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智融合教育”为灵感

一、有感于“情智一体教育”（论文文献综述）

郝启娟^[1]（2020）在《韩小蕙散文研究》文中认为韩小蕙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和评论家,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散文题材广泛、类型多元,散文理论多有创新,因而对当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示范与引领作用。但由于韩小蕙散文创作跨度时间长、作品集较多,因此在资料收集与深度研究方面都存在一定难度,这使得既有研究大多评析其某一题材类型的散文或仅进行名作赏析,而且至今尚未有硕士学位论文宏观论述韩小蕙散文的创作历程、题材变迁、风格流变、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这就为本选题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参考余光中、佘树森、陈剑晖等人的散文分类法,结合研读韩小蕙散文的切实体会,发现韩小蕙散文题材分类与创作分期大致吻合,故将其创作历程和题材创新划分为:早期（1988-1999）的主情散文,中期（2000-2008）的智性散文,近期（2009年至今）的诗性散文。这种分类法为探寻韩小蕙散文的观念变迁、艺术特色提供了知人论世的根据。本论文主体包括三个部分,分别对韩小蕙散文进行分类、分期研究,以“寻门而入—开门见山—破门而出”的层递关系,展现韩小蕙散文“中和之美”的发展。第一部分认为,韩小蕙寻自我之门而入,以主情散文展现个体的情理之调和。她顺应女性时代思潮,以情绪的调节、情感的投射以及情操的外化来表现“宣泄”与“节制”相调和的自我之情,以张弛有度的语言和独语体式的结构表现“直接”与“内敛”相中和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个人内心世界的和谐。第二部分认为,韩小蕙开社会之门而观,以智性散文展现人与社会的道志之和合。她冷静地分析世纪之交出现的社会问题、体制问题以及个人问题,以女性个体主体意识达成“小我”与“大我”的中和,同时以寓深刻于平常的语言,寓严肃于诙谐的结构来展现智性散文亦庄亦谐的艺术特色,大幅增强了散文的审美性与可读性。第三部分认为,韩小蕙破时空之门而出,以诗性散文展现人与世界的生态之和谐。她以国际视野打破时空界限,在自然、社会以及历史景观中行走与思考,展现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精神生态的和谐统一,同时跨文体的“弹性”语言与多元结构体现了和而不同的艺术特色,内容与形式的诗性表达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现实世界的精神焦虑。韩小蕙四十年的散文创作颇具代表性地展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散文的文体自觉与社会担当。一方面,韩小蕙主情散文的情理之调和、智性散文的道志之和合、诗性散文的生态之和谐形成其散文“中和之美”的特质,是新时期散文文体自觉的一种具体表现。另一方面,韩小蕙散文创作的三个时期具有“个体—社会—世界”的题旨流变过程,恰好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散文美学追求的变化,对于解读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具有启示意义。与此同时,韩小蕙的行旅纪游散文不仅呈现了游记区域“居住地—国内外”的变迁扩展,也反映了中国面向世界的改革开放进程。因此,研究韩小蕙的散文不仅有利于梳理和总结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美学,而且具有“以诗证史”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林玮婧^[2]（2020）在《时代与自叙的哀歌 ——庐隐创作哀感论》文中提出庐隐是“五四”新文学拓荒时期的重要女作家,是文学研究会第一批成员中唯一的一位女性,是接受男权话语启蒙而最早觉醒的现代女性作家之一。庐隐身处感伤的“五四”时代,感染了时代的悲伤情调,其大学时期又适逢新文学运动,亲身经受了“五四”文化思潮的洗礼,对“五四”新文化感同身受。庐隐响应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启蒙”号召,是以问题小说创作登上文坛,因此她的文学创作之路与“五四”时代的影响分不开。庐隐在小说中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塑造了一系列在时代思潮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五四”新女性形象,写出了女性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所遭受的不幸与悲苦,因此其作品中大都弥漫着浓厚的哀伤情感。为了能够更加深入解读庐隐,了解庐隐创作中的时代感伤情调与意义,本文以哀感为审美视角,审视庐隐的创作历程与作品,试图探究如下问题:庐隐是如何被“五四”浪潮推动,一步步走上文坛而成为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的?她如何感应“五四”时代诸多社会与文化风潮,又为何加入“问题小说”创作队伍?她的作品如何书写“五四”新文化运动关注的问题?如何在男性启蒙中抒写女性?其作品与“五四”文化的契合度如何?又具有何审美特点?笔者认为:1.作为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她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旨归相一致,与“五四”新文学书写的整体性相契合,是“五四”问题小说与女性书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也感染了“五四”文学悲凉的哀伤气氛。2.其创作与“五四”文学女性解放与言说相一致,加上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女性自我感受,她的作品既具有自叙传自我感伤书写的悲悯,又成为时代哀伤呐喊的哀歌。围绕以上问题,论文将从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结合“五四”文坛的悲剧氛围以及沉郁的悲剧意蕴,试图还原庐隐所处的成长环境,以探寻她如何被时代风潮感应走上文坛,及其作品如何反映时代风潮等等问题。此章以庐隐早期发表文章的报刊《小说月报》为视窗,探寻“五四”文坛的哀歌性以及文学研究会对庐隐价值观、文学观的影响。第二章以“五四”情爱小说写作传统为切入点,通过庐隐自身坎坷的爱情经历及其作品中的性爱叙事等,探究庐隐爱情的自叙性色彩与时代哀歌性之间的关联性。第三章从情绪的悲哀美、意象的凄清美以及语言的古典美三个方面解读庐隐作品的独特悲剧审美品格,并探讨其审美的悲剧品格与“五四”时代新文学悲剧审美氛围的关系。

薛兰^[3]（2019）在《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生态的创新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18日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高屋建瓴地阐明了思政课程的战略定位,也透射出习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学子真心、真情的关爱。在“拔节孕穗期”的紧要关头,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承担着引领初中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底塑形的重要责任,更肩负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伟大使命。目前,走向“核心素养”是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的大势所趋,也是助力初中学生在“拔节孕穗期”补钙壮骨、固本培元的关键所在。文章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三个设问串起整个研究的逻辑结构,从四个方面对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生态的创新研究进行了探讨。第一部分: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生态的创新研究概述,界定相关核心概念,阐明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第二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教师访谈等方式,梳理出当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存在的种种偏颇认识和违背德育课程教学基本规律的种种误区。第三部分:从教师、学生和其他客观因素三个角度分析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生态失衡的原因。第四部分:进行策略探寻,从立足生活体验、彰显价值引领、焕发艺术气息、完善评价体系四个层面进行了思考与架构。不走出初中《道德与法治》旧生态,《道德与法治》教学就没有出路,教师就没有办法“精准灌溉”,学生也没有办法真正“拔节孕穗”;不构建初中《道德与法治》新生态,《道德与法治》教学改革就会南辕北辙,越改越“离心”!

倪富静^[4]（2019）在《陆世仪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晚号桴亭,江苏太仓人,明末清初思想家。受三教合一以及儒学宗教化思潮的影响,桴亭早年奉行袁了凡《功过格》进行道德修养。在数年修养实践之中,桴亭意识到袁了凡《功过格》当中所包含的一系列弊端与问题。由此,桴亭始奉行其父早年教其立志之训导,切实志行于儒家圣贤之学。明崇祯丙子、丁丑之际,桴亭相继创作《格致篇》与《考德课业录》以代替《功过格》的修养方法。《格致篇》以天理、人欲分善过,而主之以敬。《考德课业录》则是每日实录所为之事与所读之书,以敬与不敬展开评判。如是践行数月,桴亭彻悟敬字乃圣门心法,进而关注理气、心性问题,从而转入宋明以来儒者的话语探究体系。在理气观方面,桴亭一方面继承了朱熹的逻辑在先说;另一方面强调气的物质性作用,主张理在气中。随着对气的物质性作用的肯定,形成了理气融洽的理气观。在发展的理气观的推动之下,桴亭对于人性的认识经过由性分理气到性原无二,再到性善即在气质的转圜。桴亭的人性之善即在气质的人性论呈现出人禽说与总体说的特色。一方面,人独得纯粹之气质,故而相应获得仁义礼智五行之德,所以人性善、物性不善;另一方面,就人物内部而论,每个人的气质又有天生的差异,故而导致了五德禀赋多少和实现多少的不同,进而带来了万有不齐之圣凡区别。而学问思虑工夫正是从万有不齐至齐的变化气质的根本方法。居敬穷理的格致工夫贯穿在桴亭思想发展过程的始终。桴亭的以“敬天”为特质的居敬说既具有祸福恐动的内涵,更具有诚敬和乐的内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针对中上、中下不同层级人而言即具有不同意义的分层理论。而且,这是一个是从桴亭的实践体悟中来,然后走向桴亭朋友及其门徒的实践活动中去的理论,能够很好地指导人提高道德修养水平。桴亭所讲的穷理之学的范围已由传统的井田、学校内容,包含了天文、地理、河渠、兵刑等更为广泛的经世致用之学。总的来看,他的格致论,既包括修养论工夫,也包括致知工夫,是一种并重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的方法。桴亭的哲学思想综合了吸收了理学与气学,以及心学的思想精神与内容。当然,就整个宋明理学发展演进的过程来看,桴亭没有对理、气、心、性等固有范畴作出新的定义,也没有就某个争论进行总结统一。他往往是吸收各家思想,从而构建能够指导他所面对的现实的思想理论。他所进行的实践,一方面是指与太仓地区的学人一起进行的团体性的讲学修身活动;另一方面是指与好友陈瑚一起在太仓地区的蔚村所进行的乡村文化建设活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彰显着验诸躬行的气质、担当自任的精神、尽人合天的境界。这种气质、精神、境界构成了他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总体而言,元、明以来,中国哲学日渐趋向于解构超越、回归现实的发展理路。从桴亭“重气”的思想发展趋向而言,他及其思想正是这一理路当中的一个环节。不过,由于居敬工夫始终贯穿在其思想之中,所以桴亭晚年还是具有一定的超越精神,汲汲于追求尽人以合天。所以时人评价他“体用兼备”,后人评价他“理学经济并重”。整体来看,桴亭其人其学所彰显的是一种“行走式样”的生存状态,于学术流变、世道人心颇为有益,故而卒后得以崇称为乡贤大夫,并于光绪元年从祀孔庙。

陈旭^[5]（2018）在《论吕碧城的文化选择及文学创作》文中提出作为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吕碧城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研究者在论述其思想和文学创作时,对其思想和创作风格的转变却往往语焉不详。本文以吕碧城思想和创作的转变为主要论述对象,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论述吕碧城思想的转变,也即是吕碧城的文化选择。由前期的女权高唱,到后期的皈依佛门,在详细梳理这一转变轨迹的同时试图对其选择做出阐释。引入传统文化作为参照,在女权高唱时期,吕碧城在尊重性别差异性的前提下所追求的女性生命个体的解放,既是对传统的叛离也是对当时主流话语的背离。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中,佛教文化以其极大的包容性,为吕碧城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尤其是旅居国外之后,出于国家认同,吕碧城自觉选择佛教文化作为自己文化身份和国别身份的象征。第二部分论述吕碧城在文化选择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文学观。吕碧城在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坚持以“雅”文学观作为创作的准则,吕碧城提倡的“雅”文学观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是文言,同时也隐含着对于文章内容的要求。在其女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下,吕碧城提出“本色书写”的原则,从女性性别本色和尊重文体本色两个方面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性。而其独特的行游经历使得吕碧城也非常重视个人境遇对文学创作的作用,跨越空间的个人行游不仅为创作主体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而且对创作风格的形成也有重要的作用。吕碧城的创作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但其《纽约病中七日记》,是一篇用白话写作的日记体散文,并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吕碧城对于白话文的态度:“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正是在其文化选择的影响下,吕碧城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新旧杂糅的风貌。吕碧城的“雅”文学观使得她的诗歌创作呈现出“诗半旧”的特征,在诗歌内容上有所突破的同时固守古典诗歌的形式。在词的创作上继续前人推尊词体的努力;在“破体”的理路之外,由“本色书写”出发,将其词创作纳入“辨体”的范畴。而其文的创作则在互文性的视角下,从文本互渗和文体互渗两个角度突破了传统书写模式。

韩锺恩^[6]（2016）在《于润洋音乐学本体论思想钩沉并及相关研究钩链》文中认为本文有感于学界以往对于润洋先生学术成就的关注,比较多地集中在历史与逻辑统一和音乐学分析等方法论问题上,而相对忽略了于润洋先生有关音乐本体论的研究,集中就于润洋先生有关同一性问题的论述与提出音乐是抽象的纯粹的形式语言命题,做初步钩沉,并提出相关研究钩链设想。

柳旭^[7]（2016）在《晚明佛教与汤显祖“情至”文学创作的关联研究》文中提出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一生主“情”,其“情至”文学理论与“至情”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的艺术瑰宝。汤显祖也是晚明着名的佛教居士,是狂禅的践行者,与佛教因缘深厚。本文以晚明佛教的圆融,居士佛教的极盛,阳明心学及狂禅风潮的席卷为思想背景,以因思潮影响而产生的文坛“性情”风潮为依托,立足汤显祖具体文献资料,旨在探究晚明佛教与汤显祖“情至”文学创作的关联性。论文考证晚明佛学、心学思想对汤显祖“情至”文学理念产生的深层诱因,解读佛禅诗歌流淌出的佛门禅情与“即境即心”的汩汩禅意,梳理汤显祖戏剧作品中“情痴”“情至”“情尽”“情了”的言情路线,和“情了为佛”、销情归禅的最后皈依。目前,学界对汤显祖尺牍和诗歌文本的研究比较有限,对其“情至”理念深层的佛禅动因和他佛禅诗歌的阐述亦成果寥寥,本文试图综观汤显祖尺牍、文书、诗歌、戏剧等文献着作,力求多维度探究晚明佛教对汤显祖“情至”文学创作的影响。绪论部分说明了研究本选题的缘起,并通过对晚明佛教与文学,汤显祖研究综述等资料的整理,论证选题的可行性和价值性。对撰写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和行文的具体思路进行了介绍。第一章概述晚明时期佛教与文学发展的新动向。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一直致力于本体化发展:汉代初传以道教释佛教;魏晋南北朝以玄入佛;隋唐时期诞生佛教中国化的结晶——禅宗,且诸宗创立,佛门鼎盛;至宋以降,佛门三教合流,臻于烂熟而逐渐走向衰微。明末佛教出现了短暂复兴,佛门呈现三教混融、诸宗融合的空前包容之态。文人无不谈禅,禅门亦喜与文人结纳,居士佛教达到极盛。阳明心学是有明一代显学,其对“心”的观照实为佛教禅宗的心性本体论,故人们称其为“阳明禅”。心学左翼与禅宗进一步融合,流变为任心而动、任性以行的狂禅风潮,席卷着整个晚明思想界,于是文坛也随之出现了以求真、贵适、厚情、纵欲为特征的“性情”文学。第二章解读汤显祖尺牍文书中的“情至”思想,剖析其“情至”思想与佛学的内在关联。在汤显祖的尺牍文书中,管窥他禅净双修的居士生涯,以及在现世人生与出世超越之间的艰难游走。泰州学派是阳明心学的分支,亦是狂禅的主阵地。汤显祖为泰州学人罗汝芳的再传弟子,且其思想受狂禅核心人物李贽的影响亦甚深,故汤显祖可称是泰州传人,列为狂禅一派。狂禅对于“心”和生命的关注已达极致,汤显祖以心之真,践行生命,施行美政,并最终形成了“情至”的文学理念。汤显祖所言之“情”为无心的天然之情,以此“情”智所发,直心为文,便可意趣神色皆备,达到神情合至的审美境界。汤显祖又进一步论述“情”可“作境”,甚至可以“造立世界”,汤显祖的“情”论已完全出离了感性生命之情,成为与佛家“本来面目”相类的恒在本体。第三章论述汤显祖佛禅诗歌。汤显祖倡导“情生诗歌”,与佛教关情的诗歌,有他为官期间对百姓体察的慈悲之情,有与高僧达观和禅友帅机、屠隆的挚友之情,有记述梦中生死谶语的舐犊之情。汤显祖还创作了大量的佛寺诗,记录了他与佛结缘、精研佛理、洞明世情、澄净本心的习佛历程。汤显祖山水诗则展现了他“日日好日子”,逍遥无挂碍,“水月两相忘”的禅门体验。在创作技巧上,这些诗歌也思维灵动,妙得禅趣,文字清隽,余韵无穷,大得禅家之旨。第四章探讨汤显祖戏剧中的梦、觉、情、佛。佛教常以梦喻世间、喻世法,占卜梦之灵喻。汤显祖一生“四梦”,《紫钗记》中,梦只是灵喻作用的点染而已;《牡丹亭》中,梦的比重虽少,却具有决定剧情发展的乾坤之能;到《南柯记》《邯郸记》通篇大梦,梦觉时已一切皆空。“四梦”中人,小玉情痴,生死以之;丽娘“情至”,生可死,死可生;淳于、卢生“情了”,二人梦觉时先有妄早之醒,情执难脱,经高人点醒,终于“情尽”涅盘,化归情禅空境。结论部分总结晚明佛教、心学、狂禅对文坛的作用及与汤显祖思想的渊源;概括汤显祖“情至”文论与佛学的内在关联和他佛禅诗歌中的禅意诗情;明辨汤显祖戏剧中“情”的路线及最终依归。综上,透视晚明佛教对汤显祖“情至”文学创作的影响。

徐媛^[8]（2016）在《论《庄子》之“情”》文中指出在众多的庄子研究中,“情”是比较少见的一个角度,但是“情”在庄子那里有着丰富的内涵,从本体到现象的诸多层面都会涉及到的庄子的“情”的概念,本文希望能够澄清历来研究对庄子之情的误解,即以为庄子主张“无情”,试图从一个“情”自身辨证展开的过程来审视“情”的真正意涵。理解庄子哲学中“情”的内涵不得不追溯“情”的字义和演变。第一章梳理了先秦重要文献典籍中“情”字的使用情况,主要可以分为“情实”义,“情感情欲”义,通“性”以及通“诚”四种用法。并且着重分析了《庄子》文本中“情”的三重含义,分别为:情实之情,情欲之情,性命之情,三者之间并非是一个凝固静止的概念式规定,相反,三者处在一种动态而内在彼此交织渗透之中。其次,本文认为“情”既是人的现实存在的真实构成部分,又是人之存在真实化的一个重要向度。因此,从“情”的展开过程的角度来看,世俗之情作为现实的源初展开,其呈现的扭曲异化,生命真情的丧失,既导致了尘世之情的困境,也使得世俗之情成为现实转变的起点。由此,庄子主张通过“坐忘”、“心斋”这样作为否定性工夫的现实修养来向真实之情复归。最后,本文分析了庄子所说的真实之情的内在逻辑,从具体而现实的当下绽放而言,庄子哲学的情,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即作为批判与揭露现实扭曲异化的源初之情（作为一种逻辑设定,这并不等于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道家自然真实之情）、当下具体生存展开中切己的生命境界之情,作为现实的存在之情往往是当机绽放的情态以及作为憧憬的自然之情（作为自由的自然之情）,是源初之情和境界之情两者的统一,它表面上与源初之情相似乃至于被理解为一个东西,但实则是经由中间现实展开过程的境界之情后,源初预设之情与不断生成的境界之情不断融合而指向一个未来状态,才是作为终极理想的自然之情。

罗凤华^[9]（2016）在《《庄子》生命观研究》文中指出以往对《庄子》生命观的研究,侧重对围绕生命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观念作横向结构上的分析。鉴于此,本文尝试将《庄子》的生命观念融入其对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去向这一自然过程的总体看法中,意在从实际的生命过程出发,揭示人在与社会、自然环境的一贯相通和交互作用的境况下,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将围绕生命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观念贯穿其中;另外,本文尝试完善一直少为研究者所涉及的《庄子》对生命去向这部分内容的阐述,揭示精神修养所能到达的沟通生死的生命深度。以期对《庄子》生命观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庄子》探讨生命起源的理论在核心概念和生成模式上紧承老子而来。老子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道”支配某种原初物质而生成。《庄子》将老子的“物”落实为“气”,认为万物是在“道”支配下,由阴阳二“气”交通和合而生成。我们将其概括为“道、气和合论”。“道”赋予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以清静天性,“气”赋予其形体。人是万物的一类,人的产生、发展过程与万物一样。《庄子》强调,人的精神来源于“道”,身体来源于“气”。从根本上讲,人与自然万物同源于“道”、“气”;在生命的生存与发展上,自然则是人生存条件的赐予者和限制者。一方面,自然万物给予人生存、发展、创造所需的物质,人也从大自然中获得精神上的启发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另一方面,自然条件限制着人的生存能力如身体机能、认知等,自然环境常使人面临巨大的挑战乃至生死的考验,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还促生了人的机心。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庄子》认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矛盾是世俗知识与道德的相互悖逆,揭示了知识发展的同时,道德退化的一面。并由此提出“重德轻知”、“以德御知”、“弃知取德”的社会发展观。其中,弃知识而取道德是指在知识与道德矛盾不可调和时发生的情况。这个基本矛盾在社会现实层面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礼法制度、道德规范、过度发展的技术和艺术对人的约束。仁义、礼法等社会规范制度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的同时,也意味着为人们的行为设立了一个外在的驱动力,对人们的行为起着约束甚至强制作用。技术和艺术给人的生活带来便利和精神享受的同时,钻研机巧之事,进一步激发了人的机心,又由于偏重某种专门才干和感官知觉,打破诸感官的天然均衡状态,扰乱人的清静本性。多方面束缚的综合作用使心智、感官的重要性凌驾于清静本性之上,反映在外,即形成形体及伦理关系等方面的生存困境。本性迷失与束缚加重的往复递进,使社会的发展进入“世与道交相丧”的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作用于社会中人,构成进一步的限制。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从精神上超越自然和社会所带来的限制,化解生存困境,跳出恶性循环。《庄子》主张从回复清静天性和重建理想社会、爱护和尊重自然着手。人原初的清静本性之所以异化,其内在原因在于嗜欲、情感、成见三者相互作用,使人“去性而从于心”,形成习性化的机械行为模式。《庄子》提出从寡欲、去情、去知三个方面来瓦解这个模式的生成,破除习性,消解机心,使欲、情、知三者实现“去心而从于性”的转变,达到保全形体、修养精神、回复清静本性的目的。《庄子》认为,生命的意义除了个人超越限制,复归本性之外,还要引导整个人类构建美好社会。因此主张圣人以顺物自然为相应的总原理,遵循大道的秩序也即自然的秩序来处理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即社会治理分为三阶段,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第一阶段,针对现实社会,施行“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德为循,以知为时”的治理原则;第二阶段,在现实基础之上“以刑去刑”,逐渐使天下归于大化;第三阶段,在理想社会状态,遵循“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的应世原理。经过三阶段的循序渐进,社会由失序回复到有序的状态。与此同时,《庄子》还认为,平等地对待万物、顺应和尊重万物的本性和天然存在状态,是对人类自身的尊重,爱护万物,是爱护人类生命的源泉。主张“藏天下于天下”,实现人对自然的回归。《庄子》所构建的理想社会最终呈现出身与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及个人、社会、自然交互涵养的自然生存方式,既包容了社会又超越了社会,既护养了自然也让自然走进了生活。《庄子》不仅阐述了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意义,还指明了生命的去向。具体来说,生命的去向包括形体的去向与灵魂的去向两方面。形体生命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从生到死,形体在死后转化为基本物质,重新参与下一轮的生灭循环。至于具体转化成什么事物,则是不可知的。《庄子》承认灵魂存在,并且贯穿梦醒、生死的过程。灵魂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能存在多久,《庄子》没有具体论说,但指出灵魂可能通过以形体为支点的精神修养得到淬炼,将个人境界扩展至天地境界,达到灵魂常存,也即精神不死的状态。在个人与天地精神的融通之中,个体生命超越种种局限重新联结上生命的源头。

赵霞^[10]（2015）在《蒲松龄莫言比较研究》文中认为蒲松龄（1640-1715）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莫言（1955-）是中国当代着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两人均生长在古代齐国之地。他们的创作受到相同地域文化的浸染，呈现出某些相似或者相近的特色；同时，由于人生经历及时代的不同，两人的创作又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本论文用五章篇幅从不同方面探究两位文学大家的同与异。绪论包括三部分，主要包括选题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等内容。第一章比较了作家生平，分为四节。第一节写蒲松龄、莫言两位作家所处的时代、教育背景之异同；第二节写二人孤独寂寞的成长经历；第三节写二人的创作道路。蒲松龄一生科举失意、莫言童年孤独与饥饿的创伤体验对他们各自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二人在苦难中升华，与文学结缘；第四节写作家的性格特征对其创作的影响。第二章写齐、鲁文化以及民间文化对蒲松龄、莫言创作的影响。虽然从根源上讲，二人皆受到齐文化的熏陶，但是二人的创作也受到鲁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影响，并且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反叛与超越。此外，蒲松龄还受到淄川文化的影响，莫言受到高密文化的影响。第三章是对文学中永恒主题的演绎。就爱情、亲情、死亡、抨击现实等方面展开讨论。蒲松龄、莫言在这些文学母题的处理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第四章对比分析了蒲松龄、莫言作品中的两类人物形象：女性形象和儿童形象。从思想根源、创作心理以及文化影响的角度分析了蒲松龄、莫言笔下人物形象的共性和差异。第五章论述蒲松龄、莫言的创作特色。从取材、语言、诗意化、想象力等方面进行分析，找出了他们的共同性，分析了彼此的差异及原因。结语部分主要是对前面几章从宏观上进行总结和概括，强调了本文的主要观点——莫言对蒲松龄的学习是于继承中创新。蒲松龄、莫言同时受古齐文化的影响，而作为莫言的祖师爷爷，显然蒲松龄本人也对莫言产生了重要影响。本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国内外关于蒲松龄或莫言各自的“作家专题”性质的研究已开展得相当深入，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在二者“比较研究”方面却几乎还是空白，尤其是关于莫言对蒲松龄的传承性以及文化上的不可割裂性的研究还很欠缺，只有片段或资料性的文字昭示着二者的“可比性”，所以本论文拟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将这两位着名作家的语言风格、题材来源、创作历程、成长经历、人物塑造以及作品特色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等方面的异同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比较研究，试图能拓展蒲松龄、莫言研究的学术领地和研究空间。

二、有感于“情智一体教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感于“情智一体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1）韩小蕙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时代与自叙的哀歌 ——庐隐创作哀感论（论文提纲范文）

（3）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生态的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陆世仪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吕碧城的文化选择及文学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6）于润洋音乐学本体论思想钩沉并及相关研究钩链（论文提纲范文）

（7）晚明佛教与汤显祖“情至”文学创作的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庄子》之“情”（论文提纲范文）

（9）《庄子》生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蒲松龄莫言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有感于“情智一体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 [1]韩小蕙散文研究[D]. 郝启娟.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2]时代与自叙的哀歌 ——庐隐创作哀感论[D]. 林玮婧.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生态的创新研究[D]. 薛兰. 苏州大学, 2019(03)
• [4]陆世仪哲学思想研究[D]. 倪富静.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论吕碧城的文化选择及文学创作[D]. 陈旭. 河南大学, 2018(01)
• [6]于润洋音乐学本体论思想钩沉并及相关研究钩链[J]. 韩锺恩. 中国音乐学, 2016(03)
• [7]晚明佛教与汤显祖“情至”文学创作的关联研究[D]. 柳旭. 吉林大学, 2016(08)
• [8]论《庄子》之“情”[D]. 徐媛.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2)
• [9]《庄子》生命观研究[D]. 罗凤华. 湖南大学, 2016(02)
• [10]蒲松龄莫言比较研究[D]. 赵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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