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看待“对冲基金”（论文文献综述）
张宇[1]（2021）在《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极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姚子杨[2]（2021）在《中国对冲基金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冲基金作为一类特殊的机构投资者,在我国资本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我国对于对冲基金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并不多。由于监管环境、薪酬机制以及赎回条款等方面的优势,对冲基金相比于其他类型机构投资者,有着更强烈的动机参与到公司治理中,从而对公司经营发挥着重要影响。企业创新作为商业成功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本文以企业创新为研究视角,选取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检验对冲基金持股（进入目标公司前十大股东）对上市公司企业创新投入（研发支出水平）与创新产出（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对冲基金持股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产出,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影响目标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增加CEO强制变更次数）来实现的。从进一步检验发现,对冲基金持股对发明类专利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此外,分样本研究显示这种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2015年对冲基金可以自主发行产品之后以及拥有长期负债的上市公司样本中更为显着。本研究为我国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支持证据,同时也为理解企业创新行为的外部影响因素提供全新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研究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此外,本文的研究结论亦提供了来自新兴国家的对冲基金股东积极主义治理后果的经验证据。
陈文波[3]（2020）在《对冲基金持仓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对冲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自2010年开始逐渐兴起,历经从无到有的艰难历程,至2014年迎来井喷式增长,实现蓬勃发展。时至今日,对冲基金的交易规模和资产管理能力已经达到了能够和共同基金（公募基金）相抗衡的地位。由于对冲基金的业绩激励方式区别于传统的共同基金,其投资的行为模式也不同于后者,是市场中一类新的重要机构投资者。然而,国内关于对冲基金的学术研究少之又少,对于对冲基金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等细化问题更是缺乏深入研究。本文以2010-2017年间中国对冲基金持仓上市公司（进入目标公司前十大股东）这一事件为研究对象,结合上市公司在被持仓前后社会责任表现的差异,实证分析了对冲基金持仓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现有文献发现中国机构投资者持仓促进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不同,对冲基金持仓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结合文献进一步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推行社会责任体现的是“工具特征”而非“创值特征”。对冲基金作为更加关注企业价值,注重投资回报的一类投资者,更偏好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影响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来实现干预目的。从分样本检验来看,该结论在2014年之后、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更加显着。本文从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入手,选择对冲基金这一细分的机构投资者,检验了海外文献所没有实证分析的问题,对于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及对冲基金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有增量贡献。此外,本文得出的结论为对冲基金持仓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这可能是对冲基金出于对维护自身股东权益的考虑,这一结论为该领域文献提供了新的观点,也为中国金融监管层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薛宇航[4]（2020）在《对冲基金持仓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过2014到2017年的迅猛增长,中国的对冲基金已经成为一类新的重要机构投资者,其是否能够发挥对冲基金的股东积极主义,积极参与公司经营和公司治理,成为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热点,也引发了一些学术争议。作为机构投资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冲基金对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可以发挥巨大而独特的优势,可能也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上市公司高管变更是公司运营中的常见现象,对公司的企业价值变化产生作用,因此,高管变更直接影响公司的治理效应。基于以上研究动机,本文以2010-2017年中国对冲基金及其持仓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结合近年来上市公司高管变更情况及原因,来考察对冲基金持仓对上市公司高管强制变更所发挥的作用。本文依据股东积极主义理论来分析我国对冲基金持仓家数对上市公司高管发生强制变更是否存在影响这一主要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程度的大小、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治理作用的传导机制等问题,从而更好的理解中国对冲基金持仓与上市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探究我国对冲基金股东积极主义发挥的作用。根据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下结论:对冲基金的持仓家数与高管变更呈现正相关,而且较为显着;对冲基金持仓比例越高,上市公司高管越可能被强制辞退或调换,即对冲基金持仓提升了高管变更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同时对冲基金持仓上市公司后,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次数来更换高管,通过股东积极主义参与公司治理,实现利益最大化。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对冲基金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治理动机与治理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中国对冲基金如何通过参与高管变更来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价值有着更进一步的探索意义。
朱莎[5]（2019）在《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测度、甄别以及对基金收益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源于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给各个主要事件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也造成了世界各国金融风险的加剧和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后,为了增强金融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学者们纷纷探索金融市场新规律,并尤为重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国家的金融安全。如何评估、防范与化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关注的学术性与政策性问题。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识到了识别和测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意义,认识到这是攸关新秩序时期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关键性工作。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新常态时代,中国的金融业运行亦进入了重大转折时期。金融风险多发将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金融业运行的新常态。在近年来的政府工作会议上,中央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提到了首要位置。如今,“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中国的优先工作。在新时期背景下,构筑中国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和风险监管体系,及时监测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重大风险隐患,健全早期政策干预机制,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此,本文针对中国国情,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发布的EM-FSI（Emerging Market Financial Stress Index,简称EM-FSI）指数,编制专门实用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实时监测指数——中国金融压力指数（China Financial Stress Index,简称CFSI）,旨在刻画金融市场风险的律动,动态监测金融安全的基本状况。EM-FSI选择了银行业的贝塔系数、股指收益率、时变股指收益波动率、主权债券利差、汇率的贬值和外汇储备的下降共六个源指标来度量了25个新兴市场国的压力指数。与此同时,IMF还发布了发达国家金融压力指数（Advanced Financial Stress Index,简称AE-FSI）。除以上六个源指标以外,AE-FSI还包括了银行业泰德利差和期限利差两个指标。因此,本文所构建的指数体系在EM-FSI的基础上增加了被忽略的银行业泰德利差和期限利差两大指标,以期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金融市场压力变化。改进后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体系有整体金融市场指数CFSI,还涵盖了银行业、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三大高发金融风险的金融市场,即子市场风险指数分别为CFSIbank、CFSIsecurity和CFSIFX。为全面验证CFSI指数体系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在已构建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和子市场指数的基础上,逐一讨论了金融压力指数的实际运用,包括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变化的预测作用、中美金融压力的跨国溢出现状、金融压力指数的预测方法以及新时期中国金融压力风险状态转变的甄别。更进一步的是,从宏观经济运行视角准确地切入金融投资理论,对中国公募基金收益的研究有了创新性的认识。最后,本文总结了研究结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金融市场视角下的新的认识,提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创新与贡献是:第一,改进IMF（2011）发布的EM-FSI指数,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China Financial Stress Index,简称CFSI）。改进一是,参考发达国家已发布的金融压力指数,融入能更好反映中国银行业压力的新指标,即银行业泰德利差和期限利差。改进二是,补充被国内文献忽略的中国银行业的贝塔系数测算。改进后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CFSI和子市场指数CFSIbank、CFSIsecurity和CFSIFX的样本期为1997年1月至2016年12月,从不同的市场角度捕捉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的脉动,逐一对应历史危机事件。第二,在金融秩序重塑的背景下,构建金融压力识别指数判别中国金融体系的极高风险事件,采用马尔可夫状态转变模型甄别金融市场的两区制风险转变特征,为预警新时期中国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危机提出有效的防范手段。因此,中国金融体系的监管者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为坚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积极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应通过“前瞻性”的干预手段来规范金融机构行为,及时调整政策舵向,弥补监管漏洞和监管空白。在此基础上,首次尝试从金融市场风险视角探究新秩序下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攀高的原因,提出了金融市场风险会通过银行业、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对经济政策颁布形成冲击。截止2016年底,全球和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已升至历史新高。本文认为,这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化的原因极有可能与这一时期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有关。实证发现,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会通过银行业、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三个市场的金融压力正向冲击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动。当金融市场压力增大时,政府会持续出台若干经济政策措施,从而增加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第三,提出一种更易实现和测度的金融压力指标,深入分析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实时跟踪,改进和补充现有研究框架,从金融压力新视角看待资产收益预测谜题。现有的研究框架有两个特点:首先,缺少适合基金研究的宏观经济跟踪指数。已有的研究文献大多采用大数据的方法或高阶计算方法,涉及经济的宏观微观细节,跟踪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实证操纵上对于大部分中小型金融机构是有一定难度的。其次,缺乏适合中国公募基金收益研究的有效计量方法。Fama-French三因子和惯性因子在中国股票市场有较好的适用性,但是其对中国公募基金收益的影响还有待讨论。本文的研究结果和其他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均表明,Fama-French三因子和惯性因子是不适用于中国公募基金市场的。为改进现有的研究框架,本文寻找到了能够影响中国公募基金收益的新影响因子——金融压力,增加了适合基金投资市场的新宏观因子,并提出了有效的计量方法,深入探讨了金融市场信息对基金收益的影响,论证了中国公募基金收益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定价关联,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首先,与已有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跟踪指数相比,本文提出的金融压力指数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金融压力指数是更易实现和测度;金融压力指数的源指标选择的逻辑更为严密;金融压力指数蕴含着经济周期信息和宏观经济风险信息。其次,实证结果显示,本文所构建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能够作为市场信号影响和预测未来基金收益的走势。最后,不同于美国公募基金的表现,中国公募基金市场更重视宏观形势的追踪,公募基金具备择时能力,但择时能力尚待提高。因此,本文建议投资者参考金融压力的变化去捕捉宏观市场信息,作出相应的择时投资决策,这样更有助于优化基金的投资收益。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主要先提出研究的问题,阐述研究选题的背景,论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再对重要的概念进行界定。最后对研究方法和逻辑思路、主要的创新点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概述。第二章是论文的研究综述。主要分为文献回顾和研究述评两大部分。文献回顾部分从国内外与金融压力指数提出、发展现状、构建和运用等有关的研究现状总结,拓展到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资本资产定价的理论框架、实证发展和前沿的研究进展。研究述评部分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阐述了本文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的联系。第一,从宏观、微观和溢出三个维度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再界定,提出本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范畴以高发金融风险的金融市场为主体,并且金融压力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步性;第二,从金融压力指数蕴含的经济金融信息以及它对宏观经济收缩的预示作用,提出金融压力指数对资本资产定价有影响。第三章是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体系和运用实证。从理论角度,对金融压力的概念、重要特征和对宏观经济发展减速的影响进行详述,对能够实时有效地反映中国金融压力的若干指标的精心选取进行了说明。从实证角度,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以及子市场指数,对已构建的金融压力指数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加以实证。第四章是新时期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状态的甄别。截取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为新时期的样本期,划分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和新常态时期。基于前文建立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构建极高风险事件的识别指数——中国金融压力识别指数,采用马尔可夫状态模型甄别金融市场的两区制风险转变特征。此外,还首次尝试从金融市场风险视角去探究新时期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高的原因。第五章是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的定价和冲击。主要分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定价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在基金收益定价的理论部分,先梳理宏观因子与资产定价密切相关的经典理论;再剖析金融压力指数能够作为领先宏观经济周期的信号指标,反映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影响资产价格走势;然后,就金融压力指数在中国基金市场中定价的适用性和可行性进行讨论;最后,基于金融压力指数建立适用于中国基金市场的宏观经济风险的条件资产定价模型,阐述模型理论的相关分析和假设假说。在基金收益定价的实证部分,先采用36个月滚动窗口的时间序列回归方法估计月度时变的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的风险暴露βCFSI,再选择βCFSI、当期基金收益以及其他影响基金收益的因素,对未来基金收益进行Fama-MacBeth横截面月度回归。研究结论是,中国金融压力指数能够影响基金收益。基金-月度的βCFSI绝大部分散在[-0.05,0.05]之间,呈现出正态分布特征,这说明了CFSI指数对于公募基金的收益有很好的判别能力。并且,金融压力的风险暴露βCFSI对单个中国公募基金收益横截面有显着解释力。金融压力的风险暴露βCFSI每增加1单位,投资者需要每月约为81%的风险溢价作为补偿,其中βCFSI>0的基金组平均每月可以获得0.32%的风险收益（年化收益为3.96%）,而βCFSI<0的基金组平均每月的风险损失为-0.49%（年化损失为-5.88%）。在基金收益冲击的实证部分,先计算金融压力的冲击大小,估计金融压力冲击对基金收益的风险暴露βshock,再对未来的基金收益构建金融压力冲击贝塔βshock和其他控制变量的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最后按金融压力冲击的好坏对实证结果分组统计。研究结论是,金融压力冲击的风险暴露βshock对基金收益的冲击是显着的。金融压力冲击每增加1单位,其风险的市场价格每月增加62%73%,其中βshock>0的基金组平均每月可以获得0.2%的风险收益,年化收益为2.9%,而βshock<0的基金组平均每月的风险损失为-0.3%,年化损失为-3.6%。此外,按照好坏冲击分组后,坏冲击组风险的市场价格较高约为74%89%且显着,好冲击组风险的市场价格较低约为39%55%但不显着。其经济意义是,金融压力对基金收益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宏观金融市场环境变好时,基金市场并不一定能够很快地接受信号或者有高的风险补偿,但是当市场持续变糟糕时,投资者会要求获得更高的风险补偿。第六章是全文研究结论总结和政策建议。根据全文研究框架,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并阐述金融市场视角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监管建议,包括:建立金融市场预警指数动态监测金融市场风险;针对主要金融市场建立完善的分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警惕金融市场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和传染;兼顾微观主要金融机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提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微观审慎并重的新监管机制。总之,基于金融压力去研究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本文不仅仅只局限于系统性金融风险本身,更首次把金融压力的测度、甄别、冲击、传导、预测和资本资产定价等等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框架。
赖付军[6]（2019）在《金融市场信息、公司生产效率及其敏感度的影响因素》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股票市场除了能够进行股权融资外,还能够通过产生股票价格来传递信息。股票价格是由市场上拥有不同信息的投资者通过交易产生的,因此股票价格中会包含这些交易者的私人信息。公司管理层可以利用股票价格中包含的这些外部信息作为公司投资等决策的参考,从而影响上市公司的行为。这一功能被称为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反馈效应。现阶段,关于这一反馈效应的研究已有一定规模,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股票价格信息对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的影响上,鲜有文章研究股票价格信息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尽管已有文献从各个方面研究了企业生产效率的经济和金融决定因素,但是迄今而至,仅有Bennett et al.（2017）基于美国市场数据研究了股票价格信息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更为遗憾的是,纵观当前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以新兴市场为研究对象,考察股票价格信息对企业生产效率的研究仍是空白。事实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普遍存在着金融市场效率低下,交易机制不完善,股票价格信息含量较低等问题。此外,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治理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区别,其管理层“学习”股票价格信息的环境和动力也有所不同。因此,以中国市场为切入点,研究股票价格信息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反馈作用,以及这一关系如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是一项开创性且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工作。本文通过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信息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填补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此外,本文还从上市公司内、外部因素以及动态发展的角度,详细研究了管理层持股、债务和融资约束以及企业生命周期对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影响,我们希望本文的相关成果能够为这一领域后续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具体来看,本论文主要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本论文的第1章绪论和第2章文献综述。绪论从总体上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意义以及研究创新。文献综述部分则回顾了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和金融决定因素,以及关于股票价格信息对上市公司活动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关于股价信息含量的文献认为,一方面,上市公司管理层可以从股票价格中学习到新的私人信息,为公司的相关决策和行为提供参考。另一方面,股票价格信息有助于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缓解代理问题,提高内部经营效率。此外,股票价格信息含量越高,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公司透明度,从而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实证检验了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是否能够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反馈作用。在第3章,本文使用2007年至2017年中国A股市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股价信息含量与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首先,本文使用固定效应、LP和ACF方法估计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采用股票价格的非同步性作为股票价格信息含量的度量。本文发现,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估计的TFP,当股票价格信息含量越高,上市公司的TFP也越高,股价信息含量对TFP能够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其次,当本文使用是否为沪深300指数成份股作为股价信息含量高低的另外一种测度时,该结论依然不变。另外,本文还发现股价信息含量对TFP的促进作用既能通过增加上市公司收入来实现,又能通过降低上市公司经营费用和成本来实现。最后,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以换手率作为股价信息含量的替代指标,以ROA和ROE作为TFP的替代指标,并使用永续盘存法重新估计了TFP,其结论依然不变。这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即A股市场股票价格信息可以显着提高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第二部分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把股价信息含量对上市公司TFP的影响程度称为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股票价格信息之所以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造成影响,其核心渠道在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能够“学习”股票价格中的信息,并指导其行为决策。因此,在第三部分中,我们从对管理层产生激励或约束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详细研究了管理层持股、债务和融资约束,以及企业生命周期对上市公司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影响。在第4章,本文首先探讨了管理层持股这一内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显着降低上市公司的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这是因为当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较高时,外部监督和约束往往难以控制其利益侵占行为,壕沟防御效应起主导作用,此时管理层会产生更强的意愿和能力来实现自身利益,那么管理层关注和利用股票市场信息提高公司生产效率和价值的意愿就会减少,从而降低了股价信息对TFP的反馈作用。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检验了管理层持股是如何减少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我们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增加对于低代理成本公司的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于高代理成本公司的作用并不明显。这表明,管理层持股的增加反而增加了企业的代理成本,进而降低了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最后,本文还进一步将管理层持股比例拆分为董事持股、高管持股和监事持股。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对于董事和高管持股比例而言,低持股比例组的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要显着高于高持股比例组的结果。但监事持股比例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低持股比例组的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没有显着差异。这表明管理层持股对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抑制作用更多的是来源于董事和高管持股,而非监事持股。在第5章,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的外部债务和外部融资约束对其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水平的上升会增加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无论是使用资产负债率,或者是超额资产负债率,亦或是以不考虑经营负债的金融负债率和超额金融负债率作为债务高低的度量,这一结论都是一致的。另外,本文还发现外部融资约束越高的上市公司,其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也会越高。无论使用KZ指数作为融资约束大小,还是使用现金流负债比率作为融资约束度量指标,这一结论都是不变的。债务约束和融资约束,都会给上市公司管理层带来相当的经营压力和限制。当债务水平比较高的时候,管理层需要面对比较大的现金流约束和债务清算威胁,从而产生债务治理效应。当融资约束较大时,由于企业无法获得外部资金,也会对管理层产生压力和制约。股票价格信息作为重要的外部信息资源,当管理层的经营压力较大的时候,其会更加主动的利用股票市场信息指导其经营行为,提高企业内部的经营效率,以尽快缓解其压力。在第6章,本文从企业动态发展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不同企业发展阶段下的股票价格信息与TFP的关系。本文采用现金流符号组合标准,将上市公司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并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表明股票价格信息含量能够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上市公司的TFP产生促进作用,但对衰退期上市公司的TFP无显着影响。当本文重新采用留存收益占比标准对上市公司生命周期进行重新划分后,该结论依然不变。相对于衰退期的上市公司而言,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较弱,管理层学习股票价格信息的意愿更强,同时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把股票市场的信息进行利用和落实,即管理层的执行能力更强。因此,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信息能够显着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而在衰退期,股票市场信息对企业生产效率难以产生实质影响。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与建议。在这一部分,我们对本论文的相关结果进行了总结,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并提出了本文的不足和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本文通过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信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首次在新兴经济体中开展了类似研究。其次,本文还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管理层“学习”股票价格信息的相关研究。最后,本文关于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公司治理、资本结构、融资约束和企业生命周期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宁静[7]（2019）在《《经济学人·投资策略指南》汉译项目报告》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学人·投资策略指南》的目标受众是在华投资者,目的旨在介绍个体投资者该如何进行恰当的投资策略安排。该文本的目的在于向中国介绍西方投资经验,使西方投资策略为中国投资者借鉴,因此该文本符合金融文本的定义。根据纽马克的文本类型论,金融文本一类文本的翻译属于信息型文本。鉴于此,项目报告人采用了目的论作为指导翻译理论。本项目报告以《经济学人·投资策略指南》的汉译过程为基础,总结该文本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在词汇层面,难点在于以专业术语和标题为代表的翻译;在句法层面,难点在于以名词结构、被动语态和条件句式为代表的长难句翻译;在文本层面,难点在于保持金融文本的文本风格。项目报告人在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翻译实例总结出具体可行的翻译方法:在应对专业的术语和标题时,采用增译、省译和意译的方法;在翻译长难句时,采用分译、时态和语态转换的方法;在应对独特的文体风格时,采用翻译加注或者重组。面对翻译中的重难点问题,作者在借鉴他人的翻译经验和参考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总结出自己的翻译方法,以期为金融指南这类特殊文体的翻译提供参考意见。
钟山[8]（2018）在《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研究 ——基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肇始于2007年次贷危机,并于2008年全面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被公认为是自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面对如此深重的金融危机,各国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得到了大量的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由于研究者的立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所使用的材料等等方面的不同,使得研究的成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给人以不同的启迪。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及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了众多国内外研究的重点。但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引发和加深金融危机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有效地加强对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等方面。而总体来说,以一个更长时间跨度的视角对影子银行体系加以系统地、全面地以及深入地考察和分析的文献则显得较为单薄和不够充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本文的研究正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而展开的。实际上,要有效地加强对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首先必须对美国影子银行体系有一个系统地、全面地和深入地认识;其次必须对金融危机前关于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监管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加以细致地考察和分析,以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基于此,本文前两章分别对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相关文献和理论基础作了系统地综述,接着对美国影子银行体系进行了定义和范围的界定。第3章对美国影子银行体系进行了历史考察,分析了其产生的经济基础、制度背景和技术条件,并对其发展的阶段和特点进行了分类和总结。第4章分析了影子银行体系在美国金融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其中作用方面分别从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由于影子银行体系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才被提出的概念,因此,次贷危机以及随后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机就成为了理解和分析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绝好素材,第5章重点分析了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在次贷危机的产生和蔓延过程当中的作用机制。第6章分析了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所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目标、工具和框架。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影子银行问题的困扰,结合对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上述研究的相关结论,第7章对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现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考察,并对如何加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进行了分析。第8章是结论与启示。本文主要的结论是:1、影子银行体系虽然是近几年才被提出的概念,但其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新鲜事物,而是经历了产生、发展和不断壮大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的既区别于传统银行体系又与之有高度关联的庞大的金融中介体系;2、影子银行体系是金融创新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突破现存的金融监管约束的监管套利行为的结果,但更本质的来说,是金融体系为了适应技术条件和经济环境变化而作出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3、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满足了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对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孕育和积累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加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4、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在次贷危机的发生和蔓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充分反映了以上论及的风险,其机制主要为:美国影子银行体系作为区别于传统银行体系的金融中介体系,具有中介链条长,高杠杠率操作、债务短期化和缺乏显性的公共部门的担保等特点。中介链条的拉长,表面上是将单个环节的风险分散了,却增加了风险的传染性和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高杠杠率的操作使得在面临经济波动时,相关金融主体不得不被迫经历“去杠杠化”的过程,从而放大了经济波动,加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债务短期化和缺乏显性的公共部门的担保使得影子银行体系在面临负面消息时,容易发生“挤兑”现象以及加大市场的恐慌情绪。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受到“挤兑”现象和市场恐慌情绪双重冲击的影子银行体系的相关金融机构将不得不贬值出售资产,这将进一步加重市场的恐慌情绪,形成恶性循环;5、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在次贷危机发生和蔓延过程当中所起的负面作用也反映了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滞后。面对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金融体系的现实以及美国影子银行体系所存在的问题,金融监管当局要在更新金融监管理念的前提下,进行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而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的目标应该是控制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和保证影子银行体系的效率的均衡点;6、中国影子银行体系问题是近几年中国金融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银行理财产品、银信合作以及承兑汇票等金融产品和工具以及相应的融资模式所引发的问题加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和脆弱性,已经成为了中国金融领域不可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现状和特点,兼顾效率与安全,审时度势,制定出能够适应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趋势的金融监管制度刻不容缓。本文研究得到启示是:1、如果说金融创新仅仅是为了突破金融监管的约束而进行的监管套利行为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和理解以下事实,即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推出的金融监管的重大改革没有马上导致大规模的金融创新的出现,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尤其是金融监管的去监管化之后,美国的金融创新却层出不穷,美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看来需要重新审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找到隐藏在金融创新背后的真正推动力。诚然,金融创新往往在一开始表现得是一种为挣脱现有的金融监管约束的监管套利行为,但据此就认为是金融监管导致了金融创新,则显得过于武断,可能是一个后此谬误——即一个现象的发生在另一个现象的发生之后,就认为先前发生的现象是后来发生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后来发生的现象的产生是先前发生的现象所引致的结果。通过对美国近八十年以来的金融创新史,尤其是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可以发现金融监管并没有马上导致大量的金融创新,而以相反地视角来看,反而是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的变革。因此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到的逻辑是:技术的进步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金融创新的收益大于其成本,金融创新变得有利可图了,于是金融创新成为了现实。可以说金融创新是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产物,金融创新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变化,迎合了经济基础变化所产生的市场需要,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所引致的浮动汇率制度取代固定汇率制度的变化,加剧了汇率波动,加大了汇率风险,市场出现了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新的金融工具货币互换应运而生了;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的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使得市场上规避利率风险的需求上升了,货币市场基金和利率互换等金融创新满足了这种需求,等等。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就是经济基础的变化不断地向现存的上层建筑,如经济制度等,施加压力,当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以至于现存的上层建筑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桎梏的时候,其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这种调整是被动的,虽然,美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领域的“去监管化”看似政府主动的行为,实则不然,其正是对当时国际的和国内的经济环境和形势（如长时间的“滞胀”和经济全球化激发的国际竞争压力的上升）所产生的压力的被动的调整。实际上,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新政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改革（如麦克法登法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Q条例和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等等）,也是对大萧条的被动的反应。而最近几年不断高涨的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的呼声和相应的金融监管的改革方案（如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推出,正是对2007——2009金融危机的被动的反应。对此,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曾撰文指出:为什么此次金融危机之后,没有推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Ⅱ?其主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救助（如AIG的国有化、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等等）使得此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减弱,世界经济恶化的程度和影响并没有大萧条时期严重,也因此而导致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不如大萧条之后推出的改革力度大。这似乎应了自然界的一个规律——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越大,反之则反是。2、影子银行体系是金融创新的产物,金融创新主要是金融市场适应技术条件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的结果;金融创新在满足市场需求、为经济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孕育着风险;金融监管的改革于金融创新而言,往往相对滞后,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相对于政府,市场上的微观主体总是能够率先感受到经济环境的变化并作出反应;金融监管改革也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唯有此,金融监管才可能及时有效地控制金融创新所孕育的风险。
张海[9]（2017）在《国内对冲基金交易策略及其案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对冲基金以其稳定的业绩,较好的风险控制能力,吸引了众多市场人士的关注,已经成长为投资市场里重要的主流参与者。对冲基金的交易策略在对冲基金的运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践过程中,对冲基金及其交易策略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本文主要分析和对比了国内对冲基金的发展历程和主流交易策略,并选取重点的对冲基金策略案例进行SWOT分析,通过研究和分析,结合对比国外主流对冲基金的情况,总结出国内对冲基金策略的优势和劣势,发现国内对冲基金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希望对国内对冲基金策略的丰富完善和对冲基金行业的发展有所帮助。本文在回顾国内外对冲基金历史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下的市场环境,认为国内证券市场会越来越发达和成熟,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高价值人群的财富与日俱增,理财需求日益旺盛,理财理念越来越成熟,业绩稳健风险较低的对冲基金会越来越受欢迎。在众多对冲基金从业人员的努力下,未来对冲基金的策略会越来越丰富,对冲基金行业的发展是空间很大的。
殷伟[10]（2015）在《科技进步与资产管理行业创新 ——以业务模式和投资策略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一方面各类经济金融改革呼声涌现,致力于加强创新、提升竞争,但另一方面针对现阶段表现出来的效果又是分歧重大。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形成金融改革方向、改革路径的众识,是非常具有挑战的课题。本文以阿罗-德布鲁-麦肯齐的理想模型为出发,以科技进步为大背景,重点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两个角度来解读,科技进步对资产管理业的深刻影响,包括聚焦到两个目前突出的行业现象上,暨以企业边界理论来看待资产管理业务模式的创新,以跨界技术应用来看待资产管理投资策略的创新。科学技术在整个金融服务行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创新也都推动了金融投资行业的发展,并且从辅助功能逐渐进入到核心功能。各类投资管理公司在科技进步带来的变革中也需要不断地改变自己、创新发展,以适应科学技术在行业的广泛应用。科技进步对金融企业的边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各类专业化程度更高的细分领域竞争者可以展开更多的竞合策略,包括涌现更多的跨界现象。这给资产管理行业的参与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业务模式上可采取的价值链合作内容可以更广,细分领域的专业化程度要求更高。在计算机科学、数学、人工智能、社会科学等学科交叉大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对资产管理投资策略和风险控制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显着。尤其是近几年的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处理的进步对资产管理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使用了新的信息来源,挖掘了新的信息价值,产生了大量新的投资角度、投资策略或者用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去实现,提高了投资收益。任何创新都不是完全有利无弊的,技术进步对金融创新、金融效率的影响越来越深刻,金融监管需要应对的挑战和做好的服务其实也越来越多。要做好金融创新的监管、监督,就需要从更大的背景出发,做到深刻理解金融创新的内涵,深刻把握技术进步的影响,理解科技进步对金融微观运行机制的影响,更好地促进其提升金融效率同时控制好可能的金融风险。综合起来,本文在金融服务业的大框架下,针对科技进步如何促进资产管理行业创新展开分析,同时提供多个案例来从实例阐述科技进步大背景下,如何可以更好地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两大角度出发,设计新的资产管理商业模式、新的金融产品开发、新的投资策略、并做好金融监管。
二、如何看待“对冲基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何看待“对冲基金”（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对冲基金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基本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重难点 |
| 二、主要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制度背景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制度背景 |
| 一、中国对冲基金 |
| 二、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创新 |
| 第二节 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 |
| 第三节 异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 |
| 一、基于机构投资者独立性的分类 |
| 二、基于机构投资者持有期的分类 |
| 第四节 对冲基金与企业创新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四章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主要变量定义 |
| 一、企业创新 |
| 二、对冲基金持股 |
| 第三节 检验模型 |
|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基本回归分析 |
| 一、中国对冲基金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二、中国对冲基金持股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分析 |
| 三、不同专利类型的对比分析 |
| 四、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对比分析 |
| 五、2015 年前后的对比分析 |
| 六、是否有长期负债的对比分析 |
| 第三节 内生性检验 |
| 一、考虑滞后期的影响 |
| 二、PSM-DID方法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调整企业研发支出水平的度量指标 |
| 二、调整对冲基金持股的度量指标 |
| 三、调整专利申请数量的回归方式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深化金融行业市场化改革,完善对冲工具产品序列 |
| 二、加强对冲基金的行业指引与监管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3）对冲基金持仓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性 |
| 第二章 制度背景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制度背景 |
| 一、中国对冲基金 |
| 二、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
|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
| 二、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 |
|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 |
| 第三节 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社会责任 |
| 第四节 对冲基金与企业社会责任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四章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主要变量定义 |
| 一、被解释变量 |
| 二、解释变量 |
| 三、控制变量 |
| 第三节 模型设定 |
|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回归分析 |
| 一、中国对冲基金持仓对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考察:主效应分析 |
| 二、中国对冲基金持仓影响公司治理的机制分析 |
| 三、中国对冲基金持仓对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考察:2014年前后对比分析 |
| 四、中国对冲基金持仓对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考察:所有权性质差异对比分析 |
| 五、中国对冲基金持仓对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考察:股权集中度差异对比分析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对冲基金持仓比例的稳健性 |
| 二、对冲基金持仓时间的稳健性 |
| 三、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的稳健性 |
| 四、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不足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4）对冲基金持仓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性 |
| 第二章 制度背景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机构投资者与公司治理 |
| 一、机构投资者的概念 |
| 二、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假说 |
| 三、中国机构投资者与公司治理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机构投资者与高管变更 |
| 一、高管与高管变更 |
| 二、机构投资者与高管变更的研究现状 |
| 三、机构投资者与高管变更的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对冲基金与高管变更 |
| 一、对冲基金的概念与特点 |
| 二、中国的对冲基金 |
| 三、股东积极主义 |
| 四、积极对冲基金与高管变更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第四章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主要变量定义 |
| 一、被解释变量:高管变更(Turnover) |
| 二、解释变量:对冲基金持仓家数(HF Number) |
| 三、控制变量 |
| 第三节 检验模型 |
|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
| 一、对冲基金持仓分布情况 |
| 二、上市公司高管变更情况 |
|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主效应分析 |
| 二、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
| 三、公司所有权性质分析 |
| 四、2015年前后对比分析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对冲基金持仓的其他度量方法 |
| 二、内生性问题的检验 |
| 三、中国对冲基金持仓影响高管变更的机制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不足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后续建议 |
| 参考文献 |
（5）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测度、甄别以及对基金收益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重要概念界定 |
| 1.4 主要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问题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拟解决的问题 |
| 1.5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思路 |
| 1.6 研究创新与展望 |
| 1.6.1 研究创新和贡献 |
| 1.6.2 研究展望 |
| 第2章 研究综述 |
| 2.1 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理论 |
| 2.1.1 金融压力指数的提出 |
| 2.1.2 国外金融压力指数的发展现状 |
| 2.1.3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 |
| 2.1.4 金融压力指数的运用 |
| 2.2 资产定价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波动追踪 |
| 2.2.1 资产定价视角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 |
| 2.2.2 资产定价视角下宏观经济波动的变量选择 |
| 2.3 资产定价视角下宏观经济与金融资产的关联 |
| 2.3.1 宏观经济波动与资产定价关联的理论探索 |
| 2.3.2 宏观经济波动与资产定价关联的实证发展脉络 |
| 2.3.3 宏观经济波动与资产定价关联的研究突破 |
| 2.4 研究述评与启示 |
| 2.4.1 金融压力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的关系 |
| 2.4.2 资产定价视角下宏观经济与金融压力指数的关系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市场视角下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3.1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理论 |
| 3.1.1 金融压力的解释 |
| 3.1.2 金融压力的重要特征 |
| 3.1.3 金融压力与宏观经济发展减速 |
| 3.2 研究设计与指数构建 |
| 3.2.1 CFSI源指标选取 |
| 3.2.2 银行业贝塔的核算 |
| 3.3 CFSI的构建实证 |
| 3.3.1 CFSI的构建 |
| 3.3.2 金融压力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实证 |
| 3.3.3 金融压力的风险传导 |
| 3.3.4 金融压力的预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状态甄别及政策冲击 |
| 4.1 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塑与金融市场风险的防范 |
| 4.2 新时期CFSI的风险特征描述 |
| 4.3 新时期CFSI的极端压力识别 |
| 4.4 新时期中国金融系统压力的状况甄别 |
| 4.5 新时期中国金融系统压力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的定价和冲击 |
| 5.1 金融压力、宏观经济运行与基金收益的关联 |
| 5.1.1 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资产收益的关联 |
| 5.1.2 基于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研究的可行性 |
| 5.2 基于宏观经济风险的条件资产定价模型 |
| 5.3 理论分析和假设假说 |
| 5.4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的定价 |
| 5.4.1 基金数据和金融压力指标变量 |
| 5.4.2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贝塔 |
| 5.4.3 中国金融压力的贝塔与基金收益横截面回归 |
| 5.5 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对基金收益的冲击 |
| 5.5.1 中国金融压力的冲击 |
| 5.5.2 中国金融压力的冲击与基金收益横截面回归 |
| 5.6 对比分析 |
| 5.7 稳健性检验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全文研究总结 |
| 6.1.1 第一层面 |
| 6.1.2 第二层面 |
| 6.1.3 第三层面 |
| 6.2 政策建议:金融市场视角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剖析 |
| 6.2.1 新常态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
| 6.2.2 主要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
| 6.2.3 多市场间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的可能 |
| 6.3 政策建议:金融市场视角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 |
| 6.3.1 建立金融市场预警指数动态监测金融市场风险 |
| 6.3.2 针对主要金融市场建立完善的分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 |
| 6.3.3 警惕金融市场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和传染 |
| 6.3.4 兼顾微观主要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监测 |
| 6.3.5 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微观审慎相结合的新监管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6）金融市场信息、公司生产效率及其敏感度的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内部经济因素 |
| 2.1.1 管理人员及其活动 |
| 2.1.2 要素质量 |
| 2.1.3 研发活动 |
| 2.1.4 企业组织结构 |
| 2.2 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外部经济因素 |
| 2.2.1 溢出效应 |
| 2.2.2 产品市场竞争 |
| 2.2.3 要素市场扭曲 |
| 2.3 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金融因素 |
| 2.3.1 金融发展程度 |
| 2.3.2 外部资金可得性 |
| 2.3.3 公司治理 |
| 2.3.4 金融摩擦 |
| 2.4 股价信息含量对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活动的影响 |
| 2.4.1 股价信息含量与管理层“学习” |
| 2.4.2 股价信息含量与管理层监督 |
| 2.4.3 股价信息含量与融资成本 |
| 第3章 中国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3.1 理论分析与假设建立 |
| 3.2 全要素生产率与股票价格信息含量的测度方法 |
| 3.2.1 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
| 3.2.2 股价信息含量的测度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模型设计 |
| 3.3.2 数据选取、来源与描述 |
| 3.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3.4.1 股价信息含量与全要素生产率 |
| 3.4.2 以是否为沪深300 指数成份股作为信息含量的测度 |
| 3.4.3 收入、经营费用、经营成本与股价信息含量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以换手率作为股票价格信息含量的度量指标 |
| 3.5.2 以ROA和 ROE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替代指标 |
| 3.5.3 以永续盘存法测量资本投入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管理层持股对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影响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建立 |
| 4.1.1 利益趋同假说 |
| 4.1.2 壕沟防御假说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模型设计 |
| 4.2.2 变量说明 |
| 4.2.3 数据选取、来源及描述 |
| 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1 管理层持股比例对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影响 |
| 4.3.2 代理成本、管理层持股与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 |
| 4.3.3 将管理层持股分解为董事持股、高管持股和监事持股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债务与融资约束对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影响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建立 |
| 5.1.1 债务约束与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 |
| 5.1.2 融资约束与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模型设计 |
| 5.2.2 数据选取、来源和描述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1 资产负债率对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影响 |
| 5.3.2 超额资产负债率对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影响 |
| 5.3.3 融资约束对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影响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不考虑经营负债的金融负债率和超额金融负债率 |
| 5.4.2 以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与总负债比率作为融资约束的替代指标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生命周期对生产效率—信息敏感度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建立 |
| 6.1.1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
| 6.1.2 假设建立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标准 |
| 6.2.2 模型设计 |
| 6.2.3 数据选取、来源与描述 |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1 成熟期(现金流符号组合标准)的回归结果 |
| 6.3.2 衰退期(现金流符号组合标准)的回归结果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成长期(留存收益占比标准)的回归结果 |
| 6.4.2 成熟期(留存收益占比标准)的回归结果 |
| 6.4.3 衰退期(留存收益占比标准)的回归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7）《经济学人·投资策略指南》汉译项目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
| 1.1 Project Background |
| 1.2 Project Significance |
| 1.3 Structure of the Project Report |
| Chapter Two Major Issues and Difficulties, Analysis of Causes |
| 2.1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Source Text |
| 2.1.1 Lexical Features |
| 2.1.2 Syntactical Features |
| 2.1.3 Discourse Features |
| 2.2 Major Issues and Difficulties |
| 2.2.1 Lexical Translation |
| 2.2.2 Syntactical Translation |
| 2.2.3 Discourse Translation |
| 2.3 Analysis of Causes |
| 2.3.1 Lack of Specialized Knowledge of Related Fields |
| 2.3.2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
| Chapter Three Solutions |
| 3.1 Functional Theory |
| 3.1.1 Skopos Theory |
| 3.1.2 Text Typology |
| 3.2 Solutions to Lexical Translation |
| 3.2.1 Amplification and Omission |
| 3.2.2 Free Translation |
| 3.3 Solutions to Syntactical Translation |
| 3.3.1 Division |
| 3.3.2 Voice and Tense Transformation |
| 3.4 Solutions to Translation of Discourse Features |
| 3.4.1 Translation with Explanation |
| 3.4.2 Reconstruction |
| Chapter Four Conclusion |
| 4.1 Major Findings |
| 4.2 Implications |
| 4.3 Limitations |
| 4.4 Suggestions |
| Bibliography |
| Appendix: The Economist Guide to Investment Strategy |
| Acknowledgements |
（8）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研究 ——基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文献 |
| 1.2.2 国内相关文献 |
| 1.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2.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影子银行体系的定义 |
| 2.1.2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特征 |
| 2.1.3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构成及其分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创新理论 |
| 2.2.2 金融危机理论 |
| 2.2.3 金融监管理论 |
| 3.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历史考察 |
| 3.1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历史考察之主体部分 |
| 3.1.1 发起人 |
| 3.1.2 发行人 |
| 3.1.3 机构投资者 |
| 3.1.4 小节 |
| 3.2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历史考察之客体部分 |
| 3.2.1 资产支持商业票据 |
| 3.2.2 资产支持证券 |
| 3.2.3 回购 |
| 3.3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运行机制 |
| 3.4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形成 |
| 3.4.1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形成的经济基础 |
| 3.4.2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形成的制度原因 |
| 3.4.3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形成的技术条件 |
| 3.5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 |
| 3.5.1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阶段 |
| 3.5.2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特点 |
| 4.影子银行体系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作用 |
| 4.1 影子银行体系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
| 4.2 影子银行体系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
| 4.2.1 影子银行体系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
| 4.2.2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在金融体系中的消极作用 |
| 5.美国影子银行体系与次贷危机 |
| 5.1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与次贷危机的产生 |
| 5.1.1 次贷危机与资产证券化 |
| 5.1.2 影子银行体系与资产证券化 |
| 5.2 影子银行与次贷危机的蔓延 |
| 5.2.1 影子银行体系的“银行挤兑” |
| 5.2.2 信用违约互换 |
| 6.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 |
| 6.1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 |
| 6.1.1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核心内容 |
| 6.1.2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深度分析 |
| 6.2 《巴塞尔协议III》 |
| 6.2.1 巴塞尔协议的历史演进 |
| 6.2.2 宏观审慎监管 |
| 6.3 金融稳定委员会 |
| 7.对中国影子银行监管的启示 |
| 7.1 中国影子银行 |
| 7.2 中美影子银行体系比较 |
| 7.3 对中国影子银行监管的启示 |
| 8.结论与启示 |
| 8.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8.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9）国内对冲基金交易策略及其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内容 |
| 2 国外对冲基金的历史和现状 |
| 2.1 国外对冲基金行业发展历程 |
| 2.2 国外知名对冲基金简介 |
| 2.3 国外对冲基金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国内对冲基金的借鉴意义 |
| 3 国内对冲基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 3.1 国内对冲基金的历史及现状 |
| 3.2 国内对冲基金发展趋势 |
| 3.3 国内对冲基金行业监管现状及其趋势 |
| 4 国内对冲基金交易策略 |
| 4.1 股票策略 |
| 4.2 管理期货策略 |
| 4.3 相对价值策略 |
| 4.4 债券策略 |
| 4.5 事件驱动策略 |
| 4.6 组合基金策略 |
| 4.7 宏观策略 |
| 4.8 复合策略 |
| 5 对冲基金策略案例分析 |
| 5.1 A对冲基金及其交易策略 |
| 5.2 A对冲基金交易策略的优势和劣势分析 |
| 5.3 A对冲基金交易策略的机会和威胁分析 |
| 5.4 A对冲基金交易策略的SWOT矩阵分析 |
| 5.5 A对冲基金交易策略的持续改进 |
| 6 国内对冲基金行业的发展建议 |
| 6.1 国内对冲基金行业存在的问题 |
| 6.2 对国内对冲基金行业提出的建议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科技进步与资产管理行业创新 ——以业务模式和投资策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框架和结构 |
| 1.4 相关文献 |
| 第2章 资产管理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
| 2.1 资产管理业竞争压力、挑战与机遇 |
| 2.1.1 实体经济、客户和监管对资产管理提出的要求 |
| 2.1.2 资产管理业自身的竞争和创新 |
| 2.1.3 科技进步提供的挑战和机遇 |
| 2.2 科技进步提升金融广度和深度 |
| 2.2.1 金融体系效率提升离不开科技进步 |
| 2.2.2 金融服务业行业演变中科技进步作用明显 |
| 2.3 信息角度看科技进步对资产管理业的核心影响 |
| 2.3.1 科技进步深刻影响了金融市场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 |
| 2.3.2 科技进步深刻影响了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分工和企业边界 |
| 第3章 科技进步背景下的资产管理行业业务模式创新 |
| 3.1 金融服务业的业务模式演进 |
| 3.2 资产管理行业的业务模式和组织形式更多样 |
| 3.3 资产管理行业的专业化分工与跨界更明显 |
| 3.4 资产管理行业收费模式更透明更多样 |
| 3.5 案例分析 |
| 3.5.1 余额宝 |
| 3.5.2 众酬 |
| 3.5.3 PB(prime broker)模式下的对冲基金 |
| 第4章 科技进步背景下的资产管理行业投资策略创新 |
| 4.1 科技进步带给资产管理行业更多种类的投资策略 |
| 4.2 科技进步带给资产管理行业更有深度的投资策略 |
| 4.3 更多样更深入的跨界投资策略的涌现 |
| 4.4 案例分析 |
| 4.4.1 更多行为金融学成果的应用 |
| 4.4.2 机构投资者行为实时跟踪策略 |
| 4.4.3 投资策略的进化升级 |
| 第5章 结论和建议 |
| 5.1 资产管理行业更多可能的专业化业务模式设计 |
| 5.2 资产管理行业更多可能的专业化投资策略开发 |
| 5.3 金融监管与时俱进，充分认识科技进步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如何看待“对冲基金”（论文参考文献）
- [1]私募基金投资理念极化问题研究[D]. 张宇. 辽宁大学, 2021
- [2]中国对冲基金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D]. 姚子杨.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3]对冲基金持仓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D]. 陈文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4]对冲基金持仓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D]. 薛宇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5]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测度、甄别以及对基金收益的影响[D]. 朱莎.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6]金融市场信息、公司生产效率及其敏感度的影响因素[D]. 赖付军.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7]《经济学人·投资策略指南》汉译项目报告[D]. 宁静.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8]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研究 ——基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D]. 钟山.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9]国内对冲基金交易策略及其案例分析[D]. 张海. 华中科技大学, 2017(03)
- [10]科技进步与资产管理行业创新 ——以业务模式和投资策略为例[D]. 殷伟. 上海交通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