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OL.30 2001 CONTENTS（论文文献综述）
黄端胜[1]（2021）在《西周金文族徽初步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
熊思琪[2]（2021）在《《东方杂志》近代化学科学知识报道研究》文中认为诞生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是近代出版史上出版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刊物,被誉为“杂志界的重镇”。它出版发行长达45年,有过四次迁址、三次停刊的曲折经历,也见证了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办刊思想也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生转变,从创刊时期“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到“顺应世界之潮流”“舆论的顾问者”,到“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为文化而奋斗,为国难而牺牲”,再到“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发扬文化传播学术”。《东方杂志》刊载内容包罗万象,极具专业性与学术性,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堪称“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其中有关近代自然科学的报道丰富全面,涉及了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等各个领域。本文对《东方杂志》近代化学科学报道做专门研究,通过对杂志文本的整理与分析,根据《东方杂志》发行期间的时代背景、重大历史事件和杂志主编的办刊风格以及自然科学文章发表特点进行了近代化学报道分期,划分为初创期（1904-1911）、发展期（1912-1919）、成熟期（1920-1931）、曲折期（1932-1941）和衰退期（1943-1948）,并对不同时期的《东方杂志》办刊风格、内容以及化学报道的特征进行分析。除此之外,还对《东方杂志》的栏目设置、近代化学图书广告和商品广告、“东方画报”图片和近代化学文章中出现的图片进行了分析研究。《东方杂志》的近代化学报道内容丰富覆盖范围广,注重科学性与时效性,不仅刊登了许多近代化学的理论知识,还介绍了许多西方最新的化学技术,这些化学技术和发明成果可以应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非常具有实用性。《东方杂志》近代化学科学报道真实地记录了我国近代化学的发展,推动了近代化学在中国的传播,对启蒙民众的化学思想、和我国其他行业的发展进步有着重大贡献,并且对现代教育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秦洁[3]（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傅辰晨[4]（2020）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人对计划经济并不陌生。从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底,中国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制度。但是,中国与计划经济的渊源并不始于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讨论计划经济的热潮,讨论热潮迅速发展成当时的思想主潮。计划经济思潮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因此,计划经济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计划经济思潮出现于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晚清以降,中国逐渐失去独立的主权,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希望找到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1928年,苏联宣布实行计划经济,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29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迅速引燃,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无法再墨守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陈规,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些现象似乎都昭示着国家强制力在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就是在这样地批判市场经济、推崇国家干预政策的氛围中产生。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九·一八”事变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中国必须通过加速实现工业化来强盛国力和抵御外侮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乃至政客的共识。当时的中国广积贫弱,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应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来达到发达国家资本和实现工业化的目的。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形式是计划经济?这在当时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时人所论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不确定的词,它可以指代苏联的五年制计划经济,也可以指代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还可以指代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在这种模糊认识的影响下,知识界围绕计划经济的本质和适用的社会体制各抒已见,产生了丰富的、政治倾向差异明显的讨论内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知识界思考与解读计划经济产生了直接、明显的影响。与欧美等国经济不断衰退形成鲜明对比,苏联经济高速发展显得“一枝独秀”。中国知识界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经历了从现象讨论到模式讨论的过程。苏联“一五”“二五”计划提前完成后,中国知识界肯定了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效果,并逐渐开始关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敌对和包围中,为抵御外侮,苏联始终把国防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中国知识界注意到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并给予充分肯定。在认同与肯定热潮中,知识界也曾出现过一些微弱的声音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批判。当今,我们已经了解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完美,甚至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能认识到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问题,提出带有批判色彩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1929年的经济危机证实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弊端做出的分析。为应对经济危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经济干预政策,西方国家逐步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清晰地体现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中。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解读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即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施方式。当然,也有知识分子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无法兼容。无论时人如何理解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经济干预政策的关注与讨论都反映出大危机背景下政府对经济作用力的加强。随着对计划经济认识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中国应如何借鉴或利用计划经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应该借鉴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受政治、经济环境限制,中国又无法照搬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应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计划经济的方式。这不仅是知识界达成的共识,更是主要政党认可的救国方案。国民党方面,其机关报曾撰文赞扬苏联的计划经济,蒋介石也曾直接主张效仿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更加深刻,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都曾提出过计划经济构想,并在边区进行了相关的经济实践。对计划经济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界涌现出多个计划经济流派,本文归纳出四种具有代表意义的计划经济流派,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和“法西斯蒂”计划经济流派。受不同政治倾向、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流派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经济主张,虽然各流派的思想、主张难以摆脱认识的局限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中国知识界紧紧抓住计划经济这根“救命稻草”,积极论证其实施的经济基础,适用的所有制形式,体现出对本国经济发展前途的关注。政治经济体制会随着政权地推翻与建立发生重大变化,也许会得以延续,也许会被颠覆,思想的发展却具有延续性和韧性,难以被完全割裂。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转轨,不是建立在毫无根基的沙丘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前,计划经济在中国已经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经济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将实施计划经济、发展国营事业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说,计划经济思潮的出现,为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扫平了舆论障碍,建立了意识形态保障。在计划经济思潮的影响下进行的相关经济实践,又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转轨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金玲[5]（2020）在《庭审实质化视角下的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完善》文中研究表明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以下简称庭前移送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环节,它连接着起诉与审判,承载着多种举足轻重的功能与作用。我国的庭前移送制度在历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都经历了重大改革,从1979年的“全案移送制度”到1996年的“主要证据复印件制度”,最后又在2012年以配置了全新审查制度的“全案移送制度”回归,这曲折的改革变化也反应了我国案卷移送制度在不停探索最为合适的路径。诚然,不同的庭前案卷移送方式与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在不断的尝试、磨合,却依然没有解决案卷移送制度一直以来所存在的诸多弊端,其中最为棘手的是法官庭前预断、庭审流于形式等问题。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明确为我国未来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将以庭审实质化列为发展核心。当前,庭审形式化在诉讼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普遍性,通过阅卷来完成对证据的审查和事实的认定极大的削弱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作用。案卷在庭前的移送相当于公诉中侦查与庭审的桥梁,是法官阅卷的程序依托,与庭审实质化紧密相关。而现行的案卷移送制度显然与庭审实质化的诉讼理念相违背,如何改进案卷移送制度也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也将立足于庭审实质化的改革要求,进一步探索更为合理的庭前移送制度,以期消除目前公诉案卷移送的弊端,并通过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来构建适合我国的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庭审实质化与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概述”。阐述庭审实质化的内涵与基本要求,并分析案卷移送的内在机理、功能价值与庭审实质化的关系来研究如何在庭审实质化的视角下重新审视我国的庭前移送制度。第二部分为“域外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不同诉讼模式下较为典型的法治国家的刑事案卷移送方式进行研究并评析,探索他们的共性,以期对我国的案卷移送方式起到借鉴与启发作用。第三部分为“我国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及反思”。回顾我国历次庭前移送制度的修改及其各自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与反思,找到我国庭前移送方式制约庭审实质化实现的深层原因。第四部分为“我国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重构”。针对庭审实质化的要求改革我国庭前移送制度,拟通过借鉴意大利的案卷移送改革经验,设计出“两步式”双重案卷移送制度,并以此构建完善的配套措施使之得以有效的运行。
王伟[6]（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指出《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刘潇[7]（2019）在《宋代官刻书籍研究》文中提出典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备受宋廷重视,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在选择刻印内容方面各有侧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由于经史类书籍是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用书,能有效地宣导官方思想,为宋廷培养所需人才,中央政府对其版本选取、校对及刻印较为审慎,出版质量较高。地方政府和民间也多选取国子监本经史作为刊刻的首选底板。宋代地方志不但数量浩繁,且名志屡出,各具特色,并为后世方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方志编修自北宋至南宋经历了从中央组织全国性编修,到地方自主修编汇报的转变过程。方志内容从重地志转向重人文,除了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外,也反映出政府修志理念的变化。修志思想趋于成熟,修志体例也逐渐定型和完备。子类书籍涵盖内容庞杂而丰富,官刻书籍多选取与教育及科举考试相关的书籍进行刊刻,同时大量实用性书籍也得到重视被刻印出版,展现出官刻书籍与市场紧密结合的特性。宋人文集传世数量大大超越前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刻板印刷的发展,其中地方官刻起着重要的作用。集类着作中央刊刻较少,多为地方政府机构及学校所刊刻。地方政府刊刻当地名贤书籍宣扬地方文化,推行教化,官员在任期间也多用官帑刊刻与其相关之人着述,这些刊刻行为有利于文集传布和保存。此外,各级政府机构还对唐人文集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刊刻。官刻书籍或是被收藏,或是颁赐,或是投入市场,通过各种渠道的流布,知识得到推广,为宋代各社会阶层整体素质提升奠定了基础。官刻书籍大部分成为学校和科举考试用书,也有不少种类书籍流入市场。官刻书籍质量较高,由于需求量大,价格相对适中,带动了书籍市场繁荣。宋廷不断充实馆藏,除了编制目录访求图籍外,还因校勘和刻印所需向地方政府及民间征收书籍和印板。由于制定和施行的征书政令较为合理,民间献书踊跃,中央图籍得到很好的补充,所征图籍经过整理入藏馆阁等机构。由于官刻书籍的出发点是为宋廷服务,首要目的是加强统一集权,树立皇权权威,巩固官方意识形态,弘扬以文治国的理念,因而中央官刻出版多集中在经史文献典籍,且对内容选取严格,并对私刻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地方政府和学校刊刻书籍相对宽泛,尤其公使库刻书多面向市场需求。刻印业成为政府经济收入新来源,拓宽了地方政府财政来源渠道。官方组织人力和物力具备明显优势,印刷质量较高。宋廷以官刻书籍为媒介,加强对政治舆论的控制,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及舆论影响力。官刻书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途径,颇具规模的产出能更加巩固和传播国家主导思想。官刻书籍普及了文化知识,促进了宋代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利于选拔人才,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智力资源。而随着刻印技术的普及,官刻书籍传播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兴[8]（2019）在《抗战时期陕西地政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地政建设是民国时期政府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工作。陕西省地政建设兴起于全面抗战时期,当时陕西的土地问题十分严峻,如土地从未整理、地籍混乱、田界不明和土地纠纷迭起等诸多问题,加之抗战的爆发,使得地政建设迫在眉睫。由此开始成立地政机关,制定相关计划,选择试点,通过兴办各项地政业务,希图实现民生主义于西北。通过施行这些措施,陕西地政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间接地支援了抗战建国。本文以抗战时期的陕西地政建设为主线,通过对其研究,探讨陕西地政建设的意义与不足。本文在结构上,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四章。第一章介绍了抗战前的全国土地问题日益严峻,必须通过兴办地政来解决土地问题,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为纲领,推行土地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择点进行了地政实验,各地的地政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问题与不足。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抗战前陕西农村的状况,为了解决当时面临的农村危机,陕西当局开始兴办地政,并选取了部分县先行试办,为抗战时期陕西地政建设的全面开展做了一定的准备。第三章详细论述了陕西地政建设和业务活动。首先,对地政机关、人才培养、资金和技术上的进一步完善作了介绍。而后,对逐渐开展的土地陈报、土地测量、土地登记、规定地价、扶植自耕农和开垦荒地等具体业务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主要是对陕西地政建设的认识。首先,分析了取得成绩的原因在于:地政工作人员的努力、坚持既定的办事原则以及政府的支持;其次,分析了陕西地政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计划不合理、推行业务活动存在较多问题、面临的经费不足、技术装备缺乏和人才匮乏等。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导致整个地政建设工作无法提高效率,从而限制了地政建设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抗战时期陕西当局十分重视地政建设,通过开展各项业务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得政府掌握了准确的土地资料,为其他建设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缺乏和社会环境的制约,陕西省地政建设无法达到预期目标。陕西地政建设事业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与问题,尽管如此,它对于此时期整个国家的地政事业发展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林承园[9]（2019）在《《资本论》空间理论与空间规划实践》文中研究指明空间视角是学术研究的新视角和热点。《资本论》是马克思生前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着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地租时首次提出“空间”的概念,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此外,在《资本论》中还隐含了许多马克思的空间思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开始用空间视角重读马克思主义,以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三人为主要代表人物开创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但是,通过学术回顾发现,部分国内学者在运用时容易混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因此,从理论上探索《资本论》中蕴含的空间理论不仅可以通过空间维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同时也便于我们厘清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资本论》空间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从实践层面上,通过《资本论》空间理论的研究,以期对经济的空间布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提供一点思路,为指导社会主义空间实践给予些许指导。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都可以归纳为空间不平衡,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空间不平衡,从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这个“根”出发来解决不平衡的矛盾,才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空间均衡。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个方面是理论部分,把《资本论》空间理论当作是对“空间一般”原理的阐述。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抽象出空间理论,即指用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满足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以及促进生产和流通的顺利进行而抽象出来的空间条件。按照《资本论》的逻辑,分为影响资本生产领域的空间要素——对象化的劳动和非对象化的劳动,简称为“生产空间”。影响资本流通领域的空间要素——交通运输工具、地理位置天然差异、信用制度、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简称为“流通空间”。由于农业生产和流通的空间限制条件有其特殊性,比如生产阶段的中断、农产品不易保存、保质期短等,故用“土地空间”表述。从《资本论》中还可归纳出三条原理,即时空转化原理,不平衡空间发展原理——空间危机理论,商品交换的空间流通原理。然后概括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先是回顾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来源并简单指出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的分歧,然后具体比较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三剑客”（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与《资本论》空间理论的不同,并由此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理论的理论创新诉求。第二方面是从现实出发,通过空间规划实践对“空间特殊”概念的延伸。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空间规划为主要工具或手段通过作用在空间地理的调整来缓解资本主义危机,但空间规划的结果并没有实现空间均衡的目的。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分权统治下,空间规划中的多中心的策略并不能有效解决区域不平衡。再比如,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中用于改善交通、通讯、国别地理限制、信用制度等,都是为了将流通中节省的时间换回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为资本主义赢得持续发展的时间。又如,资本主义国家城镇化和资本扩张造成了不同阶级的空间隔离和社会分化,空间规划中“平衡的大都市”“去城市化”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为诸如美国等国家的空间隔离、贫富隔离已经完全超出了合理、可控的范围,不同于马克思认为的普遍的异质性以及不同阶段造成的在合理范围内的空间不平衡状态。通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实施背后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现了空间“非中性”的现实呈现,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反映的仍是占少数统治阶级的意识。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空间规划的尝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规划的效果不同,关键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不同,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建设,“中国特色”具体体现在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四个方面。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标志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正式开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具体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为主线,以“三线”作为底线,以“三生”空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目标是实现“一张蓝图”,生产上“拓展发展新空间”,流通上实现深层次互联互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从实践层面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一,除生产、生活之外,增加了“生态空间”的概念,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最突出的特点。第二,拓展了《资本论》空间理论中影响生产和流通的上限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的上限是以较高发展程度的资本为限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中还认为生产受生态规律的影响,以大自然生态恢复能力为上限,主动明确底线也是延续人类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和空间。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资本论》中探寻空间理论,并概括出《资本论》空间理论的三条原理,即时空转化原理,不平衡空间发展原理——空间危机理论,商品交换的空间流通原理。二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总结。
胡小京[10]（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二、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OL.30 2001 CONTENTS（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OL.30 2001 CONTENTS（论文提纲范文）
（2）《东方杂志》近代化学科学知识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概述 |
| 1.1 《东方杂志》发展概况 |
| 1.1.1 发展历程 |
| 1.1.2 办刊思想 |
| 1.2 近代化学报道概述 |
| 1.2.1 近代化学传播背景 |
| 1.2.2 《东方杂志》中近代化学报道资料统计 |
| 第二章 《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分期 |
| 2.1 初创期的《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1904-1911) |
| 2.2 发展期的《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1912-1919) |
| 2.3 成熟期的《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1920-1931) |
| 2.4 曲折期的《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1932-1941) |
| 2.5 衰退期的《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1943-1948)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栏目设置 |
| 3.1 近代化学报道栏目概述 |
| 3.2 近代化学报道栏目特色 |
| 3.2.1 为自然科学类文章设置专栏 |
| 3.2.2 栏内大量转译国外化学文章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主题及其内容 |
| 4.1 化学理论知识报道 |
| 4.1.1 化学名词 |
| 4.1.2 化学元素 |
| 4.1.3 化学仪器与实验知识 |
| 4.2 化学技术应用报道 |
| 4.2.1 化学与工业 |
| 4.2.2 化学与农业 |
| 4.2.3 化学与医疗 |
| 4.2.4 化学与军事 |
| 4.3 化学人物报道 |
| 第五章 《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中的图片 |
| 5.1 近代化学报道图片概述 |
| 5.1.1 “东方画报”中的图片 |
| 5.1.2 化学文章中的图片 |
| 5.2 近代化学报道中图片应用的意义 |
| 5.2.1 对学术知识补充说明,方便读者理解 |
| 5.2.2 真实记录历史,强化报道的传播效果 |
| 5.2.3 页面排版更加美观,增加杂志艺术性 |
| 第六章 《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中的广告 |
| 6.1 近代化学报道中的广告类型 |
| 6.1.1 图书广告 |
| 6.1.2 普通广告 |
| 6.2 刊登化学广告的意义 |
| 6.2.1 增加杂志的经济效益 |
| 6.2.2 促进近代教育的发展 |
| 6.2.3 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 |
| 第七章 《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特色 |
| 7.1 内容丰富覆盖范围广 |
| 7.2 注重报道的时效性和科学性 |
| 7.3 在生活和生产中具有实用性 |
| 7.4 专业性和通俗性二者兼有 |
| 7.5 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
| 第八章 《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的价值 |
| 8.1 《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的历史意义 |
| 8.1.1 记录了近代化学的发展 |
| 8.1.2 启蒙了民众的化学思想 |
| 8.1.3 推动了近代化学在中国的传播 |
| 8.1.4 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进步 |
| 8.2 《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
| 结语 |
| 附录一 《东方杂志》近代化学报道文章篇目 |
| 附录二 《东方杂志》近代化学图书广告列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对象界定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现状述评 |
| 六、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大萧条与西方国家的应对 |
| 一、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 |
| 二、法西斯统制经济 |
| 第二节 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影响 |
| 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确立 |
| 二、苏联“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 |
| 第三节 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发展需求 |
| 一、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
|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 |
| 三、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需要 |
| 章节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思潮兴起的思想背景 |
| 第一节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
| 一、基尔特社会主义 |
| 二、国家社会主义 |
| 三、单税社会主义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一、受日本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二、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第三节 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
| 一、中国传统的土地公有思想 |
| 二、中国传统的养民观念 |
| 三、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的消费思想 |
| 章节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知识界对计划经济思潮中重要概念的理解与辨析 |
| 第一节 对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异同的认识 |
| 一、明确区分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 |
| 二、认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无明显区别 |
| 三、承认两者的区别,但不以名称为区分 |
| 第二节 关于计划经济适用性的认识 |
| 一、对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关系的思想历程回顾 |
| 二、计划经济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 |
| 三、计划经济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 |
| 四、计划经济用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判 |
| 章节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认识和讨论 |
| 第一节 关于苏联计划经济基本情况的讨论 |
| 一、关于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 |
| 二、关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 |
| 一、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认同与肯定 |
| 二、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质疑与批判 |
| 章节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的认识和讨论 |
| 第一节 对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形成原因的讨论 |
| 第二节 对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实行“经济计划”的讨论 |
| 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行“经济计划” |
| 二、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经济计划” |
|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实现形式的讨论 |
| 一、产业合理化运动 |
| 二、经济的干预政策及统制政策 |
| 章节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如何实行计划经济的讨论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对国共两党的不同影响 |
| 一、国民党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 |
| 二、共产党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中国计划经济思潮中的主要流派 |
| 一、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 |
| 二、以张闻天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 |
| 三、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 |
| 四、“法西斯蒂”统制经济流派 |
| 章节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庭审实质化视角下的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庭审实质化与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庭审实质化概述 |
| 一、 庭审实质化的内涵 |
| 二、 庭审实质化的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概述 |
| 一、 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内涵 |
| 二、 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种类 |
| 三、 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功能 |
| 第三节 庭审实质化与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关系 |
| 第二章 域外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的全案移送制度 |
| 一、 法国 |
| 二、 德国 |
| 三、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法德全案移送制度评析 |
| 第二节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起诉状一本主义” |
| 一、 英国 |
| 二、 美国 |
| 三、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英美“起诉状一本主义”评析 |
| 第三节 混合式诉讼模式下的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 |
| 一、 日本 |
| 二、 意大利 |
| 三、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日意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评析 |
| 第四节 域外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共性 |
| 第三章 我国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及反思 |
| 第一节 我国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 |
| 一、 1979年案卷移送方式及评析 |
| 二、 1996年案卷移送方式及评析 |
| 三、 现行案卷移送方式及评析 |
| 第二节 对我国现行庭前案卷移送制度的反思 |
| 一、 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功能的异化 |
| 二、 缺乏预断排除机制 |
| 三、 案卷材料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 |
| 第四章 我国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重构 |
| 第一节 庭审实质化要求庭前公诉案卷移送方式改革 |
| 第二节 我国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路径选择 |
| 一、 限制案卷移送制度是我国的理性选择 |
| 二、 具体设想：“两步式”双重案卷移送制度 |
| 第三节 我国“两步式”庭前公诉案卷移送的相关配套措施构建 |
| 一、 设置独立的公诉审查机制——预审法庭 |
| 二、 立审分离的基础上完善庭前会议 |
| 三、 案卷材料中加入辩方因素 |
| 四、 落实直接言辞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 1.2.1 理论概念 |
| 1.2.2 基本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 1.3.1 主要观点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 4.1.1 理念 |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 5.2.1 出刊概况 |
| 5.2.2 出刊内容 |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 5.3.1 出刊概况 |
| 5.3.2 出刊内容 |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 5.4.1 出刊概况 |
| 5.4.2 出刊内容 |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 5.5.1 出刊概况 |
| 5.5.2 出刊内容 |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 7.1.1 “科学”的危机 |
| 7.1.2 “传播”的危机 |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宋代官刻书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四、论文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宋代官刻书籍发展的因素 |
| 第一节 经济及技术的发展 |
| 一、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繁荣 |
| 二、造纸、印刷、制墨技术的提高 |
| 三、宋代雕版印刷中心的形成 |
| 四、官刻工匠群体的扩大 |
| 第二节 政治制度的推行 |
| 一、文官政治的推行 |
| 二、科举入仕 |
| 第三节 教育文化的发展 |
| 一、学校教育的兴盛及普及 |
| 二、文化的发展 |
| 第四节 官刻多层次机构的设置 |
| 一、中央官营刻印机构 |
| 二、地方刻印机构 |
| 第二章 官刻经部史部书籍(上) |
| 第一节 经部书籍 |
| 一、经类及注疏书籍刊刻 |
| 二、韵书、字类书籍的刊刻 |
| 第二节 史部书籍 |
| 一、史书的修订及编撰 |
| 二、政事、官制等类书籍的刻印 |
| 四、刑法及敕令类刻印 |
| 第三章 官刻经史类书籍（下） |
| 第一节 宋代地理类书籍大量出现的原因 |
| 第二节 两宋方志撰修汇总 |
| 一、总志和其他志书的编修 |
| 二、路州县地方志的编修 |
| 第三节 宋代编修方志的特点 |
| 一、以当地执政官员为主持编修者 |
| 二、以基层官员及学校教员为编修人员 |
| 三、广泛搜集各类编修材料,考订取舍 |
| 四、多方筹集编修资金 |
| 第四节 宋代方志的影响 |
| 第四章 官刻子部集部书籍 |
| 第一节 子部书籍 |
| 一、诸子、类书的刊刻 |
| 二、医学类书籍的刊印 |
| 三、历日及生产技术类书籍的刊印 |
| 四、释、道类书籍的刊刻 |
| 五、其它类书籍刊刻 |
| 第二节 集部书籍 |
| 一、总集类书籍刊刻 |
| 二、别集类书籍刊刻 |
| 第五章 官刻书籍的收藏与流通 |
| 第一节 官刻书籍的收藏 |
| 一、宋代的征书、献书 |
| 二、图书的收藏 |
| 第二节 官刻书籍的流通 |
| 一、中央颁赐 |
| 二、市场流通 |
| 三、官府藏书流失 |
| 第六章 宋代官刻书籍的影响 |
| 第一节 官刻书籍在政治方面的影响 |
| 第二节 官刻书籍在经济方面的影响 |
| 第三节 官刻书籍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
| 第四节 官刻书籍对刻印出版业的影响 |
| 结语 |
| 附表 |
| 附表一：刊刻机构刻工表 |
| 附表二：北宋时期地方志汇总 |
| 附表三：南宋时期地方志汇总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部分 |
| 二、今人着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8）抗战时期陕西地政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国民党地政政策及其实践 |
| 一、抗战前的全国农村状况 |
| 二、孙中山的地政思想 |
| 三、1927-1945年的国民党地政方针和纲领 |
| 四、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政实践 |
| (一) 设立土地行政机关 |
| (二) 中央地政实践 |
| (三) 地方地政实践 |
| 第二章 抗战前陕西地政的起步 |
| 一、抗战前的陕西农村情况 |
| 二、抗战前陕西地政建设 |
| (一) 地政机关的建设 |
| (二) 人才培养 |
| (三) 抗战前的地政实践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陕西地政建设和业务活动 |
| 一、抗战时期的地政建设 |
| (一) 地政机关的完善 |
| (二) 人才培养 |
| (三) 资金和技术支持 |
| 二、抗战时期业务活动的开展 |
| (一) 土地陈报 |
| (二) 土地测量 |
| (三) 土地登记 |
| (四) 规定地价 |
| (五) 开垦荒地 |
| (六) 其他地政业务 |
| 第四章 对陕西省地政建设的评析 |
| 一、陕西地政建设取得的成绩分析 |
| 二、对陕西省地政机构设置分析 |
| 三、对陕西省地政计划及业务活动分析 |
| 四、财政、人才和技术装备的缺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资本论》空间理论与空间规划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和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资本论》空间理论的含义和内容 |
| 第一节 《资本论》空间理论的含义 |
| 第二节 《资本论》空间要素理论 |
| 一、生产空间——生产领域的空间要素:对象化的劳动和非对象化的劳动 |
| 二、流通空间——流通领域的空间要素:交通运输工具;地理位置天然差异;信用制度;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 |
| 三、土地空间——农业生产领域的空间要素和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空间要素 |
| 第三节 《资本论》空间要素中物质生产背后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矛盾 |
| 一、生产空间:“空间的集中”和“相对过剩人口” |
| 二、流通空间:“一种新的寄生虫” |
| 三、土地空间: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新骨架——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雇佣工人 |
| 第四节 《资本论》空间理论的三条原理 |
| 一、时空转化原理 |
| 二、不平衡空间发展原理——空间危机理论 |
| 三、商品交换的空间流通原理 |
| 第二章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 |
| 第一节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概要和理论溯源 |
|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的理论渊源 |
| 二、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 |
| 第二节 列斐伏尔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学科的开创 |
| 一、关于空间的定义 |
| 二、关于城市的定位 |
| 三、关于空间生产者的指向 |
| 第三节 大卫·哈维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拓展 |
| 一、大卫·哈维的空间逻辑 |
| 二、哈维的时空观与马克思的“时间消灭空间” |
| 三、哈维倡导“城市权利”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 |
| 第四节 卡斯特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
| 一、卡斯特空间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二、卡斯特空间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
| 三、对卡斯特空间理论的评析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
| 二、启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理论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实践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
| 第一节 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的历史沿革 |
| 一、“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 |
| 二、欧盟空间发展前景(ESDP) |
| 三、德国空间规划的演变 |
| 四、荷兰的空间发展规划 |
| 五、日本国土规划的调整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的主要议题 |
| 一、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 |
| 二、对环境质量的控制 |
| 三、规划法的出台 |
| 四、加强国内区域合作乃至本国与邻国的合作 |
| 五、规划制定过程中重视公众参与 |
| 六、突出城市的功能性 |
| 第三节 从《资本论》空间理论看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的政治经济学 |
| 一、多中心与不平衡空间发展 |
| 二、城市群、区域合作与空间流通原理 |
| 三、城镇化、资本扩张、空间隔离与社会分化 |
| 第四节 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规划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实践上筹划空间规划体系建设 |
| 二、辩证地看空间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 |
| 三、理论上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历史逻辑 |
| 一、对资本主义空间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空间的设想 |
|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的构想 |
| 三、十八大之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构想的几个原则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现实需要 |
| 一、从中国城乡投入和劳动力流动来看城乡的不平衡 |
| 二、从中国城市规模变化上来看城市间的不平衡 |
| 三、从地方人口迁移的数据来看空间倾向的不平衡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实践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发展历程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中的“中国特色”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主要方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 四、概念的界定 |
| (一) 《女铎》 |
| (二) 女性角色 |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理论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 (一) 主编 |
| (二) 撰写人员 |
| (三) 读者 |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 (一) 编辑要旨 |
| (二) 栏目内容 |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 (一) 布道征文 |
| (二) 编读互动 |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 (一) 夫妻关系 |
| (二) 亲子关系 |
| (三) 婆媳关系 |
| (四) 主仆关系 |
| (五) 新式社交 |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四、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OL.30 2001 CONTENTS（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周金文族徽初步整理与研究[D]. 黄端胜. 淮北师范大学, 2021
- [2]《东方杂志》近代化学科学知识报道研究[D]. 熊思琪. 河北大学, 2021(02)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4]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D]. 傅辰晨. 山东大学, 2020(01)
- [5]庭审实质化视角下的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完善[D]. 金玲.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6]《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7]宋代官刻书籍研究[D]. 刘潇. 河北大学, 2019(08)
- [8]抗战时期陕西地政研究（1937-1945）[D]. 张兴.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9]《资本论》空间理论与空间规划实践[D]. 林承园.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