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蚕业》2002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杨辉[1]（2021）在《陈渠珍与湘西地区农业发展研究（1920-1935）》文中提出
王松[2]（2020）在《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文中认为农业为立国之本,重农思想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山东自古为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关乎华北乃至全国稳定。研究山东农业近代化,对认识中国近现代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和传统三农的现代化转型,揭示转型历程中的时代性与过渡性质,具有理论意义;对梳理近代化历程起源与节点,廓清近代化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给中国近代化以准确历史定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凝炼农耕文明精华,探寻“乡村振兴”,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关照作用。本文使用民国时期史料汇编、报纸杂志、人物文集、回忆录和地方史志等原始史料,尤其是发掘征引了各类馆藏官方档案,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山东农业近代化进行了动态考察。并拟定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抓住从“西”到“东”和从“旧”到“新”历史发展趋势,以“变”字为关键,着力研究1860年到1937年山东农业改良的内容及发展过程。运用专题研究等手段,以时间为序,横向上以农业机构、农业科学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农业政策等方面为基点,呈现山东农业近代化的重点和特点。随着近代外国入侵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山东农业在中西文化、制度、观念等方面的互动中发生了近代化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科学化。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选种、种植、施肥、采集等技术并逐渐推广以提高产量。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影响虽未能完全消除,但随着时间发展,使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近代山东农业不可动摇的趋势;第二,体系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出现供销一体的现代生产模式,这一特征在乡建运动中尤为突出;第三,机械化。清末新政以来,山东新式农业机械开始逐步取代手工生产工具,西方农业机械的引进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纵观整个民国,虽然由于时局、技术等问题,机械化影响还未广遍农村,但其进程从总体上一直持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第四,商品化。随着卷入国际市场,山东农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区域专门化生产,农作物商品率进一步增加。在此过程中,山东农业近代化进程既对其作用,又受其影响。这一关系同列强侵略、国家主权等因素相糅合,最终构成了山东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复杂面相;第五,开放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突破省级联系的局限,与外国对接,从而使得山东农业得以面向世界。第六,观念上的开放。由于农业科学宣传和新式农业教育的影响,山东民众从最初敌视、畏惧外国群体与科学,逐步过渡到有保留的接触,最终积极引进、运用并宣传西方农业知识,并努力探寻适合山东发展的农业近代化方式。总体来看,山东农业近代化是从旧到新的过渡性变革。从农业法规、部门设置、教育制度的频繁变动到农业发展路径的激烈争论与主题变化,表现出时代性与不稳定性的辩证统一。此外,由于农业发展规律与外国干涉的影响,山东农业近代化分期较为明显。山东农业近代化始于外国传教士来鲁;清末新政开启了山东农业近代化的自主尝试;20世纪20年代起,山东农业发展路径不再单一借鉴日本发展模式,开始有意识的师法欧美。至韩复榘主鲁,山东农业近代化呈现出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局面,显示出山东农业的深入发展。山东农业近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它标志着山东农业领域对传统体系与制度的逐步批判,自此山东的小农经济格局得以进行改造;其二,它代表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山东经济领域的影响。农业利权与农业发展间关系,成为近代山东政府与社会共同探讨和努力完善的对象;其三,从保守到开放,昭示着山东逐渐融入近代世界农业体系;其四,从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显示出山东农业的巨大潜力;其五,山东传统农业精华在近代化过程中能与时俱进,其生命力及潜力,有力地证明了山东农业能够在近代历史巨变中走向新生。农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尽管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体制、经济等原因限制,山东农业发展不甚彻底,但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无疑是近代山东的卓越成绩。山东农业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山东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段鹏[3]（2020）在《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敦煌文书中保存的集中出现于九、十世纪的斋会文本,是反映当时宗教与社会生活互动的珍贵材料。文本中蕴含着当时敦煌人民看待社会、思索人生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透射出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与向往。斋会文本叙述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特殊意义:一是宗教史意义,体现出当时社会中三教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密教“禳灾护国”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斋会呈现出密教化特征。二是社会生活史意义,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主要体现在以岁时、农业诉求、灾害应对、疾病救赎等方面均举行相应的斋会。三是文化史意义,当时社会中盛行的正月燃灯、二月八游四门、七月十五追荐宗亲行事,至今在地方社会生活中仍有重要影响。文本中呈现的诸如“出忠于国,入孝于家”的思想,以及面对疫情灾害时“疫疠大行,是众生之共业”的集体责任意识,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宗尧[4]（2019）在《晚清书院史学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时期,在新旧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书院的类型也比之前大为丰富,除了以教授、传播程朱理学为主的理学书院,以训诂名物、考索典制为主的汉学书院外,还有以讲授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为主的新式书院和以传播基督教为主的教会书院,在上述书院中都有史学教育的存在。由于办学指向不同,这些书院的史学教育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就整体而言,理学书院的史学教育侧重于对史事中所蕴含“道义”的探求,史学教育显现出强烈的“道德性”和“劝谕性”;汉学书院的史学教育侧重于对史籍及史实内容的审证考辨,史学教育显现出浓厚的“求实性”和“学术性”;新式书院由于重视用历史经验来解决现实问题,其史学教育的“应用性”比较突出;而教会书院由于只是把史学教育作为方便其传教的一项工作,故其史学教育的“知识性”较为明显。本文主要运用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来展现上述各类型书院史学教育的不同特点。文章主体部分由五章组成,第二章主要介绍晚清时期书院与史学教育的发展概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分别考察晚清政治局势、学术风气和文教政策对书院及其史学教育发展的影响,同时探究书院与中国传统史学教育和新式历史课程教育的关系,最后说明在理学、汉学、新式书院中分别选取河南明道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上海格致书院作为典型案例研究的动因。第三至六章主要介绍晚清河南明道书院以科举应试、涵养德行和自强救世为指向的史学教育,四川尊经书院以史籍评析、史实考证和历史评论为主要内容的史学教育,上海格致书院以中西科技史、古代实用人才评论和边疆及域外历史地理为主要内容的史学教育以及教会书院的中国传统史学教育、新式中国历史课程教育和西洋史教育,并在分析它们史学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对其史学教育的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主要揭示晚清各类型书院史学教育在内容上所具有的共性和特性、晚清书院史学教育与先前时期书院史学教育的异同,最后对晚清书院史学教育在近代中国史学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整体评价。
李鹏鑫[5]（2018）在《近代重庆地区蚕丝生产与销售研究（1891-1937）》文中研究指明蚕丝业作为重庆地区一项历史悠久的家庭副业,除了增加农民收入外,还是政府税收的一项重要来源。1891年重庆开埠,重庆蚕丝业开始了它的近代化进程。20世纪初,重庆蚕丝业从传统的手工缫丝向机器缫丝转化。民国建立以后,重庆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缫丝业逐步发展,新式的缫丝工厂陆续建立,并且吸取了日本、意大利等国先进的缫丝技术,仿制或进口近代缫丝机器,时值生丝市场需求旺盛,重庆蚕丝业迎来了它的繁荣时代。1924-1925年,重庆缫丝界为谋求发展,改革经营方式,组织丝业公会,实行产运销联合经营。以重庆各铁机丝厂为骨干,以川丝集散口岸重庆为中心,联合重庆等地的丝帮和商帮,销售川丝,初步形成内外产运销网络,对重庆丝业生产和销售起了良好作用。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及重庆,国际生丝市场萧条,日本生丝大量倾销到重庆,重庆的生丝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同时民国政府金融秩序混乱,1931年,重庆的蚕丝业市场萎缩。重庆地方政府和重庆丝业界谋求振兴重庆蚕丝业,成立了川丝整理委员会;1933年,全国蚕丝改良委员会来重庆考察,对重庆地区蚕种进行改良;同年,重庆、江津等地11家民营丝厂在重庆成立大华生丝贸易公司,统一经营缫制、运销。1936年设立蚕桑改良场,蚕种制造场和蚕业指导所,蚕丝业生产有所回升。1937年,四川丝业公司在重庆成立,全面负责重庆蚕丝业制种、缫丝、运销。但是随着抗战爆发,重庆蚕丝业日趋衰落。
陈艳君[6]（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研究表明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胡丹婷[7]（2008）在《治理结构的选择与稳定 ——基于蚕茧交易的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治理（governance）就是构建秩序,目的是解决潜在冲突以实现共同利益。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是指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交易得以有效实现。研究治理结构,其实就是研究交易的制度安排。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对其中的混合治理,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在进一步深入。本文旨在对治理结构理论进行系统化,研究混合治理的内在稳定机制,以加深对复杂经济组织的理解。通过选择蚕茧交易来进行经验研究,深入混合治理的理论研究,拓展治理结构理论的应用研究。假设人是理性有限的并且是机会主义的,交易就需要治理。通过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等三个维度来分析交易的属性,选择与交易属性相匹配的治理结构,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实现一阶节约,这是交易的事前治理。市场治理、混合治理、科层治理分别适用于不同属性的交易。现实中,治理结构的选择有其内在规律。混合治理受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大,如果不能将不确定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混合治理有可能滑向市场治理或科层治理。通过重复交易和可信承诺,混合治理可以得到稳定。交易双方为稳定治理结构采取的措施,是交易的事后治理。由于蚕茧交易治理结构的不合理,中国蚕茧交易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蚕茧的供需平衡难以达成,蚕茧市场行情波动频繁而且波动幅度很大,市场上蚕茧求售无门和争相抢购的现象交替出现,带来茧丝绸行业的波动,甚至损害茧丝绸产业的发展。蚕茧交易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买方垄断造成卖方（农户）利益损失;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外部性带来效率损失;信息不对称造成逆向选择等。蚕茧大战是在蚕茧交易国家垄断的市场治理下爆发的,典型特征是多头抬价抢购,政府介入利益冲突。蚕茧大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其根源是蚕茧交易治理结构与其交易属性的不适应。蚕茧交易频率高,买方和卖方都涉及大量的专用资产;由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蚕茧交易的不确定性很高。通过问卷调查、典型案例和计算分析说明:①蚕茧交易的市场治理是低效率的,因为蚕茧交易的完全竞争市场无可避免地会走向政府规制下的买方垄断市场——低效率的市场治理;②在蚕业生产是农业生产,缫丝生产是工业生产的条件下,蚕业生产和缫丝生产的一体化没有存在空间,即缫丝生产和蚕业生产这两个生产环节之间不可能实现科层治理。③就交易属性来分析,蚕茧交易属性与混合治理是相匹配的,或者说,蚕茧交易混合治理比之于市场治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在蚕茧交易买方垄断和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不可能出现混合治理。因此政府不能维护公司的垄断地位,但同时对蚕茧交易又要有一定的规制。通过对日本、印度、巴西蚕茧交易治理结构的比较分析,发现日本蚕茧交易经历了市场治理、混合治理和三方治理,巴西实行混合治理,印度实行政府规制下的市场拍卖,蚕茧交易不存在科层治理。蚕茧交易混合治理是有效的,可以创造合作剩余。在混合治理稳定的条件下,蚕茧质量得到提高,而且能够稳定在一个高水平上。蚕农的收益增加,情绪稳定,对产业前景乐观。公司经营利润大大提高,原因是高质量的蚕茧降低了缫丝生产过程中的物耗、能耗,提高了工效,产出了高品位的生丝;同时,优质产品有利于公司创立品牌,在业界建立良好形象。不管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蚕茧交易混合治理经营得好的地方,蚕茧质量、缫丝厂利润和蚕农的收益都大大高于蚕茧交易市场治理下的业绩。由于经营规模的不对等,蚕茧交易混合治理必然由公司构建和运行,公司守信在先是稳定的先决条件。在合同是“附合合同”并且是不完全的情况下,公司拟定的合同被农户充分理解和接受,让合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是混合治理稳定的基础。公司构建的管理体系,在对农户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也起着甄别农户机会主义的作用。公司还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感情投资”等措施提高农户对公司的认同度,提高农户合作的概率。通过“以牙还牙”的重复博弈,合同户与公司的合作将越来越稳定。公司和农户专用资产的增加,将增加混合治理的稳定性。公司承诺保护价的作用,一是阻止农户退出交易,二是防止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蚕茧交易混合治理创造了合作剩余,公司对农户的超额支付,本质上是与农户分享合作剩余,目的是稳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以获取最大利润——基于长期的利润最大化。
蒋国宏[8]（2008）在《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研究（1898-1937）》文中研究说明养蚕业是江浙农民最重要的副业之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全国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养蚕有五要素,蚕种排在首位。晚清以降,江浙地区对蚕种进行了改良。蚕种改良既是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表征和橱窗,也是中国融入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折射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它的兴起与推进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现代农业科技引入、与农民结合以及农村社会变迁的新视角,也为我们开启了研究晚清和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新领域。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采用文献研究、个案分析等方法,以江浙地区为切入点,以当时国民政府着力最多、成效最着,又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影响极大的蚕种改良为研究对象,通过蚕种改良研究现代农业科技是如何逐步被引入国内并传播到农村的,农民是如何认知和接受现代农业科技的,社会各方对现代农业科技与农民的结合都有什么样的期盼,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达到了什么样的后果,在现代农业科技下乡的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阻力和困境,并就如何去化解这些矛盾提出自己的意见。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导言”部分简要介绍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及史料来源。在第一章“江浙地区的蚕业生产与土种产销”中,作者考察了蚕种改良兴起的背景及其必然性,认为,蚕丝业不仅曾对江浙地区的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当地农民的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江浙地区的蚕桑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农学裹足不前的同时,西方农业科技日新月异。由于土种的缺陷,加之缫制技术的落后,建立在传统农业技术基础上的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受到挑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日丝的较量中节节败退,在日益扩大的国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不断缩小,有着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蚕丝业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进行蚕种改良既是改善民生问题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民族工业,改变国际贸易状况,减少漏厄的当然要求。在第二章“从初识到并举——1898-1922年的江浙地区蚕种改良”中,作者提出,最初,由于对国际大势懵懂不清,对国际市场的变化缺乏了解,多数国人对蚕桑之利的丧失及应对之策浑然不知,置身对外贸易第一线的海关洋员康发达了解到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及中国蚕丝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找到了问题的结症,提出了学习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制造改良蚕种等主张。甲午战争使中国创深痛巨,民族危机的加深使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觉醒,他们对中国蚕丝外贸面临的严峻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日渐理解和开始接受康发达的建议。罗振玉等人的上海务农会首先进行实验,请来日本技师运用现代科技检测和去除蚕毒,制造改良蚕种。林启上书浙江巡抚要求建立新式学校,培育蚕种改良专门人才,并派青年赴日学习现代蚕业科技。他手创的蚕学馆和后来建立的江苏女子蚕业学校一方面运用现代科技制造改良蚕种,另一方面将现代制种技术传授给学生,并对毕业生在各地开办的新式蚕种场给予技术支持,为江浙地区蚕种改良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清光、宣之际,与日本积极改良蚕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腐败的清政府在蚕种改良方面殊少作为,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机遇。降至20世纪20年代,知识界、企业界以及政府对学习西方农业科技,进行蚕种改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逐步加深,并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蚕种改良,形成了多方并举的局面。其中教育机构和丝商团体成为推进蚕种改良的主力。政府虽也建立了育蚕试验场等机构,但经费短缺,管理滞后,因此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前,受国内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改良蚕种仍是纯种,本身质量尚待提高,与土种相比优势不太明显,农民因未受农业科技知识的洗礼,对改良蚕种了解不多,缺乏信任,尚处于观望阶段,加之落后的饲育方法,从而使改良的成效受到限制。在第三章“1923-1932年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中,作者指出,1923年,江苏女蚕校开始设立育蚕指导所,使之成为在农村灌输现代育蚕科技的基地。通过指导人员的努力,农民对改良蚕种的认同增加了,从内心开始予以接受。在此阶段出现了专业制种场,农业科技人员研制出了杂交蚕种,改良蚕种的抵抗力显着增强,而秋蚕种的制造也使农民从农业科技的发展中获益。原有的教育机关继续发展,新建的蚕业学校则为江浙两省蚕业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对科技下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不断增长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市场,改良蚕种制造人才的培育又使得蚕种场数量不断增加。随着产量上升,质量提高,价格下降,改良蚕种日益受到普通农民的欢迎。在这一时段的蚕种改良中,丝业资本家、地方绅士和国民政府均为蚕种改良做出了贡献。丝业资本家或者亲自设立蚕种场,制造改良蚕种,或者设立指导所,指导农民采用科学方法饲育改良蚕,或利用收购价格的杠杆来引导农民饲育改良蚕种。绅士则出钱出力,利用在农民中具有较高威望的优势,帮助在各地设立指导所,进行蚕业改良的宣传。南京国民政府以晚清和北洋政府前所未有的程度重视蚕种改良,不仅建立专门的蚕业研究试验和推广机关,而且颁布法律法规,明确改良蚕种的规格和技术标准,对改良蚕种的生产和销售,对改良蚕种制造商的资质提出要求,对不法制种商人进行打击,还对农民进行识别假冒伪劣蚕种的教育,逐步成为改良的主要力量。尽管国际市场依然变幻莫测,但在1923年至1931年间,江浙地区出现了改良种场纷纷创建,改良事业逐步推进的局面。第四章“危机与应对:统制经济下的蚕种改良”主要研究了1933-1937年间本地区的蚕种改良。文章认为,1931年后,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人造丝的冲击,加之天灾人祸的并发使中国蚕丝业陷入困境。为了应对危机,振兴丝业,复兴农村,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南京国民政府自1933年起逐步实行了蚕业统制,希望运用行政手段推进蚕种改良。他们在江、浙两省设立了蚕桑改良模范区或改良区,在育蚕中心区域设立指导所,强制或引导农民使用改良蚕种,并用茧行统制来对农民施加影响。由于农民原先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因此从外部引入实属无奈之举,但却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在“科技下乡”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农民的心理特点、思维习惯,并使农民在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的同时,在经济上得到科技带来的实惠,从而由衷地认同新技术;与此同时,政府应切实履行行政职能,创造良好的社会和政策环境。1933年在浙江发生的历时数旬,地跨三县的农民反对取缔土蚕种风潮充分说明了现代农业科技在农民中扎根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表明这是一个需要各方齐抓共管、协调努力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需要具备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条件的长期的过程。在第六部分“余论”中,作者首先对蚕种改良的绩效进行了评估,认为蚕种改良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尽管我国改良种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但蚕茧的质量和产量均有所提高,品种混杂的问题得到解决,农民收入因此增加,也为民族缫丝业的发展和生丝出口的增长作出了贡献。从全国的情况看,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走在了前列,为其他地区的改良提供了范例。接着,文章对1937年之后本区的蚕种改良进行了探讨,指出,正当江浙地区蚕种改良事业稳步推进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江浙蚕区亦为战火殃及,农村经济趋于萎缩,改良种的生产与推广均受到严重破坏。8年抗战期间,日本在江浙沦陷区内实行了蚕种统制,国民政府在浙东山区整合原有蚕业改进力量,继续进行蚕种改良,但由于政局动荡,正常的蚕业生产和经营无法进行,科研活动缺乏应有的条件,改良种不能正规生产,于是,农民自制土种死灰复燃,蚕种改良事业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恢复了蚕种统制,并采取了一些扶持措施,但由于多年战乱的摧残,国民经济近乎崩溃,各家蚕种场规模不大,改良蚕种产量很少,改良事业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显然,农业科技下乡,走进农村,与农民结合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时赟[9]（2007）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1897-1937）》文中研究指明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到清朝末年已处于内忧外患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地,在“农为富国之本”的呼声和重农思潮的推动下,实业学堂之一的农业学堂开始创办。从1897年中国第一所农业学堂的建立起,到1937年,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在经历了起步、转型、发展三个不同阶段的历史演变之后,基本上完成了近代化的历程。本论文在农业教育史研究相对薄弱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清末民国的相关资料,并借鉴中国农业史、农业科技史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史论结合的方法、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地展示出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脉络：分析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产生的动因,划分了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三个历史阶段,总结了其影响因素及其内在联系,专题研究了近代农业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留学生教育对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文章的落脚点放在了高等农业教育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社会职能上。本文还对近代成立最早具有鲜明特色的直隶农务学堂进行了个案研究,从个案分析的角度展示一所高等农业学堂发展变迁的全貌。通过研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外国的侵略、农业经济的衰败和中国对农业科技的迫切需求是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兴起的内外动因；农科留学教育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准备了高水平的师资和西方农业科学知识的储备；西方教育思想的引入和中国近代农业教育思想不断发展,推动和引导着高等农业教育的改革方向；三次学制的变革是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又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不同阶段的显着标志；农业推广的广泛开展和乡村教育的兴起使高等农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得到确立并付诸实践；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的推广,推动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使农业教育的近代化成为农业近代化的先决条件。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也是学习、借鉴先进国家农业教育经验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打上了效仿西方的深刻烙印,也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一个显着特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也是不断寻求高等农业教育如何为改良中国农业服务的过程,从农业推广的开展、社会服务职能的确立到乡村教育与建设运动的开展,高等农业教育在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挥得愈加明显。尽管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这一过程曲折而缓慢但是同时也取得了诸多显着的成就。如近代高等农业院校的规模和数量得到较快的发展,高等农业教育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具备了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近代农业教育家和农业科技人才,形成了丰富的近代农业教育思想；近代农业科学成果在农业改良中的应用,促进了农业的近代化转变,提升了高等农业教育的作用和地位,这一切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向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教育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得出指导我国当代农业教育实践的现实启示：第一,应加强对农业教育的重视与投入；第二,高等农业教育应通向农村,加强与“三农”的结合,在为“三农”服务中增长其生命力；第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应不断创新,才能推动农业的不断进步；第四,进行全方位的农业教育,加强农村基层实用人才的培养；第五,主动吸收和借鉴先进国家的农业教育模式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快速发展我国农业教育的有效途径。
吕顺长[10]（2007）在《清末中日教育交流之研究 ——以教育考察记等相关史料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注重挖掘和利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考证和论述、宏观和微观相兼顾的方式，着重对清末中国人的对日教育考察、留日学生、日本人的对华教育认识等中日教育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 （1） 关于清末中国人日本教育考察的研究：在从国内外图书馆收集大量中国人对日教育考察记的基础上，首先从宏观方面对中国人日本教育考察的特点、考察者类型以及日本教育考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关系等，结合各类考察事例进行了研究。在微观方面，《湖南提学使吴庆坻的日本教育考察》一章，主要利用笔者所发现的重要史料《日本东京各学校参观笔记》以及吴庆坻日本考察期间的家书等，着重对尚未被完全究明的清末提学使一行的日本教育考察日程及所听讲义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分析，并对吴庆坻的日本认识作了介绍；《张大镛及程恩培的日本教育考察》一章，以清末浙江所派遣的教育考察官员张大镛和程恩培所着的考察记《东瀛各校纪略》、《日本武学兵队纪略》和《东瀛观兵纪事》为线索，着重对他们的考察内容和考察经过进行了研究。此外，鉴于多数教育考察者在考察期间都有访书经历，而且他们所访求的书籍大多包含教育类书籍，故在附编中设《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日本访书活动》一章，对缪荃孙、罗振玉等人的日本访书内容的进行了整理和分析，探讨了清末考察官绅日本访书的特点。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认为：清末的大批赴日考察者，通过对日本教育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近代日本大胆借鉴西方，以教育为本，才使其走向了强盛之路；日本教育考察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刺激，使他们在考察归国后或大声疾呼改革传统教育以兴新学，或通过积极模仿日本近代教育而直接投身教育实践，从而使他们成了日本近代教育影响中国的最重要媒介。 （2） 关于留日学生的研究：本文将这一部分的研究局限于浙江留日学生。在利用留日学生监督处所发行的《官报》等史料制作《清末浙江留日学生名录》（附录二）的基础上，首先从宏观方面对清末浙江留日学生人数、生源组成和地区分布、学校和专业分布等进行了研究。在微观方面，《留日学生监督处〈官报〉及其史料价值》一章，除对留日学生研究的重要史料—留日学生监督处《官报》的收藏及其利用状况作了介绍外，着重以笔者新近发现的第1、2、4-7期《官报》为例，对《官报》的资料容量、栏目构成和史料价值进行了研究；《从〈官报〉看“五校特约”留学计划的成立过程及实施状态》一章，以《官报》为原始资料，对近代留日学生史的重要内容“五校特约”留学之计划的形成背景、过程、内容、实施状态以及浙江省的对应等进行了考察；《浙江早期留日学生》一章，对向来较少被重视的早期浙江留日学生的人数、派遣经过等进行了考证。《浙江留日学生与教育事业》一章，着重对浙江留日学生在学校教育和教育行政岗位上所作的贡献进行了考察。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认为：甲
二、《四川蚕业》2002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四川蚕业》2002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2）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农业问题: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基础 |
| 二、选题的价值、意义与作用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作用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史料出版 |
| (二)馆藏档案 |
| (三)学术成果 |
| (四)其它方面 |
| 四、学术要点 |
| (一)选题切入点 |
| (二)重点 |
| (三)难点 |
| (四)学术创新点 |
| 五、相关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主体界定 |
| 第一章 近代山东种植业发展述评 |
| 第一节 山东农业种植地域的专门化发展 |
| 一、土地占有状况与作物致诱性变迁 |
| 二、天灾人祸与农业种植专门化 |
| 三、专门化生产的成就与局限 |
| 第二节 山东农业种植的商品化发展 |
| 一、赋税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 二、交通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 三、农业商品化的局限 |
| 第三节 农业种植的科学化发展 |
| 一、化肥与农药的施用 |
| 二、水利灌溉的发展 |
| 三、农业机械的使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基督教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 第一节 传教士来源及其见闻 |
| 一、来鲁传教士的差会来源与发展概况 |
| 二、传教士眼中的山东农业 |
| 第二节 传教士的早期农业活动 |
| 一、优质品种的引进 |
| 二、推动副业发展 |
| 三、先进科学技术的宣传 |
| 第三节 乡建运动与农业现代化——以齐鲁大学为例 |
| 一、被教会忽视的山东农业 |
| 二、振兴农业的尝试 |
| 三、迟滞的进程——齐鲁大学农事活动的局限 |
| 小结 |
| 第三章 外国政府和团体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 第一节 外国在山东的农业活动 |
| 一、山东农业调查 |
| 二、外国的农业投资与援助 |
| 三、棉麦借款与山东农业 |
| 第二节 德日在青岛的农业建设 |
| 一、德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 二、日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 第三节 外国团体与山东农业:以山东华洋义赈会为例 |
| 一、组织架构与资金来源 |
| 二、赈济工作 |
| 三、农业活动 |
| 四、成就与局限 |
| 小结 |
| 第四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农业机构 |
| 第一节 农业部门的近代化发展 |
| 一、中央农业部门的近代化进程 |
| 二、山东地方农业部门的近代化沿革 |
| 三、山东农业部门近代化局限 |
| 第二节 山东基层农业机构建设 |
| 一、各级农事试验场沿革 |
| 二、农业部门人员构成 |
| 三、基层农业机构发展:以青岛为例 |
| 第三节 政府与农业活动:以青岛防治赤星病运动为视角 |
| 一、20 世纪30 年代青岛农业状况 |
| 二、运动发起及筹备 |
| 三、官民矛盾的形成 |
| 四、围殴村长事件与政府应对 |
| 五、官民矛盾的解决 |
| 小结 |
| 第五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教育机构 |
| 第一节 山东各级农业学校沿革 |
| 一、山东高等农业教育 |
| 二、山东初、中等农业教育 |
| 三、成就与局限 |
| 第二节 高等农业人才培养:以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中心 |
| 一、教员情况及管理 |
| 二、癸卯学制与学校生源 |
| 三、课程安排与学生管理 |
| 四、学业、就业、职业:由成绩表引发的审思 |
| 第三节 山东地方农业教育 |
| 一、士绅与山东农业学校 |
| 二、山东地方农校运行及学界反思 |
| 三、乡建运动与农业教育实践 |
| 小结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3）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盛行的背景及其表现 |
| 第一节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盛行的背景 |
| 一、中国古代社会重视祭祀的传统 |
| 二、佛、道二教对中国传统祭祀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
| 三、唐宋时期佛、道交涉与三教汇融 |
| 四、大乘佛教的影响与功德思想的盛行 |
| 五、密教兴起与在敦煌的传播 |
| 第二节 程式化:敦煌斋会盛行的文本表征 |
| 一、沟通凡圣:早期道教三官手书与敦煌道教斋会文本 |
| 二、唐代佛教斋文的书写与使用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中的替代形式 |
| 四、从写卷到“小册子”:九、十世纪斋文写本物质形态的变化 |
| 第三节 宗教生活:九、十世纪斋会与敦煌社会生活的互融 |
| 一、宗教与社会生活 |
| 二、《斋琬文》所见斋会概况 |
| 三、“小册子”所见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 |
| 四、九、十世纪敦煌斋会与社会生活的互融及其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四时顺序、风雨应时:岁时与斋会 |
| 第一节 福建新春:敦煌正月印沙、燃灯诸行事 |
| 一、新春正月祈福 |
| 二、正月印沙佛、塔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正月燃灯 |
| 四、安伞、旋城、赛天王 |
| 五、燃灯社、三长邑义:正月斋会的组织 |
| 第二节 游四门、行城:敦煌二月八行事及其宗教史意义 |
| 一、早期佛教经典中“游四门”叙事 |
| 二、行城、讲经:九、十世纪敦煌的二月八行事 |
| 三、幡花隘路:二月八行城中的幡 |
| 四、行像社、行像司:二月八行城的组织 |
| 五、文化象征与延续:西南边疆二月八“游四门”文献与行事 |
| 第三节 敦煌七月十五行事及其思想 |
| 一、“家家列馔,处处敷筵”:七月十五斋会的盛行 |
| 二、九、十世纪敦煌七月十五斋会行事 |
| 三、造幡绘像:敦煌七月十五日行事的多样 |
| 四、报恩行孝:佛教报恩思想与中国传统孝道的进一步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九、十世纪敦煌农事诉求与灾害应对 |
| 第一节 九、十世纪敦煌的蚕桑祈愿 |
| 一、唐前河西的蚕桑 |
| 二、农桑业在九、十世纪敦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
| 三、丝?倍获于常年:蚕农的祈愿 |
| 四、斋会文本所见九、十世纪敦煌的蚕桑养殖 |
| 第二节 蝗虫永散、不害于人民:蝗灾的禳除 |
| 一、古代河西走廊为主要的蝗灾区 |
| 二、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对蝗虫的认识 |
| 三、九、十世纪敦煌社会的蝗灾 |
| 四、从祭祀到禳除:九、十世纪佛、道二教于蝗灾的应对 |
| 第三节 农事斋文中的神只整合 |
| 一、牛王、马鸣菩萨:《蚕筵愿文》中的佛教诸神 |
| 二、女仙之宗:西王母于蚕桑业中的象征 |
| 三、各司其职:九、十世纪农事中神只的组合及其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贵生重命:疾病救赎与公共疫情应对 |
| 第一节 母子平安:难月与庆生祈愿 |
| 一、难月祈愿与救度 |
| 二、降生设斋与回谢 |
| 三、满月与生辰庆诞 |
| 第二节 设斋忏悔:斋文所见宗教对疾病的救赎 |
| 一、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患文》 |
| 二、佛为医王:《患文》所见佛教病因观及其救赎 |
| 三、《病差文》所见道教病因观及其救赎 |
| 四、设斋、抄经:病愈后的还愿 |
| 第三节 社会公共性疾病的应对 |
| 一、九、十世纪敦煌社会中“疫疠”流行及其祈愿 |
| 二、“城中灾疫疠”: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几次公共性疾病 |
| 三、归义军时期对于公共性疾病的认识与应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禳灾、护国与结坛:九、十世纪敦煌斋会密教化 |
| 第一节 结坛与《结坛文》 |
| 一、何谓结坛? |
| 二、护国禳灾:唐宋时期佛、道二教结坛法之异曲同工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结坛文》释录 |
| 第二节 敷佛像于四门: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构建 |
| 一、四门即沙州城四门?:敦煌斋会文本中“四门”的再认识 |
| 二、四门设像:《坛法仪则》与《坛图式稿》的对应 |
| 三、S.2139《金刚界曼荼罗简图》: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复原 |
| 四、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的密教化 |
| 一、九、十世纪密教在河西地区的弘传 |
| 二、护国、禳灾: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的密教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晚清书院史学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对书院教学内容的研究 |
| 1.2.2 对书院史学教育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2章 晚清书院与史学教育发展概况 |
| 2.1 晚清书院的发展概况 |
| 2.2 晚清史学教育的发展概况 |
| 2.3 晚清书院与史学教育的关系 |
| 第3章 晚清河南明道书院的史学教育 |
| 3.1 史学教育与科举应试 |
| 3.2 史学教育与涵养德行 |
| 3.3 史学教育与自强救世 |
| 3.4 小结 |
| 第4章 晚清四川尊经书院的史学教育 |
| 4.1 史学教育与史籍评析 |
| 4.2 史学教育与史实考证 |
| 4.2.1 对先秦、两汉史籍内容的考证 |
| 4.2.2 对四川地方史的考证 |
| 4.2.3 对其他史实的考证 |
| 4.3 史学教育与历史评论 |
| 4.3.1 对历史人物的评论 |
| 4.3.2 对历史事件的评论 |
| 4.4 小结 |
| 第5章 晚清上海格致书院的史学教育 |
| 5.1 中西科技史教育 |
| 5.1.1 工业科技史教育 |
| 5.1.2 农业科技史教育 |
| 5.1.3 历算与医学科技史教育 |
| 5.2 史学教育与古代实用人才评论 |
| 5.3 边疆及域外历史地理教育 |
| 5.4 小结 |
| 第6章 晚清教会书院的史学教育 |
| 6.1 中国传统史学教育 |
| 6.2 新式中国历史课程教育 |
| 6.3 西洋史教育 |
| 6.4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A |
| 表一:晚清四川尊经书院史学课题表 |
| 表二:晚清上海格致书院史学课题表 |
| 附录B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近代重庆地区蚕丝生产与销售研究（189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和研究方法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选题创新之处 |
| 1.4 选题的时间范围界定 |
| 1.5 选题的地域范围界定 |
| 2 近代重庆地区蚕丝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
| 2.1 开埠以前重庆蚕丝业的发展演变 |
| 2.2 开埠以后重庆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
| 2.2.1 设立蚕桑生产技术机构 |
| 2.2.2 蚕茧生产和桑树培育 |
| 2.3 重庆蚕桑教育的发展 |
| 2.3.1 官办蚕桑教育 |
| 2.3.2 民办蚕桑教育 |
| 3 重庆丝业的生产与销售 |
| 3.1 生产主体 |
| 3.1.1 民营企业 |
| 3.1.2 官僚买办资本 |
| 3.1.3 外资企业 |
| 3.2 销售主体 |
| 3.2.1 民间商业组织 |
| 3.2.2 官僚买办 |
| 3.2.3 外国洋行 |
| 4 影响生产与销售的因素 |
| 4.1 内部因素 |
| 4.1.1 丝捐税费繁重 |
| 4.1.2 生丝质量粗糙 |
| 4.1.3 缫丝资本不足 |
| 4.2 外部因素 |
| 4.2.1 外资掠夺严重 |
| 4.2.2 关税汇率波动 |
| 4.2.3 丝业市场萎缩 |
| 5 个案研究：合川蚕丝生产与销售考察 |
| 5.1 张森楷与四川蚕桑公社 |
| 5.2 蚕茧生产和桑树培育 |
| 5.2.1 蚕茧生产 |
| 5.2.2 桑树培育 |
| 5.3 合川蚕丝的生产与销售 |
| 5.3.1 缫丝工厂 |
| 5.3.2 销售组织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作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6）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 |
| 第一节 历史地理概况 |
| 一、社会历史概况 |
| 二、地理资源概况 |
| 三、商品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前近代皖南手工业概况 |
| 一、制茶业 |
| 二、纺织业 |
| 三、文房四宝业 |
| 四、其他行业 |
| 第三节 驱动因素 |
| 一、人地矛盾与生存压力 |
| 二、地方政府的提倡 |
| 小结 |
| 第二章 技术转型 |
| 第一节 技术的科学化 |
| 一、手工业文本的增长 |
| 二、制茶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三、纺织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四、文房四宝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第二节 技术传承方式的转变 |
| 一、传统学徒制概况 |
| 二、实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 |
| 四、私立静仁职业学校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生产设备的革新 |
| 一、传统生产工具的改良 |
| 二、新式动力设备的引进 |
| 三、向机器生产的转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组织形式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生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
| 一、家庭手工业 |
| 二、作坊、工场手工业 |
| 三、合作制手工业——以祁门茶叶合作社为中心 |
| 第二节 行业组织的演变 |
| 一、行会 |
| 二、同业公会 |
| 三、工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结构变革 |
| 第一节 机器工业冲击下逐渐衰落的行业 |
| 一、纺纱业 |
| 二、染料业 |
| 三、炼钢业 |
| 四、制丝业 |
| 第二节 被侵占部分市场而继续发展的行业 |
| 一、织布业 |
| 二、榨油业 |
| 三、造纸业 |
| 四、制烟业 |
| 第三节 未受到机器工业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的行业 |
| 一、概况 |
| 二、铁、铜、锡器制造业 |
| 三、竹木加工业 |
| 四、砖瓦业 |
| 五、陶瓷业 |
| 第四节 勉力维持的传统特色行业 |
| 一、徽墨业 |
| 二、宣纸业 |
| 三、舒簟业 |
| 四、罗经业 |
| 第五节 国际市场影响下的出口型手工业——以祁红为对象的考察 |
| 第六节 新兴手工业 |
| 一、针织业 |
| 二、铅石印刷业 |
| 三、皂烛业 |
| 四、火柴业 |
| 五、化妆品业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转型的特征 |
| 第一节 转型的迟缓——基于皖南与苏南的比较 |
| 一、差距之比较分析 |
| 二、原因之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近代转型的不平衡 |
| 一、地域的不平衡 |
| 二、行业的不平衡 |
| 三、生产者身份主体化与技术边缘化 |
| 四、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有限突破与多重障碍 |
| 第一节 手工业功能的拓展 |
| 一、后向联系农业 |
| 二、满足多元消费 |
| 第二节 多重障碍 |
| 一、天灾人祸 |
| 二、多方盘剥 |
| 三、观念制约 |
| 四、教育不振 |
| 小结 |
| 余论 |
| 一、手工业近代转型的最大瓶颈 |
| 二、近代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 三、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
| 后记 |
（7）治理结构的选择与稳定 ——基于蚕茧交易的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关于治理结构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户与公司交易的研究 |
| 1.2.3 关于蚕茧交易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安排 |
| 1.3.1 所用的理论 |
| 1.3.2 所用的方法 |
| 1.3.3 研究思路 |
| 1.3.4 内容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
| 2 治理结构的选择 |
| 2.1 交易的属性 |
| 2.1.1 人的行为与治理问题 |
| 2.1.2 交易 |
| 2.1.3 交易的维度 |
| 2.1.4 交易的种类 |
| 2.2 治理结构的选择 |
| 2.2.1 市场治理 |
| 2.2.2 三方治理 |
| 2.2.3 混合治理 |
| 2.2.4 科层治理 |
| 2.3 有效的治理结构 |
| 2.3.1 一阶节约 |
| 2.3.2 治理结构的特征 |
| 2.3.3 有效的治理结构 |
| 小结 |
| 3 治理结构的稳定 |
| 3.1 机会主义的动因 |
| 3.1.1 索取合作剩余 |
| 3.1.2 侵占可占用准租 |
| 3.2 重复交易下的稳定 |
| 3.2.1 单次交易的不稳定性 |
| 3.2.2 无限次重复交易的稳定性 |
| 3.2.3 有限次重复交易的稳定性 |
| 3.3 可信承诺下的稳定 |
| 3.3.1 可信承诺 |
| 3.3.2 可信承诺下的稳定 |
| 3.3.3 抵押模型 |
| 3.3.4 价格升水 |
| 小结 |
| 4 蚕茧交易的属性和市场失灵 |
| 4.1 蚕茧及其生产 |
| 4.1.1 蚕茧 |
| 4.1.2 蚕茧的种类和用途 |
| 4.1.3 蚕茧生产区域分布 |
| 4.2 蚕茧交易的属性 |
| 4.2.1 资产专用性 |
| 4.2.2 不确定性 |
| 4.2.3 交易频率 |
| 4.3 蚕茧交易的市场失灵 |
| 4.3.1 买方垄断 |
| 4.3.2 公共物品 |
| 4.3.3 外部性 |
| 4.3.4 信息不对称 |
| 4.4 案例分析:蚕茧大战 |
| 4.4.1 蚕茧大战状况描述 |
| 4.4.2 蚕茧大战特征分析 |
| 4.4.3 蚕茧大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5 蚕茧交易治理结构的选择 |
| 5.1 市场治理 |
| 5.1.1 市场治理与自由交易 |
| 5.1.2 来自调查问卷的证据 |
| 5.1.3 一个看似成功的案例——广西的蚕茧交易 |
| 5.1.4 完全竞争市场的困境 |
| 5.2 科层治理 |
| 5.2.1 缫丝生产后向一体化 |
| 5.2.2 蚕业生产前向一体化 |
| 5.3 混合治理 |
| 5.3.1 蚕茧交易混合治理的产生 |
| 5.3.2 蚕茧交易混合治理的形式 |
| 5.3.3 蚕茧交易混合治理的绩效 |
| 小结 |
| 6 蚕茧交易混合治理的稳定 |
| 6.1 稳定的基础 |
| 6.1.1 公司守信在先 |
| 6.1.2 合同被充分理解和接受 |
| 6.1.3 合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
| 6.2 重复交易下的稳定 |
| 6.2.1 管理体系的构建 |
| 6.2.2 认同度的提高 |
| 6.2.3 重复交易下的稳定 |
| 6.3 可信承诺下的稳定 |
| 6.3.1 专用资产 |
| 6.3.2 抵押 |
| 6.3.3 保护价 |
| 6.4 蚕茧交易混合治理存在性的讨论 |
| 小结 |
| 7 蚕茧交易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 |
| 7.1 日本 |
| 7.1.1 蚕丝业发展概况 |
| 7.1.2 蚕丝生产模式 |
| 7.1.3 政府对茧丝绸业的规制 |
| 7.1.4 蚕茧交易的治理结构 |
| 7.2 巴西 |
| 7.2.1 蚕丝业发展概况 |
| 7.2.2 蚕丝业生产模式 |
| 7.2.3 蚕茧交易的治理结构 |
| 7.3 印度 |
| 7.3.1 蚕丝业发展概况 |
| 7.3.2 蚕丝生产模式 |
| 7.3.3 政府对茧丝绸业的规制 |
| 7.3.4 蚕茧交易的治理结构 |
| 7.4 国际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7.4.1 制度环境对治理结构的影响 |
| 7.4.2 国际比较:制度环境的影响 |
| 7.4.3 对中国的启示 |
| 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实地调研简况 |
| 附录2:对蚕农的问卷调查 |
| 附录3:对蚕农、茧站、缫丝厂问卷调查总结 |
| 附录4:蚕茧保价收购合同 |
| 附录5:调研笔记——广东省始兴县金兴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 致谢 |
（8）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研究（189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农业科技改良的宏观研究 |
| (二) 关于蚕种改良的研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方法及史料来源 |
| 第一章、江浙地区的蚕业生产与土种产销 |
| 第一节、江浙地区蚕业生产的基本状况 |
| 一、历史悠久的江浙蚕桑业 |
| 二、近代以来江浙地区蚕桑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江浙地区土蚕种的生产与局限 |
| 一、江浙两省的土种产销 |
| 二、土蚕种的不足 |
| 第二章 从初识到并举──1899-1922年的江浙地区蚕种改良 |
| 第一节 蚕种改良兴起的背景考察 |
| 一、中国传统农学的停滞与西洋实验农学的崛起 |
| 二、现代蚕学的产生与传播 |
| 三、蚕种改良势在必行 |
| 第二节 蚕种改良的发轫 |
| 一、康发达的条陈 |
| 二、“夏夹季”的制造 |
| 三、务农会的宣传与实验 |
| 四、浙江蚕学馆的开办 |
| 第三节 蚕种改良的推进 |
| 一、制种场的设立与改良种的采用 |
| 二、蚕种改良人才的培养 |
| 三、丝商蚕种改良的实践: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成立及其成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1923-1932年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 |
| 第一节、蚕业教育、科研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 一、教育机关的发展与蚕业人才的培养 |
| 二、改良蚕种研究和推广机关的建立 |
| 第二节、改良蚕种的生产与推广 |
| 一、杂交种的生产与秋种的研制 |
| 二、蚕业指导所的建立 |
| 第三节、政府蚕种改良举要 |
| 一、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二、中央蚕业管理机构的设立 |
| 三、改良种场的建立与监管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危机与应对:统制经济下的蚕种改良(1933-1937) |
| 第一节、蚕种统制的背景 |
| 一、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
| 二、人造丝的冲击 |
| 三、20世纪30年代江浙蚕业的衰落 |
| 第二节、蚕种统制的实施 |
| 一、蚕种统制的实施 |
| 二、蚕桑模范(改良)区的建立 |
| 三、合作社的成立 |
| 四、茧行统制的实施 |
| 第三节 农民对现代科技的认知与回应──民国二十二年的浙江反对取缔土蚕种风潮 |
| 一、风潮的发生 |
| 二、风潮发生的原因 |
| 三、风潮后的补救和改进 |
| 第四节、蚕种统制的得失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1、江苏省取缔蚕种业暂行办法 |
| 2、江苏省蚕种统制办法 |
| 3、修正江苏省蚕业改进管理委员会蚕种统制办法 |
| 4、江苏省农矿厅关于提倡改良蚕种取缔劣种的布告 |
| 5、关于加强蚕种管理的通知 |
| 6、中华人民共和国蚕种管理暂行办法 |
| 7、江苏省蚕种管理办法 |
| 8、浙江省蚕种管理条例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一览表 |
| 后记 |
（9）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意义与概念的界定 |
| 1.2 研究的现状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起步的社会背景和动因研究 |
| 2.1 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成就与局限 |
| 2.1.1 中国古代农业教育成就 |
| 2.1.2 古代农业教育的特点与局限 |
| 2.1.3 向近代农业教育转型的必然性 |
| 2.2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转型的动因分析 |
| 2.2.1 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2.2 东西方农学的差异与中国对西方近代农学的认识 |
| 2.2.3 西方农业科技的传入与晚清农业教育思想的产生 |
| 2.3 农学会、报刊等对农业教育的宣传介绍 |
| 2.3.1 创办农业学术团体,倡导学习农业科学 |
| 2.3.2 创办农业报刊,介绍农业科学 |
| 2.3.3 农学书籍的译述 |
| 第3章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
| 3.1 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起步阶段(1897-1912) |
| 3.1.1 晚清兴农思想与兴学措施 |
| 3.1.2 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兴起 |
| 3.1.3 近代早期高等农业教育的特点与缺陷 |
| 3.2 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转型阶段(1912-1922) |
| 3.2.1 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 |
| 3.2.2 高等农业院校的发展与变迁 |
| 3.2.3 农业科学研究和推广工作开始起步 |
| 3.2.4 本阶段高等农业教育的成就与问题 |
| 3.3 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发展阶段(1922-1937) |
| 3.3.1 高等农业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 |
| 3.3.2 学科层次得到提高 |
| 3.3.3 加强了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的国际交流 |
| 3.3.4 本阶段高等农业教育的成绩与不足 |
| 第4章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专题研究 |
| 4.1 高等农业教育制度的近代化演变 |
| 4.1.1 近代第一部学制的颁布与高等农业教育的初创 |
| 4.1.2 "壬子癸丑学制"与农业教育制度变革 |
| 4.1.3 "壬戌学制"建立,由学习日本到学习美国 |
| 4.2 高等农业教育思想的演变 |
| 4.2.1 张之洞倡导农业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
| 4.2.2 邹秉文改进农业教育的思想 |
| 4.2.3 杨开道的农业教育思想 |
| 4.3 农科留学教育与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 |
| 4.3.1 近代农科留学教育兴起的动因与留学政策 |
| 4.3.2 近代农科留学教育的概况 |
| 4.3.3 农科留学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
| 第5章 个案研究-直隶农务学堂与中国农业教育近代化 |
| 5.1 直隶农务学堂的历史演变 |
| 5.1.1 直隶农务学堂的创办(1902-1903)时期 |
| 5.1.2 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时期(1904-1911) |
| 5.1.3 直隶省立农业专门学校时期(1912-1921) |
| 5.1.4 河北大学农科和省立农学院时期(1921-1937) |
| 5.2 直隶农务学堂的办学特色 |
| 5.2.1 办学指导思想的确立和特色的形成 |
| 5.2.2 管理体制的独特性为办学特色的形成提供了组织保证 |
| 5.2.3 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办学特色的实践体现 |
| 5.3 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对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影响 |
| 5.3.1 开创了高等农业教育的先河 |
| 5.3.2 对近代农业科研和推广的贡献 |
| 5.3.3 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影响 |
| 第6章 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为"三农"服务的探索与实践 |
| 6.1 高等农业学校教育、科研、推广三结合办学体制的形成 |
| 6.1.1 近代农业教育家对农业院校职责的认识 |
| 6.1.2 美国农业教育体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办学体制的引入 |
| 6.2 近代开展科技推广为"三农"服务的探索 |
| 6.2.1 农业推广机构的建立和农业推广政策的出台 |
| 6.2.2 开展农业科学研究,服务农业经济 |
| 6.2.3 开展科技推广工作,把农业技术送往农村 |
| 6.3 乡村教育运动与高等农业教育通向农村 |
| 6.3.1 乡村教育运动的目的和途径 |
| 6.3.2 高等农业教育与乡村教育实践 |
| 6.3.3 乡村教育运动的特点及启示 |
| 第7章 结语 |
| 7.1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的几点结论 |
| 7.1.1 在内外的双重压力下,开启了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历程 |
| 7.1.2 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经历了起步、转型、发展三个不同的阶段 |
| 7.1.3 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过程是学习、借鉴先进国家农业教育经验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
| 7.1.4 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过程,也是不断寻求高等农业教育如何为改良农业服务的过程 |
| 7.1.5 农业教育近代化是农业近代化的先决条件 |
| 7.2 对现代农业教育的启示 |
| 7.2.1 应加强对农业教育的重视与投入 |
| 7.2.2 高等农业教育应通向农村,加强与"三农"的结合 |
| 7.2.3 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应不断创新,推动农业的不断进步 |
| 7.2.4 进行全方位的农业教育,加强农村基层实用人才的培养 |
| 7.2.5 主动吸收和借鉴先进国家的农业教育模式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发展我国农业教育的有效途径 |
| 参考文献 |
| 读博士研究生期间主要成果 |
| 致谢 |
（10）清末中日教育交流之研究 ——以教育考察记等相关史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要旨 |
| 绪论 |
| 上编 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考察之研究 |
| 第一章 对日教育考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
| 第一节 甲午战前的对日教育考察 |
| 第二节 甲午战后的对日教育考察 |
| 第三节 日本教育考察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湖南提学使吴庆坻的日本教育考察 |
| 第一节 吴庆坻履历及其日本教育考察的派遣经过 |
| 第二节 《日本东京各学校参观笔记》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
| 第三节 吴庆坻日本考察期间的家书及其史料价值 |
| 第三章 张大镛及程恩培的日本教育考察 |
| 第一节 张大镛及其《东瀛各校纪略》和《日本武学兵队纪略》 |
| 第二节 程恩培的日本之行 |
| 第三节 对日考察与浙江学堂的兴办 |
| 中编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之研究 |
| 第四章 留日学生监督处《官报》及其史料价值 |
| 第一节 《官报》的收藏及其利用状况 |
| 第二节 留日学生监督处成立经过 |
| 第三节 《官报》的资料容量和栏目构成 |
| 第四节 新发现《官报》各期目录 |
| 第五节 《官报》的史料价值 |
| 第五章 从《官报》看“五校特约”留学计划的成立过程及实施状态 |
| 第一节 “五校特约”留学计划形成的背景 |
| 第二节 “五校特约”留学计划形成过程及内容 |
| 第三节 “五校特约”计划的实施状况 |
| 第四节 “五校特约”留学计划对浙江省的影响 |
| 第六章 浙江早期留日学生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最早的地方官费留日学生 |
| 第二节 1898年的浙江留日学生 |
| 第三节 浙江早期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 |
| 第四节 浙江早期留日学生监督孙淦事迹 |
| 第七章 浙江留日学生的人数及其构成 |
| 第一节 浙江留日学生人数 |
| 第二节 浙江留日学生的生源组成和地区分布 |
| 第三节 浙江留日学生的学校和专业分布 |
| 第八章 浙江留日学生与教育事业 |
| 第一节 学校教育岗位上的浙江留日学生 |
| 第二节 教育行政岗位上的浙江留日学生 |
| 下编 近代日本对华教育认识之研究 |
| 第九章 高田早苗的中国教育考察及其中国教育认识 |
| 第一节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的开设和高田的中国教育考察 |
| 第二节 高田早苗早期有关中国的论说 |
| 第三节 高田早苗所见的中国教育现状 |
| 第四节 高田早苗的“同利益论”及其本质 |
| 第十章 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认识 |
| 第一节 血与泪之结晶 |
| 第二节 共同利益之所在 |
| 第三节 培植势力之长计 |
| 第四节 “豚尾奴”与佳宾珍客 |
| 附编 其他 |
| 第十一章 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日本访书活动 |
| 第一节 清代日籍西渐的主要载体 |
| 第二节 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日本访书记录 |
| 第三节 清末赴日考察官绅日本访书之特点 |
| 第十二章 从“人类馆”事件看明治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 |
| 第一节 大阪博览会与“人类馆”事件 |
| 第二节 “人类馆”中国人被展出事件 |
| 第三节 “人类馆”台湾女子被展出事件 |
| 第四节 “人类馆”事件所反映出的日本人的中国认识 |
| 第十三章 罗振玉对日本近代教育的引进 |
| 第一节 罗振玉早年在上海的活动 |
| 第二节 《教育世界》的创办 |
| 第三节 《教育世界》对日本近代教育的介绍 |
| 第四节 《教育世界》日文翻译之特色 |
| 第五节 《扶桑两月记》和《扶桑再游记》 |
| 第六节 罗振玉的学校教育实践 |
| 结语 |
| 附录一 主要对日教育考察记解题 |
| 附录二 清末浙江留日学生名录 |
| 征引文献目录 |
|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后记 |
四、《四川蚕业》2002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陈渠珍与湘西地区农业发展研究（1920-1935）[D]. 杨辉. 吉首大学, 2021
- [2]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D]. 王松.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3]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D]. 段鹏. 兰州大学, 2020(11)
- [4]晚清书院史学教育研究[D]. 宗尧. 湖南大学, 2019(07)
- [5]近代重庆地区蚕丝生产与销售研究（1891-1937）[D]. 李鹏鑫. 重庆师范大学, 2018(12)
- [6]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
- [7]治理结构的选择与稳定 ——基于蚕茧交易的经验研究[D]. 胡丹婷. 浙江大学, 2008(08)
- [8]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研究（1898-1937）[D]. 蒋国宏. 华东师范大学, 2008(11)
- [9]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1897-1937）[D]. 时赟. 河北大学, 2007(03)
- [10]清末中日教育交流之研究 ——以教育考察记等相关史料为中心[D]. 吕顺长. 浙江大学,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