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教育的生产性质和消费特征

一、继续教育的生产性质与消费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邓晶艳^[1]（2021）在《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定了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位。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任务与新要求,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探索新思路、新路径与新方法,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以满足大学生成长成才需求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当前,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面集成与广泛应用,人类逐步迈入大规模数据挖掘、运用与创新的“大数据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加强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之富有时代性、增强针对性、彰显实效性,是新时期高校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作为当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大数据广域的信息资源、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以及全新的思维范式,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即时性、精准性、前瞻性与个性化等创新发展的新动力与新空间。将大数据思维、技术与方法全方位嵌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各环节与全过程,促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革新思维、优化供给、改进方法、重构范式,建构科学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推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向“精准思政”“智慧思政”转型升级,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顺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其进一步提质增效、焕发新机的重要生长点与强劲推动力。阐释大数据内涵、价值、特征与功能,阐释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并且辨析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探讨两者的深度融合。基于此,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概念得以提出。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资源、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技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思维三个维度全面阐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内涵与外延,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论析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生成逻辑、发展动因、方法论基础与价值取向,可以明确大数据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的契合点,理清大数据对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机理。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任务与新要求,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仍然面临一些困境、存在一些短板和弱环。运用文献资料法、大数据文本挖掘方法与访谈调研法审视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总结当前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并作原因剖析,同时探讨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指出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以及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与原则、教育内容体系以及教育工作的主体转型,有利于为新时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创新提供现实依据。通过分析大数据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技术优势以及可能性,进一步探讨大数据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精准画像”“规律探寻”与“超前感知”三个应用呈现。以之为基础,基于当前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理念滞后、模式粗放、知行脱节、供需错位等难题,提出利用大数据推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由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由普适教育向个性化培育、由认知培育向实践养成、由需求侧适应向供给侧发力四大发展转向并详细阐述四大发展转向的实现路径。基于大数据推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遵循学科规律、注重理论深化,还要坚持实践导向,致力推动大数据应用,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转化。由之,宏观上,探索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与存储、数据挖掘与分析、数据应用与可视化、数据解释与反馈五大工作模块与应用流程;微观上,对大数据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典型场域中的“数据画像”“精准资助”“失联告警”三个应用进行数据模型构建,从而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大数据提供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大数据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当前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大数据还存在观念性、路径性与机制性瓶颈,同时,大数据是一柄双刃剑,对数据的不当应用会带来诸如“数据垄断”“数据滥用”“数据侵害”“数据冰冷”等一些可能的风险与挑战。高校尚须在思维理念、技术开发、政策支持、制度完善、机制建设、校园环境建设等方面对大数据应用作出回应与调试。不仅如此,在基于大数据创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高校要注重发挥教育工作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始终坚持数字技术与人文精神、数据智能与教育智慧相结合。

张玉龙^[2]（2021）在《大数据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5G”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信息化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给人们思想所带来的多元、多变、多样可谓是前所未有,社会思想领域的交流、交融、交锋亦连绵不绝。那么,大数据时代究竟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哪些新要求新挑战?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从而实现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对大数据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使大数据在各项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可以说,大数据是解决复杂性问题的一种新型的方法、技术、工具以及思维方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要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大数据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使大数据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论文从强烈的问题意识出发,围绕着大数据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主题,力图聚焦“大数据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重大变化”这一突出问题,探索大数据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图景与方向。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的内容。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全面梳理了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并进行了相应的述评,凝练地概括了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提出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一章旨在阐明大数据时代教育与大数据之间的深度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研究是一种交叉研究,涉及多方面的理论。除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之外,大数据、教育大数据以及科技哲学中的范式理论都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该章系统梳理了大数据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从数据科学、数据技术、数据价值、认识论方法论、时代等维度对大数据的内涵进行了多维解读,阐述了教育大数据的内涵、特征、类型、基本功能以及面临的问题。该章引入了库恩的范式理论以及吉姆·格雷提出的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认为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也将成为观测自然的“仪表盘”和观察人类社会自身行为的“显微镜”,也将给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带来根本性变革。第二章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内涵、特征及其所带来的范式创新。大数据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首先需要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这一核心概念。对大数据的理解不能停留在一般概念上,需要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独特“秉性”。一是从大数据的视角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和大数据的契合点,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把握大数据运用和研究的特殊性。在分析相关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内涵及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及其发展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范式的特征。认为大数据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起基础性作用,大数据以其可操作性方式解决了思想情感量化问题。深入分析了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量化的内在机制,认为对思想情感的量化主要是通过对人的行为以及语言符号的量化间接实现的。第三章主要对大数据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加以重新审视和反思。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融入使得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大数据不仅对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催生了新主体的出现,一方面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同时,大数据深刻地改变了教育对象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话语方式。教育对象通过数据画像可以对自身有更好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管理,但克服大数据对教育对象所造成的“信息茧房”又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重要问题。第四章旨在探讨大数据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内容为王”,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食粮”,没有好的内容,相应的教育活动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本章分析了大数据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要性和可能性,归纳了大数据的来源,梳理了大数据创新教育内容的主要途径,并提供了若干大数据创新发展教育内容建设的案例。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出现,使得教育内容不仅能够“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而且能够“以数据取信于人”,推动着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使得教育内容向着更优、更精、更符合时代特色的方向发展。第五章进一步透视大数据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本章在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基本理论基础之上分析了大数据对教育方法的创新、发展与改进。大数据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原则,为方法创新增添了复杂性原则、客观关联原则和可视化原则方法。大数据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层面的认识方法更为精准、实施方法更加以数据驱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更加“让数据说话”。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复杂性的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复杂性思维、复杂性方法、复杂性工具。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转变思维方式,学习新的方法,掌握复杂性工具。大数据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大数据力求实现对人的思想情感的量化和精准化把握,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事实”的把握能力,它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是客观的、全面的和复杂的。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努力实现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从而在技术与艺术的有机统一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张晓辉^[3]（2020）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视角下的文化消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文化需求也随之相应增加,尤其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得文化需求进一步凸显。文化需求的满足需要通过文化消费来实现,只有不断提升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本文的研究主题和核心内容聚焦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的文化消费问题。围绕研究主题,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文化消费概念界定入手,分析文化消费的特点、分类及影响因素,并结合我国实际,从三个方面归纳总结出提升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和文化消费的理论基础,进而探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部分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首先从居民个人因素,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及政府政策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我国文化消费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我国文化消费的现状,其突出表现为:文化消费水平不断增长但依然偏低、文化产品及公共文化设施供需结构失衡、文化消费结构不平衡、文化消费环境有待优化等方面;在第三部分的分析研究基础上,第四部分进一步提出了推动文化消费发展的对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改善文化产品的供给、培养健康消费意识、优化文化消费环境等四个方面的具体对策。

过天姿^[4]（2020）在《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CHFS2015数据》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经济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方向转变,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愈发凸显,而释放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又是促进消费的重要抓手。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群体概念辨析与分类标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算与扩大规模的举措,中等收入群体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基于上述时代背景与研究背景,本文旨从消费视角去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原因有三:其一,国内外从消费视角进行系统性分析的成果不多;其二,国内外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其三,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较多的是基于地区性数据分析,本文拟利用最新公布的全国性数据,更全面、权威及可信。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研究做出了系统完整的综述,随后简述了消费函数理论、消费信贷理论和消费决策理论,这为下文的展开提供了理论基础。鉴于此,本文选用了中国家庭金融数据（CHFS2015）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了不同因素影响下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差异,再通过构建OSL模型,实证分析影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和分项消费的决定性因素,结果发现:（1）从总体消费支出来看,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负债水平、地区和社会保障因素对中等收入群体总体消费支出产生显着正向影响,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对总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着。（2）从分项消费支出来看,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对各项消费支出都产生显着正向影响,负债水平对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对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和医疗保健消费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地区对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居住消费产生显着正向影响。（3）政治面貌对衣着消费产生稍弱正向影响,婚姻对交通通信、居住消费、医疗保健和其他商品及服务消费呈现出较弱正向影响。（4）负债水平对医疗保健消费产生显着负向影响,年龄对衣着、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和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均产生显着负向影响。（5）性别对食品、居住、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和医疗保健消费影响均不显着。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稳步推进我国经济转型的相应措施:（1）提高收入水平,为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打下坚实基础;（2）积累文化资本,为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提供升级动力;（3）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各地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水平均衡上升;（4）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5）完善信贷消费机制,引导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观念转变。

卢丹萍^[5]（2018）在《社会分层视角下成人的教育消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统的社会分层研究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分层（如收入、财富）和工作领域中的区分（如职业、劳动分工、生产关系、雇佣关系等）,然而,在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把消费分层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从现实情况来看,消费要比收入和职业等更能反映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的结构情况。千差万别的消费被整合在一个结构框架之内,某个层次的人穿怎样的衣服是得体的,去怎样的饭店才感到自如,消费支出的项目如何分配,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明显的阶层差别。当然,在目前一提到社会分层,人们就联想到“划阶级、定成分”,这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社会分层是我们认识复杂的人类社会结构的一种简便的方法,社会分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社会能够更和谐地发展。消费分层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各社会阶层在消费方面的分化态势,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认识社会结构,协调社会各阶层矛盾,维护各阶层利益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通过社会阶层考察成人的教育消费的意义不仅在于此,此外,中国是一个阶层化的社会,社会成员必处于某一社会阶层中,而不同的阶层在收入、职业、文化、社会资源等各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因此还可以通过这些社会阶层本身具有的性质探索成人教育消费的发生。再者,就成人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来看,学术界一致认为,成人教育具有社会功能性的作用,对社会成员在阶层化社会中的生活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通过对社会阶层和成人教育消费的互动和作用,亦可以探索成人教育消费行为的延续及其原因。因此,本研究基于社会分层的视角,结合本专业的背景,将各阶层的成人教育消费作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成人的教育消费的现状进行调研。根据获得的数据,参考学界社会分层的标准,由此从研究数据中分出三个层次的群体:优裕阶层、中间阶层与弱势阶层,接着对三个阶层的教育消费现状,包括消费结构与水平、消费行为、影响消费的因素展开分析。然后通过访谈法,利用访谈材料呈现各个阶层中几个典型的个案,并对不同阶层成人的教育消费特点进行归纳以及进行教育消费功能探讨。最后尝试提出一点建议。研究发现,各个阶层的成人的教育消费支出有所增加,成人的终身学习理念已不断增强。而各个阶层间的教育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以及消费行为观念等存在差异,优裕阶层与中间阶层的教育消费现状要优于弱势阶层。优裕阶层更多表示为了提升自我素养而进行教育消费,表现出一定的认知兴趣。中间阶层更多选择为了工作而更新知识技能,体现出迫于权威与工作的意愿和指令。弱势阶层更多是为了新工作和改变现状而进行教育消费。在优裕阶层中,教育消费体现出一种艺术性、日常性的特点,它的教育消费功能指向:探索意义及和谐、品味区隔和阶层再生产;在中间阶层中,他们的教育消费特点有:发展与投资、理性与节制、不安与焦虑、被动与半被动以及多元与活力,其教育消费功能指向:身份的构建、追求生活目标和逃避现实;在弱势阶层中,他们的教育消费体现出唯钱至上、随波逐流、讲求实在、跃跃欲试的特点,他们的少消费与不消费,使其更多指向负向功能,导致出现阶层固化的危险。

陶树果^[6]（2017）在《中国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研究 ——基于市民化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消费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推进城镇化战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背景下,不仅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继续向城市转移,而且城镇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将更加活跃。因此,研究两亿多流动人口的消费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流动人口消费的研究还存在一定问题,如只重视研究流入地的消费行为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忽视了在流出地的消费问题、老一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所使用数据多局限在某一城市或地区,权威性有待提高。本研究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项调查的权威数据,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消费行为分别进行研究,与城镇居民比较后发现,流动人口陷入了两栖性消费困境。主要体现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消费倾向远低于城镇居民,即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差距不大,但是消费水平严重偏低;而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寄钱回家,维持流出地的家庭消费支出,甚至为在家乡建房购房、养老做准备。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流动人口陷入了消费困境?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本文运用线性回归模型、Tobit模型和CLAD模型,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不同类型城市有何差异,二是流出地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三是流动人口跨地区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四是流动人口的消费困境及原因。本研究共分七章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目标和思路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提出了创新点。第二章是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三章分别研究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消费现状和特征,并与流入地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比较,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本文的核心问题。第四章主要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分城市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运用Tobit、CLAD模型分析流出地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第五章主要研究市民化对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作用。建构了流动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测量出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分析了市民化对流入地和流出地消费行为的双重影响,探讨了市民化与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关系。第六章以市民化为视角从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排斥与歧视等方面分析了流动人口的消费困境,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归纳,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通过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收入是决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消费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收入越高,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越高。新生代、非农业户口、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等个体性特征,省内跨市流动、定居性等流动特征以及家庭迁移特征对流入地的家庭消费水平都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就业身份、单位行业、职业类别、社会保险的影响则存在差异。流出地的拉力越大,寄往家乡的汇款越多,就越会制约流入地的消费行为。（2）不同类型城市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差异明显,影响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家庭收入、夫妻共同流动、子女随迁对不同类型城市都有显着正向影响,而代际、户口、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和单位行业等因素的作用则不尽相同。（3）流出地的消费行为主要受流出地家庭收入的影响,但来自流入地的汇款在维持日常消费中也具有重要作用。老一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子女还在老家的流动人口,其在流出地的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参加新农合能有助于增加流出地消费水平的提升,但新农保的影响则并不显着。（4）市民化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行为有显着正向影响,对流出地的消费行为有显着负向影响。正是由于目前低水平的市民化,导致他们不得不把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家乡,并用汇款来维持流出地的部分消费。市民化对不同类型城市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不同,对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影响最大,对东南沿海城市的影响最小。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拓展。既有研究主要讨论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与消费的关系,或者把消费水平仅作为市民化的体现形式,而本研究则建立了包含身份认同在内的市民化水平指标体系,把研究领域拓展到流出地的消费行为,再以市民化为视角研究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两栖性问题。（2）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确实存在两栖性消费困境问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而在流出地又必须维持一定的消费,揭示了市民化对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市民化水平越高,越会把较多地收入用于流入地的消费。本研究还揭示了,虽然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相对较低,但是提高其市民化水平,对流入地消费行为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新生代,且会显着降低其在流出地的消费水平,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提升则对降低流出地的消费行为几乎没有影响。

于浩^[7]（2016）在《阳光培训学校艺术类课程服务营销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子女素质教育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子女可以多方面发展,大部分家长都选择了艺术培训作为课余生活的学习项目。艺术类院校越来越受青睐,并且中、高考对艺术类考生出台的各种有利政策,促使艺术教育培训行业近年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就目前趋势来看,这种热潮不仅不会短时间内散去,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还有着非常可观的发展前景。本文选择吉林省最大的艺术教育培训机构——阳光培训学校作为研究对象,考查该校的经营业绩及营销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阳光培训学校是一家把启蒙教育、素质教育作为教学宗旨的培训机构,针对学龄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及成人开设艺术及综合类的培训课程。阳光培训学校虽然成立已久,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本地艺术培训市场中,同时承受着成本、竞争两项压力。如何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来调整企业战略,优化营销策略进行品牌推广、展现规模和教学优势、发掘潜在学员,提升自身竞争力,成为该校能否从众多同类教育培训机构中崭露头角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分析阳光培训学校在经营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从外部市场环境分析入手,对其进行PEST、SWOT、STP分析,找出目前学校在营销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关键因素,最终应用7Ps理论提出了解决学校艺术类课程问题的服务营销组合策略。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帮助该校解决目前存在的营销问题,使其蓬勃发展。这些营销分析与策略对其他培训类学校也同样适用,对其他行业的营销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张明^[8]（2015）在《农民工消费的城乡二元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过渡,被禁锢的生产要素开始转移。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的生产效率得以大幅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剩余劳动力开始了流出农村的历史征程。其转移方式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体制内主要以高等教育、城市建设征地及参军转业为主,而体制外则以农民自发地外出务工为代表。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成为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弥合受益群体的同时,也承受着城乡二元结构演进滞后、不彻底之痛,所以就出现了虽在城市生活就业,但依然保持农民身份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农民”是其身份,“工”则指其职业。这种职业与身份的脱离本身就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现,而农民工的这种状况势必会对其生活消费造成影响。截止2014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4.6%,但按户籍人口计算,真实城镇化率仅为37.1%,两者的统计差异主要在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农民工因其人数的庞大规模及快速增长的收入水平被众多学者誉为消费市场的“第三极”,再加上我国政府急于扩大内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要求,国内学者有关农民工的研究视角经历了由“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的转移。当下,农民工消费已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命题。作为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群体,农民工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并未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这对其而言是不公平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必然会面临个人与家庭消费的城乡空间分割状况。由于进城务工的暂时性及预期收入的不稳定,农民工出于自身与家人消费的均衡考虑,最终形成了“进城挣钱,回乡消费”的消费模式,进而引发了有关城乡收入分割、城乡消费分布以及消费行为、规模、结构的城乡差异等诸多问题,笔者将之统称为农民工消费的城乡二元性现象。与国内学者单一地研究农民工消费水平、结构、行为及影响因素不同,本文遵循“理论溯源—现状描述—机理探析—实证分析—趋势预判—社会效应—对策建议”的基本思路,在翔实梳理有关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具体特征,以绝对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为建模依据,聚焦于收入性质、城市融入、身份认同、社会保障及消费信贷等视角,试图探寻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形成机理,进而对二元性消费的发展趋势和社会效应展开分析,最终提出弥合农民工消费二元性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的创新性成果如下：（1）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具体特征。首先,农民工多以汇款解决其城乡收入分割问题,多数农民工汇款占收入的比例低于30%。其次,农民工进城之后,其个人消费普遍增长,但就未来城乡消费分布而言,仅有25%的农民工愿意将其收入增值的一半用于城市消费。最后,伴随着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候鸟”式的迁徙,其两栖消费特征尤为突出。（2）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形成机理。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建模基础,同时以1071份有效调研问卷为数据来源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比例的增长、市民身份认同意识的增强、城市融入程度的加深以及消费信贷政策的完善都有利于城乡二元消费的弥合,而预期收入增长的不稳定以及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排斥则效果相反。以实证结论为基础,围绕着体制根源、核心要素、迁徙模式、个体特征及产品供给五个视角凝练农民工二元消费的形成机理。（3）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趋势预判。202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有望达到峰值3亿人,而农民工未来流向区域更多地集中于重庆、陕西、河南、湖北及四川等西部省市。据本文测算,2013年农民工的收入和消费的GDP占比分为11.3%和5.51%,农民工群体无疑还具有相当的消费潜力。就当下而言,由于政府并不具备快速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再加之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生活预期并非返回农村,因此,农民工未来消费会更侧重于城市地区,但城乡二元消费短期难以彻底消除。（4）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社会效应。农民工在对城镇低端消费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汇款也已成为农村地区的重要收入来源,而农民工作为城乡居民消费示范效应的中介载体,对改变传统消费观念和提升消费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农民工在城市长期的“边缘”地位,使其消费陷入到一种两难困境,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炫耀性与符号消费行为的盛行,势必会挤压其教育型消费开支,削弱市民化能力,从而延缓城镇化进程。（5）弥合农民工消费城乡二元性的对策建议。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解决出路跟其最终流向有关。对于农民工而言,要么融入城市,要么返回农村家乡。只有农民工不陷入到城乡双重“边缘”境地,他才有可能摆脱这种消费困境。在农民工未来生活的筹划当中,政府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政府要切实重视农民工的消费困境,愿意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服务,包括一系列消费政策支撑,创造农民工融入城市或返回农村的良好氛围,督促企业改变生产产品的市民偏好,培养农民工未来的消费热点。只有如此,随着时间的积累,农民工才有可能改变城乡二元消费的两难困境。

厉以贤^[9]（2015）在《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教育改革》文中研究指明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教育依据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发展而发展。人本,既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点。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市场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市场经济的特性与教育的特性是不同的。深化教育改革,要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改革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合理确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形成过程中的社会。以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现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本。要从多方面开展公民意识教育。

魏爽^[10]（2012）在《当代中国“知识中产”消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北京高校教师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今中国,认识一个群体的消费可以反映这个时代的特征,对于国家扩大内需、引导消费、调整产业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经济发展来说,消费问题解决不好,引起内需不足,生产与消费脱节,对国家经济发展不利；从社会发展来讲,消费与积累不协调,广大人民的消费不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同群体之间消费不协调,一部分人消费资源太多,另一部分人又没有能力消费,造成社会群体之间消费不平衡,久之会引起社会的不满甚至冲突,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消费问题也是个全局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经济的健康运行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知识中产”是目前国家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理想诉求对象。其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消费文化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发展,还将引领整个社会时尚与生活方式,甚至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知识中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很重要的社会意义与价值。本文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中国的“知识中产”这样一个新兴群体身上,着重研究当代中国“知识中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本文运用深度访谈法搜集第一手研究资料,先后共访谈40个样本,辅以典型个案资料进行详细分析,进而总结出在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知识中产”的消费行为已经具有了较为鲜明的特征与逻辑。其消费特征可以概括为理性适度、量入为出、奢俭兼容、略有积蓄。当代中国“知识中产”的消费总体上呈现出由温饱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转变的趋势。通过对一个典型“知识中产”家庭五年消费的分析,反映了“知识中产”：家庭在中国经济大发展和社会大转变过程中健康成长的过程,是中国众多“知识中产”家庭消费的真实写照。当代中国“知识中产”的消费特征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又有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既有家庭消费观念的影响,又有知识分子群体消费观念的影响；既有个人经济收入的影响,又有整体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既有本部门、本单位经济效益的影响,又有整个国家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的影响。因此,中国当代的“知识中产”始终在做着“俭”与“奢”的加减法,始终在保持着继承与创新的相对平衡。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代中国的“知识中产”在知识、财富、社会地位等方面不断积累、逐步上升,总体呈现出健康成长的发展态势。

二、继续教育的生产性质与消费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继续教育的生产性质与消费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大数据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视角下的文化消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CHFS2015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分层视角下成人的教育消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研究 ——基于市民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阳光培训学校艺术类课程服务营销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农民工消费的城乡二元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教育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中国“知识中产”消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北京高校教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继续教育的生产性质与消费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D]. 邓晶艳.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大数据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D]. 张玉龙.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视角下的文化消费研究[D]. 张晓辉. 青岛大学, 2020(02)
• [4]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CHFS2015数据[D]. 过天姿.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社会分层视角下成人的教育消费研究[D]. 卢丹萍.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
• [6]中国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研究 ——基于市民化视角[D]. 陶树果.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6)
• [7]阳光培训学校艺术类课程服务营销策略研究[D]. 于浩. 吉林大学, 2016(01)
• [8]农民工消费的城乡二元性研究[D]. 王张明.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2)
• [9]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教育改革[J]. 厉以贤. 中国教育科学, 2015(02)
• [10]当代中国“知识中产”消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北京高校教师为例[D]. 魏爽. 华中科技大学, 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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