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决策及其影响因素

一、外交决策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文献综述）

陈姬文^[1]（2021）在《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91-2020）》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至今,在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三处领土争端,即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独岛争端和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日本的态度有强硬和宽和之别。总体来说,日本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态度最强硬,在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态度最宽和,在韩日独岛争端中态度介于两者之间。从前景理论的角度来看,日本之所以在三处领土争端中态度有强硬和宽和之别,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对钓鱼岛实际占有、对北方四岛和独岛没有实际占有,依据前景理论损失厌恶的观点,日本对争端领土的心理参照点因为实际占有而更高,因此在面临领土争端时更倾向于为了实际占有的争端岛屿而投入更多的力量,否则就会进入损失区间,降低到心理参照点以下,因此日本必然会表现出更强硬的态度;二是日本对钓鱼岛争端的对象国中国要比独岛争端的对象国韩国和北方四岛争端的对象国俄罗斯存在更强的实力焦虑,依据前景理论战略框定的观点,日本在面对存在高焦虑的领土争端对象国时会更为看重争端领土,将其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外交牌,因而必然会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以期在两国外交中取得更多的外溢效果。同时,从前景理论的视角来看,基于确定性效应的日美同盟、基于风险偏好的历史压抑、基于有限理性的民族性格对日本在三处领土争端中的态度也有深刻的影响。冷战后,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态度遵循着“宽和（1991年）-次强硬（2004年）-强硬（2012年）-次强硬（今）”的轨迹演变。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日本对中国的战略性框定发生变化,实力焦虑使得日本大大提高了钓鱼岛争端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态度愈加强硬,直至2012年达到强硬的巅峰;中国从2012年开始对钓鱼岛常态化巡航,使得日本的损失厌恶区间发生重大改变,心理参照点从“不能失去钓鱼岛”向“不能继续恶化钓鱼岛局势”变化,态度开始不再强硬,开始变的宽和;而美国对钓鱼岛争端的介入,以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美日同盟的依赖性程度加强,基于确定性效应,日本首先要确保自己的确定性收益,在钓鱼岛争端中也要参照美国的态度。冷战后,日本在独岛争端中的态度遵循着“宽和（1991年）-强硬（2012年）-宽和（今）”的轨迹演变。由于90年代日本对韩经济外交的需要,日本将韩国框定为“竞争性盟友”,在独岛争端中态度逐步强硬;随着对抗中国的需要,日本将韩国框定为“可拉拢的盟友”,日本在独岛争端中态度逐步宽和。基于确定性效应,日本在处理独岛争端时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不希望看到日韩关系恶化,因此日本在韩国升级独岛争端时一直保持克制,保持宽和姿态,逐步将独岛争端搁置。冷战后,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的态度遵循着“宽和（1991年）-强硬（2000年）-次强硬（2012年）-宽和（今）”的轨迹演变。由于冷战后日本对俄罗斯战略框定为“衰落的国家”,于是想通过经济援助和合作来换取北方四岛的返还,因此在北方四岛中持宽和之态;在小泉纯一郎上台后日本重新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框定,认为俄罗斯实力已经恢复,经济手段已经无法推进北方四岛争端的解决,因此一改之前的宽和之态,逐渐强硬;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再次对俄罗斯重新进行战略框定,认为俄罗斯仍需要日本的经济合作,于是企图重新通过经济手段作为北方四岛领土争端谈判的突破口,态度再次转为宽和。日本对俄罗斯存在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基于恐惧风险偏好,在俄罗斯重视北方四岛时,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日本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威慑,在俄罗斯强硬的回击下,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束手无策,态度软弱,只能对北方四岛争端予以搁置。

尤立^[2]（2020）在《日本财界对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二战之后成立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等财界团体构成了我们今天普遍意义上的财界,这些财界团体是日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日本的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积极参与日本的外交决策过程并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这一方面得益于财界在日本战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与中央官僚机构和自民党结成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与日本战后所制定的经济外交战略相关。而随着战后日本政治的发展,日本的外交决策过程呈现出多元化和开放化的特点,越来越多的权力主体参与到外交决策过程之中。财界除了仍然以自民党和中央官僚机构为主要影响对象以外,也通过与其他权力主体的合作或竞争来影响日本的外交决策,与此同时财界影响外交决策的方式也变得更为多元化。财界虽然在外交决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采取多样化的方式,但是财界在影响日本外交决策方面并不总是能够取得成功,其还要受到自身内部成员利益冲突、决策体系、其他利益集团竞争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等因素的限制。

张锋^[3]（2019）在《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文中研究表明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和周边安全的重要外部因素和战略存在。中日两国携手走过了千年的友好,历经了百年的战争,在文化、情感和地缘上有着难以“解理”的牵绊。现今,中日两国在领土、历史、安全与地位等方面仍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持续变化与两国力量深度调整,中日关系摩擦不断,更是陷入不可用“冷暖”言状的状态。2018年的中日首脑互访暂时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关系,但中日关系仍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敏感而又多歧的状态。日本智库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曾经在亚洲智库中独领风骚,现今在世界和亚洲智库中仍拥有重要的影响力。随着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传统的外交决策机制正在逐步瓦解,决策主体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日本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角色分量可以估量。日本智库研究,尤其是日本主要安保、外交等对外政策类智库研究,是深入了解和研究日本外交决策、战略走向和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及结语组成,核心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系统介绍了日本智库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本章主要以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参照,对日本智库的发展历程和阶段、日本智库的国际评价、现今状况及存在类型、管理运作模式与机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目的是通过点与面的结合详细介绍日本智库的各个维度,以期对日本智库的全貌有所了解和把握,在日本智库群像中穿插安保、外交等对外政策类智库等个体像,为进一步开展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研究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第二章尝试建构了以“外交决策分析理论——智库参与决策模式——日本外交决策机制——日本智库对外交决策功能”为链条的分析框架。尝试联通西方主要外交决策分析理论、日本外交决策分析的主要理论与智库参与外交决策的主要理论,为日本对外政策类智库参与外交决策的实践寻找理论根据。在阐释主要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同时,将日本智库置于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视野和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之中,对一般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冷战后外交决策机制变化、特别是冷战后外交决策机制的特点与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分析其在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之中的作用。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日本智库与外交政策形成的典型案例。通过博士学习期间数年对日本主要智库网站的持续跟踪与相关访谈,第一二节选取了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防卫研究所这两个不同组织形态的智库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两者基本情况、组织运行和在日本海洋政策形成、安全保障政策出台中的功能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避开外交决策研究都需要面对的“黑箱”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日本特定的专业型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对日本特有的“临时型”日本智库现象进行了考察,发现了以恳谈会为首的“临时型”日本智库是传统智库功能难以发挥参与外交决策功能的异化现象,以及恳谈会政策建言与最终外交、安保等对外政策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第四章从日本视角围绕日中关系阐述了日本智库对日中关系的研究情况。以日本智库网站上公开的研究报告、政策建言和研讨会内容等为主要研究文本,掌握日本智库对“中国威胁”、“中国崛起”等日中关系重要敏感领域的观点和态度。以PHP总研、防卫研究所等日本知名对华研究智库为研究案例,对近些年来它们所发布的对日本社会舆论乃至政府等具有一定影响的文本进行了梳理归纳,得出他们对中国“遏制与合作并存”以及日中关系“防范与接触并存”的认知。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日本智库发展过程和参与外交决策中形成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智库建设的法制化、国际化和网络化等优点。第二,日本智库的调整期短期内不会结束,所面临的人力财力、决策参与能力弱等困扰日本智库整体发展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第三,日本智库的发展与对外交决策的作用受到日本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国内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特别是日本官僚主导决策体制的影响。第四,日本对智库的认知有了普遍的提升,日本智库在日本国内“政治主导”呼声日隆的背景下对外交决策等领域的作用较之过去将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主要智库对日本政府的决策影响能力不容忽视。第五,日本对外政策类智库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组织行为学所研究的特定的“共谋”效应,对待中日关系有明显的“二重构造”特征。日本追求“自主性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国家保守化趋势不会改变,对中国采取遏制防范与合作接触的“实用主义”策略不会改变。我们要警惕日本智库尤其是对外政策类智库与日本保守化政治集团形成“共谋”效应,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形成某种特殊的情绪化的决策偏好。探讨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的关系,能够从新的视角推知日本未来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避免智库等日本国内因素对长期而又稳定的中日关系发展造成干扰。

何晓跃^[4]（2018）在《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文中研究指明人口结构变化是当前美国政界和学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其核心原因在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规模扩大、族群结构调整的不可逆性及其对美国国家治理发展方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探索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规律,既是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学和美国外交学的交叉前沿课题,也可以借此研判美国外交的中长期走向,因而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美国少数族裔作为影响外交政策构建的重要次国家行为体,其通过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两个路径,依托少数族裔人口权力与美国国家实力构建之间的互动、少数族裔与美国国际移民合作治理之间的互动、少数族裔的外交介入行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这三大领域,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特色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美国少数族裔作为推动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主导性力量,其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现状和中长期发展的历史性、全方位、变革性影响是可见的、可证明的。第一,从人口系统变化的角度讲,少数族裔是美国维系国家实力的稳定器,少数族裔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是影响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地位的关键变量。第二,美国少数族裔外交介入行为受到来自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单元层次、次国家单元层次的因素制约。这其中,美国少数族裔能否形成有效的选举政治威胁是少数族裔是否能够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极度重要变量。第三,从中长期看,少数族裔正在以量变到质变的方式影响着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同时,少数族裔与白人将围绕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主导权形成张力关系,在此过程中,少数族裔支配关键外交资源的权力相对扩大,白人支配关键外交资源的权力相对缩小,少数族裔与白人的博弈是无限次重复博弈过程。第四,美国移民改革和移民政策制定的外交属性成为美国少数族裔移民国际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五,少数族裔作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重要次国家行为体,其在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中发挥的正向作用多于负向作用。就美国外交战略的中长期转向而言,少数族裔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整体看,少数族裔的外交介入行为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与拓展,美国可运用更多的族群资源来间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第二,少数族裔影响外交决策的前提条件不断获得优化,随着族群结构的持续性深刻改变,相关内政议题与外交议题的交叉化趋势将更加明显。第三,美国的长期外交战略将更加侧重“软实力或巧实力”模式,这一方面源于与少数族裔相关的福利制度建设的资源投入会一定程度限制美国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源于美国外交系统中少数族裔人员的增多、话语权的提升使多元文化外交的实践空间持续得到拓展。第四,移民议题的外交属性将更加明显,非法移民治理将成为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重要的国际关系议题。第五,美国的战略文化将受到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影响发生缓慢但深刻的改变,少数族裔与白人在价值体系上存在质的区别,在实现战略目标所应用的手段上不会遵循“黩武主义”的路线,更加重视多边主义、多边制度、谈判沟通的作用,美国的战略文化会逐步得到改变。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对于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产生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对于中国而言,认识到这些根本的、长期的变化有利于我们趋利避害、适应可能的政策和战略转变,同时也为我们抓住机遇、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健康发展提供了条件。就目前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一是美国少数族裔的人口增长使美国保持了科学的人口结构,这使其在中长期内不会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对于中国来讲,目前的一个紧要议题是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确保人口安全。二是美国少数族裔的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地位提高无疑使西裔、亚裔和非裔在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发言权增大,如何运用好华裔的政治经济资源来推动中美共同利益的增加以及服务于中美战略互信的构建是一个认真值得研究的议题。三是要认真思考美国是否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战略收缩期?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增加和族群结构变化带来的“拉丁美洲化”和“亚洲化”,使美国面对一系列中长期的改革挑战,增加了美国未来发展及内外战略的不确定性,这也为中美之间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机会窗口。四是要把美国人口结构变化作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内生性变量来考量,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人口的利益诉求最终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当中,中国应当在次国家单元层面与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展开积极交流。

巫爽^[5]（2017）在《新中国处理领土争端问题的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领土争端一直是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乃至发生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且近代遭受过多次侵略的国家,领土争端问题愈显突出。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了绝大部分陆地领土争端问题。然而,近年来海域领土争端频发、中印边界持续紧张,给中国政府提出了新考验。本文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国政府对领土争端问题的处理政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核心假设是中国政府处理领土争端问题的影响因素制约着政策选择,主导性影响因素与处理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因果联系,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府处理政策的变化。首先,中国政府领土争端问题处理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四个:国际环境与规范、现代领土主权观念、中国政府处理领土争端的综合能力、领土争端问题在国家利益中的优先次序。其次,不同时期内,作为主导性的影响因素会发生变化。主导性影响因素从国际环境与规范、现代领土主权观念逐步转变为中国政府的能力与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认定。这一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的根本趋势是,外部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弱,作为主体的中国政府的自身因素越来越重要。第三,领土争端问题在国家利益中的优先次序这一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四大影响因素在逻辑上存在着先后顺序,国际环境与规范、现代领土主权观念、中国政府处理领土争端的综合能力这三个因素通过影响领土争端问题在国家利益中优先次序的排序对中国政府的领土争端问题处理政策产生真正的影响力。领土争端问题在国家利益中的具体优先次序最终决定着中国政府的处理政策。在确定了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之后,本文对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届政府的领土争端问题处理政策进行梳理。首先,简要回顾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处理领土问题的政策,这一时期的领土政策主要是妥协退让政策。随后,本文对1949年至2012年的历届新中国政府处理领土争端问题的政策进行了研究。1949年至1955年,新中国政府对领土问题采取的是在条件成熟之前暂时搁置的政策。1956年至1960年,新中国政府的领土问题处理政策是对条件已经成熟的领土争端问题,积极地寻求与争端国进行和平谈判。这一时期的处理效果非常好,是新中国政府成功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第一次高潮时期。1960年至1978年,新中国的处理政策是使用武力手段,强硬回应争端国改变现状的行为。这时期的政策效果达到了预期,成功维护了我国领土主权这一核心国家利益。1978年至2012年,新中国政府的领土争端问题处理政策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政策的效果也十分理想,中国政府又成功解决了一批领土争端问题,是为新中国建立以来领土争端问题成功解决的第二次高潮时期。2012年至2017年的新一届政府时期,在了解这一时期领土争端问题的总体现状后,本文分析了新一届政府领土争端问题的处理政策及其影响因素。新一届中国政府的主要政策是坚持主权在我的立场、和平谈判的平等方式,加强在争议地区的现实存在,以管控分歧为现阶段主要目标,即强硬维权与危机管控相结合的处理政策。这是一种战略等待的政策,不急于马上解决问题,但着手为之后的解决铺垫一切有利条件。同时,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处理政策的影响因素也发生了变化。国际环境与规范再次不利于中国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域外大国的强力介入是最显着的变化。当然,也存在有利的变化,中国政府的处理能力从不同侧面都大幅度增强。如外交能力、军事能力、区域拒止能力等等。所以,在新一届政府时期,中国政府处理能力增强与大国强力介入的互动是主导性影响因素。在对新中国历届政府的领土争端问题处理政策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归纳之后,本文尝试对未来十年中国政府的领土问题处理政策及其影响因素做出预测。不管美日等大国的介入是否会继续存在,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力应该会持续下降。中国政府处理领土争端问题的能力会持续增强,但它会从变量转变为相对的常量。中国政府的处理意愿会替代中国政府的处理能力成为主导性影响因素。当然,中国政府的处理意愿是受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认定所影响的。未来十年,中国政府领土争端问题的处理政策在现有的政策基础上,应该会更加从容、灵活、有力,处理效果也会更加有效。

刘晓辉^[6]（2017）在《认知视野下李鸿章对日决策研究（1870-1895）》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传统的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假设为抽象单一的理性行为体,认为国家在外交决策中能够基于理性原则,在面对多中外交决择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实际上外交决策是由具体的决策者来制定并执行的。因此,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个人对于客观现实环境的认识无可避免会受到认知能力的局限,作为决策者更是难以避免这样的影响。因此,从微观层面分析决策者的认知对具体决策的影响是有重要的意义的。本文将基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梳理出有关的错误知觉的分析性假设,即认知相符、诱发定势、认知失调以及历史经验等认知局限对决策者的影响。通过对1871年近代中日建交到1895年甲午战争前后这一时期的李鸿章对日决策相关事件进行分析,从而对这些假设进行验证,进而在微观认知层面上梳理出知觉因素对决策者认知的影响。通过对李鸿章的对日决策进行知觉性分析,得出知觉因素是影响李鸿章对日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李鸿章对日决策从联日到防日,再从防日到联俄制日这一外交决策的演变过程中,体现了微观层次上认知对外交决策研究上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国际关系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宏观与中观层面的研究,更应该充分结合个体的心理认知等微观层面上的变量,对微观层面的决策者给予更多关注,拓展微观层次分析,这也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宋志艳^[7]（2017）在《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是理解其外交政策和行为动机的一把钥匙,在快速崛起并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的背景下,中国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制定外交战略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进轨迹来看,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形成与构建,深受内外环境和观念认知的影响,组织机构、决策模式及身份定位也随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充实和完善,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决策体制。本文深入剖析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内在机理,从学理角度探讨其优长与不足,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发展完善,以期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挑战,从而更为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借鉴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系统性和综合性研究,通过运用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一方面分析国际环境变迁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结构性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着重揭示国内政治环境、组织机构、外交观念与中国外交决策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期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构建分析框架,探究其主要特征与运作模式。本文由导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第一章系统梳理外交政策分析的总体发展状况。本章集中介绍了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历程、主要贡献、存在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目的是通过详细分析当前外交政策分析在理论与决策模式研究方面的进展,从中获得有益启示,为开展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构建以“决策环境—组织机构—观念认知”为链条的分析框架。着重分析国内外政治互动如何影响外交决策,在具体阐释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以及权力架构与外交决策关系的同时,也注重观念等非物质性因素的作用,旨在从理论上阐释国内政治因素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构建外交决策机制分析框架。第三章综合分析中国外交决策的组织机构及运作机制。在梳理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机构演进脉络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中所承担的枢纽功能。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架构的根本特点在于集中统一,外交决策权属于少数高层决策者,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部门和组织参与到外交决策中来,赋予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机制以民主化色彩,逐渐呈现多元化和分散化的态势,基本形成了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不同程度参与及影响外交决策的格局。第四章集中阐释观念因素对中国外交决策产生的潜在影响。围绕中国决策层的时代观、利益观和身份观的变迁,深入解读观念认知如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演进不断实现转型,并主导和形塑了中国的对外战略,以期从中探寻中国外交决策的深层动机。中国决策层的观念认知与外交行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其中蕴涵着外交传统、历史经验以及意识形态等价值判断,因此在中国的对外决策中发挥了行动向导和决策基准的作用。第五章总结和概括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运作模式与主要特征。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形成了以高层决策者为核心的“同心圆”决策模式,具有四个鲜明特征——“政党主导型”、“精英决策型”、“共识决策型”、“渐进调试决策型”。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具有延续性与变化性、民主化与分权化、多元化与分散化、专业化与制度化等显着特点,同时也应该增强协调性、提升战略预判力、改革外交权力配置等,尽可能地改革体制机制中不尽合理的部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体现为: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构建以“决策环境—组织机构—观念认知”为链条的分析框架,试图突破局限于外交决策模式或组织机制的单—研究范式,将外交决策机制视为一个既关涉实体机构组成,也涵盖行为模式、政治思维和观念认知等的政治系统,并对之开展综合研究。总结和概括中国外交决策的“同心圆”模式,认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初步形成了围绕决策核心,党、政、军、民不同程度参与外交决策的多元化格局,且越是无限接近决策核心的阶层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越大。深入剖析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运作机制,指出其具有决策、协调、咨询等多种功能,是中国外交决策组织机构的枢纽,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认知理论阐释外交观念与中国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中国决策层的时代观、利益观和身份观成为影响决策环境与政策行为之间的媒介,外在环境的变化首先通过决策者的观念认知反映出来,然后推动具体外交政策的形成,充分表明观念认知对政策结果具有一定影响力。

张家妮^[8]（2017）在《1967-1982年美国海底问题外交决策研究》文中认为二战后,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需求空前增长、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区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而海底正是这一类区域中各国密切关注和竞相提出权利主张的焦点。从1967年帕多提案提出、美国内部开始海底决策讨论、完成海底问题决策第一次转向,到“人类共同遗产原则”提出、美国发表“尼克松声明”实现第二次决策转向,再到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后期美国态度日益强硬、开始单方面立法、并于1982年拒绝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导致第三次海底决策转向,美国海底问题决策经历了一个反复和复杂的过程。分析1967-1982年间美国海底问题决策制定过程与变化原因,既有国际层面的海底机制变迁影响,又有国内层面的政府政治因素,前者可通过复合相互依赖中的国际组织模式得到解释,后者可利用决策的政府政治模式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体来看美国海底问题外交决策制定并探寻其本质,会发现其既有美国重要议题外交决策在政府政治上的共性、又有其自身参与政府政治、以及作为国际公共物品问题参与国际决策政治的特点。

刘洪宇^[9]（2017）在《精英决策视角下安倍政府南海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大国和美国的盟国,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介入南海问题,是继美国之后又一强力干预南海问题的域外大国,其南海政策对南海地区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自民党在2012年底重掌日本政权后,作为日本政治精英和右翼势力双重代表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的对华决策中注入了强烈的个人意志,尤其体现在对华关系密切的南海问题上。安倍个人及其内阁同僚以美日同盟为基石,经济手段和外交手段并重,积极拉拢印澳和东盟国家,利用各种渠道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国际化,确保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能够获取更多的外交筹码和国家利益。鉴于安倍个人在日本外交决策中凸显的巨大作用,本研究试图理清日本政治精英和外交决策之间的联系,将政治学中的政治精英论和外交学中的外交决策论相结合,归纳出新的研究视角—精英决策,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理论支撑,总结出日本政治精英是如何影响其外交决策的,进而分析安倍个人及其内阁是如何制定并影响本国的南海政策的。通过以上分析一方面可以为目前持续恶化的中日关系找出归因,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好的把握日本的南海政策并对其未来走向做出战略预判和有效应对,为维护我国的南海主权利益及国家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朱陆民^[10]（2016）在《认知、双重安全诉求与国家安全决策——以2012年菲律宾对华南海决策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安全决策中的双重安全诉求,是指作为主要决策主体的政治领导人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外交决策中,会竭力追求或维持国内政权安全为核心的国内政权安全与外部国家安全的双重安全目标与平衡,并在追求或维持这一双重安全目标与平衡中做出国家安全决策。其实质反映了决策者基于其执政安全利益考量的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国家安全决策要受制于双重安全诉求机制对主要决策主体的约束和影响。据此,作者着力剖析了2012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的对华南海挑衅政策及其变化,并证明了该分析思路的合理性。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菲律宾对华南海决策及其变化,以及中国政府的反制措施的有效性,同时也为我们从学理上动态地理解和把握国家主要决策者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认知规律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

二、外交决策及其影响因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交决策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91-2020）（论文提纲范文）

（2）日本财界对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论文提纲范文）

（4）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处理领土争端问题的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认知视野下李鸿章对日决策研究（1870-1895）（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1967-1982年美国海底问题外交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精英决策视角下安倍政府南海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认知、双重安全诉求与国家安全决策——以2012年菲律宾对华南海决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外交决策及其影响因素（论文参考文献）

• [1]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91-2020）[D]. 陈姬文. 外交学院, 2021(11)
• [2]日本财界对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D]. 尤立. 外交学院, 2020(07)
• [3]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D]. 张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4]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D]. 何晓跃. 南京大学, 2018(09)
• [5]新中国处理领土争端问题的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巫爽.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6]认知视野下李鸿章对日决策研究（1870-1895）[D]. 刘晓辉. 暨南大学, 2017(04)
• [7]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D]. 宋志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1967-1982年美国海底问题外交决策研究[D]. 张家妮. 外交学院, 2017(09)
• [9]精英决策视角下安倍政府南海政策研究[D]. 刘洪宇.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08)
• [10]认知、双重安全诉求与国家安全决策——以2012年菲律宾对华南海决策为例[J]. 朱陆民.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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