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钱曾的藏书思想

一、钱曾藏书思想简论（论文文献综述）

鲁梦宇^[1]（2021）在《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文中指出清人诗歌别集之富,堪称历代之最,其中清人注本的数量虽非洋洋大观,但亦不乏精要者。举凡清诗史上革故鼎新、开宗立派以及引领一时风气的诗苑名宿,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等人诗作,均有注本传世,在清代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反响。与前人相比,今人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度不高,对其研究亟待深入。从表象来看,明末、清初时段几位重要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其诗集注本多产生在乾隆、嘉庆时期,看似是时间链条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与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乾嘉时期蜂起而出的吴、朱、王三家注本,影响较大者至少有十种,部分注本虽已经得到很好的整理,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清诗清注的典型代表,它们对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乾嘉时期清诗学文本的勾连,以及对当今注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都值得深入探讨。文本文献的考察是清诗清注研究的首要任务。现存清诗别集注本近六十种,在初步了解其存世面貌后,还应作重点探究。在学界已经取得部分整理成果前提下,吴伟业和朱彝尊两家诗注是文献考察的薄弱环节。在吴伟业诗歌的清注本内部,钱陆灿、靳荣藩、吴翌凤三家注均有较清晰的版本源流,唯独程穆衡原笺处于尚待发掘的状态。程笺虽未付剞劂,但一直以写本面貌暗自流传,存世的《梅村诗笺》稿本和《吴梅村诗笺》钞本共同构成了程笺早期的文本状态;学界通行已久的“程笺杨补”本,是经过杨学沆增删补注后的版本,距离程笺原貌已经相去甚远,杨学沆虽有补注之功,亦兼修改之失。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为朱彝尊诗歌第一家选注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两种;俟后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出,因是全注本,故在读书人中争相传阅,其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七年（1772）之间,民国时又有木石居石印本出。江、杨注本外,嘉庆间孙银槎作《曝书亭诗集笺注》,因锓版时剜改“屈五”（屈大均）有关之文字,颇为学人所指摘。经过考察,孙注所用《曝书亭诗集》底本可能来自四库本,因此承袭了四库本的剜改处理方式。时代特点与学术渊源是推进清诗清注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首先是乾嘉时代学风的沾溉。中国十八世纪前后的学术以注释为要宗,重经重史的风尚是官方统治者以及上层文化精英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注释学普遍繁荣,读书人将注释看成一种对“着述立言”有极大功用的方式。从唐诗清注、宋诗清注到清诗清注概不例外,其中很多注家更是身兼经史与文学的佼佼者。在清诗清注内部,诞生了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中心的多家注本,如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江浩然、杨谦、孙银槎注等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其次是文化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清代普遍严密的文网下,书籍的收藏、刊刻、传抄与注释之间出现了值得深思的互动现象。其中,注本对原诗的抄录,是催动禁毁诗集传播的动力之一。而在清诗清注本的刊刻过程中,刊刻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他们与注家的关系,对注释文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对刻印成本的考虑,都深刻影响了清诗清注的阅读和传播。价值考量是清诗清注考论的最终落脚点。清诗清注作为文献载体,不仅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清诗清注的价值可以在与评点、选本等清诗学着作的关联和互通中得到彰显。在清诗清注本中,程穆衡原笺从考订诗歌本事出发,又不局限于考证本身,广征史料,遍访故老耆旧,以寥寥数评道出吴伟业的诗意与诗心;靳荣藩在“繁冗”特色之下,具有“评注结合”以及“分体分评”的意识;杨谦注搜集朱彝尊诗不遗余力,并将同题唱和之作列于注中,客观上具有选本的效果;江浩然注仿王士禛《精华录》体式,遴选朱彝尊诗歌中之菁华而为之注,与杨谦殊途同归。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清诗清注本,是注、评之间融通的典范,也正是其价值所在。此外,清代诗论家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和推动,很能代表清诗学阵营的某种态度。比如王鸣盛为靳荣藩注作序阐扬诗论主张和注释理念,翁方纲为江浩然注作序论及诗注诗法,赵翼作为清诗学阵营中的主将,也对靳荣藩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对清诗清注重要注本进行点校整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诉求,也是诗歌文本细读的题中之义。相较今人的注释,清人注在语言结构和习惯,本事感知,以及诗歌共情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通过清诗清注的考察和论述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注释学应该立足本体,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文本和注家并重,发掘注家在文本阅读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注释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考。

李传芬^[2]（2021）在《明代私家目录及其医籍着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目录学的历史,源远流长。目录的类型,根据编撰者与目录本身的功用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家目录。私家目录即私人藏书目录,是由私人藏书家整理自家藏书汇编而成的目录书,具有便于查检、记录补充新藏书籍等作用,着有提要者,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作用更加突出。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发展,书籍数量增多,这一时期的藏书事业已发展至兴盛期,藏书家与藏书目录随之增多,而大多私家目录现已亡佚。明代医学发展取得较大成就,私家目录中着录的医学文献十分丰富,本文针对明代现存私家目录中的11种书目,即叶盛《菉竹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晁瑮《宝文堂分类书目》、朱睦（?）《万卷堂书目》、赵用贤《赵定宇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祁承（?）《澹生堂藏书目》、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摘录》、徐（火勃）《徐氏家藏书目》、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中的医籍文献进行探究,总结其着录状况与特色,揭示其医学价值。本文内容分为五章。第一章从私家目录的历代发展状况、明代私家藏书兴盛发展的社会背景、明代私人藏书事业的发展阶段及藏书家的地区分布论述明代的私人藏书事业。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探究明代前、中、后期的具体私家书目。第二章为明代前期的叶盛《菉竹堂书目》,论述叶盛与其藏书活动、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所藏情况、类目设置与创新之处、学界对此书目是否为伪书的争议,进而对比《文渊阁书目》与《菉竹堂书目》“医书”所着书目的异同。第三章为4种明代中期私家目录,高儒《百川书志》论述高儒其人、流传情况与国图所藏、成书及收书来源、类目设置、编目特点、藏书特色、分析总结“医书”“房中”“卫生”类目下书籍的着录特点,展现作者提要的着录特色;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论述作者与其藏书活动、版本、类目设置、着录特点,因其医书着录在不同类目下,故统计其数量与所在位置,其特色为着录较多金元时期着作,可见前代医学的影响;晁瑮《宝文堂书目》论述作者与其藏书活动、版本、类目设置、着录特点,以表格的形式统计小注类型,可发现作者对版刻、着者、内容结构、数量、批点者、校注者、所用纸张及说明残缺、错讹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注解,对后世研究这些书籍提供帮助,整理所着录的重复医书并从本草、药性歌括、内科、外科、儿科与痘疹治疗、针灸科几方面论述明代前中期医学的发展;朱睦（?）《万卷堂书目》论述作者与其藏书活动、聚散与国图所藏、类目设置、着录特点,探析所藏藩府所着的医书,体现明代藩府的医学贡献。第四章为6种明代后期私家目录,赵用贤《赵定宇书目》论述作者与其藏书活动、版本、类目设置、编目特点、藏书特色与价值;赵琦美《脉望馆书目》论述作者与其藏书活动、藏书室的命名、聚散、版本与国图所藏、类目设置与编目特色、着录特点与价值,将此书目与《赵定宇书目》所着医书进行对比,探其医学继承与发展,从作者收藏、刊刻、编撰医书探究其医学贡献;祁承（?）《澹生堂藏书目》论述作者与其藏书活动、聚散、国图所藏、类目设置与着录特点、作者编目对“因”“益”“互”“通”四法的运用,探究了所藏医书的特点与价值,大致反映了明代中晚期所流行与普及的医药文化;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摘录》中没有着录医书,仅对作者与其藏书活动、聚散、国图所藏、书目价值进行探讨;徐（火勃）《徐氏家藏书目》论述了作者与其藏书活动、成书、版本、类目设置与藏书特色,从其所收医书,结合《笔精》中“医书”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博学多览以及对医学是有所了解的,从中亦可窥探明代中晚期医学发展特点;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论述作者与其藏书活动、成书、国图所藏、类目设置与着录特点,探究书目的真伪价值,因其真伪难辨,仅将此书目与《文献通考·医籍考》所着医书进行对比,未做深入探讨。第五章是对全文的分析总结,从明代私家目录的编纂特点、明代官修目录对私家目录的影响、明代私家目录医书着录的状况与特色、明代私家目录医籍着录的医学价值四个方面进行总括归纳与探讨,考察明代私家目录的目录学价值及所着医籍的医学文献价值。本文从藏书家、所编藏书目录及其中所着录的医籍三个层面对以上11种私家目录进行探究,体现了藏书目录与藏书家的关系,着录特点与藏书特色是藏书家创新精神的体现,医籍着录十分丰富,反映了中医学在明代的发展演变,值得重视。

李敏^[3]（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崔桐^[4]（2020）在《钱曾“牧斋诗注”研究》文中提出清代诗文注释学十分发达,但学界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清人注释前代诗文上,对清人注清诗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成果也比较零散。有感于此,本文选取清人注清诗中的典范——钱曾“牧斋诗注”作为研究对象,逐一探讨钱曾“牧斋诗注”的缘起、经过、流通状况、笺注体例、内容、方法和特点等。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包含四个部分:第一章,“牧斋诗注”成书及版本。本章主要是对钱曾的生平经历、诗注成书起因、经过和流通状况进行介绍。钱曾自顺治五年、六年开始从钱谦益问学,砚席侍侧,是钱谦益晚年最为得意的门生。从笺注者所具备的学识学养、对作者的熟知程度以及丰富的藏书资源来看,钱曾都是笺注钱诗的不二人选。“牧斋诗注”虽然在乾隆朝列为禁书,但在私人领域,此书一直暗中被收藏、流通、阅读。第二章,“牧斋诗注”注释体例、内容与方法。钱曾虽然未明言诗注的体例,但从诗注一以贯之的呈现来看,钱曾在注释的体例上有着严格的规范和要求。诗注内容以详备着称,主要涉及到厘清字音、订正错误、注典释史、索解讔语等几个方面。在注释方法上,钱曾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将钱谦益的诗歌与明史联系起来,以史证诗、释诗,又将钱谦益的诗歌当作有价值的历史文本,还原了历史真相。第三章,“牧斋诗注”注释特点。钱曾在注文中引用钱谦益的口述语,注文中流溢着钱谦益的自我声音,突破了传统诗文注释古今人殊的时空距离,使注释的内容更加贴合作者心意。钱谦益以才学为诗,钱曾产生了相对应的阐释模式——以才学为注。易代之际史料遗失甚夥,钱曾利用诗注藏史、存史,某些注文中包含史料大大超出了钱谦益诗句所能覆盖的范围,这便形成了钱曾“以注存史”的注释特点。碍于时局,钱曾对于钱谦益诗中感时伤世之处,语焉不敢详也,于是只能采用藏注于注的方式来点拔诗意。第四章,“牧斋诗注”与阐释主体的建构。“钱氏家难”后,钱曾汲汲于钱谦益诗歌的笺注可看作是钱曾为重建自我人格所作的努力,钱曾利用诗注重建自我形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自己包装成遗民;二是不辜负钱谦益的嘱托,继续完成钱谦益形象的书写。

陶友珍^[5]（2020）在《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会或多或少地打下前代文学的印记,清代是词学复兴的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清词的中兴离不开清人对唐宋词的学习与接受。本文利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词集、词论与创作三个方面分析研究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情形。就词集而言,本文主要从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着录、刊刻、抄写、校勘、评点、笺注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统计数据显示,秦观、陈允平、辛弃疾、苏轼、赵以夫、周密、周邦彦、吴文英、欧阳修、黄庭坚等人的词集在该时期书目中着录次数较多,选集的着录以《花庵词选》《梅苑》《绝妙好词》《乐府雅词》为最。该时期新刊唐宋词集,别集以姜夔和张炎词集刊刻次数最多,选集以《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刊刻次数为多。顺康雍乾时期学人对唐宋词集的校勘、笺注、评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唐宋词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唐宋词集的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顺康雍乾时期词坛风会,其中《花间集》与明末清初词坛的复古之风,《乐府补题》与该时期咏物词的繁荣,《绝妙好词》与中期浙派的兴盛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时期新编的唐宋词选目前可见的约有23部,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大、体例全、择取精等特点,为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较好的文献基础。从统计数据来看,南宋清雅词人及其作品的入选率普遍较高,排名靠前,姜夔和张炎的词尤其受青睐。该时期新编的一些唐宋词选对清代词坛产生了较大影响,《见山亭古今词选》《词综》《词洁》《御选历代诗余》《晴雪雅词》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清人词论也是研究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传播与接受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词话是唐宋词传播的重要途径。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保存和传播的唐宋词数量颇为可观,其主要以品评、赏析、阐释、辨讹、述闻等方式呈现,唐宋词的词话传播具有小众化、碎片化、趣味化和深度化等特点;另一方面,清人在词话中通过研究具体的唐宋词作,学习唐宋人的写作技法,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创作经验。其在词的命题立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获,作词讲求蕴藉、合理用典、情景交融。对于长调、中调、小令也能依据其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写作技巧。关于咏物词则主张神似而非形似,须寄托情感。大多数清人都认同宋代是词的高峰时期。他们认为词有着与诗、曲不一样的特质,主张词须幽深而要眇,尤其反对词的曲化和俗化。但清人也认识到了词与其他文体在摅写性情、标举景物方面的相通之处。这种词体观也从侧面透露出清人认同并学习何种唐宋词的接受思想。清人在构建词史时,几乎都忽略了豪放词人,而其列举的各个时期的代表词人往往以南宋清雅词人居多。从顺康雍乾时期关于唐宋词的论争来看,一般而言,清初学人多主张学五代北宋,康熙中叶以还,对南宋词的认可度逐渐提高。正变之论和本色之争基本延续了传统的观点,但强调豪放亦为本色或只可论正变而不可论短长者亦不乏其人,反映了清人较为宏通的接受观;而雅俗之争基本呈现一边倒的倾向,崇雅的势力要远大于媚俗。在词的创作方面,清人也对唐宋词多有接受。从实际情况来看,唐宋词接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词的创作:明末至顺治初期,清人多学习南唐、花间、北宋,清词多呈现出小令化和艳情化的倾向;顺治中期至康熙中期,清人的接受取向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色,清词题材与风格多样,成就颇高;康熙后期至乾隆后期,是姜、张独尊的时期,清词更追求华丽的外壳而缺乏深广的思想内容,整体成就不如清初。清人在创作上对唐宋词的接受是多方面的,很多地方都是隐性而难以坐实的。故而,本文以追和这一较为明显而特殊的接受方式为例,阐述清人在创作上对唐宋词的接受。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主要有和韵、集句、效体、櫽栝等不同形式,其追和唐宋词时对长调更偏好,追和对象多为唐宋名家名作,对南宋词作尤为青睐。顺康雍乾时期追和词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词学文献的储备以及词人创作追和词的契机和心态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人的追和使李清照、姜夔、张炎等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加速了唐宋词经典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词的中兴与繁荣。

陈伟^[6]（2019）在《黄丕烈藏书题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丕烈耽嗜古籍,尤好宋椠,不仅是乾嘉时期苏州着名的藏书家,而且在清朝乃至整个藏书史上都享有盛誉。黄丕烈在古籍的收藏、修缮、校勘、刊刻等方面居功甚伟,黄氏藏书在当时及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谓福泽后学,嘉惠士林。本文以黄丕烈所撰藏书题跋为依托,对黄氏一生多方面的成就及学术思想进行揭橥。首先,是关于黄丕烈生平、交游与着述的介绍。黄丕烈所撰藏书题跋若按时日排列,可谓是极其详尽的藏书日记,题跋对其平生的藏书活动以及交游人物多有记录,如学者钱大昕、段玉裁;藏书家顾抱冲、袁廷梼;书贾钱听默、陶蕴辉等,这些人都与黄丕烈往来甚密。除藏书题跋之外,黄丕烈还撰有诗集和多种校勘及目录学着作,但或存或亡,本文拟对其进行简介并注明版本。其次,介绍黄丕烈藏书题跋的内容与特色。黄丕烈藏书题跋数量甚夥,内容驳杂,涉及藏书态度、藏书源流、得书过程,以及黄氏对书籍之作者、卷数、内容、藏印的考证等。黄丕烈以散文的方式撰写题跋,多有兴到之语,并且一书多跋,同时又保存了大量的藏书纪事诗。论文对黄氏题跋的内容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解读,对其特色给予公允的评价。再次,论述黄丕烈藏书题跋所体现出的文献学成就与思想。黄丕烈藏书最重版本,在撰写题跋时往往言及版本鉴定方法。在版本思想方面,黄氏“佞宋”的同时,也重视元刻本、明刻本、名钞本、名校本、名藏本、残本。黄氏一生校书不辍,量多质精,在纠谬正讹,保存古籍原貌方面厥功至伟,并形成了自己的校勘理论。同时黄丕烈在其藏书、校书的基础上还编纂了多种目录书。因此对黄丕烈在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方面的成就及思想进行论述也就显得极为必要。最后,指出黄丕烈的藏书贡献与学术缺失。黄丕烈以精藏精校之本为底本刊刻书籍多种,在古籍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功勋卓着,有益学林,而且黄氏花费大量财力修缮古籍,可谓嘉惠来者。黄丕烈所撰题跋众多,这其中史料亦丰,但也存在一些错误和有待商榷之处,其藏书思想也偶有前后矛盾之时。本文明其功,述其弊,以期对黄氏藏书题跋作出全面、公允的评价。

雷学洪^[7]（2019）在《吴融及其诗歌研究》文中认为吴融,是名重一时的晚唐诗人。唐昭宗时官至翰林承旨,是唐末时期少有的集高官职、出众才华于一身的诗人。一生围绕科举、仕宦辗转流浪,见证并述说了唐王朝的衰颓和濒临灭亡的历史。吴融交际广泛,与韩偓、贯休等人均有交往。创作丰赡,兼及诗、赋、制诰文等,其诗集《唐英歌诗》至今仍有流传。本文围绕吴融,主要从着述考辨和诗歌研究两方面进行研究。第一章,文献整理。第一节,梳理吴融诗文集创作及流传情况,确认吴融着作应当是很丰富的,然除诗集保存至今外,其他作品集均已散佚,仅存十余篇。明清间出现的《冤债记》非吴融所作,乃后人杂取众书而成的一部伪作。第二节,补叙吴融诗集版本情况,并对前人有关《唐音统签》、季振宜编《全唐诗》、曹寅编《全唐诗》所收吴融诗作依据的底本来源进行补正,认为现存所有吴融诗集版本均来源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的三卷《唐英歌诗》,四卷本吴融诗集在宋元间已经散佚,三卷本《唐英歌诗》乃四卷本吴融诗集散佚之际,重新辑录的本子。第三节,考辨和辑录吴融作品,对现存署名吴融的诗歌,以及前人辑录的吴融诗作进行全面考辨,发现前人增辑的部分作品存在误收的情况,并对吴融遗漏作品、和疑似遗漏作品进行了辑录和说明。第四节,鉴于吴融诗集尚无单行本,故而此节在详细比对各个版本基础上,对吴融诗集校勘举隅。发现现存各个版本之间异文较多,一些版本因前人各就所见做过校勘,然校勘结果存在诸多差异和分歧。第二章,诗歌风貌分析。在唐末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吴融诗歌总体流露出悲凉声调,这种悲凉声调包括抒发一己之愁流露出的哀怨悲凉和有感时代苦难的沉郁悲凉两种。吴融诗歌风格多样,无法简单用归派别的方式进行概括,但其中存在两种突出的风格趋向:偏向绮密瑰妍、以才情写诗的一面;偏向淡泊情思、清丽诗风的一面。这与诗坛纷繁复杂和吴融个人品行密不可分。第三章,诗歌接受研究。吴融广泛师承,对中唐以来的元白诗风、温李诗风多有学习和接受。吴融提倡诗歌讽喻说,尊崇白居易,认同元白诗派理论,与元白诗派在语言风格、审美趣味方面都有相似的一面,对白居易的诗句用词也多有化用。吴融诗集中的一些绮艳题材受到温李诗风的熏染,诗歌意象繁密、注重使事用典,色彩艳丽,与温李绮艳、婉曲见意的特点一脉相传。对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咏史诗,吴融也展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学习和接受。第四章,影响和流传研究。概述吴融在河南阌乡（晚年隐居地）的名声和影响,以及吴融诗歌在后世的流传、影响。吴融晚年曾隐居河南阌乡,当地至今流传着吴融的名声,明清间仍流传有悼念吴融的诗作。吴融诗歌在宋元间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对黄庭坚、杨万里等都有影响,但之后影响有所减弱,这与后人对晚唐诗歌的喜好、品评风尚有关。

吕姝焱^[8]（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认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刘舒萌^[9]（2019）在《汲古阁唐诗文献整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毛晋的汲古阁是明代着名的藏书楼和刻书机构,不仅以贮藏宋元旧本闻名于时,亦以出版精本扬名于世。汲古阁刊刻整理书籍种类繁多,成果丰硕。本文以汲古阁整理的唐诗文献为研究对象,对汲古阁整理唐诗文献情况进行深入考查,试图阐述汲古阁整理唐诗文献的成果和特点,并探索其在唐诗文献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文章分为绪论、正文和附录。绪论探讨了汲古阁整理唐诗文献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与创新之处,以明确本文研究的意义、对象和目的。首先论述汲古阁唐诗文献整理的学术背景。明代唐诗学发展兴盛,整个明代的唐诗文献整理成果丰硕,然而前后期的整理重点有所不同;与明中期“诗必盛唐”的观念不同,晚明诗坛开始关注中晚唐诗歌;在此之下考察汲古阁的藏刻书活动,由此揭示出汲古阁整理唐诗文献的诗学背景及当时的唐诗文献整理环境。其次梳理汲古阁唐诗文献的整理成果。通过查检现存古籍及藏书目录,从宏观上了解汲古阁整理不同版本形式的唐集,总结汲古阁收藏的善本唐集,整理的唐集抄本、刻本及校本情况。在汲古阁整理的不同版本形式的唐集中,选择部分集子分别从体例特征、版本来源、流传情况等方面进行简要说明,从微观上把握汲古阁整理唐集的情况。再次辨析汲古阁整理唐集的特点。汲古阁整理刊刻的唐诗文献以中晚唐诗集为主,这与当时的诗坛风尚有关。毛晋在刊刻唐集时,底本多采用宋元善本,校勘严谨,且多次进行补遗考校,力图形成定本,保持宋元本原貌。总体来看,汲古阁整理唐集质量较高。最后探讨汲古阁整理唐诗文献的价值和影响。汲古阁整理的唐诗文献具有保存善本唐集的文献价值,多据宋本刻印的版本价值和保存异文的校勘价值。汲古阁整理的唐诗文献被清代学者收藏、翻印和用来校勘别本,部分唐集被《全唐诗稿本》《四库全书》所采用收录,可见其传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汲古阁整理的唐集以其较高的版本价值和校勘价值在近现代唐诗文献整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附录有文中所作表格的例言说明、毛晋父子校刻唐集纪年表等表格和汲古阁收藏、影抄、刊刻唐集的书影。

万晓^[10]（2019）在《明代私人藏书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明代私人藏书保护相关史料进行大量爬梳,考察明代私人藏书保护的历史背景和基础条件,力求从庋藏、整治、修复、抄书、翻刻等多个角度,较爲全面地还原明代私人藏书保护的情况,并探究藏书保护背後的藏书家的文化心理,总结私人藏书保护的特色,探讨其社会影响。全文除绪论外共四章。第一章,阐述明代以前的私人藏书保护历史,从书籍制作层面入手分析明代私人藏书保护的基础条件,并探讨明人对文献保护的理论探索。第二章,从书籍原生性保护的角度,阐述私人藏书家书籍收藏之法,包括藏书处所的建造和藏书管理办法的制定;爬梳了大量藏书序跋、藏书志,整理总结出一些藏书家躬亲或倩人对藏书进行整治修补的情况和特点。第三章,从书籍再生性保护的角度,分别以吴宽和袁褧爲例,分析了古代最主要的两种配置书籍副本的手段——抄录与翻刻活动在明代私家中的情况,指出他们为一些珍本秘籍的流传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第四章,分析明代私人藏书保护的影响。从“秘而不宣”的态度到藏书流通的转换,曹溶提出的“流通古书约”进一步啓发了後世藏书家的藏书开放心态。以天一阁为代表的明代藏书楼也对後世的藏书建筑建造起到了示范和借鉴作用。最後是结语。明代私人藏书保护,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藏书家们因藏书保护获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在使得一批珍稀古籍得以保存的成就下,对当时的护书经验进行了良好的总结,也对後世的图书保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钱曾藏书思想简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钱曾藏书思想简论（论文提纲范文）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私家目录及其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钱曾“牧斋诗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6）黄丕烈藏书题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吴融及其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9）汲古阁唐诗文献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私人藏书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钱曾藏书思想简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D]. 鲁梦宇. 西北大学, 2021(12)
• [2]明代私家目录及其医籍着录研究[D]. 李传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8)
• [3]“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4]钱曾“牧斋诗注”研究[D]. 崔桐.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D]. 陶友珍. 苏州大学, 2020(06)
• [6]黄丕烈藏书题跋研究[D]. 陈伟.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吴融及其诗歌研究[D]. 雷学洪.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8]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9]汲古阁唐诗文献整理研究[D]. 刘舒萌. 河南大学, 2019(01)
• [10]明代私人藏书保护研究[D]. 万晓. 武汉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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