输出策略研究[D]. 张莹.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论贺圣遂出版评论的实践及特色[J]. 曾建辉,范军.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01)
• [6]“中年变法”—徐渭书画造型世界的多重复合研究[D]. 刘明才. 中央美术学院, 2019(12)
• [7]山的风骨，水的柔情 ——“白马湖作家群”文学现象与文化活动[D]. 杜颖莹.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8]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问题研究[D]. 樊婧. 武汉大学, 2016(01)
• [9]GATT第20条可适用性之法律解释原则 ——以稀土案为视角[D]. 徐淼.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10]跨国出版机构在华文化生产机制研究 ——以培生教育产品为例[D]. 高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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