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沈国兵,孟彩霞,沈彬朝[1](2022)在《创新模式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国际比较》文中研究说明不同创新模式下医药企业研发创新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本文探究了创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及其交互作用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1)加强医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对整体医药企业研发创新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2)不同创新模式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不同,英美创新模式与医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依次大于欧洲大陆和中国。(3)英美创新模式下医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与医药企业研发人员强度的交互作用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据此,需要完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推动中国创新模式转型,以发挥医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模式的协调作用,并通过提升我国医药企业研发人员强度来增强创新活力。
郑雅君[2](2021)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核心基础,也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源泉。在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影响下,企业在提升创新能力上有了更大的主动性,在创新投入上不断加强、在创新模式上不断出新。近年来,创新的手段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自建式创新,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并购作为开放式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当前开放共享的发展环境下被更广泛地应用,以并购为手段的开放式创新也由技术并购向更广义创新资源的获取扩展,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逐渐成为企业所选择的一种重要的创新模式。完善合理的创新激励机制对于激发研发人员创新积极性、保障创新机制有效运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种创新模式的高效运行首先需要设计与之相适应的创新激励机制,这也是公司财务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现有研究主要立足于自建式创新的背景,广泛探讨了以薪酬激励契约为主要形式的创新激励的决定机制与优化机制。本研究所关注的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即以获取和利用外部创新资源为目标、并以并购为实现手段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其在创新主体、创新风险特征、创新绩效形成机制方面与自建式创新均有明显差异。但尚未有研究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特殊性,深入考察高管薪酬激励契约的决定机制与设计原则。本研究将通过考察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揭示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高管薪酬契约决定机制,以期对企业创新激励机制的相关研究做出一定补充。本研究在分析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特征的基础上,将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特征嵌入创新薪酬激励机制设计分析框架,提出了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高管薪酬激励理论框架,并以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能够显着影响高管薪酬契约的特征,与自建式创新模式下的创新激励机制相比,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原则、薪酬制定规律有着明显不同。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作为一种外部创新资源内部化的创新范式,较之自建式创新具有创新成果不确定性低、创新产出周期短、创新贡献主体在职务体系中上移的特点,并由此决定了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激励政策向高管倾斜且注重短期激励效应的基本特征,以及提升高管薪酬水平、增加薪酬业绩敏感性、扩大高管-员工垂直薪酬差距、向高管倾斜股权激励的薪酬激励契约的制定方式。经过内生性检验等稳健性检验,相关发现依然成立。具体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作为一种风险低、周期短的创新模式,使高管的努力更容易通过业绩体现,因此更适合采取业绩薪酬对高管进行激励;同时,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才能与努力程度具有更高要求,所以应支付更高水平的薪酬溢价。具体而言,通过分析并检验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薪酬水平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发现,采取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公司,高管薪酬水平与薪酬业绩敏感性会显着更高,这与已有研究从自建式创新视角发现的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薪酬激励机制存在明显不同。进一步,采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能够显着降低公司的创新风险、提升创新产出,突出体现了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自建式创新之间的特征差异。创新风险的降低与短期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薪酬水平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表明低风险、短周期的创新特征,使业绩薪酬成为更适用于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激励方式。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影响高管薪酬契约的效应会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提升高管薪酬水平的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而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当上市公司处于市场化水平高的区域时,采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薪酬水平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显着。其次,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成功更决定于高管的努力与贡献,因此将致使激励主体在职位体系上移,从而将形成更大的薪酬差距;但是权力等隐性激励能够降低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拉大薪酬差距的作用。通过分析并检验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员工垂直薪酬差距的影响发现,在采取了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上市公司中,高管与员工间的纵向薪酬差距更大;在总经理不兼任董事长的分权式权力配置模式的低隐性激励模式下,采取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与员工间薪酬差距的影响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监督效应对高管权力的抑制降低了对高管的隐性激励,从而为激励高管为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付出更多努力,则需要提高高管与员工之间的垂直薪酬差距水平。最后,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不仅影响货币性薪酬激励,而且也会提升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的倾向性,并且股权激励同样存在向高管倾斜的特征。通过分析并检验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股权激励的影响,采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上市公司,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的倾向性会提升,并且在创新风险较低的情况下,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股权激励选择倾向性的影响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采取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上市公司,在高管与核心技术人员之间股权激励对象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激励公司高管,而且在向高管授予股权激励比重较高的样本中,股权激励有效期会显着缩短。这些证据表明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股权激励并不以激励高管承担风险为目标,而主要是为发挥短期激励效应,这与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在创新风险、创新周期以及创新主体等方面的特征是相匹配的。将股权激励与货币性薪酬激励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股权激励对薪酬激励具有替代作用,当采取股权激励时,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提升高管薪酬水平和扩大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作用会减弱,这表明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存在着货币化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之间此长彼消的薪酬激励结构特征。本研究揭示了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基于创新风险缓解效应存在以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为特征的薪酬契约优化机制,丰富了创新视角下高管薪酬契约决定机理的研究;基于高管作为创新贡献核心主体的视角,揭示了企业创新与薪酬差距的关系机制,弥补了已有从薪酬差距对低薪酬获得者的立场进行分析所存在的局限性,丰富了创新激励机制下的高管薪酬契约决定机理的研究,并基于高管起决定性作用的特殊性创新背景,揭示了以薪酬为主的显性激励与高管权力获得为主的隐性激励之间替代效应的决定机制,扩展了高管薪酬决定机制的研究。同时,本文所揭示的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激励契约的影响机理,对企业根据不同创新投资模式制定差异化的高管激励机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未来可基于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创新资源的整合效应、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股权激励模式机制设计,以及基于国际视野探讨以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为基础促进科技开放合作的机制与实施模式。
李阳[3](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杨玥[4](2021)在《基于多元数据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过去四十余年,以办公或产业发展为目的的新城园区建设是中国大规模快速城市化的关键部分,正逐步从关注单一经济增长目标的产业集聚地向关注综合发展目标的复合功能都市区转变。当前中国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并迎来新一轮产业升级和创新创业发展,科创园区成为未来城市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其“产”的发展离不开“城”“创”这两个关键要素。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代表我国最新园区发展趋势,经历了政府规划、房地产开发、城中村自发嵌入等不同主体主导下的不同阶段、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发展过程。其汇集了多类型科创园区及创新平台,依托杭州数字经济优势、社区共生资源、西溪湿地生态、老余杭仓前文脉,是创新要素集聚、多元功能混合、园区社区并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共赢的新城代表,是研究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的典型范本。本文以衡量科创园区发展的“科创企业发展”反映“产”,以衡量城市用地功能混合的“职住关系”反映“城”,以衡量创新资源的“高校创新力”反映“创”,通过分析职住关系、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的关联,来研究“产”“城”“创”的关系,进而从“产城创”融合角度展开对大走廊科创园区发展的研究。采用多元数据包括科创企业发展数据、基于位置服务的职住大数据、高校创新资源数据、地理空间数据,运用统计学回归、案例研究等方法。首先,研究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阶段和空间特征。然后,从企业聚集程度、发展规模、创新能力、经营状况、综合实力选择科创企业发展指标作为因变量;从职住平衡指数和通勤距离选择职住关系指标,从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实力、学术影响、产学合作选择高校创新力指标,作为两组自变量;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研究职住关系、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的关联性。最后,选择大走廊“阿里系”园区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和梦想小镇,从园区科创企业发展、职住关系、及其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发展进行深入案例剖析。研究结论:“产城创”融合为未来科创园区提供了极具活力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激发科创园区活力、实现新城综合发展。“产”“城”“创”之间存在关联性,职住平衡和高校创新资源溢出有利于促进科创园区企业发展。本研究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例,从“产城创”融合角度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科创园区发展,及时总结我国科创园区发展的智慧和新鲜经验,为未来园区和新城实践提供参考,对支持新型城镇化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金晴[5](2021)在《STS视阈下战后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滕磊[6](2021)在《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产品生产、国家税收创造、就业岗位供给、市场活力赋能等方面贡献巨大。但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始终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现象,集中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既有中小企业经营历史短、抵押资产少、信用资本不足等自身素质的原因,也有金融市场发育不足、金融结构不够合理、融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等外部环境的原因,另外,传统金融活动本身的运行逻辑,即其“嫌贫爱富”的风险-收益匹配机制也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重要成因。从上述种种原因和特定的时代经济背景出发,国内外众多学者均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从优序融资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普惠金融理论等角度为之提供解决之道,但总体而言,中小企业相对恶劣的融资环境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甚至在特定时期还出现较为强烈的反弹。例如,2018年之后我国中小企业就再次面临了较为严重的融资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底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专门强调“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继续寻求中小企业融资便利的现实路径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迫在眉睫的问题。而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各类数字金融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数字金融正凭借对于数据金融信息价值的挖掘和利用,持续展现其在实现金融普惠服务中的价值,这为原本缺乏信用数据信息而被传统金融体系所排斥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解决融资问题的新思路。那么,数字金融实现金融普惠的金融经济学逻辑是什么?是否能够真正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悖论?如果能够有效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其具体途径又是什么?另外,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全社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创业大潮,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来源,众多处于企业发展种子期和萌芽期的创业企业同样是中小企业的一部分,也面临着创业融资约束,那么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同样对其具有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这种效应又受到何种因素影响?最后,基于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应用,能否将包括传统和新型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金融监管机构等纳入数字金融创新系统,从而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较好的解决路径?以上均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首先,本文对中小企业和数字金融发展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回顾,并结合中国现实,深入讨论了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有的解决之道,并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比较。同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概念缘起、基本内涵和核心价值,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环境、创新动力和创新的核心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存在着强劲的需求和供给动力,其创新发展的运行机制则充分发挥了数字金融以金融普惠服务为核心的创新价值,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可行选择。其次,运用理论分析演绎的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深入讨论。一是从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环境、参与者的禀赋特征等出发,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经济学分析框架,为理解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打下了理论基础。二是在分析传统信贷市场中小企业融资悖论的基础上,通过将数字普惠金融因素引入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如何通过发挥其普惠价值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普”、“惠”、“险”不可能三角悖论,通过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抵押资本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悖论,从而提升其进行各类项目投资的成功概率。第三,在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验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研究假说,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中小企业创业融资的实际效果。研究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发展指数建立了基于现金-现金流融资约束指标的实证模型,固定效应和差分GMM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效应,且相对国有中小企业,民营中小企业的缓解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两条路径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在具体的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服务方式中,投资和信贷服务的缓解效应最为明显。另外,基于创业资金是制约创业活动的核心约束条件,本文建立创业活跃程度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研究框架,固定效应和系统GMM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创业活动具有较为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使用深度对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覆盖广度,最后是数字化程度;在地区异质性检验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中部地区创业活动的促进效果最好,其次是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也有一定的促进效果,而城镇化水平越低、社会资本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最后,在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融资约束实际效果的基础上,本文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了构建面向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链,并将其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公共基础设施;积极推动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效率;构建监管沙盒监管机制,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配置资源效应和有为政府的监管作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等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认为,数字技术对传统金融服务进行的技术性改造,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金融运行的方式,而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提供金融普惠服务,这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实际价值。关注如何更好地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创新结合,如何更好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为中小企业服务,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黄祺鹏[7](2021)在《上海市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应用 ——以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企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上海市健身休闲产业的不断发展,“健康中国”政策以及创新驱动的推动之下,上海市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逐渐受到重视,且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力军,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健康中国2030”的建设极为关键。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需求的升级,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面临自身创新能力弱、产品同质化程度高、承担风险能力差等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符合当前上海市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评价指标,测评分析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情况,促进其创新能力的提升以适应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需要。本文以上海市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发展及其创新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专家咨询、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寻找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构建综合、全面的上海市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指标之间的权重,并采用线性加权函数综合评价方法对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园区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进行评价。根据其现状以及评价结果找出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关发展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上海市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由观念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业务(技术)创新能力、营销创新能力以及制度创新能力5项一级指标、22项二级指标组成。(2)目前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总体创新能力较低,其中管理创新能力、业务(技术)创新能力以及营销创新能力等方面尤为薄弱,是制约提升园区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力的重要原因。(3)基于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现状以及评价结果分析,存在以下问题:专业性复合型人才的缺乏、创新投入的资金不足、企业营销模式较为落后等问题。(4)针对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存在的问题,为提升其创新力,本文建议如下:完善员工培训机制的建设,逐渐加大培训投入资金;切实加大创新投入,学会使用非市场逻辑;打造“体育+”价值链体系,通过合作形成成本友好型多用途资产的组织;市场定位采用归核化战略,开展体验营销等发展建议。
倪增兵[8](2021)在《经济开放背景下企业创新模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高技术企业的研究》文中指出合作共赢是全球经济的主旋律,中国经济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并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同时中国经济也从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将新发展理念作为根本遵循,创新位列新发展理念之首,是第一生产力。《2020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位居前列,其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将极大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技术企业是国家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总体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三。因此在以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及以创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背景下,研究经济开放与创新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技术供给侧角度切入,将创新模式划分为内外源创新模式。针对内源性技术创新,企业内生创新努力(R&D资金和人力投入)对创新产出产生影响;针对外源性技术获取,主要有国内技术购买和国外技术引进两个渠道对创新产出产生影响。在经济开放背景下,不同创新方式会受到经济开放度的影响,不同开放度指标(外商投资开放度和贸易开放度)对其调节效果也存在差异。将2008-2014年高技术企业创新活动微观数据和其所在城市区域开放度宏观数据整理得到面板数据,根据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的不同创新方式投入影响创新产出的模型,并且引入外商投资开放度和进出口贸易开放度作为调节变量,实证检验了不同创新方式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三个开放度指标对不同创新模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内生产创新努力和技术引进对高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并且内源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更为显着,说明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主要依靠企业内生创新努力。在经济开放度调节作用方面,外商开放度正向调节企业内源性技术创新活动和国际外源性技术获取。出口开放度对内源性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体现为正向调节企业R&D资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进口开放度对内源性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体现为负向调节企业R&D人力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进出口贸易开放度对高技术企业国际外源性技术获取都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西部地区外源性技术获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并不显着。对高技术企业性质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高技术企业受经济开放度调节作用不显着。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维度提出相应建议,为高技术企业在经济开放背景下进行创新活动提供发展思路。
徐乐怡[9](2021)在《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日渐提升的背景下,科技新城作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以及全球竞争力重塑的平台和载体,其重要性日显突出。近年来,关于科技新城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分析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系统性研究仍有待完善,尤其是关于科技新城的定量测度、空间分布、形成机理、与企业共生绩效和区域空间效应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进一步加强科技新城的系统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确定“科技新城”这一研究对象,首先梳理相关的文献,并结合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理论构建了科技新城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运用美国硅谷、日本筑波和杭州未来科技城三个案例阐述科技新城国内外模式,并总结了经验启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科技新城定量测度指标,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科技新城空间演化格局,探讨了科技新城空间演化特征和规律;再次,基于市级层面和省级层面两个地理维度,运用Logit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随后,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研究了科技新城与企业的共生绩效;最后,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两方面,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区域空间效应。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有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以及政府-市场协作型,开发类型主要分为:地理交通型、自然资源型、产业集群型。关于科技新城选择机理,在宏观层面,科技新城应注重政府主导功能,在微观层面,科技新城开发可采用企业主导型模式。第二,科技新城在集聚上呈现以苏南、浙北和上海相交汇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的区域特征,同时呈现由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演化特征。科技新城的国家级空间联系网络表现出由单中心逐渐向均衡型的复杂网络结构过渡的特征,且科技新城数量和空间联系总量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本文从人民生活、科技企业状况和土地资源状况三个方面构建了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直接排序法计算指标结果,并进行排序。第三,针对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的研究得出结论。在市级尺度下,工业基础、人口城镇化、交通设施和创新要素都对科技新城形成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另外,创新服务的影响作用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在省级尺度下,互联网+、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经济基础、区域科技金融、对外开放水平和企业家精神这些因素对科技新城的设立和空间联系总量均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科技新城与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共生绩效,科技新城的设立对经济集聚、人才吸引和产出提升均具有明显正向效应,且存在一定的时间异质性。其一,针对经济集聚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形成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发展。其二,针对人才吸引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形成人才吸引效应,促进要素的聚集发展,推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其三,针对产出提升效应,科技新城能够助推企业产出,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产业间良性互动和区域经济发展。科技新城的经济集聚效应和人才吸引效应大致经历了一个先变大、后变小再逐渐稳定的一个动态过程,产出提升效应具有较强的波动性。第五,科技新城能提升当地创新能力,却对临近地区具有负向效应;科技新城无法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却能促进周围区域经济增长。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与设置的地理距离阈值有关,数据表明科技新城的建立对周围地区的创新提升具有负向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但科技新城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衰减特征。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三点政策启示:第一,构建以政府和市场结合的科技新城资源配置模式,资源分配需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采取政策手段助力科技新城的建设,保护市场制度,促进科技新城的发展,并打造以科技新城为核心的创新源和经济增长极,为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第二,构筑以产城融合为核心的科技新城发展模式,加强科技新城与当地的产业联系,科技新城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土壤和物质基础,同时保证高品质的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促进产城融合;第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发展的重点,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新城的良性共生发展;第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选择优势产业,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黄彩虹[10](2021)在《城市群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演化及经济效应研究 ——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群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空间组织形式,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载体,研究城市群协同创新对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制定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当前三大区域创新高地,即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究多元主体跨区域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结构特征、驱动因素、经济效应以及对策建议等。首先,论文在对协同创新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的基础上,对城市群与创新型城市群,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创新、区域协同创新、协同创新网络、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协同创新效应等概念进行界定;基于交易费用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创新系统理论及熊彼特创新理论、集群经济理论等基础理论,阐述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协同创新网络形成与演化、创新产出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解释机制。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通过到创新活动的共同参与,实现创新主体间的优势互补、劣势共避,使得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突破创新主体限制、跨越组织边界和地理障碍,实现创新的外溢,带来正的外部性。因此,论文从捕捉区域溢出效应的角度研究协同创新行为对本城市经济发展的拉动、对邻近性城市经济发展的溢出,以及在协同创新网络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这种驱动作用力大小的演变、对不同区域作用程度的差异;其中城市群协同创新的主体囊括了参与发明专利申请的全部主体,既包括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消费者用户,也包括政府调控和中介组织,以此探究协同创新及其溢出效应是否带来城市群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接着,论文展开实证研究。利用1985-2018年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构建城市间联合申请专利数据库,基于“区域-跨域”的视角,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进行刻画与分析;将专利数据与统计数据相结合,建立单区制空间面板模型、两区制空间面板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空间“X”滞后马尔可夫链,对协同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溢出效应及驱动经济趋同等效应作出分析,并分析每个城市协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区域差异。通过上述深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协同创新的动力包括内部驱动力与外部驱动力。内部动力是推动创新主体进行研发合作并产生协同效应的动力要素,主要包括创新主体对于发展战略的定位、对于高额利润的追求、对于创新资源互补需求。外部驱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环境的风向、创新产出的压力、政策法规的促进,以及与合作主体间的互信关系。(2)1985-2018年,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演化可划分为萌芽阶段、探索阶段、繁荣阶段和成熟阶段等4个阶段。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经历了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在发展初期,北京是唯一的主导型节点且占据统领地位,天津是唯一的次级主导型节点,北京与天津的协同创新联系最稠密,是第一阶段协同创新网络的主体部分,其他城市接受辐射构成从属型节点。随着协同创新网络发展,网络的密集程度加深,河北省内的城市之间协同创新联系逐渐稠密,石家庄—保定—秦皇岛一线协同联系生成并深化。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在初期阶段以上海、南京为双中心,协同创新网络趋于完善,从规模属性来看,城市间差距显着缩小,群内网络密度逐渐增大的同时进一步均衡分布,安徽省各市的中心度相较于之前阶段明显升高,协同创新网络实现了由中部密集区域向南北充分延展的发育特征。珠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网络以广州-深圳-佛山为网络的核心骨架,东莞形成次级主导节点,在第三阶段城市群内形成协同创新的聚合闭环。珠三角城市群中存在协同创新联系的城市主体不断增加,但联系强度并未同步上升,珠三角城市与群外城市协同创新联系的范围扩大、强度略显降低。(3)单区制空间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协同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率的直接作用效应系数为0.0218,间接效应系数为0.0031,即随着城市参与整个群协同创新程度的加深,不仅驱动本地经济增长,也促进邻近城市的经济增长。两区制空间面板回归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均表现为群内城市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着高于群外城市,珠三角城市群则相反。(4)协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分别表现为加速效应、扩散效应和收敛效应。选取1995年、2005年、2015年三个时间截面进行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每个城市协同创新经济效应的作用程度不同。其中京津冀城市协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消极作用逐渐转为积极影响,且驱动效应增强并呈加速效应;长三角城市协同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持续显着为正且正向扩散;珠三角城市协同创新强度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在1995年表现最强,随后减弱,呈现收敛趋势。(5)空间“X”马尔可夫转移矩阵结果显示,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邻近城市的协同创新强度对本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即协同创新活动的空间溢出显着作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邻域环境为高协同创新水平的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向上转移的概率相应升高,向下转移的概率降低,协同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的空间正外部性存在。(6)针对提升协同创新水平及经济效应的目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共建协同创新载体,推进创新资源流动共享,推进政府间创新管理协作,完善投融资体系,提升城市群协同创新能力。第二,着力促进协同创新成果转化,推进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协同创新网络层级体系构建,提升城市群协同创新绩效。第三,建立主导型城市创新引领、非中心城市强化受溢、城市群内城市分工合作的协同创新模式,发挥协同创新经济效应,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二、企业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创新模式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国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
二、理论机制分析 |
(一)知识产权保护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机制分析 |
(二)创新模式与企业研发人员强度交互作用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机制分析 |
1. 中国创新模式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机制分析 |
2. 英美创新模式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机制分析 |
3. 欧洲大陆创新模式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机制分析 |
(三)创新模式、企业研发人员强度与知识产权保护交互项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机制分析 |
三、模型构建及变量数据说明 |
(一)模型设定 |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三)变量统计描述 |
四、经验回归分析 |
(一)经验结果分析 |
1. 模型Ⅰ至模型Ⅲ的回归结果分析 |
2. 模型Ⅳ和模型Ⅴ中创新模式交互企业特征的回归结果分析 |
(二)内生性检验:滞后一期方法 |
(三)内生性检验:GMM方法 |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2)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意义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1.3.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概念界定 |
1.3.2 高管薪酬激励相关概念界定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与贡献 |
1.6 后续章节内容安排 |
2 文献回顾 |
2.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动因与后果 |
2.1.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动因 |
2.1.2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的后果 |
2.2 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因素 |
2.2.1 高管薪酬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
2.2.2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及其影响因素 |
2.2.3 薪酬差距及其影响因素 |
2.3 企业创新与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
2.3.1 企业创新与薪酬水平 |
2.3.2 企业创新与薪酬业绩敏感性 |
2.3.3 企业创新与薪酬差距 |
2.3.4 企业创新与股权激励 |
2.4 研究述评 |
3 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 |
3.1 理论基础 |
3.1.1 企业创新理论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3.1.3 高管激励理论 |
3.2 理论分析框架 |
3.2.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活动特征分析 |
3.2.2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选择 |
4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薪酬水平及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研究 |
4.1 引言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2.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薪酬业绩敏感性 |
4.2.2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薪酬水平 |
4.3 实证研究设计 |
4.3.1 关键变量定义 |
4.3.2 回归模型设计 |
4.3.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4 实证检验结果 |
4.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4.4.2 相关性分析 |
4.4.3 回归检验结果 |
4.5 稳健性检验 |
4.5.1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
4.5.2 基于创新视角的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
4.5.3 基于并购视角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
4.5.4 采用自变量滞后项的检验 |
4.5.5 其他稳健性检验 |
4.6 进一步检验 |
4.6.1 创新风险的中介作用机制检验 |
4.6.2 短期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机制检验 |
4.6.3 产权性质的进一步影响检验 |
4.6.4 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影响检验 |
4.6.5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研发投入 |
4.6.6 薪酬委员会的进一步影响检验 |
4.7 本章小结 |
5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员工垂直薪酬差距影响研究 |
5.1 引言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高管-员工垂直薪酬差距的影响 |
5.2.2 权力配置模式的进一步影响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5.3.1 关键变量定义 |
5.3.2 回归模型设计 |
5.3.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5.4 实证检验结果 |
5.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5.4.2 相关性分析 |
5.4.3 回归检验结果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
5.5.2 基于创新视角的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
5.5.3 并购视角下的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
5.5.4 增加控制变量 |
5.5.5 其他稳健性检验 |
5.6 进一步检验 |
5.6.1 股权分散程度的进一步影响 |
5.6.2 产权性质的进一步影响 |
5.6.3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薪酬差距-业绩敏感性” |
5.6.4 短期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机制检验 |
5.7 本章小结 |
6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研究 |
6.1 引言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2.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股权激励选择 |
6.2.2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下的高管薪酬激励结构 |
6.3 实证研究设计 |
6.3.1 关键变量定义 |
6.3.2 回归模型设计 |
6.4 实证检验结果 |
6.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
6.4.2 相关性分析 |
6.4.3 回归检验结果 |
6.4.4 稳健性检验 |
6.5 进一步检验 |
6.5.1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股权激励结构设计 |
6.5.2 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股权激励有效期设计 |
6.6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索引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3.3.3 启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4.1 研究设计 |
4.1.1 研究方法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4.1.3 资料获取 |
4.1.4 分析框架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4.3.5 林肯实验室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4.4.6 启示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5.1.6 小结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5.2.4 小结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5.3.4 小结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5.4.4 小结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基于多元数据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科技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
1.1.2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城市经济增长极的产业园区发展面临转型 |
1.1.3 科创园区已成为创新驱动背景下城市化的重要空间载体 |
1.1.4 “互联网+”数字经济发达的杭州在长三角的重要战略地位 |
1.1.5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是“产城创”融合发展的新城代表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1.4.1 科创园区 |
1.4.2 “产城创”融合 |
1.4.3 “互联网+”新兴产业 |
1.4.4 多元数据 |
1.5 研究内容、对象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对象 |
1.5.3 研究方法 |
1.5.4 论文章节安排 |
1.5.5 技术路线 |
1.6 本章小结 |
2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构建 |
2.1 科创园区由来及发展历程 |
2.1.1 国外园区发展历程 |
(1)“产”一元孤立发展阶段 |
(2)“产城”二元复合发展阶段 |
(3) “产城创”三元关联发展阶段 |
2.1.2 国内园区发展历程 |
(1)“产”一元孤立发展阶段 |
(2)“产城”二元复合发展阶段 |
(3)“产城创”三元关联发展阶段 |
2.2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相关研究 |
2.2.1 科创园区发展研究 |
(1)机制路径研究 |
(2)影响因素研究 |
(3)评价指标建立 |
(4)空间规划布局 |
2.2.2 “产城创”融合相关研究 |
(1)产城融合 |
(2)职住关系 |
(3)产学合作 |
2.3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相关研究中运用的数据方法 |
2.3.1 多元数据在城市空间研究中的运用 |
2.3.2 科创园区发展常用量化研究方法 |
2.4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当前实践探索 |
2.4.1 科创园区规划与实践发展趋势 |
2.4.2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实践与研究 |
2.5 文献研究评述与启示 |
2.5.1 文献研究评述 |
2.5.2 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2.6 研究框架构建 |
2.6.1 研究假设 |
2.6.2 “产城创”指标选择 |
(1)以“科创企业发展”反映“产” |
(2)以“职住关系”反映“城” |
(3)以“高校创新力”反映“创” |
2.6.3 研究思路 |
2.6.4 研究框架 |
2.7 本章小结 |
3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阶段与空间特征研究 |
3.1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阶段演绎 |
3.1.1 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独立组团发展起步阶段(2007 年以前) |
3.1.2 以科技城为核心的产城一体发展加速阶段(2007-2011 年) |
3.1.3 以创新为重点的科创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阶段(2011-2016 年) |
3.1.4 “产城创”融合发展的科创大走廊阶段(2016 年至今) |
3.2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空间分布分析 |
3.2.1 科创园区空间 |
3.2.2 居住区空间 |
3.2.3 高等院校空间 |
3.2.4 科研院所空间 |
3.2.5 综合交通体系 |
3.3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特征归纳 |
3.3.1 混合性 |
3.3.2 创新性 |
3.4 本章小结 |
4 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关联性量化研究 |
4.1 研究概述 |
4.2 研究数据 |
4.2.1 科创企业发展数据 |
(1)指标选择依据 |
(2)数据采集 |
(3)数据结果和指标确定 |
4.2.2 基于位置服务的职住大数据 |
(1)LBS数据采集 |
(2)职住关系指标确定 |
4.2.3 高校创新资源数据 |
(1)指标选择依据 |
(2)数据来源和指标确定 |
4.2.4 地理空间数据 |
4.3 研究方法 |
4.3.1 核密度分析 |
4.3.2 偏最小二乘回归 |
4.4 “产城创”指标分析 |
4.4.1 科创企业发展指标分析 |
4.4.2 职住关系指标分析 |
(1)职住平衡指数分析 |
(2)职住通勤距离分析 |
4.4.3 高校创新力指标分析 |
4.5 职住关系与科创企业发展关联性 |
4.5.1 回归分析步骤 |
4.5.2 回归分析结果 |
4.6 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关联性 |
4.6.1 回归分析步骤 |
4.6.2 回归分析结果 |
(1)高校创新力与科创园区企业发展关联性分析结果 |
(2)不同类型高校创新力与科创企业发展关联性对比分析结果 |
4.7 本章小结 |
5 大走廊“阿里系”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案例研究 |
5.1 研究概述与案例背景 |
5.1.1 研究概述 |
5.1.2 案例背景 |
5.2 “阿里系”园区科创企业发展 |
5.2.1 园区空间布局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空间布局 |
(2)梦想小镇空间布局 |
5.2.2 园区科创产业发展分析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科创产业发展状况 |
(2)梦想小镇科创产业发展状况 |
5.3 “阿里系”园区职住关系 |
5.3.1 园区周边业态分布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周边业态分布 |
(2)梦想小镇周边业态分布 |
5.3.2 园区职住通勤分析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职住通勤分析 |
5.4 “阿里系”园区与高校融合发展 |
5.4.1 园区与高校空间分布关系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与高校空间分布 |
(2)梦想小镇与高校空间分布 |
5.4.2 园区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分析 |
(1)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分析 |
(2)梦想小镇与高校创新力融合分析 |
(3)梦想小镇职住通勤分析 |
5.5 科创园区“产城创”融合发展路径 |
5.6 本章小结 |
6 总结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大走廊经验对未来科创园区发展的建议 |
6.3 研究创新点 |
6.4 研究局限 |
6.5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件1 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访谈记录整理 |
附件2 大走廊科创园区企业创始人和工作者访谈记录整理 |
附件3 大走廊居住区居民访谈记录整理 |
附件4 相关研究已发表于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SCI)上的文章 |
附件5 相关研究已发表于Land(SSCI)上的文章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2.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3.1 研究的创新点 |
1.3.2 研究不足 |
2 文献综述 |
2.1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研究 |
2.1.1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来源 |
2.1.2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研究 |
2.1.3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解决途径 |
2.2 数字普惠金融有关问题的研究 |
2.2.1 数字普惠金融的起源与理论基础研究 |
2.2.2 数字普惠金融的功能研究 |
2.2.3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 |
2.3 文献评述 |
2.3.1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文献评述 |
2.3.2 数字普惠金融的文献评述 |
3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3.1 核心概念 |
3.1.1 中小企业 |
3.1.2 融资约束 |
3.1.3 数字普惠金融 |
3.2 中小企业融资的基础理论 |
3.2.1 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理论 |
3.2.2 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理论 |
3.2.3 企业成长周期与融资需求规律 |
3.3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理论 |
3.3.1 数字经济理论 |
3.3.2 金融排斥与普惠金融理论 |
4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4.1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的国际比较 |
4.1.1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与主要融资指标的比较 |
4.1.2 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国际比较 |
4.2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
4.2.1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类别 |
4.2.2 主要融资渠道的建设情况 |
4.3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境况 |
4.3.1 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与其经济贡献度不匹配 |
4.3.2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 |
4.3.3 中小企业融资环境脆弱 |
4.4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取得的积极成效 |
4.4.1 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和组织体系逐渐健全 |
4.4.2 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逐渐多元 |
4.4.3 数字技术应用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 |
4.4.4 融资成本有所下降,风险相对可控 |
5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环境、创新动力与核心价值 |
5.1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环境 |
5.1.1 数字普惠金融的参与主体 |
5.1.2 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基础与政策环境 |
5.2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动力与运行机制 |
5.2.1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供给动力 |
5.2.2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需求动力 |
5.2.3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运行机制 |
5.3 数字普惠金融的框架原则与核心价值 |
5.3.1 数字普惠金融的框架原则 |
5.3.2 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价值 |
6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分析 |
6.1 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经济学解释 |
6.1.1 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环境 |
6.1.2 数字普惠金融参与者的经济特征 |
6.1.3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及其均衡 |
6.2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传统融资悖论的破解 |
6.2.1 传统信贷市场上中小企业的融资悖论 |
6.2.2 数字普惠金融对融资悖论的破解 |
7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一:基于现金流视角 |
7.1 研究假说 |
7.2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验事实 |
7.2.1 数字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 |
7.2.2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7.3.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7.3.2 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7.4.1 基准回归分析 |
7.4.2 异质性分析 |
7.4.3 稳健性检验 |
7.5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的维度分析 |
8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二:基于创业融资视角 |
8.1 研究假说 |
8.2 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8.2.1 模型构建 |
8.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融资的整体效果分析 |
8.3.1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融资的基准回归分析 |
8.3.2 不同维度的回归结果分析 |
8.4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创业融资的影响因素 |
8.4.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8.4.2 影响因素检验 |
9 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3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的课题项目与论文成果 |
致谢 |
(7)上海市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应用 ——以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空间充足、环境良好 |
1.1.2 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挑战与机遇并存 |
1.1.3 “创新力”有助于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良性发展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2 文献综述 |
2.1 国内研究综述 |
2.1.1 国内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现状研究 |
2.1.2 国内关于中小企业创新研究 |
2.1.3 国内关于我国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及企业研究 |
2.1.4 国内关于体育企业的创新力研究 |
2.2 国外研究综述 |
2.2.1 国外关于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研究 |
2.2.2 国外体育健身休闲发展现状研究 |
2.3 国内外关于企业创新力评价指标的研究 |
2.4 相关概念界定 |
2.4.1 体育健身休闲产业 |
2.4.2 中小企业 |
2.4.3 创新力 |
2.5 评价指标理论基础——企业创新理论 |
2.6 本章小结 |
3 上海市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过程 |
3.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3.1.2 查阅文献资料 |
3.1.3 初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
3.1.4 实地调研 |
3.1.5 专家咨询 |
3.2 评价指标选取 |
3.2.1 观念创新能力 |
3.2.2 管理创新能力 |
3.2.3 业务(技术)创新能力 |
3.2.4 营销创新能力 |
3.2.5 制度创新能力 |
3.3 本章小结 |
4 上海市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以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企业为例 |
4.1 评价方法 |
4.1.1 层次分析法 |
4.1.2 综合评价 |
4.2 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
4.3 评价结果及其分析 |
4.3.1 整体创新力评价结果分析 |
4.3.2 创新力一级指标及创新力二级指标评价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结论与建议 |
5.1 结论 |
5.2 建议 |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 上海市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力评价调研提纲 |
附录2 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力评价体系指标权重专家调查表 |
附录3 上海市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价调查问卷 |
附录4 |
附录4-a |
附录4-b |
附录4-c |
附录4-d |
附录4-e |
附录4-f |
附录4-g |
附录4-h |
附录4-i |
附录4-j |
附录4-k |
(8)经济开放背景下企业创新模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高技术企业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 |
2 文献综述 |
2.1 企业创新模式研究 |
2.1.1 国外关于创新模式研究 |
2.1.2 国内关于创新模式研究 |
2.2 国内外关于经济开放度研究 |
2.2.1 国外关于经济开放度研究 |
2.2.2 国内关于经济开放度研究 |
2.3 文献评述 |
3 现状分析 |
3.1 创新产出情况 |
3.1.1 创新产出总体情况 |
3.1.2 地域差异:中西部占比上升,增速趋于稳定 |
3.2 内源性技术创新 |
3.2.1 总体情况:占比稳定,增速放缓 |
3.2.2 地域差异:东部主导,资金向中西部倾斜 |
3.3 外源性技术获取情况 |
3.3.1 总体情况:国外引进趋于平稳,国内购买占比不断提升 |
3.3.2 地域差异:东部主导,中西部技术市场活跃度提升 |
3.4 经济开放度现状 |
3.4.1 总体情况:出口大于进口,实际FDI占比较小 |
3.4.2 经济开放度区域异质性:东部贸易开放度降幅明显,中西部略有上升 |
4 理论分析 |
4.1 内源性技术创新 |
4.1.1 内源性技术创新概念 |
4.1.2 内源性技术创新影响机理 |
4.2 外源性技术获取 |
4.2.1 外源性技术获取概念 |
4.2.2 技术引进相关理论 |
4.3 经济开放度调节效应理论分析 |
4.3.1 FDI开放度调节效应 |
4.3.2 出口贸易开放度调节效应 |
4.3.3 进口贸易开放度调节效应 |
4.4 小结 |
5 实证部分 |
5.1 模型设定 |
5.2 变量和数据说明 |
5.2.1 变量选取 |
5.2.2 数据来源 |
5.3 回归结果 |
5.3.1 描述性分析 |
5.3.2 多重共线性检验 |
5.3.3 回归结果分析 |
5.4 回归检验 |
5.4.1 稳健性检验 |
5.4.2 异质性检验 |
6 总结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建议 |
6.2.1 企业 |
6.2.2 政府 |
6.3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9)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和篇章安排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研究的发展回顾 |
2.1.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的提出和早期研究 |
2.1.2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发展和后期实证研究 |
2.2 区域政策和创新研究的发展回顾 |
2.2.1 创新集群研究进展 |
2.2.2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进展 |
2.2.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进展 |
2.3 开发区和科技新城研究的发展回顾 |
2.3.1 产城融合研究进展 |
2.3.2 开发区与高新区研究进展 |
2.3.3 科技新城研究进展 |
2.4 研究评述 |
3 科技新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3.1 科技新城开发建设模式的理论基础 |
3.1.1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的定义与内涵 |
3.1.2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区域经济学分析 |
3.1.3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生态经济学分析 |
3.2 科技新城的开发类型和核心主体 |
3.2.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 |
3.2.2 科技新城核心主体 |
3.3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类型的选择机理 |
3.3.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依据 |
3.3.2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方法 |
3.4 本章小结 |
4 国内外科技新城案例研究 |
4.1 国外模式借鉴:美国硅谷科技新城 |
4.1.1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优势条件 |
4.1.2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经验分析 |
4.2 国外模式借鉴:日本筑波科学城 |
4.2.1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发展条件 |
4.2.2 日本筑波科学城与硅谷比较 |
4.2.3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经验分析 |
4.3 国内模式借鉴:杭州未来科技城 |
4.3.1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规划布局 |
4.3.2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运行机制 |
4.3.3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优劣势分析 |
4.3.4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总结分析 |
4.4 国内外模式对比启示 |
4.4.1 国内外模式对比分析 |
4.4.2 国内外模式对比的相关启示 |
5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与空间联系格局研究 |
5.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分析 |
5.1.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构建 |
5.1.2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结果分析 |
5.2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研究方法 |
5.2.1 核密度分析 |
5.2.2 科技新城空间联系网络模型 |
5.2.3 数据来源 |
5.3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及和核密度特征 |
5.3.1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 |
5.3.2 科技新城集聚的核密度分析 |
5.4 科技新城的空间联系特征 |
5.5 科技新城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研究 |
6.1 地市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6.1.1 理论假说 |
6.1.2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6.1.3 结果分析 |
6.2 省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6.2.1 理论假说 |
6.2.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2.3 描述性分析与平稳性检验 |
6.2.4 结果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科技新城与企业共生绩效研究 |
7.1 研究设计 |
7.2 变量说明与指标选取 |
7.3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7.4 共生绩效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1 经济集聚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2 人才吸引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3 产出提升的时间效应分析 |
7.5 稳健性检验 |
7.5.1 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
7.5.2 反事实检验 |
7.6 本章小结 |
8 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研究 |
8.1 理论假说的提出 |
8.2 模型、方法与数据 |
8.2.1 空间杜宾模型 |
8.2.2 变量说明 |
8.3 实证检验 |
8.3.1 整体回归结果 |
8.3.2 分区域回归结果 |
8.3.3 分城市群回归结果 |
8.3.4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8.4 本章小结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主要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城市群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演化及经济效应研究 ——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三大城市群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科技创新中心 |
1.1.2 创新是驱动经济增长与发展转型的关键要素 |
1.1.3 协同创新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 |
1.1.4 城市群协同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空间组织形式 |
1.2 研究意义 |
1.2.1 比较三大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演化特征及形成机理 |
1.2.2 探究城市群协同创新的经济效应和优化策略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1.3.1 协同创新研究文献分析 |
1.3.2 创新网络相关研究 |
1.3.3 协同创新网络与效应相关研究 |
1.3.4 城市群协同创新相关研究 |
1.3.5 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1.4.2 创新之处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及处理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数据获取及处理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 |
2.1 相关概念 |
2.1.1 城市群与创新型城市群 |
2.1.2 多元主体协同创新 |
2.1.3 区域协同创新 |
2.1.4 协同创新网络 |
2.1.5 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 |
2.1.6 协同创新效应 |
2.2 基础理论 |
2.2.1 交易费用理论 |
2.2.2 资源依赖理论 |
2.2.3 创新网络理论 |
2.2.4 熊彼特创新理论 |
2.2.5 集聚经济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城市群协同创新的驱动机制及经济效应分析 |
3.1 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分析 |
3.1.1 内部驱动力 |
3.1.2 外部驱动力 |
3.2 城市群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演化及创新产出分析 |
3.2.1 网络结构演化机制 |
3.2.2 网络发展促进整体创新产出提高 |
3.2.3 网络发展促进群内包容性创新 |
3.3 城市群协同创新的经济效应分析 |
3.3.1 促进群内城市经济效率提升 |
3.3.2 形成群内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 |
3.3.3 产生空间溢出 |
3.3.4 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发展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城市群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
4.1 研究区概况 |
4.1.1 三大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特征 |
4.1.2 三大城市群创新发展现状及特征 |
4.2 三大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历程及演化阶段 |
4.2.1 协同创新发展历程及特征 |
4.2.2 三大城市群协同创新的演化阶段 |
4.3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
4.3.1 城市群内部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演化 |
4.3.2 群际城市协同创新的联系特征 |
4.4 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
4.4.1 城市群内部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演化 |
4.4.2 群际城市协同创新的联系特征 |
4.5 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 |
4.5.1 城市群内部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演化 |
4.5.2 群际城市协同创新的联系特征 |
4.6 三大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演化特点及成因比较 |
4.6.1 三大城市群内外协同创新网络结构演化特征比较 |
4.6.2 三大城市群内外协同创新网络演化差异成因分析 |
4.7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城市群协同创新对经济增长影响模拟分析 |
5.1 研究假设 |
5.2 单区制和两区制空间面板模型构建 |
5.2.1 计量模型的设定与估计方法 |
5.2.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5.2.3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5.3 协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5.3.1 单区制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5.3.2 两区制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城市群协同创新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分析 |
6.1 研究假设 |
6.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变量描述 |
6.2.1 空间溢出效应测度模型选择 |
6.2.2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
6.2.3 空间权重矩阵设计 |
6.3 协同创新局部经济效应的空间差异模拟结果分析 |
6.3.1 GWR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
6.3.2 GWR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6.3.3 三大城市群局部经济效应差异比较 |
6.4 协同创新溢出效应的局部效果及经济趋同格局驱动 |
6.4.1 空间“X”滞后马尔可夫链 |
6.4.2 基于空间马尔可夫链的协同创新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4.3 协同创新空间溢出对城市群经济趋同的影响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提升城市群协同创新水平及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7.1 强化城市群协同创新能力 |
7.1.1 共建协同创新载体 |
7.1.2 推进政府间创新管理协作 |
7.1.3 完善协同创新投融资体系 |
7.2 提升城市群协同创新绩效 |
7.2.1 协同创新成果对接转化 |
7.2.2 推进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 |
7.2.3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7.2.4 构建跨域承托协同创新网络层级体系 |
7.3 协同创新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新机制 |
7.3.1 主导型城市创新引领 |
7.3.2 非中心城市强化受溢 |
7.3.3 城市群内城市间分工协作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与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自评表 |
四、企业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创新模式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医药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国际比较[J]. 沈国兵,孟彩霞,沈彬朝.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2
- [2]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与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研究[D]. 郑雅君.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4]基于多元数据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城创”融合发展研究[D]. 杨玥. 浙江大学, 2021(01)
- [5]STS视阈下战后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研究[D]. 金晴. 昆明理工大学, 2021
- [6]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D]. 滕磊. 四川大学, 2021(02)
- [7]上海市体育健身休闲类中小企业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应用 ——以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企业为例[D]. 黄祺鹏. 上海体育学院, 2021(12)
- [8]经济开放背景下企业创新模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高技术企业的研究[D]. 倪增兵. 浙江大学, 2021(09)
- [9]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D]. 徐乐怡. 浙江大学, 2021(01)
- [10]城市群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演化及经济效应研究 ——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D]. 黄彩虹.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