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徐乐怡[1]（2021）在《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日渐提升的背景下,科技新城作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以及全球竞争力重塑的平台和载体,其重要性日显突出。近年来,关于科技新城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分析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系统性研究仍有待完善,尤其是关于科技新城的定量测度、空间分布、形成机理、与企业共生绩效和区域空间效应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进一步加强科技新城的系统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确定“科技新城”这一研究对象,首先梳理相关的文献,并结合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理论构建了科技新城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运用美国硅谷、日本筑波和杭州未来科技城三个案例阐述科技新城国内外模式,并总结了经验启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科技新城定量测度指标,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科技新城空间演化格局,探讨了科技新城空间演化特征和规律;再次,基于市级层面和省级层面两个地理维度,运用Logit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随后,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研究了科技新城与企业的共生绩效;最后,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两方面,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区域空间效应。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有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以及政府-市场协作型,开发类型主要分为:地理交通型、自然资源型、产业集群型。关于科技新城选择机理,在宏观层面,科技新城应注重政府主导功能,在微观层面,科技新城开发可采用企业主导型模式。第二,科技新城在集聚上呈现以苏南、浙北和上海相交汇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的区域特征,同时呈现由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演化特征。科技新城的国家级空间联系网络表现出由单中心逐渐向均衡型的复杂网络结构过渡的特征,且科技新城数量和空间联系总量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本文从人民生活、科技企业状况和土地资源状况三个方面构建了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直接排序法计算指标结果,并进行排序。第三,针对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的研究得出结论。在市级尺度下,工业基础、人口城镇化、交通设施和创新要素都对科技新城形成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另外,创新服务的影响作用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在省级尺度下,互联网+、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经济基础、区域科技金融、对外开放水平和企业家精神这些因素对科技新城的设立和空间联系总量均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科技新城与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共生绩效,科技新城的设立对经济集聚、人才吸引和产出提升均具有明显正向效应,且存在一定的时间异质性。其一,针对经济集聚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形成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发展。其二,针对人才吸引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形成人才吸引效应,促进要素的聚集发展,推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其三,针对产出提升效应,科技新城能够助推企业产出,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产业间良性互动和区域经济发展。科技新城的经济集聚效应和人才吸引效应大致经历了一个先变大、后变小再逐渐稳定的一个动态过程,产出提升效应具有较强的波动性。第五,科技新城能提升当地创新能力,却对临近地区具有负向效应;科技新城无法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却能促进周围区域经济增长。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与设置的地理距离阈值有关,数据表明科技新城的建立对周围地区的创新提升具有负向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但科技新城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衰减特征。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三点政策启示:第一,构建以政府和市场结合的科技新城资源配置模式,资源分配需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采取政策手段助力科技新城的建设,保护市场制度,促进科技新城的发展,并打造以科技新城为核心的创新源和经济增长极,为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第二,构筑以产城融合为核心的科技新城发展模式,加强科技新城与当地的产业联系,科技新城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土壤和物质基础,同时保证高品质的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促进产城融合;第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发展的重点,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新城的良性共生发展;第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选择优势产业,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郭子铭[2]（2021）在《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研究（1959-2020）》文中研究指明研究三角区是美国三大科研中心之一,是北卡罗来纳州高科技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推动北卡罗来纳州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20世纪50年代,北卡罗来纳州的三大支柱性产业——烟草业、纺织业、家具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落,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对此,1959年,北卡罗来纳州决定成立研究三角区,调整本州的经济发展重点和产业结构,从而成功地促进了北卡罗来纳州经济的繁荣发展。研究三角区的出现不仅推动该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对北卡罗来纳州、南部地区和美国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以研究三角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探讨研究三角区的发展历程和其获得成功的原因等内容。本文的脉络可概括如下:绪论部分概述国内外学者对北卡罗来纳州和研究三角区的相关研究。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二战前北卡罗来纳州的经济发展情况,着重阐述烟草业、家具业和纺织业在该州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主要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分析研究三角区创建的背景,叙述北卡罗来纳州各界所作出的贡献。第三部分重点探讨研究三角区自建立以来的发展过程。第四部分概括研究三角区的影响以及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其在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历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繁荣发展的原因。通过对研究三角区发展历程的研究和分析,发现其能从落后的农业区发展成重要的科研中心和经济发展引擎,研究三角区无论是在哪一个发展阶段,都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因此,在总结研究三角区的发展历程,分析其获得成功的原因时,都需要重点关注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对该区域的作用与影响。研究三角区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以及其成功经验,为我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新区以及科技园区提供经验借鉴和参考,促进我国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加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
刘洋[3]（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张芳[4]（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邵冰[5]（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刘伟岩[6]（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指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赵鑫[7]（2020）在《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异常迫切。为了应对这种需求,我国自2014年起成立了数量众多、总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基金。希望通过政府投资基金这一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各自优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起兼容宏观战略目标和微观效率机制的投资策略体系,并完善相应的财政支持机制,以最小化政府干预的成本,最大化政府投资基金的干预收益,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和经济效应。而以往的研究或偏重于宏观战略的探讨、或偏重于微观效果的分析,缺乏宏观目标与微观机制相融合的分析视角。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的研究,将财政的宏观策略目标与基金的微观效率目标相统一,建立起目标清晰、路径明确的投资策略和财政支持体系,为更好的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进行一些有益探索。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正是因为市场失灵的存在,才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纠正市场失灵。尤其是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更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形成合力,突破关键领域的发展瓶颈。政府投资基金则是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在基金运作中,要实现宏观战略与微观效率的兼顾,就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投资策略体系,而这一策略体系要得到有效的执行,离不开完善的财政支持机制。本文从投资方向、投资方式和投资时点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模型,并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结果有力的印证了理论模型的有效性。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美国经验的深入对比分析,指出财政支持机制是保证投资策略能够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而这方面也正是中国政府投资基金面临的短板,急需完善相关机制。结合理论、实证和美国经验的分析,本文对目前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财政支持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总结,并对导致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通过投入产出模型、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方向策略的有效性。即政府投资基金应该以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为宏观策略目标,投资于带动效应强、市场失灵显着、社会综合收益高的产业。实证分析显示,政府投资基金对具有较强带动效应的产业进行投资后,切实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用是其他财政支出方式所不具有的。2、通过分阶段、分行业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方式策略的有效性。即政府投资基金在政府干预成本低、社会总收益高的领域,应该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干预成本高、社会总收益高的领域,应该采取间接投资的方式。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投资基金采取间接投资方式取得的效果更好,尤其是混合所有制的管理人具有最优的投资效果,应给予重点支持。3、通过分阶段效果回归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时点策略的有效性。即财政应在经济实现低水平均衡后加强对政府投资基金的资本和机制支持力度,通过政府投资基金的积极投资带动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回归结果显示,在经济实现低水平均衡后,政府投资基金对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都更显着。4、通过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三维度投资策略的合理性,并指出财政支持机制的重要性。通过分析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成功经验和A基金的失败教训,验证了遵循本文所提出的投资策略,是实现政府投资基金宏观战略目标和微观效率目标的重要保障。通过对两只基金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指出财政支持机制是保证投资策略能够得以切实执行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建立了兼容宏观战略与微观效率的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体系。2、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策略体系的合理性、可行性,为财政创新投入方式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撑。3、从建立、完善现代财政制度的高度,提出了系统性完善财政支持机制、优化投资策略的政策建议。
刘明[8]（2020）在《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深刻认识到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随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2016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为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方向。从理论上来讲,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影响、支持和引导的结果。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不参与创新活动,不出台创新政策。创新政策是近年来各国为促进创新发展而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创新政策及其相关体制机制与战略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抓手和路径,也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创新激励和引导的重要手段。根据新时代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通过创新政策促进创新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对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政策进行总结,并探讨创新政策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与模式,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指导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以2006年中国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总结中国创新政策及其体系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及效果,进而参考借鉴典型创新型国家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创新政策的方向及提高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明晰创新政策的概念,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而明确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有助于理解创新政策的目标、对象及不同创新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广义的创新政策是指为营造有益创新的环境,引导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激励其进行创新投入、提高创新水平与绩效,从而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应对重大挑战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其政策体系主要由六个政策集构成:创新要素政策、创新主体政策、产业创新政策、区域创新政策、创新网络政策及创新环境政策。创新政策是与创新理论及创新实践协同发展的。创新理论的迭代会驱动创新政策的演进,创新政策的演进会影响创新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实践的发展又会为理论和政策的完善提供反馈。因此,研究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发展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提炼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中国模式。中国创新政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4年为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即以科技政策重构国家科研体系与科技体制的阶段;1995-200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即以创新政策打通创新链、酝酿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2006-201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即以创新政策建设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2016年至今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即以创新政策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从国家层面来看,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政策以保障其有效推进。考察其是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哪类创新政策的效果更好,将为进一步提升创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与针对性提供参考。本文对2006年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并对比了创新政策作用于不同类型城市与企业的效果差异,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在城市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创新政策对中心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弱于非中心城市。在企业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从产出水平来看,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同时,本文使用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总体而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吸引和培养人才的相关政策对企业作用效果最为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较弱。本文还对各类创新政策作用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并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其结论将为我国各类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有益参考。另外,本文对典型创新型国家的相关创新政策进行了分析借鉴。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美国创新战略与德国高技术战略,并对其顶层设计下的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比对和参考。其后,对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梳理,明确了高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在构建科技金融环境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本文还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进行了详述,并总结了创新政策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最后,基于对中国创新政策实践的总结与体系的梳理以及实证测度下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本文论证了创新政策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描绘了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其作用效果。本文的结论肯定了创新政策在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为其后续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向上的参考。
温嘉瑜[9]（2020）在《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比较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比较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湾区作为一国开放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不仅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形态,更代表着一种更具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模式。2015年3月,国家颁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计划,在国家战略层面首次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由此粤港澳大湾区开始逐渐被公众知晓,湾区竞争力也逐渐被关注。2018年初以来,美国对中国开启了“技术遏制”,对中国的科技公司进行打压,让中国更加清楚意识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使中国明白只有加强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才能更好地提升整体竞争力,从而提高全球经济发展的控制能力和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美国湾区发展时间早,湾区发展经验丰富,旧金山湾区更是美国高端制造业转型的标杆,长期以来在科技创新领域掌握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虽然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同时具有不同的制度和国家特性,因此中美湾区在发展路径、战略谋划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但从制度路径来看,结合国家竞争力理论和湾区特殊的战略地位,中美湾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比性。此外,将中美湾区进行竞争力比较有利于中国湾区找到自身发展的优势和不足,为尚在发展初期的中国湾区寻求一条符合国情、合理有效的发展道路。本文首先梳理了与湾区和竞争力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对中美湾区的发展现状进行阐述,以制度作为研究路径,构建中美竞争力比较指标和模型设计;其次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方法,从制度、经济、科技和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对中美湾区进行竞争力比较。并以华为公司和苹果公司作为中美湾区的两大代表企业,进行创新领域的案例分析;最后结合比较结果,总结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的优势和不足,并对中国湾区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中国湾区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将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区域资源整合发展的新思路,也是打破中国创新水平不高的优先路径。因此,借鉴世界一流湾区的发展经验,规避世界一流湾区在目前发展中遇到的阻碍,有利于中国在湾区建设上实现”弯道超车”。从而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为我国提升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带动我国新兴制造产业转型发展和新经济的纵深发展,助推“中国制造2025”目标的实现,进而引领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转变。
安一康[10]（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政策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美科技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特朗普上台后,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不断的调整对华的科技政策。特朗普出于对中国科技实力提升的担忧和迎合美国国内的政治诉求,开始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打击,人工智能领域、网络安全领域、通信技术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频繁的受到特朗普的打压与制裁。特朗普的科技政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美的双边关系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将以“特朗普对华科技政策为框架”论证特朗普政府上台执政后,对华科技政策的内容、原因、影响以及对中国政府的启示。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讨论特朗普对华科技政策提出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综述。第二章对特朗普的科技政策进行概念梳理,厘清科技政策、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政策的关系,并对之前的历届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政策进行梳理。第三章是全文的核心部分,将结合三个案例着重分析特朗普对华科技政策的内容即: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限制中方企业对美投资;对华构筑技术壁垒。第四章主要是从中国视角和美国国内的视角来分析特朗普对华科技政策的原因: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长引起了特朗普的担忧。二、特朗普为了迎合国内反华势力的政治诉求。第五章作者将会深入讨论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的启示,包括中国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等。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特朗普对华科技政策是因为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担忧和国内的政治需求而采取的对华科技遏制,这将会使得中美关系进一步的复杂化。
二、美国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和篇章安排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研究的发展回顾 |
| 2.1.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的提出和早期研究 |
| 2.1.2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发展和后期实证研究 |
| 2.2 区域政策和创新研究的发展回顾 |
| 2.2.1 创新集群研究进展 |
| 2.2.2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进展 |
| 2.2.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进展 |
| 2.3 开发区和科技新城研究的发展回顾 |
| 2.3.1 产城融合研究进展 |
| 2.3.2 开发区与高新区研究进展 |
| 2.3.3 科技新城研究进展 |
| 2.4 研究评述 |
| 3 科技新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3.1 科技新城开发建设模式的理论基础 |
| 3.1.1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的定义与内涵 |
| 3.1.2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区域经济学分析 |
| 3.1.3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生态经济学分析 |
| 3.2 科技新城的开发类型和核心主体 |
| 3.2.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 |
| 3.2.2 科技新城核心主体 |
| 3.3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类型的选择机理 |
| 3.3.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依据 |
| 3.3.2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方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国内外科技新城案例研究 |
| 4.1 国外模式借鉴:美国硅谷科技新城 |
| 4.1.1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优势条件 |
| 4.1.2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经验分析 |
| 4.2 国外模式借鉴:日本筑波科学城 |
| 4.2.1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发展条件 |
| 4.2.2 日本筑波科学城与硅谷比较 |
| 4.2.3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经验分析 |
| 4.3 国内模式借鉴:杭州未来科技城 |
| 4.3.1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规划布局 |
| 4.3.2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运行机制 |
| 4.3.3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优劣势分析 |
| 4.3.4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总结分析 |
| 4.4 国内外模式对比启示 |
| 4.4.1 国内外模式对比分析 |
| 4.4.2 国内外模式对比的相关启示 |
| 5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与空间联系格局研究 |
| 5.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分析 |
| 5.1.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构建 |
| 5.1.2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结果分析 |
| 5.2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研究方法 |
| 5.2.1 核密度分析 |
| 5.2.2 科技新城空间联系网络模型 |
| 5.2.3 数据来源 |
| 5.3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及和核密度特征 |
| 5.3.1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 |
| 5.3.2 科技新城集聚的核密度分析 |
| 5.4 科技新城的空间联系特征 |
| 5.5 科技新城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研究 |
| 6.1 地市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 6.1.1 理论假说 |
| 6.1.2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6.1.3 结果分析 |
| 6.2 省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 6.2.1 理论假说 |
| 6.2.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2.3 描述性分析与平稳性检验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科技新城与企业共生绩效研究 |
| 7.1 研究设计 |
| 7.2 变量说明与指标选取 |
| 7.3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7.4 共生绩效的时间效应分析 |
| 7.4.1 经济集聚的时间效应分析 |
| 7.4.2 人才吸引的时间效应分析 |
| 7.4.3 产出提升的时间效应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
| 7.5.2 反事实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研究 |
| 8.1 理论假说的提出 |
| 8.2 模型、方法与数据 |
| 8.2.1 空间杜宾模型 |
| 8.2.2 变量说明 |
| 8.3 实证检验 |
| 8.3.1 整体回归结果 |
| 8.3.2 分区域回归结果 |
| 8.3.3 分城市群回归结果 |
| 8.3.4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研究（1959-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选题重难点和创新点 |
| (一)选题重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20 世纪50 年代前的北卡罗来纳州 |
| 第一节 美国内战前北卡罗来州的经济发展 |
| 一、种植园经济的兴起与发展 |
| 二、传统制造业的初步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内战后到二战前北卡罗来纳州的经济发展 |
| 一、烟草业 |
| 二、家具业 |
| 三、纺织业 |
| 第二章 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设想的酝酿 |
| 第一节 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建立的原因 |
| 一、经济层面的因素 |
| 二、社会层面的因素 |
| 三、其他因素 |
| 第二节 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创意的提出与成型 |
| 一、研究三角区设想的提出 |
| 二、创建研究三角区的筹备工作 |
| 第三章 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的早期建设 |
| 一、少数机构和企业的进驻 |
| 二、桑福德州长的教育政策 |
| 第二节 大型企业分支机构与政府共同影响下的繁荣发展 |
| 一、研究三角区的繁荣发展表现 |
| 二、研究三角区繁荣发展的原因 |
| 第三节 面临诸多挑战的21 世纪 |
| 一、2008 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
| 二、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 |
| 三、小型和初创企业的发展 |
| 四、中心园区发展计划 |
| 第四章 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的影响与经验教训 |
| 第一节 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的影响 |
| 一、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二、对北卡罗来纳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三、对南部、东海岸、美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
| 第二节 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的发展困境与挑战 |
| 一、发展早期的困境(1959-1965) |
| 二、发展中期的难题(1965-1990) |
| 三、经济全球化时期的挑战(1990-至今) |
| 第三节 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的经验教训 |
| 一、合适的发展战略计划 |
| 二、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 |
| 三、重视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建设 |
| 四、需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2.1 理论假设 |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 7.2.4 假设检验 |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主题与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一般风险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研究 |
| 1.2.2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研究 |
| 1.2.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与产业政策 |
| 1.2.4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与技术经济 |
| 1.2.5 政府投资基金与财政支持机制 |
| 1.2.6 文献评述 |
| 1.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 |
| 1.3.1 市场失灵理论 |
| 1.3.2 财政相关理论 |
| 1.3.3 政府失灵及委托代理理论 |
| 1.3.4 政策性金融理论 |
| 1.3.5 理论评述 |
| 1.4 主要概念界定 |
| 1.4.1 政府投资基金的概念 |
| 1.4.2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概念 |
| 1.4.3 财政支持机制 |
| 1.5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本文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2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现状分析 |
| 2.1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设立情况 |
| 2.1.1 我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总量及结构情况 |
| 2.1.2 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的设立及分类情况 |
| 2.2 财政对政府投资基金的支持机制现状 |
| 2.2.1 财政对政府投资基金的出资支持 |
| 2.2.2 其他配套支持机制 |
| 2.2.3 政府投资基金相关支持部门现状 |
| 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三维度分析 |
| 3.1 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 |
| 3.1.1 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的宏观策略模型 |
| 3.1.2 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的微观机制模型 |
| 3.1.3 投资方向的宏观策略内涵 |
| 3.1.4 投资方向的微观策略内涵 |
| 3.2 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 |
| 3.2.1 投资方式的模型构建 |
| 3.2.2 投资方式的宏观策略内涵 |
| 3.2.3 投资方式的微观策略内涵 |
| 3.3 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 |
| 3.3.1 不同水平生产模型的构建 |
| 3.3.2 宏观策略层面的投资时点内涵 |
| 3.3.3 微观策略层面的投资时点内涵 |
| 3.3.4 低水平经济均衡的判断依据 |
| 4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实证分析 |
| 4.1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分析 |
| 4.1.1 高带动效应产业分析 |
| 4.1.2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方向的特点分析 |
| 4.1.3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方向的宏观效果分析 |
| 4.2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分析 |
| 4.2.1 数据的分类处理 |
| 4.2.2 模型与变量设置 |
| 4.2.3 回归结果 |
| 4.2.4 对回归结果的分析 |
| 4.3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分析 |
| 4.3.1 对经济均衡水平的研判 |
| 4.3.2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时点的微观效果分析 |
| 4.3.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时点的宏观效果分析 |
| 4.4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效果评价的案例分析 |
| 4.4.1 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成功案例分析 |
| 4.4.2 基金的失败案例分析 |
| 4.4.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效果评价 |
| 4.5 财政支持机制对投资策略的影响分析 |
| 4.5.1 财政支持机制影响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 |
| 4.5.2 财政支持机制影响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 |
| 4.5.3 财政相关机制变化影响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 |
| 4.5.4 财政的公共性是投资策略得以切实执行的机制保障 |
| 4.5.5 财政的资本动员机制是提升投资策略效果的物质保障 |
| 5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经验借鉴 |
| 5.1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分析 |
| 5.1.1 DARPA计划的投资方向 |
| 5.1.2 SBIC计划的投资方向 |
| 5.2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分析 |
| 5.2.1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间接投资策略 |
| 5.2.2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直接投资策略 |
| 5.3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分析 |
| 5.3.1 美国经济达到低水平均衡的宏观指标 |
| 5.3.2 美国经济达到低水平均衡的产业结构指标 |
| 5.4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监管与支持机制分析 |
| 5.4.1 DARPA计划及其监管与支持机制 |
| 5.4.2 SBIC计划及其监管与支持机制 |
| 5.5 中美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对比分析 |
| 5.5.1 中美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相同点 |
| 5.5.2 中美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支持机制的不同点 |
| 5.6 美国经验对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借鉴意义 |
| 5.6.1 投资于市场失灵明显并且社会综合收益高的领域 |
| 5.6.2 提高财政资金投入强度并实现差异化出资安排 |
| 5.6.3 采取信息成本最低的投资方式 |
| 5.6.4 在经济实现低水平均衡后才进行大规模投资 |
| 5.6.5 建立完善的基金支持机制 |
| 6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及财政支持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6.1 政府投资基金存在的问题 |
| 6.1.1 投资方向不当导致投资策略执行偏差 |
| 6.1.2 直接投资方式占比过高与成功经验不符 |
| 6.1.3 基金部门化和同质化降低了投资策略的有效性 |
| 6.1.4 单只基金规模过大造成忽视投资策略经济性的压力 |
| 6.2 财政支持机制存在的问题 |
| 6.2.1 相关配套支持机制的碎片化 |
| 6.2.2 资本动员机制缺乏稳定性和带动性 |
| 6.2.3 缺乏政策之间的统筹协调 |
| 6.3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3.1 转轨中部门和局部利益尾大不掉导致战略扭曲 |
| 6.3.2 深化财政制度改革不到位 |
| 6.3.3 基金预算绩效管理措施不到位 |
| 6.3.4 基金立法不健全且执行机构缺失 |
| 7 完善财政支持机制优化投资策略的思路与建议 |
| 7.1 以现代财政制度为统领建立通盘的政府投资基金体系 |
| 7.2 以财政全域治理理念建立常态化的财政支持机制 |
| 7.2.1 建立现代政府投资基金预算制度 |
| 7.2.2 加强财政对政府投资基金的差异化投入力度 |
| 7.2.3 落实财政绩效管理机制 |
| 7.2.4 理顺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关系 |
| 7.3 由财政部牵头建立政府投资基金监管体系 |
| 7.3.1 部际协调监管模式 |
| 7.3.2 组建政策性金融监管委员会模式 |
| 7.3.3 建立统一规范的基金管理制度 |
| 7.4 优化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 |
| 7.4.1 细分与整合现有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 |
| 7.4.2 缩小单只基金的资金管理规模 |
| 7.4.3 降低国家级基金直接投资方式的比重 |
| 7.4.4 改变部门各自为政的基金设立方式 |
| 7.4.5 动态优化掌握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 |
| 7.5 建立科技银行创新财政投入方式 |
| 7.6 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相关政策的统筹协调 |
| 7.6.1 加强制度统筹协调 |
| 7.6.2 加强政策执行协调 |
| 7.6.3 加强人员交流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
| 2.1 创新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发展 |
| 2.1.1 马克思关于创新的思想 |
| 2.1.2 熊彼特与波特的创新理论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论 |
| 2.2 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2.1 创新政策产生的理论根源 |
| 2.2.2 创新政策实践的理论依据 |
| 2.2.3 中国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3 创新政策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创新政策概念研究 |
| 2.3.2 创新政策分类与体系研究 |
| 2.3.3 创新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 |
| 2.3.4 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现状与问题研究 |
| 第3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与发展 |
| 3.1 创新政策的内涵及体系结构 |
| 3.1.1 创新政策的内涵 |
| 3.1.2 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 |
| 3.2 中国创新政策的历史沿革 |
| 3.2.1 中国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 |
| 3.2.2 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 |
| 3.2.3 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 |
| 3.2.4 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 |
| 3.3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特点及存在问题 |
| 3.3.1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3.3.2 中国创新政策的特点 |
| 3.3.3 中国特色创新政策及其工具 |
| 3.3.4 中国创新政策的实施环境及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与评价 |
| 4.1 中国创新政策对创新水平影响的机制分析 |
| 4.1.1 问题的提出 |
| 4.1.2 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1.3 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2 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分析 |
| 4.2.3 结论与启示 |
| 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实证分析 |
| 4.3.3 结论与启示 |
| 4.4 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4.1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2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行业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4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区域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5 结论与启示 |
| 第5章 典型创新型国家创新政策的实践及其借鉴 |
| 5.1 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5.1.1 美国创新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2 德国高技术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3 中国对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借鉴 |
| 5.2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 |
| 5.2.1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5.2.2 以色列科技金融政策 |
| 5.2.3 中国对以色列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借鉴 |
| 5.3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
| 5.3.1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 |
| 5.3.2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方法 |
| 5.3.3 中国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方法的借鉴 |
| 第6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 |
| 6.1 健全科技人才发展机制 |
| 6.1.1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的全链条支持 |
| 6.1.2 促进科技人才的引进与交流 |
| 6.1.3 完善创业人才培养与智库机制 |
| 6.2 完善支持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 |
| 6.2.1 健全科技管理体制 |
| 6.2.2 促进基础设施条件的开放共享 |
| 6.3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 6.3.1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
| 6.3.2 强化孵化器市场导向运作 |
| 6.3.3 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 |
| 6.3.4 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6.4 加快构建包容创新的机制环境 |
| 6.4.1 优化科技金融与税收环境 |
| 6.4.2 加强科普与科技奖励 |
| 6.4.3 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比较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比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湾区竞争力理论基础与湾区发展分析 |
| 第一节 湾区内涵与国家间竞争力比较的逻辑 |
| (一)湾区概念的界定分析 |
| (二)湾区竞争力比较与国家间竞争的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国家竞争力理论对湾区竞争力研究的借鉴 |
| (一)竞争力的定义与湾区可比性 |
| (二)国家竞争优势四阶段与中美竞争 |
| (三)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对比 |
| (四)湾区竞争力内涵与特性 |
| 第三节 美国湾区的发展分析——以旧金山湾区为例 |
| (一)旧金山湾区发展历程分析 |
| (二)旧金山湾区发展的优势 |
| (三)旧金山湾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四节 中国湾区的发展分析——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
| (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历程分析 |
| (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优势 |
| (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挑战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比较模型构建与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模型构建原则 |
| (一)湾区整体的系统性原则 |
| (二)湾区动力的机理性原则 |
| (三)研究路径的主要性原则 |
| 第二节 中美两国湾区指标体系设计 |
| (一)湾区制度因素指标 |
| (二)湾区经济因素指标 |
| (三)湾区科技因素指标 |
| (四)湾区国际合作因素指标 |
| 第三节 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比较分析 |
| (一)中美两国湾区制度层面比较分析 |
| (二)中美两国湾区经济层面竞争力比较分析 |
| (三)中美两国湾区科技层面竞争力比较分析 |
| (四)中美两国湾区国际合作层面竞争力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中美两国湾区比较的案例分析 |
| (一)旧金山湾区案例分析:苹果公司 |
| (二)粤港澳大湾区案例分析:华为公司 |
| (三)湾区企业案例分析启示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湾区与中国湾区竞争力比较结论 |
| 第一节 美国湾区竞争力的优势与不足 |
| (一)美国湾区的竞争力优势 |
| (二)美国湾区的竞争力不足 |
| (三)美国湾区竞争力的小结 |
| 第二节 中国湾区竞争力的优势与不足 |
| (一)中国湾区的竞争力优势 |
| (二)中国湾区的竞争力不足 |
| (三)中国湾区竞争力的小结 |
| 第三节 美国湾区与中国湾区竞争力比较的启示 |
| (一)在制度上建立完善的湾区协调机制 |
| (二)在经济上推动国际化金融制度建设 |
| (三)在科技上构建良好创新创业环境 |
| (四)在国际合作上加强制度安排和人才交流 |
| 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政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二章 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回顾 |
| 第一节 科技政策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美国对华科技政策回顾(1978-2016)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政策的内容 |
| 第一节 限制中资收购美国企业和技术 |
| 第二节 以美国出口管制条例为由限制中国企业 |
| 第三节 特朗普政府对华的5G政策内容 |
| 第四节 特朗普政府对华的知识产权政策分析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政策出台的原因 |
| 第一节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高科技实力的上升 |
| 第三节 美国国内因素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中美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美国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D]. 徐乐怡. 浙江大学, 2021(01)
- [2]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研究（1959-2020）[D]. 郭子铭.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4]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5]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6]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7]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研究[D]. 赵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0(11)
- [8]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D]. 刘明. 吉林大学, 2020(01)
- [9]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比较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比较为例[D]. 温嘉瑜. 暨南大学, 2020(07)
- [10]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政策分析[D]. 安一康. 外交学院,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