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蚕丝业50年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李建琴,顾国达,崔为正[1](2021)在《人工饲料养蚕的进程与展望》文中指出人工饲料养蚕是蚕丝业发展史上一项划时代的技术革新,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更是蚕丝业界的梦想。回顾了日本和中国人工饲料养蚕研究、推广的历史进程,剖析了两国开展人工饲料养蚕的原因,分析了人工饲料养蚕的优点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对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认为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是蚕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人工饲料养蚕与传统桑叶养蚕模式将融合促进与长期并存。
沈兴家,张美蓉,陈涛,曾波,唐顺明,李桂芳,姚晓慧,侯启瑞,李奕仁[2](2021)在《蚕品种国家审定40年的回顾与展望》文中提出为了更好地开展国家蚕品种试验和审定工作,在介绍日本蚕品种指定制度、印度蚕品种管理制度和我国现代蚕业初创期蚕品种指定制度的基础上,回顾了1980年以来我国蚕品种国家审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国家审定标准的演变、鉴定试验方法的改进和蚕品种国家审定取得的成就,展望了未来蚕丝业发展的趋势及其对蚕品种的要求,提出了加快特殊性蚕品种鉴定技术和审定标准研究的建议。
贾蕾蕾[3](2020)在《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研究》文中认为古老质朴、巧妙有序、淳朴天然的汉族传统男服是典型东方服饰的代表,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是中华优秀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又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汉族传统男服对于西方文化有吸收、有摒弃,展示出多元性、民族性、开放性共存的时代特征。汉民族人口分布广泛,各地域的传统服饰受到不同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服饰特征,不同地域的汉族传统男服存在差异。地域差异视角下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研究,拓展了传统男服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同时为近代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全面系统的近代汉族传统男服文献与实物研究,将丰富完善汉族传统服饰遗产宝库,助力汉族传统男服文化价值弘扬。此外,近代汉族传统男服保护与传承路径的探究,尝试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以近代汉族传统男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上海纺织服装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等馆藏汉族传统男服传世品实物分析,结合近代期刊、报纸、照片、小说、地方志、着作、论文等资料的佐证,运用尺寸测量法、色度测量技术、统计分析法对近代汉族传统男服实物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揭示了历史进程中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嬗变,勾勒出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整体概貌。选取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下游流域的吴越地区作为代表,分别从近代汉族传统男服形制、色彩、面料的物质层面挖掘地域文化差异所呈现的地域特色,运用定量分析法探寻地域差异与男服的关系及影响因素,落脚于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保护传承,构建出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研究体系。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通过文献检索、图文互证、实物分析的方法,梳理汉族传统男服的演变过程。发现汉族传统男服的发展呈现出与政治、经济、制度紧密联系的递进关系,由简至繁。近代时期,汉族传统男服继承清代旧制的基础上,结构、色彩、面料发生了变化,归纳为袍、褂、袄、衫、马甲、大裆裤、套裤七种类别。长袍单穿或配以马褂和马甲是最常见的礼仪场合搭配方式,短衫(袄)和长裤、马甲和短裤是最普遍的日常劳作搭配方式。(2)基于实物分析,近代汉族传统男服形制是宽松肥大的外部轮廓造型和丰富多样的内部形制结构,体现出均衡对称的造型方法、“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修旧利废的节约意识。通过定性研究发现中原和吴越地区的近代汉族传统男服形制存在地域特色与差异。中原地区呈现褒衣宽袖的服装造型和黜奢崇俭结构特点,吴越地区呈现窄衣长袖和宽腰肥臀的服装造型特点。采用尺寸测量法对实物进行测量,并将中原和吴越男服形制的数据结果运用定量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比较,佐证两个地区褒衣宽袖和窄衣长袖的形制差异。(3)我国传统天然染料独到的艺术表现和西方合成染料的逐步传入促进了近代汉族传统男服色彩的丰富。依托文献资料和对传世实物的色度测量,确证男服色彩的丰富以及黑、蓝、褐色系的高频率使用。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佐证对不同地域男服色彩的主观判断。借助HSB色彩模式分析,有效获取中原地区浓丽纯朴,吴越地区温婉雅致的色彩特征。并通过定量统计分析挖掘,得出中原地区男服色相范围广、多高饱和度和低明度色彩,吴越地区男服色相范围相对较窄、多低饱和度和高明度色彩的结论。(4)传统手工纺织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机械纺织技术的引入为近代汉族传统男服提供了物质基础,丝织物名目愈加繁多,纹样题材包罗万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近代汉族传统男服面料也存在地域特色与差异。中原地区的面料独具匠心,纹样庄重大方;吴越地区纺织业最为发达,面料不胜枚举,纹样优美清雅。结合文献检索与实物面料统计数据,发现中原与吴越地区男服面料品类均以棉、丝织物为主,面料纹样存在稳重大气和优美婉曲的差异。(5)地域差异对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形制、色彩、面料产生的影响是由表及里的。中原地区山川秀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吴越地区地势低平,江河交错,气候温和,影响男性的审美观念和穿着方式。不同的文化造就了服饰审美的差异,中原地区在儒、道文化影响下呈现出古朴厚道、本分自守的“儒骨道风”,同时抵触变革,对待西方外来文化表现出龃龉难入的态度;崇文重教的吴越地区文化、经济发达,乐意尝新,对待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经济发展为男服提供物质保障,中原地区重农抑商,吴越地区重商轻农,不同的经济观念导致两地的经济状况差异显着,同时受到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原地区步履艰辛和吴越地区日新月异的纺织经济,进而形成传统质朴和时尚雅致的地域性男服差异。(6)围绕本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条路径展开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保护传承研究。针对微生物对博物馆藏品的危害,通过高效的静电纺丝工艺制备抗菌效率较高的新型Ti O2/GO/CA纳米纤维抗菌材料,对近代汉族传统男服进行本真性保护。结合现代时尚元素和先进织物整理技术,探索磁控溅射方法在制备具有红外屏蔽功能的棉服装面料上的应用,实现以创造新功能为主导的创造性转化。运用现代设计的手段,将近代汉族传统男服设计元素进行设计实践,引领当代传统服饰的创新性发展。
杨文[4](2020)在《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文中指出社会生活是着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学术考察的基本领域,尤其是其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这一关注对象的选择体现了其特定时代背景、问题意识、学科特征和个人学术特点,对此进行历史探讨,有助于认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亦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跨学科借鉴。费孝通成长于江南绅士家庭,新旧兼及的家庭教育开启了他的知识视野,而人类学的熏陶促使他更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获取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洞见,显示了其传统文化根基和对世界文化态势的总体把握。费孝通直面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局和现实生活问题,立志探求社会发展路向,溯源社会问题的历史症结,揭示社会生活变迁的规律,体现了人类学的学术使命。在他看来,构成中国历史症结的贪污无能、技术落后和高文盲率等,是社会结构、匮乏经济和儒家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一般社会改良所能济事,社会发展论应运而生。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出路在于以技术和组织变革为特征的工业化,落后族群只有在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和学习中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按照上述既定学术目标,费孝通在实证考察和理论省思层面,都作出了独特建树。费孝通的民众生活研究开始于对中国小农社区的观察,表明了社会人类学学者清晰的生活空间意识,他积数十年之功最终找到一条对庞大中国进行日常生活观察的“现实的方法”。以花蓝瑶、江村和禄村等不同类型的小农社区生活为个案进行考察,费孝通充满自信地认为,积以时日,必将增进对整体中国社会的认识。在众多的日常生活空间里,费孝通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所获得的社会仪式、口传和物质文化资料等,与历史通识的系统化资料以及经书、正史、地方志和官方统计等文献的使用,共同揭示了近代中国民众生活的细节。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历史通识和历史文献的结合,展示了以人类学为主、史学为辅的素材应用技艺。费孝通的近代中国生活审思聚焦于文化特质的变化、社会关系的产生和社会生活的变异。近代交通和价值观念等文化特质的变化,或者是近代以降的自我生成,或者是文化播迁的结果,其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随着近代中国城乡的人口流动,社会逐渐由血缘结合转变为地缘结合,家庭亲属关系以新的形式进行组合和调整,青年人普遍追求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结合,传统农业社会悄然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替易,与此,在这同时,手工业的衰落和劳工的社会地位成为重要中国社会问题。费孝通认为,外部助力和当地自立相结合的计划变迁构成社会生活近代变迁的基本路径。上述关注焦点的聚成,源自于费孝通敏锐的问题意识。作为功能派人类学家,费孝通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台阶式”历史观,以“志在富民”为职志,特别关注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中国乡村社会,从而提出了乡村工业化等一系列现实而可行方案。由此可见,时代关切、学科关怀和个人学术志趣等共同催生了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就理论工具而论,功能派人类学以社会生活结构的考察见长,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深度关联,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探究不能离开其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体现了一种日常生活史观。这样的生活探究既充满具象的社会描述,更重视一般原则的抽象;既注意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活着的历史”元素,更注目于动态生活脉络的勾勒;既有研究者的理性判断,更重视当时、当地、当事人的日常思维逻辑。功能主义的文化观、生活史观和主位—客位认识论成为费孝通认识近代中国生活的独特理论工具。基于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向,选择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进行考察,我们不但认识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也可见其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指导价值,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功能派人类学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林彦樱,井泽龙[5](2019)在《日本“产业经营史”研究的源流》文中提出通过回顾日本经营史学发展历程,可以探讨作为日本经营史特征的"产业经营史"范式的形成过程。日本的经营史之所以重视将企业史放在产业发展的框架下讨论,与日本在系统引进企业史之前形成的早期的学术土壤,以及之后从经济史中衍生出来的产业史的发展密不可分。了解产业经营史范式的形成过程可以更好地了解日本经营史学的特点,对中国当下关于企业史范式的讨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何伟[6](2018)在《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城乡建设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寻找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成为当代人的精神追求。中国千姿百态的地域环境孕育了不同地区多样化的风景面貌,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智慧,是现代区域风景管理和城镇格局营建的得失参照与灵感来源。文章选取地域独立的杭嘉湖平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形态的研究方法,结合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第一部分以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的背景研究为主,从空间支撑性的视角出发关注该区整体地域的环境背景;第二部分从空间的延续性和集约性的角度出发,以该区传统风景营建过程、营建内容的解析为主体;第三部分从空间的功能性和差异性的角度出发,分析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的机制和特征;第四部分总结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的传统智慧,并予以展望。本文基于风景园林的多重角度,展开对“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的研究。首先从空间支撑性的视角出发,界定杭嘉湖平原的研究范围,分析其自然环境基础。其次从空间延续性视角茶法,通过地域文化基础、城乡建制历程、水网环境梳理和农业环境生成四部分研究该区风景营建的发展脉络。基于上述研究,分别从先秦至清末的不同阶段分析杭嘉湖平原城乡营建的动态变化,并对农田水利的形成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运河和海塘的开凿、西险大塘的建设为水网开发提供发展契机,四围河网的生成为农业开发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农田水利的开发最终形成了杭嘉湖平原水网纵横、田野阡陌的风景本底。而后从空间集约性的视角出发,将杭嘉湖平原传统的风景营建划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部分。自然景观通过释山、叙水分析区域内自然山水的形成过程和特征;人文景观首先以该区的运河水网和农业格局为对象,通过对水网分区、特征、工程设施和农田类型、特征、农耕制度,解读最终形成的农田水利格局;其次为该区的三府十一县及城镇网络营构,包括古城的相地选址、形胜布局、城池营构,市镇格局以及簇群地段的形成过程与特征。根据以上对风景营建过程及内容的解析,从空间功能性的视角出发,挖掘其营建机制。城池的营建源于政治影响、环境制约和建筑技艺;合形辅势的园林格局源于历朝各代多种类型的园林营造;山水相辅的规画方式、平原水网的交通营造和农桑共济的生产因素影响着郊野景观的营建;传统的风水观、诗画、城乡八景等人文意向影响着城镇与山水的整体态势。进而得出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的主要特征,从空间差异性的视角出发,通过人化风景演替天然风景的过程特征、城池营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分析和区域风景营建的体系特征三个层面分析该区传统风景营建特征。最后通过风景营建的变迁特征分析全球化影响下该区域景观格局的变化。文章建构出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的多维分析框架,在理论研究层面,扩展了人居环境风景营建的研究方法;在该方法指导下,通过对地域典型案例、城镇各阶段景观特征的分析,总结出了杭嘉湖平原风景的演变规律,以及“理水、务农、营城”的人工管控和城镇内外景观营建因素的协同作用对区域风景“默化、主导、牵引、渗透”的营建,对杭嘉湖平原地区历史风景营建的基础内容进行补充完善。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成果创新、方法创新及思路延展三个方面。具体为从风景园林学的综合视角出发,结合历史地理学、人居环境学等理论,通过由区域到城市、由整体到典型的研究思路,构建了杭嘉湖平原区域—城市;城郊—城内等多重空间维度下的传统地域景观研究框架。本研究填补了杭嘉湖平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拓展了研究尺度,以分层研究的方法探讨传统地域景观的动态发展与格局特征,总结出传统地域景观的营建经验与生态智慧,为开展国土层面地域风景营建的研究奠定基础。
周新年[7](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钱洁[8](2018)在《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演化与上海城市功能优化研究 ——历史进程、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的先后出台,上海和长三角区域发展问题再次得到关注。虽然多个规划对未来长三角区域、上海城市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做了系统阐述,但是对城市间的功能分工的描述较少,特别是不同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之间,如何协作与分工涉及不多。这往往导致面对新的发展机会和投资风口,各个城市一哄而上,城市间的竞争远大于分工和协作。城市间的功能分工其实是产业分工的基础,如果不清楚在整个区域城市体系中的位置,也难以明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优势产业。本文运用全球城市的理论范式,系统研究了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历史演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大致研判了未来长三角区域城市的功能演化趋势,并研究了上海自身城市功能的优化和空间布局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和发现:1.通过分析长三角区域产业、交通体系、贸易体系、市镇发展的历史变迁,梳理出了在不同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交通体系、贸易体系的变迁,区域中心城市将发生变化和迁移,即从原来的农业经济,依托内河航运体系,粮食、棉纺业、丝绸等商品贸易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苏州杭州不断崛起成为双核中心。2.在工业化发展背景下,上海取代了苏州和杭州的中心城市地位。开埠之后,藉由工业化发展的先机,上海迅速取代了原来的苏杭核心,结束了长三角区域双核心发展的历史,成为长三角乃至长江流域独一无二的龙头和核心城市。这使上海始终成为新产业、新企业在中国选址的首选区域,城市功能由此不断集聚,上海成为了长三角乃至中国的制造业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交通和信息枢纽,直至今天将“卓越的全球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总体目标。3.在全球城市崛起的背景下,上海的城市地位不会弱化。全球城市注重城市的流量和连通性,而不仅仅是产业的能级。这就意味着,虽然苏州GDP超越了上海,深圳GDP超越了香港,但是在功能上并不能替代上海和香港。像上海和香港这样的城市,所集聚的生产性服务业、中介机构,为其构筑了广泛、深入而稳定的全球联系,全球城市从原来“中心—外围”模型下,中心城市注重“实物的中心和平台”转向全球城市网络模型下,全球城市注重全球联系和交互的枢纽。基于此,上海有多产业乃至城市功能的转移和疏解,并不会影响上海的城市地位,即便上海的GDP被赶超,上海不会因此而落后。4.上海全球城市崛起与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域发展将进一步促进城市间的功能分化。全球城市的崛起需要非常苛刻的条件,尤其是与国际接轨的制度环境、国际一流的公共服务水平,甚至是内涵在城市文化基因中的包容、融合。而这些因素远远超过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是所有城市都能够发展,或有条件发展的,这就为新一轮发展下,城市功能的分工和演化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将会大于竞争。5.新的分工,将会促成上海与其他城市间新的服务关系。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和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域的过程,意味着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关系和定位需要重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中心城市向全球城市转变,上海与其他城市的关系也将从原来的引领向今后的服务转变。上海原来的城市定位和作用可以形象的形容成对内对外“两个扇面”,即长三角区域乃至全国的各个城市与上海形成一对一、射线状联系,而上海又与国外的各个城市形成射线状联系。这两个扇面,就是上海中心城市地位和作用的准确描述,所有城市都要通过上海融入全球市场,而全球其他企业和城市也要藉由上海,才能进入中国市场。但是随着全球城市区域和巨型城市区域的演化发展,射线状联系将逐步演变为网络状,很多城市都已经直接链接了国外市场和全球网络。在新的城市网络中,上海的功能和作用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从原来领导型、指挥型、控制型、配套型关系,转化为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服务型关系,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上海的全球城市功能,是为长三角其他城市的产业发展相配套。6.新的分工也将促进上海自身功能的优化和空间分布的再均衡。随着功能和产业集聚的是人口。上海城市人口从开埠时的20多万,到1900年超越100万,到1949年超越500万1。进而到现在,上海常住人口接近2400万,全市实有人口接近3000万,不断在逼近上海城市承载力的极限。因此,城市功能的优化和疏解逐渐成为上海发展的重大战略。而与此同时,随着运输和通信成本的降低,产业布局相对离散,城市群更加多中心的趋势也逐渐形成,上海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外转移的动力也更大,而金融、贸易、清算等服务功能向上海集聚的动力也会变大。不仅如此,在上海城市内部,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城、新市镇之间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分工,加强协调,让整个城市的功能更加合理的分布在城市内部空间上。
张晴[9](2018)在《中国桑蚕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优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蚕桑产业的发源地,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同时,桑蚕产业也是我国传统涉农优势产业,是不少地区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脱贫、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桑蚕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作为古丝绸之路代表产品的桑蚕丝绸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机遇。随着桑蚕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也正发生急剧变化,系统研究我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与区域比较优势变化的规律性特征,对优化我国桑蚕空间布局、促进桑蚕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为研究对象,集成应用比较优势分析方法、空间重心及空间自相关统计分析方法,揭示我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演变特征,探讨桑蚕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提出我国桑蚕空间格局优化方案。主要进展与结论如下:1.揭示了近年来我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演进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定量测算结果显示,我国桑蚕产业重心“自东向西、自北向南”移动,产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东桑西移”态势。桑蚕产业集中度在不断提高,CRn1指数和HHI指数和分别从2003年的0.19和0.131上升至2015年的0.46和0.243;桑园种植面积重心从2003年的东经111.09°E、北纬30.34N°移至2015年的东经109.37°E、北纬28.89°N,分别向西偏移1.72°,向南偏移1.45°;种植重心标准距离值从769.15千米缩短至761.33千米。同时初步阐明了资源、经济、市场、技术和政策五要素对桑蚕产业空间格局变迁的系统影响及其作用机制。2.从综合比较优势和全要素生产率角度,定量评价了近年来我国桑蚕产业空间转移的经济合理性。运用比较优势分析方法、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揭示我国桑蚕空间格局演变的经济合理性。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5年间广西综合比较优势指数(AAC)从0.75快速上升为3.28,而传统主产区江苏则从2.05下降至1.17;2006-2015年间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上升了5.28%,东部地区则下降了3.13%。3.构建了桑蚕产业区域优势评价方法体系,初步提出了我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优化方案。以生态条件适宜、规模优势、区域比较优势、具备一定产业基础为蚕桑优势区判定标准,从规模优势、效率优势、产业优势角度构建一套3类12项的桑蚕产业区域优势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基于组合权重模型的桑蚕区域优势综合评价模型,提出我国桑蚕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方案,分别阐述华东优势区、华南优势区、西南优势区和西北优势区的发展方向与策略。4.提出了“发展西部、优化中部、稳定东部”的政策建议。以我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持续优化,进而实现整个产业提质增效、长久保持竞争优势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顺应“东桑西移”的规律,稳定及适度扩大我国蚕桑生产规模,在东部加工,中西部为原料产地,通过跨区域产业链整合,实现桑蚕产业的东西部互动发展格局。主要任务是加快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桑蚕生产效益;鼓励综合开发利用;加强区域专业化发展力度,推进桑蚕生产基地县建设;因势利导,加强西部茧桑蚕产业链建设,实现蚕桑资源的多层次利用;加大桑蚕产业宏观调控力度,促进桑蚕产业稳定协调发展。
王晨[10](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二、中国蚕丝业50年的回顾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蚕丝业50年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人工饲料养蚕的进程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 人工饲料养蚕的历史进程 |
1.1 日本人工饲料养蚕进程 |
1.2 中国人工饲料养蚕进程 |
2 开展人工饲料养蚕的原因 |
2.1 日本开展人工饲料养蚕的原因 |
2.2 中国开展人工饲料养蚕的原因 |
3 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的优点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
3.1 主要优势 |
3.2 主要问题 |
3.2.1 成本问题 |
3.2.2 技术瓶颈 |
3.2.3 生产能力和茧丝质量问题 |
3.2.4 生产模式问题 |
4 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的展望 |
4.1 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是蚕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
4.2 科技创新是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的有效保障 |
4.3 工商资本介入和企业参与是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的必要路径 |
4.4 人工饲料养蚕与传统养蚕模式将融合促进与长期并存 |
(2)蚕品种国家审定40年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 国内外蚕品种管理制度 |
1.1 日本的蚕品种指定制度 |
1.2 印度的蚕品种管理制度 |
1.3 我国现代蚕业初创期的蚕品种指定制度 |
2 蚕品种国家审定40年取得的成就 |
2.1 蚕品种国家审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
2.2 蚕品种国家审定标准的演变 |
2.3 蚕品种试验方法的改进 |
2.3.1 鉴定网点布局 |
2.3.2 饲养鉴定 |
2.3.3 丝质检验 |
2.3.4 品种鉴定试验报告 |
2.4 蚕品种国家审定取得的成就 |
3 展望 |
(3)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课题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5.1 研究方法 |
1.5.2 课题创新点 |
第二章 汉族传统男服演变 |
2.1 汉族传统男服的缘起 |
2.2 汉族传统男服史略 |
2.2.1 草创未就阶段——上衣下裳制的出现 |
2.2.2 方兴未艾阶段——上下连属制的发展 |
2.2.3 繁缛奢华阶段——多样化与时尚化并存 |
2.3 近代汉族传统男服 |
2.3.1 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类别 |
2.3.2 礼仪场合的男服搭配方式 |
2.3.3 日常劳作的男服搭配方式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形制特征 |
3.1 近代汉族传统男服形制 |
3.1.1 外部轮廓造型 |
3.1.2 内部形制结构 |
3.1.3 近代汉族传统男服形制特点 |
3.2 近代中原地区汉族传统男服形制 |
3.2.1 褒衣宽袖的男服上衣 |
3.2.2 黜奢崇俭的男服下衣 |
3.3 近代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形制 |
3.3.1 窄衣长袖的男服上衣 |
3.3.2 宽腰肥臀的男服下衣 |
3.4 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形制比较 |
3.4.1 样本数据采集 |
3.4.2 数据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色彩特征 |
4.1 近代汉族传统男服色彩 |
4.1.1 染色工艺 |
4.1.2 丰富多彩的男服色彩 |
4.1.3 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色彩模式构建 |
4.2 近代中原地区汉族传统男服色彩 |
4.2.1 中原地区男服色彩测量 |
4.2.2 浓丽纯朴的色彩特征 |
4.3 近代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色彩 |
4.3.1 吴越地区男服色彩测量 |
4.3.2 温婉雅致的色彩特征 |
4.4 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色彩比较 |
4.4.1 中原与吴越地区男服色相比较 |
4.4.2 中原与吴越地区男服饱和度比较 |
4.4.3 中原与吴越地区男服明度比较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面料特征 |
5.1 近代汉族传统男服面料 |
5.1.1 近代汉族传统男服面料品类 |
5.1.2 近代汉族传统男服面料纹样 |
5.1.3 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纹样内涵 |
5.2 近代中原地区汉族传统男服面料 |
5.2.1 独具匠心的男服面料品类 |
5.2.2 庄重大方的男服面料纹样 |
5.3 近代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面料 |
5.3.1 不胜枚举的男服面料品类 |
5.3.2 优美清雅的男服面料纹样 |
5.4 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面料比较 |
5.4.1 中原与吴越地区的面料品类比较 |
5.4.2 中原与吴越地区的面料纹样比较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地域差异影响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因素 |
6.1 地理环境因素 |
6.1.1 山川秀美与江河交错的地貌差异 |
6.1.2 寒冷干燥与云蒸础润的气候差异 |
6.2 历史文化因素 |
6.2.1 儒骨道风和崇文重教的传统文化差异 |
6.2.2 龃龉难入和兼容并蓄的外来文化差异 |
6.3 经济发展因素 |
6.3.1 重农抑商和重商轻农的经济观念差异 |
6.3.2 墨守成规和日新月异的纺织经济差异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保护传承 |
7.1 历久弥新的保护——本真性保护 |
7.1.1 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馆藏保护现状 |
7.1.2 现代技术手段的保护 |
7.2 推陈出新的传承——创造性转化 |
7.2.1 面料功能性转化 |
7.2.2 男服创造性设计 |
7.3 革故鼎新的实践——创新性发展 |
7.3.1 局部借鉴法:男服形制的运用 |
7.3.2 直接运用法:男服色彩的运用 |
7.3.3 艺术再造法:男服面料的运用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A: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附录B: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结构尺寸参数 |
附录C:近代汉族传统男服色彩HSB参数 |
附录D: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纹样 |
(4)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费孝通学术生涯与社会生活考察轨迹 |
第一节 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 |
一、费孝通的成长环境 |
二、来往于故土与他乡 |
三、近代变动潮流中的费孝通 |
第二节 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考察的历程 |
一、田野调查方法的确立(1930年代初—1936年初) |
二、对小农社区的调查与研究(1936年夏—1946年底) |
三、对乡土中国的理论分析(1947年初—1949年5月) |
四、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回溯(1978年—2003年底) |
小结:人类学家的生活眼光 |
第二章 费孝通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学术目标 |
第一节 现实问题的历史溯源 |
一、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症结 |
二、域外华人问题的由来 |
第二节 社会发展路向的探索 |
一、从“社会目的论”到“社会发展论” |
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缓解 |
三、“中国问题”及其药方 |
第三节 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 |
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
二、对近代社会演变规律的省思 |
三、发展中民族的出路 |
小结: 学术使命的学科体现 |
第三章 费孝通观察近代中国的空间单元 |
第一节 对小农社区的解剖 |
一、走向小农社区 |
二、小农社区个案 |
第二节 类型比较法:从局部到整体 |
一、对微型社区研究的辩护 |
二、近代社区类型及其成因 |
三、类型比较法的意义 |
小结: 历史研究的空间意识 |
第四章 费孝通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素材 |
第一节 田野考察 |
一、田野调查 |
二、社会仪式 |
三、物质文化资料 |
第二节 历史文献 |
一、经典载录 |
二、地方文献 |
三、官方统计 |
第三节 历史通识 |
一、日常旧事系统化 |
二、历史常识系统化 |
小结: 历史素材的学科特色 |
第五章 费孝通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焦点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文化特质的变化 |
一、近代文化要素的生成 |
二、文化特质的近代播迁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产生 |
一、近代以降的中国社会流动 |
二、社会纽带的递嬗 |
三、社会变迁与社会关系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异 |
一、近代江南乡村生活的剧变 |
二、近代计划变迁 |
小结: 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近代脉络 |
第六章 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 |
第一节 费孝通的时代关切:变与常 |
一、对于近代变革时势的认识 |
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中国文化利病 |
第二节 社会人类学的关怀 |
一、人类学对进化的关注 |
二、人类学的平民性格 |
第三节 费孝通的学术志趣 |
一、钟情“乡巴佬” |
二、关注“小城镇” |
三、改造“乡土工业” |
小结: 问题意识的产生途径 |
第七章 费孝通探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理论视角 |
第一节 功能主义文化观 |
一、文化:生活的手段 |
二、文化迫力及其社会变迁 |
三、费孝通的晚年反思:文化的历史性 |
第二节 功能主义生活史观 |
一、理论抽象与具象史 |
二、“活着的历史”与“死的历史” |
三、“协调论”与“动态论” |
第三节 主位—客位认识论 |
一、社会生活考察的价值问题 |
二、地方性知识 |
三、理解“他者” |
小结: 理论与生活 |
余论: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跨学科借鉴 |
一、费孝通对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 |
二、费孝通对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
参考文献(按作者拼音为序)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日本“产业经营史”研究的源流(论文提纲范文)
一、重视以“产业”为分析单位的日本经营史 |
二、日本经营史的早期发展 |
三、产业史研究的发展及其对经营史的影响 |
四、结语 |
(6)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本土文化的丧失 |
1.1.2. 快速城镇化对历史地域风景保护的冲击 |
1.1.3. 现代化背景下杭嘉湖平原历史城镇景观的危机 |
1.2. 研究对象及研究时期 |
1.2.1. 研究对象:杭嘉湖平原 |
1.2.2. 研究时期:清末民初之前(传统范畴)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4. 概念辨析 |
1.4.1. 风景(Landscape)及其相关概念 |
1.4.2. 营建(Formation)及其相关概念 |
1.4.3. 风景营建 |
1.5. 文献综述 |
1.5.1. 区域、城市、自然与文化的综合思考 |
1.5.2. 不同视角的区域风景营建相关研究 |
1.5.3. 古代杭嘉湖平原相关研究 |
1.6. 研究方法、内容与技术路线 |
1.6.1. 研究方法 |
1.6.2. 研究内容 |
1.6.3. 研究技术路线 |
2. 杭嘉湖平原区位与自然环境基础 |
2.1. 区位及地域范围 |
2.1.1. 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杭嘉湖平原” |
2.1.2. 自然地理学中的“杭嘉湖平原” |
2.1.3. 政治经济区划中的“杭嘉湖平原” |
2.1.4. 本文中杭嘉湖平原研究范围的界定 |
2.2. 自然环境基础 |
2.2.1. 形势地貌 |
2.2.2. 水文条件 |
2.2.3. 气候条件 |
2.2.4. 土壤条件 |
2.3. 小结 |
3. 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过程分析 |
3.1. 地域文化基础 |
3.1.1. 杭嘉湖平原地域文化的过渡性 |
3.1.2. 原始氏族的文化基础 |
3.1.3. 吴越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
3.2. 度地:城乡建置历程 |
3.2.1. 先秦 |
3.2.2. 秦汉六朝 |
3.2.3. 隋唐五代 |
3.2.4. 两宋 |
3.2.5. 元明 |
3.2.6. 清 |
3.3. 理水:水网环境的梳理 |
3.3.1. 总体发展 |
3.3.2. 凿河建塘 |
3.3.3. 分化河网稳固堤塘 |
3.4. 务农:农业环境的生成 |
3.4.1. 火耕水耨的远古农业 |
3.4.2. 水网平原中开垦屯田 |
3.4.3. 桑争稻田进程的加剧 |
3.4.4. 垦殖加重带来环境负担 |
3.5. 小结 |
4. 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内容解析 |
4.1. 释山 |
4.1.1. 天目山脉 |
4.1.2. 内陆和滨海山体 |
4.2. 叙水 |
4.2.1. 太湖 |
4.2.2. 钱塘江及杭州湾 |
4.2.3. 苕溪水系 |
4.2.4. 长兴水系 |
4.3. 水网农田 |
4.3.1. 秩序井然的纵横水网 |
4.3.2. 因地制宜的良畴沃野 |
4.4. 城池市镇 |
4.4.1. 合形辅势的城池格局 |
4.4.2. 缘水而生的市镇格局 |
4.5. 小结 |
5. 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的机制 |
5.1. 圈地营城 |
5.1.1. 自上而下的政治影响 |
5.1.2. 内外贯通的利水居行 |
5.1.3. 就地取材的建筑技艺 |
5.2. 园林成境 |
5.2.1. 皇家园林 |
5.2.2. 私家园林 |
5.2.3. 寺庙园林 |
5.2.4. 书院园林 |
5.3. 规画治野 |
5.3.1. 经营山水 |
5.3.2. 优化交通 |
5.3.3. 择优选种 |
5.4. 人文赋意 |
5.4.1. 山水为序 |
5.4.2. 八景立意 |
5.4.3. 风俗附会 |
5.5. 小结 |
6. 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的特征 |
6.1. 区域风景营建的演化特征 |
6.1.1. 水 |
6.1.2. 田 |
6.1.3. 城 |
6.2. 区域风景营建的体系特征 |
6.2.1. “山—水—田—城—镇”融合的全局风景营建 |
6.2.2. “焦点—天际—诗画”三位一体邑郊景观营建 |
6.2.3. “边界—轴线—骨架—群域”集约化的城内景观营建 |
6.3. 相似性与差异性比较分析 |
6.3.1. 景观结构与影响力的相似性 |
6.3.2. 景观分布与特色的差异性 |
6.4. 当代风景营建的变迁特征 |
6.4.1. 工业化进程逐渐加速的全局改造 |
6.4.2. 城内外空间逐渐模糊的景观格局 |
6.4.3. 风景名胜旅游区的景观保护进程 |
6.5. 总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1.1. 默化:优越深厚的自然与文化基础 |
7.1.2. 牵引:人与天调的水利农田营建 |
7.1.3. 主导:因形就势体国经野的城镇营建 |
7.1.4. 渗透:逐级开发自然相适的历史经验 |
7.1.5. 现代语境中传承历史的发展策略 |
7.2. 创新点 |
7.3. 展望 |
附录一: 杭嘉湖平原各府境内主要山体统计 |
附录二: 截止2017年杭嘉湖平原主要河湖水系统计 |
附录三: 杭嘉湖平原清末民初测绘图汇总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致谢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的范畴 |
1.3 概念的界定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1.3.5 权力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1.6 论文的框架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2.1.5 小结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2.2.5 小结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2.3.3 小结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3.1.3 小结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3.2.5 小结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3.4.1 岛洲型聚落 |
3.4.2 沙洲型聚落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3.4.4 小结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3.5.3 小结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4.4.6 小结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5.5 本章小结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6.3.1 城郭型墟市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6.3.4 小结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7.5 本章小结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8.4.1 工业化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9.3.1 理论总结 |
9.3.2 余论 |
附表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一、地方志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三、族谱、碑刻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六、外文文献 |
七、其它资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8)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演化与上海城市功能优化研究 ——历史进程、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基本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三节 本文的主要创新及存在的不足 |
一、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第一节 以企业选址和产业布局为核心的城市研究 |
一、农业社会背景下的城市研究 |
二、工业化发展下的城市研究 |
三、商业发展背景下的城市问题研究 |
四、贸易发展背景下的城市问题研究 |
五、小结 |
第二节 以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研究 |
一、都市圈的空间范围 |
二、都市圈的特征 |
三、都市圈的早期理论 |
四、都市圈理论的提出和成熟 |
五、都市圈理论的其他视角 |
六、全球城市体系中大都市圈走向巨型城市区域 |
七、小结 |
第三节 以世界城市研究为核心的城市研究 |
一、早期的世界城市理论 |
二、逐步形成的世界城市理论 |
三、不断发展的世界城市理论 |
四、小结 |
第三章 农业经济背景下长三角中心城市的演化历程——苏州和杭州发展的历史轨迹 |
第一节 粮食为主要贸易品,推动形成一批商业性大城市 |
一、中心城市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初步发育,城市间差距相对较小,还没有形成区域性中心城市 |
二、主导产业:以粮食生产为主,决定了城市发展规模有限 |
三、交通和贸易体系:贸易发展促进商业城市崛起 |
四、城市网络体系:市镇开始发育,为未来长三角城市分工埋下伏笔 |
五、小结 |
第二节 丝绸和棉布为主要贸易品,推动苏州、杭州崛起 |
一、中心城市发展:苏州、杭州崛起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 |
二、主导产业:棉纺织业和丝绸业成为区域性主导产业 |
三、交通和贸易体系:水运体系和海外贸易的重要影响 |
四、城市网络体系:市镇成为城市核心功能的载体 |
五、小结 |
第三节 农业经济背景下长三角中心城市功能演化规律 |
一、产业结构变迁是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崛起的重要力量 |
二、交通和地理因素在推动长三角城市功能变迁与分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
三、长三角区域范围随着城市群的增加而扩大 |
四、“中心-外围”模型的解释 |
第四章 工业化发展推动上海崛起成为长三角新中心——上海替代苏州和杭州的发展之路 |
第一节 1840 年之后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演化 |
一、区域中心城市的更替 |
二、主导产业:推动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制造业集群 |
三、交通和贸易体系:铁路和公路兴起,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交通运输网络 |
四、城市网络体系:随交通体系的演变,城市网络也发生了变迁 |
五、小结 |
第二节 1949 年以后长三角城市的功能演化分析 |
一、计划经济下长三角城市功能的演化分析 |
二、改革开放后长三角城市功能的演化分析 |
第三节 、工业化背景下长三角中心城市功能演化规律 |
一、长三角的联动与上海中心城市的崛起主要基于经济产业联系的基础 |
二、在工业化大趋势下,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不断叠加和强化 |
三、信息化推动上海新一轮功能演化 |
第五章 长三角一体化下新一轮城市功能演化的实证 ——上海全球城市崛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功能演化 |
第一节 全球城市区域过程的基本特征分析 |
一、全球城市区域的基本概念 |
二、全球城市区域特征一:网络联系 |
三、全球城市区域特征二:动态变化 |
四、全球城市区域特征三:功能多中心 |
五、全球城市区域特征四:以行业专业化为前提的交互联通 |
第二节 全球城市区域过程与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域过程 |
一、巨型城市区域的基本特征 |
二、上海全球城市空间向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域演化的基本条件 |
三、上海全球城市发展与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域过程的关系 |
第三节 上海全球城市区域和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域发展的实证分析 |
一、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域现状 |
二、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域内城市功能分化的实证分析 |
三、影响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因素的实证分析 |
第四节 未来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域全球城市的演化与发展分析 |
一、南京与杭州崛起成为全球城市的情景分析 |
二、长三角区域的二级城市在全球城市过程中的功能演化 |
三、基本结论与启示 |
第六章 长三角一体化与全球城市崛起——上海城市功能集中、疏解与优化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功能集中、产业集聚与常住人口增长 |
一、上海常住人口增长态势分析 |
二、上海常住人口增长与产业集聚分析 |
三、上海常住人口增长放缓与区域均衡发展分析 |
第二节 上海城市功能优化与人口规模控制的实证分析 |
一、文献回顾 |
二、理论与模型概述 |
三、实证研究 |
四、上海人口增长、就业结构与全球城市功能优化分析 |
第三节 全球城市崛起下上海城市功能的优化与疏解 |
一、上海城市的核心功能与非核心功能内涵 |
二、国内外城市功能疏解的主要经验和上海城市功能疏解的历程 |
三、上海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的基本路径 |
第四节 上海城市功能集中与疏解的理论分析与结论 |
一、上海城市功能疏解有内在动力,并非单纯行政行为 |
二、郊区新城和新市镇是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区 |
三、长三角区域是上海城市功能疏解的重要区域 |
第七章 上海城市功能的市域空间配置——上海郊区新城和新市镇功能的演化研究 |
第一节 上海郊区新城和新市镇发展历程和现状 |
一、改革开放后上海郊区发展的主要阶段 |
二、上海郊区新城和新市镇发展的基本现状 |
三、上海郊区新城和新市镇发展的主要问题 |
第二节 上海全球城市崛起过程郊区新城和新市镇的发展趋势 |
一、新城和新市镇要加快实现功能集聚 |
二、新城和新市镇与主城区之间要形成网络化的功能交互 |
三、中心城区的核心功能仍待进一步强化 |
四、新城和新市镇要立足于逐渐融入长三角功能联动 |
第三节 优化上海郊区新城功能的主要路径 |
一、加快上海中心城区的更新改造,形成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城的合理分工 |
二、加快郊区新城的功能培育 |
第四节 加快上海新市镇培育的路径分析 |
一、上海新市镇发展面临的任务和约束条件 |
二、全球城市崛起背景下,上海新市镇发展的基本战略 |
三、上海加强新市镇发展的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中国桑蚕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世界桑蚕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相关研究 |
1.2.2 桑蚕产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相关研究 |
1.2.3 桑蚕产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研究方法 |
1.2.4 关于桑蚕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成因的研究 |
1.2.5 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述评 |
1.3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桑蚕产业空间格局演变:理论框架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蚕桑 |
2.1.2 桑蚕产业 |
2.1.3 产业转移 |
2.1.4 空间格局和空间格局演变 |
2.2 相关理论述评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2.2.2 区位选择理论与区位结构理论 |
2.2.3 农业生产力布局优化理论 |
2.2.4 梯度转移发展理论 |
2.3 中国桑蚕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优化理论假设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世界桑蚕产业格局历史变迁 |
3.1 世界桑蚕产业空间格局演变简述 |
3.1.1 世界桑蚕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历史 |
3.1.2 世界桑蚕产业空间格局现状特征 |
3.1.3 世界桑蚕产业发展演进基本规律 |
3.2 世界桑蚕产业主产国及其地位 |
3.2.1 中国:具有优势地位的生产大国 |
3.2.2 意大利和法国:世界的加工和消费中心 |
3.2.3 日本:曾经的生产大国、现在的消费大国 |
3.2.4 印度:日趋重要的生产和消费大国 |
3.2.5 巴西:新兴的生产大国 |
3.3 中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历史变迁 |
3.3.1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桑蚕产业发展历程 |
3.3.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桑蚕产业的复兴及主产区迁移 |
3.3.3 我国桑蚕产业主产区的迁移及演变特征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4.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4.1.1 研究方法 |
4.1.2 数据来源 |
4.2 我国桑蚕产业生产集中度分析 |
4.2.1 我国桑蚕生产CRn指数分析 |
4.2.2 我国桑蚕生产HHI指数分析 |
4.2.3 我国桑蚕生产LQ系数分析 |
4.3 中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演变重心变化分析 |
4.4 中国桑蚕产业空间聚集度分析 |
4.5 中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4.5.1 中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分析框架 |
4.5.2 资源因素对桑蚕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 |
4.5.3 经济因素对桑蚕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 |
4.5.4 技术因素对桑蚕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 |
4.5.5 政策因素对桑蚕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 |
4.5.6 生态因素对桑蚕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 |
4.5.7 市场因素对桑蚕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桑蚕产业格局演变的合理性评价 |
5.1 我国桑蚕产业主产区比较优势分析 |
5.1.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5.1.2 蚕茧生产区域生产规模优势指数分析 |
5.1.3 蚕茧区域生产效率比较优势分析 |
5.1.4 蚕茧生产综合比较优势分析 |
5.1.5 比较优势与布局变迁关系分析 |
5.2 我国桑蚕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5.2.1 研究方法 |
5.2.2 全国及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
5.2.3 中国蚕茧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要素的总体变化 |
5.2.4 2006 -2015年间东、中、西部地区蚕茧TFP均值及其分解 |
5.2.5 全国及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结果启示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优化分析 |
6.1 我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优化的SWOT分析 |
6.2 中国桑蚕产业空间优化方案设计 |
6.2.1 蚕桑优势区的判定标准 |
6.2.2 桑蚕产业区域优势评价方法体系 |
6.2.3 我国桑蚕产业空间格局优化方案 |
6.3 政策建议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0)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2、学术史回顾 |
3、研究空间及概念界定 |
4、本文主要研究路径及章节 |
第一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初创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蚕桑业及其困境 |
1. 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 |
2. 蚕桑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盛极而衰 |
3. 日本蚕业的崛起及与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冲击 |
第二节 晚清民末蚕桑改良事业的初步开展 |
1. 清末民初振兴蚕业的论争与实践 |
2. 清末民初蚕桑改良的进步与局限 |
第三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筹组及其成立 |
1. 外籍人员对于中国蚕丝业的担忧与扶植构想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正式成立 |
3. 中心组织形式及主要负责人的确立 |
4. 地方性组织网络的建构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内部权力纷争 |
第一节 欧战后各国在“华丝振兴”问题上的不同面相 |
1. 美国、法国对华丝的扶植 |
2. 日本独霸中国生丝厚利的企图 |
第二节 国际关系变动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1. “有碍主权”问题 |
2. 日本参会问题 |
3. 经费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第一节 新政府对蚕业发展的全面介入 |
1.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
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1. “费由我出,政则他人”:外人掌控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2. 新政府社团改组政策的初步实施 |
3. 围绕“交权”及“改组”的中外博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核心业务革新 |
第一节 中国蚕桑改良系统与机制的西化倾向 |
1. 对蚕业问题认识的趋新与深化 |
2. 新型蚕业改良活动的开展 |
第二节 合众蚕桑会蚕业改良思路与方式的嬗变 |
1. 由“购买”到“制种” |
2. 由“分发”到“指导”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蚕业教育活动 |
第一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介入蚕业教育的形式演进 |
1. 合众蚕桑改良会自立教育机构早期设想及探索 |
2.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1. 中国女子蚕业教育的兴起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筹组与发展 |
3. 职业去向与生源: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与蚕业近代化的双向互动 |
4. 镇江女子蚕业蚕校的突破与独特性 |
5. 合众蚕桑改良会科研事业的后续进行 |
本章小结 |
结语 蚕桑改良组织的近代命运与传统农、蚕业的转型困境 |
附录(一)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章程暨监理员规程》 |
附录(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办事细则》 |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中国蚕丝业50年的回顾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工饲料养蚕的进程与展望[J]. 李建琴,顾国达,崔为正. 中国蚕业, 2021(01)
- [2]蚕品种国家审定40年的回顾与展望[J]. 沈兴家,张美蓉,陈涛,曾波,唐顺明,李桂芳,姚晓慧,侯启瑞,李奕仁. 中国蚕业, 2021(01)
- [3]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研究[D]. 贾蕾蕾. 江南大学, 2020(04)
- [4]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D]. 杨文. 苏州大学, 2020(06)
- [5]日本“产业经营史”研究的源流[J]. 林彦樱,井泽龙.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5)
- [6]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研究[D]. 何伟.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8]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演化与上海城市功能优化研究 ——历史进程、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D]. 钱洁.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8(08)
- [9]中国桑蚕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优化研究[D]. 张晴.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12)
- [10]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