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工作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认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刘铁诚[2]（2021）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及完善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考核评价结果为实证》文中提出研究背景自2009年我国新医改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以来,有效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便成为政府重要的政策目标。为保证这一政策目标的有效落实,各级政府强化措施建设,保证了相关工作的有序推进。但由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问题解决的复杂性,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成为目前研究的短板。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对实践工作的考察分析认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在妇幼保健和预防接种等项目上落实良好,但在慢性病健康管理等方面始终较差。为此,从研究角度有必要弄清楚哪些因素是决定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关键变量?供需双方在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的作用关系及影响变量是什么?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有哪些?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阶段,厘清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将有利于关键问题的解决。研究目的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从而为解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关键问题、完善相应措施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研究目标包括:（1）分析典型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现状及实施问题;（2）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主要影响因素;（3）分析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影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4）提出解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关键问题的措施和政策建议。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本研究将山东省济南市作为典型地区开展研究。资料来源包括三部分,包括（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结果。内容包括2018年济南市15个区县和449家基层卫生机构的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情况以及组织管理和资金管理工作得分和扣分原因。（2）关键知情人访谈资料。选取市区两级卫生行政部门、市区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基层卫生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和业务骨干35人作为供方关键知情人;采用偶遇抽样法收集基层卫生机构门诊患者90人作为需方关键知情人。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进行深入访谈。（3）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相关影响因素数据。通过卫生统计年鉴和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提取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的社会人口、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等指标数据。本研究首先采用方差分析和Student-Newman-Keuls检验分析比较各区县和机构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评估结果,总结典型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整合“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和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从供需双方角度构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形成影响因素分析的应用框架。通过文献研究收集既往研究结果中的影响因素,采用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方法对典型地区供需双方关键知情人访谈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核心编码,梳理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形成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最后基于分析框架筛选供需双方变量作为自变量,将以慢性病管理为核心的健康防控项目工作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先采用多水平线性模型分析区县和机构两层面上供需变量对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方向和效应大小,再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和交互作用分析探索机构层面供需双方变量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现状及实施问题。①各区县以慢性病健康管理为核心的项目工作指标距离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差距较大。健康档案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服务项目政策目标未达标的区县比例分别为100%、66.67%、73.33%和86.67%,机构服务项目工作指标在各区县间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妇幼保健、疾病防治、协查管理等服务项目政策目标在各区县间均已达成或超额达成。②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和基层卫生机构的组织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得分在区县间分布差异较大。区县组织管理平均得分11.4分（9-13.5分）,主要问题是制度建设、分工协调和问题整改等方面落实不到位;机构组织管理平均得分8.13分（2-10分）,主要问题为制度建设和绩效工作落实不到位。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管理绩效考核得分在区县层面无扣分,机构平均得分8.62分（5-10分）,得分在区县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主要问题为预算执行不到位和资金使用不合规。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首先构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和形成分析框架。具体过程是通过研究整合相关卫生服务模型,构建了“供方影响因素-需方影响因素-项目政策目标”理论模型,在此模型基础上系统收集影响因素建立分析框架。分析要素可以归纳为供方和需方两类,其中供方影响因素包括政策制度（配套政策、配套制度、项目设计）、资源保障（人力资源、项目经费、硬件设备）、组织保障（运行模式、部门协作、信息化建设）;需方影响因素包括倾向特征（人口学、社会结构、健康信念）、促进资源（经济能力、社会组织）、健康需要（感知需要、评估需要、效果评价）。其次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通过多水平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机构水平上健康档案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四个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不同程度上受区县和机构层面供需双方因素的共同影响。人力资源（区县每千人护士数、区县每千人公共卫生人员和区县每万人全科医生数）、硬件设施（区县基层卫生机构平均床位数）、项目经费（机构资金管理得分）、组织保障（区县和机构组织管理得分）等供方要素与不同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间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均为独立正相关;机构公卫医师人均负担目标人群数与四个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均呈独立负相关。区县基层需方社会人口要素中,区县人均GDP和人口增长率与不同项目工作指标间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均为独立正相关,区县人口密度和死亡率均是独立负向影响因素。机构层面需方要素中,效果评价（辖区居民满意度）和健康信念（辖区居民知晓率）均是健康档案管理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正向影响因素,健康信念（辖区居民知晓率）同时是高血压健康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负向影响因素。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影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辖区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等需方变量在供方变量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存在显着部分中介效应。在每机构公卫医师人均负担目标人群数、资金管理得分、组织管理得分、医生满意度等供方变量影响各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总效应中,居民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比例为50.30%～73.09%,居民知晓率的中介效应比例为13.04%～71.90%。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在影响健康档案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和糖尿病健康管理等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等需方变量与机构供方变量间存在交互效应。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高于全市平均值时,可以降低每机构公卫医师人均档案数对健康档案管理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负向阻碍作用、增强机构资金管理得分的正向促进作用、削弱医生满意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结论与建议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落实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解决需要系统性制度安排。项目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项目建设的系统性措施落实不到位,包括项目设计结构与布局不尽合理、绩效考核制度不够完善等;（2）项目建设保障要素落实不协同,包括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等基层卫生资源保障水平不足;（3）组织管理工作执行不到位;（4）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不规范等,影响了以慢性病管理为核心健康防控项目政策目标的落实。这提示我国卫生行政部门需要从政策建设角度进行系统性制度安排,完善项目服务内容和绩效考核制度的制度设计,建立服务包动态调整机制,重视区县和机构间人力资源、硬件设施等方面的资源保障,加强区县和机构的组织管理和资金管理工作,促进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2.建立项目落实的动态评估模型,有助于及时发现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和管理工作执行中的问题。本研究从供方和需方两个角度系统地整理了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分析框架的核心、模块和要素三级维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在典型地区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两个层面验证了“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和安德森模型的理论整合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影响因素研究领域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以上研究结果可作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动态评估模型构建的工作基础。3.政府牵头建立供需多方参与的协同机制可有效提高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效率和质量。实证研究验证了区县和机构层面上人力资源、硬件设施、项目经费、组织保障等供方要素和社会人口、健康信念、效果评价等需方要素共同影响机构层面服务项目政策目标的落实,进一步揭示了辖区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等需方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在供方变量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交互作用,探析了供需双方因素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路径和潜在机制。研究结果提示应该重视需方要素在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中的重要作用,利用社区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指标识别重点干预人群,切实提高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认知水平和利用水平。创新性1.本研究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服务本质出发,整合“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和安德森模型,从供需双方角度系统梳理了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的指标维度,构建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既考虑了影响因素分析理论上的规范性,也考虑到了分析过程中变量的可变性,为开展影响因素分析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变量筛选工具,从方法学角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本研究在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两个层面上对供需双方影响因素在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的作用强度和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定量测算,明确了供方因素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直接作用路径和通过需方因素的间接影响路径,探讨了需方关键影响因素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和政策干预意义。这对不同层面的政策制定者统筹卫生资源、制定干预策略、完善目标措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局限性本研究以山东省济南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考核评估问题发现和影响因素分析为例进行的研究,研究结果虽具一定的代表性,但结论外推至客观条件差异较大的地区时存在一定局限性。实证分析时尽管对典型地区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两级变量信息挖掘较为详尽,但区县和机构两个层面难以涵盖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涉及的全部影响领域。同时由于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不能够反映时序变化的影响,也可能会对本研究方法学的推广应用带来一定的影响。
葛飞[3]（2020）在《H市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基石,是保障居民健康需求的首要环节。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和防控的现实都暴露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弱点地区仍是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村群众。因此,提升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是一项国家有要求、民众有期盼、政府有职责的民生工程。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H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疫情排查、日常诊疗维持、隔离观察等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研究H市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为H市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促进H市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才队伍、推进医防融合、强化信息化建设,保障完善医疗体系的稳定性,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有效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本文以公共产品、激励机制作为理论基础,采用文献研究法、数据分析法、社会调查与访谈法等方法展开研究。首先厘清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相关概念,然后选择H市所辖两县的16个乡镇卫生院和1133个村卫生室为研究对象,通过搜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数据库,查阅图书馆数据文献,分析2017年-2019年《H市卫生统计年鉴》、《H市统计年鉴》、《H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调查表》和新冠肺炎期间各级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出台的管理文件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表现,结合访谈部分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管理人员、乡镇卫生院管理人员、医护工作人员和乡村医生,分析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服务能力等方面的发展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本文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H市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有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基础设施和应急物资匮乏、人才短缺且结构不合理、医疗与预防分割、信息化水平滞后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多渠道保障基础投入,优化人力资源政策、形成可持续性人才发展,树立医防融合理念、完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和完善信息化顶层设计、充分发挥信息系统功能四方面对策建议,以期对H市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李倩[4]（2020）在《国际视野下江苏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及其分级诊疗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本研究在分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对近几年江苏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及其分级诊疗制度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深入了解江苏省分级诊疗政策、双向转诊、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等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情况,寻找江苏省深化医疗改革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难点、痛点,将国外各国经验与江苏省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完善江苏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及其分级诊疗制度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也为全国进一步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和推进分级诊疗制度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运用罗伯茨模型从控制项目、中间绩效措施以及绩效实施目标三方面共11维结构对各国医疗服务体系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泰尔系数和卫生资源密度指数（HRDI）对江苏省医疗卫生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置进行公平性研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Malmquist指数对江苏省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率进行纵向、横向分析。研究结果:1.系统梳理了美国、英国、日本、古巴、泰国五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历史沿革以及现状,得出以下启示:分级诊疗制度的必要性;明确政府及市场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定位;重视全科医生的培养;实行家庭医生制度,限制患者就医选择;重视医疗服务质量,亟须信息公开。2.江苏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情况:（1）配置现状:江苏省各项资源总量呈上升趋势,其中床位数量平稳上升,共增加99229张,增长率为25.3%;医疗机构数量上涨1233个,增长3.85%;卫生工作者共增加149696名,增长率为25.4%;政府财政补助收入增加171亿元,增长率为83.5%;医疗机构总支出费用5年内增长1074亿元,增长率达到56.2%;2018年医护比例为1:1.114;基层医疗机构占医疗机构总数的比例超过90%,医院拥有的床位数量及增速远超基层医疗机构;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人次均在增加,但诊疗人次比例失衡加重;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双向转诊率都低于1.5%。（2）配置公平性:江苏省基础医疗资源的配置整体上是公平的,按地域配置的公平性机构数>床位数>卫生工作者,按人口配置的公平性床位>卫生工作者>医疗机构,整体上按人口配置的公平性高于按地域配置的公平性,公平程度苏中>苏南>苏北。苏南、苏中、苏北的基础医疗资源密度指数均表现为上升的趋势,其中苏北地区的医疗机构密度指数最高,苏南地区床位数和卫生工作者密度指数最高。卫生财力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不高,按地域分配相对不公平,按人口配置比较公平,苏北地区财政补助收入的公平性最差,苏南地区的总支出费用公平性最差。南京市的HRDI和增长速度都远高于省内平均水平和其他城市,苏北地区各市的HRDI值最低。（3）配置效率:江苏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较高,2018年综合效率达到0.947,DEA有效的城市共有9个,分别是南京市、常州市、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徐州市、淮安市、盐城市、宿迁市,DEA结果弱有效的城市有镇江市、扬州市,DEA结果无效的城市有无锡市和连云港市。2014-2018年江苏省tfpch均小于1,技术变化和纯技术效率变化在降低,除南京市和扬州市其余11座城市的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下降的情况,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下降的趋势。研究结论:1.江苏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1）政策措施稳步推进,分级医疗服务体系尚未形成;（2）卫生资源总量稳定增长,结构合理性欠缺;（3）卫生资源配置总体公平,地域间差异较大;（4）卫生资源效率整体较高,部分城市需要调整;（5）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技术效率亟待提高。2.结合国外经验,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1）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2）明确医疗机构功能定位,构建三级医疗服务体系;（3）完善全科医生培养和激励机制,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4）促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发挥医疗保险政策杠杆作用:（5）建立居民健康信息库,推进“互联网+医疗”;（6）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夯实分级诊疗根基;（7）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袁博[5]（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提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张琪明[6]（2020）在《苏粤两地孕产期保健管理运行机制的量化分析》文中提出研究背景:保障母婴健康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但我国孕产期保健体系仍然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服务不充分等诸多问题,尚不能满足母婴的健康需求。管理运行机制作为孕产期保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量化评价有助于了解现状、发现不足,进而促进母婴健康结果的改善。研究目的:（1）评价苏粤两地孕产期保健管理运行机制的现状和效果,并验证量化评价的可行性。（2）分析两地管理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两地孕产期保健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穷尽原则,通过网站和数据库系统搜集2017年及以前苏粤两地公开发布的涉及孕产期保健的所有政策文件,对文件进行逐一摘录后形成基础数据库。以卫生系统宏观模型为指导,通过适宜公共卫生体系定位与评价标准对苏粤两地孕产期保健管理运行机制进行量化评价。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量化指标与孕产妇死亡率之间的关系。运用规范差距分析,明确苏粤两地的优势和待完善之处。研究结果:（1）2000-2017年,苏粤两地管理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一直稳定提升,江苏从28.2%提升至57.1%,广东从14.4%提升至53.1%,与适宜标准的比值分别为67.2%和62.5%。（2）2017年江苏在管理与监控机制（39.5%vs 36.2%）、计划与评价机制（68.6%vs 66.0%）、筹资与补偿机制（81.9%vs 75.8%）、协调与激励机制（33.1%vs 29.5%）四个方面的健全程度均优于广东。（3）两地机制完善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呈负相关（P<0.05）。（4）江苏和广东管理运行机制完善程度对孕产妇死亡率的解释程度分别为82.9%、90.2%。（5）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程度较好,苏粤两地管理运行机制至健康结果的通径系数分别为-0.96和-0.89。研究结论:（1）苏粤两地均重视机制的建设,但仍有较大完善空间,江苏孕产期保健管理运行机制的健全程度略优于广东。（2）管理运行机制对孕产期保健健康结果的改善作用初步体现。（3）基于政策文件对管理机制量化具有可行性。（4）两地在各相关部门职责的明确程度、主要部门职责清晰可考且有考核主体的程度、政府的筹资主导地位和经费增长机制、制度性协调机制、业务主管部门的可执行激励机制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建议:（1）明确各相关部门的可考核职责,建立“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长效机制。（2）明确政府在筹资中的主导地位,保障经费的稳定投入和增长。（3）建立多部门参与的协调机制,提升对重大孕产期保健问题的协调能力。（4）明确业务主管部门的激励措施,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
龚雪蕾[7]（2020）在《中国云南省与柬埔寨的卫生体系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目 的]通过中国云南省与柬埔寨卫生体系的比较,识别异同,找出柬埔寨和云南省卫生体系的优势和薄弱点,为两者相互借鉴和学习提供依据,并提出改进两者卫生体系的建议,以促进各自的居民健康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方 法]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提出的卫生体系的定义和模块框架,通过现有资料收集和分析、专家访谈、趋势外推预测法和One Health Tool成本测算法比较研究云南省和柬埔寨卫生体系的领导/组织与治理、卫生筹资、卫生人力资源、卫生服务提供和健康结局的异同,预测两者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中健康目标的情况,并测算各自实现SDGs中健康目标所需的卫生体系运行成本。[结 果]云南省的社会经济状况总体来说优于柬埔寨。卫生体系中领导/组织与治理方面,柬埔寨的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MOH）受柬埔寨皇家政府（Royal Government of Cambodia,RGC）的授权,全权负责和管理整个国家的卫生事宜;而云南省的省、市、县各级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卫生行政管理工作。卫生筹资方面,云南省的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重最大,而柬埔寨则是个人卫生支出（Out of Pocket,OOP）占比最大,达到60%以上;2015年云南省人均卫生支出为2309.65元,远高于柬埔寨的69美元（约483元）;两者都是城镇人均卫生支出高于农村;云南省的社会卫生保障体系日趋成熟,2015年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95%以上,而柬埔寨的社会卫生保障体系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依靠政府、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健康公平基金（Health Equity Funds,HEF）、社区医疗保险（Community Based Health Insurance,CBHI）、生殖健康代金券计划等卫生保障计划在不同程度上提供服务覆盖和财务风险保护,所有上述卫生保障计划在2016年覆盖率仅为23%。卫生人力资源方面,云南省2017年每千人口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注册护士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执业医师数和全科医生数分别是5.72张、5.91人、2.7人、2人、1.6人和1.09 人,医护比为1:0.8;而柬埔寨仅有2011年公布的公立卫生机构卫生人员的数据,其中每千人口床位数为0.72、每千人口注册护士（registered/professional nurses）数为0.383、每千人口助理医师/卫生官员（physician assistants/Health officers）数是 0.057、每千人口专科医师（specialist medical practitioners）数是 0.025、每千人口全科医生（general medical practitioners）数是0.152,医护比为1:3.47,并且柬埔寨至少56%的公立部门卫生人员在私立部门兼职;两者均是城市的卫生人员密度远高于农村,女性占比大于男性。卫生服务提供方面,两者均是公立和私立卫生机构并存的混合医疗服务体系。云南省的预防、治疗和药品服务等均优于柬埔寨。2014年云南省产前检查率、住院分娩率和产后访视率分别为98.5%、98.9%和97.8%,同年柬埔寨的相同指标分别为95%、83.2%和90.3%;2013年云南省儿童免疫接种率为94%,柬埔寨2014年相同指标为73.4%;2013年云南省应就诊而未就诊比例为51.2%,2014年柬埔寨同一指标高达92.9%;柬埔寨因经济困难未就诊的比例为14.7%,是云南省的2倍;云南省将药品纳入医保,制定并更新药品报销目录,而柬埔寨的药品服务令人担忧,假药或不合格药品的流通非常普遍。两者不同卫生体系影响下的健康结局也大不相同,云南省的平均预期寿命、妇幼健康和传染病等大多数居民健康状况指标优于柬埔寨,但儿童和成人的肥胖情况以及未成年人吸烟率较柬埔寨高。根据预测结果,云南省可以实现SDGs中孕产妇死亡率的目标,但实现婴儿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和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4个目标有一定困难;预计柬埔寨除了新生儿死亡率可以实现SDGs目标外,其他目标都难以实现。通过成本测算发现,两者的实际卫生费用投入低于实现SDGs健康目标所需的成本。预测2020年两者重点投入的领域均是慢性病防治,两者可就实现目标的措施和经验互相学习借鉴。[结 论]云南省和柬埔寨都存在医疗卫生投入不足、重治轻防、偏远农村地区卫生人力资源不足等问题。除此之外,柬埔寨还存在社会保障体系承保范围太小和药品服务及管理不到位等诸多薄弱点。两者可以在传染病联防联控、卫生人力教育与培训和医药流通贸易方面互相合作,共同进步。云南省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扶贫和传染病防治等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值得柬埔寨借鉴学习。
杨丽[8]（2020）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公卫从业人员与重点人群满意度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探究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公卫从业人员与重点人群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并探究两者满意度的相关性,为有关部门制定措施改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BPHS）提供证据支持。[方法]于2019年1-4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抽取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6个城市的3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395名重点人群和865名基本公卫从业人员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统计分析采用SPSS 22.0软件,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结果]重点人群的总体知晓率为89.53%,其中儿童母亲为92.43%,孕产妇为90.35%,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为90.22%,老年人为83.10%。重点人群总体知晓率的影响因素有:人群类别、地区、职业、医保类型（P<0.05）。重点人群知晓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最广泛的途径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宣传资料,其次是医务人员主动宣传。重点人群的总体利用率为92.22%,其中儿童母亲为91.14%、孕产妇为97.37%、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为93.14%、老年人为90.61%。重点人群总体利用率的影响因素有:人群类别、地区、婚姻状况、职业、BPHS知晓情况（P<0.05）。重点人群的总体满意度为93.2%,其中儿童家长87.6%,孕产妇为98.25%、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为95.78%、老年人为95.68%。儿童家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病情分析、就诊环境、服务态度、预防接种（P<0.05,OR>1）。孕产妇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是病情分析（P<0.05,OR>1）。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诊疗水平、候诊时间、治疗效果（P<0.05,OR>1）。老年人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诊疗水平、体检流程（P<0.05,OR>1）。基本公卫从业人员的总体满意度为60.58%。收入水平的满意度最低;工作能力和医患关系的满意度最高。基本公卫从业人员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年龄、晋升制度、收入水平、医患关系、绩效考核、工作能力（P<0.05）。基本公卫从业人员的总体满意度与重点人群总体满意度呈正相关（r=0.492,P<0.05）。[结论]重点人群的总体知晓率和利用率均处于较高水平。重点人群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其中对病情分析满意、就诊环境满意、服务态度满意、预防接种服务满意的儿童家长总体满意度相对更高;对病情分析满意的孕产妇总体满意度相对更高;对诊疗水平满意、候诊时间满意、治疗效果满意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总体满意度相对更高;对诊疗水平满意、体检流程满意的老年人总体满意度相对更高。基本公卫从业人员的总体满意度处于一般水平,年龄越长、对晋升制度满意、收入水平满意、医患关系满意、绩效考核满意、工作能力满意的基本公卫从业人员总体满意度更高。基本公卫从业人员总体满意度和重点人群总体满意度存在正相关。
王蒙[9]（2020）在《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营模式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目的通过内、外环境分析探究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基于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的功能定位,探究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营模式可优化的环节和实现途径,增强机构内生动力,实现良好运营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法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通过对全国妇幼保健机构监测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发现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了解机构的优势和劣势;借鉴PEST分析法和波特五力分析模型,分析机构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把握外部环境中的机遇和威胁;运用SWOT分析法,为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营模式优化建议的提出提供基础。研究结果1.当前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的运营模式特点是注重成本控制、投入和产出结果以及公共卫生责任的落实。在这种模式下省级妇幼保健机构人力资源、资产、收入、服务量等指标均有所上升,但仍存在保健职能不突出、自我造血能力待加强和资源配置不足问题。2.省级妇幼保健机构面临政府多举措控费、健康需求多样化、卫生资源存在供需矛盾、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新技术和新模式等外部因素带来的机遇和威胁。3.结合SWOT分析结果,在基于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的功能定位上,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营模式优化建议如下:（1）服务群体和业务范围:妇幼保健机构的政策定位确定了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不同生命周期的妇女和儿童,包括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和患者。业务范围上,省级妇幼保健机构应根据自身的行业定位和服务群体的医疗保健消费需求对医疗保健服务内容做适应性调整,充分挖掘和整合现有和潜在资源的优势和特色,为妇女和儿童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连续性健康服务。（2）价值获取: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的运营战略是精细化战略和创新发展战略—以健康管理为主的“蓝海战略”,其发展方向应坚持公共卫生和群体保健的性质,运营管理中应注重政府、投资者、专家和人民群众的参与。为提高资源效率效益最大化,机构应实现HRP与HIS对接,搭建财务业务一体化的综合运营管理信息化平台;通过整合内部医疗保健服务资源,促进交叉学科发展,创新学科品牌建设;借助“互联网+健康”,推进省级妇幼保健机构医联体建设以整合外部资源。为提高服务效率和就医满意度,省级妇幼保健机构应立足于打造“超越健康需求者期望”的全流程健康服务,利用项目管理理论推动流程优化,并在机构内构建顺畅的临床—保健转介流程。（3）战略控制:为保持提高效率和效益的能力,省级妇幼保健机构应强化中层管理者的战略管理能力;设立运营管理部,实现医院管理职业化;创新运用DRGs科学管理工具,提升运营绩效;培养节能降耗的运营文化,形成成本控制的价值观;运营管理中注重关系维护,发展“熟人关系”。研究结论1.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的运营模式要立足于三方面的定位:政策定位、市场定位和自身定位。2.运营管理的核心是战略管理,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要进一步明确职能定位和战略目标,强化战略管理,完善组织制度和强化内涵建设,充分发挥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示范引领作用。3.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的运营模式要向质量效益型和高效率运营转型,通过开源节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组织运营效率以增强公益性服务提供能力,并通过跨界融合、学科融合,以新视角拓宽运营管理思路。4.省级妇幼保健机构应完善运营管理机制的建立,如全面预算和成本管理机制、运营分析和反馈机制、流程优化和再造机制、绩效管理机制等,以实现低成本、高效、有序运行。5.本文将企业管理理论运用到妇幼保健机构的管理中,认为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的运营模式是通过对服务群体、业务范围、价值获取和战略控制四个方面进行最佳选择,从而形成有助于机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双赢的操作路径的组合。
高银燕[10]（2020）在《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保健工作发展状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分析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卫生资源分布及变化状况,了解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保健工作开展情况并横向比较各县（区）差异,探究白银市各县（区）妇幼保健服务动静态效率。结合内部数据分析和对比全省、全国情况以及相关目标规划数据,综合评价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保健工作开展状况,识别各地区妇幼保健工作的薄弱方面和需要提升的相应环节,为优化白银市妇幼卫生资源配置、提高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和效率提供参考依据,促进白银市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方法:通过描述性分析方法分析白银市卫生资源分布和变化趋势;运用定基比、环比、趋势性χ2检验和Joinpoint回归方法综合评价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保健相关指标变化趋势;采用熵权系数法对2006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妇幼保健工作进行综合评分比较;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Malmquist指数分别分析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妇幼保健服务效率和2014-2018年白银市妇幼保健服务效率动态变化情况。结果:（1）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卫生资源总体为上升趋势,妇幼卫生人员数、妇幼卫生床位数和妇幼保健项目数均稳步增长。从妇幼卫生人员来看,2006-2018年妇幼卫生人员总数增幅为58.20%,其中护理人员数增长最多,医生数量为缓慢增长趋势。从妇幼卫生床位数来看,2006-2018年床位总数增幅为57.29%,其中儿科床位数和产科床位数增加最为明显。从妇幼保健项目来看,2006-2018年妇幼保健服务项目总数增幅为23.08%,妇女保健室和儿童保健室的项目数占比最多但增长变化不大,咨询门诊项目数显着增加。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妇幼卫生人员数和妇幼卫生床位数均存在分布不均衡的现象,白银区、平川区人均妇幼卫生资源拥有量处于全市较高水平,其次是景泰县和会宁县,靖远县则处于全市最低水平。（2）从孕产妇保健和健康指标来看,2006-2018年白银市产妇建卡率、孕妇产检率、产后访视率、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和住院分娩率均呈上升趋势,孕产妇中重度贫血患病率为下降趋势,孕产妇死亡率为波动变化趋势。从7岁以下儿童保健和健康指标来看,2006-2018年白银市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发生率和中重度贫血发生率均稳步下降,新生儿访视率、新生儿疾病筛查率、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和7岁以下儿童保健覆盖率总体均呈上升趋势,6个月内母乳喂养率总体为上下波动变化。从妇女常见病筛查和患病情况来看,2006-2018年白银市妇女常见病筛查率不断上升,妇女常见病总患病率呈无规律波动变化。（3）2006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孕产妇保健工作得分和7岁以下儿童保健工作评分总体均呈不断上升趋势,妇女常见病筛查工作评分为波动上升趋势,各县（区）各类别妇幼保健工作评分差异均不断缩小。各地区妇幼健康工作评分的高低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密不可分。（4）从数据包络分析静态结果来看,2018年白银区和靖远县妇幼保健服务效率处于相对有效状态,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景泰县妇幼保健服务效率为弱有效,规模报酬递增;平川区妇幼保健服务效率的无效状态是由技术水平较低和规模较小共同造成;会宁县妇幼保健服务效率的无效状态是由技术水平较低和规模较大共同造成。从Malmquist指数动态分析结果来看,2014-2018年白银市妇幼保健服务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为波动变化趋势,其效率变化主要受规模效率影响;2014-2018年白银区和平川区的妇幼保健服务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为上升趋势,其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分别为1.052和1.034,靖远县、会宁县和景泰县的妇幼保健服务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为下降趋势,其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0.984、0.867和0.869。结论:（1）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卫生资源总体为稳步上升趋势。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妇幼卫生人员数和妇幼卫生床位数均存在分布不均衡的现象。（2）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卫生事业有序推进,妇幼卫生工作指标数据总体呈上升趋势,妇幼健康与死亡相关指标数据总体呈下降趋势。2018年白银市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均已低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目标要求。（3）2006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妇幼健康工作综合评分总体为上升趋势,各地区差异不断缩小。（4）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妇幼保健服务效率存在差异。2014-2018年白银市妇幼保健服务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为波动变化趋势,其效率变化主要受规模效率影响;2014-2018年白银区和平川区的妇幼保健服务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为上升趋势,靖远县、会宁县和景泰县的妇幼保健服务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为下降趋势。
二、2002年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工作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工作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及完善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考核评价结果为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公共卫生服务实施状况的国际研究 |
| 2.2 公共卫生服务实施状况的国内研究 |
| 2.3 国内外同类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3.1 相关概念 |
| 3.2 理论基础 |
| 3.3 资料来源 |
| 3.4 质量控制 |
| 3.5 研究方法 |
| 3.6 技术路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本公卫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现状 |
| 4.1 基本公卫项目绩效考核结果 |
| 4.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现状 |
| 4.3 基本公卫项目建设存在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本公卫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构建 |
| 5.1 影响因素文献研究 |
| 5.2 关键知情人访谈 |
| 5.3 扎根理论质性分析 |
| 5.4 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本公卫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6.2 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 |
| 6.3 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 |
| 6.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
| 6.5 交互作用分析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讨论 |
| 7.1 研究方法学选择与应用 |
| 7.2 基于研究发现有关问题的明确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完善项目政策目标落实措施的策略 |
|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方案(济南市) |
| 附件2 关键知情人访谈问卷 |
| 附件3 关键知情人访谈资料整理示例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H市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现状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医疗卫生机构 |
| (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
| (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公共产品理论 |
| (二)激励机制理论 |
| 第二章 H市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现状 |
| 一、H市概况 |
| 二、H市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现状 |
| (一)服务体系 |
| (二)基础设施建设 |
| (三)人力资源 |
| (四)服务能力 |
| 第三章 H市农村基层卫生机构发展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发展困境 |
| (一)基础设施和应急物资匮乏 |
| (二)人才短缺且结构不合理 |
| (三)医疗与预防分割 |
| (四)信息化水平滞后 |
| 二、原因分析 |
| (一)财政对基础设施和应急物资投入不足 |
| (二)人才管理机制不灵活 |
| (三)医防融合重视程度不足 |
| (四)信息化建设缺乏统筹设计和管理 |
| 第四章 推进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的对策 |
| 一、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多渠道保障基础投入 |
| (一)加大政府财政投入 |
| (二)加强乡镇卫生院自我“造血”功能 |
| (三)加强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多渠道投入 |
| 二、优化人力资源政策,形成可持续性人才发展 |
| (一)加快引进和培养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人才 |
| (二)优化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激励机制 |
| (三)灵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培养模式 |
| 三、树立医防融合理念,完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 |
| (一)医学教育和业务培训突出医防融合理念 |
| (二)基本公卫慢性病项目探索医防融合 |
| (三)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树立医防融合管理理念 |
| 四、完善信息化顶层设计,充分发挥信息系统功能 |
| (一)政府建立信息一体化平台 |
| (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视运用信息化成果 |
| (三)乡村医生补齐信息化短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国际视野下江苏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及其分级诊疗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
| 1.2.2 分级诊疗 |
| 1.2.3 家庭医生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
| 1.2.4 医疗机构 |
| 1.2.5 医联体 |
| 1.2.6 卫生资源配置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简要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资料来源 |
| 1.6 创新性与不足 |
| 1.6.1 创新性 |
| 1.6.2 不足 |
| 第2章 国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研究 |
| 2.1 发达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研究 |
| 2.1.1 美国 |
| 2.1.2 英国 |
| 2.1.3 日本 |
| 2.2 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研究 |
| 2.2.1 古巴 |
| 2.2.2 泰国 |
| 2.3 五个国家的特点及经验启示 |
| 2.3.1 特点 |
| 2.3.2 经验启示 |
| 第3章 江苏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研究 |
| 3.1 江苏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 |
| 3.2 江苏省分级诊疗制度研究 |
| 3.2.1 分级诊疗制度探索历程 |
| 3.2.2 分级诊疗政策措施分析 |
| 3.3 江苏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研究 |
| 3.3.1 医疗资源配置现状分析 |
| 3.3.2 医疗资源配置公平性分析 |
| 3.3.3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
| 3.4 江苏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障碍 |
| 3.4.1 医疗服务参与者角度 |
| 3.4.2 现有政策措施角度 |
| 3.4.3 医疗资源配置方面 |
| 第4章 结论与建议 |
| 4.1 结论 |
| 4.1.1 政策措施稳步推进,分级医疗服务体系尚未形成 |
| 4.1.2 卫生资源总量稳定增长,结构合理性欠缺 |
| 4.1.3 卫生资源配置总体公平,地域间差异较大 |
| 4.1.4 卫生资源效率整体较高,部分城市需要调整 |
| 4.1.5 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技术效率亟待提高 |
| 4.2 建议 |
| 4.2.1 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 |
| 4.2.2 明确医疗机构功能定位,构建三级医疗服务体系 |
| 4.2.3 完善全科医生培养和激励机制,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
| 4.2.4 促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发挥医疗保险政策杠杆作用 |
| 4.2.5 建立居民健康信息库,推进“互联网+医疗” |
| 4.2.6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夯实分级诊疗根基 |
| 4.2.7 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论文概况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 一、“缠”与“放”之间 |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 二、群体特征 |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 结语 |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苏粤两地孕产期保健管理运行机制的量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1.孕产期保健体系的建设关乎母婴健康 |
| 2.管理运行机制是孕产期保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3.我国孕产期保健体系建设的挑战和机遇 |
| 4.对管理运行机制进行量化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
| 5.江苏和广东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对孕产期保健的评价研究 |
| 2.国内对孕产期保健的评价研究 |
| 3.简要述评 |
| 三、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一、资料来源 |
| 1.政策文件的收集 |
| 2.管理运行机制的初步量化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1.卫生系统宏观模型 |
| 2.规范差距分析法 |
| 3.结构方程模型 |
| 4.数据分析方法 |
| 三、质量控制 |
| 四、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一、管理与监控机制健全情况分析 |
| 1.管理与监控齐全程度 |
| 2.管理与监控机制的可落实程度 |
| 3.管理与监控机制的健全程度 |
| 二、计划与评价机制健全情况分析 |
| 1.中长期规划的设置情况 |
| 2.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情况 |
| 3.中长期目标和评价标准可落实性 |
| 4.计划与评价机制的健全程度 |
| 三、筹资与补偿机制的健全情况分析 |
| 1.明确筹资与补偿机制经费投入水平的程度 |
| 2.明确筹资与补偿机制政府主导地位的程度 |
| 3.筹资与补偿机制的可落实程度 |
| 4.筹资与补偿机制的健全程度 |
| 四、协调与激励机制健全情况分析 |
| 1.协调机制的覆盖范围 |
| 2.激励机制的覆盖范围 |
| 3.协调与激励机制的权威程度 |
| 4.协调与激励机制的可行程度 |
| 5.协调与激励机制的健全程度 |
| 五、管理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分析 |
| 1.管理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现状 |
| 2.管理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系 |
| 六、结构方程模型 |
| 1.变量选择和定义 |
| 2.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
| 3.模型拟合与评价 |
| 4.模型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与建议 |
| 一、苏粤两地均重视管理运行机制的建设 |
| 二、管理运行机制对健康结果的改善作用初步体现 |
| 三、江苏孕产期保健管理运行机制的健全程度略优于广东 |
| 四、苏粤两地管理运行机制待完善之处 |
| 1.各相关部门职责的明确程度较低 |
| 2.主要部门职责清晰可考且有考核主体的程度较低 |
| 3.筹资中政府的主导地位和经费增长机制有待完善 |
| 4.缺乏对重大孕产期保健问题的制度性协调机制 |
| 5.业务主管部门缺乏可执行的激励机制 |
| 五、建议 |
| 1.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建立“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长效机制 |
| 2.明确政府筹资主导地位,保障经费的稳定投入和增长 |
| 3.建立多部门参与的协调机制,提升对重大孕产期保健问题的协调能力 |
| 4.明确业务主管部门的激励措施,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 |
| 六、基于政策文件对管理机制量化具有可行性 |
| 第五章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我国孕产期保健评价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中国云南省与柬埔寨的卫生体系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以字母顺序排列）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研究背景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建议 |
| 研究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公卫从业人员与重点人群满意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提出” |
| 1.1.2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进展情况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国内外关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服务对象的满意度研究 |
| 2.3 国内外关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从业人员的满意度研究 |
| 2.4 国内外医务人员满意度与患者满意度关系的研究现状 |
| 第三章 资料与方法 |
| 3.1 研究内容 |
| 3.2 研究对象 |
| 3.3 样本含量 |
| 3.4 抽样方法 |
| 3.5 研究方法 |
| 3.5.1 文献研究 |
| 3.5.2 问卷调查 |
| 3.5.3 定性访谈 |
| 3.5.4 相关定义 |
| 3.6 数据分析方法 |
| 3.7 质量控制 |
| 3.8 技术路线 |
| 第四章 结果 |
| 4.1 样本特征 |
| 4.2 基本公卫从业人员一般情况 |
| 4.2.1 基本情况 |
| 4.2.2 薪酬待遇情况 |
| 4.2.3 工作相关情况 |
| 4.3 0～3岁儿童一般情况 |
| 4.3.1 基本情况 |
| 4.3.2 儿童健康管理情况 |
| 4.3.3 健康知识需求 |
| 4.4 孕产妇一般情况 |
| 4.4.1 基本情况 |
| 4.4.2 孕期相关信息 |
| 4.4.3 孕产期保健服务 |
| 4.5 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一般情况 |
| 4.5.1 基本情况 |
| 4.5.2 身体健康状况 |
| 4.5.3 健康管理情况 |
| 4.6 老年人一般情况 |
| 4.6.1 基本情况 |
| 4.6.2 身体健康状况 |
| 4.6.3 健康管理情况 |
| 4.7 重点人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情况 |
| 4.7.1 重点人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情况影响因素 |
| 4.7.2 重点人群知晓途径分析 |
| 4.8 重点人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影响因素 |
| 4.8.1 重点人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单因素分析 |
| 4.8.2 重点人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多因素分析 |
| 4.9 基本公卫从业人员与重点人群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 |
| 4.9.1 基本公卫从业人员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 |
| 4.9.2 0～3岁儿童家长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 |
| 4.9.3 孕产妇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 |
| 4.9.4 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 |
| 4.9.5 老年人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 |
| 4.9.6 基本公卫从业人员与重点人群满意度相关性分析 |
| 第五章 讨论 |
| 5.1 重点人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情况 |
| 5.1.1 不同类别重点人群的知晓率差异显着 |
| 5.1.2 不同类别重点人群知晓途径差异显着 |
| 5.2 重点人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情况 |
| 5.2.1 不同类别重点人群服务利用现状 |
| 5.2.2 重点人群服务利用情况影响因素 |
| 5.3 重点人群的满意度现状 |
| 5.3.1 不同类别重点人群的总体满意度 |
| 5.3.2 不同类别重点人群总体满意度影响因素 |
| 5.4 基本公卫从业人员现状 |
| 5.4.1 基本公卫从业人员数量和质量不足 |
| 5.4.2 基本公卫从业人员总体满意度影响因素 |
| 5.5 基本公卫从业人员的总体满意度与重点人群总体满意度呈正相关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6.2.1 加强项目宣传,提高知晓率和利用率 |
| 6.2.2 提高基层服务能力,改善患者满意度 |
| 6.2.3 提高基层医务人员薪酬待遇,改善其工作满意度 |
| 6.2.4 建立以患者满意度和基层医务人员满意度互为导向的提升机制 |
| 第七章 研究的创新与局限性 |
| 7.1 创新性 |
| 7.2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多因素赋值表 |
| 附录Ⅱ 调查问卷 |
| 附录Ⅲ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9）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营模式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妇幼保健工作的重要性 |
| 1.1.2 妇幼卫生服务体系 |
| 1.1.3 妇幼保健机构的功能定位 |
| 1.2 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1.2.3 战略管理理论 |
| 1.2.4 四要素理论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的运行现状及问题分析 |
| 2.1 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的运行现状 |
| 2.1.1 一般情况 |
| 2.1.2 资源配置现状 |
| 2.1.3 服务提供情况 |
| 2.2 妇幼保健机构运营模式现状 |
| 2.3 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行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 |
| 2.3.1 重临床、轻保健 |
| 2.3.2 自我造血能力待加强 |
| 2.3.3 资源配置不足 |
| 第三章 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营环境分析 |
| 3.1 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社会环境分析 |
| 3.1.1 政策环境分析 |
| 3.1.2 经济环境分析 |
| 3.1.3 社会因素环境分析 |
| 3.1.4 市场竞争环境分析 |
| 3.2 省级妇幼保健机构技术环境分析 |
| 3.2.1 信息变革推动医疗新技术、新项目发展 |
| 3.2.2 科学管理是医院管理的发展趋势 |
| 3.3 妇幼保健机构运营模式分析及借鉴 |
| 3.3.1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
| 3.3.2 集团化运营模式 |
| 3.4 省级妇幼保健机构SWOT分析 |
| 第四章 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营模式优化建议 |
| 4.1 细分服务群体和延伸业务范围 |
| 4.2 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营模式的发展方向和运营战略 |
| 4.2.1 牢牢把握公共卫生和群体保健性质,体现党和政府的责任 |
| 4.2.2 重视党和政府、投资者、专家群体和受益群体的参与 |
| 4.2.3 精细化战略和“蓝海”战略 |
| 4.3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
| 4.3.1 整合内外资源 |
| 4.3.2 优化服务流程 |
| 4.4 建立省级妇幼保健机构的战略控制力 |
| 4.4.1 强化省级妇幼保健机构中层管理者的战略管理能力 |
| 4.4.2 设立运营管理部,实现医院管理职业化 |
| 4.4.3 运用DRGs提升妇幼保健机构的运营绩效 |
| 4.4.4 培养节能降耗的运营效率文化 |
| 4.4.5 客户关系策略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保健工作发展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文献研究法 |
| 2.2.2 描述性分析法 |
| 2.2.3 统计分析和模型构建 |
| 2.3 研究假设 |
| 2.4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白银市各县(区)社会经济基本概况 |
| 3.2 2006-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妇幼卫生资源分布及变化情况 |
| 3.2.1 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卫生资源变化趋势 |
| 3.2.2 白银市各县(区)妇幼卫生资源分布情况 |
| 3.3 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保健工作发展状况 |
| 3.3.1 2006-2018年白银市孕产妇保健工作进展 |
| 3.3.2 2006-2018年白银市7岁以下儿童保健工作进展 |
| 3.3.3 2006-2018年白银市女性常见病筛查工作进展 |
| 3.4 2006~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妇幼保健工作开展情况 |
| 3.4.1 2006~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孕产妇保健工作得分 |
| 3.4.2 2006~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7岁以下儿童保健工作得分 |
| 3.4.3 2006~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妇女常见病筛查工作得分 |
| 3.5 白银市各县(区)妇幼保健服务效率 |
| 3.5.1 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选取及指标基本情况 |
| 3.5.2 基于DEA模型的投入-产出静态分析结果 |
| 3.5.3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投入-产出动态分析结果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对主要研究方法的讨论 |
| 4.1.1 基于Joinpoint回归分析白银市妇幼保健工作发展状况 |
| 4.1.2 基于熵权系数法测算白银市各县(区)妇幼保健工作得分 |
| 4.1.3 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评价白银市妇幼保健服务效率 |
| 4.2 对主要研究结果的讨论 |
| 4.2.1 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卫生资源变化和分布情况分析 |
| 4.2.2 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保健工作发展状况研究 |
| 4.2.3 2006~2018年白银市各县(区)妇幼保健工作比较分析 |
| 4.2.4 白银市各县(区)妇幼保健服务效率动静态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2002年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工作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及完善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考核评价结果为实证[D]. 刘铁诚. 山东大学, 2021(12)
- [3]H市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 葛飞. 河南大学, 2020(06)
- [4]国际视野下江苏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及其分级诊疗制度研究[D]. 李倩.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2)
- [5]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6]苏粤两地孕产期保健管理运行机制的量化分析[D]. 张琪明. 南京医科大学, 2020(07)
- [7]中国云南省与柬埔寨的卫生体系比较研究[D]. 龚雪蕾. 昆明医科大学, 2020(02)
- [8]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公卫从业人员与重点人群满意度研究[D]. 杨丽.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05)
- [9]省级妇幼保健机构运营模式优化研究[D]. 王蒙. 兰州大学, 2020(01)
- [10]2006-2018年白银市妇幼保健工作发展状况研究[D]. 高银燕. 兰州大学, 2020(01)
标签：公共卫生论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项目目标论文; 共生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