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的肝脏疾病负担（论文文献综述）
穆晓敏[1]（2021）在《老年慢性病共病模式挖掘与防控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高,人们的预期寿命逐渐延长,老年慢性病人群普遍存在共病现象,共病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健康的重要隐患。与单一慢性病相比,共病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药物不良事件风险增加、死亡风险增加、医疗资源消耗增加等,给慢性病防控和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但目前慢性病管理侧重于单病种管理,与老年慢性病人群普遍存在共病的现象不一致,开展共病模式挖掘研究对了解共病现状,完善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在医疗大数据背景下,如何在现有的大量且异构化的医疗数据中挖掘共病模式,提取出能够辅助共病管理的有价值的信息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基于数据挖掘的方法和技术,对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的理论与方法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为共病的管理及防控策略提供数据与理论支持。方法:（1）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调研,明晰本文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对共病相关概念进行梳理与界定;探讨共病的影响因素类型及其作用机理;厘清数据驱动共病管理决策的过程;基于信息管理的DIKW体系构建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模型。（2）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挖掘方法。利用c2检验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共病影响因素,抽取疾病-疾病关联关系和疾病-影响因素关联关系建立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网络,在此基础上引入重叠社区发现算法识别社区结构,挖掘共病模式。（3）结合共病模式挖掘结果,基于慢性病管理理论和协同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构建老年共病防控机制,并提出具体建议,为政府部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结果:（1）共病的发生发展受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生活行为因素的影响,构建了由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生活行为因素所组成的共病影响因素的花瓣模型,并对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生活行为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系统阐述。（2）构建了基于DIKW体系的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模型,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模型是由共病数据（数据层）、共病中的关联信息（信息层）、共病模式（知识层）和共病管理（智慧层）组成,基本要素之间的转化通过数据驱动实现。（3）选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2015年调查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利用本研究提出的共病模式挖掘方法识别中国老年慢性病人群的共病模式。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疼痛、睡眠时间、基本生活活动能力障碍、肥胖、抑郁、生活满意度是老年慢性病人群共病的影响因素;识别出的共病模式包括5个社区,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心脏病、24≤BMI<28、BMI≥28}、{慢性肺部疾病、哮喘、70-79岁、BMI<18.5、对生活满意度一般、睡眠时间<4小时}等。（4）通过共病管理现状分析发现存在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结合共病模式挖掘结果,提出以全人管理、分类指导、预防为主和全面协调的基本原则,构建慢性病共病防控模式,分析共病管理中政府、医疗机构、社区和患者参与主体的职责,提出共病防控的主要措施。结论:（1）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包含了数据收集与预处理、共病关联关系抽取、共病模式挖掘和共病管理决策,其核心任务是利用共病模式挖掘结果,驱动共病管理决策。（2）提出的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挖掘方法,既可以发现疾病之间的关联关系,又可以发现共病模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潜在关联。（3）利用提出的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挖掘方法,识别出中国老年慢性病人群的共病模式。（4）基于共病模式挖掘结果,可以为共病管理决策提供服务,优化共病防控策略。
张文敬[2]（2021）在《癌症病人共病现患状况及其对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 ——基于Q医院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癌症等慢性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20年,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肺癌、乳腺癌、胃癌和结直肠癌居癌症发病率的前四位。人口老龄化是包括癌症等慢性病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呈现上升趋势。随年龄增加,慢性病发病率随之升高。另外,癌症和部分慢性病还存在吸烟、饮酒等共同危险因素。因此,多病共存现象越来越“易发”。其中,癌症合并其他慢性病患病率的升高,其影响癌症治疗选择,严重降低了癌症共病人群的生活质量和缩短了生存期,增加了家庭和国家的疾病负担。研究目的了解和掌握癌症病人共病现患状况,并探讨共病是否影响癌症治疗方案选择。为帮助癌症共病病人制定合理的治疗管理措施、改善治疗效果、提高生活质量,提供有效的研究证据支持。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定量研究方面,采用回顾性调查分析法,通过Q医院HIS系统,将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入院于肿瘤科、胸外科、乳腺外科、普外科和结直肠外科的肺癌、乳腺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收集资料包括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患病特征和接受的癌症治疗方案等。在定性研究方面,采用目的抽样,选择Q医院的癌症共病病人或病人家属、外科和肿瘤科医生进行半结构式定性访谈,探究癌症共病病人、家属和医生的癌症治疗方案决策过程,分析影响共病治疗决策的原因及其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定量数据采用统计描述、卡方检验、logistic回归等统计学方法分析。通过描述性分析了解癌症病人共病现患状况;通过卡方检验分析肺癌、乳腺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病人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肺部疾病等常见慢性病、共病类型、Charlson共病数量和Charlson共病严重程度与常规治疗方案（手术、化疗和放疗等单一方式或多种治疗方式结合）、靶向治疗选择之间的联系。共病类型、Charlson共病数量和Charlson共病严重程度是依据Charlson共病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评估和分类的。CCI是一种包括19种疾病的共病评估工具,主要用于探讨共病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收集的定量资料通过Excel进行整理和校对,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分析。根据录音和现场记录笔记,利用Word转换为文本,形成定性资料。采用Colaizzi现象学分析法分析定性资料,对访谈对象的观点进行描述和阐释,形成主题。研究结果1.基于Q医院HIS系统收集资料的定量研究结果（1）四种癌症共病现患状况2679例癌症病人中,常见慢性病的患病率由高到低的顺位依次为高血压、肝脏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肺部疾病,它们的患病率分别为30.53%,23.67%,23.25%,14.97%,6.98%。存在共病的占 75.33%;存在 Charlson 共病的癌症病人占65.02%;同时存在3种及以上Charlson共病的癌症病人占15.27%;存在重度Charlson共病的癌症病人占20.38%。（2）共病现患状况对治疗方案选择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常规治疗方案影响因素的卡方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确诊年龄、婚姻状况、平素健康状况、确诊时间、TNM（Tumor Node Metastasis,TNM）分期、组织学类型等因素对肺癌常规治疗方案（手术治疗、手术+化疗+/放疗、其他治疗）选择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确诊年龄、TNM分期对乳腺癌常规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TNM分期对胃癌常规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确诊年龄、婚姻状况、确诊时间、TNM分期对结直肠癌常规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卡方检验分析发现影响常规治疗方案选择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P<0.05）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中,结果显示:存在Charlson共病、Charlson共病+其他共病的肺癌病人比没有任何共病的更倾向于选择手术治疗,存在2种和3种及以上Charlson共病的肺癌病人比没有Charlson共病的更倾向于选择手术治疗,存在重度Charlson共病的肺癌病人比没有Charlson共病的更倾向于选择手术治疗,患有慢性肺部疾病的肺癌病人更倾向于选择其他治疗,患有肝脏疾病的肺癌病人选择其他治疗的概率更低;乳腺癌病人共病现患状况与常规治疗方案选择之间的关联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存在严重Charlson共病的胃癌病人比没有Charlson共病的更倾向于选择其他治疗;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结直肠癌病人更倾向于选择手术治疗,存在3种及以上Charlson共病的结直肠癌病人比没有Charlson共病的更倾向于选择手术治疗。靶向治疗选择影响因素的卡方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医保、平素健康状况、确诊时间、TNM分期对肺癌病人是否接受靶向治疗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卡方检验分析发现影响靶向治疗选择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P<0.05）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中,结果显示:存在Charlson共病、Charlson共病+其他共病的肺癌病人比没有任何共病的更倾向于接受靶向治疗,存在严重Charlson共病的肺癌病人比没有Charlson共病的更倾向于接受靶向治疗。2.定性研究结果多数患方对癌症和其他慢性病的认知不全面,认为其他慢性病没有影响癌症相关治疗。在病人入院后的治疗过程中,发现糖尿病、高血压等轻度共病没有影响癌症病人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辅助化疗方案;1例患有严重肝硬化共病的早期肺癌病人没有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接受了姑息性手术治疗。医生在手术治疗、化疗和放疗决策过程中,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病情、KPS评分、共病、病人依从性、病人经济条件和并发症等。共病主要通过增加围手术期风险和毒副反应发生的可能性等影响医生的治疗决策,尤其是严重共病。多数医生认为多学科诊疗团队的支持能为病人做出更适合的治疗方案。结论与建议Q医院癌症住院病人共病的患病率较高,尤其是肺癌住院病人。共病对肺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的常规治疗方案选择均有影响,对肺癌病人是否接受靶向治疗有影响。但是,不同共病特征对不同癌症种类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不同。存在共病的数量仅是肺癌和结直肠癌常规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因素;存在共病的严重程度仅是肺癌和胃癌常规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因素。定性访谈结果证实,共病的严重程度是影响医生的治疗决策因素,增加了围手术期风险、毒副反应和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为癌症共病病人个性化诊疗方案的制定,医疗质量和病人满意度的提高,病人疾病负担的减轻,我们提出三条建议:1)关注老年肺癌人群,降低共病发生率;2)加强对癌症共病的管理,细化肿瘤诊疗规范;3)加强多学科诊疗团队的建设。
方娱[3]（2021）在《DNA甲基化在慢性HBV感染患者外周血Treg分化和肝癌预后中的作用研究》文中指出过去的数十年中,肝脏疾病的数量不断上升,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人类疾病和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疾病负担项目报告指出,仅在中国,肝脏疾病尤其是病毒性肝炎（以乙型病毒性肝炎为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和酒精性肝病已经影响了大约3亿人口。尽管随着现代医疗和科技的发展与进步,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研发与应用不断取得了新的突破,但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及生活方式、营养方式的改变,肝脏疾病在全球带来的社会经济和医疗负担及负面影响仍在不断加剧。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面临着肝脏相关疾病带来的巨大压力及挑战。我国约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受到不同形式的肝脏疾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庞大的肝病患者人群中,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型病毒性肝炎在导致肝脏疾病的发生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很大一部分肝脏疾病患者,伴随着疾病的发展,最终不可避免的进展为肝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与肝癌相关的年死亡率显着增加,且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表观遗传学是研究在基因组DNA序列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功能和基因表达发生改变的科学,这种改变方式具备可逆性及可遗传性。包括DNA甲基化、RNA相关沉默和组蛋白修饰在内的表观遗传修饰系统可用于启动和维持表观遗传沉默。DNA甲基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学调控模式,可以通过改变蛋白质-DNA相互作用等方式并最终改变染色质构象来调控特定基因的功能表达。人类基因组中CpG位点的甲基化由一系列DNA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DNMTs）维持,在沉默转座子、抵抗病毒序列及抑制特定基因转录等方面扮演着不同的作用。第一部分:5-Aza-2’-deoxycytidine通过DNA去甲基化影响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幼稚T细胞向Treg细胞的分化研究背景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是导致多种肝脏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当前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全世界大约有6%的人口存在慢性的HBV病毒感染,这部分人群存在极高风险进展为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肝硬化（Liver cirrhosis,LC）和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HBV慢性感染的患者常常伴随外周血调节性T细胞（T regulatory cells,Tregs）细胞比例增高,在慢性HBV感染进程中,Treg细胞对免疫耐受至关重要,其在调节免疫平衡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在慢性HBV感染过程中,CD4+幼稚T淋巴细胞向Treg分化仍是人们需要研究解决的一项重要问题。前期有研究报道,HBV感染可以诱导患者体内表观遗传修饰的改变。DNA甲基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学调控方式,可以通过改变蛋白质-DNA相互作用等方式并最终改变染色质构象来调控基因表达。叉头型转录因子3（Forkhead box P3,Foxp3）作为Treg细胞分化的关键转录因子,也可发生甲基化修饰。研究表明,Foxp3基因上与Treg细胞分化密切相关的甲基化区域位于Treg特异性去甲基化区域（Treg-specific demethylated region,TSDR）。但是在慢性HBV感染进程中,影响Treg细胞Foxp3基因甲基化修饰,对Treg细胞的分化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问题仍不清晰,而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使用5-Aza-2’-deoxycytidine这一广泛应用于临床及实验室的甲基化抑制剂,处理来自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及肝细胞肝癌等不同阶段的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幼稚T淋巴细胞,进一步进行细胞培养,使用TGF-β1、IL-2等细胞因子刺激CD4+幼稚T淋巴细胞分化。培养四天后收集细胞,通过采用DNA甲基转移酶活性测定检测DNMTs活性改变,流式细胞术检测Treg细胞分化情况,并结合实时荧光定量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技术检测 Foxp3、DNMTs、PD-1 mRNA 的表达改变,以探讨体外环境下甲基化状态改变对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Treg细胞分化的潜在影响。研究方法1.本研究纳入自2018年6月-2018年12月期间,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病科住院的51例CHB患者,47例LC患者,40例HCC患者与17例正常对照（Healthy controls,HCs）。采集受试者外周静脉血并通过磁珠分选获得新鲜的CD4+幼稚T淋巴细胞。采用PE-conjugated Anti-Human CD45RA抗体结合分选的细胞,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分选细胞纯度。2.使用含10%胎牛血清的无血清造血细胞培养基培养分选得到的CD4+幼稚T淋巴细胞,给与5ng/mL的重组人TGF-β1及20ng/mL的重组人IL-2刺激细胞分化。实验组细胞加用0.055μM 5-Aza-2’-deoxycytidine做去甲基化处理,对照组细胞加用与实验组同样浓度的乙酸（乙酸用于配制5-Aza-2’-deoxycytidine工作液）处理。处理4天后收集细胞。3.采集分化后细胞的核蛋白检测DNMTs活性的相对改变。4.流式细胞术检测Treg频率以判断5-Aza-2’-deoxycytidine对CD4+幼稚T淋巴细胞向Treg细胞分化情况的影响。5.采集分化后的细胞进行RNA提取,通过qRT-PCR技术检测Foxp3、DNMT1、DNMT3a、DNMT3b、PD-1等基因的表达情况,以判断与乙酸对照组相比,5-Aza-2’-deoxycytidine对上述基因表达的影响。6.采集受试者临床参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相较于乙酸处理对照组,5-Aza-2’-deoxycytidine显着抑制了实验组细胞DNMTs的活性,但DNMTs活性的降低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受试者的样本中和来源于健康受试者的样本中未见显着差异。实验组中,5-Aza-2’-deoxycytidine 在下调了 DNMT1 mRNA 表达的同时,上调了DNMT3a和DNMT3b mRNA的表达。在来源于HCC患者的样本中,DNMT1表达的下调相较于健康受试者更加显着。DNMT3a和DNMT3b表达的增高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受试者的样本中和来源于健康受试者的样本中未见明显差异。2.相较于乙酸处理组,5-Aza-2’-deoxycytidine处理组中,与来源于健康受试者的样本相比,来源于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幼稚T淋巴细胞分化的Treg细胞频率显着增加。此外,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者的样本中,Treg频率增加这一现象在LC患者和HCC患者中与CHB患者相比更加显着。但Treg频率的增加在LC患者和HCC患者之间没有显着差异。3.相较于乙酸处理组,5-Aza-2’-deoxycytidine在体外上调了诱导后的Treg细胞中Foxp3 mRNA的表达。与健康受试者相比,这一上调表现在来源于LC患者和HCC患者的样本中更加显着。在来源于CHB患者的样本中,Foxp3 mRNA表达的增高与患者临床参数之间未见显着关联;在来源于LC患者的样本中,Foxp3 mRNA表达的增高与门脉高压的出现、血清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水平具有显着正相关性,与血小板（Platelet,PLT）计数具有显着负相关性;在来源于HCC患者的样本中,Foxp3 mRNA表达的增高与血清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水平、血清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水平、患者年龄及腹水出现呈显着正相关,与血红蛋白（Hemoglobin,HGB）水平呈显着负相关。在所有来源于慢性HBV感染者的样本中,Foxp3 mRNA表达的增高与病毒载量未见明显相关性。4.作为隶属于CD28/CTLA-4家族的细胞表面受体,PD-1（Programmed death-1,PD-1）可以抑制 T 细胞活化。Foxp3 与 CTLA-4 协同作用,以发挥Treg细胞的正常功能,它们还可在T细胞中共同表达来阻止淋巴细胞生成。在本研究诱导后的Treg细胞中,5-Aza-2’-deoxycytidine显着上调了 PD-1的表达,与健康受试者相比,这一上调作用在来源于LC患者中和HCC患者的样本中更具有显着性。结论1.与来源于健康受试者的样本相比,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者的样本中5-Aza-2’-deoxycytidine引起的甲基化状态改变对Treg细胞频率的提高作用更加显着。2.与乙酸处理组相比,5-Aza-2’-deoxycytidine显示出增强Foxp3 mRNA和PD-1 mRNA表达的潜在能力,这一现象在来源于慢性HBV感染的LC患者和HCC患者的样本中更加突出。3.5-Aza-2’-deoxycytidine带来的甲基化状态改变及Treg细胞频率增高,对疾病处于不同价段的慢性HBV感染者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临床后果,需要进行综合分析。这些发现可能为慢性HBV感染的临床缓解提供新思路,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新的靶点。第二部分:整合分析肝癌甲基化与基因表达数据并建立肝癌患者预后预测模型研究背景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作为一种严重的终末期肝脏疾病及肝癌（Liver cancer,LC）最主要的组织学类型,不仅是全世界发病率与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癌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仅在中国,每年就有约350,000人死于HCC,这一数字占全世界肝癌死亡人数的51%。在中国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在我国影响着约9000万人,是肝癌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的HCC患者中约有80%的病例来源于HBV感染。表观遗传学所研究的是,在基因组DNA序列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功能和基因表达发生改变的科学,这种改变方式具备可逆性及可遗传性。表观遗传改变在包括肝癌在内的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及侵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DNA甲基化作为一种重要且常见的表观遗传机制,可导致多种抑癌基因的沉默或原癌基因的激活。研究表明,CpG岛的异常从头甲基化是肿瘤发生的标志,并且DNA甲基化水平的改变可能会早于其他肿瘤标志物的改变,使其具有了成为一种预测肿瘤发生或疾病预后的更好的标志物的可能性。我们在第一部分的研究中发现,5-Aza-2’-deoxycytidine介导的甲基化状态的改变可能引起HCC患者Treg细胞分化的异常及相关基因（如Foxp3、DNMTs及PD-1等）的表达的异常,这些异常表达与HCC患者的免疫调节及病毒清除、肿瘤细胞清除等免疫过程密切相关,它们表达的改变可能会影响患者机体的免疫状态,从而导致疾病的迁延或进展。上述研究均强调了 DNA甲基化改变是导致肝癌发生的重要分子事件。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是一项大规模的癌症基因组计划,其显着优势为将不同独立研究的数据进行了整合以获得更多的临床样本资料,使数据分析变得更加可靠。目前,部分原发性肝细胞肝癌癌变发生的途径和因素仍尚不清晰,临床工作中也缺乏有效的判断肝癌病人预后的分子模型。因此,利用整合的生物信息学方法进行大规模的、跨平台的、高通量的数据分析仍具备重要意义。目的本研究旨在从TCGA数据库中鉴定与肝癌相关的甲基化差异基因（Methylation differential genes,MDGs）和甲基化驱动基因（Methylation-driven genes）,并对这些基因进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富集分析、通路分析以及生存分析,最终从MDGs中确定一组与HCC预后相关的基因并建立预后模型,使得该模型可以通过其整体DNA甲基化水平预测肝癌总生存率。研究方法1.418例肝癌患者及58例正常对照间的DNA甲基化数据、临床信息及转录组分析数据等原始数据下载自TCGA数据库。2.应用affy R package将原始TCGA数据处理为甲基化表达矩阵文件,使用limma package筛选MDGs,edgeR package筛选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MethylMix package 则用于鉴定甲基化驱动基因。3.采用 DAVID Bioinformatics Resources 6.8 及 Cytoscape 软件进行基因功能注释富集分析。在功能层面对MDGs进行的富集分析分别来自于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es,BP）、细胞成分（Cellular component,CC）以及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MF）。4.CPDB（ConsensusPathDB）用于鉴定与甲基化驱动基因相关的通路。5.STRING在线数据库用于构建MDGs的蛋白互作网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并使其可视化。6.survival package一方面用于进行单因素COX回归分析,评估MDGs与总生存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用于分析基因甲基化水平结合基因表达数据与肝癌患者生存时间之间的关系。最终确立了一组与原发性肝癌预后相关的基因并使用HR（Hazard ratios,HR）用于区分保护性因素和危险因素。采用glment package对筛选出的预后相关基因进行套索算法（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分析以生成预后模型,并根据基因甲基化水平和系数计算风险评分。7.预后模型中确立了一个具备甲基化差异基因和甲基化驱动基因双重特性,且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中显示与HCC患者生存显着相关的关键基因TNFRSF12A。分别从TNFRSF12A甲基化水平、整合TNFRSF12A甲基化水平与自身表达水平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生存分析。采用MethylMix R package对该基因构建混合模型。整合分析TNFRSF12A甲基化水平与其表达水平以判断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1.从TCGA数据库中筛选出167个甲基化水平在肝癌与正常对照中具有显着差异的MDGs（包含57个低甲基化基因及110个高甲基化基因）。285个甲基化水平与自身表达显着相关的基因则被鉴定为甲基化驱动基因。2.在BP中,MDGs主要富集在RNA聚合酶Ⅱ启动子转录的正、负调控及核小体组装;在CC中,MDGs主要富集在核小体、转录因子复合体及核染色质;在MF中,MDGs主要富集在序列特异性DNA结合、转录因子活性及转录激活因子活性。CPDB分别确立了与甲基化驱动基因相关性排名前五位的通路:通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IGF）结合蛋白调控IGF转运和吸收通路、等离子脂蛋白重塑通路、他汀类药物通路、维生素K代谢通路及TYRO蛋白酪氨酸激酶结合蛋白因果网络。以及包含甲基化驱动基因最多的排名前五位的通路:代谢通路、人相关癌症通路、核受体通路、黏附相关的PI3K-Akt-mTOR信号通路以及人相关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通路。3.PPI网络中筛选出3个MDGs作为中心节点基因,分别为:SOX1,POU4F1,SIX3。这3个中心节点基因每个都各自具备10个或以上的连接/相互作用。4.单因素COX回归分析从MDGs筛选出一组与预后相关的基因:HIST1H1D,RP11-476B1.1,OR2AK2,TNFRSF12A,CTD-2313N18.8,AC133644.2,RP11-467L13.4,LINC00989,RP11-395114.2,RP4-575N6.4,LRRIQ1,RNA5SP75,RP11-713D19.1。HR>1 鉴定为危险因素,HR<1 鉴定为保护性因素。高风险基因指随着基因甲基化程度增加,肝癌患者风险增加;低风险基因指随着基因甲基化程度增加,患者风险降低。LASSO回归分析在上述筛选出的预后相关基因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预测预后模型,根据基因甲基化水平和系数计算风险评分:风险评分=（0.458）*HIST1H1D+（-3.723）*RP11-476B1.1+（-0.341）*OR2AK2+（-2.163）*TNFRSF12A+（-0.405）*CTD-2313N18.8+（-0.394）*AC133644.2+（-1.008）*RP11-467L13.4+（-3.355）*LINC00989。将该模型与其他临床数据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生存分析证明其为一个独立的预后因素。该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为0.725,约登指数（Youden index）为0.326,相应的风险评分为-1.299。据此可以将肝癌患者分为高风险组及低风险组,高风险组的肝癌患者总生存期明显低于低风险组。5.预后模型中发现了一个关键基因TNFRSF12A,该基因既属于MDGs又属于甲基化驱动基因。TNFRSF12A在肝癌患者中普遍低甲基化,而在健康对照中表现高甲基化,其甲基化水平与自身表达显着负相关。生存分析提示TNFRSF12A甲基化水平与肝癌患者生存时间显着相关。结论1.本研究确立了一系列对调控肝癌发生具有重要作用的甲基化相关基因和通路。2.结合基因甲基化水平及表达谱,确立了一个可以预测肝癌患者预后的有力的新分子模型,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肝癌分子机制奠定了目标。3.在预后模型中提取了一个关键基因TNFRSF12A,其具备HCC甲基化差异基因和HCC甲基化驱动基因双重特性,且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及生存分析中显示其甲基化水平及表达水平与HCC患者生存显着相关。可能会成为治疗HCC或判断HCC患者预后的潜在靶点。
陈志磊[4]（2021）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免疫遗传发病机制的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MAIT细胞（Mucosal-Associated Invariant T cells,MAIT,粘膜相关恒定T细胞）作为人体固有免疫的重要组分,参与抗细菌病毒、炎性反应、变态反应等,参与构建免疫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在自身免疫[1-7]、肿瘤免疫[8,9]、以及SARS-COV-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10-13]和肝脏[14-17]等疾病的中扮演重要角色。MAIT细胞在人体中非常丰富,在外周循环总T细胞占比高达10%[18,19],而占肝脏T细胞比例更是高达45%[20]。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MAIT细胞在肝脏稳态及相关疾病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患者肝脏MAIT细胞显着减低且伴随细菌负荷增加[21],酒精性肝硬化（Alcoholic Cirrhosis）患者外周循环和肝脏组织中MAIT细胞均显着减低,且体内、体外实验表明MAIT具有促进纤维化发生的作用[22]。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患者外周循环 MAIT细胞减低,而肝脏MAIT细胞的数量增多,且肝脏MAIT细胞数量同NAFLD活动评分正相关[23]。自身免疫性肝脏疾病包括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rimary Sclerosis Cholangitis,PSC）、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AIH）以及上述三者任意组合的重叠综合征（Overlap Syndrome）。MAIT细胞同样在乙型病毒型肝炎[24-26]、丙型病毒型肝炎[27-30]、自身免疫性肝炎[5]、肝实质细胞癌[9]、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31]、肝纤维化[22]中的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目的本研究拟在PBC患者中,探索CD3+CD8+CD161high TCR Vα7.2+的MAIT细胞在外周循环中显着减低,而在肝脏异常聚集的可能机理;探究PBC患者MAIT细胞激活、促炎、促杀伤免疫表型的潜在作用机制,初步探究MAIT细胞在PBC发病机制中的潜在作用。研究方法招募55名PBC患者和性别、年龄匹配的69名健康志愿者以及8名肝血管瘤患者。我们通过流式细胞技数,分析外周循环中MAIT细胞数量比例,MAIT细胞趋化因子受体谱,以及MAIT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等免疫表型。使用免疫荧光法测定分析肝脏组织中的MAIT细胞数量。基于Transwell系统开展MAIT细胞趋化因子及其受体的研究。通过ELISA法测定样本血浆中IL-18的表达水平,流式检测IL-18刺激后的MAIT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等。研究结果1.PBC患者外周循环中MAIT细胞显着低于健康对照组（3.0±3.2%vs.9.4±8.0%,p<0.01）,且与碱性磷酸酶水平呈负相关（r=-0.3209,p<0.05）。2.免疫荧光染色提示PBC患者肝脏组织MAIT细胞显着增多。3.PBC患者的MAIT细胞比健康对照表达更高水平的CXCR4（84.8±18.0%vs.58.7±11.4%,p<0.01）。4.CXCR4对应的配体,CXCL12在PBC患者肝脏中的表达较高。5.同健康对照组相比,体外实验提示CXCL12可增强PBC患者的MAIT细胞趋化（70.4±6.8%vs.52.2±3.5%,p<0.01）,且此效应可被CXCR4拮抗剂所减弱。6.PBC 患者的 MAIT 细胞可产生更多的 IFN-γ（88.3±4.2%vs.64.2±10.1%,p<0.01）,TNF-α（93.0±1.1%vs.80.1±5.3%,p<0.01）,Granzyme B（89.3±3.3%vs.72.1±7.0%,p<0.01）以及 perforin（46.8±6.6%vs.34.8±7.7%,p<0.05）。7.PBC患者的MAIT细胞表达更高水平的IL18-Rα（83.8±10.2%vs.58.3±8.7%,p<0.01）。PBC患者血浆IL-18 水平显着高于健康对照组（286.8±75.7 pg/mL vs.132.9±78.1 pg/mL,p<0.01）。8.体外实验提示IL-18可促进MAIT细胞IFN-γ的产生（74.9±6.6%vs.54.7±6.7%,p<0.01）,且阻断IL-18R可减弱IFN-γ的产生（68.6±8.3%vs.43.5±4.2%,p<0.01）。研究结论PBC患者的MAIT细胞通过CXCL12-CXCR4介导的趋化作用导致外周循环显着减低、肝脏异常升高。PBC患者血浆中高表达的IL-18可促进MAIT细胞产生更多的促炎因子进而参与PBC肝脏炎性环境。靶向MAIT细胞可为PBC发病机理的理解及临床治疗带来新的思路。研究背景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r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是一种慢性肝内胆汁淤积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伴有自身抗原免疫耐受失衡。超过90%的PBC患者血清学检测可有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ondrial antibodies,AMAs）阳性,临床上常有胆汁淤积的肝脏酶学异常,即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异常升高,伴或不伴Y-谷氨酰转肽酶（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GGT）的异常升高。PBC突出表现为慢性肝内小胆管淋巴细胞性非化脓性肉芽肿样浸润破坏,包括CD38+B细胞、CD3+T细胞、CD4+T细胞、CD8+T细胞、NK细胞、NKT细胞及巨噬细胞在内的多种淋巴细胞族群,参与PBC病理损伤。前期本课题组在临床诊疗中发现PBC聚集的家系,并通过对两个汉族PBC家系进行全外显子测序,筛查到了一些PBC的易感基因。去除同义突变、非编码区的突变,着重关注错义、缺失、移码突变,结合生物学分析预测这些基因的有害性,在家系内找寻共分离（Co-segreation）基因。最终确定在C57BL/6J背景的小鼠中通过CRISPR/Cas9技术进行基因编辑,敲入PTK2B以模拟临床PBC家系发病关键基因改变,观测基因PTK2B在小鼠体内是否引起PBC样改变,并初步探究其相关发病机制。研究目的本研究拟研究成功进行基因编辑敲入PTK2B基因的C57BL/6J背景小鼠。在无特定病原体（Specefic Pathogen Free,SPF）环境中按规范进行饲喂,观察不同基因型（WT/WT,WT/KI,KI/KI）的雌性和/或雄性C57BL/6J背景小鼠能否自发出现PBC样的表现,并进一步探究PTK2B基因在PBC发病中的潜在作用机制。研究方法本课题组前期通过全外显子测序技术在PBC家系中筛查到了共分离基因PTK2B,并通过CRISPR/Cas9技术成功制作出PTK2B Knock-in（KI）小鼠。通过免疫组化染色、H&E病理染色、免疫荧光染色,观察不同周龄、不同性别、不同组别（WT/WT,WT/KI,KI/KI）小鼠的肝脏病理情况,并评估不同组织器官（包括肝脏、脾脏、脑、心脏、结肠、肾脏、肺及膀胱组织）的病理学变化,评估肝脏浸润的主要淋巴细胞亚群并检测关键活化分子。通过天狼猩红染色评估小鼠肝纤维化情况。通过ELISA检测小鼠血清自身抗体ANAs（Antinuclear antibodies）、AMAs表达情况,检测小鼠血清ALP水平改变,检测相关细胞因子表达水平。通过流式细胞技术评估小鼠肝脏、脾脏、外周淋巴结及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变化情况。从组织病理学、血清自身抗体及肝脏功能变化评估小鼠是否发生了 PBC样改变。检测PBC样表征的小鼠免疫学异常,并初步探索PTK2B介导小鼠自然发生PBC的致病机制。研究结果1.自然发育至8周龄的雌性C57BL/6J的KI/KI小鼠血清ANAs水平显着高于WT/KI 组（261±35 vs.159±35U/mL,p<0.05）,而 WT/KI 组与 WT/WT组相比无显着差异（159±35 vs.129±43U/mL,p>0.05）。2.自然发育至12周龄的雌性KI/KI小鼠血清AMAs显着高于WT/KI组小鼠（3,924±769vs.1,972±632U/mL,p<0.05）;WT/KI组小鼠血清AMAs水平同WT/WT组小鼠差异无显着统计学意义（1,972±632vs.1,939±379U/mL,p>0.05）。雄性KI/KI组小鼠血清AMAs水平同WT/KI组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87±1,532 vs.1,549±588U/mL,p>0.05）;雄性 WT/KI 组小鼠同 WT/WT组相比,小鼠血清AMAs水平差异无显着的统计学意义（1,549±588 vs.1,703±474U/mL,p>0.05）。3.雌性KI/KI小鼠出现明显的肝内小胆管增生及淋巴细胞浸润,且具有肝脏器官特异性;雄性KI/KI小鼠变化不显着。4.雌性KI/KI小鼠血清ALP水平显着高于WT/KI组（236±55 vs.142±43U/L,p<0.05）,高于 WT/WT组（236±55vs.121±37U/L,p<0.05）;WT/KI组同WT/WT组的血清ALP水平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42±43 vs.121±37,p>0.05）。5.雌性KI/KI小鼠肝脏、脾脏、淋巴结及外周血免疫学异常。雌性KI/KI小鼠肝脏浸润的 CD19+B细胞（44.7±1.7%vs.32.6±2.2%,p<0.05）,CD3+T细胞（50.8±1.7%vs.38.9±3.2%,p<0.05）,CD8+细胞（14.3±2.8%vs.7.5±1.3%,p<0.05）及 NK细胞（MFI:586.1±64.6 vs.469.1±18.6,p<0.05）均显着高于WT/WT组;同雌性WT/WT组小鼠相比,雌性KI/KI小鼠脾脏CD3+T细胞显着增多（32.2±6.5%vs.19.6±5.8%,p<0.05）,CD3+CD4+细胞显着增多（23.7±4.9%vs.16.5±3.6%,p<0.05）,CD3+CD8+细胞显着增多（10.6±1.5%vs.6.2± 1.6%,p<0.05）,CD19+B细胞显着增多（70.1±9.7%vs.57.8±6.2%,p<0.05）;同雌性WT/WT组小鼠相比,雌性KI/KI小鼠淋巴结中CD3+T细胞显着减低（28.4±3.1%vs.73.1±0.7%,p<0.05）,CD19+B细胞显着增多（69.8±3.3%vs.26.4±2.3%,p<0.05）,CD3+CD4+细胞显着减少（12.8±1.2%vs.42.0±3.2%,p<0.05）,CD3+CD8+细胞显着减少（12.3±3.1%vs.28.8±0.7%,p<0.05）;与雌性WT/WT组小鼠相比,雌性KI/KI小鼠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CD3+T细胞显着减低（57.6±3.5%vs.78.7±3.3%,p<0.05）,CD19+B细胞显着增多（40.6±3.6%vs.20.1±3.7%,p<0.05）,CD3+CD4+细胞显着减少（29.3±1.9%vs.45.1±2.4%,p<0.05）,CD3+CD8+细胞显着减少（25.6±2.2%vs.31.3±0.9%,p<0.05）。6.雌性KI/KI小鼠血清MCP-1水平较WT/WT组小鼠显着升高（2,209±412pg/mL vs.1,187±89pg/mL,p<0.05）。7.PTK2B介导雌性KI/KI小鼠肝脏淋巴细胞浸润,CD38+B细胞在PBC小鼠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雌性KI/KI小鼠肝脏浸润的细胞包括CD20+B细胞、CD3+T细胞、CD4+细胞、CD8+细胞、F4/80+巨噬细胞及Ly6G+粒细胞。门静脉周围浸润大量的CD38+CD20+B细胞参与小鼠发生PBC。8.雌性KI/KI小鼠肝脏门静脉周围CD38+CD20+B细胞显着富集。9.雌性KI/KI小鼠外周血CCR2+细胞显着减低（33.8±12.8%vs.4.8±6.5%,p<0.05）,肝脏 CCR2+细胞显着增加（31.7±6.2%vs.20.4± 2.2%,p<0.05）。雌性KI/KI小鼠肝脏CCR2+CD20+细胞显着浸润。研究结论PBC家系发现的共分离基因PTK2B成功敲入C57BL/6J小鼠,雌性小鼠自发出现肝脏特异性PBC样表征。雌性小鼠血清自身抗体ANAs及AMAs 阳性,ALP异常升高。同临床PBC诊断类比相符合。此外肝脏CD38+CD20+B及CCR2+CD20+B细胞显着浸润增多参与PTK2B介导的小鼠PBC发病。
郑瑞鹏[5]（2020）在《基于微生物组学的慢性肝病临床特点及粪菌移植延缓肝硬化大鼠疾病进程的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慢性肝病是一种由病毒、酒精或药物等不同致病因素引起肝损伤的进行性疾病。慢性肝病的持续性进展,可导致进行性肝脏损伤、炎症和修复的恶性循环,患者通常会经历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等过程,如疾病不能被有效控制,最终可发展为肝癌。早期的肝炎主要是以肝脏局部炎症反应导致肝细胞受损为特征,炎症的持续存在则可进一步引发慢性肝炎、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的发生,患者一旦进入肝硬化阶段将导致肝脏的不可逆性损伤,最终形成肝癌。其中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肝癌的最常见类型。我国是肝病高发国家,据统计,2019年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肝癌病例发生在中国,且80%的新增病例处于晚期癌症阶段。临床上主要采用手术切除或肝移植等外科手段对肝癌进行治疗,但肝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极低,给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和患者身体健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发现并干预慢性肝病的早期阶段,如肝炎和肝硬化的进程,对于延缓其进展并阻止肝癌的发生发展尤为重要。肠道菌群在机体的免疫调节、代谢平衡以及营养摄入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称为是一个被遗忘的代谢“器官”。肝脏通过门静脉、胆道与肠道连接,向肠道输送胆汁酸等生物活性物质维持机体需要,而肠道中的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也会沿着门静脉逆行至肝脏进而对肝脏造成损伤,此通路被称为肠-肝轴。近年来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表明肠道菌群紊乱在酒精性脂肪肝（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肝硬化以及肝癌等多种慢性肝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的研究多聚焦于肠道菌群与某种特定的肝病之间的关联性,但肠道菌群结构分布与慢性肝病的发生发展的关系有待于深入研究。肠道菌群失衡可导致有害菌增多,产生大量的细菌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LPS通过与Toll-like Receptor 4（TLR4）受体结合,激活免疫细胞内MyD88-NF-κB通路,最终促进IL-6、IL-1β和TNF-α等促炎性细胞因子的基因转录与合成分泌,从而加重炎症反应。益生菌可改善肠道菌群失衡并能延缓慢性肝病的发生和发展,从而降低肝病的恶化和死亡率。但益生菌不能在肠道中长期定殖,且不同菌株间功能差异巨大,对肝病的治疗作用仍具有较大争议。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是一种将健康人的肠道菌群整体移植到患者胃肠道内,对肠道菌群进行重塑的方法,已广泛应用于难辨梭状芽孢杆菌感染、炎症性肠病、顽固性便秘以及肠道免疫缺陷等疾病。目前应用FMT治疗慢性肝病的研究较少,其原因与慢性肝病的肠道菌群结构特点未被彻底揭示相关。此外,FMT治疗慢性肝病的作用机制也并不明确。为了解多种慢性肝病患者肠道菌群的组成特点,进而探讨FMT对慢性肝病的治疗作用机制。本研究拟使用高通量测序技术（16S rRNA）检测肝炎、肝硬化、HCC患者以及健康人的肠道菌群,解析不同病因和不同阶段慢性肝病的肠道菌群结构和组成,探讨肠道菌群与慢性肝病疾病进展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构建肝硬化大鼠模型,以FMT对肝硬化大鼠进行干预,并联合微生物组学和代谢组学技术探讨FMT对肝硬化大鼠的治疗作用及机制,为临床上慢性肝病的诊治技术开辟新的领域。一、慢性肝病肠道菌群结构多样性研究方法:（1）以肝炎、肝硬化、HCC患者以及健康个体为研究对象,使用16S rRNA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肠道菌群的结构和组成,分析慢性肝病不同阶段肠道菌群的变化;（2）根据HCC患者是否存在肝硬化,分为肝硬化肝癌（LC-HCC:52例）和非肝硬化性肝癌（NLC-HCC:23例）两组,通过与单纯肝硬化组对比,分析肝硬化的并发对HCC患者肠道菌群的影响;（3）根据疾病诱因将HCC分为乙肝病毒诱发的HCC组（HBV-HCC:35例）、丙肝病毒诱发的HCC组（HCV-HCC:25例）和酒精性HCC组（ALD-HCC:15例）,探讨不同病因对HCC患者肠道菌群结构和组成的影响。结果:（1）与健康组、肝炎组和HCC组相比,肝硬化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明显降低,疣微菌门和变形菌门的丰度明显增高（p﹤0.05）,软壁菌门丰度显着降低（p﹤0.001）;在属水平上,叶杆菌属、鞘氨醇单胞菌属、肠球菌属和Erysipelatoclostridium菌属等菌属的丰度显着增高（p﹤0.05）,而青枯菌属、Catenibacterium菌属和Lachnospira菌属等菌属的丰度显着降低（p﹤0.05）。与健康组和肝炎组相比,尽管HCC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无明显变化（p﹥0.05）,但梭杆菌门的丰度显着增高（p﹤0.05）,同时劳特氏菌属、Clostridiates菌属以及Sarcina菌属等菌属的丰度显着增加（p﹤0.05）。这表明,在四组中,肝硬化组患者肠道菌群失调最为严重,尽管HCC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无显着变化,但菌群种类的比例变化可能与HCC的发生相关。（2）与肝硬化组相比,LC-HCC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无显着变化,而NLC-HCC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显着增加（p﹤0.05）。菌属水平分析结果显示:与肝硬化相比,LC-HCC组中双歧杆菌菌属、阿克曼菌属等有益菌属以及考拉杆菌属等产短链脂肪酸菌属丰度显着降低（p﹤0.05）,拟杆菌属、脱硫弧菌属等产LPS菌属丰度显着增高（p﹤0.05）。结果提示肠道菌群中有益菌的减少以及有害菌的增多可能是肝硬化进展为HCC的原因之一。（3）在HBV-HCC组、HCV-HCC组和ALD-HCC组之间,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三组之间没有显着差异（p﹥0.05）。尽管在三组中发现了肠球菌属等18个差异性菌属,但在门水平上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由此可见,HCC患者肠道菌群的结构组成与其不同病因无显着关联性。二、FMT对肝硬化大鼠的治疗作用及机制研究方法:使用CCL4和CCL4联合酒精的方法分别构建了两种肝硬化大鼠模型,并每天给予健康大鼠的粪便菌液进行干预治疗。（1）连续造模12周后,比较分析各组大鼠的生活状态、体重、腹水形成时间、生存时间和死亡率;并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HE染色技术对各组大鼠的肝功能指标以及肝脏的纤维化程度进行检测,探讨FMT对肝硬化大鼠的治疗作用。（2）ELISA检测各组大鼠血清中IL-6、IL-1β、和TNF-α炎症因子以及血浆中内毒素的含量;对各组大鼠血液、肠系膜淋巴结和肝脏组织中细菌含量以及肠道黏膜屏障的完整性进行检测;RT-PCR和Western-blot分别检测肝脏组织中TLR4-MyD88-NF-κB通路中相关信号分子的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初步探讨FMT对肝硬化大鼠的治疗机制。结果:（1）与肝硬化组相比,FMT治疗组大鼠的生活状态得到有效改善,体重增加,腹水形成时间和生存时间明显延长,死亡率显着降低（p﹤0.01）;血清中ALT、AST和GGT等肝功能指标均显着改善（p﹤0.05,p﹤0.01）,而白蛋白指标则明显增高（p﹤0.05）;肝组织表面的结节数量减少,肝组织中假小叶结构减少,结缔组织增生程度减轻。以上结果表明,FMT可有效改善肝硬化大鼠的生活状态,恢复肝功能并延缓肝硬化的发展进程。（2）ELISA结果显示,FMT治疗组大鼠血清中IL-6、TNF-α和IL-1β促炎性细胞因子以及内毒素的含量均显着降低（p﹤0.05）;血液、肠系膜淋巴结和肝组织中的细菌菌落数均显着减少（p﹤0.05）,肠道黏膜的结构和屏障功能得到有效改善;大鼠肝组织中TLR4-MyD88-NF-κB通路的相关分子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均显着降低。以上结果表明,FMT可有效改善肝硬化大鼠的肠道黏膜结构和屏障功能,减少细菌移位;FMT可通过下调TLR4-MyD88-NF-κB通路的相关分子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减轻肝硬化大鼠的炎症水平。三、FMT对肝硬化大鼠的肠道菌群组成与代谢的影响方法:（1）应用16S rRNA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各组大鼠的肠道菌群进行检测,分析比较各组大鼠肠道菌群的结构和组成,探讨FMT能否有效改善肝硬化大鼠肠道菌群的紊乱;（2）使用UPLC-Q/TOF-MS技术对各组大鼠血浆中差异性代谢物进行鉴别和分析,探讨FMT能否通过调节肝硬化大鼠的代谢模式进而发挥保护作用。结果:（1）肝硬化大鼠肠道菌群中乳杆菌科等有益菌属的丰度显着降低,而梭菌科和毛螺旋菌科等有害菌属的丰度显着增高,菌群结构和多样性紊乱;FMT治疗后,乳杆菌科等有益菌属的丰度增高,梭菌科和毛螺旋菌科等有害菌属的丰度降低,说明FMT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菌群结构,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进而通过肠-肝轴延缓肝硬化的进程。（2）肝硬化大鼠血浆中鞘氨醇和LysoPC（18:1（9Z））的含量显着降低,而视黄醇、8,9-环氧二十碳三烯酸、9-顺式视黄醛和花生四烯酸等代谢物的含量显着增高;FMT可调节花生四烯酸和视黄醇代谢通路。以上结果表明,FMT的治疗机制可能是通过改善肝硬化大鼠的肠道菌群的紊乱和调节花生四烯酸和视黄醇的代谢通路,进而延缓肝硬化的发展进程。结论:1.慢性肝病的发生与肠道菌群的紊乱密切相关,肝细胞癌（HCC）患者肠道菌群的紊乱与其是否并发肝硬化密切相关,而HCC患者肠道菌群的结构组成与其不同病因（如HBV感染、HCV感染或过度饮酒）无显着关联性。肝硬化进展为HCC可能与双歧杆菌菌属、阿克曼菌属等有益菌属及考拉杆菌属等产短链脂肪酸菌属丰度的降低,且与拟杆菌属、脱硫弧菌属等产LPS的菌属丰度的增高有关。2.粪菌移植（FMT）可有效改善肝硬化大鼠的肠道黏膜结构和屏障功能,减少细菌移位,进而延缓肝硬化发展进程;FMT的作用机制可能与下调TLR4-MyD88-NF-κB通路的相关分子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抑制促炎性细胞因子产生有关;FMT可通过调节花生四烯酸和视黄醇等代谢通路,改变大鼠的代谢模式,进而延缓肝硬化大鼠的疾病进程。创新性:1.本研究表征了我国吉林省肝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CC）等慢性肝病患者的肠道菌群结构,发现HCC肠道菌群的紊乱与其是否并发肝硬化密切相关,而HCC患者肠道菌群的结构组成与其不同病因无显着关联性。2.本研究通过构建肝硬化大鼠模型验证了TLR4-MyD88-NF-κB通路相关信号分子在肝硬化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发现粪菌移植（FMT）可通过抑制TLR4-MyD88-NF-κB通路的相关分子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改善肝硬化大鼠的相关症状。3.本研究联合微生物组学和代谢组学技术阐释了FMT对肝硬化大鼠的治疗机制,发现FMT可通过调整肝硬化大鼠的肠道菌群结构并通过调节花生四烯酸和视黄醇代谢紊乱,延缓肝硬化的发展进程。
王珊珊[6]（2020）在《细菌纤维素制备及其对肥胖小鼠生理机能和肠道微生态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由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工作习惯等改变导致的肥胖问题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肥胖发生的根本原因与能量摄入和消耗之间不平衡有关,调整饮食结构是实现肥胖预防或治疗的有效手段。膳食纤维素是人类饮食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稳定肠道屏障与功能、维持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平衡肠道营养吸收及废物排泄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调整比例增加膳食纤维素的摄入已成为预防肥胖发生或改善肥胖及其并发症的重要研究课题,备受关注的膳食纤维素主要可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素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素。可溶性膳食纤维素具有较好的发酵特性,可产生与肥胖调控相关的多种短链脂肪酸,如乙酸盐、丙酸盐、丁酸盐、乳酸盐、琥珀酸盐等,但过度发酵存在致癌风险。在肥胖干预中,不可溶性膳食纤维素具备可溶性膳食纤维素的诸多功效,未见明显不良反应。不过,不可溶性膳食纤维素对肥胖的干预尚缺乏肥胖发生前和肥胖发生后的长期对比实验,尤其缺乏肠道微生物群落随时间变化的演替规律及其与肥胖的关系研究,这些微生物是否也可通过分泌某些代谢物干预肥胖进程尚不清楚。针对这些问题,本课题选用纯度高、吸水能力强的细菌纤维素作为不可溶膳食纤维素研究材料,基于细菌纤维素合成周期长、产率低、膳食功效未见系统研究的背景,提出以下研究思路:筛选高产细菌纤维素菌株,应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与功能基因注释,分析其合成细菌纤维素的分子机制。通过发酵动力学特征和碳源转化分析,探讨菌株利用不同碳源合成细菌纤维素的能力及其代谢通路,批量制备细菌纤维素。构建不同饮食结构,通过生理生化分析、组织切片观察、肥胖及炎症相关基因的q PCR分析和肠道微生物群落分析,系统考察小鼠肥胖发生及膳食纤维素调控的生理-肠道微生物耦合机制。构建肥胖模型小鼠,在生理生化、组织切片、基因扩增、肠道微生物群落和粪便代谢物等多层次、多角度系统研究细菌纤维素干预对肥胖缓解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结果如下:一、根据产纤维素细菌的微生物学特性,利用HS培养基获得了1株产细菌纤维素菌株,分析了细菌纤维素的理化特性和合成机制。获得的产纤维素细菌菌株W1与K.europaeus进化关系最为接近,其合成的纤维素空间网络发达,以片层结构纵向堆叠。细菌纤维素纳米纤维直径大多数为40-60 nm,在2θ=14.5°、16.6°和22.7°处存在3个典型晶体衍射峰,分别对应（110）、（110）和（200）晶面,在2900、2300、1426、1335、1314、1160、1108、1054、1030和900 cm-1等光谱波长附近检测到多个与O-H、C-H、H-O-H、C-O-C、C-O-H、C-C、C-O和β-糖苷键相关的红外吸收峰,说明菌株W1合成的细菌纤维素以I型为主。全基因组测序与基因注释表明,菌株W1包含2条合成细菌纤维素的基因操纵子和多个参与葡萄糖转化和细菌纤维素合成调控的游离基因。与葡萄糖转化、纤维素合成和纤维素合成调控相关的基因分别为glk、pgm和UPG2,bcs A、bcs B、bcs C、bcs D、bcs X和bcx Y以及cmcax、ccp Ax和bglx A。二、探讨了菌株产细菌纤维素的动力学过程及利用不同碳源底物合成细菌纤维素的效率和转化路径,并批量制备了细菌纤维素。菌株W1在HS培养基中呈不典型的S型曲线生长,细菌纤维素产量呈先增加后稳定的趋势,二者呈显着正相关（r2=0.88,p<0.001）;培养基中葡萄糖含量迅速降低,残留葡萄糖浓度与细菌纤维素产量呈显着负相关（r2=0.96,p<0.001）。菌株可有效利用果糖、葡萄糖、甘油和甘露醇产纤维素膜,最高产率和转化率分别为1.529 g L-1和7.65%,对乙酸、乙醇、乳糖和蔗糖利用能力较差。以上述各种物质为碳源底物均可合成细菌纤维素膜,纳米纤维素平均直径为40-50 nm。由底物果糖、葡萄糖、甘油和甘露醇合成的细菌纤维素在2θ=14.5°、16.6°和22.7°处存在3个典型的晶体衍射峰,晶面距离（d）相同,表观晶粒度（ACS）差异显着,晶体指数（CI）为0.64-0.89。不同碳源物质合成的细菌纤维素具有相似的官能团,以I型结晶纤维为主。KEGG注释表明,仅葡萄糖、果糖、甘露醇和甘油等4种碳源存在典型的细菌纤维素合成通路。根据HS培养基和菌株生长特性,搭建了工艺简单、操作方便、成本低廉的细菌纤维素批量制备平台。三、系统研究了细菌纤维素干预对小鼠肥胖发生的生理-肠道微生物耦合调控机制。经不同饲料配比喂养小鼠9周后,高脂组（H）诱导小鼠的体重、肝脏和脂肪组织重量、血清GLU、TG、TC和LDL-C以及肝脏TG和TC浓度均最高,血清HDL-C浓度最低。细菌纤维素（HBC）干预组小鼠体重比H组低14%,肝脏和附睾脂重量显着降低（1.54 vs.1.87 g,p<0.01;1.63 vs.2.21 g,p<0.01）,普通纤维素（HHF）干预组介于二者之间。HBC组血清GLU、TG、TC、HLD-C和LDL-C浓度与H组差值分别为32%（p<0.01）、20%（p<0.001）、18%（p<0.01）、14%（p<0.05）和32%（p<0.01）,HHF组介于二者之间。肝脏TG和TC浓度变化趋势与血清相同。组织切片观察表明,高脂饮食导致肝细胞变大、脂肪变性,肝小叶、肝索、肝血窦等结构破坏,并使回肠绒毛缩短、肠碱性磷酸酶复合物（IAP）消失。膳食纤维素干预使肝脏细胞结构恢复正常,肝巨噬细胞减少,脂滴少见,回肠结构和IAP含量也恢复正常。q PCR分析表明,H组肝脏脂肪酸合成基因Srebp-1c和Fas分别上调了7.7和5.9倍,肠道紧密连接蛋白合成基因Occludin和ZO-1分别下调了58%和57%,肿瘤炎症因子TNF-α和白介素细胞因子IL-1β、IL-6分别上调8.4、5.2和3.0倍。细菌纤维素和普通纤维素干预均对上述基因表达的变化有显着影响,前者影响大于后者,可能与其较高的纯度和独特的结构特性有关。物种多样性分析显示,高脂饮食使小鼠肠道微生物的可观测OTUs从817±115降至675±18（p<0.01）,细菌纤维素干预使其恢复至779±19（p<0.05）,普通纤维素干预效果介于二者之间。测序深度指数Good’s coverage在H组最高,Chao1指数和谱系多样性指数最低,膳食纤维素干预后的变化趋势与可观测OTUs相同。物种注释结果表明,各组中厚壁菌门相对丰度均最高,拟杆菌门和变形菌门次之。高脂饮食会显着提高有害肠道菌群厚壁菌门（F）和变形菌门（P）比例并降低有益肠道菌群拟杆菌门（B）比例（（F+P）/B,2.09±0.34 vs.5.00±0.47,p<0.0001）,细菌纤维素和普通纤维素干预均可降低该比值（3.32±0.21,p<0.01;2.57±0.82,p<0.001）。基于门、纲、目、科、属和OTUs水平的综合分析显示,厚壁菌门毛螺菌科NK4A136菌群（OTUs 1108、1294）、劳特氏菌属（OTU 1645）、粪球菌属1号菌群（OTU 1919）和未知属未知菌群（OTUs 1109、1115、1168、1600、1611、1888）、Hungateiclostridiaceae菌科瘤胃梭菌属（OTUs 1116、1206、1251）和优杆菌科优杆菌属产粪甾醇真细菌（OTU 1114）、变形菌门螺杆菌属（OTU 1330）和脱硫弧菌属（OTU 6）以及拟杆菌门拟杆菌科拟杆菌属（OTU 238）和未知属S24-7菌群（OTU1000）可能是介导肥胖发生的肠道有害菌;拟杆菌门拟普雷沃氏菌属（OTU 180）、普雷沃氏菌属UCG-001菌群（OTU 227）和未知属S24-7菌群（OTUs 221、234、403、766）以及厚壁菌门毛螺菌科未知属未知菌群（OTUs 1636、1638）和未知属NK4A136菌群（OTU 1861）可能是参与肥胖缓解的肠道有益菌。四、构建了小鼠肥胖模型,从生理生化、肠道微生物群落和粪便代谢物方面系统探讨了细菌纤维素对肥胖小鼠的干预治疗作用。在6周干预周期内,对照组（C）小鼠体重未见显着性增加,H组小鼠体重持续增加,HBC组介于二者之间,说明细菌纤维素干预可显着减缓肥胖进程。细菌纤维素干预可使小鼠肝重从2.33±0.34降至1.79±0.22 g（p<0.01）,但附睾脂和肾周脂变化不显着。H组和HBC组小鼠血清GLU浓度分别为8.8和5.2 mmol L-1,差异显着（p<0.0001）,血清TG、TC和HDL-C以及肝脏TG和TC的变化趋势与此相同。高脂诱导下,小鼠肝细胞和结构破坏,巨噬细胞显着增加,出现脂肪堆积现象,同时,小鼠回肠绒毛变短、IAP复合物消失。细菌纤维素干预有助于肝脏细胞和结构恢复正常,巨噬细胞和脂肪堆积减少,回肠绒毛结构和IAP复合物恢复效果也较显着。q PCR分析表明,细菌纤维素干预能够较好地抑制小鼠肝脏Srebp-1c和Fas基因的上调（4.5 vs.2.1倍和4.1 vs.1.5倍,p<0.0001）。同时,细菌纤维素干预显着提高了Occludin（p<0.01）和ZO-1基因表达量（p<0.05）并显着降低了TNF-α和IL-1β基因表达量（p<0.0001）。物种多样性分析表明,C组OTUs为643±74,显着高于H组（443±27,p<0.0001）,HBC组干预效果不显着（486±24）。高脂饮食会显着提高Good’s coverage指数并显着降低Chao1指数、谱系多样性指数、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细菌纤维素干预仅对谱系多样性指数产生显着效果（p<0.05）。各组中,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疣微菌门（V）和放线菌门相对丰度较高,原相对丰度较低的脱铁杆菌门（D）、螺旋体菌门（S）、软壁菌门（T）等发生了显着的变化。高脂饮食导致拟杆菌门显着下调并使放线菌门显着上调（（F+P+A）/（B+V）,4.82±1.23 vs.2.93±0.77,p<0.01）;细菌纤维素干预使放线菌门大幅降低（p<0.0001）并使疣微菌门大幅增加（4.7 vs.16%,p<0.01）。基于门、纲、目、科、属和OTUs水平的综合分析显示,放线菌门红蝽杆菌科UCG-002菌群（OTU 443）,厚壁菌门丹毒丝菌科未知属（OTU 63）和Faecalibaculum菌属（OTU 5）、毛螺菌科未知属（OTUs 516、751、767）、劳特氏菌属（OTU 755）、优杆菌属（OTU 929）、消化球菌科（OTU 34）、Romboutsia菌属（OTU 957）和Intestinimonas菌属（OTU 476）,拟杆菌门拟杆菌属（OTU 93）以及变形菌门脱硫弧菌属（OTU 4）和螺杆菌属（OTU 750）细菌可能是介导肥胖发生的肠道有害菌;拟杆菌门拟杆菌属（OTUs 137、165）、未知属S24-7菌群（OTU 96）、Odoribacter菌属（OTU 195）和普雷沃氏菌属Ga6A1菌群（OTU193）,厚壁菌门的毛螺菌科NK4A136菌群（OTU 456）、未知菌群（OTUs 462、778）、瘤胃梭菌属（OTUs 459、591）和Intestinimonas菌属（OTU 461）以及疣微菌门Akkermansia菌属（OTU 445）可能是参与肥胖缓解的肠道有益菌。除毛螺菌科未知属、劳特氏菌属、优杆菌属、拟杆菌属、脱硫弧菌属、螺杆菌属、未知属S24-7菌群、普雷沃氏菌属和NK4A136菌群外,其余菌群在实验起点和终点时可能发生了显着的群落演替。代谢组学分析发现,胆汁酸（牛磺鹅去氧胆酸）在HBC组中呈上调趋势（阴离子模式:2.19倍,p=0.083）,与H组比差异显着（阳离子模式:3.13倍,p=0.033;阴离子模式:3.14倍,p=0.022）。胆汁酸（甘氨熊脱氧胆酸）在HBC组中显着下调（阴离子模式:0.32倍,p=0.012）。琥珀酸在HBC组呈下调趋势（阴离子模式:0.33倍,p=0.015）,HBC组与H组之间存在显着差异（0.12倍,p=0.034）。谷氨酰胺在H组显着上调（阴离子模式:1.92倍,p=0.048）,HBC组中呈进一步上调趋势,二者无统计学差异。L-瓜氨酸在H组显着上调2.5倍（阴离子模式,p=0.026）,细菌纤维素干预后出现了显着下调（0.44倍,p=0.02）。褪黑素在H组和HBC组均呈下调趋势（阳离子模式,H组:0.017倍,p=0.42;HBC组:0.017倍,p=0.046）,二者之间无显着差异。胆汁酸（牛磺鹅去氧胆酸）的变化可能与红蝽杆菌有关,琥珀酸的变化可能与拟杆菌和Odoribacter菌属等有关,其他物质与肠道微生物的关系尚不明确。结论:成功筛选到1株产细菌纤维素菌株K.europaeus W1,其合成的细菌纤维素空间网络发达,纤维素含典型的XRD衍射峰和FTIR官能团吸收峰,以I型纤维素为主,细菌纤维素的合成由2条bcs操纵子调控完成。菌株W1的生长与细菌纤维素合成符合I型发酵模型,以葡萄糖、果糖、甘露醇和甘油为碳源底物时细菌纤维素产率较高,KEGG注释获得了相关转化和合成通路信息。发酵动力学奠定了塑料托盘法培养可批量制备细菌纤维素的基础,结合菌株碳源利用特性,实现了细菌纤维素的批量制备。细菌纤维素添加对肥胖发生前的干预和肥胖发生后的干预治疗影响显着,主要体现在体重、肝脏和脂肪质量减轻、脂肪酸合成和炎症因子表达下调和肠屏障功能基因上调、肠道有害菌群相对丰度下降和有益菌群升高以及与肠道微生物相关的代谢物变化如胆汁酸增加、琥珀酸减少、谷氨酰胺增加和L-瓜氨酸减少等方面。小鼠肠道微生物在长期高脂饮食干预下会发生显着的群落演替现象。本课题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与小鼠生理机能和肠道微生态平衡可能相关的关键微生物群落及其代谢产物的信息,可为细菌纤维素作为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对肥胖发生、发展和干预治疗的系统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验依据。
刘丽莉[7]（2020）在《住院病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筛查及快速筛查方法的评价》文中研究说明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因其人群普遍易感性呈全球性流行构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球约有7,100万HCV感染者,但80%的患者对自身感染不知情。丙型肝炎相关死亡病例逐年增加,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2016年,WHO提出了彻底消除HCV感染的战略目标。因此,发现和治疗潜在的已感染HCV人群,简化HCV筛查手段,快速提高丙肝诊断率,成为实现目标的必经之路。一方面,我国医院对拟进行手术或侵入性医疗操作的住院病人常规筛查HCV,但缺乏进一步确诊和治疗,对实际筛查情况的认识也不充分。另一方面,基于实验室检测的普遍丙肝筛查难以实现。为快速提高丙肝诊断率和筛查率,充分掌握和利用医院已有的筛查数据,同时开发快速、便捷且成本低的HCV筛查工具必不可少。基于上述原因,本课题针对丙肝病毒感染筛查的策略与方法展开以下两部分研究。第一部分:目的:了解我国不同地区住院患者的HCV筛查情况,并提出更有价值的HCV筛查策略。方法:我们进行了一项包含全国不同地区8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多中心研究。收集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全国不同地区8家三级甲等医院的住院患者信息和HCV筛查结果,计算总体筛查率,比较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组的非肝病相关科室住院患者HCV阳性率。进而推算在现行政策下每年接受筛查的人数及可检测出的HCV抗体阳性患者的数量。制定更好的HCV筛查和管理策略。结果:2016年8个中心的总住院患者850,379人,其中HCV筛查人数为512,938,最终有467,008例（51.20%为男性）非肝病相关科患者纳入研究,非肝病相关科室HCV筛查率大于50%。HCV抗体阳性患者4,129例,总体HCV抗体阳性率为0.88%（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85%–0.91%）,男性总体HCV抗体阳性率为0.91%,高于女性的0.8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HCV抗体阳性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相反,年龄越小,HCV抗体阳性率越低,证实了近年来我国政府针对HCV筛查和防控所做相关努力的积极影响和效果。值得注意的是,40岁以上人群占HCV抗体阳性患者的90.14%（3,722/4,129）,其中,6064岁年龄组阳性率最高。儿科患者HCV抗体阳性率最低为0.13%（95%CI,0.06%–0.20%）,肿瘤科患者HCV抗体阳性率最高,达1.80%（95%CI,1.36%–2.24%）。根据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2016年全国医院总住院患者为1.75亿人次,如果各医院同样能达到50%的筛查率,推算2016年在医院接受丙肝筛查的人数为8,750万人,进一步按照我们的阳性率推算可发现约77万非肝病科丙肝抗体阳性患者。最后,我们提出一种基于加强HCV筛查后管理的建议。结论:八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人群HCV筛查率高达50%以上,加强对已筛查人群的管理,可发现更多的丙肝病毒的感染者,有效提高丙肝诊断率及治疗率。建议有关部门制定对住院患者检查结果充分利用的相关政策,有助于找到中国的千百万已感染患者,加快消除丙肝的步伐。第二部分:目的:HCV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价性研究,对丙型肝炎病毒抗体口腔分泌物检测试剂进行首次临床效能评价。明确其应用于筛查HCV中的潜在价值,进一步推动清除HCV进程。方法:在不同地区的三家医院进行多中心研究,通过与已有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对比,评估维尔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应用江苏维尔试剂对所有受试者进行口腔分泌物HCV抗体检测,并应用现有的血清HCV抗体检测试剂（雅培ARCHITECT丙肝抗体检测试剂及英科新创丙肝抗体检测试剂）进行血清HCV抗体检测。对于维尔试剂及雅培试剂结果为阳性的样本,通过HCV RNA检测进一步验证。此外,根据受试者意愿,一部分患者也接受了美国Ora Quick快速丙肝病毒检测试剂的检测及维尔试剂的自采自测。结果:共纳入1,179名受试者,其中慢性丙肝感染者486例,其他非丙肝感染的肝病患者108例,体检人群585例。以雅培血清HCV抗体检测试剂为参考依据,Well口腔分泌物HCV抗体检测试剂（考核试剂）的敏感性为91.88%（95%CI,88.97%–94.09%）,特异性为98.00%（95%CI,96.58%–98.86%）。考核试剂与英科新创生物科技公司的HCV抗体检测试剂的一致性为97.02%（1,138/1,179）。考核试剂与Ora Quick试剂的一致性为98.50%（197/200）。此外,受试者应用考核试剂自我检测结果与研究人员的检测结果高度一致（Kappa=0.979）。HCV RNA检测结果还表明,在39例考核试剂出现假阴性的样本中,仅1例检测到HCV RNA阳性,同时在172例HCV RNA阳性病例中,考核试剂可检测到171例为阳性。结论:口腔分泌物HCV抗体检测试剂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其诊断能力能够满足HCV筛查需求。该试剂检测快速,无创,不需要仪器,成本低,且易于操作,特别适合用于社区及家庭医疗中的HCV筛查。有望未来用于HCV的全面筛查,识别已感染人群,尽早实现消除HCV的目标。
郭艳[8]（2020）在《膳食炎症指数与老年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目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患病率的增加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既往的研究表明营养状况与NAFLD之间存在相关性。同时,亚临床炎症与NAFLD的患病率有关。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膳食炎症指数（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DII）与老年人NAFLD之间的关系,分析老年人的饮食炎症特性,以期从饮食结构上对老年人NAFLD进行一级预防,降低NAFLD的发病率。方法:收集2019年6月-2019年11月在西安市东关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体检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468例进行横断面研究,统计468例老年人的一般临床资料、腹部超声检查结果、常规生化检测结果以及膳食炎症指数评分。并依据468例研究对象的膳食炎症指数评分将饮食划分为促炎饮食组和抗炎饮食组（即膳食炎症指数评分为正,则划分为促炎饮食组,评分为负,则划分为抗炎饮食组）。采用卡方检验、Student’s t检验、Fisher精确检验、Kruskal-Wallis H非参数检验、方差分析（ANOVA）、Spearman秩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膳食炎症指数与NAFLD之间的关系。结果:（1）不同DII四分位数组间体重、腰围、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运动和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肝脏状态组间体重、腰围、BMI、运动、甘油三酯、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四组肝脏状态分组参与者（老年人）的DII评分经检验,正常肝脏组、轻度NAFLD组、中度NAFLD组、重度NAFLD组膳食炎症指数评分中位数分别为:-0.26、2.64、3.95、5.9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91.143,P<0.05）。（3）肝脏状态与DII评分呈正相关（rs=0.436,P<0.05）,校正年龄、体重、BMI等因素偏相关分析后肝脏状态与DII评分依然存在正相关关系（r=0.331,P<0.05）。（4）以DII评分水平作为协变量,以是否发生NAFLD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DII评分与NAFLD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粗略OR值为1.42,95%CI:1.303-1.548）。对NAFLD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校正后,结果显示,DII评分与NAFLD之间依然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校正OR值为1.325,95%CI:1.206-1.456）,DII评分每增加1个单位,NAFLD的发生风险增加1.325倍。结论:（1）体重、腰围、BMI与DII呈负相关性。（2）BMI、甘油三酯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是N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3）促炎饮食的老年人比抗炎饮食的老年人的NAFLD发生率更高。（4）DII评分与老年人NAFLD呈正相关性,DII评分是N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
朱玄[9]（2020）在《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实证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医疗保险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我国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重点已经由全人群覆盖转换到精细化制度建设的阶段。其中,医保付费方式作为调节医疗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的重要经济杠杆,成为了当前制度建设的重点环节。设置科学合理的付费方式是优化医保基金配置、保障人民健康产出、控制医疗费用的关键途径,也是实现医保精细化管理和增强群众对健康服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本研究首先通过经济学理论模型的推演,对不同医保付费方式如何影响医生和患者行为、最终对患者健康产出和医疗费用产生作用的理论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天津市三项典型医保付费方式改革开展了实证评估。在对住院按病种付费改革的评估中,基于医保数据构建断点时间序列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以心绞痛和急性心梗行冠脉支架置入术病种为对象评价了改革对患者病例数量、医疗费用和健康产出的影响,发现其激励了病例数量的增长,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对健康产出无显着影响;在对糖尿病按人头付费的评估中,结合医院登记数据和医保数据,建立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改革对糖尿病患者疾病管理、疾病控制效果以及医疗费用的效果,发现改革后糖尿病疾病管理过程优化,疾病控制效果和医疗费用方面总体无显着变化;在丙肝按人头付费的评估中,基于已发表文献和专家问卷数据,建立以马尔科夫模型为核心的政策效果预测模型,分析按人头付费后天津市丙肝疾病负担的长期变化,并发现改革后天津市丙肝治愈人数大幅增加,进展至肝癌、死亡人数减少,总体医疗费用也会降低。总体上,天津市各项付费方式改革基本达到了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预期目的,但在健康产出方面还需进一步优化。由此,本研究建议,在将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完善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激励机制,通过合理制定医保付费标准等方式,充分调动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加强医保精细化管理,对不同疾病患者的平均费用进行精确测算,重视对疾病管理和健康产出的管理考核;提高付费方式复合水平,加强不同付费方式之间的有效过渡和衔接,可对适宜疾病叠加按绩效付费;在充分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深化改革,为拓展至全人群、全病种改革做好准备;同时加强医保、卫生、疾控、财政等多部门的协同共管,共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杨逸凡[10]（2020）在《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非酒精性脂肪肝伴有糖代谢异常的小鼠和人的肠道菌群作用研究》文中指出近几十年来,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和糖代谢异常等糖脂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迅速增加,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最严峻的问题之一。研究显示肠道菌群在糖脂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运动和膳食是NAFLD和糖代谢异常的重要干预治疗方式。运动能够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血糖控制和减少肝脏脂肪堆积,但运动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尚未明确。限制能量的膳食可以降低体重、肝脏脂肪含量且膳食会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和结构。那么,在运动和膳食干预糖脂代谢性疾病的过程中,肠道菌群的组成和结构是否发生了改变?肠道菌群的变化是否与糖脂代谢的改善有关?目前还未有相关研究。因此,本论文分别通过动物研究和人群研究探讨有氧运动、膳食及有氧运动结合膳食,在NAFLD伴有糖代谢异常的干预过程中,对肠道菌群结构、组成和功能的影响,及与肝脏脂肪堆积和糖代谢改善的关系。首先,我们对高脂膳食诱导的NAFLD伴有糖代谢异常的小鼠模型进行11周的有氧运动、膳食单独和联合干预:高脂膳食组（HFD,n=14）、有氧运动+高脂膳食组（AEx+HFD,n=12）、普通膳食组（ND,n=15）、有氧运动+普通膳食组（AEx+ND,n=14）。其中,高脂膳食为60%脂肪供能的饲料,普通膳食为12%脂肪供能的饲料;有氧运动方案为每周5次,每次36分钟的有氧运动训练。结果表明相比于高脂膳食组,普通膳食组和有氧运动+普通膳食组能够有效地减轻小鼠的体重,降低内脏脂肪含量,减轻炎症,减缓肝脏脂肪变性,改善脂代谢、糖代谢和肝功能。基于Bray-Curtics距离的主坐标分析和置换多元方差分析发现,与高脂膳食组相比,普通膳食组、有氧运动+普通膳食组的肠道菌群结构与功能存在显着差异,且有氧运动+普通膳食组差异更大,但有氧运动组的肠道菌群仅在结构上存在显着差异。采用共变化关系分析同升同降特点的共丰富类群（co-abundance group,CAG）并通过线性判别效应量分析（LEf Se）发现相比于高脂膳食组,普通膳食组具有更高丰度的普氏菌属为主的CAG,有氧运动+普通膳食组具有更高丰度普氏菌属、S24-7科未知菌属为主的CAG;这些CAG的丰度与肝脏脂肪变性、炎症因子TNF-α、血脂指标（LDL-C、TCH）、肝功能（ALT）显着负相关。本研究表明膳食干预和有氧运动+膳食干预能显着改变NAFLD伴有糖代谢异常小鼠的肠道菌群组成和结构,膳食干预可能通过增加普氏菌属为主的CAG、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可能通过增加普氏菌属、S24-7科未知菌属为主的CAG参与降低体重、改善脂代谢,减缓肝脏脂肪变性,减轻炎症反应以及改善肝功能过程。为了探究在人群中进行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是否可以出现与小鼠研究相似的肠道菌群改变,我们开展了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NAFLD伴有糖尿病前期患者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招募50-65岁NAFLD伴有糖尿病前期患者（n=115）,随机分为:有氧运动组（AEx,n=29）、膳食组（Diet,n=28）、有氧运动+膳食组（AED,n=29）和对照组（NI,n=29）,其中有氧运动为运动强度每周3-5次,每次30-60分钟有监督的有氧运动,膳食为提供低碳水化合物膳食（能量供应37-40%的碳水化合物,25-27%的蛋白质,30-40%的脂肪,占总能量40%的午餐）,进行平均8.6个月干预。结果表明,有氧运动、膳食、有氧运动+膳食均能有效地降低患者的体重、内脏脂肪含量、肝脏脂肪堆积,且有氧运动+膳食干预对肝脏脂肪堆积改善的效果最为显着。基于BrayCurtics距离的主坐标分析和多元方差分析发现,有氧运动组、膳食组和有氧运动+膳食组的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与对照组相比均存在显着差异,其中有氧运动+膳食组的差异更为明显。采用共变化关系分析和LEf Se分析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拟杆菌属为主的CAG在有氧运动组,狄氏副杆状菌属为主的CAG在膳食组,拟杆菌、副杆状菌属及树袋熊小杆菌属为主的CAG有氧运动+膳食组丰度更高。这些CAG与腹部脂肪和肝脏脂肪含量显着负相关。本研究表明有氧运动干预、膳食干预和有氧运动+膳食干预均能显着改善NAFLD伴有糖尿病前期患者的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且与肝脏脂肪堆积的改善显着正相关,提示肠道菌群可能参与了有氧运动、膳食和有氧运+膳食改善肝脏脂肪含量作用。综上所述,本论文通过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均发现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能显着改变NAFLD伴有糖代谢异常的肠道菌群,并且肠道菌群的改变与体重减轻、肝脏脂肪堆积的改善显着相关。同时,有氧运动+膳食干预对表型的改善和调节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的作用优于单一的干预方式。这些发现为NAFLD伴有糖代谢异常的生活方式干预提供了新的实验依据。
二、美国的肝脏疾病负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的肝脏疾病负担（论文提纲范文）
（1）老年慢性病共病模式挖掘与防控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数据来源及共病患病率 |
| 1.2.2 共病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2.3 共病模式识别方法研究 |
| 1.2.4 共病管理相关研究 |
| 1.2.5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章节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共病的概念 |
| 2.2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
| 2.2.1 医学模式的转变 |
| 2.2.2 医学模式的内容 |
| 2.2.3 医学模式对共病的指导意义 |
| 2.3 复杂网络理论 |
| 2.3.1 复杂网络相关概念 |
| 2.3.2 复杂网络的统计特性 |
| 2.3.3 复杂网络社区发现 |
| 2.3.4 复杂网络在共病模式识别中的适用性 |
| 2.4 协同管理理论 |
| 2.4.1 协同理论 |
| 2.4.2 协同管理理论 |
| 2.4.3 协同管理在共病管理的适用性 |
| 2.5 慢性病管理理论 |
| 2.5.1 慢性病管理概况 |
| 2.5.2 慢性病管理模式 |
| 2.5.3 慢性病管理的过程 |
| 第3章 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的理论研究 |
| 3.1 共病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1.1 生物因素 |
| 3.1.2 心理因素 |
| 3.1.3 社会环境因素 |
| 3.1.4 生活行为因素 |
| 3.1.5 共病影响因素的花瓣模型 |
| 3.2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问题研究 |
| 3.2.1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问题分析 |
| 3.2.2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研究框架 |
| 3.3 数据驱动的共病管理决策流程 |
| 3.3.1 数据驱动决策过程 |
| 3.3.2 数据驱动的共病管理决策过程分析 |
| 3.4 基于DIKW体系的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模型 |
| 3.4.1 DIKW体系 |
| 3.4.2 基于DIKW的共病模式挖掘与利用模型构建 |
| 第4章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挖掘方法 |
| 4.1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模式挖掘流程 |
| 4.2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网络构建 |
| 4.2.1 疾病-疾病关联的一模网络 |
| 4.2.2 疾病-影响因素关联的二模网络 |
| 4.2.3 整合影响因素的共病网络 |
| 4.3 基于重叠社区发现的共病模式识别 |
| 4.3.1 重叠社区发现的适用性 |
| 4.3.2 LFM算法的原理和步骤 |
| 4.3.3 节点重要性分析 |
| 4.4 共病模式挖掘方法评价研究 |
| 4.4.1 评价原理 |
| 4.4.2 对比方法的选择 |
| 第5章 基于CHARLS的我国老年共病模式挖掘与分析 |
| 5.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数据预处理 |
| 5.2 老年共病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
| 5.2.1 老年共病的患病情况 |
| 5.2.2 共病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5.2.3 共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
| 5.3 老年共病模式挖掘结果 |
| 5.3.1 共病关系抽取 |
| 5.3.2 共病网络 |
| 5.3.3 共病模式 |
| 5.4 共病模式挖掘结果评价 |
| 5.4.1 结果评价 |
| 5.4.2 方法对比评价 |
| 第6章 老年共病防控策略研究 |
| 6.1 共病管理现状研究 |
| 6.1.1 现状分析 |
| 6.1.2 存在问题 |
| 6.2 共病防控机制 |
| 6.2.1 基本原则 |
| 6.2.2 模式构建 |
| 6.3 参与主体的主要职责 |
| 6.3.1 政府层面 |
| 6.3.2 医疗机构层面 |
| 6.3.3 社区层面 |
| 6.3.4 个人层面 |
| 6.4 共病防控主要措施 |
| 6.4.1 加强危险因素的综合干预 |
| 6.4.2 完善慢性病信息系统建设 |
| 6.4.3 借助新媒体进行健康指导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本文创新点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3.1 局限性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癌症病人共病现患状况及其对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 ——基于Q医院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3 研究目的 |
| 4 研究意义 |
| 5 研究内容 |
| 6 技术路线图 |
| 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
| 1 调查现场 |
| 2 数据收集方法 |
| 3 测量工具 |
| 4 资料分析方法 |
| 5 质量控制 |
| 研究结果 |
| 1 癌症病人的特征描述 |
| 2 共病对癌症病人的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 |
| 3 治疗方案决策过程的定性访谈分析结果 |
| 讨论 |
| 1 癌症病人共病现患状况 |
| 2 癌症共病现患状况对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 |
| 3 其他因素对治疗决策的影响 |
| 结论与建议 |
| 1 结论 |
| 2 建议 |
| 特色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DNA甲基化在慢性HBV感染患者外周血Treg分化和肝癌预后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5-Aza-2'-deoxycytidine通过DNA去甲基化影响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幼稚T细胞向Treg细胞的分化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整合分析肝癌甲基化与基因表达数据并建立肝癌患者预后预测模型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English Paper Ⅰ |
| English Paper Ⅱ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免疫遗传发病机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参照表 |
| 第一部分 MAIT细胞参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发病机制的研究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材料与方法 |
| 一、实验材料 |
| 二、实验方法 |
| 实验结果 |
| PartⅠ.PBC患者循环MAIT细胞显着减低原因探究 |
| PartⅡ.PBC患者循环MAIT细胞高度活化、促炎、促杀伤参与疾病发生 |
| PartⅢ.IL-18&H8Rɑ促进PBC患者MAIT细胞上调表达IFN-y参与发病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PBC家系共分离基因PTK2B小鼠体内研究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材料与方法 |
| 一、实验材料 |
| 二、实验方法 |
| 实验结果 |
| PartⅠ.KI/KI小鼠具有PBC样表征,且雌性发病优势 |
| PartⅡ.雌性KI/KI小鼠免疫学异常 |
| PartⅢ.PTK2B敲入小鼠发病机制初探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论文综述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B细胞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5）基于微生物组学的慢性肝病临床特点及粪菌移植延缓肝硬化大鼠疾病进程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慢性肝病的研究进展 |
| 1.1.1 病毒性肝病 |
| 1.1.2 酒精性肝病 |
| 1.1.3 非酒精性脂肪肝 |
| 1.1.4 药物性肝病 |
| 1.1.5 自身免疫性肝病 |
| 1.2 肠道微生态与慢性肝病的研究进展 |
| 1.2.1 肠道菌群的概念 |
| 1.2.2 肠-肝轴学说 |
| 1.2.3 肠道菌群与慢性肝病的研究进展 |
| 1.2.4 FMT在肝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
| 1.3 本课题的设计思路 |
| 第2章 慢性肝病患者肠道菌群结构多样性研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
| 2.1.2 粪便样本采集与DNA提取 |
| 2.1.3 16S rRNA V4 区扩增与纯化 |
| 2.1.4 16S rRNA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 |
| 2.1.5 统计学分析 |
| 2.2 结果 |
| 2.2.1 患者临床信息统计 |
| 2.2.2 16SrRNA测序深度 |
| 2.2.3 慢性肝病患者肠道菌群物种多样性的差异分析 |
| 2.2.4 慢性肝病患者肠道菌群门和属水平的差异性分析 |
| 2.2.5 肝硬化组、LC-HCC组和NLC-HCC组中肠道菌群物种多样性分析 |
| 2.2.6 肝硬化组、LC-HCC组,NLC-HCC组肠道菌群门和属水平的差异性分析 |
| 2.2.7 肠道菌群紊乱与临床因素之间的关系 |
| 2.2.8 肠道菌群紊乱与HCC病因的关联分析 |
| 2.3 讨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FMT对肝硬化大鼠的治疗作用及机制研究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实验材料 |
| 3.1.2 实验方法 |
| 3.2 结果 |
| 3.2.1 FMT改善了各组大鼠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时间 |
| 3.2.2 FMT延缓了各组大鼠的体重下降和腹水形成时间 |
| 3.2.3 FMT减轻肝损伤保护肝功能 |
| 3.2.4 FMT可改善肝硬化大鼠的肝纤维化发展进程 |
| 3.2.5 FMT可降低肝硬化大鼠血清中炎性细胞因子和内毒素含量 |
| 3.2.6 FMT可减少肝硬化大鼠肠道菌群的移位 |
| 3.2.7 FMT可改善肝硬化大鼠肠道粘膜的屏障功能 |
| 3.2.8 FMT抑制了肝硬化大鼠肝组织中TLR4 信号通路 |
| 3.3 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MT对肝硬化大鼠的肠道菌群组成与代谢的影响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实验材料 |
| 4.1.2 实验方法 |
| 4.2 结果 |
| 4.2.1 16SrRNA测序深度 |
| 4.2.2 FMT对肝硬化大鼠肠道菌群多样性的影响 |
| 4.2.3 FMT对肝硬化大鼠肠道菌群门和属水平的影响 |
| 4.2.4 UPLC-Q/TOF-MS的稳定性评估 |
| 4.2.5 FMT对肝硬化大鼠体内代谢组学的影响 |
| 4.2.6 FMT治疗后差异性代谢物鉴别 |
| 4.2.7 FMT对肝硬化大鼠相关代谢通路的影响 |
| 4.3 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图 |
| 附录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细菌纤维素制备及其对肥胖小鼠生理机能和肠道微生态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肥胖及其危害 |
| 1.1 肥胖的定义及其现状 |
| 1.2 肥胖的危害 |
| 1.2.1 心血管系统疾病 |
| 1.2.2 呼吸系统疾病 |
| 1.2.3 神经系统疾病 |
| 1.2.4 肝肠系统疾病 |
| 1.2.5 肾脏、泌尿系统疾病 |
| 1.2.6 生殖系统疾病 |
| 1.2.7 关节系统疾病 |
| 1.2.8 其他疾病 |
| 二、肥胖的发生机制 |
| 2.1 能量平衡机制 |
| 2.1.1 能量摄入介导的平衡机制 |
| 2.1.2 能量消耗介导的平衡机制 |
| 2.2 遗传调控机制 |
| 2.2.1 单基因肥胖 |
| 2.2.2 多基因肥胖 |
| 2.2.3 环境-基因协同机制 |
| 2.2.4 肥胖的表观遗传学机制 |
| 2.3 肠道微生物调控机制 |
| 2.4 压力诱导机制 |
| 2.5 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因素 |
| 三、肥胖的防治措施 |
| 3.1 肥胖的治疗 |
| 3.1.1 饮食调节 |
| 3.1.1.1 食物与能量介导的调控 |
| 3.1.1.2 膳食纤维素调控 |
| 3.1.2 微生物干预 |
| 3.1.3 运动减肥 |
| 3.1.4 药物治疗 |
| 3.1.5 手术治疗 |
| 3.1.6 公共政策措施 |
| 3.2 肥胖的预防 |
| 四、细菌纤维素研究进展 |
| 4.1 细菌纤维素的发现 |
| 4.2 细菌纤维素的合成机制与影响因素 |
| 4.2.1 产细菌纤维素菌种 |
| 4.2.2 细菌纤维素的合成机制 |
| 4.2.3 细菌纤维素的生物学意义 |
| 4.2.4 细菌纤维素合成的影响因素 |
| 4.2.5 细菌纤维素的性质 |
| 4.3 细菌纤维素的应用 |
| 4.3.1 细菌纤维素在食品领域的应用 |
| 4.3.2 细菌纤维素在医药领域的应用 |
| 4.3.3 细菌纤维素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
| 五、本课题的研究背景、意义及内容 |
| 5.1 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
| 5.2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细菌纤维素产生菌的分离、鉴定及产纤维素功能的全基因组分析 |
| 第一节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实验样品 |
| 1.1.2 实验培养基 |
| 1.1.3 主要试剂 |
| 1.1.4 主要仪器与设备 |
| 1.2 方法 |
| 1.2.1 样品采集 |
| 1.2.2 微生物的分离、鉴定 |
| 1.2.3 细菌纤维素的纯化与表征 |
| 1.2.3.1 SEM表征 |
| 1.2.3.2 X射线衍射和傅里叶变换红外表征 |
| 1.2.4 细菌纤维素产生菌的全基因组测序及功能注释 |
| 第二节 结果与讨论 |
| 2.1 细菌纤维素产生菌的分离、鉴定 |
| 2.1.1 菌株的菌落形态及微观形貌 |
| 2.1.2 菌株W1 的分类学地位 |
| 2.2 细菌纤维素的理化表征 |
| 2.2.1 细菌纤维素的SEM表征 |
| 2.2.2 细菌纤维素的XRD和 FTIR表征 |
| 2.3 菌株W1 纤维素合成与调控机制的全基因组序列分析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Komagataeibacter europaeus W1 产细菌纤维素的碳源优化及细菌纤维素的批量制备 |
| 第一节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实验菌种 |
| 1.1.2 实验培养基 |
| 1.1.3 主要试剂 |
| 1.1.4 主要仪器与设备 |
| 1.2 方法 |
| 1.2.1 细菌纤维素发酵动力学的测定 |
| 1.2.2 产细菌纤维素的碳源优化 |
| 1.2.2.1 碳源优化实验 |
| 1.2.2.2 细菌纤维素的纯化与产率计算 |
| 1.2.2.3 细菌纤维素的表征 |
| 1.2.3 碳源生物转化的信号通路分析 |
| 1.2.4 细菌纤维素的批量制备 |
| 1.2.5 统计学分析方法 |
| 第二节 结果与讨论 |
| 2.1 菌株生长、细菌纤维素合成和底物消耗动力学 |
| 2.2 细菌纤维素产率、性能及碳源转化的代谢通路分析 |
| 2.2.1 细菌纤维素产率 |
| 2.2.1.1 纤维素膜的表观比较 |
| 2.2.1.2 产量和转化率比较 |
| 2.2.2 细菌纤维的SEM表征 |
| 2.2.3 细菌纤维素的XRD表征 |
| 2.2.4 细菌纤维素的FTIR表征 |
| 2.2.5 不同碳源合成细菌纤维素的代谢通路分析 |
| 2.3 细菌纤维素的批量制备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细菌纤维素干预下生理-肠道微生物耦合作用对小鼠肥胖发生的调控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实验样品 |
| 1.1.2 实验动物 |
| 1.1.3 实验饲料及配比 |
| 1.1.4 实验材料 |
| 1.1.5 主要试剂 |
| 1.1.6 主要仪器与设备 |
| 1.2 方法 |
| 1.2.1 小鼠的分组与喂养 |
| 1.2.2 血液和肝脏生化检测 |
| 1.2.3 组织病理切片观察 |
| 1.2.4 肝脏脂肪酸合成、肠道紧密连接蛋白合成和附睾脂炎症相关基因表达的定量分析 |
| 1.2.4.1 总RNA提取与cDNA链的RT-PCR合成 |
| 1.2.4.2 基因的荧光定量PCR分析 |
| 1.2.5 肠道微生物群落的高通量测序分析 |
| 1.2.5.1 原始测序数据的拼接与质控 |
| 1.2.5.2 OTUs的聚类分析 |
| 1.2.5.3 α多样性分析 |
| 1.2.5.3.1 测序深度评估和样本充分性分析 |
| 1.2.5.3.2 α多样性指数 |
| 1.2.5.3.3 OTU分布分析 |
| 1.2.5.4 β多样性分析 |
| 1.2.5.5 物种注释 |
| 1.2.5.6 多元统计分析 |
| 1.2.6 统计学分析方法 |
| 第二节 结果与讨论 |
| 2.1 不同饲料喂养对小鼠体重和组织重量变化的影响 |
| 2.2 不同饲料喂养对小鼠血清和肝脏生化变化的影响 |
| 2.3 小鼠肝脏和回肠病理切片观察 |
| 2.3.1 肝脏组织 |
| 2.3.2 回肠组织 |
| 2.4 不同饲料喂养对肝脏脂肪酸合成、肠道紧密连接蛋白合成及附睾脂炎症相关基因表达的调控作用 |
| 2.4.1 肝脏脂肪酸合成基因 |
| 2.4.2 肠道紧密连接蛋白合成基因 |
| 2.4.3 附睾脂炎症基因 |
| 2.5 不同饲料喂养对小鼠肠道微生物群落的调控作用 |
| 2.5.1 OTUs聚类分析 |
| 2.5.2 α多样性分析 |
| 2.5.2.1 测序深度和样本充分性分析 |
| 2.5.2.2 肠道微生物的α多样性指数 |
| 2.5.2.3 OTU分布情况 |
| 2.5.3 β多样性分析 |
| 2.5.4 微生物群落特征分析 |
| 2.5.4.1 基于微生物分类学的物种组成分析 |
| 2.5.4.2 基于聚类的样本群落组成与差异分析 |
| 2.5.5 多元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生理生化-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变化解析细菌纤维素对小鼠食源性肥胖的缓解作用 |
| 第一节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1.1 实验样品 |
| 1.1.2 实验动物 |
| 1.1.3 实验饲料 |
| 1.1.4 实验材料 |
| 1.1.5 主要试剂 |
| 1.1.6 主要仪器与设备 |
| 1.2 方法 |
| 1.2.1 肥胖模型小鼠的挑选、分组与喂养 |
| 1.2.2 血液和肝脏生化检测 |
| 1.2.3 肝脏和回肠组织病理切片观察 |
| 1.2.4 肝脏脂肪酸合成、回肠紧密连接蛋白合成和附睾脂炎症相关基因的q PCR分析 |
| 1.2.5 肠道微生物群落的高通量分析 |
| 1.2.6 小鼠粪便的代谢组学分析 |
| 1.2.6.1 代谢物提取 |
| 1.2.6.2 LC-MS/MS分析 |
| 1.2.6.3 数据分析 |
| 1.2.7 统计学分析方法 |
| 第二节 结果与讨论 |
| 2.1 肥胖模型小鼠 |
| 2.2 细菌纤维素干预下小鼠体重和组织重量的变化 |
| 2.3 细菌纤维素干预对小鼠血清和肝脏生化的影响 |
| 2.4 小鼠肝脏和回肠病理切片观察 |
| 2.5 细菌纤维素干预对肝脏脂肪酸合成、肠道紧密连接蛋白合成及附睾脂炎症相关基因表达的调控作用 |
| 2.6 细菌纤维素干预对小鼠肠道微生物群落的调控作用 |
| 2.6.1 OTUs聚类分析 |
| 2.6.2 α多样性分析 |
| 2.6.2.1 测序深度和样本充分性分析 |
| 2.6.2.2 肠道微生物的α多样性指数 |
| 2.6.2.3 OTU分布情况 |
| 2.6.3 β多样性分析 |
| 2.6.4 微生物群落特征分析 |
| 2.6.4.1 基于微生物分类学的物种组成分析 |
| 2.6.4.2 基于聚类的样本群落组成与差异分析 |
| 2.6.5 多元统计分析 |
| 2.7 小鼠粪便代谢物的组学解析 |
| 2.7.1 数据可靠性分析 |
| 2.7.2 代谢物分类和功能注释 |
| 2.7.3 关键代谢物筛选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全文总结 |
| 5.2 展望 |
| 5.2.1 本课题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5.2.2 研究展望 |
| 附录1 缩写词英汉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住院病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筛查及快速筛查方法的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第1章 绪论 |
| 1.1 丙肝的流行病学 |
| 1.1.1 全球的疾病负担 |
| 1.1.2 各地区流行状况 |
| 1.1.3 全球基因型分布 |
| 1.1.4 传播途径 |
| 1.1.5 特殊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 |
| 1.1.6 我国的丙肝流行病学研究 |
| 1.2 HCV病原学 |
| 1.3 HCV感染的自然史 |
| 1.4 丙肝的预防与诊治 |
| 1.4.1 预防措施 |
| 1.4.2 实验室检查 |
| 1.4.3 诊疗及管理 |
| 1.4.4 抗病毒治疗 |
| 1.5 防治丙肝面临的挑战 |
| 1.5.1 WHO的战略目标 |
| 1.5.2 我国丙肝防治面临的挑战 |
| 1.5.3 HCV筛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 1.5.4 HCV筛查策略 |
| 1.5.5 HCV筛查方法 |
| 第2章 住院病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筛查 |
| 2.1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研究方法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HCV抗体的检测 |
| 2.2.2 主要仪器和试剂 |
| 2.2.3 统计学分析 |
| 2.3 研究结果 |
| 2.3.1 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分布 |
| 2.3.2 研究人群的人口学特征 |
| 2.3.3 不同性别、年龄间HCV抗体阳性率的比较 |
| 2.3.4 HCV抗体阳性患者年龄分布 |
| 2.3.5 不同地区HCV抗体阳性情况 |
| 2.3.6 不同地区HCV抗体阳性率随年龄的变化情况 |
| 2.3.7 不同科室HCV抗体阳性情况 |
| 2.3.8 全国丙肝抗体检测情况推算 |
| 2.3.9 加强医院内丙肝筛查管理建议 |
| 2.4 讨论 |
| 第3章 丙肝病毒感染快速筛查方法的效能评价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总体方案设计 |
| 3.1.2 研究对象 |
| 3.1.3 研究步骤 |
| 3.1.4 主要试剂 |
| 3.1.5 主要仪器 |
| 3.2 实验方法 |
| 3.2.1 考核试剂检测 |
| 3.2.2 参比试剂1检测 |
| 3.2.3 血样采集及处理 |
| 3.2.4 血清样本检测 |
| 3.2.5 数据收集 |
| 3.2.6 统计学分析 |
| 3.3 研究结果 |
| 3.3.1 受试者分布 |
| 3.3.2 各中心检测情况 |
| 3.3.3 人口学资料及临床特征 |
| 3.3.4 检测结果描述性统计 |
| 3.3.5 考核试剂与金标准的一致性 |
| 3.3.6 考核试剂与参比试剂1的一致性 |
| 3.3.7 考核试剂与参比试剂2的一致性 |
| 3.3.8 参比试剂1与金标准的一致性 |
| 3.3.9 参比试剂2与金标准的一致性 |
| 3.3.10 自采自测使用方式的适用性 |
| 3.3.11 病毒学阳性检出率 |
| 3.3.12 假阴性结果分析 |
| 3.3.13 低滴度样本分析 |
| 3.4 讨论 |
| 第4章 结论 |
| 第5章 本实验创新点及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膳食炎症指数与老年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文献回顾 |
| 1. NAFLD 人群 |
| 2. NAFLD 的发病机制 |
| 3. NAFLD 的诊断挑战 |
| 4. NAFLD 的疾病进展 |
| 5. NAFLD 的治疗 |
| 6. 未来预测 |
| 7. 经济负担 |
| 8. 展望 |
| 1 材料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
| 1.3 病史采集及判断标准 |
| 1.3.1 病史采集 |
| 1.3.2 判断标准 |
| 1.4 饮食数据收集 |
| 2 方法 |
| 2.1 DII的计算 |
| 2.2 主要仪器 |
| 2.3 统计方法 |
| 3 结果 |
| 3.1 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
| 3.1.1 参与者DII四分位数分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
| 3.1.2 参与者肝脏状态分组一般临床特征比较 |
| 3.2 相关临床指标比较 |
| 3.2.1 DII四分位数分组相关临床指标比较 |
| 3.2.2 参与者肝脏状态分组相关临床指标比较 |
| 3.3 肝脏状态分组的DII评分比较 |
| 3.4 抗炎饮食组与促炎饮食组肝脏状态比较 |
| 3.5 肝脏状态与DII评分相关性分析 |
| 3.6 肝脏状态与DII评分偏相关分析 |
| 3.7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4 讨论 |
| 4.1 炎症膳食对NAFLD的影响 |
| 4.2 参与者(老年人)DII的相关影响因素 |
| 4.3 NAFLD的相关影响因素 |
| 4.4 参与者(老年人)DII和肝脏状态分析 |
| 4.5 NAFLD的诊断分析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和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实证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问题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分析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医疗保险 |
| 2.1.2 医疗保险付费方式 |
| 2.1.3 健康产出 |
| 2.1.4 医疗费用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诱导需求与道德风险 |
| 2.2.3 激励相容理论 |
| 2.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3.1 对医保按人头付费评价研究的综述 |
| 2.3.2 对医保按病种付费评价研究的综述 |
| 2.3.3 对医保按绩效付费评价研究的综述 |
| 2.3.4 文献综述小结 |
| 第3章 医保付费方式影响患者健康产出与医疗费用的理论分析 |
| 3.1 医保付费方式对医生诊疗行为的影响 |
| 3.1.1 付费方式影响医生行为基础理论模型 |
| 3.1.2 模型拓展:纳入医疗服务质量 |
| 3.2 医保付费方式对患者就诊行为的影响 |
| 3.3 医保付费方式对健康产出与医疗费用的影响 |
| 3.4 研究小结 |
| 第4章 天津市住院按病种付费对健康产出与医疗费用的影响 |
| 4.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
| 4.1.1 改革政策 |
| 4.1.2 病种覆盖范围 |
| 4.1.3 病种付费标准 |
| 4.1.4 总体实施概况 |
| 4.1.5 研究问题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病种选择 |
| 4.2.3 样本筛选 |
| 4.2.4 研究指标 |
| 4.2.5 研究方法 |
| 4.3 研究结果 |
| 4.3.1 患者基本特征 |
| 4.3.2 按病种付费改革对医患行为的影响 |
| 4.3.3 按病种付费改革对患者健康产出的影响 |
| 4.3.4 按病种付费改革对患者医疗费用的影响 |
| 4.4 结果讨论 |
| 4.5 研究小结 |
| 第5章 天津市糖尿病按人头付费对健康产出与医疗费用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
| 5.1.1 天津市糖尿病门诊特殊病(门特)政策 |
| 5.1.2 天津市糖尿病门特按人头付费政策 |
| 5.1.3 研究问题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样本筛选 |
| 5.2.3 研究指标 |
| 5.2.4 研究方法 |
| 5.3 研究结果 |
| 5.3.1 患者基线特征 |
| 5.3.2 按人头付费改革对医患行为的影响 |
| 5.3.3 按人头付费改革对糖尿病患者健康产出的影响 |
| 5.3.4 按人头付费改革对糖尿病患者医疗费用的影响 |
| 5.4 结果讨论 |
| 5.5 研究小结 |
| 第6章 天津市丙肝按人头付费对健康产出与医疗费用的影响 |
| 6.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
| 6.1.1 政策背景 |
| 6.1.2 付费标准 |
| 6.1.3 研究问题 |
| 6.2 研究方法 |
| 6.2.1 模型设计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参数计算 |
| 6.2.4 研究指标 |
| 6.3 主分析研究结果 |
| 6.3.1 按人头付费改革对丙肝患者健康产出的影响 |
| 6.3.2 按人头付费改革对丙肝患者医疗费用的影响 |
| 6.3.3 不同情境结果汇总 |
| 6.4 敏感性分析结果 |
| 6.4.1 敏感性分析一:改变基线诊断率 |
| 6.4.2 敏感性分析二:改变基线患病率 |
| 6.5 结果讨论 |
| 6.6 研究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医保付费方式理论上对健康产出和医疗费用具有调节作用 |
| 7.1.2 住院按病种付费可以显着降低医疗费用且维持健康产出 |
| 7.1.3 慢性病按人头付费对优化疾病管理和健康产出有一定效果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充分调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 |
| 7.2.2 加强医疗保险精细化管理 |
| 7.2.3 提高医保付费方式复合水平 |
| 7.2.4 逐步扩大改革覆盖范围 |
| 7.2.5 多部门联动共同提高健康水平 |
| 7.3 本研究创新点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天津市丙肝按人头付费试点医院数据收集表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非酒精性脂肪肝伴有糖代谢异常的小鼠和人的肠道菌群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引言 |
| 1.1 非酒精性脂肪肝及糖代谢异常简介 |
| 1.1.1 非酒精性脂肪肝概述 |
| 1.1.2 NAFLD的风险因素 |
| 1.1.3 糖代谢异常概述 |
| 1.1.4 糖代谢异常风险因素 |
| 1.1.5 NAFLD伴有糖代谢异常 |
| 1.2 肠道菌群与NAFLD及糖代谢异常的关系研究 |
| 1.2.1 肠道菌群——被遗忘的器官 |
| 1.2.2 肠道菌群与NAFLD |
| 1.2.3 肠道菌群与糖代谢异常 |
| 1.3 生活方式干预对NAFLD和糖尿病前期影响的研究 |
| 1.3.1 生活方式干预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影响 |
| 1.3.2 生活方式干预对糖代谢异常的影响 |
| 1.4 肠道菌群技术研究进展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有氧运动与膳食干预对NAFLD伴有糖代谢异常小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
| 引言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实验动物 |
| 2.1.2 干预方案 |
| 2.1.3 样本收集及生理指标检测 |
| 2.1.4 血液生化指标检测 |
| 2.1.5 小鼠肝脏病理学检查 |
| 2.1.6 肝脏组织甘油三酯含量的测定 |
| 2.1.7 肠道菌群16S r RNA基因V3-V4 区测序 |
| 2.1.8 高通量测序数据的处理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
| 2.1.9 盲肠内容物中SCFAs检测 |
| 2.1.10 统计学方法 |
| 2.2 实验结果 |
| 2.2.1 NAFLD伴有糖代谢异常小鼠模型建立 |
| 2.2.2 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模型小鼠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
| 2.2.3 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模型小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
| 2.2.4 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肠道菌群成员间共变化关系的影响 |
| 2.2.5 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富集的肠道菌群与生理生化指标的关联 |
| 2.2.6 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肠道菌群功能上的影响 |
| 2.2.7 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肠道菌群代谢产物(SCFAs)的影响 |
| 2.3 讨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有氧运动与膳食干预对NAFLD伴有糖尿病前期人群肠道菌群的影响 |
| 引言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临床试验 |
| 3.1.2 样本采集及生理生化指标检测 |
| 3.1.3 粪便样本16s r RNA基因测序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
| 3.1.4 粪便样本SCFAs检测 |
| 3.1.5 统计学方法 |
| 3.2 实验结果 |
| 3.2.1 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
| 3.2.2 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肠道菌群结构的影响 |
| 3.2.3 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肠道菌群成员共变化关系的影响 |
| 3.2.4 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富集的肠道菌群与生理生化指标的关系 |
| 3.2.5 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菌群功能代谢通路的影响 |
| 3.2.6 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肠道菌群代谢产物(SCFAs)的影响 |
| 3.3 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文总结 |
| 4.1 主要结论 |
| 4.2 研究展望 |
| 论文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论文附表 |
| 缩略表 |
| 仪器设备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已(待)发表文章及参加的科研课题 |
四、美国的肝脏疾病负担（论文参考文献）
- [1]老年慢性病共病模式挖掘与防控策略研究[D]. 穆晓敏. 吉林大学, 2021(01)
- [2]癌症病人共病现患状况及其对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 ——基于Q医院的实证研究[D]. 张文敬. 山东大学, 2021(11)
- [3]DNA甲基化在慢性HBV感染患者外周血Treg分化和肝癌预后中的作用研究[D]. 方娱. 山东大学, 2021(12)
- [4]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免疫遗传发病机制的研究[D]. 陈志磊.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5]基于微生物组学的慢性肝病临床特点及粪菌移植延缓肝硬化大鼠疾病进程的机制研究[D]. 郑瑞鹏. 吉林大学, 2020(01)
- [6]细菌纤维素制备及其对肥胖小鼠生理机能和肠道微生态影响的研究[D]. 王珊珊.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住院病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筛查及快速筛查方法的评价[D]. 刘丽莉. 吉林大学, 2020(08)
- [8]膳食炎症指数与老年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关系研究[D]. 郭艳. 西安医学院, 2020(08)
- [9]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实证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D]. 朱玄. 天津大学, 2020(01)
- [10]有氧运动和膳食干预对非酒精性脂肪肝伴有糖代谢异常的小鼠和人的肠道菌群作用研究[D]. 杨逸凡.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