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逻辑安排

一、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逻辑疏理（论文文献综述）

王颖^[1]（2021）在《女性社区志愿者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社区建设的进程,女性身影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社区中,大部分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当下社区的繁荣与大量的女性基层工作者和女性志愿者的付出密不可分。在社区中,无论是拓展社区服务、发展社区经济、繁荣社区文化,还是美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治安,女性参与者都付出了大量的努力,社区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女性化的治理空间。本文以社区志愿者为透镜,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17位女性社区志愿者、2位男性社区志愿者以及3位居委会干部进行深度访谈,研究女性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的特点及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女性社区志愿者的参与对社区治理的意义,探讨女性公共参与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女性社区志愿者、男性社区志愿者及居委会干部的访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社区志愿者的外在条件、政治背景、个人品格、集体认同感、能力、教育背景均为影响其进入社区的影响因素。第二,在社区这一人情场域中,女性的情感劳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社区得以成为女性化治理空间的原因所在。第三,在社区治理中,女性志愿者的参与对于志愿团队管理、居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均产生了重要意义。进一步的,发现女性公共参与有助于女性自我认同的发展,对提升女性地位有所裨益。同时社区行政工作以及父权文化对女性造成了新的双重负担,要想真正提升女性福祉,还需要在社区中促进性别主流化。

陈文江,张丽^[2]（2020）在《何谓“西部社会学”:基本概念与本体架构——对唐代兴《西部社会学抑或社会学西部学派?》一文的回应》文中研究说明西部社会学相关的研究与讨论,首先需要明确何谓"西部社会学"?回答这一问题,须从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等多重维度分析西部社会的多重属性,从而明确西部社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概念及内涵。本文从回应唐代兴《西部社会学抑或社会学西部学派?》一文的争论出发,讨论了西部概念的产生、研究主体与客体的联系、认识过程与方法、西部社会研究的未来方向,以及西部社会学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指出,西部社会学是将空间概念"西部"与社会学专业组合而成的一个新概念,与当前中国国内关注的主流问题、核心观点和理论传统有一定的区分。为理解西部问题、解读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在西部的境遇,提出西部社会学概念,也以此为社会学植根中国和反思中国的现代化后果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维度。

龚倩^[3]（2019）在《为了公平的课程 ——基于社会实在论视角的地理课程探索》文中认为教育的公平性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要发展社会主义,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教育公平是基础。教育机会直接影响受教育者未来发展的可能结果,因此教育机会平等对于实现教育公平至关重要。鉴于教育机会寓于某种特定课程的接触之中,那么就有必要对作为教育公平核心的课程公平进行研究。本研究将地理课程放置在课程公平的基石之上,采用社会实在论的理论视角来审视地理课程。通过对课程社会学中社会实在论研究转向的考察,建立起社会实在论知识观下课程知识与课程公平的关联,并以中学地理课程为例,尝试系统地论述社会实在论知识观下的地理知识类型和地理课程形态,在实证研究的支持下,采用扎根理论,进一步探寻使得公平的地理课程得以传递的地理教学模式,以期能够丰富对课程公平的研究和理解,拓展对中学地理课程的思考和想象,并启发对地理课程改革的完善和延伸。具体而言,本文围绕社会实在论对构建公平的地理课程在课程知识选择、组织和传递方面的影响,从如下六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说明了进行课程公平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实在论知识观提供了平等拥有知识的认知论基础的可能性。故而在社会实在论知识观视角下,形成了为学生提供公平的地理课程的可能性,于是更进一步地明确了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在对课程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与研究对象展开分析后,发现了社会建构主义理念给课程研究带来的问题。社会实在论作为课程社会学研究的另一种选择,在承认知识社会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学科社群所主张知识准则的认可又使得知识客观性得以保障,从而在课程知识与课程公平间搭建起了联系的桥梁。第三章厘清了“强有力的知识”的释义,并基于强有力的知识能够赋予知识所有者力量的解释,甄别了四类构成公平地理课程的强有力的地理知识,即提供新思维方式的地理知识、提供新理解方式的地理知识、提供新行为方式的地理知识与提供新参与方式的地理知识。第四章以边界的作用和知识的社会分化作为原则,提出了未来课程的三种可能路径。而公平的地理课程是以未来3的课程形态呈现的,即仍是以地理学科“再语境化”所形成的地理科目为基本形式,以同时具备客观性和历史性的强有力的地理知识为主要内容,强调学科边界的持续作用。第五章按照前文所界定的公平的地理课程的标准,通过理论抽样,使用了扎根理论和建立在该理论基础上的NVivo 12软件,经由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对6位高中地理教师的18节地理课堂教学视频进行了深入挖掘,探索他们教学的构成要素,并进一步归纳出使得公平的地理课程得以传递的显性地理教学模式。第六章首先阐述了研究结论,即:社会实在论知识观视角下的课程知识能够促进课程公平的实现;公平的地理课程由强有力的地理知识构成并以未来3的课程形态呈现;显性地理教学模式可以保障公平的地理课程得以有效传递。接着鉴于“教育不能补偿社会”的观点,本文中所关涉的课程公平,也只能局限在相对意义上。最后指出还可以进一步对知识分化和将知识权利作为目标的学校教育展开深入研究。

许亚静^[4]（2019）在《项目制、乡村社会关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豫西J村文化广场项目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公共产品作为农村地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共同所需的物品和服务,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借助强大的中央政府财政“反哺”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并开始通过“项目制”的方式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财政资金支持。作为一种制度的创新,“项目制”是以政府偏好和城市导向为主的,上级政府在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过程中,往往会将专门的意图附着于转移支付资金之上。“项目制”仅仅是在制度设计上打破了条块分割的科层制体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仍然束缚于科层制,以农村公共产品的“项目制”供给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因此,尽管在国家强大的转移支付能力保障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断提升,供给种类也趋于多样化,但在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供给过程中,因供需错位而导致的有效性供给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研究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政府偏好和城市导向为主的“项目制”供给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二是区别于城市社会的乡村社会关系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问题源于对豫西J村的田野观察,为便于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研究案例的选取主要是基于对研究问题和研究的便捷性考虑。为了全面深入地挖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形成逻辑,本研究在对既有相关文献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以J村公共文化广场建设项目为个案,充分运用访谈、观察等方法收集研究所需资料。总体上,围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错位的问题,本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研究从理论层面出发,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综述,发现已有研究侧重从制度层面分析供给制度的变迁、供给现状及供给机制等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而忽视了乡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实践中,无论是由农民自行担负供给成本的传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还是由政府主导的项目制供给,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乡村社会中的复杂社会关系的影响。据此,就本研究所要探讨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而言,可以将乡村社会关系作为本研究的切入点,进而分析其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从经验层面出发,通过对J村公共文化广场建设项目的实证分析,把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现实表征,并据此分析问题背后的形成逻辑。研究发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供给错位”现象普遍存在,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以“项目制”为主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与乡村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因此,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实问题,既要注重从供给制度层面强调供给主体的多元性及建立有效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同时也要注重乡村社会自身的特殊性,根据乡村社会关系中人们的需求特点,合理安排和分配农村公共产品。

张宪军^[5]（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蓝刚^[6]（2019）在《微传播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研究》文中提出青年人的政治社会化价值目标不仅是要培养青年群体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合格公民并具备参政议政能力和掌握一定政治技能的“政治人”,更是希望通过青年人的个体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有多种,不同的途径对青年人在政治社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扮演的角色虽各不相同,但产生的影响却各有千秋。传统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如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体、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虽然在传播政治文化、塑造合格政治公民的过程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终端技术的发展,微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途径在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培养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传播不仅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又由于其叙事视角、叙事容量、叙事方式鲜活性、生活性等特性,赋予了青年人极大的政治参与空间及传播与制造内容的能力。话语权的转移意味着青年人可以自主选择政治信息、大胆地表露政治主张与政治见解,围绕某一政治事件或议题在虚拟空间中开展线上政治活动。这种迥异于传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对当前青年政治社会化环境与内容、功能与方式的改造,推动着政治社会化范式由单向主导向多元互动转型。本文关注的焦点就是微传播在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与意义,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微传播营构的全新媒介环境,是如何以其丰富多姿的媒介景观通过解构传统的时空观,聚缩了政治社会化的历程,加速了青年人的政治社会化的周期;（2）这种在新的历史环境、新的技术条件下产生的政治社会化途径的新型战略变迁,将如何长期而持续地影响着青年人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政治认知及价值取向;（3）微传播环境下政治参与模式的重构及虚拟政治实践在相当程度上改写了青年人政治角色的体验与扮演,不同背景下的政治文化与激增且多元的政治信息会如何冲击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政治信念与规范、动摇青年人理性的政治选择从而背离正确的政治社会化方向及目标。为了回答以上的问题,面对政治社会化途径中出现的媒介途径演变,本文以微传播为逻辑起点,运用个别访谈、问卷调查和模拟实验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旨在对微传播与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对微传播、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途径等概念和功能的梳理与阐释,并以异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马克思经典社会理论和场域理论为理论框架,对微传播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构建;其次分别对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即传统媒介、网络、微传播进行了分析,考察不同媒介途径的历史沿革并比较不同途径优劣与异同;再次围绕微传播的技术特质及虚拟形态,探究微传播在青年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即如何支撑并拓展、保障青年人的社会交往;同时将微文化、微政治作为考察指标,结合大量的实证调查数据分别探析微文化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价值,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亚文化影响;微政治的政治动力、属性和形态,参与起点、传播效力和实现形式,以及对青年人政治关注度、政治表达意愿、政治参与、政治认同等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微传播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负面影响,结合实证发现复杂的舆论环境、开放的言论空间、虚拟的实践行为、低效的参与行为将导致青年人政治认知歧异化、政治表达随性化、政治知行偏差化、政治态度冷漠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微传播媒介责任、舆论主体、监管体系、思政教育的缺失与青年人媒介素养、群体文化、社会心态、认同意识的困乏等;最后在对微传播媒介责任与商业逻辑、个体权利、公民意识、社会需求间关系进行思考的同时,还从发挥文化引导力、完善政治参与渠道、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几方面提出了微传播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的改进举措。

李继^[7]（2017）在《教师教学的实践逻辑研究》文中认为在纷繁的教学行为表象之下,教师在实践中遵循着难以言说,而又自然而然的实践逻辑。面向鲜活的教师日常教学,探寻教师教学的实践逻辑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本研究认为,教师教学的实践逻辑在教师与学校的磨合中互构而成,它以教师教学的行动策略为内核,并通过教师对教学的自我省思而得以延展。从对教师在社会角色下动机的分析,到深入样本学校对教师与学校磨合的考察,以及对教师教学行动策略和自我省思的洞见,研究以由远及近的镜头,将教师教学的实践逻辑层层揭开。教师教学的实践逻辑于教师与学校的磨合之中互构而成。研究首先从作为人的教师的层级化需求出发,经由对教师的专业人、国家工作人员和度人者三重社会角色的分析,澄明了教师的动机结构。从学校的处境到学校的运作,可察社会系统对学校教育的影响贯彻至学校内部,构成了对教师教学的形塑。在学校的形塑下,教师依然具有较大的能动范域,正是这种能动范域使教师生成有别于学校教育意志的实践逻辑成为了可能。学校中教师的利益,是社会角色中的教师动机锚向具体的标的物,教师基于利益筹划行动;教师的专业自主权为教师教学方法的采择、策略的安排提供了条件,也为教师对教学的解释提供了依据;时间与空间中的自由保障了教师自主权的实现,连同教师的自主权共同为教师教学的行动策略施展创造了可能。教师教学的行动策略是教师教学实践逻辑的内核。教师在学校中为获得组织化的生存,谋取学校的资源分配和组织认同,其教学大体适切于学校的意志。然而学校资源的有限性,意味着教师的发展性动机难以成全,这决定了教师不会完全在学校的诱导和控制下开展教学,而是处在教师的自主权、自身利益、自由时间与空间的游走中,教师对于学校的宣导总是若即若离。在大体适切与若即若离之间,应试套路中弹性变革、教学倾斜中兼顾公平、以及教学常态的建立与维护是教师教学实践中的基本策略。透过这三个基本策略可以发现,教师其实深处于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如同钟摆的两个极点,教师处于这两个极点的某个位置上,就整体的情况而言,教师的现实主义教学生存在学校教育中更为主流。在实践逻辑的框架中,自我省思具有促进行动者自我同一性整合的功能,正是通过合理化解释和意义赋予,教师实现自我的同一性整合,维持了教学实践逻辑在日常教学中的延展。教师对于自身教学的合理性解释主要包括理论辩护,经验论证和责任外推三种形式。如果说合理性解释既是面向外部世界也是面向教师自身的,那意义的脉络则主要是面向教师自身。学生成就和道德优越感是教师意义脉络中的两大主干,尽管也有无意义感的失落,但总体上教师朝向着自我的统整。同教师教学的行动策略一样,自我省思也是由教师社会角色下的动机驱动,形成于教师与学校的磨合中,既贯彻着教师的主体能动性,也体现着学校的意志。实践存在着实然与应然的内在张力,实践的过程正是实然应然化的过程。教师的应然教学如何可能则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师为什么要去追寻应然的教学,二是教师追寻应然的教学需要怎样的条件,前者涉及到教师追寻应然教学的内生动力来自哪里;后者教师追寻应然教学需要怎样的学校支持。追寻应然的教学既要挖掘教师的内生动力,又要考虑学校的外部支持。内生动力与外部支持之间有效统一,才能推动应然教学的可能实现。

胡倩^[8]（2017）在《李平心学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李平心是近现代中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从事学术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国近代史、生产力理论等领域辛勤耕耘,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和研究体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的代表性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李平心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家,其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中国近代史、生产力理论等众多学科、众多领域,并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社会学理论方面,李平心于1930年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学术着作《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唯物史观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在这部专着中,李平心不仅强调唯物史观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而且又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其中,同时,还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把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科学地引入社会学的着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李平心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专着,是20世纪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着作,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在这部《中国近代史》专着中,李平心一改传统的精英式的着史模式,不仅站在民众立场上着史,在价值立场上同情下层百姓,颂扬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而且从宏观上把握了历史的演变进程,初步构建了以“革命史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路数和话语体系,这是专注于史料考证与注释的中国传统史学所无法企及的,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起了开辟新路的作用。在生产力理论研究方面,李平心于1959至1961年间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十余篇论述生产力的文章,诸如《论生产力性质》、《论生产力运动和生产关系性质》、《再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等,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结合中,科学地阐述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首次提出“生产力有一种自己增值自己更新的趋势”,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仍然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等观点,这对深入研究生产力内部运动规律具有重大意义;他还首次提出并使用“生产力系统”的术语,拓宽了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李平心关于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思考和运用,也是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因而是一项在理论指导与现实需要结合视域中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李平心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研究结合中的努力,其目的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对于学术研究的指导地位,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从而加快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李平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主要有以下突出的地方:一是突出的中国本位的研究取向。李平心并非“书斋式”学者,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但也具有强烈的“中国中心”的研究意识,善于将学术研究与中国社会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正是如此,李平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建立学术研究的“中国范式”为使命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发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研究的结合推向了新的理论高度,不仅引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进程,而且也为后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李平心坚持中国本位的研究取向,努力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使学术研究赋予了民族的生命力并直接有助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作出了积极而又宝贵的探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李平心的学术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这是他整个学术体系的显着特色。李平心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并突出地集中体现在社会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中。李平心不仅使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在其学术研究之中得到有力贯彻,而且还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其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支撑,故而其学术研究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开阔的思维空间,其学术着作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底蕴,有力地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象的诠释力,这是李平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三是彰显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李平心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钻研,继而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理论研究结合,进而又将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的指导推进到中国近代史、经济学等学科,故而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开展学术研究,善于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并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实践,因而所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范式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历史的文化的底蕴,这使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学理上的深度,其学术见地与研究成果也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其构建的以“革命史观”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话语体系也具有典范性,为后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示范与借鉴。即使是在社会学理论、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中,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也是十分鲜明的特色。四是体现学术批判与学术体系构建的有机统一。李平心探索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注重学术批判,但不是简单地对现实社会、既有学术见解的全盘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将学术的批判、学术的反思和学术体系的构建统合起来,并在学术批判中提出自己鲜明的主张、独到的学术观点,从而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学术体系。李平心在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学术批判与学术构建的有机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经验。五是遵循学术继承中推陈出新的研究路线。李平心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探索,一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并传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社会演进的需要而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有着继承中创新、创新中发展的研究路线,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中传承与创新的统一。李平心秉承了在学术研究在继承中推陈出新的研究路线,将继承与创新有机地统一到具体的学术研究的实践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生命力,彰显了学术研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完善体系的特征,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对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中的发展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李平心学术研究所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李平心是现代中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学术大家,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其学术经历与人生历程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亦颇具代表性。故而,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层面来研究李平心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不仅能够恢复和再现李平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形象,凸显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贡献,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化,促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而且有助于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关系,研究现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生态及其前进的态势,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历史的和学术的论证,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建设提供本土化资源。

高春梅^[9]（2012）在《达斡尔族文化体认与传承 ——基于一所民族中学的质的研究》文中提出每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创造、发展和逐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的风格特点和独特的魅力的本民族文化,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了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精神纽带,也是这个民族得以世代生存、发展的根本。但人类社会进入高速发展的今天,对于那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的挑战,面对各种文化交流的频繁与强势文化的先进性特点,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诸多的传承与发展的困境,尤其是对较少人口的少数民族来说面临的困难更为突出。达斡尔族是北方的较少人口的少数民族之一,达斡尔族因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因此,在本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只靠口口相传,言传身教的方式,这种方式加速了达斡尔族文化的失传、消失和断裂,无论是语言、宗教、艺术、体育、服饰还是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传统文化,都已经逐渐淡出达斡尔族人的生活,甚至于有的已经完全消失,出现了根的断裂。而民族学校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但由于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没有足够重视民族学校的这一功能的发挥,使得民族学校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弱化,通过对一所民族学校的达斡尔族的五位教师和两位学生的达斡尔族文化的体认研究,了解在民族学校的达斡尔族人面对本民族文化的断裂与传承的现状的内心感受、态度、情感、认识的主观体验。运用教育人类学的观点和解释人类学的“深描”方法,理解、解释和描述达斡尔族文化对达斡尔族人的生命成长的影响过程。本论文以研究者的工作单位,黑龙江省Q市（化名）卜奎民族中学（化名）的五位达斡尔族教师和两位达斡尔族学生的作为个案,运用访谈、参与观察、田野观察、日记分析等研究方法,以访谈原汁原味的细节记录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对生活的态度和认识,因为我们知道观念和情感的形成不是平生生成的,而在个体的生活经历中形成的。描述达斡尔族教师和达斡尔族学生的文化体认主要是以深层次的文化背景的行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在对五位达斡尔族教师和两位达斡尔族学生的主体认知、民族情感体验及民族文化传承的分析基础上,对他们的民族认同,民族身份认知和对本民族语言、宗教、艺术、体育等文化方面的态度进行人类学解释。洞察达斡尔族教师和达斡尔族学生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自觉发展状态的困境,了解达斡尔族教师在民族学校的教育教学中民族文化传承意识的趋向,寻求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策略与路径。在研究访谈的基础上,引用多元文化教育思想的教育视角,以民族学校传承场域的实践操作为研究基础,为民族学校传承达斡尔族文化提供一种新的认识和新思路。从达斡尔族主体文化认识的特点分析达斡尔族文化传承之根本是本民族主体的文化自觉,即达斡尔族文化传承的关键是达斡尔族本族内传承为重点,并要得到国家意志来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政策支持。对其达斡尔族文化的断裂现象做以真实的记录,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过程的图景记实,以期有更多的民族文化现象的启示。

曾永泉^[10]（2011）在《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关注风险与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目前,处于急剧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也正面临着诸多社会风险的威胁与挑战。加强社会风险预警,建构一套科学实用并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乃是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只有建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才能适时监控社会风险的发展状态,及时发布各种社会风险警情,尤其是及时发布那些重大社会风险警报,从而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并动员社会力量将风险控制在社会承受力范围之内,以防患于未然。由此可见,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此,本论文在国内外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分析转型期的重大社会风险源,探讨指标体系建构的结构模型,并依据科学方法建构一套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及各级指标的权重,将指标体系应用在转型期社会风险的综合评价中。论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有：建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需要从哪些理论中吸取养分,如何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指标,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选择指标并确定指标的权重,如何进行风险的综合评价?总之,建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方法的应用是两大关键。基于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导论。主要说明本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检视和评论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界定了主要概念,并交待了行文逻辑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研究社会风险预警的理论基础,讨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等在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中所具有的启发意义。第二章,分析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源,为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建构提供现实依据。首先探讨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的内在逻辑,揭示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与社会风险的关联；其次,根据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探讨和研究当前主要社会风险的基本现状,尤其关注的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各种风险,包括人口风险、经济生活风险、社会生活风险、政治生活风险、文化心理风险和自然生态风险；最后,分析转型时期社会风险具有的复合性、结构性、扩散性、多发性和高危性等特征,从而再现了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风险景象。第三章,研究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中的结构模型。社会指标体系建构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从理论到模型再到指标的逐步操作化的过程。结构模型将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指标联接起来,从而为下一步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本章提出了转型时期社会风险景象图、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的三维图,详细分析了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建构的时间维结构模型和逻辑维结构模型。第四章,建构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主要讨论指标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根据专家咨询方法和社会统计数据分析,设计包含六个一级指标、十九个二级指标、四十八个三级指标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对具体指标含义作出解释。第五章,确定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各级指标的权重。在专家咨询的基础上,应用聚类分析、幂法、相似系数加权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将专家的主观判断和统计技术结合起来,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保证了权重确定的科学性。第六章,综合评价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状况。根据本文建立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收集各种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将预警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变换并构造社会风险综合评价模型后,对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状况做全面的评估,计算出总体风险指标值和各二级指标的风险值。第七章,结论及展望。主要对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有关理论和方法问题所作的全面归纳及提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逻辑疏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逻辑疏理（论文提纲范文）

（1）女性社区志愿者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何谓“西部社会学”:基本概念与本体架构——对唐代兴《西部社会学抑或社会学西部学派?》一文的回应（论文提纲范文）

（3）为了公平的课程 ——基于社会实在论视角的地理课程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4）项目制、乡村社会关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豫西J村文化广场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微传播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教师教学的实践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李平心学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达斡尔族文化体认与传承 ——基于一所民族中学的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逻辑疏理（论文参考文献）

• [1]女性社区志愿者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D]. 王颖.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9)
• [2]何谓“西部社会学”:基本概念与本体架构——对唐代兴《西部社会学抑或社会学西部学派?》一文的回应[J]. 陈文江,张丽. 河北学刊, 2020(05)
• [3]为了公平的课程 ——基于社会实在论视角的地理课程探索[D]. 龚倩.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6)
• [4]项目制、乡村社会关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豫西J村文化广场项目为例[D]. 许亚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5]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6]微传播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研究[D]. 蓝刚. 西北工业大学, 2019(04)
• [7]教师教学的实践逻辑研究[D]. 李继. 四川师范大学, 2017(06)
• [8]李平心学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D]. 胡倩.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9]达斡尔族文化体认与传承 ——基于一所民族中学的质的研究[D]. 高春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4)
• [10]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D]. 曾永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4)

标签：政治社会化论文;  社会学论文;  地理教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风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