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苏昆山绰墩遗址又有发现（论文文献综述）
彭辉[1]（2020）在《崧泽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崧泽文化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由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转变的重要考古资料,研究崧泽文化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道路的进程。根据常州新岗、张家港东山村、上海崧泽、嘉兴南河浜、湖州毘山五座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典型陶器类型学分析、构筑的崧泽文化分期体系把崧泽文化分为早、中、晚、末四期。不同地域的遗址聚集情况和器物特征,以及太湖流域地理地貌和水系特点的归纳和分析表明,崧泽文化大致可分为长江南岸、太湖东部、太湖东南部、太湖西南部、杭州湾五个地域类型。崧泽文化的地域特征是伴随着太湖流域的环境更替、史前人口流动迁徙逐步开发形成的,崧泽文化地域类型形成的时间有早晚,至迟在崧泽文化晚期时五个地域类型已完全形成。在崧泽文化的地域特征形成过程中,地质地貌和水系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地域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太湖南北的崧泽文化不同的发展道路。太湖北部的崧泽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广泛竞争和交流下,陶器与玉器偏重简单造型和实用功能,在社会发展中重视军权和王权,较早的步入军事民主制的“英雄时代”。太湖南部的崧泽文化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在对抗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衍生出巫师阶层和原始宗教。太湖南部的陶器和玉器包含象征主义和精神信仰的成分更多,诞生了崧泽文化最早的祭坛,反映了崧泽人对自然的崇敬和膜拜。太湖南部的崧泽文化神权合一的道路,与太湖北部的社会发展道路截然不同。为日后在这一地区形成一个发达繁荣、特点鲜明、神王一体的良渚古国起到奠基之功。崧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是环境、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形成的。从马家浜到崧泽阶段气候环境的重大变化造成史前人类生计方式的巨大转变,由此带来的聚落变迁客观上带动了崧泽文化传播速度的加剧,与周边文化技术与资源的广泛交流引发崧泽文化自身的生产力变革。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变化的过程,既包含了对传统的扬弃,又有外来文化的融合和重塑。早期崧泽文化正是在多重的文化传播浪潮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崧泽风格”。不同地域类型的崧泽文化墓地和聚落同步显示了崧泽社会经历了从平等社会到分层社会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墓地和居址为代表的社会单位由聚集向分散变化,社会结构从二元阶层社会向三元阶层社会转变。崧泽墓地由早期的单一公共墓地向晚期多个具有亲缘联系的墓组变化。墓组规模大小、墓葬组成、富裕程度不一。墓组内部也有显着的等级分化。居址普遍经历了由聚集到分散,由大房子到小房子的过程,显示出家族群居向个体家庭的转化。崧泽社会分化进程由太湖北部向太湖南部逐渐扩展。太湖南部崧泽晚期社会结构稳定合理,社会进程持续发展,是太湖南部得以孕育发展出良渚文化的重要前提,而长江南岸和太湖东部因为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晚期社会秩序失衡,是太湖北部和东部未能继续发展的主因。崧泽文化土台最早是先民为了适应潮湿内涝的地理环境而进行的人为干预,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太湖东南部最早出现了用以居住的土台形式;其后,土台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祭台的出现标志着土台逐步走向神圣化。崧泽文化末期后,以小土台为核心,墓地围绕土台的结构,标志着聚落内部家族独立性的显着增强。良渚文化沿袭了崧泽文化土台的形式,形成了居址、高台墓地、祭坛三种建筑形式。崧泽文化以玉石器为代表的手工业聚落结构完整、功能分区严密、操作链清晰,体现了崧泽时期玉石器工业的进步程度,为良渚文化发达的玉石器工业奠定基础。总之,崧泽文化在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该地区从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黄海波[2]（2020）在《“觚”的起源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铜觚为基点,向前追溯铜觚的前身,在早于铜觚的器物中试图找出觚这类器的流布与嬗变。我们通过梳理材料找出了陶觚形杯、漆觚形杯两大类相关材料,且以陶觚形杯为大宗,我们根据觚形杯的类型与年代将其分为四期六大区,找出觚形杯最早诞生的地区,梳理了各地区间的交流关系和传播路线,并结合出土情境探讨了觚形杯如何从一类普通的实用器逐渐“入主”中原成为商周核心礼器成员之一,最后结合新石器时代和夏商西周时期出现的有关觚的相似考古现象加以考察其功能。
王永磊[3]（2019）在《环太湖东部地区马家浜文化的分期和年代》文中研究说明环太湖东部地区包括地理上的杭嘉湖平原地区与苏松地区,是传统认识的马家浜文化分布区。马家浜时期,环太湖地区东、西部分别分布着马家浜文化与骆驼墩文化。根据圩墩、新岗、崧泽、东山村、绰墩、广福村、马家浜、吴家浜、罗家角、庙前等遗址的分期,结合典型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可将马家浜文化划分为两期五段。马家浜文化早期,杭嘉湖地区存在罗家角早期类型;晚期,苏松地区为草鞋山类型,杭嘉湖地区则为罗家角晚期类型。根据碳-14测年与热释光测年数据,马家浜文化绝对年代大致在BC5200～BC3800年,绝大部分数据是马家浜文化晚期数据,集中在BC4500～BC3800年。
蒋桐阳[4]（2019）在《良渚玉器神人兽面纹的原型和涵义新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良渚文化以玉器闻名于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更是与良渚先民的精神生活有特别密切的关系,直接关系到良渚先民的信仰。自其面世以来,相关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对其纹饰的原型及涵义的探讨,至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在我们看来,对良渚玉器神人兽面纹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揭开良渚先民信仰的一个突破口,同时可能为探索中国自古以来的龙信仰找到新的线索,本文尝试引入相关古生物学与宗教学资料进行新的探讨。通过对神人兽面纹的构形分析,上神下兽的构图应当具有其特殊含义,上方神人或许与祖先崇拜有关;下方的兽面纹在其文化的发展中有一个自成体系的清晰的演变脉络,并发现兽面纹有极大的可能来自于出现在该地崧泽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信仰的“龙首纹”。与良渚文化相近的时期里,中国的辽河、黄河流域都有相关的龙形玉器出土,说明中国在很大的地域范围内有龙信仰的存在,良渚文化的龙首纹玉器与这些时期内的龙形玉器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这可能意味着良渚文化其实也存在着龙信仰。同时相关的考古与文献材料也显示,中国曾出现过相对于传说的龙而存在的生物龙,学者们认为生物龙的原型就是鳄鱼,且很有可能是有活化石之称的扬子鳄。良渚玉器上兽面纹所反映的生物原型,应与当时的生物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很可能取自当时普遍存在而对当地居民又有较大威胁的某种动物。而我们通过对良渚时代长江三角洲地理、气候和生物背景的整理,发现不止在良渚文化地区,在全国很大范围内都有合乎文献对于生物龙的特征描述的鳄鱼存在。对比分析对于神人兽面纹的各类原型研究发现,鳄鱼的习性与外貌特征更加符合兽面纹所描述的对象,而宗教学对于原始宗教的发展演变的定义更是将兽面纹原型指向了源自于鳄鱼的自然崇拜,将神人纹的原型指向了祖先崇拜。综上我们认为良渚玉器神人兽面纹其主要纹饰兽面纹的原型是鳄鱼,到目前为止,关于龙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河南濮阳西水坡的蚌龙,从史前时期开始就普遍存在于华夏大地的龙信仰与良渚文化之间应当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也是本文着重探讨的。
王斌[5]（2019）在《马家浜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家浜文化是以1959年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是目前环太湖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誉为“江南文化之源”。其与后续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一脉相承,成为探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面貌,释读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问题的极好个案。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积累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于马家浜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本文结合马家浜文化诸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及学界数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从分期年代与类型分布、气候特征与地理环境、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聚落形态与社会生活、埋葬制度与意识信仰等角度对马家浜文化给予综合阐释。在分期年代与类型分布方面。目前,关于马家浜文化的分期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文章借助典型遗址分析和典型陶器演化,将马家浜文化遗存划分为早晚两期六段,并以此为标准对其他遗址展开观察。相对年代上,把圜底或平底腰沿釜、双目式圆柱形鼎足、牛鼻形器耳、长方形炉箅、双袋足异形鬶等的消失作为马家浜文化的结束年代;绝对年代上,参照碳十四测年数据和热释光年代数据分析,大致落在距今7000-5800年。空间分布上,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其影响所及,东到海滨,西达皖中平原、宁镇山脉一带,南至杭州湾及宁绍平原地区,北可达江淮之间。类型划分上,以圜底釜与平底釜的地区差异而区分为罗家角-草鞋山类型和骆驼墩-祁头山类型。在气候特征与地理环境方面。马家浜文化时值全新世中期大暖期的暖湿阶段,属于亚热带热暖湿润气候,是全新世气候最为适宜期。此时的自然环境,河流、湖泊、沼泽、平原遍布,水量充沛,水位较高,植被良好,果实丰富,混交林覆盖率高,动物群种类多样。优越的气候、环境特征,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生存条件,有利于史前文化的孕育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此时的马家浜先民已不再完全受制于自然环境,能够通过调整自身行为进而对生存环境加以主观能动的改造。在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方面。马家浜时期的社会生产状况可分为以石器、陶器、骨器、玉器、木器、漆器以及编织物制作为主要内容的手工业生产,以采集、渔猎、家畜饲养、稻作农业为中心的经济生产两大部分。其中,石器制作中的双面管钻技术、陶器制作上泥条盘筑法的使用、骨器种类的多样性、木器漆器的先进性、玉器制作的别致性、纬起花的罗纹织物等满足生活所需的手工业,体现出马家浜先民的生存方式。随着定居生活的开始,除采集与渔猎外,家畜饲养和农业经济也获得极大进步。水稻是马家浜先民所种植的重要农作物。该时期一定数量的炭化稻谷及水稻田遗迹、粳稻与籼稻并存的种植结构以及与水稻田相配套的灌溉系统,表明马家浜文化已处于以定居为表征的原始耜耕农业经济阶段。在聚落形态与社会生活方面。马家浜文化尚未揭露出大规模且较为完整的聚落遗址。马家浜时期的聚落遗址往往不具有完整的独立性。文化遗址早期堆积之上可能叠压有晚期的聚落遗存,甚至涵盖后续崧泽、良渚文化乃至更晚期文化的聚落堆积。其聚落本身有时也有着不止一个时期的稳定聚落期。先民进行聚落选址时,已充分注意到对周边环境的综合利用,或选择临近湖海河流的山坡、平地以及山脚下,或选择高凸于四周地面且有河流、湖泊和农田的台墩。在聚落结构上,存在着功能性分区迹象。该时期的居址往往因地制宜,合理选择干栏式建筑和地面式建筑。从分布面积、房屋设施和内部构造分析,马家浜时期的家庭规模均不大,存在着公共设施,过着集体聚居的社会生活。在埋葬制度与意识信仰方面。马家浜文化墓葬推崇以平地覆土掩埋及长方形浅坑竖穴墓相结合的葬制;广泛采用俯身直肢葬式及头向北的埋葬方式;以血缘为纽带的同性合葬墓时有出现;木质葬具的使用;随葬品一般较少,分布有一定规律,女性墓随葬比例高于男性;氏族公共墓地的存在;原始祭坛的出现;部分墓葬反映出拔牙习俗及使用陶器覆盖头部的葬俗;有的墓葬存在使用龟甲随葬迹象。墓葬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贫富分化,但至马家浜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不平衡地分配社会产品的可能,社会已开始出现分化迹象。从该时期陶塑、雕刻制品可以窥探先民的原始意识形态观念。其中,陶塑品附带较多观赏性和礼仪性的意味特征;雕刻品则反映出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古朴的美学观念。在马家浜文化其它相关问题方面。马家浜文化的源头,目前尚未可知,但从其文化面貌及发展水平看,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受到南、北方系文化因素的显着影响。马家浜文化曾广泛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受到河姆渡、大溪、北辛、北阴阳营、仰韶文化等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当前,太湖东西部在文化面貌上存在差异,以平底釜为代表的太湖西北部地区和以圜底釜为代表的太湖东南部地区,两者属于一个整体的“马家浜文化”的不同类型。在聚焦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过渡时期的文化面貌时,可发现崧泽文化早期具有比较明显的从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过渡的性质。在审视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时,可发现陶器工艺的一脉相承、石器制作的精神物化、尚玉习俗的风气延续、农耕技术的不断革新、祭祀礼制的逐步成熟等较多的马家浜文化因素。总之,马家浜文化为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整体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时至今日,马家浜文化研究仍然是一个似新非新、似旧非旧的课题。本文所作综合讨论,将为今后进一步探究马家浜文化乃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民社会形态提供必要的参考。
聂倩洁[6]（2019）在《环太湖地区崧泽、良渚文化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文中提出原始时期先民总体的生活水平比较低,对于许多自然现象还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认为所有事物的背后都有神灵在操纵,于是先民便通过祭祀这种活动向神灵禳灾祈福。崧泽时期先民们依据他们观念中自然界神灵存在的形式使用不同的祭祀方式,如瘗埋、燎祭和在祭坛上举行祭祀活动。良渚先民传承了崧泽先民的祭祀方式,但精神信仰却在传承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不同的祭祀方式也反映出人们的社会等级,说明了祭祀这种礼仪性活动能够反映史前时期先民已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按时空顺序梳理了环太湖地区发现的崧泽、良渚时期的祭祀遗存,并对各个地区祭祀遗存的异同点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瘗埋遗存的祭祀对象和内涵进行分析,包括了瘗埋遗存中动物牺牲及人牲的内涵。第三部分是对燎祭遗迹的祭祀对象,包括祭祀对象的发展演变和燎祭遗迹的内涵分析。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不同类型的祭祀遗存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社会等级,即当时社会中不同的阶层使用不同的祭祀方式,每个阶层都不得僭越,并对祭坛的内涵进了分析。第五部分是关于祭祀仪式的主持者——巫师以及祭祀仪式的作用,主要介绍了祭祀活动中巫师的作用及祭祀仪式对当时社会的作用。通过举行祭祀活动,可能对于当时良渚社会结构的扩大以及社会权力等级的划分提供了帮助。
潘艳,袁靖[7]（2018）在《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长江下游的生业形态研究(上)》文中研究表明近万年以来,长江下游一直有古人类栖居,见证了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先民在具有本地特色的多元化生业实践中,最终奠定了以水稻栽培和家猪饲养为主、多种经济类动植物管理为辅的生业经济格局。本文对该地区新石器至先秦时代57处遗址所开展的动、植物考古和骨骼稳定同位素研究的数据进行梳理,初步评估各遗址中农作物和家养动物在动植物组合中的比例,进而分析生业活动的类型和特点、生业经济的宏观历时变迁,以及与物种驯化起源、强化农业的确立和衰落相关的问题。长江下游在距今10000年左右已有以水稻栽培为代表的农业因素。距今8200年5300年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期,动物资源以狩猎采集为主、家养为辅,植物资源从水生植物果实逐步过渡到以水稻为主,水田耕作技术得到发展。距今5300年43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达到全盛,以水稻强化生产和家猪饲养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确立。随着良渚文化的式微,农耕和家畜饲养都有所萎缩。商周时期,北方旱地耕作传入。我们提出,未来的研究应重视该地区生业的多元性特点,把对水稻的特别关注转向对更多其它物种的考察,从人类生态学角度全面地解读长时段人地关系的变迁。
郭梦雨[8]（2018）在《环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环杭州湾地区,即杭州湾、钱塘江的南北两岸地区,可进一步划分为环太湖、曹娥江以东、浦阳江流域及钱塘江上游三个小的地理片区。这一地区共发现10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分别是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马家浜文化、骆驼墩文化、河姆渡文化、楼家桥类型、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本文第一章简要说明论文的整体结构、年代体系及研究的方法、目的。第二至四章分别对环太湖、曹娥江以东、浦阳江流域及钱塘江上游三个区域的10支考古学文化或类型进行全面的编年研究。第五章对环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与文化系统进行梳理。通过对环太湖、曹娥江以东、浦阳江流域及钱塘江上游三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的横向对比,将他们统一为九个大的时间段,并可与北方地区查海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阶段、二里头文化时期对应起来。再结合九个阶段中出土典型陶器的种类和形制变化,最终将他们整合为三个时期:前陶釜时期、陶釜时期和陶鼎时期。另外,通过考古学文化遗存亲缘关系的比较,划分出了两个大的文化系统,即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系统和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系统。第六章中通过分析查海时代、仰韶时代早期、仰韶时代中期、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环杭州湾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演进格局,可以总结出:自仰韶早期的马家浜文化晚期开始,太湖文化区初步形成并逐渐主导环杭州湾地区的文化面貌,这一形势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鼎盛,同时,也扩展到了江淮地区、宁镇东缘地区等,并最终在钱山漾——广富林文化阶段稳定在太湖、浦阳江及钱塘江上游、曹娥江以东三个区域构成的环杭州湾地区。第七章是通过环杭州湾地区诸考古学文化与周边文化的比较,确立以本地区文化为核心的年代对应关系。
郭明建[9]（2018）在《良渚文化微观聚落研究》文中提出聚落考古是一种主要源于西方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和思路,一般来说,它是指以聚落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古学方法。其中"聚落"一词在英语中为"settlement",本意指人们居住的地方;而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它则引申为"人类占据地表的一种具体的表现"（Peter. Haggett）,或者我们经常使用"聚落形态"一词代替它,其定义为"人类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它是指住宅和其排列方式,以及与社群生活相关的其他建筑物的性质和安置"。由于"这些聚落反映了自然环境、建造者所拥有的技术水平和各种维系
熊凯[10]（2018）在《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演进与国家起源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长江下游地区包括:安徽、江苏的沿江两岸地区、浙江北部、上海市全境,是研究中国史前社会与文明进程的重要地区。经过长时段的发掘与研究,其核心地区太湖平原已经形成众所周知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序列,加之其他地区的遗址的进一步发掘,该地区已经形成完整的文明演进链,为进一步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进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长江下游地区的早期文明演进大致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距今约10000年7000年,长江下游地区的生产力得到初步发展,已经出现水稻种植,生产工具主要为打制石器,整个社会以狩猎为主,种植业为辅。从上山遗址看出,当时人们共用房屋、灶坑和窖穴,还处于集体生活状态。从草鞋山、马家浜文化墓葬看,女性随葬高于男性。由此表明当时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墓葬进行统一规划,原始宗教开始产生。距今约7000年5500年,长江下游地区在农业生产方面得到更大发展,在草鞋山遗址中发现了灌溉水田,且出现专门的鹿角点播器和骨耜。在北阴阳营遗址中发现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石器,制作工艺繁复,表明当时的手工业发达。在镇江左湖遗址发现了分间房屋和单独的窖穴。在绰墩遗址中发现了男女并穴葬,且占绰墩马家浜和崧泽文化时期墓葬比例较大,表明已出现对偶婚。说明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偶婚制家庭时期。宗教意识更为强烈,已经出现了祭坛。距今约55004000年,在余山茅坪出现了明确灌溉系统和道路系统的水田,且发现有大量用于深耕的石犁,农业得到很大发展。这个时期手工业飞速发展,特别是玉器制造,在整个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玉器,且都制作精美,工艺技术高超。在南河浜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期草鞋山遗址、福泉山遗址中发现了女性作为陪葬品葬入男性墓葬中。在良渚文化绰墩、龙南遗址、肥西唐岗遗址、钱山漾遗址中,出现独立的房屋和窖穴。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到专偶制家庭阶段。人殉、大型墓地、首领的出现,表明这一时期阶级分化开始出现且逐渐加剧。且在良渚文化中期,出现了大型水利工程、大型良渚文化城址、高规格建筑。大型水利工程可能为保护公众的利益,但城址的修建及大型粮仓的存在是为保护小部分人的利益,城外的百姓难以享受,且出现一部分高规格大型墓葬的强制性劳动与殉葬,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强制性公共权力阶段,早期国家已经产生。与长江中游地区相比,长江下游地区在生产力发展、私有制产生、专偶制家庭出现、城址、宫殿等方面都较为滞后,二者家长制家庭公社都不明显。与海岱地区相比,在水稻种植上长江下游地区领先,而在宫殿遗址出现的时间上,海岱地区要领先于长江下游地区。
二、江苏昆山绰墩遗址又有发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苏昆山绰墩遗址又有发现（论文提纲范文）
（1）崧泽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概论 |
| 1.1 崧泽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 |
| 1.1.1 崧泽文化遗址发掘简史 |
| 1.1.2 崧泽文化的研究历程 |
| 1.2 存在问题 |
| 1.3 研究目标和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3 学术创新 |
| 1.3.4 器名定则 |
| 第二章 崧泽文化分期 |
| 2.1 研究回顾 |
| 2.2 新岗遗址分期 |
| 2.2.1 遗址概况 |
| 2.2.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2.3 墓葬分期 |
| 2.3 东山村遗址分期 |
| 2.3.1 遗址概况 |
| 2.3.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3.3 墓葬分期 |
| 2.4 崧泽遗址的分期 |
| 2.4.1 遗址概况 |
| 2.4.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4.3 墓葬分期 |
| 2.5 南河浜遗址分期 |
| 2.5.1 遗址概况 |
| 2.5.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5.3 墓葬分期 |
| 2.6 毘山遗址的分期 |
| 2.6.1 遗址概况 |
| 2.6.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6.3 墓葬分期 |
| 2.7 典型遗址的分期 |
| 2.8 其他崧泽文化遗址分期 |
| 2.8.1 其他崧泽文化遗址特征 |
| 2.8.2 其他遗址分期 |
| 第三章 崧泽文化的分区 |
| 3.1 研究回顾 |
| 3.2 崧泽文化遗址与水文地貌 |
| 3.2.1 崧泽文化遗址与现代太湖流域水系的关系 |
| 3.2.2 崧泽文化时期太湖流域水文地貌的变迁 |
| 3.3 崧泽文化遗址的时空分布 |
| 3.3.1 遗址分布 |
| 3.4 崧泽文化的地域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崧泽文化的形成 |
| 4.1 研究回顾 |
| 4.2 崧泽文化早期阶段的特征 |
| 4.2.1 崧泽文化早期第一阶段 |
| 4.2.2 崧泽文化早期第二阶段 |
| 4.3 崧泽文化形成中的外来因素分析 |
| 4.3.1 与薛家岗文化的关系 |
| 4.3.2 与黄鳝嘴文化的关系 |
| 4.3.3 与凌家滩文化的关系 |
| 4.3.4 与北阴阳营文化的关系 |
| 4.4 影响崧泽文化形成的其他因素 |
| 4.4.1 自然因素 |
| 4.4.2 经济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崧泽文化的墓地 |
| 5.1 研究方法 |
| 5.2 新岗墓地分析 |
| 5.2.1 墓葬分类 |
| 5.2.2 社会结构 |
| 5.2.3 墓组分析 |
| 5.2.4 新岗墓地小结 |
| 5.3 东山村墓地分析 |
| 5.3.1 墓葬分类 |
| 5.3.2 社会结构 |
| 5.3.3 墓组分析 |
| 5.3.4 东山村墓地小结 |
| 5.4 崧泽墓地分析 |
| 5.4.1 墓葬分类 |
| 5.4.2 社会结构 |
| 5.4.3 墓组分析 |
| 5.4.4 崧泽墓地小结 |
| 5.5 南河浜墓地分析 |
| 5.5.1 墓葬分类 |
| 5.5.2 社会结构 |
| 5.5.3 墓组分析 |
| 5.5.4 南河浜墓地小结 |
| 5.6 毘山墓地分析 |
| 5.6.1 墓葬分类 |
| 5.6.2 社会结构 |
| 5.6.3 墓组分析 |
| 5.6.4 毘山墓地小结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崧泽文化的聚落 |
| 6.1 研究回顾 |
| 6.2 崧泽文化聚落结构 |
| 6.2.1 东山村遗址的聚落 |
| 6.2.2 南河浜遗址的聚落 |
| 6.2.3 仙坛庙遗址的聚落 |
| 6.2.4 崧泽文化聚落特点 |
| 6.3 崧泽时期的台形遗迹 |
| 6.3.1 太湖流域台形遗迹 |
| 6.3.2 崧泽文化时期台形遗迹的特点 |
| 6.3.3 崧泽文化土台对后续文化的影响 |
| 6.4 崧泽文化的手工业 |
| 6.4.1 方家洲遗址的聚落结构 |
| 6.4.2 方家洲玉石器工业的特点 |
| 6.4.3 小结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研究成果 |
| 7.2 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 博士在读期间参加重要学术会议 |
| 致谢 |
（2）“觚”的起源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四节 觚形杯的类型学划分标准 |
| 第二章 觚形杯的类型学分析 |
| 第一节 黄河下游地区 |
| 一、种类与型式 |
| 二、分期与年代 |
| 第二节 江淮东部地区 |
| 一、种类与型式 |
| 二、分期与年代 |
| 第三节 环太湖地区 |
| 一、种类与型式 |
| 二、分期与年代 |
| 第四节 鄂东-皖南地区 |
| 一、种类与型式 |
| 二、分期与年代 |
| 第五节 豫东-皖北地区 |
| 一、种类与型式 |
| 二、分期与年代 |
| 第六节 黄河中游地区 |
| 一、种类与型式 |
| 二、分期与年代 |
| 第七节 其他地区觚形杯 |
| 一、种类与型式 |
| 二、分期与年代 |
| 第三章 觚形杯的时空流布 |
| 第一节 综合分期 |
| 第二节 流布 |
| 第四章 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觚的定名问题 |
| 第二节 觚形杯的功能探讨 |
| 第三节 觚的消亡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后记 |
（4）良渚玉器神人兽面纹的原型和涵义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一、良渚文化的发现与早期研究 |
| 二、20世纪后期的相关研究 |
| 三、进入新世纪后的相关研究 |
| 四、取得的共识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与良渚玉器动物纹饰相关的地理、气候与生物背景 |
| 第一节 相关的地理、气候背景 |
| 一、相关地理背景 |
| 二、相关气候背景 |
| 第二节 相关的生物环境 |
| 一、相关的植物背景 |
| 二、相关的动物背景 |
| 第二章 神人兽面纹的原型 |
| 第一节 神人兽面纹的构形 |
| 第二节 神人兽面纹的原型 |
| 一、神人纹原型 |
| 二、兽面纹的原型 |
| 第三章 神人兽面纹的涵义 |
| 第一节 兽面纹中的自然崇拜 |
| 第二节 神人纹中的祖先崇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马家浜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时代背景 |
| 一、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回顾 |
| 二、马家浜文化的发现与命名 |
| 第二节 马家浜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 |
| 一、20 世纪50 年代至20 世纪70 年代 |
| 二、20 世纪80 年代至20 世纪90 年代 |
| 三、进入21世纪以来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内容 |
|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
| 第二章 马家浜文化的分期、年代与分布 |
| 第一节 文化分期 |
| 一、典型遗址分析 |
| 二、典型陶器演化分析 |
| 三、文化分期 |
| 四、相关遗址分期观察 |
| 第二节 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 |
| 一、相对年代 |
| 二、绝对年代 |
| 第三节 马家浜文化的空间分布、文化类型 |
| 一、空间分布 |
| 二、文化类型 |
| 第三章 马家浜时期的自然地理环境及人的因素 |
| 第一节 马家浜时期的气候特征及环境状况 |
| 一、全新世中期大暖期的马家浜文化 |
| 二、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地理环境状况 |
| 第二节 马家浜先民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及意义 |
| 第四章 马家浜时期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 |
| 第一节 出土器物所反映的先民生存方式 |
| 一、石器 |
| 二、陶器 |
| 三、骨器 |
| 四、木器、漆器 |
| 五、玉器 |
| 六、编织物 |
| 第二节 马家浜时期的采集、渔猎及家畜饲养业 |
| 一、采集 |
| 二、渔猎 |
| 三、家畜饲养业 |
| 第三节 马家浜时期的稻作农业生产 |
| 一、马家浜时期水稻及水稻田的发现 |
| 二、粳稻与籼稻相结合的种植结构 |
| 三、与水稻田相配套的灌溉系统 |
| 第五章 马家浜时期的聚落形态与社会生活状况 |
| 第一节 马家浜时期的聚落形态概述 |
| 一、聚落考古及其相关概念 |
| 二、关于马家浜文化的聚落遗址概况 |
| 三、关于马家浜文化的聚落选址问题 |
| 四、关于马家浜文化的聚落结构问题 |
| 第二节 马家浜时期居址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
| 一、马家浜时期居址发掘情况 |
| 二、马家浜文化时期居址状况分析 |
| 第六章 马家浜时期的埋葬制度及先民意识信仰 |
| 第一节 马家浜文化的埋葬制度 |
| 一、马家浜文化墓葬发掘概况 |
| 二、马家浜文化墓葬的基本特征 |
| 三、马家浜文化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形态 |
| 第二节 出土器物所反映的先民意识形态 |
| 一、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陶塑与先民意识信仰 |
| 二、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雕刻与先民美学观念 |
| 第七章 马家浜文化相关问题讨论 |
| 第一节 关于马家浜文化的来源问题 |
| 一、溯源追本:新石器时代的先马家浜文化 |
| 二、纵向传承:先马家浜文化的影响因素 |
| 三、文化综合体:持续的区域交融与碰撞 |
| 第二节 关于马家浜文化中的横向影响因素 |
| 一、河姆渡文化因素 |
| 二、大溪文化因素 |
| 三、北辛文化因素 |
| 四、北阴阳营文化因素 |
| 五、仰韶文化因素 |
| 第三节 关于太湖东西部的马家浜文化问题 |
| 一、问题的抛出:以骆驼墩为代表的一类遗存 |
| 二、个性与共性:东西部文化面貌上的主要异同 |
| 三、讨论中权衡:有关考古学文化的再阐释 |
| 四、思维的拓展:构建新的文化认知体系 |
| 第四节 关于马家浜、崧泽文化过渡期的文化面貌问题 |
| 一、前期的思索: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基础性探讨 |
| 二、已做的分析:本文关于此一问题的或然性研究 |
| 三、管窥见一斑:过渡时期典型遗存的结论性判断 |
| 第五节 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的马家浜文化因素 |
| 一、争论中深化:长江下游地区文明起源的论说 |
| 二、发展中传承:文明化进程的马家浜文化因素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6）环太湖地区崧泽、良渚文化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方法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祭祀遗存的界定 |
| (二) 环太湖地区的地理范围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关于祭祀的理论研究 |
| 第一章 崧泽、良渚文化时期的祭祀遗存 |
| 第一节 环太湖地区各区域发现的祭祀遗存 |
| (一) 余杭地区的祭祀遗存 |
| (二) 嘉兴—海宁地区的祭祀遗存 |
| (三) 苏州—上海地区的祭祀遗存 |
| (四) 常州—常熟地区的祭祀遗存 |
| 第二节 各地区祭祀遗存的异同点 |
| 第二章 瘗埋遗存祭祀对象和内涵分析 |
| 第一节 瘗埋遗存祭祀对象 |
| 第二节 瘗埋遗存内涵分析 |
| 第三章 燎祭遗存祭祀对象和内涵分析 |
| 第一节 燎祭遗存祭祀对象 |
| 第二节 燎祭遗存内涵分析 |
| 第四章 祭祀遗存等级与祭坛内涵分析 |
| 第一节 祭祀遗存反映的社会等级 |
| 第二节 祭坛内涵分析 |
| 第五章 祭祀仪式的主持者和仪式的功能 |
| 第一节 祭祀仪式的主持者—巫师 |
| 第二节 祭祀仪式的功能 |
| 一、扩大社会结构 |
| 二、明确权力等级 |
| 三、营造神圣空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环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空间范围及地理变迁 |
| 1.2 文章结构与年代体系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
| 第二章 环太湖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研究 |
| 2.1 马家浜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1.1 研究简史 |
| 2.1.2 马家浜文化主要遗址的分组研究 |
| 2.1.3 马家浜文化的期段划分与年代判定 |
| 2.2 骆驼墩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2.1 研究回顾 |
| 2.2.2 骆驼墩文化主要遗址的分组研究 |
| 2.2.3 骆驼墩文化的期段划分与年代判定 |
| 2.3 崧泽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3.1 研究简史 |
| 2.3.2 崧泽文化主要遗址的分组研究 |
| 2.3.3 崧泽文化的期段划分与年代判定 |
| 2.4 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4.1 研究简史 |
| 2.4.2 良渚文化中心区主要遗址的分组研究 |
| 2.4.3 良渚文化外延区主要遗址的分组研究 |
| 2.4.4 良渚文化的期段划分与年代判定 |
| 2.5 钱山漾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5.1 研究简史与材料确认 |
| 2.5.2 钱山漾文化主要遗址的分组研究 |
| 2.5.3 钱山漾文化的期段划分与年代判定 |
| 2.6 广富林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6.1 广富林文化的内涵限定和初步研究 |
| 2.6.2 广富林文化的分期和年代问题 |
| 2.7 环太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 |
| 第三章 曹娥江以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研究 |
| 3.1 河姆渡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3.1.1 研究简史 |
| 3.1.2 河姆渡文化主要遗址的分组研究 |
| 3.1.3 河姆渡文化的期段划分和年代判定 |
| 3.2 良渚文化在曹娥江以东地区的分布和年代 |
| 3.3 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时期的遗存 |
| 3.4 曹娥江以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 |
| 第四章 浦阳江及钱塘江上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研究 |
| 4.1 上山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4.1.1 上山文化的命名和争议 |
| 4.1.2 上山文化的期段划分与年代判定 |
| 4.2 跨湖桥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4.2.1 跨湖桥文化的命名 |
| 4.2.2 跨湖桥文化主要遗址的分组研究 |
| 4.2.3 跨湖桥文化的期段划分与年代判定 |
| 4.3 楼家桥类型的分期与年代 |
| 4.3.1 楼家桥类型的发现与认识 |
| 4.3.2 楼家桥类型的期段划分与年代判定 |
| 4.3.3 楼家桥类型的分布 |
| 4.4 良渚文化在浦阳江流域及钱塘江上游地区的分布及年代 |
| 4.5 钱山漾文化在浦阳江流域及钱塘江上游地区的分布及年代 |
| 4.6 浦阳江及钱塘江上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 |
| 第五章 环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与文化系统 |
| 5.1 九个时间段的划分 |
| 5.2 三个时期的归纳 |
| 5.3 两个文化系统的总结 |
| 5.3.1 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系统 |
| 5.3.2 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系统 |
| 第六章 环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演进格局 |
| 6.1 查海时代:浦阳江及钱塘江上游地区一枝独秀 |
| 6.2 仰韶早期:环杭州湾地区花开四朵 |
| 6.2.1 东西两文化的碰撞——马家浜文化晚期环太湖文化区的初步形成 |
| 6.2.2 钱塘江两岸的互动——环太湖文化区的初步发展 |
| 6.3 仰韶中期:环太湖文化区的进一步扩张 |
| 6.4 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良渚文化全面崛起 |
| 6.5 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环杭州湾地区文化传统的延续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环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7.1 环太湖地区考古学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7.1.1 与宁镇、皖江东部、淮河中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
| 7.1.2 与皖西南及其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
| 7.1.3 与巢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
| 7.1.4 与江淮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
| 7.1.5 与山东及苏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
| 7.1.6 与赣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
| 7.1.7 与浙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
| 7.1.8 与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
| 7.2 浦阳江流域及钱塘江上游地区考古学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7.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演进与国家起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2 研究意义及方法 |
| 1.3 学术界研究状况及不足 |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 1.5 有关本文几个概念的阐述 |
| 2 长江下游核心地区史前考古文化序列 |
| 2.1 上山文化 |
| 2.2 跨湖桥文化 |
| 2.3 河姆渡文化 |
| 2.4 马家浜文化 |
| 2.5 崧泽文化 |
| 2.6 良渚文化 |
| 2.7 广富林文化 |
| 2.8 马桥文化 |
| 3 距今约10000～7000年的平等社会 |
| 3.1 生产状况的初步发展 |
| 3.1.1 农业 |
| 3.1.2 手工业 |
| 3.1.3 畜牧业 |
| 3.2 距今10000～7000年的母系氏族社会 |
| 3.2.1 从上山遗址地下遗存看史前社会 |
| 3.2.2 从环太湖地区地下遗存看史前社会 |
| 3.3 原始宗教的萌芽 |
| 3.4 小结 |
| 4 距今约7000～5500年从偶婚制家庭出现到酋邦产生 |
| 4.1 生产状况的进一步发展 |
| 4.1.1 农业 |
| 4.1.2 手工业 |
| 4.1.3 畜牧业 |
| 4.2 距今7000～5500年的对偶婚社会 |
| 4.2.1 从宁镇地区地下遗存看史前社会 |
| 4.2.2 从环太湖地区地下遗存看社会组织状况 |
| 4.2.3 从里下河平原江苏海安青墩遗存看史前社会组织状况 |
| 4.3 宗教的进一步发展 |
| 4.4 小结 |
| 5 距今约5500～4000年从专偶制家庭出现至早期国家萌生 |
| 5.1 生产状况的繁荣 |
| 5.1.1 农业 |
| 5.1.2 手工业 |
| 5.1.3 畜牧业 |
| 5.2 距今5500～4000年专偶制家庭的出现与普及 |
| 5.2.1 从环太湖地区地下遗存看专偶制家庭出现 |
| 5.2.2 从皖中地区安徽肥西塘岗遗址地下遗存看专偶制家庭的出现 |
| 5.3 阶级分化的出现与加剧 |
| 5.3.1 大型墓地 |
| 5.3.2 人殉 |
| 5.3.3 集三权于一身的首脑的出现 |
| 5.4 古城与宫殿 |
| 5.4.1 大型城址-良渚古城 |
| 5.4.2 高规格建筑和大型粮仓 |
| 5.5 关于酋邦还是早期国家的看法 |
| 5.6 小结 |
| 6 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文明的地位与特点 |
| 6.1 生产力状况与周边地区的比较 |
| 6.1.1 农业与周边地区的比较 |
| 6.1.2 手工业与周围地区的比较 |
| 6.2 社会演进与周边地区的比较 |
| 6.2.1 私有制和专偶制家庭的对比 |
| 6.2.2 城址和宫殿等体现的社会演进对比 |
| 6.3 小结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摩尔根与恩格斯婚姻演进理论对照表 |
| 附录B：作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江苏昆山绰墩遗址又有发现（论文参考文献）
- [1]崧泽文化研究[D]. 彭辉. 南京大学, 2020(12)
- [2]“觚”的起源及相关问题研究[D]. 黄海波. 吉林大学, 2020(08)
- [3]环太湖东部地区马家浜文化的分期和年代[J]. 王永磊. 东方考古, 2019(00)
- [4]良渚玉器神人兽面纹的原型和涵义新探[D]. 蒋桐阳.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 [5]马家浜文化研究[D]. 王斌. 上海大学, 2019(02)
- [6]环太湖地区崧泽、良渚文化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D]. 聂倩洁.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7]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长江下游的生业形态研究(上)[J]. 潘艳,袁靖. 南方文物, 2018(04)
- [8]环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D]. 郭梦雨. 吉林大学, 2018(12)
- [9]良渚文化微观聚落研究[J]. 郭明建. 古代文明(辑刊), 2018(00)
- [10]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演进与国家起源研究[D]. 熊凯. 重庆师范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