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电厂正式成立

一、三峡发电厂正式成立（论文文献综述）

吴波^[1]（2020）在《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及分布研究（1884-1949）》文中研究表明近代工业是近代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采用机器、机械动力以及现代工业技术生产的近代工业,代表了当时云南社会经济的最高生产力。云南近代工业化在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促使云南由一个落后的边疆省份走上工业现代化道路,即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又为当代云南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本文一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共同讲述了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的四个阶段。一、近代工矿业的起步（1884-1912）及分布;二、近代工矿业的发展（1912—1937）及分布;三、近代工矿业的繁荣（1937—1945）及分布;四、近代工矿业的衰落（1945—1949）及分布。详细分析每个阶段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建设、发展特点以及分布特征,能够大致还原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的真实面貌。第二部分为第三章,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展规律与分布特征。分析总结出发展规律有4条:一、经历了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端、初步发展、高度繁荣和急剧衰退四个阶段。二、云南各区域的近代工矿业的发端与发展在时间上存在差异性。三、由半殖民地工业发展为民族工业,再沦为半殖民地工业的转变;四、由轻工业成长为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到再次衰落的历程。分布特征有整体布局与工业部门分布两方面的特征。整体布局上:一、云南近代工矿业分布空间的聚集与扩展。二、云南工矿业的分布即呈现“点-线-面”的特征,又呈现“I”、“Y”、“T”、“L”字型特点。三、基本沿着交通要道进行布局。四、云南近代工矿业具有“东稠西稀”的分布特点。五、优越的区位条件造就了昆明的特殊工业地位。具体工业部门分布上:第一,军工、印刷、机械、建筑四大工业部门集中分布于昆明。第二,化工、纺织、食品加工三大工业部门依托于消费市场分散布局。第三,矿业与电力两大工业部门的主要靠近资源地分布。第三部分为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分析影响云南近代工矿业生产格局的时空机制与区位因素,并进行个案分析。分析得出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展,即受战争等“时间”因素摆布,又受云南地理环境即“空间”约束。同时,政治、经济、地理环境、交通、自然资源等因素也共同塑造了云南近代工矿业生产格局。在此基础上,选取机械和矿冶两大工业部门中的代表性企业进行个案分析研究。

梁甜甜^[2]（2020）在《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与化解》文中指出邻避设施选址冲突是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产物,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环境美好需要的体现。对于这些邻避设施而言,它们有兴建的必要性但是却会影响到设施附近居民的利益,所以邻避设施选址冲突的发生从根源上来讲就是社会主体间不同利益需求的碰撞。如何能在国家经济发展建设中对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进行平衡进而对设施附近居民利益予以最大程度地保护,使人类的生存环境维持在良好的状态,这不仅是对现实需要的回应,也是时代赋予环境法学者的新课题。为解决邻避设施选址中出现的主体间的冲突,更好地保护邻避设施附近居民的利益,就需要对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涉及到的基本问题进行明确,从维护邻避设施附近居民环境利益的角度来分析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再对引发这些主体间利益冲突的要素予以权衡,进而设计出最合适的有利于化解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法律解决路径。这样不仅能丰富有关邻避设施选址的环境法理论,也能拓宽对邻避现象进行法学研究的思路,为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解决邻避设施选址难题方面建立理性基础。在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基本问题分析方面。“邻避”是某些会产生负外部性的设施附近的公民群体因设施兴建致使其环境利益受损而进行维权的现象。邻避设施就是指这些被附近居民反对的好处与风险并存的设施。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兴建的邻避设施可分为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污染风险型生产设施、不宁适型公共设施和污名化型公共设施,每种设施都根据自身性质有着不同的特点,由此产生的主体利益冲突亦有差别。这些利益冲突是邻避设施选址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因当今人类对良好环境的需求显现出新的时代特色。由于邻避设施的兴建会侵害到设施附近居民的环境利益,所以选择他们应享有的环境权作为正确的利益冲突考察视角对其环境利益与环境权进行分析。这些基本问题是研究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前提。在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类型方面。邻避设施选址中涉及到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是邻避设施选址冲突权衡和化解的对象,其从总体上可划分为基于主体数量差别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基于主体对客体的利益差异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和基于价值取向区别而引发的利益冲突三类,每种邻避设施选址中产生的利益冲突无一不与这三种利益冲突类型有关。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源于较小范围内公益与个益的冲突;污染风险型生产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源于较大范围内公益与个益的冲突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冲突;不宁适型公共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源于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冲突;污名化型公共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源于正义价值与自由价值的冲突,他们分别呈现出各自相异的表现形态。这些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是文章的重要议题所在。在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方面。各种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都是主体间正当利益的冲突,这些利益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斗争的关系,而应是彼此照应、和平共处的关系。利益权衡理论是为兼顾各方的正当利益而对利益分配进行妥当解释的理论,其引入到不同邻避设施的选址中能为主体利益冲突的化解提供考量。在对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主体的利益进行权衡时,需适用利益权衡原则中的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和紧缺利益优位原则,采用价值目标比较下“质”的排序和受益人数对比下“量”的多少两种权衡方法,根据不同类型邻避设施的性质特点,在这些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划分的基础上,总结出引发各类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都需要权衡的共性因素,区分出它们之间不同的个性因素。对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进行权衡是邻避设施选址冲突化解路径提出的基础。在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化解方面。化解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需要做好事前防范,对不同主体的权责进行确定才能设计出与此相应的具体化解路径,为解决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提供理论以及实践方面的指导。邻避设施选址利益冲突化解的事前防范需要在对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划分和权衡的基础上合理配置主体的权责,政府要在正当行使管理权力和承担环境责任一致的前提下实行有效的行政措施;邻避设施附近居民要实现公民环境权以对政府形成制约、与企业进行博弈;邻避设施兴建企业要承担起社会环境责任,社会中的其他主体也要参与进来形成多元参与的联动机制来达到主体间利益的制衡,进而保护设施附近居民的合法权益。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化解的具体路径可体现为邻避设施选址涉及到的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商方式、政府和企业与设施附近居民单独或双方对第三方中立组织的授权方式、政府与企业对设施附近居民的补偿方式和邻避设施附近居民环境权的司法救济方式。这些具体路径都是通过主体间良性互动的方式达到化解邻避设施选址冲突的目的。对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的利益冲突进行化解是文章的最终目标。总之,为了能对邻避设施选址冲突的化解有所助益,需要通过对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出现的各类利益冲突的生成原因和表现形态详细地研究,有针对性地权衡引发不同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因素,在法律上合理配置相关主体的权责,提供具体而有效的法律解决路径以平衡主体之间的利益。

史灵娟^[3]（2020）在《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下属一个专门负责工业建设的机构,前身为1932年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正式更名为资源委员会,主要负责国防重工业计划与经济建设。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爆发,东南沿海省份相继沦陷,工矿企业遭到严重破坏,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包括甘肃在内的大后方地区,进行重工业建设及特种矿产的开发。在此背景下,积极发展甘肃工矿业,以此来支援抗战,成为资委会开发甘肃的重要原因。战前,甘肃虽幅员辽阔,原材料资源丰富,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低。在资源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等部门的支持下,甘肃油矿局、甘肃矿业公司、甘肃煤矿局、兰州电厂、天水电厂、甘肃机器厂、甘肃水泥公司、甘肃酒精厂、华亭电瓷厂等企业建成并迅速投产。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将重心转向于接收沦陷区收复企业,资源委员会在甘肃的工矿开发活动急转直下趋于衰落。但是,这些企业从产品的研发、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对甘肃工矿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系列开发活动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改善了战前甘肃工矿业不合理的布局,为战后甘肃工矿业现代化建设作了一定程度上的铺垫。

袁筠^[4]（2019）在《XX新能源公司电力市场营销策略改进研究》文中指出电力行业是国家基础性行业,由发、输、配、售四个环节构成了完整产业链。目前,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发展,中国电力行业已呈现出新态势: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相对独立,发电、售电环节全面放开且竞争激烈,发、售电价格能通过市场竞争确定,各省级电力市场机制、体制不断完善。在此背景下,新能源发电企业如何在当前市场中采取科学营销手段才能获得更多利润,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电力市场情况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不同形态电力市场中典型电力企业开展营销工作的情况。之后在此基础上,以XX新能源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行业竞争分析工具研判其所处市场竞争状况;借助STP理论剖析面临的市场,确定目标客户群,就如何在不同市场建立不同企业形象进行讨论;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分析公司电力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采用SWOT工具分析为公司选择最有效的改进方向;利用营销因素组合理论,提出该公司营销策略改进要求和相应保障措施。通过讨论和研究,本文结合实际提出了XX新能源公司在产品、价格、渠道、促销、顾客分析和关系营销策略六个方面优化改进内容,并从中总结出以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为基础,围绕顾客需求,以关系营销策略为中心的电力市场营销改进模型。通过上述改进,可以协助XX新能源公司科学应对市场,采取科学的措施,在营销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陈富强^[5]（2019）在《国家动力》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刚刚就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大会司仪、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在义勇军进行曲声中,毛泽东同志亲自揿下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这段简要叙述开国大典的文字中,毛泽东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动作,他亲自揿下了电钮,接着,红旗升起来。这面五星红旗,昭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武菲^[6]（2019）在《三峡工程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举世瞩目。同时,它也是一项颇具争议的特殊的工程。从1918年孙中山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力的设想,到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三峡工程经历了漫长坎坷的决策过程。本文将以三峡工程的决策为切入点,以时间为主线,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系统梳理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过程,探讨三峡工程上马曲折的历程背后的原因,厘清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焦点所在,揭示中共做出工程决策的历史背景,并最终总结出三峡工程决策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论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利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资料、亲历者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以及文献汇编等资料,呈现三峡工程决策的全过程。同时,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工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的观点,归纳其争论分歧的焦点所在。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民国时期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初步设想与勘测（1918—1948）。主要论述孙中山首次提出的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设想和恽震等人开展的对三峡水力资源的首次勘测、设计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开发三峡进行的一些早期工作。第二章是三峡工程的早期方案制定（1949—1977）。论述在这一时期三峡工程方案制定的过程,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指示和决策,制定三峡工程方案的经过,关于三峡工程的最早争论,以及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建设。第三章是三峡工程的深入研究论证（1978—1988）。这一章主要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峡工程的重新上马和重新开展论证工作的过程,以及这一时期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第四章是三峡工程的兴建决策（1989—1992）。这一章论述三峡工程在经历一系列争论后重新进入中央决策进程的经过,以及最终交付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过程。第五章是三峡工程的建设实施（1993—2009）。这一章主要论述三峡工程准备阶段进行的工作和工程建设期的决策及机构设置,以及三峡移民政策。最后是结语。总结三峡工程的决策历程留给我们的经验启示,并尝试针对决策中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的优化措施。

张格^[7]（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杨晶晶^[8]（2018）在《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长江流域作为中国人口集聚多、经济体量大、发展潜力足的经济地带,在协调区域发展、培育增长动能、优化空间结构中发挥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沿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面临严峻挑战,长江经济带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列为新时期中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支撑带战略”。随后,习近平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五大关系”,明确“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赋予了长江经济带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的历史重任。因此,探索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发展的可能路径,进而为中国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提供成功经验,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本文是基于重大现实问题而开展的经济史研究,综合运用历史学、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方法,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环境政策演变轨迹为背景,以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互动关系为主线,分阶段考察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的原因,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第一章,主要是考察历史上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情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梳理长江流域历史环境演变及流域开发进程。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进程中,秦汉时期尽管华夏文明以黄河流域发展为主,但对长江流域有意识的开发活动逐渐增多。到宋代中后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最终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明清时期,奉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长江流域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人地矛盾突出。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长江流域始终以农耕文明为主,农业发展是流域开发的基础形态和主要经济活动。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比较协调。近代以来,随着手工业的兴起,长江流域内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且没有大规模、持久性的工业生产,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尚好,但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显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受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大跃进”运动、“文革”等影响或冲击,经济发展形势严峻,出现产业发展极度不平衡的问题,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重数量增长,轻质量提升”的局面。在中国工业大发展背景下,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污染特征表现为从农业污染向农业、工业污染源并存转变,流域全域性、系统性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凸显。第二章,主要是研究1979-1991年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借助改革开放政策,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取得显着经济社会效益。各省市经济增长均取得明显提升,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整体上向第二、三产业倾斜,但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规模较小。与此同时,来自长江流域城市和工矿企业的点源、农业面源及航运流动源的污染迅速增加。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农业生产中化肥使用数量的增加,及流域工矿企业排污时未经处理的三废（废水、废气和废渣）污染物排放影响的加剧。其间,尽管治理污染的投资不断加大,但仍无法有效遏制水环境污染趋势恶化。同时,水土流失亦不断加重,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在爆发次数和破坏程度上位于中国七大水系之首。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上看,尽管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整体进入了快车道,探索出了一条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新路子,但未能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此前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思维,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经济表现。于是,在工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化学化的快速推进和掠夺性资源开发的多重压力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进入快速恶化期。第三章,主要研究1992-2001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加剧的情况。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方向的确立和开放区域由沿海地区向广大内陆地区的推进,极大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长江流域各种污染源及其污染强度随之快速增加。受国际环境形势及国内生态环境状况的快速恶化的影响,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制定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受到更多重视。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加大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但实践中,长江流域地区各级政府仍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仍显不足。而且,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和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大,流域生态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第四章,主要考察2002-2015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行推进与互动。中国加入WTO以后,长江沿江区域的区域开发、人口集聚、工业化、城市化和港口建设高速推进,下游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传统产业开始向中上游转移。长江流域水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生态压力。这一时期,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均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环保政策,显着提高了环保投入水平。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在总体上呈加速恶化趋势,极大地制约了流域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在长江流域已难以为继,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尽快完善可持续发展实现机制,彻底扭转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真正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五章,主要分析导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本文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容量与特性认识不足,虽然存在自然因素的天然属性差异,但是人类对环境不合理地开发和干扰,才是加剧失衡趋势的主要因素。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的双重效用。长江流域经过多年开发后,可利用资源已日趋减少,有限的资源与快速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原因是未能有效建立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即使中国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二十余年,长江经济带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依然是“两张皮”,“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仍未从概念落实为行动。深层原因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所采取的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从根本上制约了环保认知水平、环保投入水平和环保制度体系建设水平的提升。不从根本上彻底扭转这种发展方式,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原则,将难以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第六章,主要提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绿色协调发展的思路。本章首先简要梳理了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进程,回顾了长江经济带战略演变的过程,总结其演变特征。其后,考察了国外大河流域发展经验和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阐明长江经济带从过去的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体现了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有其重要的内涵意义,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采取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即以着力构建保护优先、全面保护的大保护体制和中央与流域区域共抓、共管的大保护机制,实施以重大项目为依托、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大保护工程。通过观念、制度、机制上的彻底转变,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重心从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李文泽^[9]（2018）在《“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时期北碚的城市与建筑（1927-1949） ——重庆乡村就地现代化样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民国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但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加速了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衰退。此时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躬行实践,摸索前行,其乡村建设工作内容涉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普及、推广科学、卫生医疗、移风易俗等。当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这段历史即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卢作孚先生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是这一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最为成功的乡村“就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典范,“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的乡建成果是探索中国乡村发展道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我国当下的乡村振兴以及小型城镇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对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时期北碚的城市、建筑及公园建设进行研究,通过史料收集、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梳理了北碚乡村建设时期就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主要成就,并对其进行深入剖析,意在探索“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过程中的空间策略以及空间权力的分配方式。首先梳理了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背景与几种主要的乡建模式,阐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人物或团体的不同思想与实践方式,分析了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活动中的核心思想,梳理了卢作孚在其准备期与实践期中乡村建设历程的探索,总结出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在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活动当中的独特价值。然后从北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的中心）的城市建设、建筑活动、近代公园建设三大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城市建设方面,以卢作孚的东北考察为发展契机,梳理了城镇管理机构的发展与城镇规划的变化,讨论卢作孚如何在维持北碚传统场镇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城镇功能的导入,赋予空间现代意义;建筑活动方面,阐述了卢作孚任峡防局局长之初的建筑利用情况,分析了乡村建设过程之中各事业所利用的建筑的建造与使用情况,讨论了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北碚的教育、科研机构与政府机关的建筑使用情况与建筑特征,最后分析了建筑法规对北碚建筑的影响;近代公园方面,梳理了近代公园体系的建设思想,分析了北碚建设近代公园的目的与意义,并详细阐述了温泉公园与平民公园的建造历程,最后讨论在此基础上如何对北碚的旅游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文章最后,从空间权力角度对卢作孚带领之下的北碚乡村建设运动中就地现代化的相关经验进行了总结,通过对乡村建设过程中的空间策略及空间权力分配问题的分析,为当今国内的乡村振兴战略与小城镇建设提供参考。值得注意的是,“乡村建设运动”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活动的特殊称谓,而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现了北碚从乡村历经了现代化至小型城镇的演变过程,故题目中的“城市”与“乡村”并不矛盾。

郑晓光^[10]（2017）在《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水电开发研究（1949-1976）》文中提出本文对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的前27年水电开发进行了历史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水利水电事业,注重延揽、重用民国时期有留美背景的水电科技精英群体,派遣优秀青年赴苏联学习水电工程科技,同时注重自行培养人才,为水电科技精英从事水电开发创造了一系列良好的条件。从而激励起水电科技精英群体为国为民奉献、掀起水电建设新高潮的热情和干劲,新中国大中型水电站建设迅速迎来高潮,取得卓越的成就。本文着重探讨水电科技精英的学术养成、科技实践分布、群体特征、科研创新活动及成果,评述水电科技精英在新中国的前27年水电开发中的历史作用。力图以水电科技精英群体的实践活动为主线,从一个新的视域展示新中国的前27年水电事业发展的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本文认为,民国时期培养的水电人才为新中国水电开发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新中国的前27年水电科技精英在水电开发体制的创立、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水电科技精英在河流泥沙、高速水流、高含沙水流等水电基础科研方面,成果卓越,部分科技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水电科技精英在岩溶等复杂地质环境下,主持建造多种坝型的高坝,使中国坝工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水电科技精英的艰苦创业、不懈努力下,中国自行建造的大中型水电站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为改革开放后水电开发更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三峡发电厂正式成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峡发电厂正式成立（论文提纲范文）

（1）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及分布研究（1884-1949）（论文提纲范文）

（2）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与化解（论文提纲范文）

（3）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4）XX新能源公司电力市场营销策略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家动力（论文提纲范文）

（6）三峡工程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8）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时期北碚的城市与建筑（1927-1949） ——重庆乡村就地现代化样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水电开发研究（1949-1976）（论文提纲范文）

四、三峡发电厂正式成立（论文参考文献）

• [1]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及分布研究（1884-1949）[D]. 吴波.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邻避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与化解[D]. 梁甜甜. 吉林大学, 2020(08)
• [3]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D]. 史灵娟.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XX新能源公司电力市场营销策略改进研究[D]. 袁筠. 云南大学, 2019(02)
• [5]国家动力[J]. 陈富强. 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2019(25)
• [6]三峡工程决策研究[D]. 武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8]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D]. 杨晶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9]“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时期北碚的城市与建筑（1927-1949） ——重庆乡村就地现代化样本研究[D]. 李文泽. 重庆大学, 2018(04)
• [10]水电科技精英与新中国水电开发研究（1949-1976）[D]. 郑晓光.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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