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行知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论文文献综述）
冯成[1]（2020）在《陶行知与马坚的抗日爱国精神》文中研究说明抗战爆发后,为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陶行知借参加世界新教育大会之机,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出访欧、亚、美、非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并联合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以扩大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在访问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期间,陶行知与马坚等回族留埃学子相聚金字塔下,留埃学子抵御外侮的爱国热情、爱国行动和高昂斗志深深感染了陶行知。重温这段历史,可以让我们再次感受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的爱国热忱,了解陶行知、马坚等知识分子以国难为念、心系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光辉事迹。
杨熔[2]（2020）在《传承与立新：学缘群体中陶行知形象研究 ——以华中师范大学陶研群体为考察中心》文中研究说明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斗士、大众诗人,终生致力于为人民办教育,其倡导的生活教育学说是近现代中国最富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学说之一,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持续被教育界所研究并借鉴。陶行知研究一度成为教育研究中的热点领域,经历挫折却从未褪色,甚至正逐步形成“陶行知学”。本文以陶行知形象研究为主题,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口述历史法,着力分析华中师范大学陶行知研究的代表学者有关陶行知形象研究的成果,以期对华中学人的陶行知形象研究做系统的比较分析,进而阐明一个群体对人物形象研究之殊同承创。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主要对陶行知形象研究的背景展开细致分析。自20世纪初,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学说及其教育实践活动便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广泛的争鸣探讨。时至今日,陶行知研究已有百年的历史,在这百余年间,陶行知研究共经历了争鸣、高潮、沉寂、复兴五个时期,陶行知形象研究也伴随陶研的不同阶段而发展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的社会环境影响下,陶行知研究在学术界迅速“走红”,许多研究者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愈来愈趋向对陶行知形象的客观公正评价,学术界对陶行知形象也逐渐形成相应的认同感与共识感,构建“陶行知学”成为许多陶研学者的努力方向与奋斗目标,将陶行知作为大众学习的精神榜样成为弘扬中华文化、强化民族精神的一种有力武器。第二部分主要以改革开放后华中师范大学的陶研学者们为考察中心,梳理了该研究群体在陶行知形象研究的基本脉络与发展历程。华中学人们经过四十年刻苦钻研,秉持客观公正的研究原则,不仅在陶行知研究及其形象评价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还将陶研作为一种学术传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研究人才,促使陶行知形象评价得到不断的补充、纠正与完善,成为“陶行知学”构建的重要力量之一。第三部分重点侧重于展开对华中师范大学陶研群体的微观分析。研究选取章开沅、唐国权、余子侠、周洪宇为研究代表,对四位学者有关陶行知形象研究的专着展开阐述,在对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群体的陶研成果展开深入认识的同时,也更好地展现了华中学人视野下陶行知形象的更新与变迁。第四部分立足于华中师范大学陶研群体四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对陶行知研究进行了相关思考。陶行知形象评价虽然曾受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一度遭到不合理的认识,但依托学者们的学术重建,被破坏的人物形象得以重新恢复重建,并趋于稳定客观。此外,扎根史实,以历史眼光展开学术研究也成为还原历史人物形象全貌的重要手段。同时,本研究通过对华中学人陶行知形象研究的深入分析,将宏观微观相结合,进一步梳理出华中师范大学陶研群体的研究路径,力求为学术界研究历史人物形象提供一些可借鉴经验。
刘来兵,吴丽萍[3]（2019）在《陶行知政治救国活动综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陶行知一生为寻求中华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他的救国理想经历了四次大的阶段性转变,即医药救国理想、文学救国理想、政治救国理想和教育救国理想。他既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是杰出的政治活动家。陶行知在政治上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和共产主义战士。他热爱人民,追求真理,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奋斗终生。陶行知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始终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拯救中国命运的政治活动,贡献卓着。
徐莹晖[4]（2018）在《生活教育社的组建过程》文中提出生活教育社由陶行知领导创立。它的组建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历时十余年。其间,先后创建乡村教育同志会、乡村教育先锋团、《生活教育》、普及教育助成会和抗战教育研究会。这些是生活教育社公开成立前的酝酿与发展,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时代之需要,发动了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和战时教育运动,并培养了一批坚定的生活教育者,最终促成了1938年12月15日生活教育社在广西桂林正式成立。
吴婷婷[5]（2019）在《抗战时期少年儿童革命组织研究 ——以新安旅行团为例》文中认为新安旅行团是我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少年儿童为成员组建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在特殊的国难时期,新安旅行团的修学旅行从华东而华北、再西北,又华中、再西南。期间,新安旅行团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建议并在组织内部秘密建立党支部,完成了从以实践生活教育思想为目标的少年儿童组织,到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为目标的中共领导下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的转变。该组织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为理论指导,践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主张,坚持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环境里进行教、学、做。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以修学旅行的方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思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奉献了力量。作为在抗战时期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新安旅行团在组织目标、组织成员、组织机构以及组织活动方式等方面都经历了动态的变化过程。在组织目标上,经历了以实践生活教育思想为目标的少年儿童组织,到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为目标的中共领导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的转变;在组织成员上,从最初成立的14名儿童,增加到将近600人;在组织机构上,从不成熟发展至成熟;在组织活动方式上,也由抗日救国思想的宣传者,转变为儿童运动的组织者。从1935年成立到1952年结束,新安旅行团的足迹遍布国内18个省份,行程约45000多里,被誉为“民族小号手”。本文从少年儿童组织研究方向入手,研究的时间段从1935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通过回顾新安旅行团诞生的历史背景,追踪其修学路线,研究新安旅行团的组织制度、组织成员以及活动方式等在不同时期的转变,探究新安旅行团组织活动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新安旅行团的历史作用及当代启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组织的发展以及少年儿童思想意识的培育提供借鉴。
周博[6]（2019）在《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文中提出旅行是人的一种空间流动形式,既能够呈现人和时空的互动关系,又可在旅行观念和旅行实践的演化中审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窥探时代变迁的特征。因而,由“旅行”这一视角切入,一方面可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角概观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地关系的时空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现代旅行观的内容要素,以及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生成过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在城市中尤为显着,其中学校教师、编辑、记者、公务员、企业家、律师等新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典型特征。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民国中期,即1927—1936年,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因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不断,国内旅行事业发展受限,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旅行文献体系;二是《旅行杂志》创刊于1927年,此后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经济、交通、新生活运动等方面进行国家建设,旅行事业得以正常而快速地发展;三是抗战爆发后,国内旅行虽未中断,但受时局影响,旅行被赋予了“救国”“挽救经济国难”等政治意义,与休闲旅行形成较大差别。故而,民国中期是研究休闲旅行的最佳时段。本文以1927—1936年间的《旅行杂志》及大约同时期其他报刊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核心文献,重返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的生活场域,以时人笔录的旅行观感探究其旅行动机、旅行路线、旅行感悟等,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力图真实地描述民国中期的国内旅行活动,借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生活状态以及观念变化。本文主体框架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探究旅行者之游兴、游踪及游观,每篇各含三章,全文共由九章组成。上篇游兴之第一章,通过分析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国内游记的作者身份、与作者同游者的身份,以及游记中所记载作者在旅行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及经历,发现此时期旅行者群体有四种特征:第一,在职业类型上,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出版社和报社之编辑、记者,政府公务员,工商、金融实业界之企业家及从业者,以及医生、律师、画家和作家等自由职业者;第二,在教育背景上,多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尤其多具有现代高等教育背景;第三,在出国经历上,大部分有出国留学、海外考察及海外任职等经历;第四,在生活地点及旅行出发地上,多为当时中东部地区沿海沿江之都市。这一群体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城市新知识群体。上篇游兴之第二章,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所记录的出行原因与主观动机进行分析和归纳。出行原因最主要的是休闲游览,此类游记篇数最多,其次是公务考察、返乡探亲的途中兼事游览。关于休闲游览的主观动机则种类繁多,有“嗜好游览”、“偿久慕之情”、“消此闲暇”、“避暑养疴”、“蜜月”等多种类型。上篇游兴之第三章,在对游记作者的主诉旅行动机种类的归纳基础上,探究旅行动机产生之宏观和微观原因。通过游记文本对比可知,动机产生的宏观原因主要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娱乐的兴盛、“都市病”的出现、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新职业划分下的公务考察频繁化,以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旅行示范所引领的休闲游览新风尚;微观原因则是个人爱好、“海外亲历”、“借地消遣”、健康预期等。中篇游踪之第四章,对所搜集整理的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536篇国内游记的游踪分布进行历时性统计分析,并对其中游踪在一省范围之内的465篇游记进行空间布局分析,发现当时旅行者的游踪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特征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从而可将全国之游踪范围划分为中心区、扩散区和边疆区。中篇游踪之第五章,通过对前文所述全国游踪分布特征进行图像分析后,发现其分布呈点状、线性及圈层三种特征。点状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多集中于山、水、古迹所在地;线性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沿公路、铁路交通线及沿江、沿海分布;圈层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扩散,且分布密度由近及远呈现递减趋势。中篇游踪之第六章,探究前文分析所得之全国游踪分布的时空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推动要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游览目的地开发建设、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二是新式交通的发展;三是新式旅馆的兴起和住宿设施多样化,以及专门的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下篇游观之第七章,在游程结束后,旅行者常伴随有对旅行体验的感悟和旅行意义的思索。通过游记文本分析,民国中期旅行者对于旅行的认知既有继承于古人之传统认知,如旅行之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价值,此外亦有城市化背景下对医治“都市病”之功效的体悟和特殊国情背景下对“爱国”意义的思索。下篇游观之第八章,随着民国中期旅行活动的兴盛发展,旅行事业开始引起民国学人的重视。民国学人认为发展旅行事业乃是“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可“谋文化之推广”和“兴起进取的精神”、“登临凭吊”能激发爱国热情。此时民国学人积极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原因,在理论上乃是受西方旅行话语之影响,在实践上是出于“挽救经济国难”之目的,期待以旅行事业的发展吸引海外游人来华游览,亲眼见证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之良善,借此回应“反宣传”,以获取近代国家资格。下篇游观之第九章,民国学人积极探索中国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和意义,先后经历了对他国发展旅行事业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对发展旅行事业的多重价值和具体路径（宣传、招徕、接待）的探讨阶段、以佘贵棠为代表的旅行理论总结等三个阶段,最终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旅行理论体系构建。综上,本文在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国内旅行活动的游兴、游踪、游观,旨在探究现代旅行活动中所折射出的人地互动,从“旅行”的底层视角管窥中国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种生成路径。
王俏蕊[7]（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杨珂[8]（2018）在《陶行知国难教育思想指导下的音乐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难教育是陶行知在抗战时期提出的重要教育主张。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受此影响,陶行知提出了国难教育的主张,并发起了国难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国难教育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抗战救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提出国难教育是希望通过教育唤醒大众的救国意识,激起大众的爱国情感,从而使大众能够自发的组织起来共赴国难。因此,国难教育的本质是以救国为目的的大众教育,其理论核心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其发展则分为萌芽、确立和发展三个阶段。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陶行知国难教育思想指导下的音乐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国难教育思想指导下,其音乐教育观念主要内体现在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对音乐教育社会功能的强调以及提倡音乐教育大众化三个方面。在音乐教育观的实施方面,陶行知提出了艺友制、小先生制和大众唱歌团三个适合开展国难音乐教育实践的思路。在梳理和归纳国难教育思想及其指导下的音乐教育观之后,进一步深入探讨国难教育思想指导下音乐教育实践的具体内容。国难教育思想指导下专业化的音乐教育实践主要以育才学校为代表,对育才学校音乐组专业化教学体制与专业化教学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梳理,总结了音乐组教学实践的特色包括注重培养学生创造力和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个方面。国难教育思想指导下大众化的音乐教育实践主要表现在新安旅行团初期的音乐教育实践,以及李凌在1945-1949年间所进行的大众化音乐教育实践,通过对着两部分音乐实践的详细分析与梳理,揭示出二者与国难教育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李艳红[9]（2018）在《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与曾琦、李璜被称为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驾马车。他作为民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对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革命史研究范式影响,对左舜生研究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社会活动为纬,对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及其思想主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将左舜生的学术活动穿插于本文的各章节之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左舜生,拓展与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出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成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以及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都影响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个性思想。他作为典型的湖湘人物,处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治信仰,终身追求民主自由,难脱书生议政的本色。左舜生以难得的历史机缘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活动及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评议部主任,热心处理学会成员间的各种事务,充当学会的联络中枢。他发表对于“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等热点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并参与学会的主义之争、会员能否参与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论战,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其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书刊编辑与发行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提升,并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为后来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从事新书出版工作十余年,出版发行了“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系列丛书,为中华书局和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新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以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为中心,出版了系列国家主义理论着作,为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便利,也为其个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聘中华书局期间,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收集整理史料,出版史学着作。在中国青年党早期活动中,左舜生承担了青年党“舆论造党”、党义传播和干部培训等重任。左舜生长期担任青年党宣传部长,负责党务宣传、联络与组织工作,先后参与《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铲共半月刊》《民声周报》《申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鼓吹反共抗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创建知行学院以培养青年党党政干部,并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在左舜生所创办的系列报刊中,《醒狮周报》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杂志。他在发表了系列论文,宣传反共反苏和鼓吹国家主义,也发文反对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主张平等外交等。他参与共青两党论战,发表系列时评,为国家主义张目,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左舜生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活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北上游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未果;创办报刊（《国论月刊》《国论半月刊》《国光旬刊》）,宣传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与黄郛交谊,居间引领中国青年党其他领导人上庐山与蒋介石会面,促成国青两党共同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左舜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预测,凸显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左舜生担任国防参议员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以在野党身份提出议案,主张抗战救国,鼓吹民主宪政。他参与皖南事变善后调处,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民盟秘书长,居间调和国共关系。在此期间,左舜生投身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和第二次宪政运动,竭力倡导抗战建国与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左舜生关注战后局势,积极参与国共调停,力争和平建国,反对国共内战。在国共调停失败之际,他向“右”转,退出民盟,率领中国青年党参加制宪国大,参加政府改组,出任农林部长,实现了从在野到当政、从问政到从政的身份转换。但随着民国政局的剧变,左舜生的从政生涯昙花一现,实际上仅充当了国民党的“政治花瓶”,难以实现其书生“干政”的政治理想。纵观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考察其思想主张,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后来演变成政客）等多重身份,具有多面性,融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反蒋与拥蒋于一体,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的集合体。评价左舜生的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能因左舜生秉持反共抗俄的国家主义信条与社会实践而彻底否定他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左舜生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抗战建国、民主宪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他一些反动错误的思想行径。面对左舜生的功与过、是与非、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蒙应来[10]（2018）在《民族、国家与信仰：余日章与华盛顿会议研究（1921-1922）》文中研究表明余日章（1882-1936）是近代中国着名的宗教家、教育家和外交家,作为新式基督徒知识分子精英,他将宗教理念融入救国救世实践,其经历是中国基督徒参与中国社会活动的经典案例。本文以余日章参与华盛顿会议的国民外交活动为个案,探讨中国基督徒对中国社会的参与问题。整篇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讨论余日章外交素质的养成与早年外交经历的问题。外交素质的养成以早年的生平为界,分为学生、执教、留学三个阶段,早年外交经历以黎元洪幕府与中华游美实业团为中心;第二章论述华盛顿会议开幕前夕,余日章被推选为国民代表的因应,展现出国民代表产生的复杂过程;第三章分析余日章参与华盛顿会议的主张与目的;第四章叙述余日章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对有关中国议题的参与;第五章探讨华盛顿会议期间余日章对中美的舆论宣传与影响。总体而论,余日章参与华盛顿会议是宗教与世俗身份下的一次国民外交活动。既是基督徒对华盛顿会议的一种积极反应,又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国际化,维护国权、实现民族独立的国民外交的典型案例。在此期间,余日章的宗教信仰与救国理想互为结合,勇于践行,竖立了一个爱国的基督徒形象,为中国的外交做出了贡献。
二、陶行知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陶行知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1）陶行知与马坚的抗日爱国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 一、陶行知与马坚的相遇 |
| 二、陶行知和马坚宣传抗日救国 |
| （一）环行二十六国，陶行知抗战宣传遍世界 |
| （二）奔走西亚非洲，留埃学子爱国大义佑中华 |
| 三、陶行知与马坚的抗日爱国行动 |
| 四、意义与影响 |
| （一）陶行知深明回族爱国大义，坚定团结抗战的信心 |
| （二）马坚等学子破奸揭伪的赤诚爱国义举 |
| （三）作为代表的马坚更加坚定爱国信仰的学者追求 |
（2）传承与立新：学缘群体中陶行知形象研究 ——以华中师范大学陶研群体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概念界定 |
| (四) 文献综述 |
| (五) 研究方法 |
| 一、陶行知形象研究的背景剖析 |
| (一) “陶行知学”构建的内在之需 |
| (二) “今圣”陶行知形象的时代召唤 |
| (三) 陶行知形象研究的三方话语 |
| 二、华中学人群体的陶行知形象研究 |
| (一) 新时期陶行知形象的破冰研究 |
| (二) 陶行知形象研究的多元呈现 |
| (三) 陶行知形象研究的机构助力 |
| 三、学人群体中陶行知形象研究的各家之言 |
| (一) 平凡的神圣 |
| (二) 山乡社会中走出的人民教育家 |
| (三) 20世纪综合性的文化巨人 |
| 四、陶行知形象研究的学术省思 |
| (一) 华中学人陶行知形象研究的传承与立新 |
| (二) 渐进中的陶行知形象研究 |
| (三) 学术视野下历史人物形象的研究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陶行知政治救国活动综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应时而动:休学返乡参加辛亥革命地方起义 |
| 二、深度参与:领导南京五四爱国运动 |
| 三、立场倾斜:拥护“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
| 四、勇纾国难:作为国民外交使节赴欧美争取抗战外援 |
| 五、急流勇进: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 |
（5）抗战时期少年儿童革命组织研究 ——以新安旅行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少年儿童组织 |
| 1.3.2 少年儿童革命组织 |
| 1.3.3 新安旅行团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关于生活教育理论的研究 |
| 1.4.2 关于少年儿童革命组织的研究 |
| 1.4.3 关于新安旅行团的研究 |
| 1.5 研究思路 |
| 1.6 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内容 |
| 1.7 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
| 1.7.1 可能的创新 |
| 1.7.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新安旅行团的历史背景及沿革 |
| 2.1 新安旅行团的诞生地—新安小学 |
| 2.1.1 新安小学的由来 |
| 2.1.2 新安小学的基本办学概况 |
| 2.2 新安旅行团诞生的历史背景 |
| 2.2.1 阶级矛盾突出 |
| 2.2.2 国内经济衰败 |
| 2.2.3 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扩大 |
| 2.2.4 生活教育理论在国内的初步应用 |
| 2.2.5 上海之行的成功试验 |
| 2.3 新安旅行团的正式成立 |
| 2.4 新安旅行团的修学路线 |
| 2.4.1 活跃在江南地区 |
| 2.4.2 赶赴绥远 |
| 2.4.3 奔赴大西北 |
| 2.4.4 活跃在武汉、长沙 |
| 2.4.5 奔波在桂林 |
| 2.4.6 “战斗”在苏北根据地 |
| 第3章 新安旅行团组织要素及其发展 |
| 3.1 组织目标及其转变:从修学到革命 |
| 3.1.1 早期:以实践生活教育思想为目标的儿童组织 |
| 3.1.2 中期: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求革命方法的儿童组织 |
| 3.1.3 后期:在中共领导下的儿童革命组织 |
| 3.2 组织结构及其发展 |
| 3.2.1 早期:组织结构的雏形 |
| 3.2.2 中期:组织结构的成型 |
| 3.2.3 后期:中共领导下的健全组织 |
| 3.3 组织成员及其发展 |
| 3.3.1 初创时期:在国统区的组织成员发展 |
| 3.3.2 发展中期:国共关系影响下的组织成员发展 |
| 3.3.3 辉煌时期:在苏北根据地时期的组织成员发展 |
| 第4章 新安旅行团组织活动及其发展 |
| 4.1 新安旅行团的知识学习活动 |
| 4.1.1 在新安小学就地学习 |
| 4.1.2 在全国各地的游学 |
| 4.2 新安旅行团的实践活动 |
| 4.2.1 撰稿写书 |
| 4.2.2 艺术宣传 |
| 4.2.3 岩洞教育 |
| 4.2.4 组织儿童团 |
| 第5章 新安旅行团的活动方式及其发展 |
| 5.1 组织活动方式的转变:由宣传者变为组织者 |
| 5.1.1 在国统区修学旅行时期:文艺宣传 |
| 5.1.2 在苏北革命根据地时期:组织儿童运动 |
| 5.2 组织活动方式成功转变的因素 |
| 5.2.1 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关注 |
| 5.2.2 得益于组织规模的扩大 |
| 5.2.3 获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
| 第6章 新安旅行团的历史作用及当代启示 |
| 6.1 新安旅行团组织活动的特点 |
| 6.1.1 担当时代责任 |
| 6.1.2 实行自我管理 |
| 6.1.3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
| 6.2 新安旅行团的历史作用 |
| 6.2.1 培养了一批革命的优秀少年儿童 |
| 6.2.2 唤醒群众抗日热情 |
| 6.2.3 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
| 6.2.4 促进文化交流 |
| 6.3 对新时代少年儿童组织的启示 |
| 6.3.1 明确新时代少年儿童组织的目标 |
| 6.3.2 强化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组织认同 |
| 6.3.3 重视新时代少年儿童思想意识的培育 |
| 6.3.4 新时代少年儿童组织的教育活动内容应该多样化 |
| 6.3.5 新时代少年儿童组织的教育活动资源应该多样化 |
| 6.3.6 新时代少年儿童组织的教育活动方式应该多样化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访谈提纲 |
（6）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上篇:游兴 |
| 第一章 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第一节 游记作者之身份特征 |
| 一、职业类型 |
| 二、教育背景及留学经历 |
| 三、居住地及旅行出发地 |
| 第二节 游记作者之游侣身份特征 |
| 一、与友人相偕同游 |
| 二、与同寅相偕同游 |
| 三、与家人相偕同游 |
| 四、与同学相偕同游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旅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游记作者出行原因及主诉动机 |
| 第一节 休闲游览之动机 |
| 一、“性本好游”:视旅行为乐事,事旅行成习惯 |
| 二、因“久慕”而发之游兴 |
| 三、逃离城市:逃离喧嚣环境和枯燥工作 |
| 四、“消此闲暇”与“借地消遣” |
| 五、养疴避暑:对身体康健的追求 |
| 六、“蜜月旅行”:受西方影响的时髦事物 |
| 第二节 兼事游览:公务、考察、探亲旅行中之主诉动机 |
| 一、考察旅行 |
| 二、公务旅行 |
| 三、返乡探亲 |
| 四、其他旅行中的游览动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游记作者之游兴动机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一、城市化、现代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二、休闲旅行:城市娱乐新风尚 |
| 三、旅途中呈现之城市生活现代性 |
|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不快体验:拥挤、喧嚣与压力 |
| 一、拥挤: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多 |
| 二、喧嚣:工业化与城市环境污染 |
| 三、压力:八小时工作制与超负荷工作 |
| 第三节 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 |
| 一、星期休息制与日常休闲旅行 |
| 二、公共假期与假日休闲旅行 |
| 三、师生专享假期:暑假、寒假、春假之旅行 |
| 第四节 新职业和新机会:公务考察旅行 |
| 一、“公务”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二、“交通运输业”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三、“自由职业”群体中新闻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四、“自由职业”群体中教育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五、工商实业界的考察旅行机会 |
| 六、参加学会、学社、研究会主办会议之旅行机会 |
| 第五节 “海外亲历”与“本土示范”引领旅行新风尚 |
| 一、留学生目睹与亲历之海外旅行游览热潮 |
| 二、在华外国人的旅行示范 |
| 三、海外来华旅行团的旅行示范 |
| 本章小结 |
| 中篇:游踪 |
| 第四章 1927—1936年《旅行杂志》国内游记游踪之时空分布 |
| 第一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时间分布 |
| 一、1927—1928年间分布统计 |
| 二、1929—1932年间分布统计 |
| 三、1933—1936年间分布统计 |
| 第二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空间分布 |
| 一、中心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二、扩散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三、边疆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踪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点状分布特征:山、水、古迹 |
| 一、山:游山与山居避暑 |
| 二、水:从江河湖泊到海滨 |
| 三、古迹:访古而思今 |
| 第二节 线性分布特征:沿水陆交通线分布 |
| 一、沿陆路交通线分布 |
| 二、沿水路交通线分布 |
| 第三节 圈层分布特征:以城市为中心的发散 |
| 一、由沪杭宁平津出发之游踪分布 |
| 二、由其他城市出发之游踪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游踪分布特征产生之原因 |
| 第一节 新式交通拓展旅行之时空范围 |
| 一、空间不变,时间缩短 |
| 二、时间不变,空间扩展 |
| 第二节 住宿设施的现代化与多样化 |
| 一、新式旅馆的兴起与发展 |
| 二、传统之逆旅、客店、客栈等住宿设施 |
| 三、传统之寺庙与道观等住宿设施 |
| 四、多样化的住宿设施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游览地之开发建设 |
| 一、城市公园与游憩地的开发建设 |
| 二、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建设 |
| 第四节 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与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一、地方官绅的捐款和兴建 |
| 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第五节 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 |
| 一、客源地之旅行服务 |
| 二、目的地之旅行服务 |
| 三、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之交通服务 |
| 本章小结 |
| 下篇:游观 |
| 第七章 由传统行为到现代意识:旅行意义认知中的新与旧 |
| 第一节 传统旅行意义认知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旅行是活学问”之教育意义 |
| 二、体察民情之社会意义 |
| 三、调节身心之健康意义 |
| 第二节 对旅行意义的新体悟 |
| 一、激发爱国热情与树立文化自信 |
| 二、医治“都市病”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由休闲活动到旅行事业:对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认知 |
| 第一节 民国学人视域中发展旅行事业的价值 |
| 一、“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 |
| 二、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 |
| 三、“谋文化之推广”,“兴起进取的精神” |
| 四、“登临凭吊”而知“祖国的可爱” |
| 第二节 积极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的原因 |
| 一、“西学东渐”之一部 |
| 二、“挽救经济国难” |
| 三、回应“反宣传”,获取“近代国家资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由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近代中国旅行事业之理论生成 |
| 第一节 对西方旅行事业的话语引入和经验分析(1930—1935) |
| 一、旅行话语的引入方式及其对经济价值的关注 |
| 二、民国学人对海外旅行事业兴盛发展原因的经验分析 |
| 第二节 对发展旅行事业具体路径的探讨(1936—1940) |
| 一、全面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 |
| 二、深入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本土化的旅行话语理论(1941—1949) |
| 一、构建旅行话语之理论体系 |
| 二、构建旅行话语之目的在于指导战后经济重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目录(536篇) |
| 附录二: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作者信息(部分) |
| 附录三: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主要省区游踪分布示意图 |
| 附录四: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之游踪出发地与目的地关系示意图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通论性质的研究趋势 |
| (二) “孙中山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 学界对“近代其他人物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内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之前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 地理“亚洲”的“发现” |
| (二) “亚洲”成为政治空间 |
| 二、1870年代至1910年: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 (一) 甲午战前:中日命运异同与民间、政府两层面的“兴亚”矛盾 |
| (二) 戊戌至日俄战争期间:亚洲主义热潮与中国对日诉求 |
| (三) 日俄战争至“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陨落 |
| 三、北洋政府时期:四种体系视域下的“亚洲” |
| (一) 日本的“亚洲特殊性”与“特殊权益” |
| (二) 一战爆发后英美式国际主义与苏俄式世界主义下的“亚洲” |
| (三) 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亚洲民族国际 |
| 第二章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国民政府“世界之亚洲”与日本“日本之亚洲”的博弈 |
| (一) “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迎合与利用 |
| (二) “九一八”之后英美世界参与的东亚和平之策 |
| (三) 国联技术合作前情下的中日“经济提携” |
| 二、中国与亚洲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联合与复兴 |
| (一) 亚洲弱小民族的“新亚细亚” |
| (二) 中印文化联合基础上的亚洲民族国际——以亚洲文化协会为个案 |
| (三) 亚洲“病友”土耳其:中国民族复兴的“他者”比照 |
| 三、共产党东方战线及太平洋集体安全 |
| (一) 共产党的东方战线与亚洲、太平洋 |
| (二) 国人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热议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安全与秩序:中国抗战政府的“亚洲”民族话语 |
| (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视野下的中日与亚洲 |
| (二) 战时中国的亚洲责任与亚洲太平洋区域组织 |
| 二、汪伪势力对孙氏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及“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一) 日伪勾结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 |
| (二) 政治、经济之外的另一“名目”:“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第四章 国共内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反苏反共?反美反帝?——美苏对峙影响下国共亚洲路向选择 |
| (一) 国共内战与远东和平 |
| (二)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反共同盟 |
| (三) 战后对日清算与国民党“亚洲经济集团” |
| 二、国民外交与亚洲政治:战后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 |
| (一) 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缘起与国民政府对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二) 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泛亚洲会议的评论 |
| 三、区域导向抑或联合国:第二次泛亚洲会议及国人态度 |
| (一)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 |
| (二) 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第二次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8）陶行知国难教育思想指导下的音乐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 四、史料基础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陶行知国难教育思想综合研究 |
| 第一节 陶行知国难教育思想溯源 |
| 一、国难教育思想的产生 |
| 二、国难教育思想的发展 |
| 第二节 国难教育思想核心观念 |
| 一、生活即教育 |
| 二、社会即学校 |
| 三、教学做合一 |
| 第二章 国难教育思想指导下的音乐教育观 |
| 第一节 音乐教育观内涵 |
| 一、音乐教育不可替代 |
| 二、重视音乐教育社会功能 |
| 三、提倡音乐教育大众化 |
| 第二节 音乐教育观实施思路与方法 |
| 一、师范教育新思路——艺友制 |
| 二、教学新手段——小先生制 |
| 三、救亡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大众唱歌团 |
| 第三章 国难教育思想指导下专业化音乐教育实践——以育才学校音乐组为中心 |
| 第一节 专业化教学体制 |
| 一、机构完备、师资专业 |
| 二、独特的招生方式 |
| 第二节 专业化音乐教学 |
| 一、专业的课程设置 |
| 二、灵活的教学方式 |
| 第三节 音乐组的教学特色 |
| 一、培养学生创造力 |
| 二、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
| 第四章 国难教育思想指导下大众化音乐教育实践 |
| 第一节 新安旅行团初期大众化音乐教育实践 |
| 一、专业音乐家参与教学 |
| 二、开展大众化音乐教育实践 |
| 第二节 大众化音乐教育实践延展：1945-1949李凌教育实践 |
| 一、上海中华音乐院时期教育实践 |
| 二、香港中华音乐院时期教育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左舜生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左舜生研究的特征与不足 |
| 三、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点 |
| 四、从论政到从政,政治生涯昙花一现 |
| 第一章 早年左舜生的家庭与教育 |
| 第一节 家庭生活与教育 |
| 一、家庭生活 |
| 二、家庭教育 |
| 第二节 所受的学校教育 |
| 一、初等教育 |
| 二、中等教育 |
| 三、高等教育 |
| 四、赴法游学 |
| 第三节 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熏陶 |
| 一、对湖湘故土的依恋 |
| 二、梳理湖湘文化和湖湘人物 |
| 三、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左舜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
| 第一节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任职 |
| 一、入会的时间与原因考辨 |
| 二、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任职 |
| 第二节 左舜生主办《少年中国》 |
| 一、《少年中国》的经营活动概述 |
| 二、对《少年中国》月刊困难的处置 |
| 第三节 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论争 |
| 一、对小组织问题讨论 |
| 二、重视家庭教育 |
| 三、参与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争 |
| 四、关于会员能否参加政治活动的争议 |
| 小结 |
| 第三章 左舜生在中华书局的活动及影响 |
| 第一节 入职中华书局 |
| 一、加入中华书局 |
| 二、在中华书局的任职 |
| 三、短暂游学与去职 |
| 第二节 在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 |
| 一、出版“新文化丛书” |
| 二、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
| 三、负责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 |
| 第三节 中华书局对左舜生的影响 |
| 一、提供事业平台 |
| 二、奠定从政与学术研究的基础 |
| 小结 |
| 第四章 左舜生参与中国青年党的早期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的“舆论造党” |
| 一、“舆论造党” |
| 二、加入中国青年党情形 |
| 第二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早期党务活动 |
| 一、参与青年党的早期党际联合与会务 |
| 二、积极宣传国家主义 |
| 三、创办知行学院培养青年党干部 |
| 小结 |
| 第五章 左舜生主办《醒狮周报》 |
| 第一节 参与《醒狮周报》的创办 |
| 一、创办报刊的缘起 |
| 二、参与创办《醒狮周报》 |
| 第二节 反对列强侵略的言行 |
| 一、反对列强经济掠夺与武力侵略 |
| 二、参与反教会教育运动 |
| 第三节 反共、反党化教育的政治主张 |
| 一、反对共产主义 |
| 二、批判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 |
| 第四节 与《醒狮周报》的互动 |
| 一、办刊经营“大获成功” |
| 二、成为国家主义的宣传阵地 |
| 三、参与共青两党论战 |
| 小结 |
| 第六章 左舜生的抗战活动及其政治主张 |
| 第一节 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
| 一、事变前预测中日战争 |
| 二、事变后青年党人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参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 一、声援十九路军抗战 |
| 二、北上劝说张、吴抗日 |
| 第三节 抗日救国的主张与策略 |
| 一、主张积极抗日救国 |
| 二、争取中间抗战力量 |
| 三、赴日考察 |
| 第四节 在西安事变前后 |
| 一、事变前关注中日关系 |
| 二、事变中的活动与态度 |
| 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活动 |
| 第五节 重整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党务 |
| 一、致力于中国青年党党务整顿 |
| 二、开启国、青两党合作 |
| 三、党内两条政治路线斗争 |
| 第六节 从庐山谈话会到国、青两党合作的确定 |
| 一、庐山谈话会前后 |
| 二、支持“八一三”抗战及国防参议会 |
| 三、国、青两党合作确定 |
| 第七节 评议陶德曼调停和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一、评议陶德曼调停 |
| 二、评议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小结 |
| 第七章 抗战时期左舜生参加民主宪政运动 |
| 第一节 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
| 一、参加第一届前三次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 |
| 第二节 参加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
| 一、参加宪政期成会 |
| 二、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失败 |
| 第三节 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一、参与皖南事变的善后调处 |
| 二、参与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第四节 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初期活动 |
| 一、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共内战时期左舜生的活动与转向 |
| 第一节 致力于战后和平建国 |
| 一、访问延安 |
| 二、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
| 三、评议重庆谈判 |
| 第二节 转向国民党阵营 |
| 一、主张战后对日和解 |
| 二、出席中国青年党第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三、退出中国民主同盟 |
| 第三节 从政治协商会议到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一、拒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
| 二、参与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第四节 从制宪国大到选举风波 |
| 一、参加制宪国大 |
| 二、参加改组政府 |
| 三、出任农林部长 |
| 四、选举风波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民族、国家与信仰：余日章与华盛顿会议研究（1921-192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余日章个人的研究 |
| (二) 关于中国基督徒与外交研究 |
| (三) 关于近代中国国民外交之研究 |
| 三、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的创新与难点 |
| 第一章 余日章外交素质的养成与早年外交历练 |
| 一、早年余日章 |
| (一) 学生时代 |
| (二) 执教文华时期 |
| (三) 留学时期 |
| 二、余日章早年外交实践 |
| (一) 黎元洪幕府之外交初试 |
| (二) 中华游美实业团之积极参与 |
| 小结 |
| 第二章 余日章当选国民代表始末 |
| 一、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的产生过程 |
| 二、南北政府关于余日章国民代表资格之争 |
| 小结 |
| 第三章 余日章参与华盛顿会议之目标 |
| 一、余日章对华盛顿会议的主张 |
| 二、余日章参与会议之动因分析 |
| (一) 国家独立与国际参与 |
| (二) 宗教动因与社会教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余日章在华盛顿会议中的外交斡旋 |
| 一、余日章对有关中国议题的表态 |
| 二、余日章对山东问题谈判的参与 |
| 三、余氏对胶济铁路赎回的参与 |
| 小结 |
| 第五章 会议期间余氏对中美的舆论宣传 |
| 一、余日章的对内宣传与社会动员 |
| 二、中国形象建构:余日章的国际宣传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陶行知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论文参考文献）
- [1]陶行知与马坚的抗日爱国精神[J]. 冯成. 回族研究, 2020(03)
- [2]传承与立新：学缘群体中陶行知形象研究 ——以华中师范大学陶研群体为考察中心[D]. 杨熔.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陶行知政治救国活动综论[J]. 刘来兵,吴丽萍.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19(05)
- [4]生活教育社的组建过程[J]. 徐莹晖. 教育史研究, 2018(02)
- [5]抗战时期少年儿童革命组织研究 ——以新安旅行团为例[D]. 吴婷婷. 南昌大学, 2019(02)
- [6]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D]. 周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8]陶行知国难教育思想指导下的音乐教育研究[D]. 杨珂. 河南大学, 2018(01)
- [9]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李艳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10]民族、国家与信仰：余日章与华盛顿会议研究（1921-1922）[D]. 蒙应来.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