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血人与梦想的世界——评沉从文《行行散记》

一、人事与梦混和的世界——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论文文献综述）

赖鑫^[1]（2021）在《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梦”书写》文中认为沈从文按自己的理解认知挖掘抒情浪漫的本真人性和乡土情感,延续了明代性灵文学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姿态。他认为小说并非是僵硬的文学表达方式,而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包括社会现象和梦的现象,前者主要是完善小说的社会使命,后者是诗意抒情的叙述手段。秉承这一创作理念,沈从文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梦境描写和梦幻叙述,作者用“梦”重构自然与人事,在缥缈独特的梦意象中倾注丰沛的情绪,“梦”成为叙事风格的标出特征,是艺术创造的内驱。诗意与浪漫离不开“梦”,“梦”为小说内容和结构的完善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梦”的出现是沈从文对湘西封闭世界的生命形式与生存状态的隐晦思考,反映了他对命运困境和理想追求的体悟与认知。本文是在以沈从文小说中的“梦”为研究对象的视域下,试图分析小说中“梦”涵盖的文学理想、“梦”的艺术特色、“梦”的功能、写“梦”的原因和影响。本文通过对沈从文小说作品的提炼整合,系统探寻其“梦”现象,从而关注沈从文对生存、生命、命运的思考。并结合沈从文创作的心态变化,回归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探究作者用“梦”承载的文学理想,对沈从文小说研究热潮中被遮蔽的“梦”现象做新的体察和审视。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梳理的是沈从文小说中“梦”书写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研究创新性和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是对本文研究价值的探讨,并集中论述了沈从文对“梦”的看法,分别阐述了沈从文对作家与“梦”的关系、小说与“梦”的关系的认识,揭示出沈从文写“梦”的独特底色和特殊情怀。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是对沈从文研究、沈从文小说“梦”研究现状的分类梳理,在归纳整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小说“梦”研究的方向和存在不足的原因。研究的创新性分别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三个方面展开叙述。研究对象的界定是对“梦”的界定,取义从梦境描写延伸到梦幻叙述。正文由二到六章构成:第二章分析沈从文小说中“梦”的主题脉络:传达文学理想。沈从文是织“梦”的佼佼者,创造了各种形式的“梦”,彰显出作家流动的思绪力和精彩的审美力。从文本细读和知人论世的方式着手,将文本和文化、历史相结合,准确把握住作家写“梦”的意图,透过表层的“梦”牵引出叙事主题。第三章探究沈从文小说写“梦”的艺术特色:内容特色和表达特色。以细微的“深度描写”来把握“梦”的内容特色,分别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比较了沈从文小说写“梦”与传统文学写“梦”、同时代的现代作家写“梦”的区别,把握作家在继承传统梦文学素养、革新现代小说梦幻叙事两个层面上的立异求新;又围绕“超越艺术常规”衍生出的新颖的语言和怪诞的风格来掌握“梦”的表达特色,体会作家个性化的创作尝试。第四章论述沈从文小说写“梦”的功能:表现功能、组织功能和文体功能。从“梦”是沈从文艺术加工后的文学符号入手,发现“梦”具有强烈的生发性和表意性、在结构上发挥独特的功能、具备超越一般叙述的特性,表现了沈从文奋力建构文体的理想化试验。以此总结出小说“梦”在表情达意、组织情节和文体建构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五章探析沈从文小说写“梦”的原因。从作家自身的幻想天性与幻思气质、萦绕着“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社会背景、“抽象的抒情”的审美趣味来还原作家幽深的梦情结;从“常”与“变”的深刻思维、“破”与“立”的复杂情感来分析“梦”承担的承载作家变动的文化意识的重任。明晰沈从文小说写“梦”的情绪意识是积极的,是为建构文学理想而服务。第六章重点讨论沈从文小说写“梦”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具体而言,文学价值是“梦”对命运困境的揭露,主要从“梦”映射的生存困境、文化困境和道德困境三个层面来分析。美学价值是“梦”对加速抒情风格形成所做出的贡献,包括以“梦”描绘浪漫的传奇故事、以“梦”抒发浓郁的乡土情感。在此基础上,深入探寻小说“梦”的文学化、审美化处理路径。结语部分是站在反思沈从文小说文学创作的角度来回溯小说“梦”的流变。将其放在文学史视野中进行考察,“梦”不仅是沈从文个性化的艺术结晶,也是二十世纪现代小说“造梦”的重要范式。而沈从文小说的“梦”书写到后期逐渐走向简单化、萎顿化、框架化,这是由作家人生经历和创作心态决定的。不同阶段的小说有不同样态的梦幻成分启示我们要用思辨和客观的评判思维去解读作家笔下的“梦”。

高爽^[2]（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指出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梁洁^[3]（2019）在《沈从文战时文学创作新论》文中提出抗战时期,沈从文在生活轨迹、精神状态、文学创作等方面都深受抗战文化的影响。因此,论文以抗战时期的文化语境为基准,探求处在抗战文化语境中的沈从文创作上出现的新变及文本转变下的思想内涵,通过对沈从文抗战前后期的文学创作及精神思想的探寻,明晰沈从文战时文学的创作与思想在整个抗战文化浪潮中显现出的独特性。第一章探析处在抗战文化语境下的沈从文对自己文学观的阐发,以及文学观念不被多数作家认同的背后潜藏的精神寂寞。“救亡”居于首位的时代特征,影响着沈从文重新思考文学的意义。他强调文学的工具性、独立性、审美性,反对文学与政治商业挂钩的文学观遭到知识分子的群体批判,个人观点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反映出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与抗战文化存在贴合困境,精神寂寞由此也在热烈地文艺论争中渐趋显现。第二章探析沈从文以抗战为背景,描绘抗战时期社会生活的文本存在的写作特点,并再度审视沈从文这一类贴近抗战的创作,所面临的文学困境,一贯的文学审美定势和抗战时期的外在文化环境,让沈从文描写抗战的文本不足以揭露现实,创作危机和精神困惑的显现下,沈从文将写作转向对生命的思考中,以新的写作方式叙述眼中的世界。第三章探究沈从文的重造思想。沈从文对自己“乡下人”的身份定位更深层的含义是他对乡下文化的认同,正是这一文化认同,影响着沈从文从文化的角度思考中国重造的可能性。抗战时期,重振民族变得极其迫切,这一社会现实促使着沈从文将思考目光放在重造思想上。以文学工具的重造、文学经典的重造作为实践基石,以完成整个民族的重造从而化解民族危机是沈从文的期待。沈从文的重造思想在抗战时期有着局限性,但在现今却有着思想上的进步性。

樊晓燕^[4]（2019）在《沈从文四十年代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沈从文作为现代文坛的一份子,他对文学有着独特的思考,他评价自己为“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对政治的远离使文学之纯洁性得以突出,对生命的关注使文学之本质得以归复,以“乡下人”自居强调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处于社会动荡混乱的历史阶段,各类政策的要求与文学氛围都与他所醉心于自然、生命、“爱与美”等等的文学审美理想发生剧烈摩擦,在与现实的砥砺下产生的作品皆以直接抒发心灵的杂文、文论为主,蕴藏着他丰富、复杂的文学思想。在风雨如晦的现代环境下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立之思,关注文学审美性,维护文学应具有的精神,将文学作为救治弊病的工具。本论文通过细致全面地分析沈从文四十年代的作品,从他对文学审美与文学精神的思考出发,论述其四十年代的文学思想。全文分为绪论、主体章节、结语三个部分。除去绪论和结语,主体章节共三章八节,研究基础建立在文本细读上,通过分析作品、时代背景与作家个人境况,梳理、提炼、总结出沈从文当时的文学思想与流变。从三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研究沈从文四十年代的创作情况,分析这一时期创作的类型与特点,研究较之于二三十年代发生的转变及原因,并对影响他创作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和概括。第二章研究沈从文“美”“爱”“神”的审美理想,分析三者统摄下他对文学表达形式与不同艺术形式的思考,以及对创作艺术手法的探索,挖掘沈从文文学审美理想的内涵。第三章论述沈从文思考时代背景下产生文学精神危机的问题,切入他对文学“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的思考,研究他拯救文学精神堕落的方式,探讨他将文学作为重造人、重造政治、重造民族与国家的理想。

李美妹^[5]（2019）在《模仿·改写·重复 ——沈从文小说艺术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现代最多产的作家之一,沈从文以独特的风格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的小说中却存在不少模仿、改写、重复等重要问题或现象,并且这些问题或现象贯穿于沈从文整个小说创作历程。因此,只有严谨审视、深入剖析这一问题才能更加全面理解沈从文小说创作,从而丰富沈从文小说研究向度。本文主要围绕沈从文小说艺术的模仿、改写与重复问题,通过文本细读,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及其存在的原因尽可能深入研究,试图揭示这一问题对于沈从文个人创作、文学史地位的影响,以及这一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意义。论文主要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具体章节简述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论述沈从文小说中模仿、改写、重复问题研究的意义,以及历来关于沈从文小说艺术中模仿、改写、重复问题的评价,分析其合理与不足之处,同时,对模仿、重复、改写等概念予以明确界定。第二部分为正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章节。第一章,全面梳理沈从文小说中模仿、改写、重复问题的具体表现,并分析相关作品的艺术质量与价值,以及模仿、改写、重复问题之间的关联性。第二章,对沈从文小说模仿、改写、重复问题的原因展开深入分析,从个人教育背景、人际交往、艺术创作实践、情感与想象、艺术表达能力及方式等方面入手,深入分析沈从文小说艺术中模仿、改写、重复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三章,主要论述沈从文小说中的模仿、改写、重复问题对沈从文个人小说创作中的意义、文学史定位的影响,以及这一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意义。最后是结语,在回顾本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研究沈从文小说模仿、改写、重复问题的意义与价值,以及本论题的研究期待。

王梦然^[6]（2018）在《“掉队”与渴望“归队” ——1949年后沈从文创作新论》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当时的文艺政策和文化氛围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似乎“掉队”了,具体表现是他开始从事文物研究工作。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存在一个误解,以为沈从文从此“搁笔”了。然而通过《沈从文全集》可以发现,转入文物研究的沈从文不仅没有放弃文学创作,反而在积极寻求机会重新回归文学之路,并不断尝试新的创作。在这些尝试中他写出了一些为新时代、新社会服务的作品,也有很多作品他抱之极大的期望却最终未能完成,这些作品涉及了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各个方面。梳理这些创作想法和创作成果,可以看出1949年后“掉队”作家沈从文一直渴望并尝试文学“归队”,为了实现“归队”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断寻找一种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表达方式,其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较之前有了重大改变,但是从他的创作成果来看,这些转变十分艰难,很多创作想法最终夭折,即使勉强成篇的作品也往往水准不高。这些丰富驳杂的文学活动信息一方面展示了沈从文1949年后文学“归队”的艰难尝试,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沈从文复杂的心路历程。本文分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小说创作。1949年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和文艺政策调整,沈从文逐渐感觉到其文学创作很难适应,出现过困窘乃至疯狂,但他在自我调整中不断寻找一种新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小说创作范式。本章力图还原沈从文1949年后小说创作的真实情况,纠正有关沈从文1949年后即“搁笔”的误解。1949年后沈从文曾有大量的小说创作想法和尝试,主要集中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时期和六十年代两次南行期间,但是真正进入写作实践的却寥寥无几,艺术水准不高,并且带有明显的创作矛盾,这主要表现为作者“入世”情怀和“出世”情绪的并置与冲突。“入世”情怀是他对政治话语的主动认同并大力书写革命情怀;“出世”情绪表现为自然背景下的淡然心境和人物塑造的孤独意识。小说创作的矛盾也映射了沈从文精神世界的真实和复杂。第二章:散文创作。本章力图从公开写作和潜在写作两个层面还原沈从文1949年后散文创作的真实情况,并探究这两个层面上散文创作的矛盾。1949年后,沈从文在书信中流露了大量零散、空洞的散文创作想法,并且他诉诸笔端的散文写作也不在少数。沈从文公开层面的散文写作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些作品大致分为回忆、颂咏、风物三大类,几篇歌颂新时代、新社会的应景之作,大多完成,但文学水准不高,在赞扬、歌颂的宏大情怀里流露出的是空洞与乏味;几篇以回忆写作为主的抒情之作,因为真情的流露而感人至深,但遗憾的是多未完篇;风物类作品在其写景细腻别致处可以看到沈从文早年创作的影子,但又往往因为过于强调时代的底色而变得生硬。与公开层面的散文书写不同,书信中保留的大量文学性书写,被学界普遍接受为“散文雏形”,这些“文学雏形”成为沈从文“潜在写作”的特殊形式,这些特殊的“散文”凭借其较高的自由度和文学性,更能代表沈从文1949年后的散文创作水平。公开写作的刻意“转变”与潜在写作的无意识“守常”交织成为沈从文散文创作中一组难解的矛盾。第三章:旧体诗创作。相比小说和散文的创作,沈从文1949年后的诗歌作品更为丰富,此时他在诗歌创作上由新诗转向了旧体诗,诗歌的风格也一改早年纯朴、自然、浪漫的特点变得更具历史沧桑感和时代的激昂情绪,可以看出为了实现文学“归队”,其诗歌创作有意向时代和社会靠拢,基本立足于为社会、时代和人民服务的原则,并且文物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结合,让他的诗有了文化史诗的色彩。就诗作数量来看,沈从文在诗歌创作上是颇有收获的,但是作者本人并不认可这种创作,他只将旧体诗看作是“高级票友”之作。这时期的旧体诗创作,沈从文有得也有失,有追求亦有失望。第四章:“归队”的渴望。本章力图整体观测文学家沈从文在经历了1949年重大变革之后,在创作上由“掉队”到积极“归队”的心灵历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沈从文逐渐出现精神危机,其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一度崩毁,后来经过艰难的自我调整逐渐恢复精神状态,一方面,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地理空间的变换让他的生命体验与个体的生命经验相碰撞,乡土经验和记忆激发了他再度创作的欲望,文学家的“旧我”在苏醒,笔力在恢复。另一方面,在社会的教育和宏大时代的裹挟之下,沈从文深感自我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自觉主动地向“群体”靠拢,重塑“新我”,力图用新的作品来歌颂新社会、新时代、新人民,实现自己的文学“归队”。然而他的种种尝试大都失败了,在文学“归队”路上他遭遇了实践和精神上的双重困厄。在创作实践上,个性追求与政治约束之间、固有写作范式与变化了的时代要求之间,都有很大的距离。在精神上,沈从文与新社会存在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他渴望并自觉地将自己融入集体,另一方面,在自我向社会靠拢的过程中,他越是接近群体,便越发感觉自我的孤独。

张立聪^[7]（2018）在《跛者不忘履 ——论沈从文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文中提出1949年是沈从文的文学生命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以这一年为界,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文学生命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他1949年前的文学生命可谓精彩纷呈,绚烂之至。与之相比,他1949年后的文学生命则逊色太多。尽管如此,沈从文1949年后依然有些许佳作,这些文学创作至今仍值得多次阅读和品味。1949年后的沈从文写了五篇小说,八十七首诗歌,一百多篇散文（如果算上书信、日记,则不止这个数目）。但从总体上看来,这些作品的艺术质量平平,无论是“质”上还是“量”上都难以让人满意。在这些1949年后写就的作品里,散文创作的成就最高。沈从文在当代文学史上有意无意“被缺席”的情况,随着“潜在写作”这个概念的提出而有所改变。因此,我们不仅要认识作为现代文学作家的沈从文,也要认识在当代文学史上默默进行“潜在写作”的作家沈从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并非完全是“潜在写作”,我们也要看到他在1949年后表现出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主流靠拢的热情,即创作出大量颂歌式的政治抒情作品。他的这些政治抒情作品,在小说、诗歌、散文这三个文学创作领域均有体现。如今看来,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后半生经历多次运动和“思想改造”之后,确曾表现出对文学的看法有所改变,对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坚守有所动摇的情形。幸运的是,从沈从文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小说《来的是谁?》及其晚年所写的散文便可看出,沈从文最终还是回归故我。他保持住作家的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继续着自他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对文学的坚守,并且坚持在文学中表现出对美和善这两种永恒价值观的信仰,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

李昊^[8]（2018）在《沈从文四十年代散文中的生命意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相对于小说、戏剧、诗歌而言,散文是集诸美于一身的文学体裁,散文体裁精炼短小,含蓄又不失真实,能更直接地表达出主体的价值追求、理性认知、心理体验和精神追求。散文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部分,沈从文也是现代的一位散文大家,是一位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家,由于战争的缘故,四十年代对于沈从文来说,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沈从文四十年代散文创作中表现出的生命意识,更多是对生命的意义,民族的出路问题的思考,对世界一种暗藏火热的冷眼旁观,现实环境的艰难,战争中的文化环境,忧郁的个性气质加重了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的孤独感,内心的倔强与矛盾,激发沈从文对现实与未来的思索,尤其是对生命向纵深处的抽象开掘,使他对三十年代生命的感性理解上升到哲学的层次,从湘西具体的生命情态转而对人类生命做抽象的形而上的沉思,凝化为他四十年代散文中丰厚的生命内涵。沈从文四十年代散文生命意识突显的原因主要包括:“乌托邦精神”的消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迪以及战时的生命体验。“乌托邦精神”的消解,实指“湘西”原乡世界的逐渐消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迪,主要是指来自西方20世纪的一些文学观念融浸到沈从文的思想中,使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具有了传统性与现代性,单一性和复杂性相结合的特点。生命意识的内涵复杂又多方,主要表现在:生命的漂泊体验,生命的孤独体验以及对生命的危机体验。生存、生活、生命是大家所熟知的“三生哲学”,生存状态下的漂泊经历,漂泊者形象的刻画以及漂泊后的心灵慰藉,在生活中孤独是常态,孤独的自我言说,孤独的意象,孤独主题以及孤独的体验,生命历程中的危机意识,道德取向危机,精神取向危机以及文化认同危机等等都表现了生命意识丰富的内涵。生命意识在沈从文四十年代的散文中具体呈现为从三重逃离到三重回归,再到涅盘重生重造一切。但逃离不是逃避,不是避而不谈消极处世,逃离只是暂时的一种状态,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逃离具体表现为逃离封闭苦难和市侩气息的乡村,逃离无剪裁无章次的人生,逃离现实物欲的衣冠社会。逃离是沈从文在矛盾现实和生命困境中对矛盾的暂时悬置处理,逃离的目的是回归,是向更高层面意义的超越与演进。三重回归即回归抽象,回归文学的宗教与回归自然。回归的意义在于让从被封存被搁置被禁止的人生状态,回归到自然有序自由美好的状态,在迷茫中重回坚定。以文学回归,去寻找精神原乡,在回归中去重造,用文学文字去重造一切,用文字唤醒失去意义的生命,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沈从文的重造之思,是一种思想文化建设,优于政治、社会革命的观念,尤其是对暴力革命——战争的否定,具体内涵是生命的重造,民族的重造,国家的重造,以及整个人类的精神救治。沈从文四十年代散文创作中对生命有着一种更超脱博大的理解,在自然之中,看到的是生活的豁达,见出的是生命的神性,其生命意识富含多方的人生思辨的哲理,启迪读者对生命更深更远的思考。

李美容^[9]（2016）在《浪漫的救赎—沈从文小说的诗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试图从存在论的角度分析沈从文小说的诗性特征,将沈从文所描述的诗性生存与现代人的异化存在联系起来考查,以此揭示沈从文小说的独特品格与独特价值。沈从文在偏僻的湘西与现代都市、前现代与现代、边缘与中心的强烈对比中,对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产生了质疑,因而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形成了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两相对照,在这种对照里他发现了人的诗性存在,以此救赎现代人异化扭曲的生命形式。在当今时代,我们更深更全面地卷入现代性中,现代的弊病也更加深重,从存在论意义上探究沈从文小说的诗性,不仅仅是在探究沈从文文学的独特性,而是在更深一层地揭开沈从文之谜,同时也是在探究我们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我们存在的终极问题。本文在总体上,将沈从文小说所构建的诗性世界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从时间、空间、主体三个维度研究诗性存在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揭示沈从文以诗性的生命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救赎。论文主要分为如下四章:第一章论述诗性的时间,从时间维度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诗性存在。在现代性内部,有两套价值观念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即社会现代性也称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观念的对立。这两套价值观的对立对应于两种时间观念的对立:一种是客观化的、社会性可测量的,能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间;一种是个人的、主观的、想像性的绵延,是自我展开所创造的时间。相对于社会现代性理性化的、不断追新的、均质化的时间观念,审美现代性直觉的、体验的、想像的时间,更加切合人的生命需要,被认为是“本源性”的时间,也是诗性的时间。沈从文文学世界中揭示的诗性生存,在时间形态上就是这样一种诗性的时间。论文具体从循环的时间、永恒的时间、私人的时间三个方面分析了沈从文小说的诗性时间。第二章论述诗性的空间,从空间角度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诗性存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一个与现代理性化的、冷冰冰的都市世界截然不同的诗性空间,这个文学地理空间集神性、诗意与丰富的人性于一体,成为现代人精神的原乡。首先,沈从文以他独特的取景视角和少数民族文化立场发现了湘西独特的自然地理风景。“湘西”的自然风景一方面具有蛮荒原始的特征;另一方面具有自在天然的特点。其次,湘西诗性空间的建构还与沈从文对湘西的人文地理风景描写有关系。沈从文不顾自己的作品“常常不免成为一种罪恶的标志”,记录了湘西世界原始的宗教信仰、特殊的社会组织和民情风俗,对巫鬼文化进行浓墨重彩的书写,在普遍无神的时代发现了一个含魅的神性空间。同时,沈从文还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将在时间里积累的生活经验作为一种永恒的空间景观来描述,使这一空间成为“系物桩”,成为使人熟悉的地方,并使人产生归属感。第三章论述诗性的主体,从主体维度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诗性存在。诗性主体是一个美学上的新概念,诗性主体以审美作为自己的核心结构,具有精神的自主性、自由性和独立性。诗性主体的提出,其实是在现代以及后现代社会,人如何生存、人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这一问题的回答。沈从文所塑造的诗性主体是“乡下人”,“乡下人”其实是维柯所指意义上的“诗人”,拥有健全的生命本能、本真的存在方式与审美的人生态度。第四章论述诗性救赎,分析沈从文以诗性存在为参照对异化的现代文明所进行的批判与重建。随着现代社会的去魅,人的存在失去了神性维度,没有了最高价值与意义;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人的感性存在被一再压抑,本能、情感、欲望被视为不合理的东西,异化与自我异化日益加剧。沈从文要用新的经典重造社会,对现代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同时又进行积极地建构。用诗性存在来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病,重建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是人将心灵与身体对立,身体以及各种本能需要备受压抑的结果。沈从文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为身体的出场、生命的完整摇旗呐喊,提出了“神在生命中”的身体本体论命题。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工具理性导致的利己主义后果,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交易关系。针对这种异化关系,沈从文提倡美与爱的宗教,用爱的情感与美的原则来纠正理性的偏枯、冷漠与算计,使异化的世界重新变成属人的诗性世界。人与世界关系的异化,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由属于关系变成了盘剥利用关系,人的存在失去了归属,继而失去了神性维度。对此,沈从文构建了一个让个体审美沉醉的诗性世界,人重新与自然和解,并与之合而为一。

陈邑华^[10]（2016）在《中国现代游记审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现代游记是现代散文史上创作质量和艺术成就较高、富有审美价值的一大文类。它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写照,不仅展现了客体世界的丰富多彩,而且体现了游者主体的审美眼光和创作个性,创造出主客体互动相生的异彩纷呈的审美境界。为此,本文引入艺术境界这一中国传统美学命题,从主客体辩证统一的角度,以主体把握客体的不同审美方式,将现代游记的艺术境界分为三种类型：物境、情境、意境。物境,即注重自然客体的审美发现；情境,即注重主体移情的审美再造；意境,即注重哲理领悟的审美探究。三境的划分立足于主体把握客体的侧重点不同,既“分立”又“互渗”,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而有境界层深之别。物境的逼真如画,情境的诗情画意,意境的物我同化,皆有境界,都有各自独特的艺术内涵与审美特点,彰显了现代游记审美追求的多样性、创新性和现代性。本文综合运用文艺美学、旅游美学、文化诗学等理论方法,建构审美主客体互动相生的研究范式,通过选取和解读一批各有代表性的游记作品,探讨现代游记物境、情境、意境的审美特点,发掘现代入的审美意识和审美需求对自然、人生与社会的审美把握和艺术表达,探求现代游记的审美特点与美学意义,从而推进现代游记的审美研究。

二、人事与梦混和的世界——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事与梦混和的世界——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论文提纲范文）

（1）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梦”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2）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沈从文战时文学创作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4）沈从文四十年代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模仿·改写·重复 ——沈从文小说艺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掉队”与渴望“归队” ——1949年后沈从文创作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7）跛者不忘履 ——论沈从文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8）沈从文四十年代散文中的生命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浪漫的救赎—沈从文小说的诗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现代游记审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人事与梦混和的世界——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梦”书写[D]. 赖鑫.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3]沈从文战时文学创作新论[D]. 梁洁. 重庆师范大学, 2019(08)
• [4]沈从文四十年代文学思想研究[D]. 樊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模仿·改写·重复 ——沈从文小说艺术问题研究[D]. 李美妹. 厦门大学, 2019(08)
• [6]“掉队”与渴望“归队” ——1949年后沈从文创作新论[D]. 王梦然.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7]跛者不忘履 ——论沈从文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D]. 张立聪.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8]沈从文四十年代散文中的生命意识研究[D]. 李昊. 西南大学, 2018(01)
• [9]浪漫的救赎—沈从文小说的诗性研究[D]. 李美容.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8)
• [10]中国现代游记审美研究[D]. 陈邑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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