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看现代战争的综合系统性

一、从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看现代战争的一体化系统性（论文文献综述）

沈丁心^[1]（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指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程睿^[2]（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韩春阳^[3]（2020）在《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研究》文中提出特朗普政府提出以“美国优先”为其政策原则,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和支付更多的军费。特朗普频繁表示:美国承担了北约过重的军费负担,因此要求欧洲盟国尽快将各自的军费提高到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为了使欧洲盟国尽快达到上述要求,特朗普甚至扬言要退出北约,称北约已经“过时”,对美国的北约欧洲盟友进行十分无礼的批评,决定削减驻德美军,等等。特朗普政府的这一系列举动,使得美欧军费分担矛盾迅速激化,扩大了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尽管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一直长期存在,但自冷战结束后,该矛盾总体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然而,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该矛盾呈现出高度激化的局面,出现了一些与过去相比不同的特点,值得去研究和分析。而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挑起该矛盾的原因、美欧就该矛盾进行的博弈、该矛盾的复杂影响等问题,也值得去研究和分析。本文以“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为研究对象,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数据分析法来全面分析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主体内容分为四个章节。本文第一章全面梳理了从北约成立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历史,将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总结了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三个特性。本文第二章从三个方面对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激化情况进行阐述和分析,包括特朗普政府挑起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原因、美欧就军费分担矛盾的博弈情况、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与美欧其他矛盾的牵连情况。本文第三章阐述了美欧双方对军费分担矛盾进行缓和的路径,分析了为何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缓和难以持久,并结合2020年的新形势对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本文第四章对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特点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该矛盾对于未来的北约发展、欧洲战略自主、俄欧关系、中国的战略压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结语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之上,给出了我国可以考虑的对策建议。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应当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力度很可能会继续增大,并且可能会策动北约欧洲盟国一起打压中国。因此,为了塑造对中国有利的战略环境,中国应当利用好美欧联盟因为军费分担矛盾而裂痕扩大的有利机会,构建良好的中欧关系以防止北约欧洲盟国加入美国打压中国的阵营,同时加强中俄关系以应对北约的力量强化和威胁调整。

郭沂伦^[4]（2020）在《美国国防情报局在联合作战中的运行机制及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鲍静^[5]（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于红丽^[6]（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提出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林高松^[7]（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是国家开展兵役工作的法律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兵役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研究分析兵役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法理价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按照“理性分析、历史沿革、价值定位、内外环境、完善之道”的逻辑顺序分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从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兵役实体法律制度、兵役程序法律制度等为研究起点,对兵役法律制度的内涵外延进行科学界定,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地位作用,为论文撰写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按照古代、近代和新中国等三个阶段系统梳理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发展脉络,系统分析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从体系构成、实质内涵和主要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兵役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现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现代化局部战争需要、退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法理价值进行全面阐述,一是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二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三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四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五是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等,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这是新时代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根基。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防实力同步增强,二是我国总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局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三是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四是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军人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五是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完善之道。主要从兵役法律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力求为国家兵役机关开展兵役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一是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二是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三是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持续为国家提供优质的兵员补充,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康文强^[8]（2020）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机会与秩序的抉择》文中提出嵌于国家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外向型”外交理念历史选择之上的国家对外关系必然遵循动态演绎的原则,美国也不例外。基于“弱国无外交”的现实逻辑,美国在独立之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其对外关系的基本走向深刻地反映出美国“机会”至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外交理念。失序与混乱往往意味着“机会”的孕育,美国对“机会”追求的同时也就伴随着对“秩序”的践踏。国家实力与国际领导力得以重塑之后的美国,一改“机会”主义道路,唯“秩序”为尊,在其逻辑判断的背后,是对只有美国秩序才能最大化地去维护美国利益理念的信服。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机会”的追求以及“秩序”的建构,使得美国从一个充满极大不确定性的蕞尔小国崛起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进入千禧年之后,全球化发生深刻变革,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屡遭挑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甚嚣尘上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地迅速崛起对美国世界秩序的稳定形成现实性威胁,其一家独大的历史注定只是浩浩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极具脆弱性。在“机会”与“秩序”面前,美国或将面临下一个十字路口。本篇文章旨在通过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历史性追溯,研究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内在规律以及深层次逻辑演绎,从而对于更好的了解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价值内核以及为中国发展实现历史性破局提供思考与借鉴。图一幅,表一幅,参考文献67篇

张涛^[9]（2020）在《大数据视域下的国家安全治理论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数字化时代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快速融合,大数据应用广度与深度不断扩展,大数据国家战略价值与日俱增,日渐成为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一方面,大数据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了广阔机遇。首先,大数据通过提供可再生战略资源和提升数据资源转化为安全治理的效能两个层面提升国家安全战略能力;其次,大数据关联性分析、快速处理能力和预测功能有效提升国家安全决策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战略主动性;最后,大数据的关联和共享价值推动国家整体安全协同治理,同时云技术的普及进一步加快国家安全的统一化管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网络技术工具,大数据同样具有“双刃剑”特性,在快速释放国家红利的同时也蕴藏着诸多国际政治风险。首先,大数据对网络物理载体和逻辑载体的严重依赖促使网络技术鸿沟和制度霸权的国际效应加剧,进一步弱化他国国家安全管控能力;其次,大数据资源全球普适性与核心技术稀缺性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促使国家数据所有权与实际控制权逐渐分离,增加国际数据安全纠纷的执法难度,弱化国家数据主权掌控能力;最后,大数据跨境传输的经济合作需求与国家间数据政策政治冲突之间的对立关系为他国的数字贸易安全管控带来诸多风险。未来,大数据将成为搅动国际安全格局的关键因子,国家安全治理更加依赖于大数据提升战略部署、精准外交、科学预测、高效预警和协同合作等诸多治理能力。针对大数据对国家安全治理的两面性,中国需进一步加快大数据安全战略顶层架构;深化大数据产学研合作,不断调动大数据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潜力;加快完善大数据跨境流通的法律规则和体制机制;注重大数据资源与技术的跨国合作,努力提升数据安全标准国际话语权。总之,平衡好数据安全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大数据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关键所在。

陈一雷^[10]（2020）在《21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的空间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后半叶,西方批评理论界开始了“空间转向”,学者们从地理、建筑等实体空间研究拓展至文学、艺术、社会等多个学科。人们不再停留在探讨物理空间,而是将空间与社会、政治、文化、种族、性别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空间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命题。电影作为以空间建构为重要手段来反映社会现实、建构虚拟世界的艺术形式,成为空间研究的重要对象。迄今,以空间视角切入研究电影之成果不在少数,但是,将21世纪近20年好莱坞电影作为一整体,系统、全面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为此,本论文以相关空间理论为手段,对新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中具有代表性的题材进行一个整体观照,以期揭示其空间寓意。在好莱坞电影的研究中,类型片的视角较为常见,因为它很好地兼顾了市场、受众、商业等因素,突出了好莱坞工业体系中的影片共性,但缺憾也是比较明显的,例如类型的分法缺乏严谨逻辑、类型的内涵互有渗透、跨类型和反类型等情况带来的挑战等等。而事实上,好莱坞电影的实质是“类型其表,现实其里”的,它绝不是简单的商品和艺术品,而是意识形态、商业利益、社会舆论、艺术思维的角力场。因此在本论文中,弱化类型,偏重题材,分别以“都市”、“族裔”、“战争”和“科幻”四种题材片为重点,研究好莱坞电影空间呈现方式及其背后的深刻寓意。选择这四个种类,是因为它们均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同时在空间表现上独具特色,展现出电影创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考。除绪论外,论文共有五章。绪论部分,对本课题的研究背景,选题缘由,研究意义进行了交代;对21世纪好莱坞四种题材电影的整体面貌进行了概述;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考察,并指出其优点与不足,最后交代了论文的整体架构。第一章概述交代论文的理论框架、选择四种题材片的缘由以及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首先,论文阐明了论文的总体理论框架。接着,以分析西方空间批评转向入手,指出空间理论的跨学科特征,以及本论文使用的主要理论,即: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和爱德华·索亚的三元辩证法,分别从第一空间（物质的和现实的）、第二空间（精神的和意识形态的）和第三空间（真实的,包容开放的）来讨论21世纪好莱坞4中题材片中的空间特征及其蕴含,同时结合电影艺术所特有的镜头空间呈现,挖掘空间艺术特色。最后,还对使用“题材”而非“类型”进行了说明,对为何选择四种题材以及四个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阐释。第二章聚焦都市题材片,讨论都市空间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面貌。本章主要以《爱乐之城》《阳光小美女》《三块广告牌》《海边的曼彻斯特》《社交网络》等为研究对象,探讨都市空间中不同阶层的生活现状及其背后的现代指向。首先,论文对“景观”一词进行了界定,通过对德波“景观社会”理论实质的讨论,揭示现代社会通过视、听、影像等景观集聚,建立起一整套消费信仰,深刻主导着人们的消费理念。然后,从都市空间、家庭空间与网络空间三个方面,讨论了上述影片空间呈现的内容与形式。最后,论文指出:电影通过对景观的巧妙编码,美化了“美国梦”神话;通过小镇底层人的遭遇,传递出空间正义缺失与人际关系异化的信息;通过都市知识精英的竞争,反映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知识作为生产力,重塑社会空间。第三章以族裔题材片为中心,讨论美国边缘群体的空间诉求。本章主要以《藩篱》《月光男孩》《绿皮书》《撞车》等代表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了21世纪美国族裔题材电影中的种族、身份、文化冲突等问题。这些电影通过白人与生存状态的再现,反映了由于白人主流文化霸权,使得有色人种个人空间受到挤压,最终导致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对峙与冲突。通过有色人种精神空间的再现,表达了有色人种的诉求。论文认为与历史上好莱坞种族题材电影不同的是,这些新世纪电影拓展了族裔空间,使得原先被边缘化的、甚至封闭的族群空间得以打开,传递出全球化时代,人类追求和平、公正、友好相处的积极思想,彰显了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风貌。第四章以战争题材片为对象,讨论好莱坞通过本土与异域空间的建构,以揭示电影“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后殖民思维范式,同时,分析通过战争与创伤话题的讨论,影片制作者所要表现的当下诉求。本章主要以《拆弹部队》《美国狙击手》《血战钢锯岭》《逃离德黑兰》等战争影片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这些影片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人性与道德、历史与记忆等主题。“9·11”事件后,反恐战争成为美国的中心任务。战争题材影片担负起传递美国思想、展示美国力量的任务。因而,这些影片一方面通过战场空间另类英雄形象塑形,来宣示大国力量、展示难以撼动的霸主地位,以此来抚慰“9·11”事件给美国人带来的心理创伤。另一方面则通过异国与本土空间的二元架构,凸显了美国在各方面的优势,折射出“西优东劣”的后殖民主义思维模式。但这些作品除了表现出浓郁的意识形态思想之外,也反映了诸如记忆与创伤,人性与道德,杀戮与救赎等主题。第五章集中讨论科幻题材片,以揭示影片所折射出来的人与科技如何相处的思想。本章主要以《阿凡达》《降临》《水形物语》《她》等为研究对象,讨论了现代科技如何重构了现实世界与个人空间,揭示出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应如何正确对待现代科技的主题。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科技的高度发展,人类不断挑战自然,从而改变了世界的秩序。在带给人类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新世纪以来的科幻电影,通过狂欢化的虚拟空间建构,探讨了人与机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人与自然,地球与外星人应和谐相处的问题,同时,也警示人们在后人类时代,人类应该理性地处理好人与机器的关系,克服享乐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思维模式。论文从空间视角切入,通过对21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中都市、族裔、战争和科幻题材电影的研究发现,上述题材的电影,空间设计独特,内蕴丰富。都市题材电影通过对都市不同景观的呈现,表达了在消费文化大潮裹挟下,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不同阶层都市人追求梦想、公平正义的美好愿望。族裔题材电影通过从对峙、敌意,走向互助、包容的族群与个人空间呈现,倡导一种理解、包容、和谐相处的积极思想。战争题材电影通过本土与异域中,“自我”与“他者”形象的呈现,一方面凸显美国人的英雄形象和霸主地位,抚慰了人们“9·11”事件精神上的创伤,另一方面则通过历史、记忆、创伤主题的展演,唤醒人们对人性与战争的反思。科幻片通过虚幻空间的塑形,揭示了当下现实社会,人类应该处理好科技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倡导人类在智能化时代理性利用科技的理念。通过对21世纪好莱坞四种题材中具有代表性的电影研究,论文的结论是:1)这些影片讨论了20与21世纪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打上了“后”时代特征的烙印,带有“后大都市”、“后工业”、“后殖民”与“后人类”等批评理论的诸多色彩;2)这四类题材片中,空间既是讨论社会诸多问题的媒介,同时也是影片表现的对象,透过空间既可以窥见美国社会万象,也能领略新世纪好莱坞电影的艺术魅力。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原来越多的问题,战争、瘟疫、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等等,相信本研究能为解决当今世界不同社会中的存在问题带来一定启发。21世纪以来,好莱坞优秀影片迭出,但因篇幅所限,另一些题材的优秀影片未能纳入研究,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进行。

二、从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看现代战争的一体化系统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看现代战争的一体化系统性（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美国对外关系中机会与秩序的抉择（论文提纲范文）

（9）大数据视域下的国家安全治理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10）21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的空间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看现代战争的一体化系统性（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2]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3]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研究[D]. 韩春阳.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4)
• [4]美国国防情报局在联合作战中的运行机制及作用研究[D]. 郭沂伦. 国防科技大学, 2020
• [5]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6]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7]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D]. 林高松. 武汉大学, 2020(04)
• [8]美国对外关系中机会与秩序的抉择[D]. 康文强.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2020(12)
• [9]大数据视域下的国家安全治理论析[D]. 张涛. 郑州大学, 2020(02)
• [10]21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的空间建构研究[D]. 陈一雷.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标签：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媒体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特朗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