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与思维差异

一、文化传统与思维差异（论文文献综述）

高欣^[1]（2021）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文中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中,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理性思辨和价值观念,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基因,为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不忘根基、薪火相传,又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并且必然担负的新的文化使命。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可以说,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发展,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既有其必要性,又有其必然性,从坚定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等方面看,“双创”是必须的、必要的;同时,“双创”也是中华文化“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和中华民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必然要求。当前,“双创”面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机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机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全球文化交流互鉴的开放机遇等;当然,“双创”也会碰到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历史局限的制约、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等一系列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双创”过程中,必须坚持批判性与继承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人文性与科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等原则,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好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双创”;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机制、依靠人民的主体机制、齐心戮力的协调机制和实践创新的动力机制,通过做好国家顶层设计、融入日常社会生活、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实现“双创”途径的多样化,切实增强其实效性;必须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规律性,严格遵循需求内驱律、实践推动律、挖掘保护律和融合创新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随着“双创”的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日益凸显历史底蕴和悠久传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日益彰显文化根基和精神标识,必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日益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高洁^[2]（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秦冰馥^[3]（2021）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蕴含着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面对这样一份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宝藏,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以宏大的战略视野统筹谋划,先后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重要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明确要求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并贯穿于国民教育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由此可见,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意义,将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意,更是传承民族精神血脉,汲取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坚定文化自信,培育新时代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支撑。因此,本文立足当今时代背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主题。本文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规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调查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按照凝练研究主题、开展前提性分析、考察历史进程、归纳时代要求、探索创新实践路径模式的思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根铸魂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为二者相通相融的逻辑起点,从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辩证统一、共生共进关系视角出发,分别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基本脉络、思想精华与时代价值（第一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可行性（第二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过程与经验启示（第三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诉求（第四章）、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新（第五章）五个方面展开讨论。引言部分。主要对本文选题的缘由进行分析,指明研究目的,并提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进行阐述。第一章主要提炼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厚育人资源。从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入手,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与基本走向,总结归纳了其中包含的丰富历史遗产。进而着重深入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赓续延传中所展现出的生生不息的延续性、经世致用的务实性、革故鼎新的创新性、重人轻神的人文性、和崇德尚善的伦理性等突出特征,蕴含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民惟邦本”“天下大同”核心思想理念,以及注重整体、辩证、历史的思维品格。最后,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后续几个章节的讨论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出发,分析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可行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品质与紧密关系使融入具有充分的可能性;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内在需要、自觉选择、使命追求使融入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的维度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优秀民族历史文化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同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这就在总体上廓清了两者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第三章围绕历史维度,梳理总结了自党成立以来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曲折历程,通过考察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辩证态度和鲜明立场以及伴随这一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步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进程,总结了历史实践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立足新时代背景的融入,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紧扣“生命线”定位,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化人的积极效能。第四章从现实维度出发,在分析已经取得的成绩与现实中存在的不足基础上,审视“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与历史机遇。进而,从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分析提出了实现融入必须聚焦教育根本问题,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遵循;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双创”原则为实践指南;立足主阵地、主渠道,科学制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思路的必然要求,从而明确了创新融入实践应把握和努力的前进方向。第五章主要从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维度出发,结合当下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相关领域和主要内容,从理论武装、学科教学、日常教育、队伍建设等方面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依托“大思政”工作格局尝试构建了融入的创新实践模式。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了简要总结。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独特的思想精华、具有突出的时代价值和载道铸魂功能。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遵循,紧密结合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探索完善中华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的有效路径与模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增强当代青年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支撑。

王晓娜^[4]（2021）在《第三空间视阈下的裘帕·拉希莉作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与空间在本质上是一种双重的建构关系,人改变着空间,同时空间也在塑造着人。把握人与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当下人们在跨空间交流中确认自我定位的重要途径。空间作为裘帕·拉希莉笔下印裔移民群体建构自我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的变化扭转了移民群体的思维模式。因此从空间角度出发去解读拉希莉作品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爱德华·W·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拉希莉作品中人物在不同空间层次中对于自我的认知与追寻,从而揭示出拉希莉作品的思想内涵及其对当下文化全球化空间下人如何处理自我与空间的关系所带来的思考与启发意义。除绪论和结语部分外,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四部分。绪论部分详细介绍了作者裘帕·拉希莉及其作品的国内外研究综述,指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最后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爱德华·W·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进行阐述,进而指出本研究的可行性。第一部分主要阐释拉希莉创作中的物理空间内涵。物理空间的转变与位移在拉希莉作品中有着重要作用,它直接关系着作品人物个人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本章以“美国”和“印度”两个主要地域空间为主,从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去探讨移民群体对于这两个地域空间的情感态度,从而揭示出他们在这两者之间的挣扎、迷失与痛苦。第二部分着重分析拉希莉作品中印裔移民群体在构想的空间中所进行的自我追寻的实践。他们试图通过符号化的“想象的空间”来重建集体文化身份以对抗主流文化压迫,或以此作为自身融入主流文化的入口,来构建自己新的文化身份。第三部分通过分析拉希莉作品中那些在跨文化空间交流中能够调整自我思维并成功重塑自我,获得自我主体意识的移民个体,进而探寻移民群体在跨空间交际中应秉承的理念与方式以及作者对二元论思维模式地突破和对多元化思维观念地呼吁。第四部分旨在探讨拉希莉作品中所蕴含的空间观念给我们当代全球化社会所带来的启发意义。社会全球化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空间日益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空间的转换更是促使着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全球化社会中,人们只有树立个体的空间意识及多元开放的空间观念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社会的发展,获得自我的空间定位。结语部分总结了从空间维度出发去探索拉希莉笔下人物在空间转换中自我认知的变化对于解读拉希莉作品的重要意义。

夏莹^[5]（2021）在《贾平凹文艺观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艺观是贾平凹文论思想的核心问题。贾平凹文艺观是围绕民族认同问题建构和展开的。本论文从民族认同角度切入贾平凹的文论文本,主要从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资源、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建构、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以及贾平凹文艺观的理论启示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阐述贾平凹文艺观和民族文化资源的承继关系,主要从贾平凹文艺观与传统思想文化和贾平凹文艺观与传统文学艺术两方面进行说明。第二章主要论证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建构,具体从贾平凹小说观与民族认同建构、贾平凹散文观与民族认同建构、贾平凹艺术观与民族认同建构三方面来阐述。第三章对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进行论述和评析,主要从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文化立场与主体身份认同、贾平凹文艺观与世界文艺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第四部分是结论,分别从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两个层面对贾平凹的文艺观作了总结。贾平凹文艺观是中国当代文学处理文艺继承、借鉴与创新关系的一个典型样本。在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遭遇各种紧张与危机的全球化语境下,贾平凹文艺观愈来愈凸显出其独特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李青^[6]（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管晓婧^[7]（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这使得中国面临的问题越发具有时代性与世界性,使得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与大趋势越发深刻地影响中国。我们的时代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即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时空的宽广视角,迫切需要在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具有民族特色、顺应时代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由此应运而生,这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选择。回首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取得丰硕成果,面向未来,它仍需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以“借鉴”为核心的前提省思。这是因为,借鉴不仅关乎国际比较研究存在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和价值方向,还关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认识论基础与原则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当前亟待破解的借鉴问题包括:何为借鉴?为何要借鉴?能否借鉴?如何借鉴?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文化研究、科际整合等方法,首先探明概念内涵与借鉴价值;然后回应借鉴难题以澄清借鉴可能;最后依次分析借鉴立场、借鉴内容与借鉴方略。按照这个逻辑,全文除引言、结语外,共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概念解析与借鉴价值。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与“借鉴”三个主概念在本选题语境下的特定内涵,进而揭示借鉴研究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意蕴。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本文从阶级、个体、民族视角出发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指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注重其阶级内涵和政治内涵,还要关注其文化内涵与民族内涵;二是国际比较内涵。国际比较更加凸显跨文化、跨制度特质,具体可从异同分析、类型划分、规律揭示、优劣评价、对话交往五个层面理解其实质;三是借鉴内涵。本文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所内蕴的三层矛盾提出它的三重内涵,即借鉴是促进自我与他者融通的桥梁、借鉴是深化跨文化交流对话的途径、借鉴是推动社会精神再生产的选择;四是借鉴价值。以借鉴为导向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可增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大局意识、问题意识及方法意识。第二章,借鉴难题与回应。重在回应在意识形态冲突难以避免、文化间距难以消除、话语理解应用难以对等的客观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可能。一是针对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的有效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教育逻辑相通性、教育内容相通性、教育手段相通性的借鉴可能;二是针对文化间距问题的有效回应。各国思想政治教育虽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之中,但文化相通性使间距跨越成为可能。文化相通性主要包括问题指向相通性、思维模式相通性和文化张力相通性;三是针对概念屏障问题的有效回应。众多国际比较类学科都面临“概念不等价”难题,在概念屏障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概念规定对等性、基于科学规律普遍性、基于环境规约相似性的借鉴可能。第三章,借鉴依据与立场。重在挖掘与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立场的重要论述与思想启发,从而为澄明借鉴立场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经典作家虽很少直接论述这一问题,但从他们的着作中可以抽离出很多具有重大指导价值的相关论断,如“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研究对象”,“要善于用批判态度来看待别国经验并独立地加以检验”,“要注重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等等。这些经典论述中贯穿着三种主要立场,即民族立场、阶级立场和人类立场。因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要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民族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阶级立场,坚持以进步解放为宗旨的人类立场。第四章,借鉴内容。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内容的选取依据及厘定范围。首先,探究了相关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主要类型,具体包括具有时代意义的他者议题、围绕同一问题的他者视域、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及他者方案、超越特定文化限制的“普遍”真理;其次,分析了这些学科在厘定借鉴内容时的方法论前提,具体包括自我与他者的同时在场、一般与特殊的界限划定、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提纯;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殊性提出国际比较研究中需要关注的三类借鉴内容,即论题主旨层面的借鉴内容、研究范式层面的借鉴内容以及实践经验层面的借鉴内容。第五章,借鉴方略。重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方略。一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借鉴方略。文章指出,国际比较类学科在议题设定上普遍注重平衡中国与世界、传统与当代、当下与未来这三对矛盾关系。以此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要关注三大议题,即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现代化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以及物质化环境中精神家园与崇高使命的构筑问题;二是实现概念通约。为了增强不同文化系统、不同国家概念名称之间交流对话的等价性与有效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三种规定法”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能够囊括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名称范畴且层次清晰的概念规定体系。其一般规定包括反映群体善恶标准的价值性规定、反映社会习俗规范的导向性规定、反映干预影响机制的灌输性规定,特殊规定包括反映阶级利益立场的意识形态性规定、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规定、反映人类进步解放要求的革命性规定、反映天神超验意旨的宗教性规定,个别规定是其奠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民族性;三是构建参照系统。参照系统是国际比较借鉴研究的坐标系,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单个评价指标的局限性。本文尝试构建三类参照系统,即基于个别国家具体指标的参照系统、基于多个国家综合指标的参照系统以及基于人类未来发展指标的参照系统。三类参照系统各有其优势与局限,因而要灵活选择、合理应用。

张琼^[8]（2021）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王朝闻是我国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王朝闻是一位经历独特的美学家,从美术和雕塑创作进入美学研究,曾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主编了建国后第一本《美学概论》。他近70年的学术生涯,亲历并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全过程,并一直身处以理论指导艺术创作实践的一线。作为一位精通艺术创作和理论实践“通艺而谈美”的美学家,他的美学着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他采取一种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经验的螺旋上升的研究方法,“按照国内当下流行的认知框架,王朝闻的理论着述既有逻辑思辨的理论形态,也有诗性感悟的传统方式。当把这两种话语方式简单地分属西方与中国,并认为两者具有‘异质性’和‘不同通约性’的时候,它们却统一于王朝闻的论着之中”（1）。无论是学术生涯的独特性,还是话语方式的多样性,王朝闻在我国当代美学家中都是不多见的。深究王朝闻这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的尝试,并认真发掘其中可资汲取的那种深层动力,可以发现,在王朝闻几十年的文艺美学思考中,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那就是民族性的思想是他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基础和出发点。王朝闻美学思想的民族性有着显性外在呈现和隐形内在规定性两种紧密联系的形态,前者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的理论生成机制以及传统的理论话语方式的袭承,后者是王朝闻对中西优秀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纳,并在坚持民族性立场的基础上,以人民性为归旨,以大众性为表征,融合外来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民族性的美学思想。中国学术研究需要“诉诸中国的本土问题,立足自己的学术本位”（2）,从而为之创造出“新的探索空间和创新契机”（1）。本项研究尝试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独特角度出发,深入探讨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点、历时性演进和内部逻辑;同时,从王朝闻提出的美学观点中分析他民族性思想中多样统一的内涵和双重维度的特点,力图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点、线、面立体结构的相互比照中,梳理出他民族性思想的基本面貌,以期为王朝闻所做出的贡献作出更为准确的价值定位,为中国当代美学主体性建设提供启发与参照。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在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研究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围绕王朝闻独特的话语方式,异于众家的理论面貌,以及王朝闻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地位的争议进行分析,首先指出民族性构成了王朝闻美学理论最重要的底色和中轴线,王朝闻艺术美学的相关研究是其理论显见的前台部分,其民族性的立场则是其理论研究的后台部分（2）。王朝闻美学建构的过程,始终在追寻一种独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经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找寻和确立“中国经验”的过程。他的中国经验直接造就他的美学理论充满了民族性的特点。其次,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研究状况,发现对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和重视,提出研究王朝闻美学的独特性和深层的文化动因,及其表现对于破除我们某些僵化的思维定式,推动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主要探究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提出的根源和语境。坚持宏观着眼、微观切入的方法,从民族性问题的发生,到反思中国美学民族性问题及其当下研究的本土语境、提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的价值立足点三个层级,依次递进展开探讨。首先,指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的标志,它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面貌拥有了现实可辨的特征。其次,论述民族性在美学范畴的反映就是在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审美理想上体现出民族特有的认知和认同,更为直观地指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的、当下的、整体的和稳定的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民族性。通过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美学本土性重建的重要意义,梳理20世纪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讨论,中国美学的建构历程,提出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供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遵守的规范。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进行了探讨,指出王朝闻为中国当代美学做出了原创性的、民族特色的学术贡献,继承和发扬了中华美学重视精神理想和追求的传统,把中华美学精神蕴含于自身的美学思想和审美体验并做独特的呈现,成为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创构自觉的民族性思想的学术范式。第二章着重分析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问题。采取学理分析与切入历史实境交叉研究的方式,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内部逻辑、历时性演进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归纳和梳理出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4个理论基点,并指出他从时代语境和文艺功能出发,对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进行选择与转化;作为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的坚定贯彻者进行了充分吸收与发展;在马克思美学的指导下,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延衍阐释为“艺术辩证法”;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从当前的文艺美学现实问题和充满民族性的审美实践出发,从“了然于心”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审美体验,有选择地吸收和过滤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的美学观点,过滤和融通原有理论的内含和外延,丰富起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其次,分析了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指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民性的根基,这种属于底层大众的人民性往往也带有明显的大众性特征。这种民族性或者说人民性也因其拥有最广大数量的受众,而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此种大众性,实际上又与世界范围内权力主体的民主化趋向合流了。由此,民族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亲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过程进行了追踪和分析。通过回到王朝闻治学的情境看他交互于时代的具体应对和彼此关系,以及思想的演进过程,从历时与学理两个维度的交叉并行中,指出其美学民族性思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萌芽阶段的“经世致用”新艺术创作论。王朝闻在“经世”目标的导引下,不断寻找“致用”的路径,在艺术与政治的双向互鉴中找到了“喜闻乐见”的支撑,实现审美性与政治性的平衡。二是发展阶段的“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王朝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到了对“自有我在”的民族性审美敏感的研究,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表达方式中寻找活力源头重新灌注鲜明的主体意识。三是升华阶段的“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王朝闻旗帜鲜明地高扬民族化的大旗,提出了“无古不成今”等一系列极具启发性的论点和思想。第三章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采取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王朝闻的美学观点中廓清了民族性思想的内涵。指出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里,“共性”与“个性”交错融合的多样与统一,形成了他民族性思想三个逻辑层面的内涵:一是“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内容逻辑层面递进演变的“我之为我”的民族性;二是“明道若昧”的共性、“不似之似”的共通感、“理有恒存”的大众性三者共同作用于实践逻辑的“平衡融洽”民族性;三是通过“隔与不隔”的辩证法,“不罔不怠”的融通化实现目标逻辑层面的“各得其所”的民族性,充分体现出从中国经验出发并贯彻中国式感悟思维的“民族性”,基于创作深刻体验的“实践性”,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人民性”,以及始终关注创作前沿、与现实同行的“时代性”。第四章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规定性问题的延伸,主要研究探讨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双重维度”的特点。一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地域维度。中国的民族性之中包含地域和族裔的多样性,地方性是民族性产生的摇篮。从王朝闻的理论中,可以发现他试图从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以及城市化对地方性的侵蚀及造成的民族性的危机角度对民族性进行了界定。二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一直都是一对重要关联的范畴。通过归纳王朝闻对于时间维度的留意和敏感,以及提出的时间性与民族性、延异的民族性概念正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一大特点,同时他将民族性赋予一种既联系地方,又与时俱进的特征是其美学民族性思想所具有的宝贵价值。第五章则将目光聚焦于作为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王朝闻具体的理论建构和贡献。首先,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美学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化的工作。中国传统美学并非只具有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立场和话语方式也能够在延续中实现新生。王朝闻在自己的学术写作中继承了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同时也让传统的理论思想资源在现实的应用中完成了接续与再生。其次,是王朝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其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对王朝闻所参与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进行的中国化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和整理。在结语部分,首先对前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相应的深化,也对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的成功之处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一种概要性的概括。同时,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并非只是具有一种历史性的价值,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提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和回顾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十分具有价值的。王朝闻秉持了一种立足于本民族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吸收和融会。在王朝闻这里,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现和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民族性也随之体现了出来。当下,我们需要在文化中重新寻回自身、需要在理论研究中重新寻回自身,而王朝闻的理论书写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可资借鉴的理论研究范例。

隋军^[9]（2021）在《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的审美维度研究 ——以陕、甘、宁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的审美维度主要是指以陕（北部和中部）、甘、宁、青、藏、新和内蒙古为主体的“文化西部”在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体现的审视并思考审美对象的思维角度。其中陕甘宁三省的创作极具代表性,可作为研究的中心。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风貌造就了西部作家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创作底色。在二十一世纪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中,西部乡村风貌则表现出迅速而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西部作家新的审美对象,并同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一起,促使西部作家进行新的审美思考和审美表达,创造出具有民俗学和传播学意义的作品。通过分析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可发现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至少具备三类七种审美维度。第一类为现实维度,意为面向现实的思维角度,包括以下三种:一、批判现实维度,有批判传统文化和批判现代事物两个向度,倾向于在不同文化的对比中,针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进行批判式书写,饱含对西部村民的深切同情;二、实录生活维度,倾向于以客观态度回忆童年乡村、感怀女性生活和书写当下家乡,力图记录即将消失的乡村生活常态,表现家乡人在不同时代的酸甜苦辣;三、昭彰模范维度,意在刻画以西部独有的血性和刚柔相济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被作家视为模范的场景,但这些方式皆因局限性太大而成为理想。第二类为理想维度,即畅想理想世界的思维角度,包括以下两种:一、点染桃源维度,倾向于选择现实中的积极因素搭建理想世界;二、创构神域维度,偏好构想超现实的积极因素并以之创造超现实的理想世界。第三类为探索维度,包括以下两种:一、引介神力维度,致力于思索并展现超现实积极因素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二、求法桃源维度,侧重于探索现实中的积极因素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三类七种审美维度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和层次性,构成了审美维度的使用范例。除探索维度的两种之外,其余审美维度都具有或长或短的历史,经历过一系列的嬗变。但不论何种审美维度,背后都存在着“现实主义精神”,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色彩倾向,因为不同审美维度倾向的内容结构存在差异,不同审美维度感性和理性的强弱也有所不同。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作家采用的审美维度并不固定,甚至同一部作品都可能表现出多种审美维度。在不同作品中,作家的叙事技巧使用也具有多样性特征,原因为叙事技巧皆为思想表达服务,这其中又涉及到思想感情、前形式、内容、叙事材料以及叙事技巧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此同时,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又不约而同地表现出诗意性,丰富了“诗意性”的内涵。在分析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的审美维度的过程中,同时还发现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城市与乡村、人与文化及自然环境、“精英”与群众并非绝对对立,而如同中国的多民族一般,是对立中有统一的共同体。

姜丰^[10]（2021）在《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牟宗三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与作为前辈的梁漱溟、熊十力相比,牟宗三的西方哲学功底更加深厚。而他的西学功底不仅在于对西方哲学流派的了解,更是建立在深厚的逻辑造诣基础上的。但遗憾的是,自20世纪末以来,在对牟宗三思想的研究已渐成显学情况下,关于牟宗三逻辑思想的专题研究仍可谓凤毛麟角。为了填补相应的学术空白,本文从逻辑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和名理之学等方面,对牟宗三的逻辑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和解析。本文发现,牟宗三的逻辑思想中存在着由两条线索构成的独特结构。一条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逻辑哲学追问,确立理性主义的逻辑观。另一条则是基于这一逻辑观,自上而下地对逻辑学科及其各种分支、路向、学说做出界定和评价。基于这一发现,本文的第一章主要阐释了作为牟宗三逻辑学说核心和起点的先验理性主义逻辑观的构建过程;第二章介绍了牟宗三从这一逻辑观出发,在广义逻辑概念下,对形式逻辑和归纳法的区分,以及对狭义的形式逻辑发展历程的独特阐发。第三章主要揭示了牟宗三在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之后,通过“层层剥蕉”式的反省,追问辩证法区别于形式逻辑和归纳法的本质的过程。第四章则通过梳理牟宗三关于中国“名理之学”的阐释,解析他在会通中西方哲学的立场下,对中国逻辑心灵和理智精神发展的看法。本文认为,尽管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值得商榷之处,但牟宗三在逻辑研究上仍展现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的逻辑思想有其全面性、系统性和独特性。无论是在其自身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上,还是在整个现代新儒家学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乃至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史上,牟宗三的逻辑思想都有被进一步探讨的价值和意义。

二、文化传统与思维差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化传统与思维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第三空间视阈下的裘帕·拉希莉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贾平凹文艺观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的审美维度研究 ——以陕、甘、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化传统与思维差异（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D]. 高欣.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秦冰馥.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第三空间视阈下的裘帕·拉希莉作品研究[D]. 王晓娜.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5]贾平凹文艺观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D]. 夏莹.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1(08)
• [6]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7]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D]. 管晓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D]. 张琼. 西南大学, 2021(01)
• [9]新世纪西部乡土小说的审美维度研究 ——以陕、甘、宁为中心[D]. 隋军. 西藏民族大学, 2021(08)
• [10]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D]. 姜丰. 黑龙江大学, 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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