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第三眼看中国历史——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一、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历史——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论文文献综述）

邱靖嘉^[1]（2016）在《刘浦江先生学术成就与思想述评》文中指出刘浦江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宋辽金史、中国北方民族史、四库文献学及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发表各类学术文章百余篇,出版《辽金史论》《二十世纪辽金史论着目录》《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四部论着（1）,在国内外史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他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道路始终有清醒的认识和深远的思考,并对其毕生追求的学术事

陈晨^[2]（2014）在《《剑桥中国史》中的金史研究》文中认为《剑桥中国史》是一部欧美汉学研究巨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借助这部着作可以透视一些欧美汉学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成果。本文对《剑桥中国史》中第六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的金史部分进行研究，分析欧美金史研究特点，通过对其中金史部分的内容、结构、作者群体、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欧美在金史研究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专业金史研究人才缺乏，对原始史料的轻视以及缺乏对于国内研究成果的重视等问题。但其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等方面有值得国内学习的地方。比如他们善于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多学科结合等研究方法。因此，我们应该扬长避短，进而提高我国金史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

郭震旦^[3]（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提出“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宋寒冰^[4]（2010）在《元杂剧与佛教母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四百多出元杂剧和浩如烟海的佛教母题中,选出二者之间有承继和印合关系的二十出元杂剧剧目和九个佛教母题一并研究。这二十出元杂剧的特点是均获得了极大成功,有的在世界范围内已享有盛名,如关汉卿《窦娥冤》、纪君祥《赵氏孤儿》、吴昌龄《西游记》、郑廷玉《老生儿》、李潜夫《灰阑记》、无名氏《行孝道目连救母》等。九个佛教母题是:“无常母题”、“平等母题”、“正觉母题”、“落魄母题”、“选美母题”、感应母题”、“因果母题”、“取经母题”、“观音母题”。这些母题经过历史的积淀和文人的淘洗,精粹且意蕴超拔,不但成为负载元杂剧文化基质、传达主流意识的重要成分,且对这些剧目中心话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元杂剧之所以大量地采撷佛教母题,除二者之间相互吸引、宜于融合的文化因素和时代需求而外,元代大批文化精英的参与创作恐怕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此前,学界内论及元杂剧与佛教母题的文章较少,尤其是对关汉卿本人的佛教情结、剧作的母题来源、佛学理念、佛学思想更是无人触及。原因是我国着名学者郑振铎曾下过结论说关汉卿“所不善写者,唯仙佛与‘隐居道士’二科尔。他从不曾写过那一类的东西。”今天,我们以现代学术的观照视野和评价尺度重新审视郑先生这一结论觉得未免有些局限性。其它姑且不论,仅《窦娥冤》一出戏笔者便考证出与之相似的佛教感应母题二十处之多。关汉卿及其他元杂剧作家与佛教母题如影相随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了此项研究的新亮点,即他们与佛教的缘因众生而结,他们与佛教的情因苦难而生。他们不仅仅是信佛,更重要的是仿佛。他们虽然汲取了佛教这样或那样的母题,但他们却拒绝继承佛教的避世超脱观念,这正是与以往文人向佛有所不同之处,亦是我们自认为本文所倾心挖掘的新的视角。

孙国军,周峰^[5]（2008）在《21世纪辽金史论着目录——2002年》文中指出2002年共出版、发表辽金史着作、论文460余部、篇,其中着作37部,论文430余篇。目录分为专着、总论、史料与文献、政治、经济、民族、人物、元好问、社会、文化、文学、宗教、科学技术（医学）、历史地理、考古、文物16类。

刘浦江^[6]（2002）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历史——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一 1998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陈高华等审校）,是《剑桥中国史》的第6卷,此书英文原名是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于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直译为《异族王朝与边疆国家》,译者按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剑桥中国史》的通例,将中译本的书名改题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二、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历史——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历史——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论文提纲范文）

（1）刘浦江先生学术成就与思想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2）《剑桥中国史》中的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4）元杂剧与佛教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21世纪辽金史论着目录——2002年（论文提纲范文）

四、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历史——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论文参考文献）

• [1]刘浦江先生学术成就与思想述评[J]. 邱靖嘉. 唐宋历史评论, 2016(00)
• [2]《剑桥中国史》中的金史研究[D]. 陈晨. 黑龙江大学, 2014(01)
• [3]“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4]元杂剧与佛教母题研究[D]. 宋寒冰. 吉林大学, 2010(08)
• [5]21世纪辽金史论着目录——2002年[J]. 孙国军,周峰.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1)
• [6]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历史——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J]. 刘浦江. 中国文化, 2002(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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