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方志考（创史）——《兴仁县志补志》

一、贵州方志(建置沿革)考论──《兴仁县补志》（论文文献综述）

李丹丹^[1]（2019）在《明清黔西南地区的移民与地方开发》文中认为本文主要通过研究明清黔西南地区的移民活动,来探讨当地社会发展模式及山区文化与平原文化发生碰撞后的反应。文章主体内容分四章,共约5万余字。由于地处边疆,历史以来黔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较为缓慢,但却体现出独特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地域性特征,其发展演变不仅体现了该地区从“化外”走向“化内”的历程,也是贵州地区社会发展的缩影和表现。明初,王朝在黔西南设卫所屯田,第一批大规模的军事移民随之来到此地驻扎。这些移民包括军人、军人家属、受朝廷指派来此经商的商人。部分驻军及其家属在靠近卫所的地方屯田种植,客观上有利于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方式传入黔西南地区。这些移民主要集中分布在交通干线或者人口聚集的城镇,该区较为平坦的地区得到开发,屯田经济得到发展。明中后期,大量屯兵流亡,屯田荒废,屯田制名存实亡,屯田经济也宣告破产。此时,少量的自发性移民也开始来到此地,他们开垦较为平坦地区的土地,并按照之前的生活方式,从事各类行业,给当地社会带来了微弱的影响。整个明代,移民对黔西南社会的影响较弱,黔西南社会变化并不明显,土着人民大部分仍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进入清代以后,由于大批移民的涌入,该区社会发展进程在明代的基础上大大加快。清前期,出于政治需要与军事需求,清廷在此进行改土归流与卫所改制,使得该区域社会焕然一新。清中后期,中原地区人地矛盾突出,大量人口为寻求生计,自发来到该区。黔西南山区在这一时期得到彻底开发,社会发生巨大变化。随着资源的日益紧张,土客之间、先来的客民与后来的客民、当地各土着部落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成为王朝治理该区域的一大难题。经过明清两代的积累和发展,黔西南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大量移民的进入,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渗透进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给少数民族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外来移民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形成了黔西南特有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地方少数民族逐渐由“化外”转为“化内”之民,王朝教化取得了成效。

肖坤阳^[2]（2018）在《清代贵州西南地区商业地理研究 ——以商品产销、商路建设和市场发展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清代贵州西南地区商业地理研究属于区域历史商业地理研究范畴,主要研究清代贵州西南地区商品流通,市场分布、商业发展的面貌及商业地理的发展分布格局。此项研究尚很薄弱,亟待于加强,特别是对于中国西南,云贵高原的边远地区,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还对今天商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史鉴意义,因而受到学界的重视。区域商业历史地理研究涉及方面颇多,拟以清代贵州西南地区为例,从绪论、正文、结论与启示三部分展开。绪论阐述了论文选题缘由及意义,并回顾了学界研究动态,同时对相关概念及其使用范围进行了界定。正文包括四个章节,第一章从自然地理环境为切入点探讨清代本区商品产运销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其影响,为本文整体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章以商品生产销售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清代本区商业市场中水稻、玉米、鸦片、食盐等主要商品生产和销售状况,并进行分析研究,总结本区商品产销的基本特征。第三章分从商品运输条件的角度,探讨清代本区水路、陆路交通建设及发展的演变,通过论述对清代本区与外界,本区府州县内的商路建设发展,突出商路建设对商业发展的影响。第四章从以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为切入点,对清代本区不同类型的城乡市场进行剖析,解析清代本区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的发展及内部联系,总结清代本区市场发展脉络及商业地理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特征。结论及启示,主要是在清代贵州西南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下,对商路建设发展及城乡市场分布的特点进行总结,形成本区清代商业地理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同时就在“南方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一些历史经验教训,浅谈自己的看法,为今天贵州西南地区的商业及商业地理发展参考和借鉴。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一是现在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尚处于薄弱环节,亟待于发展,研究领域的空白尚多。本文以清代贵州西南地区商业地理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为对象,以希为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些微贡献。二是对于贵州西南地区这种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山地农业占有重要地位的非发达地区的历史商业地理的探讨,尚无现成的模式可套,亦未见前人相应的工作,本人则力图潜心研究,得出符合史实的科学结论,为历史商业地理的发展提供案例和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三是以史为鉴,为本区今天商业地理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李寿旭^[3]（2018）在《贵州傩文化研究（1368-1949年）》文中研究指明傩文化在贵州民间流传已久、广为分布,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品类。长期以来贵州闭塞的交通条件和落后的科学文化、生产力水平造就了贵州独特封闭的自然社会环境,这种环境像天然的冰块紧紧包裹着孕育其中的傩文化,使其在不断受到外部文化的冲击之时,始终顽固地保持着内在精髓,基本上以“活化石”的原始形态一直传承至今。作为傩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贵州傩戏则由来自四川的端公戏、江苏安徽的傩戏以及当地各民族的旧有剧目杂揉而成,形式丰富古朴,具有重要的民俗和艺术价值,至今仍在该地区广为盛行。对明清、民国时期贵州傩戏和傩仪的研究,旨在发掘贵州傩信仰地区民众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习俗和文化内涵,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贵州傩文化自身的价值和其给当时乃至当今社会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和意义。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目前学界对贵州历史上的傩文化研究呈碎片化状态,将这些研究成果重新梳理,使读者可以系统地对明清民国时期傩文化的存在背景、在当时呈现的状态以及对贵州民俗发展的影响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同时本文首次探讨了鸡在傩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和其成为贵州傩民俗中主要道具的原因。另外,本文对端公主持的傩俗活动的研究,不是从其他学者关注的艺术价值着手,而是从明清贵州方志中所见端公之“为害”着手,从侧面探析傩俗活动对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从而使读者对明清时期的贵州端公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和了解。在对历史上保留至今的傩面具研究方面,则打破了传统的主要对其外在表面形体和质地的研究,而是从制作人的文化心理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着手,探讨傩面具外在形式蕴涵的深层成因,这都是以前的相关研究中所没有涉及的或是虽有涉猎,但是没有进行详细探讨的。贵州傩文化遗产体系庞杂,从远古传承至今,囊括了不同的地域文化,是多种文化糅合的复合体,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才能相对全面地解读贵州傩文化。解读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实际应用服务,因此着眼于时代发展对傩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所提出的最新要求,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贵州传统傩文化的构成要素,使古老的傩文化遗产能够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满足新时期人们日益提高的文娱生活需求,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立足点。贵州丰富多彩的傩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贵州的自然资源不仅为傩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取材条件,而且也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自然环境和人的心理共同作用塑造了贵州傩文化的整体面貌,直到今天,其仍以顽强的生命力适应着新时期的发展要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自然环境的变迁,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标准化的日益增强以及旅游业的兴起,诸多品类的传统民间文化正在加速走向消亡,贵州的傩文化也不例外,相关的传承已久的绝技绝活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在当前的新形势下贵州的傩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农村人口的大量外出打工使贵州傩文化处于后继无人的境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种文娱活动的不断增多,傩戏的观众日益减少,愿学傩戏演出的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傩文化的群众基础日渐减弱。因此,在现代文明的强力冲击,贵州的傩文化倍显脆弱的状况下,唯有成立由当地各级政府牵头的互动机制,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才能使贵州的傩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

吴才茂^[4]（2017）在《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形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是历代中央王朝经营的重点区域之一,尤其是明清两朝,不但倾力开拓西南,而且也注重推动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此历史背景之下,贵州不仅从“无”到“有”,且取得了长足发展。与其他区域有别的是,明清以来贵州社会经济的进步,基本上是在王朝制度的强力推行下而实现的。贵州能称之为一个地区,亦需从其成为一个省级建置开始说起,而贵州都司的设置,正是贵州地方行政区划得以形成的基础。明代卫所制度的推行及其变革,是引发贵州逐渐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地域社会的重要因素。本文重点从明代卫所制度推行及其变动下的政区、城镇、文化区域以及人群移动与民族分布等方面,论述贵州地域社会在明清时期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明初在贵州广置卫所,贵州大部分疆土被纳入明王朝直接管理之下,卫所成为管理疆土的主要机构。在此基础上,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省,从此结束了以羁縻统治为主流的历史,取而代之者,是卫所与州县两套疆域管理系统并行的经营模式,其中又以卫所为主,直至清初卫所彻底郡县化之后,这一局面才得以彻底改变。然值得注意的是,卫所从明初落地贵州开始,即明显带有因地制宜的变通性,换言之,就是卫所具备着可调整性。具体而言,是一些卫所在经营贵州的过程中,出于地方具体实际与需要而改置为军民卫所,这一转变,从制度上给予了卫所管“军”又管“民”的权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军管型政区”,迨其“熟化”到一定程度之时,这些军民卫所逐渐以分割辖地而设置州县的方式,步入了郡县化的历程,时至晚明,贵州的军民卫基本完成了这一过程。而清初大规模裁撤卫所,以之设置或归并州县,贵州府、州、县三级地方政区管理系统配套基本完成,至雍正时期,湖广都司绣错于黔东南一线的卫所裁撤完毕,设置新县,进而调整省界,贵州地方政区格局藉此得以最终形成。明代卫所制度的推行,伴随着卫所城的筑建,城对于地域社会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整合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地区繁荣的表现,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明代之前的贵州,除了一些寨堡之外,并无城可言。卫所城的大规模修建,由于其具有鲜明的军事功能,城墙高耸,成为名副其实的城,这与一般由商而兴的城市,是有区别的。然而,贵州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变乱频发,卫所护卫州县的职责极为繁重,为应对这一问题,府、州、县寄寓于卫城,形成了“州卫同城”的特殊现象,这使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卫所城,也具备了州县城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卫所军户移民的持续迁入,外来人口逐渐增多,他们聚居于卫所城的周围,从事社会生产或商业活动,使卫所城逐渐又具备了商业职能。于是,卫所城逐渐发展成为集军事、政治、商业、文化中心为一体的城市,亦因如此,当日后裁撤卫所设置州县或归并州县之时,这些卫所城直接转换成了州县城,由此构成了日后贵州城市的基础。此外,在卫所城墙之外,还修筑了大量的关隘、铺、堡、屯、寨等军事防御堡垒,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成为集镇的前身。这些卫所城与城墙之外的堡垒一道,逐渐形成了贵州地域社会中的城镇体系。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贵州卫所城“一线路”上的分布特点,导致了贵州城镇亦呈出分布交通线上的特点。这种特点虽然不利于贵州地域社会的全面发展,远离交通线的地区,城镇分布稀少,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亦正因这样的分布特点,型构出了贵州内部的文化多样性、经济模式的丰富性和民族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的地域特色。学校教育是明代统治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其与道理、政教、人才培育及正风俗,均有重要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有明一代,陆续地修建各类名称不一的学校,以达“善治”天下的目标。贵州“遍地皆夷”,是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聚居区之一,学校教育成为明王朝治黔的重要方略之一,藉此实施教化,变左衽而右衽,亦成为宦黔士人的政治理想之一。然明代贵州的学校,卫学数量多达22所,成为全国最多为卫学的地区,在贵州教育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其教育的对象,多为卫所移民子弟,这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卫籍人员,在科举竞争中占有明显的优势。由此而产生的区域差异,表现为远离卫所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是文化教育上的“沙漠地区”。因此,虽然明王朝在贵州设置了各类学校,其意虽善,用力亦勤,但由于各类学校的教育对象并不尽同,其效果亦不能一概而论,由此导致的地区差异与人群所受教育的多寡,直接影响到文化核心区与不同风俗区的逐渐形成。明代卫所制度而引发的人群移动,对地域社会的塑造影响最大,地域社会的形成,“人”的活动显然极为重要。明代以前的贵州,可谓“异域”,但其具体情形,因史料匮乏,大抵留给人们的印象只是一个处于羁縻统治而少数民族众多的社会。而明代卫所制度的推行,卫所移民连续性地不断迁入,不仅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而且成为贵州多元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军户,分布在卫所里,不仅肩负着戍卫着边疆的重任,而且也从事着各类社会生产活动。在历史的演变进程中,这些卫所官军后裔大致有两大去向:一是世代聚居在卫所驻地,坚守着汉人的身份与文化传统,形成了点状分布的“屯堡”村落。二是随着军户人口的增长,卫所有限的辖地并未能养活越来越多的人们,于是,卫所之中未能袭替武官的军余与舍丁等群体,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之中,与其他人群一道,型塑出了形态不一的村落社会。这些村落,虽然在后世的民族识别中被认定为少数民族村寨（如苗寨或侗寨等）,但“汉”的因素极多,许多村落带有明显的卫所痕迹,呈现出“亦汉亦苗”或“亦苗亦汉”的文化景观。综上,本文的结论是:明清时期贵州地域社会的形成,与明代卫所制度有直接和紧密的联系,正是卫所制度的推行及其变动,造就了贵州文化多元并存的基础。实土卫所逐渐向州县系统演进;卫所城址逐渐由军事功能转变为兼具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中心的城镇;卫学教育开启民智,推行教化,逐渐形成了贵州的文化区域中心,并加速了风俗分区的形成;卫所移民的持续迁入而逐渐形成的军户群体,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他们不仅卫戍边疆,而且与少数民族人群一道,逐渐开拓出了贵州地域社会中的多样性景观,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共生的多元文化形态。

贾玲^[5]（2014）在《历史时期西南地区温泉的分布、开发利用与温泉文化》文中指出此文在疏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历史时期西南地区的温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从而得出以下结论：历史时期西南地区温泉的分布,在明朝之前,主要分布在四川地区。明朝及之后,云南和贵州等地的温泉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尤其是云南地区是温泉的主要分布地区。明朝之前西南地区温泉的分布特点是：一,集中分布于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四川地区。二,呈点状分布。明清民国时期西南地区温泉的分布呈现出以下特点：一,西南地区的温泉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的增多。二,西南地区的温泉呈条带状分布。三,西部地区的温泉分布要比东部地区密集。四,云南和贵州地区的温泉开发晚于四川地区。究其原因：一,与地质构造有关。二,与地震有关。三,与火山活动有关。四,与政治因素和人类认知程度有关。历史时期人们对西南地区温泉的开发利用有了相当的规模,特别是被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医疗保健、旅游等方面。开发利用温泉,发扬温泉文化的经验。温泉景观文化可以充分发挥温泉的观赏价值,温泉地名文化可以体现温泉地悠久的历史渊源,温泉诗歌文化可以提升温泉旅游者的审美情趣,温泉民俗文化可以突出温泉地地域文化特点。

袁轶峰^[6]（2013）在《反客为主：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的客民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的客民,通过分析客民由“化外之民”到“化内之民”,最后,“反客为主”的身份转换过程,探讨国家权力的介入所造成地民族区域演变,进而揭示客民与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客民身份转换与社会秩序的变动关系,并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进行思考。关于清代黔西南的客民发展,可将其分为四个时期来观察。第一,明末清初,黔西南的客民,主要是官方力量促成；第二,康乾时期,受王朝政策的影响,自发性移民纷纷涌入黔西南；第三,嘉庆道光年间,自发性移民逐步向定居化方向发展,以同乡聚居、同姓聚居的形态生活,这时的客民达到顶峰；第四,咸同以后,客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转化造成了原有的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动和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随着黔西南的客民定居化的进程,出现土客之间利益资源的争夺和认同价值观的转变。客民的不断增加,黔西南各地都出现了客强土弱,土着屡屡被侵凌的情况,并由此争斗而相互仇视,相互对峙,形成一种以籍贯为划分彼此标准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因土客双方的势均力敌而得以强化和延续,又因土客双方的身份转化而变得错综复杂。土客之间的感情日益恶化,仇恨日益加深,长期积聚在土着心理上对客民仇视与痛恨,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冲突或械斗的发生；另一方面因人口消亡,田地无人开垦,又引发了新的客民前来开垦的行为,而黔西南土地稀少与贫瘠的地理特征与传统的生计模式存在着内在的紧张,以及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加剧了族群之间,土客之间的矛盾。在王朝眼里,客民是游离于化外与化内的一个群体,王朝对客民的态度也是在鼓励与限制之间徘徊,但每一个客民都希望自己能从化外走向化内,成为有身份的国家人。无论自发而来还是政府组织而来,客民都会用不同的办法把自己的身份与王朝的正统性联系起来,会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国家的正统秩序。在客民心里,王朝的正统,就是“户籍”和儒家思想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如“忠、孝、义”等正统性符号,这些成为客民得以世代延续下去,成为巩固其地位,控制地方社会的资源。虽然土着尽管是王朝的合法居民,但在王朝眼里仍然是“未开化”的民族,王朝既对他们要加强防范,又要提防客民的肆意侵凌所造成地冲突。土着同样希望自己能纳入到王朝的正统中来,成为像中原一样“文明”的人,但由于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心理、感情、习惯上的差异,他们很难融入到客民社会当中,因而土客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隔阂和矛盾。朝廷往往通过行政区划、地名教化、地方保甲制度来应对社会秩序的变动,而土司则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即甲亭制度,来稳定和发展其管辖的地方。州县制度和甲亭制度并行不悖的并存着直至民国初年,在完全废除土司后,甲亭制度才基本被保甲制度所取代。清中后期黔西南的地方官员以“王学”为榜样,通过制定乡规民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此重塑王朝的社会秩序。教化的效果不理想不是“教化”的不到位,而在于“边界”的模糊。朝廷与地方政府只有通过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把过去的三套官僚系统并治的行政体制,改变为以州县系统为主的地方行政,理顺各级政府的隶属关系,通过解决省界和府内各州县的界域纷争和众多的插花地问题,从地理疆域上解决行政管辖的“盲区”,给地方社会秩序的重整创造了条件。但从黔西南区域社会与政治互动的关系看,我们发现即使清政府有心加强地方的统治,其结果却证明这个目的是失败的,反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嘉庆南笼叛乱、咸同回民叛乱等政治事件,最终清政府平定了叛乱,也由此产生了一批地方精英。刘氏家族正是善于利用清政府的国家制度和善于利用地方性策略而崛起并称霸地方,实现了客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转变。

严奇岩^[7]（2011）在《浅谈竹枝词的地方志价值》文中研究说明以吟咏风土为主题的竹枝词蕴藏大量翔实生动的地方史原始资料,是生动形象的"地方志",有以诗证史、以诗补乡土方志之不足的价值,是方志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王 勺^[8]（2000）在《贵州方志(建置沿革)考论──《兴仁县补志》》文中研究说明

史继忠^[9]（1979）在《贵州方志考略》文中研究表明 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它是一种地方性,综合性的历史文献。方志的种类很多,大体有两种体例:一种是“统志”体,如《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之类,另一种是“地方史志”体,如省志（常称“通志”）、府志、厅志、州志、县志、卫志、司志一类,有些私人着书,例如《黔书》、《续黔书》之类,虽非官修志书,也不完全具备方志的体例,但就其内容而言,也应归入方志一类。还有解放后新编的数十种地方史志,我们也

二、贵州方志(建置沿革)考论──《兴仁县补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州方志(建置沿革)考论──《兴仁县补志》（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黔西南地区的移民与地方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贵州西南地区商业地理研究 ——以商品产销、商路建设和市场发展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贵州傩文化研究（1368-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历史时期西南地区温泉的分布、开发利用与温泉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6）反客为主：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的客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浅谈竹枝词的地方志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四、贵州方志(建置沿革)考论──《兴仁县补志》（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黔西南地区的移民与地方开发[D]. 李丹丹. 南昌大学, 2019(02)
• [2]清代贵州西南地区商业地理研究 ——以商品产销、商路建设和市场发展为中心[D]. 肖坤阳. 西北师范大学, 2018(06)
• [3]贵州傩文化研究（1368-1949年）[D]. 李寿旭.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4]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形成研究[D]. 吴才茂. 西南大学, 2017(10)
• [5]历史时期西南地区温泉的分布、开发利用与温泉文化[D]. 贾玲. 西南大学, 2014(10)
• [6]反客为主：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的客民研究[D]. 袁轶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7]浅谈竹枝词的地方志价值[J]. 严奇岩. 兰台世界, 2011(28)
• [8]贵州方志(建置沿革)考论──《兴仁县补志》[J]. 王 勺. 贵州文史丛刊, 2000(01)
• [9]贵州方志考略[J]. 史继忠. 贵州民族研究, 19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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