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与全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比较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郝辑[1]（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邢斯达[2]（2021）在《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接踵而至,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随之陡增,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巨大冲击。伴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国内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近年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对于社会产品服务的需求结构正处于由物质型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进程中,直接表现在对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矛盾正日益凸显,出现了诸如城镇医疗设施覆盖不足、医疗秩序混乱、就医环境差,教育设施短缺、设备简陋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给不完善的问题。社会型基础设施是政府提供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其供给水平直接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在新时期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的背景之下,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实际作用效果,更为有效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动能是本文主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目前学术领域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经济型基础设施,相对忽视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关注,基础设施政策的效果评价类文献更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效应方面,对其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关于社会效应的文献集中在贫困减缓、收入差距减少等单一目标的研究。随着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仅仅依靠单一目标作为基础设施政策评价的政府目标和责任体系构架已经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基础设施政策的评价体系应从传统的以单一效应目标转向多效应综合目标体系的构建。此外,现有文献更多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整体中的单一类型基础设施展开研究,相对缺少从基础设施结构角度出发的文献,如对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政策实施效果对比的文献。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有效提高政府部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理应从相对动态的角度对基础设施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判断。目前对于基础设施存量,包括社会型基础设施存量的估算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现有文献更多运用基础设施的替代变量作为政策效果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方式主观性较强,运用基础设施的存量数据能够更为客观的判断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根据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为支撑,在考虑政策经济效应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目标,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双效应方面,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作用路径、影响机制、变化趋势等展开研究。本文引入基础设施政策结构性调整的思路,充分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对经济和社会两类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分地区、分时间得出了一些细化的结论,相对丰富了基础设施结构性调整类的文献。此外,本文对我国历年各类型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了估算,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数据支持。本文主要分析部分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探究。运用历史数据直观描述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主体、项目资金来源变化、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的发展事实。对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构建供需协调发展模型进行测算和分析,明确了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实际的供需协调等级和供需现状,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全国层面和省际层面的社会型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存量,为实证分析提供相应的现实背景和数据支持。其次,本文分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经济效应的实证方面,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综合考虑官员晋升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行考察。社会效应方面,科学设计了涵盖社会公平、生活秩序、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和谐社会综合指标作为衡量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基础数据,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外部性以及外部溢出效应进行衡量,分时间、分区域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方面构建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经济社会综合效应进行了测度,对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此外,考虑到经济型基础设施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在实证部分进一步分析了两类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影响差异,为社会型基础设施更好的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借鉴。最后,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社会型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产生经济效应,其经济效应整体呈正向效果。（2）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效果显着,且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其实际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4）两类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实际作用效果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5）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等级整体呈上升趋势,实际供需情况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总的来说,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相比,在不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上,要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政策重视,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整体供给水平。在政策调整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调整我国现有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考虑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因素,综合制定基础设施政策目标和投资方向,建立动态的基础设施政策决策机制,对政策效果进行综合性动态评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为有效的发挥政府的政策职能。
高春明[3]（2021）在《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效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城镇经济快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空间扩大,土地资源总量约束体现的越来越明显。因此,土地资源在经济系统中的生产要素特征也更加凸显。我国城镇化发展在人口总量大,但人均可利用土地不足的国情限制下,土地集约利用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土地资源的生产要素特征以及国有产权性质,意味着土地资源配置在中国具有显着的宏观调控职能。吉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城镇化发展起步早增速快,但是近年来却出现增速减缓和质量较低的问题。尤其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影响了东北地区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损害了居民公共健康。所以,本文从土地利用效率视角出发,系统研究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使用的经济机制、产出效率、利用效率以及影响因素。以期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必要的效率决策视角,从而为吉林省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调整和集约增长路径转变,探索一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引导方向。土地在不同学科中有着不同的定义,本文更加侧重于土地资源概念,突出强调地球表面土地的可利用性和稀缺性。土地集约利用更多关注其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的合理利用和配置。而土地利用效率自然以其经济效益的有效发挥为重点,其内涵在于土地资源利用实际效益与最优效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及其与其他投入要素的合理配置。城镇化发展中的土地集约利用机制在于非农业用地尤其是城镇建设用地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空间上迅速集聚。城镇化的要素集聚会带来城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其中的主要依托力量就在于,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和城镇基础设施的共享使得集聚经济的外部性溢出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和释放。吉林省近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主要存在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土地规模扩张过快和土地集约效率不高三个方面的问题,均与土地资源的投入利用密切相关。本文以多维因素综合评价法详细测算评价了全省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结果显示大多数城市用地集约化水平呈递增趋势,但城市间的差距非常显着。主要体现在利用强度、利用结构和利用效益三个方面。运用时间序列计量模型初步探索了城镇化与用地效率之间呈现长期协调关系,发现人口城镇化是引致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长期格兰杰原因。短期内人口城镇化可能会导致土地利用效率波动失衡,但二者之间存在某种修正机制促进其向长期协调状态进行调整。吉林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在全国处于偏下水平,省内城市间的效率差异非常显着,耕地资源丰富的城市周边农村地区其农地效率往往并不高。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吉林省在大多数年份的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均显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同时存在生产技术落后和要素结构配置不合理问题。这也使得吉林省农业生产的土地利用效率显着低于其技术效率水平。基于全省城市面板数据的超效率CCR模型测算结果显示,吉林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较高的城市大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耕地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的城市其农地利用效率并不高,甚至部分城市的利用效率远远小于东部地区。吉林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受自身生产条件及城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吉林省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且时序内呈现倒N型变动特征,省内城市间的效率差异非常显着,人口规模较大的地级城市表现并不突出。基于全国技术参照集的超效率模型测算显示,吉林省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在东北振兴初期呈下降态势,中期有所回升,但是在2010年之后则又转入下滑路径。吉林省城市间的建设用地效率差异非常显着,规模较大的地级城市用地效率表现并不出色,8个地级市中年平均利用效率大于0.5的仅有3个,其余地级城市的利用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时序内,大多数城市的建设用地效率处于波动递减态势,要素结构配置不合理普遍存在。这也使得多数城市的建设用地效率递减幅度要大于技术效率,粗放型的建设用地扩张而没有资本等其他要素投入的跟进使得用地效率持续走低。吉林省多数城市建设用地效率的持续递减主要来自技术效率损失的逐年扩大,而结构无效则在此基础上加剧了其效率水平的进一步恶化,推动无效城市的生产技术进步是改善建设用地效率的重点。基于全省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表征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和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投入强度对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直接作用,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是提高农地产出效率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农业机械化投入受到农业规模经营的制约,因此单位土地机械化投入强度变量并不显着,但是具有正向符号。农业人口规模的正向作用机制反映了当前劳动密集型农业在全省依然占据较大中,农业机械化与农业人口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相互制约效应,模型中主要体现为负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与正的从业人口系数的制约。当单位播种面积上的机械化投入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提高农业人口规模则有助于农地利用效率改善。但是这种传统农业发展方式与城镇化发展规律相违背,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是高效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采用吉林省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单位土地投资强度提高能够显着促进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提升,但是受到人均建设用地规模的制约。只有当人均建设用地规模低于某一临界值时提高投资强度才会有效,而人均建设用地扩大则会导致用地效率持续损失。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对用地效率的作用机制表现为显着正效应,但是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影响却呈现逆向制约机制。这反映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中结构的不合理性。吉林省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呈现不明显的倒U型特征,这与当前大多数城市人口集聚水平不高密切相关。产业关联结构对城市建设用地效率的影响呈现正U型特征,大部分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普遍滞后,距离平均门槛临界点尚有较大差距,推进产业多样化进而带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依然任重而道远。建设用地结构不合理引致的效率损失在吉林省城市中普遍存在,居住用地比重过高会导致建设用地出现持续的效率损失,样本数据估计结果显示了大多数城市居住用地供给过快的事实。空间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农业用地资源丰富的吉林省中西部地区受经济和城镇化水平所限制,基础设施、机械利用强度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都小于中东部地区,只有非技术性的化肥使用强度的影响大于中东部地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中,整体下降地区由于主要为城市扩张地区,投资强度和单位财政支出的拉低效应都最显着,但居住用地占比以及工业用地占比的促进作用都最显着。最后,基于全省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的问题,从理论机制以及计量模型揭示的经验关系来看,从农业用地效率优化、城镇建设用地效率优化以及城镇化发展格局有化三个大方面,针对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东北全面振兴发展三大主体战略落地给出了政策建议。具体包括推进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推进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农地确权改革、严格实行建设用地可以实行总量以及增量控制、合理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
林诗瑄[4]（2021）在《减税降费背景下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方税收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财政支出呈现刚性特征,并且会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和职能的增多而不断增加,因此地方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能力对保证地方政府财政职能的有效发挥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全面施行减税降费政策,并且取得了良好成效,减轻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然而,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也直接对地方税收收入产生了影响。在短期内,这一政策势必会对一部分税收质量不佳的地方政府的财政供给能力造成挑战,所以通过对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进行研究,挖掘出当下地方税收质量存在的问题,及时对症下药,方能为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提供保障。广东省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反映我国的经济走势和方向。自减税降费政策出台以来,广东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2019年广东全省减税降费规模超过3000亿元。但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下属21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缩影,也增强了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研究对象的差异性。为了掌握当下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具体情况,本文根据影响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四大因素,并结合指标选取的三大原则,构建了拥有5项准则层,14个指标的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评估体系。论文采用客观赋权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将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结合运用,依据因子综合得分的聚类结果,把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划分为5个等级:广州、深圳属于第一等级,珠海、东莞属于第二等级,汕头、阳江、韶关、清远、佛山属于第三等级,揭阳、云浮、中山、河源、肇庆、惠州、湛江、江门、潮州属于第四等级,而梅州、茂名、汕尾则属于第五等级。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从税源结构、税收与经济协调性、税收增长和税种结构这四个层面展开综合分析,发现全省普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税收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第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税源质量差异大;第三,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第四,尚未建立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六大政策建议:一是要充分利用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二是要提升税收征管和服务水平;三是通过加强区域间合作,增大税源总量;四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税源质量的整体提升;五是要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六是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细化到各市,本文选择按照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北部山区的地域分布对21个地级市进行分类分析,先找出问题,再结合各市实际提出政策建议。针对珠三角各市存在的第三产业税负重和缺乏新兴税源导致的税收增长动能不足问题,首先要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转向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其次要寻找经济新突破,培植新税源;针对东翼各市存在的地方税源规模收缩,缺乏支柱型产业和税源与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首先要培育支柱型产业,涵养优质税源,其次要利用税收政策促进税源与经济相协调;针对西翼各市存在的税源结构不合理和税收增长乏力问题,首先要依托自身优势产业,优化税源结构,其次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针对山区各市存在的税源分布分散且质量不高、缺乏支柱性工业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税种结构不合理,资源税占比过高这3大问题,首先要树立税源意识,其次要制定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最后要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对资源税的依赖。
陈慧[5]（2021）在《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对于推动学校个性化发展,进而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将起到关键作用。校长是学校管理和运行的核心,校长的办学自主权是否充分,校长能否用好办学自主权,是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和健全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关于校长办学自主权研究的文献看,强调下放教育管理权限、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是总体趋势,但就执行现状来看,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水平尚有待提升。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的与校长办学自主权相关研究显示,大多数国家都在转向赋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的治理模式。本研究聚焦于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从国际比较和本土实践两个视角展开实证比较研究,力图解决如下问题:（1）通过国际教育调查的数据分析,解析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结构;（2）重要国际教育调查中,不同国家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现状;（3）在国际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细致的问卷、访谈,在解析本土实践中校长办学自主权现状的同时,进一步揭示本土中小学校长对办学自主权的期望;（4）提出需要重点关注的校长办学自主权,以及提升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能力的策略与方法。围绕上述问题,研究并置分析了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调查评估项目TALIS、PISA和SABER中近年来关于办学自主权的调查,对其概念框架、主题指标、实施方法等进行阐述,通过对TALIS2018和PISA2015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所呈现的校长自主权有近乎一致的差异趋势,校长在课程、教材、人事、教师工资方面的自主权较低,在学生纪律政策、预算分配、招生、聘任等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高。SABER2014评估发现上海校长在学校预算、人事管理、学校与学生评估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高,在发挥学校理事会作用和学校问责方面自主权相对较低。鉴于大型国际教育调查虽涉及范围比较广,但是就办学自主权问题而言深入程度不够,且仅显示了各国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现状,本研究对上海市16个行政区的公办学校中小学校长进行更为细致的办学自主权现状与期望的问卷调查。根据不同区分变量制作出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在问卷项目和问卷维度上的数据概览,为后续其他研究者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研究提供多指标分析参考。研究发现,上海校长在不同维度上办学自主权呈现高中低3个水平,在学校形象、发展规划、教学实施、教育科研方面自主权程度较高;在组织领导、学生德育、课程建设和教师发展方面自主权程度中等;在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方面自主权程度较低。上海校长对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自主权现实与期望的差值最大,落差处于高位水平;组织领导、教师发展、学生德育、课程建设、教育科研方面的自主权差值处于中位水平;学校形象、发展规划和教学实施方面的自主权差值处于低位水平。根据研究发现,提出了对落实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策略以及政策建议:扩大校长人事和财物自主权,平衡好规范与活力;加强校长课程教学和育人能力,寻找办学内生动力;增强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自主权、营造独特育人文化;优化校长内部管理领导自主权,强调绩效责任分;落实校长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权,注重教育科研引领。对政府而言,应该关注校长角色和校长队伍建设;聚焦重点领域的校长办学自主权;加强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的能力建设。
钟文[6]（2021）在《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被誉为“中国发展奇迹”,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制度变革、区域政策及科学技术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往往忽视了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重要作用。土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引擎,尤其是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所酝酿的土地财政构成了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财政促使土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为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一次性的投资融资。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土地制度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专题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关心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因为相对于其他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因素而言,土地财政是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关注了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形成原因、影响效应及优化路径等内容,但缺乏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什么?二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三是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四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是否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全面考察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优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视角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体系。本文首先对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并做理论延伸分析;其次,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有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试图找出中央政府的政策脉络;再次,本文就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各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本文综合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剖析,在实证研究方面,以2002-2017年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完成以下三个任务,一是建立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调节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下的“以地生财”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二是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晋升激励下的“以地引资”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三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具有机制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投资偏向与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两条路径的作用方向及作用力度;在案例分析方面,以2007-2017年浙江省与云南省各地级市为比较研究样本,对两省的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做了比较回归分析,以考察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既有正向效应,也存在负向效应,二者是非线性关系,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对待土地财政发展应该具有区域差别化管理的理性态度,切忌一刀切;区域协调发展三大目标有效调节了“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存在,对“以地引资”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达到0.009。土地财政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但投资偏向效应也会引发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与地区收入差距恶化等问题,两大机制共同解释了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29.63%。相关研究结论对完善国家土地财政经营策略、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具有重要政策启示:一是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户籍改革。二是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深化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并实施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三是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制定区域差别化土地财政发展政策,充分释放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红利效应。四是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方式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加强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的科学技术发展,提高研判精准度,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梁竞阁[7]（2020）在《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研究》文中认为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新疆的发展与进步,2000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更是把促进新疆发展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新疆具有多民族并存与融合、多种文化兼容与并蓄的特色,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天然优势,国家在工业、信息技术、文化产业等多方面都加大了对新疆的投入力度,这些都为新疆文化产业带来了绝对优势。文化产业集聚是文化产业重要的发展方式,文化产业园区是文化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学术界已经对集聚发展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文化产业集聚可以提高文化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信息在集聚区域内的流动与共享,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本文以新疆文化产业集聚为研究主线,以文化产业理论、产业集聚理论、产业关联理论为基础,界定文化产业、产业集聚、文化产业集聚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对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新疆文化产业集聚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及评价。根据钻石模型,在构建新疆文化产业集聚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影响文化产业集聚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文化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对新疆文化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测度,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对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的优势和劣势认识更加深刻,为对策建议的提出提供依据。基于灰色关联法,对新疆文化产业集聚效应进行测度,并分析了文化产业集聚对相关产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疆文化产业集聚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仅有图书出版发行行业、广播、电影、电视行业、文化艺术行业的产业聚集度处于中间水平,文化产业对各大产业反馈效果较弱,文化产业集聚效应发挥不够充分。针对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的客观实际,在吸取其他国家、地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促进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的对策建议。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新疆文化产业集聚少有研究到本文深入探究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本研究以文化产业集聚为主线,聚焦新疆这一多民族文化融合地区,分析新疆文化产业及文化产业集聚的现状,厘清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比较优势,并对新疆文化产业集聚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剖析。第二,从已有对新疆文化产业片面的研究到本文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对新疆文化产业集聚进行综合对比和测度。本研究通过新疆与内陆、沿海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状况的横向对比,以及近10年新疆自身文化产业集聚程度的纵向对比,深刻剖析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现状与问题;基于钻石模型,在构建新疆文化产业集聚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影响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文化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对新疆文化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测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对新疆文化产业集聚问题进行更加系统深刻地研究。第三,从单一的分析新疆文化产业对经济的影响到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等方法研究新疆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程度。本研究采用灰色关联法,对新疆文化产业集聚效应进行模型与实证研究,分析新疆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程度,并具体分析新疆文化产业集聚对生产消费、产业园区、技术创新、相关产业的影响效应,为提出有针对性对策建议提供支撑。
胡如梅[8]（2020）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地方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探索建立集体产权与国有产权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制度规范是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客观要求,是向城乡等值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能够让渡权利,改变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因此有必要关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表现、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地方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府征收入市、直接就地入市、指标交易入市三种基本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途径,但是正式的改革试点之前,只有个别一些地方主动突破城乡土地要素流转的规则限制,允许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参与一级市场供地,大多数地方仍然以政府征收入市模式为主。在中央层面直接领导开展入市改革试点后,地方间的这种差异仍然存在。另外,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在早期允许集体土地直接入市的地方又呈现出上收土地开发权、由政府统筹入市的特征。基于这些实践观察,本文尝试探究在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为什么会呈现出空间差异和时间演化特征?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提高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水平是否优化了土地利用效率和收益分配结果?既然征地制度为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提供了制度优势,为什么其中一些会主动放弃一级市场上供地的垄断地位?又如何解释这些地方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选择了不同的组织方式来实现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面对中央政府强化改革压力,地方间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回应差异,这又意味着什么?“制度环境”、“政策工具”和“资源利用”的分析框架,将地方的土地治理表现置于宏观激励结构和特定的制度环境,以及具体的地方情境中进行考察,帮助我们厘清体制因素和地方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的影响。对不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路径的比较分析显示,相比较传统的政府征收入市模式,允许符合规划条件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在当前阶段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相对较小,但是农民集体分享到的收益比例相对较高,达到60%以上。土地指标交易模式提升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配置效率,同时缩小了因区位因素造成的农村内部的土地权益实现差距。此外,在不考虑产权差异的情况下,同一宗地块是通过政府征收入市还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实施入市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并没有明显不同,但是后者的收益分配格局更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对广东省南海区近30年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引资环境和农民集体的博弈能力等地方局限条件的s差异和变化,带来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诉求和利益主体间土地权益分配的矛盾,弱化了原有土地政策的优势,引致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的差异和变化。地方政府间围绕招商引资展开激烈竞争是导致具备资本涌现优势和征地成本相对较高的地方在早期主动下放土地开发权的主要原因。当土地利用强度达到城市规划的限制,“大量引资”逐渐转为“优质选资”,土地区位和规模的优化调整有赖于原产权主体间达成集体行动,为降低这一过程的交易成本,同时考虑到农民事实上的土地产权已经形成,基于市场协商的政府主导模式成为这一阶段政策工具的新选择。进一步地,基于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验证了面对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市场化改革要求,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的差异性源于对“以地生财”的依赖差异。“政府性债务规模”和“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作为直接表征地方“以地生财”需求的代理变量,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供应比例呈现负向关系,且前者的影响更为显着,一定程度上说明地方政府垄断和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取直接的土地出让收益,更重要的是方便以地抵押融资,但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以地生财”的依赖。另外,文章选取能够表征地方其他税收收入成长状况的“预算内财政自给率”指标来间接反映地方对降低“以地生财”依赖的可能性,回归结果显示该指标对地方开展“农地入市”改革有显着促进作用,表现在财政自给率更高的地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和供应比例相对更大。该研究发现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威权国家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也并非完全服从上级,其施政行为还受地方发展偏好和具体情境的影响。研究总体上揭示了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国家治理框架下,横向间的地方竞争、纵向制约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包括引资环境、农民集体政策博弈能力在内的地方情境条件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治理行为。面对来自高层级政府的行政压力和来自农民集体的征地压力,财政自给率更高、对土地财政依赖更低的地方更倾向于切实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因此,需要对地方政府提供适当的激励来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最后,根据笔者有限的知识,本文或有以下贡献。一是关注政府这一特殊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偏好对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不同于在传统土地资源经济学框架内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和收益分配效应的研究,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这个关键主体入手,将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的组织方式视为特定激励结构和制度环境下的工具选择结果,并综合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探析这种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二是现有文献已经清楚地介绍了“市场化”改革可能引起的土地配置效率和权益分配变化等,但对地方政府主动向农民集体下放土地开发权,并在面对相同的“允许入市”的政策环境下采取了不同的组织方式来实现集体土地入市的这一问题的原因还没有太多研究。本文结合地方改革经验,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究。三是关注到本轮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地方政府的回应差异,并由此引发对“以地谋发展”理论的再思考。
邹成成[9]（2020）在《绿色发展视域下中国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森林旅游因其自身优良的生态属性、较强的劳动力吸附能力成为林业发展重要的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和富民产业。近年来,从国家和地方出台的方针政策中不难看出,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产业是绿色发展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林业转型升级要关注经济也要关注民生,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和环境恶化等“城市病”也随之出现,城镇居民回归自然的休闲旅游需求逐渐增大,森林是优良的释放压力、亲近自然之地,所以发展森林旅游是拉动绿色经济、增进民众绿色福利水平的重要手段。本论文关注科学划分森林旅游产业发展演进历程、定位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发展阶段,评价各区域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分析绿色发展视域下的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和递阶结构,提出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并给出有实践意义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建议。本论文系统阐述了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绿色发展、“两山”理论、产业经济学、可持续发展、产业竞争力等相关理论对森林旅游产业的指导作用,给出了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内涵。对我国森林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森林旅游产业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梳理,将我国森林旅游产业发展历程按照时间先后分为5个历史时期,并分别阐述各个历史时期产业的发展特征,将国内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划分为有限竞争、资源竞争及差异化竞争三个阶段。结合产业发展未来消费群体变化、产品需求变化和产业文化内涵变化几个方面分析了森林旅游产业未来发展趋势,为森林旅游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奠定基础。本论文借鉴钻石模型,按照生产要素、需求要素、支持产业和政府作用四个层次进行指标归类,建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影响因素指标的变异程度不同,本文选取熵权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借助SPSS软件及Excel软件对全国31个省域2008-2017年森林旅游产业的竞争力进行定量测算、整理,对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结果进行权重分析、结构分析、聚类分析和空间分布分析,为后文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提供数据支持,为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路径提出奠定基础。本论文分析了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含义,给出了绿色发展对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机制,充分搜集和分析以往相关文献资料,在现有统计年鉴等材料中挑选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备选观测指标,组成产业竞争力拟选影响因素集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获得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拟选指标因素进行分类,在简化的变量体系上进一步运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关系的因果分析,剔除关联度小的因素,将关联度大的因素挑选出来组成以绿色旅游资源、绿色产业规模、绿色发展环境、绿色基础设施和绿色政策支持等5类影响因素组成的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运用解释结构模型方法对5个维度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厘清森林旅游产业影响因素的递阶结构。本论在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描述了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压力、动力,分析了产生压力和动力的机制和发展变化情况,厘清了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循环推进要素作用机理,得出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循环推进框架。本文确定了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总目标,制定了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对前文分析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从以绿色供给为前提、保护优先为先导、结构调整为机遇、产品创新为特色和全域协作为支撑几个方面提出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路径,并基于产业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按照旅游资源要素、产业规模要素、发展环境要素、政策支持要素和基础设施要素5个方面提出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建议,希望为我国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提供借鉴。
温嘉瑜[10]（2020）在《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比较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比较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湾区作为一国开放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不仅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形态,更代表着一种更具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模式。2015年3月,国家颁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计划,在国家战略层面首次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由此粤港澳大湾区开始逐渐被公众知晓,湾区竞争力也逐渐被关注。2018年初以来,美国对中国开启了“技术遏制”,对中国的科技公司进行打压,让中国更加清楚意识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使中国明白只有加强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才能更好地提升整体竞争力,从而提高全球经济发展的控制能力和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美国湾区发展时间早,湾区发展经验丰富,旧金山湾区更是美国高端制造业转型的标杆,长期以来在科技创新领域掌握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虽然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同时具有不同的制度和国家特性,因此中美湾区在发展路径、战略谋划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但从制度路径来看,结合国家竞争力理论和湾区特殊的战略地位,中美湾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比性。此外,将中美湾区进行竞争力比较有利于中国湾区找到自身发展的优势和不足,为尚在发展初期的中国湾区寻求一条符合国情、合理有效的发展道路。本文首先梳理了与湾区和竞争力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对中美湾区的发展现状进行阐述,以制度作为研究路径,构建中美竞争力比较指标和模型设计;其次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方法,从制度、经济、科技和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对中美湾区进行竞争力比较。并以华为公司和苹果公司作为中美湾区的两大代表企业,进行创新领域的案例分析;最后结合比较结果,总结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的优势和不足,并对中国湾区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中国湾区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将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区域资源整合发展的新思路,也是打破中国创新水平不高的优先路径。因此,借鉴世界一流湾区的发展经验,规避世界一流湾区在目前发展中遇到的阻碍,有利于中国在湾区建设上实现”弯道超车”。从而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为我国提升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带动我国新兴制造产业转型发展和新经济的纵深发展,助推“中国制造2025”目标的实现,进而引领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转变。
二、广东与全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比较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东与全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 4.2.3.1 德尔菲法 |
| 4.2.3.2 熵值法 |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 5.1.1 α收敛 |
| 5.1.2 绝对β收敛 |
| 5.1.3 PS收敛模型 |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 6.1.2 Moran散点图 |
| 6.1.3 LISA集聚图 |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整体态势 |
| 6.2.3 发展现状 |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 6.2.5 类型评定 |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 7.1 数据来源 |
| 7.2 数据处理 |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局限性 |
| 8.4 展望 |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主要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定义 |
| 2.1.2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社会型基础设施与公共生活完善的相关文献 |
| 2.2.2 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文献 |
| 2.2.3 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相关文献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3.1.2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 3.1.3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 |
| 3.1.4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 |
| 3.1.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
| 3.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 |
| 3.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2.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研究 |
| 4.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
| 4.1.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比例变化 |
| 4.1.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变化 |
| 4.1.3 我国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 |
| 4.1.4 我国社会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 4.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供需现状 |
| 4.2.1 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
| 4.2.2 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发展分析 |
| 4.3 我国经济型、社会型与其他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
| 4.3.1 基础设施存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
| 4.3.2 三类基础设施全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5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基于PLS和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
| 5.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PLS影响路径分析 |
| 5.1.1 PLS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1.2 路径模型的研究假设、路径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 5.1.3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 5.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5.3.1 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3.3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4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社会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和谐社会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
| 6.1.1 评价指标设计与数据处理 |
| 6.1.2 和谐社会综合指标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
| 6.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2.2 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假设 |
| 6.2.3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6.3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分析 |
| 6.3.1 全样本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分区域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分时段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基于熵权TOPSIS和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 7.1 基于熵权TOPSIS评价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标构建 |
| 7.1.1 熵权TOPSIS模型和指标选取 |
| 7.1.2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指标分析 |
| 7.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综合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2 社会型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对比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依据 |
| 1.1.1 土地资源的生产要素特征更加突出 |
| 1.1.2 土地集约利用是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
| 1.1.3 土地资源的配置具有宏观调控职能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文献梳理评述 |
| 1.3.1 土地利用效率研究 |
| 1.3.2 土地配置效率研究 |
| 1.4 研究框架设计 |
| 1.4.1 研究区域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 |
| 2.1 土地资源及利用效率的界定 |
| 2.1.1 土地资源内涵简述 |
| 2.1.2 土地利用效率界定 |
| 2.2 土地投入下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1 包含土地投入的索洛模型 |
| 2.2.2 包含土地投入的OLG模型 |
| 2.3 土地集约利用的城镇化理论 |
| 2.3.1 城镇化理论简述 |
| 2.3.2 土地的集约利用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分析 |
| 3.1 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特征分析 |
| 3.1.1 吉林省城镇化演变历程 |
| 3.1.2 吉林省城镇化存在问题 |
| 3.2 吉林省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
| 3.2.1 土地资源利用分布状况 |
| 3.2.2 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
| 3.3 城镇化与土地效率关系初探 |
| 3.3.1 模型设定及其变量选取 |
| 3.3.2 计量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吉林省农业用地效率评价及分析 |
| 4.1 用地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
| 4.1.1 模型框架 |
| 4.1.2 数据指标及来源 |
| 4.2 吉林省农业用地效率省际比较分析 |
| 4.2.1 变量选取 |
| 4.2.2 省际农业土地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4.2.3 省际农业土地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
| 4.3 省内农业用地效率的地区差异 |
| 4.3.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省内农业用地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4.3.3 省内农业土地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吉林省城镇建设用地效率评价及分析 |
| 5.1 省际建设用地效率的比较分析 |
| 5.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省际城镇建设用地经济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5.1.3 省际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
| 5.2 省内城市建设用地效率的分析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省内建设用地经济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5.2.3 省内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吉林省城镇化对土地使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
| 6.1 吉林省城镇化对农业用地效率的影响 |
| 6.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1.2 估计模型确定 |
| 6.1.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 城镇化对建设用地效率的影响 |
| 6.2.1 模型变量选取 |
| 6.2.2 估计模型确定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城镇化影响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分化异质性分析 |
| 6.3.1 省内城市区域异质性区分 |
| 6.3.2 城镇化影响农业用地利用效率异质性分析 |
| 6.3.3 城镇化影响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异质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用地效率优化与吉林省城镇化发展 |
| 7.1.2 吉林省农业及建设用地效率评价分析 |
| 7.1.3 吉林省城镇化对用地效率的影响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吉林省农业用地效率优化路径 |
| 7.2.2 吉林省建设用地效率优化路径 |
| 7.2.3 用地效率视角下的吉林省城镇化格局优化路径 |
| 7.3 创新之处及研究展望 |
| 7.3.1 可能创新之处 |
| 7.3.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状况简介 |
| 致谢 |
（4）减税降费背景下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对现有国内外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地方税收收入 |
| 2.1.2 可持续增长 |
| 2.1.3 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 |
| 2.1.4 减税降费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减税理论 |
| 2.2.2 税收经济观 |
| 2.2.3 税负理论 |
| 第3章 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的现状分析 |
| 3.1 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
| 3.1.1 经济总量分析 |
| 3.1.2 经济增长速度分析 |
| 3.1.3 经济产业结构分析 |
| 3.2 地方税收收入基本情况 |
| 3.2.1 各市税收绝对值比较分析 |
| 3.2.2 各市税收增长率比较分析 |
| 3.2.3 各市税收结构比较分析 |
| 3.3 经济发展与税收增长能力现状综合分析 |
| 3.3.1 税收负担率比较分析 |
| 3.3.2 税收弹性系数比较分析 |
| 第4章 减税降费背景下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
| 4.1.2 指标体系构建的评估指标 |
| 4.1.3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4.2 实证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说明 |
| 4.2.2 数据预处理 |
| 4.2.3 主成分分析 |
| 4.2.4 因子分析 |
| 4.2.5 聚类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存在的问题 |
| 5.1 全省普遍存在的问题 |
| 5.1.1 税收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
| 5.1.2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税源质量差异大 |
| 5.1.3 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 |
| 5.1.4 尚未建立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 |
| 5.2 各市存在的问题 |
| 5.2.1 珠三角地区 |
| 5.2.2 东翼地区 |
| 5.2.3 西翼地区 |
| 5.2.4 山区地区 |
| 第6章 提高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的政策建议 |
| 6.1 针对全省的政策建议 |
| 6.1.1 充分利用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
| 6.1.2 提升税收征管和服务水平 |
| 6.1.3 通过加强区域间合作,增大税源总量 |
| 6.1.4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税源质量的整体提升 |
| 6.1.5 大力扶持第三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 |
| 6.1.6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
| 6.2 针对各市的政策建议 |
| 6.2.1 珠三角地区 |
| 6.2.2 东翼地区 |
| 6.2.3 西翼地区 |
| 6.2.4 山区地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研究对象说明 |
| 二、“Autonomy”的语义与译语 |
| 三、学校自主权、学校自治和办学自主权 |
| 四、校长办学自主权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
| 二、具体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四、论文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价值与创新 |
| 一、研究价值 |
| 二、特色与创新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一、关注教育分权改革的探讨 |
| 二、关注校本管理改革的探讨 |
| 三、关注学校效能提升的探讨 |
| 四、关注办学自主权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探讨 |
|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 一、关注校长负责制的探讨 |
| 二、关注现代学校制度的探讨 |
| 三、关注政府职能转变的探讨 |
| 四、关注办学自主权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探讨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成果概述 |
| 第三章 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调查和评估 |
| 第一节 TALIS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 一、TALIS调查的内容与方法 |
| 二、TALIS办学自主权调查结果分析 |
| 三、TALIS2018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与分析 |
| 第二节 PISA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 一、PISA测评的内容与方法 |
| 二、PISA2015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与分析 |
| 第三节 SABER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 一、SABER评估的工具与方法 |
| 二、SABER-SAA在各国的评估实践案例 |
| 三、SABER对上海校长办学自主权的评估发现 |
| 第四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调查的启示 |
| 第四章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实证调查 |
| 第一节 实证调查设计 |
| 一、调查目的 |
| 一、问卷设计 |
| 第二节 样本分布与工具有效性分析 |
| 一、样本数据准备 |
| 二、样本属性分布 |
| 三、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分析 |
| 第三节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数据概览 |
| 一、校长办学自主权在性别上的数据概览 |
| 二、校长办学自主权在年龄段上的数据概览 |
| 三、校长办学自主权在职位上的数据概览 |
| 四、校长办学自主权副校长分管上的数据概览 |
| 五、校长办学自主权在学历上的数据概览 |
| 六、校长办学自主权在任职总年限段上的数据概览 |
| 七、校长自主权在学段类型上的数据概览 |
| 八、校长办学自主权在行政区属性上的数据概览 |
| 第五章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调查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校长办学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差异比较 |
| 一、“学校形象”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二、“发展规划”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三、“组织领导”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四、“人事管理”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五、“财物管理”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六、“学生德育”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七、“课程建设”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八、“教学实施”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九、“教师发展”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十、“教育科研”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第二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性别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性别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性别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性别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性别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性别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性别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性别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性别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性别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性别差异 |
| 第三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年龄段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年龄段差异 |
| 第四节 副校长自主权分管职能差异 |
| 一、在“学生德育”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 二、在“课程建设”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 三、在“教学实施”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 第五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学历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学历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学历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学历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学历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学历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学历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学历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学历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学历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学历差异 |
| 第六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第七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学段类型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第八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扩大校长的人事和财务自主权,平衡好规范与活力 |
| 二、加强校长课程教学和育人能力,寻找办学内生动力 |
| 三、增强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自主权、营造独特育人文化 |
| 四、优化校长内部管理领导自主权,强调绩效责任分布 |
| 五、落实校长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权,注重教育科研引领 |
| 第二节 思考和建议 |
| 一、关注校长角色和校长队伍建设 |
| 二、聚焦重点领域的校长办学自主权 |
| 三、加强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的能力建设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实证调查样本代表性存在不足 |
| 二、实证调查数据与国际数据的对接存在不足 |
| 三、访谈数据运用和学校案例分析存在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类 |
| 二、英文类 |
| 附录 |
| 附录一 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 |
| 一、论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重要概念界定 |
| 一、土地财政 |
| 二、地方政府行为 |
| 三、区域协调发展 |
| 四、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土地财政的理论基础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土地财政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二、国内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第四节 国内外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研究综述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内涵研究 |
| 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政策研究 |
| 三、影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问题研究 |
| 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机制与制度框架研究 |
| 五、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一、已有研究成果证实了土地财政问题的复杂性 |
| 二、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制度安排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相关制度 |
| 一、中国特有土地制度 |
| 二、分税制改革制度 |
| 三、政绩考核制度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的规模与变化趋势 |
| 第三节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演进 |
| 第四节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度及变动趋势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算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生财”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全文作用机制分析 |
| 一、机制分析的逻辑主线 |
| 二、“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
| 二、分区域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引资”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以地引资”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四、空间权重确定 |
| 五、空间自相关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基准回归检验 |
| 二、分区域回归检验 |
| 三、中介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全文作用机制检验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基于浙滇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比较区域选择 |
| 第二节 浙滇两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状况分析 |
| 一、浙江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二、云南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比较 |
| 第四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对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分析与比较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 |
| 二、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 |
| 三、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 |
| 四、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 |
| 附录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7）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文化产业 |
| 2.1.2 产业集聚 |
| 2.1.3 文化产业集聚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文化产业理论 |
| 2.2.2 产业集聚理论 |
| 2.2.3 产业关联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文化产业相关研究综述 |
| 2.3.2 产业集聚相关研究综述 |
| 2.3.3 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相关研究综述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简要评述 |
| 3 新疆文化产业及产业集聚现状与影响因素 |
| 3.1 新疆文化产业现状 |
| 3.1.1 地区生产总值保持持续增长 |
| 3.1.2 文化产业发展迅速 |
| 3.1.3 文化及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势头良好 |
| 3.1.4 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意愿提高 |
| 3.1.5 文化企业实力逐步增强 |
| 3.1.6 形成了一批文化品牌 |
| 3.1.7 政策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
| 3.2 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现状 |
| 3.2.1 文化产业细分行业 |
| 3.2.2 文化产业集聚的比较优势 |
| 3.2.3 文化产业集聚存在的问题 |
| 3.3 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 |
| 3.3.1 要素禀赋 |
| 3.3.2 市场需求 |
| 3.3.3 相关产业 |
| 3.3.4 产业政策 |
| 3.4 新疆文化产业集聚案例分析——旅游业 |
| 3.5 本章小结 |
| 4 新疆文化产业集聚比较分析及评价 |
| 4.1 基于钻石模型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1.1 建立指标体系 |
| 4.1.2 影响因素分析 |
| 4.2 新疆与内陆、沿海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比较 |
| 4.2.1 文化产业集聚度比较 |
| 4.2.2 细分行业集聚度比较 |
| 4.3 新疆文化产业集聚测度 |
| 4.3.1 文化产业集聚发展阶段 |
| 4.3.2 文化产业区位熵测度 |
| 4.3.3 文化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
| 4.4 本章小结 |
| 5 新疆文化产业集聚效应分析 |
| 5.1 基于灰色关联的新疆文化产业集聚效应测度 |
| 5.1.1 灰色关联方法理论 |
| 5.1.2 关联度效应实证分析 |
| 5.2 文化产业集聚对相关产业的影响效应 |
| 5.2.1 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 |
| 5.2.2 对产业园区布局的影响 |
| 5.2.3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 5.2.4 对前后关联产业的影响 |
| 5.3 本章小结 |
| 6 经验借鉴及促进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的对策建议 |
| 6.1 国际经验借鉴 |
| 6.2 国内经验借鉴 |
| 6.2.1 云南文化产业集聚经验 |
| 6.2.2 内蒙古文化产业集聚经验 |
| 6.2.3 贵州文化产业集聚经验 |
| 6.2.4 对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的启示和借鉴 |
| 6.3 对策建议 |
| 6.3.1 拓宽文化产业集聚发展路径 |
| 6.3.2 促进文化资源优势转化 |
| 6.3.3 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园 |
| 6.3.4 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协调发展 |
| 6.3.5 拓展文化产业融资 |
| 6.3.6 培育优秀文化产业人才 |
| 6.3.7 加快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 |
| 6.3.8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
| 7 主要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地方政府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引言 |
| 1.2 研究目标、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问题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全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
| 1.4.1 全文结构 |
| 1.4.2 各章节主要内容 |
| 2 文献综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评述与展望 |
| 2.1 文献划分的视角:四个层次 |
| 2.2 四个层次的文献综述 |
| 2.2.1 第四层次:资源利用 |
| 2.2.2 第三层次:政策工具的多样性、选择逻辑和影响因素 |
| 2.2.3 第二层次:正式制度的作用和变迁 |
| 2.2.4 第一层次: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特征和影响 |
| 2.3 综述的总结和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 3 制度环境、政策工具和资源利用: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的一个分析框架 |
| 3.1 引言 |
| 3.2 建国以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历史演进 |
| 3.2.1 阶段一(1949-1953):建国初期实行农民土地个人所有制 |
| 3.2.2 阶段二(1953-1978):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集体统一经营 |
| 3.2.3 阶段三(1978-1998):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土地使用权依法流转 |
| 3.2.4 阶段四(1998-2008):严格限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 |
| 3.2.5 阶段五(2008-2014):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探索集体土地流转 |
| 3.2.6 阶段六(2014-2019):中央政府强力要求地方开展改革 |
| 3.2.7 小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制度演变的历史特征和内在逻辑 |
| 3.3 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分析框架的总体概览 |
| 3.3.1 制度环境 |
| 3.3.2 政策工具 |
| 3.3.3 资源利用 |
| 3.4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的绩效差异:政策工具的影响 |
| 3.4.1 政策工具选择影响资源利用的生产效率 |
| 3.4.2 政策工具选择影响资源利用的过程效率 |
| 3.4.3 政策工具选择影响资源利用的收益分配 |
| 3.5 土地政策工具选择差异:制度环境和地方情境的共同影响 |
| 3.5.1 激励机制影响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 |
| 3.5.2 土地政策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与政策工具选择的相互影响 |
| 3.5.3 地方情境对土地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 |
| 3.6 本章结论 |
| 4 政策工具的选择效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比较 |
| 4.1 引言 |
| 4.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政策工具介绍 |
| 4.2.1 政府征收入市: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 |
| 4.2.2 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土地发展权在村集体层面的直接兑现 |
| 4.2.3 土地指标交易政策:土地发展权市场交易的构想 |
| 4.2.4 小结 |
| 4.3 土地增值收益内涵及测算思路 |
| 4.3.1 土地增值收益的内涵 |
| 4.3.2 土地增值收益的测算思路 |
| 4.4 三种入市模式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具体核算:以义乌改革实践为例 |
| 4.4.1 义乌市政府征收入市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分配 |
| 4.4.2 义乌市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分配 |
| 4.4.3 义乌市土地指标交易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分配 |
| 4.5 对比分析结果 |
| 4.6 本章结论 |
| 5 地方政府主动下放经营性建设用地供应权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3 研究方法的介绍 |
| 5.4 广东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案例介绍 |
| 5.4.1 农村社区工业化、园区化(1993-2007):村集体自行组织入市 |
| 5.4.2 存量盘活的初步尝试(2007-2013):鼓励产权主体自行改造 |
| 5.4.3 公有资本介入存量建设用地资源整合(2013-至今):地方政府向农村集体购买土地开发权 |
| 5.5 利益主体辨析和案例实证分析 |
| 5.5.1 主要的利益主体 |
| 5.5.2 下放集体土地开发权:保障建设用地供应效率的地方选择 |
| 5.5.3 向村集体购买土地开发权:提高建设用地再开发的过程效率 |
| 5.5.4 优化农民集体在土地整备中的利益分配:农民事实产权的建立 |
| 5.6 本章结论 |
| 6 地方政府面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回应差异和原因探析 |
| 6.1 引言 |
| 6.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背景和特征 |
| 6.3 理论分析:“以地生财”与地方政府改革回应差异 |
| 6.4 案例定性比较:Z省Y市和F省J市 |
| 6.5 定量分析 |
| 6.5.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5.2 数据来源 |
| 6.5.3 实证模型和结果分析 |
| 6.6 本章结论 |
| 7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9）绿色发展视域下中国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基础概念与相关理论 |
| 2.1 基础概念 |
| 2.1.1 绿色发展 |
| 2.1.2 森林旅游产业 |
| 2.1.3 产业竞争力 |
| 2.1.4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绿色发展理论 |
| 2.2.2 “两山”理论 |
| 2.2.3 产业经济学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产业竞争力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
| 3.1 中国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
| 3.1.1 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
| 3.1.2 森林旅游产业绿色发展问题 |
| 3.2 中国森林旅游产业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
| 3.2.1 森林旅游产业对区域经济的直接贡献 |
| 3.2.2 森林旅游产业带动其他产业能力 |
| 3.2.3 森林旅游的区域经济牵动度 |
| 3.3 中国森林旅游产业发展历程与竞争阶段分析 |
| 3.3.1 森林旅游产业发展历程 |
| 3.3.2 森林旅游产业市场竞争阶段分析 |
| 3.4 中国森林旅游产业竞争趋势 |
| 3.4.1 适应森林旅游产业消费群体变化 |
| 3.4.2 适应森林旅游产业产品需求变化 |
| 3.4.3 适应森林旅游产业文化内涵变化 |
| 3.5 本章小结 |
| 4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的模型构建 |
| 4.1 基于钻石模型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
| 4.1.1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分析框架 |
| 4.1.2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
| 4.2 基于熵权法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构建 |
| 4.2.1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方法选择 |
| 4.2.2 基于熵权法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5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评价分析 |
| 5.1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测算 |
| 5.2 各级评价指标的作用权重分析 |
| 5.3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结构分析 |
| 5.3.1 生产要素维度竞争力分析 |
| 5.3.2 需求要素维度竞争力分析 |
| 5.3.3 支持产业要素维度竞争力分析 |
| 5.3.4 政府作用要素维度竞争力分析 |
| 5.4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聚类分析 |
| 5.4.1 聚类分析结果 |
| 5.4.2 聚类结果分析 |
| 5.5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时空分析 |
| 5.5.1 空间分布分析 |
| 5.5.2 时间趋势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构建原理 |
| 6.1.1 绿色发展对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机制 |
| 6.1.2 影响因素遴选原则 |
| 6.1.3 影响因素体系构建的方法 |
| 6.2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构建 |
| 6.2.1 拟选影响因素体系 |
| 6.2.2 影响因素筛选模型设定 |
| 6.2.3 数据处理及检验 |
| 6.2.4 拟选影响因素指标主成分分析 |
| 6.2.5 拟选影响因素指标回归分析 |
| 6.3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 |
| 6.3.1 绿色旅游资源因素 |
| 6.3.2 绿色产业规模因素 |
| 6.3.3 绿色发展环境因素 |
| 6.3.4 绿色基础设施因素 |
| 6.3.5 绿色政策支持因素 |
| 6.4 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结构分析 |
| 6.4.1 解释结构模型的构建 |
| 6.4.2 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PMO分析 |
| 7.1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理论解析 |
| 7.2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压力(P) |
| 7.2.1 竞争力提升的压力 |
| 7.2.2 压力的动态变化 |
| 7.3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动力(M) |
| 7.3.1 动力主体构成及动态演化 |
| 7.3.2 驱动力构成及动态演化 |
| 7.4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P-M循环推进框架 |
| 7.5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路径(O) |
| 7.5.1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目标与路径设计原则 |
| 7.5.2 以保护优先为先导的绿色旅游资源要素提升路径 |
| 7.5.3 以结构调整为机遇的绿色政策支持要素提升路径 |
| 7.5.4 以产品创新为特色的绿色产业规模要素提升路径 |
| 7.5.5 以全域协作为支撑的绿色发展环境要素提升路径 |
| 7.5.6 以绿色供给为前提的绿色基础设施要素提升路径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绿色发展视域下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建议 |
| 8.1 绿色发展视域下旅游资源要素竞争力提升建议 |
| 8.1.1 自然资源保护方面 |
| 8.1.2 资源管理能力方面 |
| 8.2 绿色发展视域下产业规模要素竞争力提升建议 |
| 8.2.1 产品创新方面 |
| 8.2.2 技术创新方面 |
| 8.3 绿色发展视域下发展环境要素竞争力提升建议 |
| 8.3.1 经济环境方面 |
| 8.3.2 社会环境方面 |
| 8.4 绿色发展视域下政策支持要素竞争力提升建议 |
| 8.4.1 绿色供需方面 |
| 8.4.2 政策制度方面 |
| 8.4.3 人才选育方面 |
| 8.5 绿色发展视域下基础设施要素竞争力提升建议 |
| 8.5.1 交通产业支持方面 |
| 8.5.2 服务设施升级方面 |
| 8.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 附录1 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各级指标的权重 |
| 附录2 2008-2017年各地区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结果 |
| 附录3 各地区一级指标综合评价测算结果 |
| 致谢 |
|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10）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比较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比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湾区竞争力理论基础与湾区发展分析 |
| 第一节 湾区内涵与国家间竞争力比较的逻辑 |
| (一)湾区概念的界定分析 |
| (二)湾区竞争力比较与国家间竞争的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国家竞争力理论对湾区竞争力研究的借鉴 |
| (一)竞争力的定义与湾区可比性 |
| (二)国家竞争优势四阶段与中美竞争 |
| (三)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对比 |
| (四)湾区竞争力内涵与特性 |
| 第三节 美国湾区的发展分析——以旧金山湾区为例 |
| (一)旧金山湾区发展历程分析 |
| (二)旧金山湾区发展的优势 |
| (三)旧金山湾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四节 中国湾区的发展分析——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
| (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历程分析 |
| (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优势 |
| (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挑战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比较模型构建与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模型构建原则 |
| (一)湾区整体的系统性原则 |
| (二)湾区动力的机理性原则 |
| (三)研究路径的主要性原则 |
| 第二节 中美两国湾区指标体系设计 |
| (一)湾区制度因素指标 |
| (二)湾区经济因素指标 |
| (三)湾区科技因素指标 |
| (四)湾区国际合作因素指标 |
| 第三节 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比较分析 |
| (一)中美两国湾区制度层面比较分析 |
| (二)中美两国湾区经济层面竞争力比较分析 |
| (三)中美两国湾区科技层面竞争力比较分析 |
| (四)中美两国湾区国际合作层面竞争力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中美两国湾区比较的案例分析 |
| (一)旧金山湾区案例分析:苹果公司 |
| (二)粤港澳大湾区案例分析:华为公司 |
| (三)湾区企业案例分析启示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湾区与中国湾区竞争力比较结论 |
| 第一节 美国湾区竞争力的优势与不足 |
| (一)美国湾区的竞争力优势 |
| (二)美国湾区的竞争力不足 |
| (三)美国湾区竞争力的小结 |
| 第二节 中国湾区竞争力的优势与不足 |
| (一)中国湾区的竞争力优势 |
| (二)中国湾区的竞争力不足 |
| (三)中国湾区竞争力的小结 |
| 第三节 美国湾区与中国湾区竞争力比较的启示 |
| (一)在制度上建立完善的湾区协调机制 |
| (二)在经济上推动国际化金融制度建设 |
| (三)在科技上构建良好创新创业环境 |
| (四)在国际合作上加强制度安排和人才交流 |
| 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广东与全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比较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D]. 郝辑. 吉林大学, 2021(02)
- [2]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D]. 邢斯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1)
- [3]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效率研究[D]. 高春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减税降费背景下广东省地方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能力研究[D]. 林诗瑄.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5]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D]. 陈慧.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6]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D]. 钟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7]新疆文化产业集聚研究[D]. 梁竞阁.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8]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地方政府行为研究[D]. 胡如梅. 浙江大学, 2020(04)
- [9]绿色发展视域下中国森林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D]. 邹成成.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10]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比较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比较为例[D]. 温嘉瑜. 暨南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