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业票据印刷市场的变迁与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余雪扬[1]（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柳直[2]（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研究指明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余海梅[3]（2020）在《DY印钞公司多元化业务拓展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社会由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支付宝、微信等非现金支付的广泛运用,电子支付、移动支付凭借其快速、便捷、相对安全的支付体验,正在为人们所接受,现金交易越来越多地被取代。传统印钞公司的单一化业务受到极大冲击,印钞生产量逐年下降。为更好地转型,开拓新业务新产品,印钞公司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DY印钞公司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全资子公司,围绕总公司的发展战略,制定了“主业为基、多元发展”的经营策略,除完成指令性生产任务之外,越来越多地以市场经济主体的身份全面介入人民币流通、清分、存储等环节,开展人民币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依据主业核心竞争力,运作一系列货币文化、高端防伪等多元化市场业务。DY印钞公司以“主业为基、多元发展”的相关多元化经营策略和经营方式逐步推进,走上了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DY印钞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年、2017年、2018年三个时间点的企业经营绩效相关数据,介绍了DY印钞公司多元化市场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分析了公司多元化业务拓展的环境、现状和问题,提出了多元化业务拓展的策略。首先对DY印钞公司行业环境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运用“PEST”模型、“五力”模型、“SWOT”分析矩阵分析了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和公司现状;采用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介绍了多元化业务拓展的业务板块运营现状,对比分析了DY印钞公司经营绩效。其次对DY印钞公司多元化业务市场板块的运行情况、存在的问题与原因逐一展开分析。最后提出DY印钞公司多元化业务拓展策略,一是建立市场体制,完善市场运行机制。二是加快技术研究,拓展国际市场。三是提升品牌形象,拓展货币文化及工业旅游项目。四是实施产品与技术创新,拓展高端防仿印制业务。五是建立产业平台,拓展现金综合服务。六是利用网络技术,拓展金融服务及数字货币研究。本文对多元化业务拓展策略的研究,是对印钞行业转型发展的有益探索,对行业内其他企业开拓市场业务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马微[4]（2019）在《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新常态下,积极发挥金融改革的重要作用,扩大和优化金融等软件基础设施的供给,形成高效的金融体系和有效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结构,是从供给侧角度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举措。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连续四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并对金融行业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任务做出了总体部署。这为金融助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两者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然而现实是,一方面,中国当前金融运行总体是稳健的,但结构不合理问题仍然存在,金融市场制度尚不完善,直接融资占比偏低,银行间接融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的同时金融风险大量集中于商业银行体系,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高新技术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始终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也成为制约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瓶颈;另一方面,既有文献虽关注到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总量层面,鲜有研究从结构层面探讨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性。因此,金融结构如何深化改革,特别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如何有效聚焦到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上已成为助力中国产业结构成功转型的关键。由此,开展“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的金融结构研究”就成为当下乃至未来盘活中国经济整个一盘大棋的重要问题。本文紧密围绕金融结构助力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主题,按照“既有文献梳理—理论分析—历史演化—现状、趋势及问题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第一,对国内外相关既有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评价,为本文的后续分析奠定了基础。第二,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一是从演化规律的视角分析了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特征;二是从产业资本形成、产业资源配置和产业技术进步三个维度探讨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回答了金融结构为什么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三是构建金融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揭示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系;四是从直接、间接和非线性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回答了金融结构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说,从而为后文影响效应的进一步检验奠定理论基础。第三,从历史变迁的视角,考察了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依次剖析了不同阶段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化背景、基本特征及其变动方向。第四,从总体上考察了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趋势及存在的问题,一是从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和资本市场结构三个层面出发,全面考察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发展现状,并结合实践中金融结构的动态演变,总结出中国金融结构的复杂化趋势;二是从三次产业分布、中小企业发展、技术创新水平和主导产业发展四个层面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结合实际中产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趋势;三是总结了中国当前的金融结构在助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第五,构建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7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是运用一步系统GMM估计技术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地区差异;二是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中小企业成长、技术创新和主导产业发展三个层面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效应的存在性;三是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技术检验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揭示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规律、约束机制及地区差异等问题。第六,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得出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金融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前进态势,提出了金融助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金融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体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并通过产业资本形成机制、产业资源配置机制和产业技术进步机制的三层递进机制,促进国民储蓄和资本积累,引导资金优化配置,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第二,中国的金融结构经历了巨大变迁,初步形成了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竞争性银行业结构和复合型资本市场结构,且随着实践中金融结构的动态演变,呈现出交叉融合的复杂化趋势和显着的地区差异;中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变迁,并基本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类型,但同时中国的产业发展还存在着第三产业占比过低,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匹配,产业结构地区分布不平衡,产业内部结构低端化等结构性问题。第三,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的影响,一是无论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还是资本市场结构,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的影响,且产业结构的升级受惯性影响表现出了延续性与累积性的特征;二是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竞争性银行业结构和复合型资本市场结构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三是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第四,金融结构能够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技术创新等产生中介效应,从而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一是融资结构层面,对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确实是融资结构推动产业层次提升的一个重要影响路径;二是银行业结构层面,银行业集中度的提升确实会通过阻碍中小企业成长和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而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三是资本市场结构层面,资本市场结构通过助力中小企业成长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是成立的。第五,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联,且受到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初步构建了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的逻辑框架,不同于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总量层面,本文从结构层出发探讨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影响路径与影响效应,厘清了与不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金融结构,进一步丰富了金融结构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二,较为深入地剖析了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理,本文从产业资本形成、产业资源配置和产业技术进步三个层面剖析了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回答了金融结构为什么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同时探究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间接和非线性影响路径,回答了金融结构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这对理论界深入认识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第三,弥补了传统金融结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代金融结构呈现出超越传统金融结构理论的复杂化特征,而现有金融结构理论研究并未体现这一内容,本文结合实践中金融结构的内生演变,系统阐述了现代金融结构交叉融合的复杂化趋势。第四,较为全面地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不同于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本文在从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和资本市场结构三个方面对金融结构进行全景式衡量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直接、间接和非线性三个维度实证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无疑为该前沿研究领域增添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经验证据。
薛涵予[5]（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格[6]（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蒋雨亭[7]（2017）在《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绩效增长与金融监管》文中研究说明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这两个概念长期富有争议,因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一直受到学术界、企业界和政治家的关注。2007年次贷危机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了多视角的认识,再次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讨论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讨论的焦点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金融创新的合理范围;二是金融创新真正的动因是什么?;三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立足于西方金融市场的发展,经济学界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项研究的重点也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的,但是我们采取的样本有别于以往的讨论,我们立足于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的特殊核心地位。针对“金融创新过度——加强金融监管——传统金融机构萧条——放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泛滥——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向他国扩散”的怪圈,本文在激励相容和预先承诺制等经典金融创新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区间调控论。对金融创新的活跃程度、强度进行区间调控,限定金融创新的合理区间,明确了区间调控的逻辑路径是“轨道”金融,而非“漂流”金融。本文认为需要监管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非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相对比例,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和优化条件确定这一比例的最优区间是15%-25%。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还应该对不同股权结构的银行采取有所区别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政策,这有助于破解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循环的“怪圈”。本文所使用的是结构——动因——绩效的分析框架。按照这个框架,重点讨论我国商业银行因股权结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种类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对于不同动因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金融绩效及负向绩效（风险）,提出了相应的监管策略。根据研究,我们发现已有理论对金融创新动因的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技术推动论、利润诱导论和规避监管约束论。本文把这三种理论综合起来,把技术推动、利润诱导和规避监管约束作为金融创新的三种直接动因。通过中美两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历史演进的分析,发现美国及中国的私营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三种动因的推动作用都比较强;但是中国国有银行由于受到政府行政干预的作用比较大,因而金融创新的利润诱导和规避监管约束动因相对弱化。二者不同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股权结构的不同。通过对非国有的民生银行的建模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增长、制度创新贡献率对民生银行绩效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以上。通过对银行的人力资本激励、资本组合调整和制度创新,民生银行的运行效率从2000年的52.5%提高到2013年94.1%,非国有银行的创新动力比较充足。而外部冲击、政策变化和过度监管的相互作用,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创新内部动力不足、金融制度创新落后于市场创新等问题。我们需要有新的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绩效增长和金融监管三者匹配与协调策略,从根本上解决好三者之间的协调性,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通过金融创新保证正向绩效增长和降低金融风险,将风险控制在监管允许的范围内。
孔繁晔[8]（2017）在《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和使用不能仅仅满足国内交易的需要,更要服务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易;人民币的角色也要逐渐从当前的国际结算货币转变为国际投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为了更好的实现人民币职能的转变,需要更加完善、更加灵活的人民币制度的支撑,并以此带动整个金融体系深层次的改革。对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人民币制度的来龙去脉,从而为人民币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的中心观点是:中国纸币制度遵循“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近代银行券制度——当代信用本位货币制度”这一特殊的变迁路径,是不断追求金融协调的过程,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博弈的结果;这条路径存在路径依赖机制,关键在于政府信用对纸币价值稳定性的正向影响。因此,人民币制度的改革要以追求制度内外协调为目标,用中央银行信用逐渐代替政府信用,使之成为维持人民币价值稳定的决定因素。基于此,本文从史实分析和理论推导两个方面对中国纸币制度的变迁进行了讨论。在对历史事实的分析过程中,本文运用阶段特征概括法,依据纸币制度性质的变化,将中国的纸币制度分为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近代银行券制度和当代不兑现信用本位货币制度三个阶段。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是第一个阶段（北宋—明中期）,期间经历了“产生（两宋）发展（金朝）——全国化（元朝）——名存实亡（明中期）”四个步骤,这一时期的纸币制度呈现出“由封建国家垄断的、不足值准备软约束下的、以财政信用作为保证的、事实上不可兑现”的特点;近代银行券制度（明中期—1848年）是第二个阶段,期间经历了“产生（明中期—1848年）——发展（1848年—1948年）——中止（1948年—1949年）”三个步骤,这一时期的纸币制度呈现出“在政治金融家的主导下完成的,与政府以及官僚资本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纸币发行的渠道和效果仍然和政府财政信用息息相关”的特点;当代不兑现信用本位货币制度是第三个阶段,新中国建立的、拥有独立货币主权的人民币制度是这一阶段的初级形态,到目前为止,其发展经历了“计划性特征的延续（1978—1992）—从计划向市场过渡（1992—1994）—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1994年至今）”三步。综上所述,中国纸币制度遵循“不足值准备软约束下的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政治金融家主导的近代银行券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本位货币制度”这样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变迁路径,是与“封建商品经济——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相协调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纸币制度变迁路径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理论推导,分别探讨了中国纸币制度变迁背后的金融协调机理和博弈均衡机制。金融协调理论认为,纸币制度的变迁是不断追求内部和外部金融协调的过程,纸币制度每一次的创新,都会带来交易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会带来金融风险,产生金融不协调的现象,这种不协调会推动纸币制度持续不断的创新。内外协调共同推动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走向全盛,之后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商业革命的需要,最终被废止。与之相比,近代银行券制度与商业革命相适应,具有内部的协调性,但是,由于近代银行券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内部独立性和外部统一性不能协调,在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次尝试后终告失败。从定量的角度而言,金融协调与否,取决于政府和公众之间不断博弈的过程,在中国纸币制度系统形成的过程中,公众和政府既存在合作的成分,也存在利益的冲突。通过简单委托代理模型和双重委托代理模型的构建,分别揭示了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和近代银行券制度的结构;通过动态博弈树模型的分析,揭示了我国纸币制度系统功能的实现过程。基于以上探讨,本文提出了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机制,其核心在于政府信用对纸币价值稳定性的决定性影响,其中同时包含正锁定、负锁定双重效应的交替作用。古代纸币制度的历史周期率,近代财政赤字与物价波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共同证明了路径依赖的存在,人民币制度也符合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机制,在总结当前人民币制度存在的不协调性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人民币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如下:一是从之前对我国纸币制度演变的静态分析上升为对我国纸币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将金融协调的视角运用于对我国纸币制度演变的研究中,运用系统的观点和动态的观点重新审视中国纸币制度的演变过程,抽象出其变迁的路径,具有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二是采用了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之前的研究更多的采用历史归纳的方法对纸币制度的内容进行具体描述,本文创新性的采用阶段特征概括法、金融协调和博弈论的方法,对纸币制度变迁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抽象和探讨。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的因果回路系统模型,阐释了我国纸币制度系统变迁背后的路径依赖机制,为人民币制度新一轮的改革提供了系统的动态的启示。
李芳[9]（2016）在《经济发展时代交叠期中国金融工具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创新始终贯穿于金融发展的全过程,没有金融创新,就没有金融的发展和进步。而金融工具的创新是金融创新的主要方面,构成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金融工具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为完成某项金融业务,实现某种金融功能,而应时代需求而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各种表现形式的载体。纵观中国经济从低级走向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循序渐进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在每个经济发展的“时代交叠期”是金融工具创新最繁荣的时期。中国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时期、商业经济时期、工业经济时期,正朝着信息化经济时期迈进,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波浪的回旋和重叠,在实现每一次经济时期的跨越,都要经历新旧两种经济时期的重叠和交错。而其总的发展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金融与经济共生长,在每个经济时代的交错期,是金融创新最活跃的阶段,也是金融工具种类最丰富的时期。而在不同的“时代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的动力、表现形式、所依赖的支持因素以及创新所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表现也各不一样。因此每个经济发展“时代交叠期”的金融工具创新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的表现。当前,我们正处于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的交叠时期,而处于这一“时代交叠期”的金融工具创新背后的原因、规律及其支持要素有哪些?本文站在历史的角度揭示出答案,通过分析中国所经历的前两个“时代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的背景、成因、规律及支持因素等问题,通过回顾总结根植于中国传统经济社会文化土壤中的金融工具创新的成因、路径和规律,在此基础上,系统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论证,借鉴了中国传统金融工具创新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金融工具创新进行管理和指导。本文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了以往分段划分历史时期的做法,创造性的提出“时代交叠期”的概念,并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和论证。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成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化经济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分别经历了商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时代交叠期、工业经济与商业经济的时代交叠期和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时代交叠期。在对前两个经济发展的“时代交叠期”选择的研究视角是从当时客观经济发展需求出发,找出金融工具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规律、表现形式、创新效应及所需要的支持因素。所研究的范围包括明清以来代表官方政府的机构发行的银钱票、民间流通的各类钱票、和发行的股票债券等,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并指导当前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时代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的发展趋势和所需要的支持因素。在中国历史上所经历每一次的经济“时代交叠期”的跨越时,金融与经济发展表现出不协调的一面,金融工具的功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在经历每一次“时代交叠期”的金融工具创新之后,新的金融工具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金融功能得到强化和完善,金融与经济逐步相协调,由此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提升;在实现每一次“时代交叠期”的金融工具创新的背后,既有来自经济发展驱动的内在动力,也有促使其创新实现的环境支持,即信用支持、技术支持、制度支持和机构支持。无论是在农业经济时期和商业经济时期的交叠时期,还是在商业经济时期和工业经济时期的交叠时期,金融工具创新是指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平衡,金融工具创新主体以内在的生命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出发,同时,在其创新的过程中离不开信用、技术、制度和机构这些支持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历史上金融工具创新所呈现出的规律同样适用于现代的金融工具创新。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超越以往任何时代,当前,我们处于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时代交叠期,近几年,在国际化的趋势下,我国金融工具的创新步伐越来越快。当今时代,商品贸易通过发达的网络技术,二者溶合在一起,再次迎来了商品贸易的大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金融创新的活跃阶段。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业与互联网相结合的产业,从其产生起,发展速度极快,掀起了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第三次革命”。在我国短短的几年时间,以其较低的门槛、较高的收益、较灵活的方式和快捷的操作深受广大客户的青睐,其发展可谓是生机勃勃。这一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的品种和速度超越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在面对如此种类新鲜和繁多的金融工具,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信用的支持作用。其次,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更加重视信息技术对金融工具创新所起的推动作用,再次是要完善监管制度,最后是监管的机构支持也是重点,在新的经济时代,逐步形成政府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和同业金融机构三方共同管理,这些机构的支持是金融工具创新得以成功实现的重要条件。这些对于指导我国现代金融工具创新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赵学军[10]（2015）在《经济体制转型与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变迁》文中指出商业信用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手段,是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随着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两次转型,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动机渐变,政府对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规制也发生大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融资在市场力量与政府政策角力的夹缝中残存,商业信用融资方式发生了变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鼓励国有企业运用票据化商业信用融资,但市场对于商业票据融资却踯躅不前。只有协调好市场力量与政府的作用,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才能真正创新。
二、商业票据印刷市场的变迁与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商业票据印刷市场的变迁与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内容框架 |
| 三、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DY印钞公司多元化业务拓展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3.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3.研究思路图 |
|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1.专业化 |
| 2.多元化业务 |
| 3.市场营销 |
| (二)相关理论 |
| 1.4Ps营销理论 |
| 2.4Cs营销理论 |
| 3.STP营销理论 |
| 三、DY印钞公司多元化业务拓展的环境及现状分析 |
| (一)多元化业务的宏观环境分析 |
| 1.政治环境分析 |
| 2.经济环境分析 |
| 3.社会环境分析 |
| 4.技术环境分析 |
| (二)多元化业务的行业环境分析 |
| 1.行业环境分析—波特五力分析 |
| 2.发展路径 |
| (三)DY印钞公司多元化业务拓展的现状分析 |
| 1.多元化业务开拓的由来及内容 |
| 2.DY印钞公司SWOT分析 |
| 3.DY印钞公司经营绩效分析 |
| 四、DY印钞公司多元化业务拓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市场业务整体销售收入低 |
| 1.市场业务订单少 |
| 2.市场报批手续多 |
| (二)国际市场外币承印业务不足 |
| 1.国际业务覆盖面小 |
| 2.新产品新工艺技术水平不够 |
| (三)货币文化产品销售渠道少 |
| 1.产品开发成本高 |
| 2.缺乏自控的销售渠道 |
| (四)高端防伪技术应用程度不高 |
| 1.印钞防伪技术具有专一性 |
| 2.市场品种变化多 |
| (五)现金服务外延拓展不够 |
| 1.现金印制产量下降 |
| 2.用工和管理成本增大 |
| (六)工业旅游项目成本高 |
| 1.项目投资大 |
| 2.品牌监管严 |
| 五、DY印钞公司多元化业务拓展的对策建议 |
| (一)建立市场体制,完善市场运行机制 |
| 1.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司制度 |
| 2.建立和完善市场营销机制 |
| (二)加快技术研究,拓展国际市场 |
| 1.加快新产品技术研究 |
| 2.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
| (三)提升品牌形象,拓展货币文化及工业旅游项目 |
| 1.实施品牌授权 |
| 2.开发货币文化主题钞券 |
| 3.建设工业旅游园区 |
| 4.打通全网营销模式 |
| (四)实施产品与技术创新,拓展高端防伪印制业务 |
| 1.拓展防伪印刷技术业务 |
| 2.推行文化和数字发展策略 |
| 3.建设市场新产品钞券生产线 |
| (五)建立产业平台,拓展现金综合服务 |
| 1.建立现金服务产业链 |
| 2.建立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
| (六)利用网络技术,拓展金融服务及数字货币研究 |
| 1.拓展投资渠道 |
| 2.开发电子商务平台 |
| 3.参与数字货币研究 |
| 六、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发展理论 |
| 2.1.1 货币金融与货币增长理论 |
| 2.1.2 金融结构理论 |
| 2.1.3 金融深化理论 |
| 2.1.4 金融约束理论 |
| 2.1.5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 |
| 2.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2.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 |
| 2.2.2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
| 2.2.3 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 |
| 2.2.4 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
| 2.2.5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双向因果关系 |
| 2.3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3.1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无关 |
| 2.3.2 法律渊源与金融经济相关 |
| 2.3.3 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
| 2.3.4 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
| 2.3.5 金融结构随经济发展阶段动态演变论 |
| 2.4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4.1 金融结构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争论 |
| 2.4.2 银行和金融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的争论 |
| 2.4.3 金融结构随产业结构升级动态演变 |
| 2.5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三章 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特征分析 |
| 3.1.1 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 |
| 3.1.2 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特征 |
| 3.2 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 |
| 3.2.1 产业资本形成机制 |
| 3.2.2 产业资源配置机制 |
| 3.2.3 产业技术进步机制 |
| 3.3 金融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3.3.1 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3.3.2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系 |
| 3.4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研究 |
| 3.4.1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与理论假说 |
| 3.4.2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与理论假说 |
| 3.4.3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与理论假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化 |
| 4.1 中国金融结构的发展历程 |
| 4.1.1 计划经济下的财政集权控制期(1949-1978 年) |
| 4.1.2 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金融结构重构期(1979-1991 年) |
| 4.1.3 市场化改革下的金融结构加速调整期(1992-2000 年) |
| 4.1.4 市场经济下的金融结构深化发展期(2001 年至今) |
| 4.2 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 |
| 4.2.1 经济体制改革下的产业结构探索期(1978-1984 年) |
| 4.2.2 消费升级下的轻工业化期(1985-1990 年) |
| 4.2.3 投资拉动下的重工业化期(1991-2000 年) |
| 4.2.4 供需失衡下的产能过剩期(2001-2012 年) |
| 4.2.5 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产业转型升级期(2013 年至今)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现状、趋势及问题分析 |
| 5.1 中国金融结构发展现状及趋势 |
| 5.1.1 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分析 |
| 5.1.2 中国金融结构的复杂化趋势 |
| 5.2 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及趋势 |
| 5.2.1 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
| 5.2.2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趋势 |
| 5.3 金融结构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问题 |
| 5.3.1 融资渠道分布不均衡 |
| 5.3.2 银行业整体集中度过高 |
| 5.3.3 资本市场发展失衡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直接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1 核心变量的指标构建与测算 |
| 6.1.1 金融结构指标构建与测算 |
| 6.1.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构建与测算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6.2.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6.2.3 研究方法与实证策略 |
| 6.3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效应检验 |
| 6.3.1 基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3.2 基于分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1 中介变量的指标设定 |
| 7.1.1 中小企业成长指标设定 |
| 7.1.2 技术创新指标设定 |
| 7.1.3 主导产业发展指标设定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2.3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3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基于融资结构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7.3.2 基于银行业结构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7.3.3 基于资本市场结构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非线性影响效应实证检验 |
| 8.1 研究设计 |
| 8.1.1 研究方法 |
| 8.1.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8.1.3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8.2 基于金融结构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检验 |
| 8.2.1 基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2.2 基于分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3 基于经济发展阶段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检验 |
| 8.3.1 基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3.2 基于分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4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检验 |
| 8.4.1 基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4.2 基于分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金融助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 |
| 9.1 构筑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
| 9.1.1 弥补产业发展短板，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
| 9.1.2 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
| 9.2 深化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 |
| 9.2.1 促进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适应性匹配 |
| 9.2.2 加强对重点领域与关键行业的资金支持 |
| 9.2.3 防范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金融风险 |
| 9.3 完善差异化与动态化的金融支撑体系 |
| 9.3.1 实施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
| 9.3.2 实施动态化的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逻辑推理论证法 |
| (三)定性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研究重点 |
| (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根本依据 |
| 一、马克思的金融思想 |
| 二、恩格斯的金融思想 |
| 三、列宁的金融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资源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25-1949)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78—1992)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的金融思想(1992-2002) |
| 五、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2002 年—2012 年) |
| 第三节 现代金融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重要的理论借鉴 |
| 一、货币基础理论 |
| 二、信用理论 |
| 三、利息与利率理论 |
| 四、货币均衡论 |
| 五、货币政策理论 |
| 六、开放金融理论 |
| 七、金融危机理论 |
| 八、金融创新理论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5-1927 年) |
|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8-1934 年)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37-1945 年) |
|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45-1949 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二、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以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金融业务的初步改组 |
| 二、金融体系的加强和巩固 |
| 三、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主要金融工作 |
| 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加大金融开放程度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
| 一、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
| 二、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 |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三大攻坚战 |
| 四、为实现金融强国梦需做好战略规划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
|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
| 二、美元霸权局面仍然持续 |
|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
| 四、国际金融体系现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一、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 |
| 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论述 |
|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论述 |
| 四、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论述 |
| 五、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
| 六、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的论述 |
| 七、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 |
| 八、关于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论述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思想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 |
| 三、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的思想 |
| 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 |
|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思想 |
| 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思想 |
| 七、维护金融安全的思想 |
| 八、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思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主要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金融宏观与微观相配合 |
| 二、金融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导向 |
| 三、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 |
| 四、金融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
| 五、金融供给与需求相平衡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重要价值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实践价值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有关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7）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绩效增长与金融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选题背景 |
|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研究思路 |
| 创新点 |
| 第1章 金融创新理论梳理 |
| 1.0 金融创新概念的分歧 |
| 1.1 金融创新概念的分歧 |
| 1.1.1 微观视角的金融创新 |
| 1.1.2 中观视角的金融创新 |
| 1.1.3 宏观视角的金融创新 |
| 1.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综述 |
| 1.2.1 技术动因论 |
| 1.2.2 利润诱导引致论 |
| 1.2.3 规避金融约束论 |
| 1.3 金融创新与绩效增长 |
| 1.3.1 金融创新和广义的经济绩效 |
| 1.3.2 金融创新与狭义企业绩效 |
| 1.4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
| 1.4.1 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 |
| 1.4.2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
| 1.5 结构——动因——绩效的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中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历史演进比较 |
| 2.1 美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历史演进 |
| 2.1.1 1933年大萧条后美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 |
| 2.1.2 《金融现代服务法》约束条件下的美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 |
| 2.1.3 次贷危机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 |
| 2.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历史演进 |
| 2.2.1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历史 |
| 2.2.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基本特点与重点领域 |
| 2.2.3 中国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发展 |
| 2.3 反思中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区间调控论的提出 |
| 2.3.1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路线图 |
| 2.3.2 承诺博弈与激励相容原理:金融创新的分类区间调控论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风险与基于区间调控的金融监管模式 |
| 3.1 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 |
| 3.1.1 技术应用风险 |
| 3.1.2 信用风险 |
| 3.1.3 市场变化风险 |
| 3.1.4 操作风险 |
| 3.1.5 流动性风险 |
| 3.1.6 系统性风险 |
| 3.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风险与金融监管 |
| 3.2.1 金融创新引发风险的条件 |
| 3.2.2 审慎、包容、区间、协调的监管模式 |
| 3.2.3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区间调控 |
| 3.3 区间调控的逻辑路径:轨道金融而不是漂流金融 |
| 3.4 金融创新合理区间的“上下限” |
| 3.4.1 中美金融创新强度的演化趋势对比 |
| 3.4.2 非利息收入比例最优浮动区间的确定 |
| 3.4.3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风险指标预警体系的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创新与绩效增长的量化分析 |
| 4.1 金融创新的量化指标与中国不同股权形式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能力比较 |
| 4.1.1 金融创新的衡量指标 |
| 4.1.2 中国商业银行的不同股权结构 |
| 4.1.3 不同股权结构的商业银行创新能力比较 |
| 4.1.4 不同股权结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能力差异的原因剖析 |
| 4.2 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以民生银行为例 |
| 4.2.1 银行绩效的高速增长 |
| 4.2.2 创新对民生银行业绩增长的贡献分析 |
| 4.2.3 制度创新在民生银行绩效高速增长中的保证和促进作用 |
| 4.3 金融创新对投资银行绩效增长的贡献分析—以高盛银行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绩效增长和金融监管匹配与协调策略 |
| 5.1 金融创新、绩效增长和金融监管匹配与协调的原则 |
| 5.1.1 效率优先原则 |
| 5.1.2 安全性原则 |
| 5.1.3 服务实体经济原则 |
| 5.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绩效增长和金融监管匹配与协调的综合创新路径 |
| 5.2.1 重视科技进步应用的改进路径 |
| 5.2.2 重视制度设计与完善的改革路径 |
| 5.2.3 加快提升金融人力资本 |
| 5.3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5.3.1 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 |
| 5.3.2 扩大民营商业银行规模 |
| 5.4 绩效增长良性回馈金融创新 |
| 5.4.1 建立突出金融创新地位的绩效评价体系 |
| 5.4.2 绩效增长应用于增加金融创新的投入 |
| 5.5 完善科学的激励性监管制度 |
| 5.5.1 引进行业自治监管模式 |
| 5.5.2 重构行业监管体系 |
| 5.5.3 金融立法规范金融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参考文献 |
（8）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西方金融理论中关于货币制度的研究 |
| 1.2.2 我国金融理论中关于货币制度的研究 |
| 1.2.3 货币史关于货币制度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内容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主要工作和创新 |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2章 中国纸币制度系统的变迁 |
| 2.1 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阶段 |
| 2.1.1 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的产生 |
| 2.1.2 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的发展 |
| 2.1.3 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在全国推行 |
| 2.1.4 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的名存实亡 |
| 2.1.5 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的特点 |
| 2.2 近代银行券制度阶段 |
| 2.2.1 近代银行券制度的产生 |
| 2.2.2 近代银行券制度的发展和中止 |
| 2.2.3 中国近代银行券制度的特点 |
| 2.3 中国纸币制度系统变迁的路径 |
| 2.3.1 人民币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2.3.2 中国纸币制度系统变迁的路径 |
| 2.3.3 纸币制度指导思想的演进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纸币制度系统变迁的协调性机理 |
| 3.1 纸币制度系统的协调性原理 |
| 3.1.1 外部协调性原理 |
| 3.1.2 内部协调性原理 |
| 3.2 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的协调性分析 |
| 3.2.1 金融协调使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走向全盛 |
| 3.2.2 金融不协调使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衰败 |
| 3.3 近代银行券制度的协调性分析 |
| 3.3.1 金融协调使近代银行券制度得以发展 |
| 3.3.2 金融不协调使近代银行券制度中断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中国纸币制度系统变迁的博弈均衡机制 |
| 4.1 中国纸币制度系统的结构——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 |
| 4.1.1 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的简单委托代理关系模型 |
| 4.1.2 近代银行券制度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模型 |
| 4.2 中国纸币制度系统的功能——基于博弈树模型的分析 |
| 4.2.1 纸币法定货币地位的确立 |
| 4.2.2 周期性的纸币滥发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国纸币制度系统变迁的路径依赖与目标模式 |
| 5.1 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
| 5.1.1 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正锁定 |
| 5.1.2 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负锁定 |
| 5.2 路径依赖机制的证明 |
| 5.2.1 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的历史周期率 |
| 5.2.2 近代银行券制度的实证分析 |
| 5.3 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 |
| 5.3.1 人民币制度改革的外部环境 |
| 5.3.2 当前人民币制度的内在缺陷 |
| 5.3.3 人民币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 |
| 5.4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9）经济发展时代交叠期中国金融工具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划分的研究 |
| 1.2.2 关于对金融工具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2.1 研究对象——时代交叠期中国金融工具范围的界定 |
| 2.1.1 时代的演变与交叠 |
| 2.1.2 金融工具的界定 |
| 2.1.3 金融工具创新 |
| 2.1.4 经济交叠期的金融工具创新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金融协调发展理论 |
| 2.2.2 金融功能理论 |
| 2.2.3 金融创新理论 |
| 2.2.4 本文主要理论 |
| 第3章 商业经济与农业经济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 |
| 3.1 金融工具创新的客观经济要求 |
| 3.1.1 经济重心的转移 |
| 3.1.2 产生新的金融需求 |
| 3.1.3 适应新需求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 |
| 3.2 适应商业经济时代的金融工具创新 |
| 3.2.1 金融工具创新的时间脉络 |
| 3.2.2 金融工具创新的结构分析 |
| 3.2.3 金融工具创新的效应分析 |
| 3.2.4 金融工具创新的理论分析 |
| 3.3 金融工具创新所需要的支持因素 |
| 3.3.1 信用支持 |
| 3.3.2 先进的通信和防伪技术支持 |
| 3.3.3 国家、行会和企业的制度支持 |
| 3.3.4 具有宏观管理作用的机构支持 |
| 3.4 小结 |
| 第4章 工业经济与商业经济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 |
| 4.1 金融工具创新的经济背景分析 |
| 4.1.1 经济近代化的发展趋势 |
| 4.1.2 工业发展产生了新的金融需求 |
| 4.1.3 适应新需求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 |
| 4.2 适应工业经济时代的金融工具创新 |
| 4.2.1 金融工具创新的时间脉络 |
| 4.2.2 金融工具创新的结构分析 |
| 4.2.3 金融工具创新的效应分析 |
| 4.2.4 金融工具创新的理论分析 |
| 4.3 金融工具创新所需要的支持因素 |
| 4.3.1 信用支持是创新的基础 |
| 4.3.2 技术支持是金融工具创新的“双刃剑” |
| 4.3.3 不断完善的制度支持 |
| 4.3.4 机构的宏观管理支持 |
| 4.4 小结 |
| 第5章 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交叠期金融工具创新 |
| 5.1 金融工具创新的经济背景分析 |
| 5.1.1 网络电子商务的兴起 |
| 5.1.2 产生新的金融需求 |
| 5.1.3 适应新需求的机构和业务 |
| 5.2 信息化经济时代的金融工具创新 |
| 5.2.1 金融工具创新的表现 |
| 5.2.2 金融工具创新的分析 |
| 5.2.3 金融工具创新的经济效应 |
| 5.3 金融工具创新所需要的支持因素 |
| 5.3.1 历史上的金融工具创新支持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
| 5.3.2 历史得出的结论 |
| 5.3.3 新时期金融工具创新所需要的支持因素 |
| 5.4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结论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四、商业票据印刷市场的变迁与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3]DY印钞公司多元化业务拓展策略研究[D]. 余海梅.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4]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D]. 马微. 西北大学, 2019(04)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6]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7]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绩效增长与金融监管[D]. 蒋雨亭. 东北财经大学, 2017(06)
- [8]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研究[D]. 孔繁晔. 山西财经大学, 2017(09)
- [9]经济发展时代交叠期中国金融工具创新研究[D]. 李芳. 山西财经大学, 2016(08)
- [10]经济体制转型与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变迁[J]. 赵学军.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