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杭州萧山区级财政超过三十亿元（论文文献综述）
阮一晨[1]（2021）在《基于数据驱动的杭州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认知与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城市生活性空间的发展随之转变为引领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的主要动力之一。城市公共中心体系是承载城市居民生活性活动的主要空间,在城市公共服务与消费空间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城市研究数据与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算法的引入,为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量化支撑。但同时也引申出公共中心体系研究中,数据表征的充分性、研究方法的适应性、表征关系的实效性等数据技术应用层面的问题。为此,本研究以杭州市萧山区为对象,针对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研究,在数据技术选择与应用、影响要素与机制分析、优化布局手段等多方面文献综述基础上,结合规划研究中数据应用的特征,总结出本研究着力探索的三个主要问题:如何观察并总结公共中心的特征、公共中心体系发展类型特征与影响要素有哪些、怎样正确引导公共中心空间优化。并借鉴弱假设强表征的数据驱动范式,形成了由理论线索指导表征数据,再构建表征关系,从而推导特征规律的研究逻辑,将之应用于研究问题所对应的空间认知、空间分析与空间优化三个主要流程,以实现空间认知与优化的研究目的,解释公共中心体系空间特征与规律,完善其优化方法与流程。研究内容与结论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公共中心体系的识别与空间特征认识。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入手,针对公共中心体系的构成要素,搭建手机信令、POI与调研数据结合的多源数据识别框架,实现杭州市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识别,并从中心的空间布局、结构关系与功能关联认识其基本空间特征。初步认识了体系内的公共中心路径依赖与道路亲缘特征规律与“一主一副数次多基”的4级中心体系,同时发现政府主导配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在中心关联中具有重要引领性作用。二是在公共中心体系的发展程度与影响要素分析。构建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两大层面的分析框架:在常态化层面,遵循先扩样后收缩的思路,从浙江省扩样识别公共中心体系的初长型、增长型、成熟型、完善型四大聚类,定位出与萧山区近似的成熟型与完善型聚类样本。同时地形条件、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城市建设、居民消费力与公共交通6类影响要素存在显着的类型性差异,其变化特征主要由发展初期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变为后期由市场引领的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各影响要素间呈现相互作用的网络机制,其中人口规模是发展程度最直接最核心的影响要素。在非常态化要素方面,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深受G20、亚运会与新冠疫情防控等大事件中正向推动力的促进,并在后续使其持续影响。三是在公共中心体系优化分析。杭州市萧山区的研究范围,通过人口与公共中心体系具有强关联的线索,从人口的居住、就业、旅游三方面入手构建“人口—公共中心”的空间关联模型,推导出中心优化的空间基础。在此基础上借助三方面目标准则:一是通过公共中心发展的监督学习模型、满意度与亚运会大事件分析结合,总结出经验目标。二是通过人本主义价值尺度下总结出效率与公平的发展目标,三是在公共中心现状特征中总结的规律性原则。最终在空间与非空间两个层面提出了针对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的优化指引。经三方面内容的逐层推进,实现了公共中心体系认知与优化的数据驱动研究框架搭建,通过实证案例分析与认知,总结具有时空背景的特征经验与一般性的规律,丰富了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姚连营[2]（2021）在《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策试点是促进制度创新的有力手段和避免因情况不明而导致改革震荡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塑造中国制度优势、创造“中国奇迹”的基础性治理机制之一。本文研究聚焦于政策试点运作过程这个“黑箱”,深入探究政策试点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具体运行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通过怎样的组合和路径对试点的结果产生影响。通过文献研究本文选取政策试点运作过程中的“试点如何发起”“试点方案清晰度”两个关键要素作为分类标准,将政策试点分为“选点试验”“发标申报”“申请授权”“自主探索”四种模式,并基于这四种模式的分类,选取了四个典型案例,对政策试点的运作过程和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度解析,从实践层面对试点机制运作过程中的核心影响因素进行总结提炼。同时,本文从过程论的视角,把政策试点看作是一个政策创新和扩散的复合过程,引入政策创新扩散相关理论,对政策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相关的文献进行概括总结。进而,综合案例提炼和文献总结,本文提出了影响政策试点运作成效的综合分析框架,即一个基于行动者-互动-场域的综合分析框架。从包含试点批准机关、试点地方政府的行动者,试点行动者围绕试点开展的互动,以及试点具体运作的场域三个维度,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度分析。在提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对试点的行动者、互动过程、和试点场域三个维度,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析出9个变量,据此分别提出研究假设,构建了离散选择模型,采用2013年12月-2018年4月纳入浙江省委改革办台账管理的417项政策试点,量化编码提取数据,实证检验了各影响因素对试点成效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更进一步,为了验证本文分析框架中各要素的组合形态（组态）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我们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总结分析出了政策试单各类结果产生的影响因素和清晰路径。研究发现,“试点批准机关的权威性”“试点设置方式”“试点场域内利益复杂性”等因素对试点的执行成效和扩散成效都产生显着影响,这其中“场域内利益复杂性”对试点执行和扩散两个阶段产生着相反的影响,即对试点的执行成效产生负向影响,但对于已经取得经验的试点,场域内利益复杂性对试点扩散成效产生正向的影响。试点地区官员任期、试点地区财政收入试点的范围等场域因素只对试点执行成效产生显着影响,而对试点的扩散成效产生的影响不显着。此外,有些影响因素在不同领域的试点上表现出异质性,如,“试点经费”因素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影响不显着,但对社会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改革试点成效影响显着等等。最后,基于QCA的分析,使我们从多重并发的角度对政策试点影响因素及其路径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们认识到各因素的影响不是单独进行起作用的,往往是以组态方式存在的,也即多种因素并发对试点的执行和扩散产生影响。有意义的发现是,在有些关键因素的缺失的情况下,搭配合理的组态,试点仍然可以取得好的成效,而有些具备较多有利条件的试点,也会往往因缺乏一个条件的搭配,而导致试点不能顺利执行或扩散。比如,回归分析显示,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具有弱地方财政,甚至有些还具有较低的官员动机等不利因素,容易导致试点成效不好,但在组态的视角下的研究发现,搭配以“有力的督查评估”“试点经费支持”等因素,依然能得到试点成功路径。再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试点设置方式显着影响试点的成效,自上而下设置的试点成效好于自下而上设置的试点”,但考虑组态效应,自下而上设置的试点,如果组合有力的督查评估和高权威的批准机关等其他因素,也同样推动试点取得成效。基于上述实证分析发现,我们通过梳理归纳上文实证分析结论,明确分析试点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几个视角和改进试点工作的原则,并通过深度挖掘案例、开展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了解当前我国政策试点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从合理界定试点批准机关在试点过程中的职责,根据试点事项属性和复杂性恰当选择试点地区,在试点批准机关与试点地区政府之间建立健全良性沟通机制,配置良好的试点运作的场域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提升试点运作成效的建议。
黄佳琦[3]（2020）在《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及治理》文中提出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新旧累积矛盾和问题频繁涌现,风险性和不确定因素急剧加大,已然出现了风险社会态势,这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县（市）改区是我国最常用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蕴含的制度性风险正深刻影响着我国市县经济的健康发展。制度性风险是由于制度重构所引发的风险,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是指在建制变更过程中由于财政、行政、规划等制度体系重构所引发的显性与隐形风险,包含两种情境,第一种是制度重构滞后,尚未完成从市-县到市-区的制度转向所引发的风险,第二种是完成制度重构,但是制度设计方案没有适应新设区的发展趋势所引发的风险。鉴于此,本研究试图构建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形成机理和治理体系框架,降低县（市）改区的负外部性,促进市县协调发展。本研究首先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剖析了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因素、风险环节、风险受体和风险损失,发现市县利益博弈、决策性专家系统和新设区管理体制以及公众参与缺位是引发制度性风险的风险源,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能力和处置能力、信息不对称、市县平等沟通博弈机制是影响制度性风险积聚放大爆发的因素,并对地级市政府、新设区政府、新设区居民和企业等造成了各类风险损失。制度性风险是人类构建抽象制度体系的必然产物,许多时候风险客观存在,难以完全规避,因此需要治理主体在各类风险中权衡,寻找收益与风险之比最大的决策方案,再对风险进行治理。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萧山市改区、长兴县改区和顺德市改区正验证了这一点。与风险社会相对应的治理形态是多元主体治理体系,因此在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治理过程中,首先需要建立起包括政府、非社会组织、专家、公众等社会多元主体在内的风险治理机制,并发挥市场的机制,让保险业参与风险共摊。其次,市县双方应着眼于整体,立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审慎选择撤县（市）设区。最后,所有治理主体都应当提高风险意识,在日常工作中树立风险思维,强化应对水平。
李金铭[4]（2020）在《需求导向型农村养老服务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X村为例》文中提出随着改革深入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在养老领域的主要矛盾已经表现为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与不充分不精准的养老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体制,导致了养老服务呈现出城乡之间的极不平衡,农村养老事业因长期未能得到国家的应有重视而相对落后,并处于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状态。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农村养老事业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一再强调要实现养老方式的转变,加强需求导向的养老事业建设。研究需求导向型农村养老服务建设的问题与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以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X村为例,对需求导向型农村养老服务建设进行实证研究。X村的养老服务经历了家庭养老为主的生存性养老、养老服务变革、养老服务多元发展三个阶段。目前,X村的养老服务基本呈现家庭养老服务为主导,居家养老服务迅速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为协同,机构养老服务做补充这样一种格局。呈现出养老服务水平低且发展慢,养老服务趋向专业化,复合性养老服务,政策导向性养老服务等重要特点。虽然养老服务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依然存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与相对有限的养老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复杂多元的养老服务需求与僵死单一的养老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生成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诱致、农村养老服务传统的影响、城乡二元养老服务体制的制约。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村实行需求导向型养老服务尤为重要,并在政策、经济、人力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创造了可行条件。基于以上情况,从建构需求导向型农村养老服务制度体系、转变农村养老服务的供求关系,加强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建设、创新农村养老服务方式等层面提出了若干对策。
周璐[5]（2020）在《基于GIS与空间句法的杭州城市内部形态演变研究》文中提出城市形态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相互作用。本文通过对杭州市的城市内部形态研究,整理出城市发展脉络及影响因素,对今后杭州市区域规划有一定参考意义。本文基于遥感影像数据、交通街道图以及社会基础数据,利用景观指数法和空间句法研究了杭州土地利用分布以及街道网络分布,分别探究杭州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和街道网络交通格局的演变。随后本文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人口、经济、交通以及政策因素对城市内部形态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研究发现,90年代以来,杭州城市内部形态变化较大,尤其是21世纪前后,各土地利用类型的规模、破碎度、集聚度变化幅度都较大。建设用地规模不断增加,耕地、林地和水体规模不断减小;建设用地与耕地破碎度较高;建设用地集聚度不断上升,耕地集聚度下降。21世纪前后杭州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城市扩张速度加快。杭州街道网络由“西湖—东城”结构向南北方向发展,随后以主城为核心团块发展,最后形成组团式拥江发展的模式。内部街道网络的集聚度、城市整体核心集聚力下降;局部与整体的统一性减弱;公共性增强,交通便捷性不断提高。城市形态演变影响因素多样。其中,人口、经济、交通和政策因素起重要作用。人口增长推动着城市扩张;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建设用地以及基础道路建设的发展;交通因素牵引着城市发展的方向;政策因素对城市发展方向与城市形态演变起宏观调控作用。针对这四个影响因素,本文提出杭州在今后发展中的相关政策建议:注重以人才政策吸引人口集聚;促进外资流动与内部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交通建设,打造综合交通门户枢纽;合理推动“大都市区”与“撤县（市）设区”建设。
孔祥智,赵昶[6]（2020）在《浙江省供销社综合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浙江省通过供销社综合改革,充分发挥了供销社的原有优势,形成了服务功能和服务体系兼具、以为农服务为宗旨的农合联综合服务体系。一是构建以庄稼医院为基础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二是建设"智慧农资"和"网上庄稼医院";三是构建特色产业服务体系;四是整合品牌资源,构建品牌体系,着力培育和打响一批以省农合联、省行业协会为载体的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形成了"区域公共品牌+县域品牌+企业品牌"的品牌体系。通过综合改革,浙江省供销社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发挥了其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方面的作用。
庞海燕[7]（2020）在《杭州城市空间增长的政策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提升了经济增长红利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但快速的城市化直接导致了城市空间的的无序蔓延和低密度扩张,使得生态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继而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空间政策作为驱动城市空间增长的主导要素之一,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不同功能类型的空间政策影响下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有很大差异,故而摸清城市空间政策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政策之间的互动机制,推动不同功能类型政策的组合作用是实现空间增长管理的关键所在。基于城市空间政策如何有效作用于城市空间增长的问题,本文开展了城市空间政策作用机制研究。以杭州市为例,按照功能类型分类系统梳理空间政策体系。基于多时相遥感数据,采用用地等扇分析法、用地扩展强度分析法、重心转移法和InVEST模型法,定量得出建设空间的用地增长、扩展特征和重心转移特征,生态空间的质量变化和退化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杭州市建设空间的东西两翼为增长规模热点和冷点地区,全域增长速率经历由低、中速向高速的阶段性转变。②杭州市建设空间主要增长方位经历由钱塘江以西的主城单核心主导向钱塘江以东的多中心组团结构的阶段性转变。③主城区生境质量得到改善,临近主城的生态空间蚕食严重,生态空间质量下降明显。④杭州市生态带管控局部失效,临近主城片区且生态带覆盖面积较多的组团区域是生态带生境质量退化的主要区域。在此基础上,将建设空间增长规模同扩展强度的热、冷区域进行空间叠加,获取建设空间增长的四种关联模式;将生态空间退化面积和退化程度进行叠加分析,获取生态空间演变的多种模式。基于多部门空间政策数据,分析不同政策类型对相应关联模式的影响效力。最后认为,城市空间政策对空间增长的作用体现在转变增长阶段、调控增长时效和影响增长形态三个方面。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背景及相关研究综述,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具体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在研究综述中,重点梳理了国内外城市空间政策的实践和研究进程及城市空间增长政策工具,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历程和其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理论研究,包括第三章。对城市空间增长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一定阐述,从政策功能入手将其分为调整性政策、引导性政策、限制性政策和补偿性政策,定性研究不同功能政策的作用机制。第三部分,实证研究,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以杭州市为例,首先梳理杭州市2000年以来的调整性政策、引导性政策、限制性政策、补偿性政策的具体政策形式。其次,结合杭州市（2000-2015）十五年来城市空间变化的情况,从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变化两个空间维度分别进行分析。最后,从各类政策实效入手分析四类政策与城市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相关性,实证空间政策对城市空间增长的作用。本文的第六章进行了研究总结,包括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两个创新点:主要研究成果:①构建了城市空间政策系统,提出各功能类型空间政策的作用机制。②以杭州市为案例,开展空间政策机制影响下的城市空间增长实证研究。创新点:①创新的分析视角:从空间政策的角度分析城市空间增长和空间形态演变,得出空间增长政策作用机制,为未来城市空间增长管理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②创新的研究方法:将生态学的视角引入城市空间增长研究,体现跨界交流的思维。通过将生境质量纳入城市空间增长形态演变的分析,揭示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互动效应。
张杨杰[8]（2019）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 ——以杭州市萧山区L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方针。然而,乡村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问题突出,缺乏人才支撑,不能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已经成为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破解难题、补足短板,近年来,各地鼓励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已渐成星火燎原之势,新乡贤投身美丽乡村建设已成为社会热点,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兴起。本文基于实地调研,以杭州市萧山区L镇为研究样本,以乡村治理理论、行政吸纳理论、政治参与理论为视角,综合运用文献综述、问卷调查、访谈和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了新乡贤以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式参与乡村治理,发挥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破解公共产品不足难题、深化基层民主协商、整合乡村社区资源、防范化解乡村群体冲突和道德文化示范等积极作用。论文从当前影响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内部、外部制约因素出发,对参与意愿不足与动机不纯、参与能力不足、新乡贤组织浅层嵌入、基层政府行政有效吸纳和政策支持不足、村干部经济理性人和自身威信问题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最终提出了优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一些政策建议,包括优化新乡贤引导激励机制、吸纳选拔机制、公共参与机制、队伍建设机制、权威认可机制等。乡贤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精英,是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的多方面人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作为乡村治理不可缺少的重要主体,相信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一定会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新乡贤的主体意识、群体作用发挥一定会更加有力有效。
赵彪[9]（2019）在《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体制变迁与空间扩展及政区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辖区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降低城市发展成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所在,日益成为政府部门和学者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十九大又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作为调控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市辖区正好处于纵向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横向的城市空间布局重构的焦点所在。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转型,还包括社会体制转型和政治体制转型,高质量的发展需要有高质量的城市化支撑,市辖区的科学合理设置对于实现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促进农民转变为市民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体制维度和空间维度,探究市辖区应该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设置,以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外需不振、投资乏力,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作为最大的内需,城市化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城市等级化造成的发展严重失衡、公共服务之车与建制之马不匹配、人口频繁流动与真实分布造成的资源错位等问题。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是现代社会的构成中心,其发展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城市问题实质上也是整个时代的问题。当前的城市化更多的是土地城市化、产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存在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等问题,共有2.7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产生了大量的农村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长期的家庭分割对家庭关系、子女身心健康、老人养老等均有严重的不良影响。而要解决这些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形成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就有必要对市辖区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伴随着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实践需求的不断增加,行政区划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在研究视角、方法、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强的局限性,关于市辖区改革的研究更是十分薄弱,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本研究在大范围调研的基础上,基于整体性治理、尺度重构、施坚雅区域体系等理论,运用了GIS和RS技术,通过对市辖区的体制内涵、演化历程、发展路径、调整模式、作用机制和政策绩效的研究,探索当前我国城市型政区体制改革的实践路径。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强调了降低体制成本对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市辖区改革对于破除城市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意义重大。二是提出了行政区划研究必须具有跨学科的多重思维,市辖区改革必须与城市化和行政区划改革两个更宏大的系统相对接,才能看清当前市辖区面临的复杂问题及其改革方向。三是详细分析了县、县级市与市辖区的体制差异及其转换逻辑,提出行政区划调整是把“双刃剑”,若实际经济发展中行政区划“不需要调整的调了”,或“需要调整的没调”,都会产生体制与现实的“矛盾”,要把行政区划当作一种资源,做到有效化解矛盾,真正推进行政区划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四是阐述了建国以来市辖区设置可分为大幅调整期、波动上升期、地市合并期、大城市主导期和战略引领期,市辖区设置对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五是论述了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的调整路径、主要模式和空间差异,发现市辖区设置呈由东向西逐步推进,自北向南与自南向北两种扩张路径相结合,“大区制”和“小区制”两种偏向共存的特征,提出市辖区变动可以分为规模增减、结构调整、建制转换三种模式。六是分析了当前我国市辖区设置存在的体制障碍和空间瓶颈,其中市辖区设置的体制障碍包括市与市辖区、市辖区与市辖区之间的体制摩擦,市辖区设置的空间瓶颈主要包括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市辖区面积过小、市辖区建制缺失和市辖区空间结构不合理四类,并对各类问题分别举例说明了其作用机制。七是发现了近年来我国撤县（市）设区显着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撤县（市）设区的效果要明显优于中小城市,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县（市）改区效果更加显着,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也具有最佳调整期,并以大西安建设为例,实证分析了城市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具体策略。最后,本文提出了市辖区优化设置的对策建议:（1）基于城市群思维统筹推进市辖区空间优化布局。城市群内要重点考虑（培育形成网状城镇体系）,根据城市群发展需求和自身基础进行调整;城市群外重要发展轴线上（重在培育发展轴）,根据发展战略和自身需求进行调整;城市群外非关键地区（重在培育自主发展能力）,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调整。重点优化中心城区的行政区划,有效回应其市辖区规模不适当、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升其辐射带动能力,其次着重布局区域次中心城市,再次是县级市等其他中小城市,不同等级的城市空间距离要适度,特大镇问题的解决也要优先考虑城市市辖区的发展需求。（2）重点解决大城市市辖区规模不适度和结构不合理问题。只有大城市的区划先行调整好了,城市群内部的次一级区划调整才能进行,这是因为大城市的区划调整是上位规划,只有上位规划调整了,才能落实次一级的区划调整,大城市行政区划界线的划定落实,将成为城市群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保证,因此大城市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是城市群布局优化的重点。（3）调整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入的行政区划设置原则。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共同作为历史政区边界的划定原则,造成一些完整的生态环境单元被不同的行政边界所人为分割,加大了行政区交界地的资源环境问题,为此要优化行政边界的设置原则,可基于实际情况跨河流设置行政边界。（4）市辖区调整应重点关注城市的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只有在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都较大的情况下才需要增设市辖区,在开发强度大、发展潜力小的城市,更需要进行内部城市空间重构,区县重组的可能性较大。增设市辖区时,首先要看中心城区是否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其次看拟设市辖区是否具有典型的城市型政区特征,再次要符合地域相邻、紧密相连的条件。
张航[10]（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将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口红利使其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浙江高等职业教育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高职教育不仅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逐渐得到了肯定,也为构建浙江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四十年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一方面能够以史为鉴,为未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还能为国家其他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优越的浙江实践、浙江经验和浙江样板。为此,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四十年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以每个阶段的重点发展领域为立脚点力图客观、准确、全面的分析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梳理出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四十年发展脉络,展现高等职业教育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波澜壮阔的画面,并结合发展现状探索新时期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法、因素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标志性重大教育政策为分段依据,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初步发展期（1978-1997）、跨越突破期（1998-2005）、转型升级期（2006-2013）、创新发展期（2014-2018）四个阶段,以每个阶段影响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着重考察该时段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此外,在查阅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政策变迁及相关经济社会背景,概括总结出四十年来浙江高职教育经历了从初露锋芒到渐成规模、从注重数量到优质提升的历史性转变,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推动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据此本文还提炼凝结了浙江高职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与经验,包括依靠政策落实高职战略地位、多元融合健全院校管理体制、搭建中高职教育“直通车”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加大财政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以及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教育质量等五个方面。但在当前国际国内人才竞争对高职教育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发现浙江高等职业教育依然存在高职院校间质量发展不平衡、高职教育与浙江产业转型发展匹配度不高、经费投入问题依然严峻、师资水平有待提高、国际化外向型人才培养不够重视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加强宏观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教育服务力、保证经费投入提升办学条件、推进“双师”教师队伍建设、拓宽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等方面提出了未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应该努力的方向。
二、杭州萧山区级财政超过三十亿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杭州萧山区级财政超过三十亿元（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数据驱动的杭州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认知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带来的新需求 |
| 1.1.2 公共服务规划地位提升形成的新定位 |
| 1.1.3 数据科学革命引领的新视野 |
| 1.1.4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新要求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主要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数据驱动 |
| 1.3.2 公共中心体系 |
| 1.4 研究内容与范围 |
| 1.4.1 研究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范围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定性研究方法 |
| 1.5.2 定量分析方法 |
| 1.6 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1.6.1 研究技术路线 |
| 1.6.2 章节组织 |
| 2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城市形态发展与演化理论中的城市中心 |
| 2.1.2 城市空间组织理论中的城市中心 |
| 2.2 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识别 |
| 2.2.1 城市中心识别数据源 |
| 2.2.2 城市中心及其体系识别方法 |
| 2.3 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演变趋势与影响要素 |
| 2.3.1 城市多中心结构的实践与效能 |
| 2.3.2 公共中心体系的发展趋势 |
| 2.3.3 公共中心的形成机制与影响要素 |
| 2.4 公共中心与城市服务的空间布局优化 |
| 2.4.1 公共中心的布局优化 |
| 2.4.2 各类城市服务的布局优化 |
| 2.5 借鉴与启示 |
| 2.5.1 研究借鉴 |
| 2.5.2 研究启示 |
| 3 研究框架 |
| 3.1 数据驱动的发展脉络 |
| 3.1.1 大数据的发展及利用 |
| 3.1.2 机器学习发展历程 |
| 3.1.3 数据驱动在城乡规划中的应用 |
| 3.2 表征学习与城市空间科学互动的研究理念 |
| 3.2.1 表征学习的应用难点 |
| 3.2.2 分析框架的基本流程 |
| 3.2.3 数据分析的基本逻辑 |
| 3.2.4 数据获取的基本原则 |
| 3.3 数据驱动的公共中心体系研究框架 |
| 3.3.1 研究主要问题难点 |
| 3.3.2 测度识别的理论先验 |
| 3.3.3 影响要素分析的理论先验 |
| 3.3.4 优化策略的理论先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识别与空间特征 |
| 4.1 供需视角下的中心度评级体系与数据基础 |
| 4.1.1 中心度的评价 |
| 4.1.2 中心度计算的数据基础 |
| 4.2 中心度计算结果与空间特征 |
| 4.2.1 指标权重计算 |
| 4.2.2 设施聚合度:多中心结构展现 |
| 4.2.3 设施规模度:中心集聚特征显着 |
| 4.2.4 设施使用度:就近满足的网络结构 |
| 4.2.5 中心度:内聚外散,北密南疏的整体格局 |
| 4.3 识别与特征分析 |
| 4.3.1 基于密度阈值的公共中心识别流程设计 |
| 4.3.2 公共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3.3 公共中心的体系结构特征 |
| 4.3.4 功能关联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5 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的发展程度与影响要素 |
| 5.1 公共中心体系发展程度的表征 |
| 5.1.1 公共中心体系的总能级 |
| 5.1.2 公共中心体系的总数量 |
| 5.1.3 公共中心体系的均衡度 |
| 5.2 基于集成学习的中心度表征模型 |
| 5.2.1 特征构造与模型设计 |
| 5.2.2 模型精度检验方法 |
| 5.2.3 模型训练与精度表现 |
| 5.3 基于集成模型省域区县中心度拟合 |
| 5.3.1 中心度的分块拟合 |
| 5.3.2 中心体系的采样结果 |
| 5.3.3 省域区县公共中心体系表征 |
| 5.4 常态化影响要素分析 |
| 5.4.1 公共中心体系常态化影响要素的选择 |
| 5.4.2 中心度的多元线性回归 |
| 5.4.3 公共中心发展程度的聚类及其特征 |
| 5.4.4 公共中心体系的演化趋势分析 |
| 5.4.5 常态化影响要素构成与影响机制构建 |
| 5.5 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的非常态化影响要素 |
| 5.5.1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
| 5.5.2 基础设施建设 |
| 5.5.3 城市空间调整 |
| 5.5.4 经济发展 |
| 5.5.5 城市品牌价值提升 |
| 5.5.6 城市治理能力提升 |
| 5.6 本章小结 |
| 6 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布局优化 |
| 6.1 人口与公共中心体系布局的空间关联 |
| 6.1.1 基于人口的公共中心体系布局先验 |
| 6.1.2 人口分布的空间特征与空间关联 |
| 6.1.3 人口与公共中心的空间关联模型构造 |
| 6.1.4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6.1.5 人口与公共中心体系关联中的主要特征 |
| 6.2 公共中心优化目标 |
| 6.2.1 经验目标 |
| 6.2.2 价值目标 |
| 6.2.3 规律原则 |
| 6.3 公共中心体系布局优化指引 |
| 6.3.1 空间优化指引 |
| 6.3.2 服务优化策略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1.1 公共中心识别与空间特征分析 |
| 7.1.2 公共中心的影响要素与机制分析 |
| 7.1.3 公共中心的优化指引 |
| 7.2 主要创新之处 |
| 7.2.1 引入了多源数据与算法适应的公共中心识别系统 |
| 7.2.2 尝试了表征数据与理论结合的影响要素解释机制 |
| 7.2.3 构建了集成框架与机制协同的目标估计监督模型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3.1 研究内容的深入挖掘 |
| 7.3.2 研究理论的深化演绎 |
| 7.3.3 数据技术的更新适应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浙江省区县中心体系发展程度影响要素 |
| 附录2 集成树分类规则 |
| 附录3 网络调查问卷中公共中心体系相关问题 |
| 个人简介 |
（2）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的价值及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关键概念辨析 |
| (二)政策试点的运作过程和机制相关研究 |
| (三)政策试点成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四)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框架 |
| 五、主要创新与研究的限制 |
| (一)主要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限制 |
| 第一章 政策试点的运作过程解析 |
| 一、笼统认识带来的困境 |
| (一)试点的目的:“试对”还是“试错” |
| (二)试点的设置:“指派”还是“争取” |
| (三)试点的执行:“控制”还是“有选择的控制” |
| 二、政策试点主要模式划分及其运作过程:基于案例描述 |
| (一)选点试验:国家级“多规合一”试点 |
| (二)发标申报:“坡地村镇”改革试点 |
| (三)申请授权:太阳能光伏产业“五位一体”创新综合试点 |
| (四)探索追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 |
| 三、政策试点的内在运行机制解析 |
| (一)选点试验模式:中央(上级)主导的政策试验 |
| (二)发标申报模式:央地互动中的政策创新 |
| (三)申请授权模式:基层诱致的改革突破 |
| (四)自主探索模式:中央对地方经验的吸纳-辐射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策试点成效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行动者-互动-场域 |
| 一、政策试点是创新与扩散的复合过程 |
| (一)政策试点的阶段:“点上创新”与“面上扩散” |
| (二)政策过程与创新扩散理论的引入 |
| (三)一个分析框架:行动者-互动-场域 |
| 二、政策试点中的“行动者” |
| (一)试点的授权方:中央(上级政府) |
| (二)试点实施者:地方政府 |
| 三、政策试点运作中的“互动” |
| (一)选点设置 |
| (二)经费支持 |
| (三)督查与评估 |
| 四、政策试点运作的“场域” |
| (一)试点场域中的利益复杂性 |
| (二)试点场域的空间与资源 |
| (三)试点的时间跨度 |
| 五、政策试点运作的结果:创新与扩散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策试点成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单因素的影响效应 |
| 一、研究假设 |
| (一)行动者因素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 |
| (二)互动因素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 |
| (三)场域因素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 |
|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三、变量的设定与模型构建 |
| (一)变量的测量 |
| (二)模型的构建:离散选择模型 |
| 四、统计分析 |
| (一)描述性分析 |
| (二)政策试点影响因素的总效应分析 |
| (三)不同政策领域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分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策试点成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多重并发关系与主要影响路径 |
| 一、定性比较分析法(QCA)的适用性 |
| 二、案例、变量和校准 |
| (一)案例选择 |
| (二)变量设计 |
| 三、试点各类效果的定性比较分析 |
| (一)总效果的定性比较分析 |
| (二)分阶段的深化分析:执行效应 |
| (三)分阶段的深化分析:扩散效应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策试点运行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从行动者的视角看 |
| (一)试点批准机关职责履行不到位,试点运行多点受阻 |
| (二)试点地方政府认识模糊、创新动力不足,试点功能异化 |
| 二、从互动的视角看 |
| (一)选点设置和顶层设计对基层需求回应不够 |
| (二)配套经费支持不够精准 |
| (三)多数试点督查评估环节缺失 |
| 三、从场域的视角看 |
| (一)单项型试点缺少系统集成,整体效应难以发挥 |
| (二)部门间利益一致性协调难,合力抓试点的机制未形成 |
| (三)试点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设置不合理 |
| 四、从试点经验推广扩散的视角看 |
| (一)试点“吸纳-辐射”机制不健全,试点成效多停留在点上 |
| (二)创新采纳的动力激发不足,试点自发学习机制不畅 |
| 第六章 提升政策试点成效的建议 |
| 一、在全局视野中正确定位行动者的角色和功能 |
| (一)试点批准机关要根据试点模式把握好“参与度” |
| (二)地方政府在试点工作中要关照全局 |
| 二、优化政策试点的互动机制 |
| (一)畅通上下协同机制,确保选点设置的科学性 |
| (二)区分不同试点领域合理发挥经费激励与支持作用 |
| (三)把握试点执行中的模糊性特征,用好督查评估手段 |
| 三、科学配置政策试点的场域资源 |
| (一)正确处理好单一事项改革与综合改革之间的关系 |
| (二)加强统筹协调,避免部门利益成为创新的障碍 |
| (三)根据政策成熟度合理设置试点范围和时间跨度 |
| 四、构建整体性扩散结构,推动试点经验扩散 |
| (一)建立完善的吸纳-辐射机制 |
| (二)畅通区域间自发学习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及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风险社会理论 |
| 1.2.2 风险治理 |
| 1.2.3 撤县(市)设区 |
| 1.2.4 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风险 |
| 2.1.2 制度性风险 |
| 2.1.3 风险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风险社会理论 |
| 2.2.2 治理理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 县(市)改区在中国的实践与特征 |
| 3.1 县(市)改区在时间上的分布 |
| 3.1.1 摸索尝试阶段(1983-1987年) |
| 3.1.2 曲折发展阶段(1988-1998年) |
| 3.1.3 蓬勃发展阶段(1999-2003年) |
| 3.1.4 衰退停滞阶段(2004-2010年) |
| 3.1.5 重新启动阶段(2011-2019年) |
| 3.2 县(市)改区在空间上的分布 |
| 4 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及形成机理 |
| 4.1 县(市)改区过程中的风险再生产 |
| 4.2 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因素 |
| 4.2.1 市县两级政府利益博弈 |
| 4.2.2 决策性专家系统与新设区管理体制 |
| 4.2.3 公众参与缺失 |
| 4.3 县(市)改区中的制度性风险环节 |
| 4.4 县(市)改区中的制度性风险损失 |
| 4.4.1 地级市政府 |
| 4.4.2 新设区政府 |
| 4.4.3 新设区居民 |
| 4.4.4 企业 |
| 4.5 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形成机理 |
| 5 三个县(市)改区案例的比较 |
| 5.1 萧山市改区中的制度性风险分析 |
| 5.1.1 萧山发展概况 |
| 5.1.2 萧山市改区的过程 |
| 5.1.3 萧山市改区引发的制度性风险 |
| 5.2 长兴县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分析 |
| 5.2.1 长兴县发展概况 |
| 5.2.2 长兴县改区失败的过程 |
| 5.2.3 长兴县改区失败的原因:制度性风险损失高于收益 |
| 5.3 顺德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分析 |
| 5.3.1 顺德市发展概况 |
| 5.3.2 顺德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 |
| 5.3.3 顺德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分析 |
| 5.4 小结 |
| 6 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治理 |
| 6.1 市县双方应着眼于整体,立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6.2 强化风险意识,建立风险防控体系 |
| 6.2.1 树立风险意识,形成风险思维 |
| 6.2.2 建立风险防控机制,提升风险处置能力 |
| 6.3 建立多元治理主体的风险治理机制 |
| 6.3.1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
| 6.3.2 提高公民意识,建立公民社会 |
| 6.3.3 积极培育非政府组织 |
| 6.3.4 尊重专家系统,接受公众监督 |
| 6.3.5 鼓励保险业参与风险治理 |
| 7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筒历 |
（4）需求导向型农村养老服务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X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研究 |
| 二、关于需求导向的养老服务研究 |
| 三、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理论工具 |
| 一、需求导向型养老服务的内涵与特点 |
| 二、供给与需求关系理论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与个案选择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
| 二、个案资料收集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个案 |
| 一、X村的基本情况 |
| 二、个案选择的理由 |
| 第三章 X村的养老服务发展 |
| 第一节 养老服务的发展过程 |
| 一、新中国的养老服务发展过程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X村养老服务的发展 |
| 第二节 当前X村的养老服务格局 |
| 一、家庭养老服务为主导 |
| 二、居家养老服务迅速发展 |
| 三、社区养老服务为协同 |
| 四、机构养老服务做补充 |
| 第三节 当前X村养老服务的特点与成效 |
| 一、X村养老服务的重要特点 |
| 二、X村养老服务的主要成效 |
| 第四章 当前农村养老服务的供求矛盾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农村养老服务供求矛盾的突出表现 |
| 一、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与相对有限的养老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
| 二、复杂多元的养老服务需求与简单统一的养老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
| 第二节 当前农村养老服务供求矛盾的成因 |
|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诱致 |
| 二、农村养老服务传统的影响 |
| 三、城乡二元养老服务体制的制约 |
| 第五章 推进需求导向型农村养老服务 |
| 第一节 实行需求导向型农村养老服务的价值与条件 |
| 一、发展需求导向型农村养老服务的重要性 |
| 二、实行需求导向型农村养老服务的主要条件 |
| 第二节 促进需求导向型农村养老服务的重要策略 |
| 一、构建需求导向型农村养老服务制度体系 |
| 二、转变农村养老服务的供求关系 |
| 三、加强农村养老服务能力 |
| 四、创新农村养老服务方式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基于GIS与空间句法的杭州城市内部形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研究背景与研究综述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城市形态 |
| 1.2.2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 |
| 1.2.3 城市形态和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关系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杭州城市形态研究回顾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相关基础理论 |
| 1.4.1 多核心理论 |
| 1.4.2 中心地理论 |
| 2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2.1.1 研究内容 |
| 2.1.2 研究思路 |
| 2.2 研究框架与论文组织 |
| 2.3 相关研究方法 |
| 2.3.1 景观指数法 |
| 2.3.2 空间句法 |
| 2.3.3 主成分分析法 |
| 2.4 研究区域概况 |
| 2.4.1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 |
| 2.4.2 研究区域行政区概况 |
| 2.5 本章小结 |
| 3 杭州城市形态演变分析——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分析 |
| 3.1 遥感影像分类 |
| 3.1.1 图像选取 |
| 3.1.2 图像预处理 |
| 3.1.3 图像分类 |
| 3.2 景观指数分析 |
| 3.2.1 斑块类型面积分析 |
| 3.2.2 斑块个数分析 |
| 3.2.3 斑块周长面积分维数分析 |
| 3.2.4 边缘密度分析 |
| 3.2.5 集聚度指数分析 |
| 3.3 景观格局综合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杭州城市形态演变分析——街道网络交通格局分析 |
| 4.1 街道轴线提取 |
| 4.2 交通格局演变分析 |
| 4.2.1 50年代:西湖东岸集中发展 |
| 4.2.2 70年代:城北渐渐发展 |
| 4.2.3 90年代:主城为核心团块发展 |
| 4.2.4 10年代:组团式拥江发展 |
| 4.3 交通格局综合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杭州城市形态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影响因子分析 |
| 5.2 人口因素:人口增长推动城市扩张 |
| 5.3 经济因素:经济发展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
| 5.4 交通因素:交通路网牵引城市发展方向 |
| 5.5 政策因素:政策宏观调控城市形态发展 |
| 5.5.1 城市总体规划影响下的杭州城市形态 |
| 5.5.2 “撤县(市)设区”影响下的杭州城市形态 |
| 5.6 本章小结 |
| 6 政策建议 |
| 6.1 人口方面:以人才政策吸引人口集聚 |
| 6.2 经济方面:促进对外资本流动与内部产业结构优化 |
| 6.3 交通方面:打造综合交通门户枢纽 |
| 6.4 政策方面:合理推动“大都市区”与“撤县(市)设区”建设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论文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6）浙江省供销社综合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浙江省供销社综合改革的基本情况 |
| 三浙江省供销社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实践 |
| (一)供销社改革与产业振兴 |
| 1. 基本介绍 |
| 2. 主要做法 |
| 3. 初步成效 |
| 4. 整合组织资源，优化组织体系 |
| (二)供销社改革与人才振兴 |
| (三)供销社改革与文化振兴 |
| 1. 建立文化主题馆，聚力推动合作文化的繁荣 |
| 2. 创作诗歌书刊，举办各类文化节 |
| (四)供销社改革与生态振兴 |
| 1. 新农村建设:瑞安市陈岙村的实践 |
| 2. 大田托管美丽田园建设 |
| (五)供销社改革与组织振兴 |
| 四政策建议 |
| 1.认真总结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供销社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会)经验 |
| 2.完善相关法律，确立供销社的法人地位 |
| 3.加快新时期供销系统人才队伍培育 |
| 4.继续深化综合改革，使供销社更加适应乡村振兴的需要 |
| 5.切实发挥供销社为农服务功能，更加密切与农民群众的利益联结 |
| 6.要因地制宜发挥供销社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
| 7.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提高供销社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地位 |
（7）杭州城市空间增长的政策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增长主义驱动下的城市空间急剧增长 |
| 1.1.2 城市规划从技术型向管理型转型 |
| 1.1.3 城市空间增长需要空间政策的科学引导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检索与内容分析法 |
| 1.3.2 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法 |
| 1.3.3 实证研究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城市空间政策研究进展 |
| 2.1.1 城市空间政策体系 |
| 2.1.2 城市空间增长政策工具 |
| 2.2 城市空间增长研究进展 |
| 2.2.1 城市空间增长形态研究 |
| 2.2.2 城市空间增长研究方法 |
| 2.3 既有研究的评述与启示 |
| 2.3.1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3.2 本文的切入点 |
| 3 城市空间政策作用研究 |
| 3.1 调整性政策的作用 |
| 3.1.1 调整性政策的内涵 |
| 3.1.2 调整性政策的作用途径 |
| 3.2 引导性政策的作用 |
| 3.2.1 引导性政策的内涵 |
| 3.2.2 引导性政策的作用途径 |
| 3.3 限制性政策的作用 |
| 3.3.1 限制性政策的内涵 |
| 3.3.2 限制性政策的作用途径 |
| 3.4 补偿性政策的作用 |
| 3.4.1 补偿性政策的内涵 |
| 3.4.2 补偿性政策的作用途径 |
| 4 研究区概况及其政策解读 |
| 4.1 研究区概况 |
| 4.1.1 地理要素 |
| 4.1.2 经济要素 |
| 4.1.3 人口要素 |
| 4.1.4 规划要素 |
| 4.2 研究区政策解读 |
| 4.2.1 调整性政策 |
| 4.2.2 引导性政策 |
| 4.2.3 限制性政策 |
| 4.2.4 补偿性政策 |
| 5 空间政策作用下杭州市城市空间演变实证研究 |
| 5.1 研究数据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用地等扇分析法 |
| 5.2.2 建设用地扩展强度 |
| 5.2.3 建设用地重心转移 |
| 5.2.4 生境质量模型 |
| 5.3 杭州市城市用地空间变化分析 |
| 5.3.1 建设空间分析 |
| 5.3.2 生态空间分析 |
| 5.4 杭州市城市用地变化模式分析 |
| 5.4.1 建设用地空间变化模式分析 |
| 5.4.2 生态用地质量及退化模式分析 |
| 5.5 杭州市城市用地变化与空间政策关联分析 |
| 5.5.1 模式关联分析 |
| 5.5.2 政策作用机制分析 |
| 6 结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8）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 ——以杭州市萧山区L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透视 |
| 2.1 相关内涵界定 |
| 2.1.1 传统乡贤的内涵 |
| 2.1.2 新乡贤的相关界定 |
| 2.2 相关理论阐述 |
| 2.2.1 乡村治理理论 |
| 2.2.2 行政吸纳理论 |
| 2.2.3 政治参与理论 |
| 3 我国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与现实 |
| 3.1 传统社会的乡绅自治及其瓦解 |
| 3.1.1 乡绅在传统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 |
| 3.1.2 乡绅“劣绅化”及其危害 |
| 3.1.3 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瓦解 |
| 3.2 新乡贤: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
| 3.2.1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
| 3.2.2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动机 |
| 4 杭州市萧山区L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 |
| 4.1 L镇基本概况 |
| 4.2 L镇新乡贤群体特征 |
| 4.3 L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 |
| 4.4 L镇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作用 |
| 5 L镇新乡贤参与乡村有效治理的制约因素 |
| 5.1 内部制约因素 |
| 5.1.1 参与意愿不足与动机不纯问题 |
| 5.1.2 参与能力不足问题 |
| 5.1.3 新乡贤组织浅层嵌入问题 |
| 5.2 外部制约因素 |
| 5.2.1 基层政府:行政吸纳和政策支持问题 |
| 5.2.2 村干部:经济理性人和自身威信问题 |
| 5.2.3 村民:预期偏差和权威认可问题 |
| 6 优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对策建议 |
| 6.1 优化新乡贤引导激励机制 |
| 6.1.1 加强新乡贤工作的顶层设计 |
| 6.1.2 完善新乡贤回归的制度供给 |
| 6.2 优化新乡贤吸纳选拔机制 |
| 6.2.1 强化对新乡贤的行政吸纳 |
| 6.2.2 规范新乡贤推荐选举 |
| 6.3 优化新乡贤公共参与机制 |
| 6.3.1 完善新乡贤公共参与制度 |
| 6.3.2 优化新乡贤公共参与方式 |
| 6.3.3 增强新乡贤公共参与有效性 |
| 6.4 优化新乡贤队伍建设机制 |
| 6.4.1 培育新乡贤公共精神 |
| 6.4.2 提升新乡贤参与治理的能力 |
| 6.5 优化新乡贤权威认可机制 |
| 6.5.1 弘扬乡贤文化 |
| 6.5.2 培育健康乡村社会心态 |
| 7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体制变迁与空间扩展及政区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市辖区行政区划改革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国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1 行政分割与政府碎片化问题 |
| 2.1.2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经济发展 |
| 2.1.3 行政区划与财政体制改革 |
| 2.2 国内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2.1 城镇化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关系 |
| 2.2.2 行政区划制度与市制改革取向 |
| 2.2.3 市辖区体系改革与建制创新 |
| 2.3 相关述评与本文的切入视角 |
| 第三章 基本概念辨析与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行政区划 |
| 3.1.2 县 |
| 3.1.3 县级市 |
| 3.1.4 市辖区 |
| 3.2 县、县级市与市辖区的比较辨析 |
| 3.2.1 县与县级市的体制差异 |
| 3.2.2 县、县级市与市辖区的体制差异 |
| 3.2.3 县、县级市与市辖区的体制转换 |
| 3.3 相关理论基础 |
| 3.3.1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3.3.2 尺度重构理论 |
| 3.3.3 施坚雅区域体系理论 |
| 3.3.4 其他相关理论 |
| 第四章 经济结构转型与市辖区体制变迁的阶段与脉络 |
| 4.1 阶段一(1949-1957)：体制转轨下市辖区的大幅波动与逐步规范 |
| 4.2 阶段二(1958-1977)：投资规模与粮食产量的双重制约 |
| 4.3 阶段三(1978-1997)：经济分权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
| 4.4 阶段四(1998-2011)：土地财政催化大城市发展的空间需求 |
| 4.5 阶段五(2012 年以来)：从适应性调整到战略布局引领 |
| 4.6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我国城市市辖区空间扩展的基本趋向与主要模式 |
| 5.1 城市布局调整与市辖区扩展的演化路径 |
| 5.1.1 由东向西逐步推进 |
| 5.1.2 自北向南与自南向北 |
| 5.1.3 “大区制”和“小区制” |
| 5.2 市辖区设置的基本类型及其主要模式 |
| 5.2.1 市辖区设置的基本类型 |
| 5.2.2 市辖区设置的主要模式 |
| 5.3 市辖区设置的现状特征及其空间差异 |
| 5.3.1 我国市辖区设置的基本状况 |
| 5.3.2 各省市辖区设置的现实需求 |
| 5.4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市辖区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 |
| 6.1 市辖区发展面临的体制障碍及其影响 |
| 6.1.1 市与市辖区之间的体制摩擦 |
| 6.1.2 市辖区与市辖区之间的体制摩擦 |
| 6.2 市辖区发展面临的空间瓶颈及其影响 |
| 6.2.1 城市型政区地域化问题 |
| 6.2.2 市辖区面积过小问题 |
| 6.2.3 市辖区建制缺失问题 |
| 6.2.4 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问题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体制转型与城市发展:市辖区调整的政策效果评估 |
| 7.1 研究回顾与理论假说 |
| 7.2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数据来源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 |
| 7.3.2 异质性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平行趋势检验 |
| 7.4.2 改变控制变量 |
| 7.4.3 灯光指数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与市辖区改革：以大西安为例 |
| 8.1 大城市市辖区改革是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焦点 |
| 8.1.1 城市空间布局重构也是体制改革 |
| 8.1.2 中小城市转型的关键在于大城市 |
| 8.2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瓶颈与“大西安”的战略突破 |
| 8.2.1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的关键是建设大西安 |
| 8.2.2 行政区划改革：大西安建设的必由之路 |
| 8.3 大西安行政区划不合理导致的主要问题 |
| 8.3.1 城三区的城市管理问题 |
| 8.3.2 西咸新区发展的问题 |
| 8.3.3 城市发展与公共服务问题 |
| 8.3.4 咸阳城市衰落的问题 |
| 8.4 基于城市群思维重构大西安行政区划新格局 |
| 8.4.1 推动西安向北跨河发展 |
| 8.4.2 妥善解决咸阳出路问题 |
| 8.4.3 加快渭北地区设市进程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 |
| 1.理论价值 |
| 2.实践价值 |
| (三)核心概念 |
| 1.职业教育 |
| 2.高等职业教育 |
| 3.发展 |
| (四)研究综述 |
| 1.有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回顾的研究 |
| (1)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研究 |
| (2)关于区域性高职教育发展历程回顾研究 |
| (3)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回顾研究 |
| 2.有关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 |
| (1)关于浙江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研究 |
| (2)关于浙江高职教育历史回顾性研究 |
| (3)关于浙江高职教育政策的研究 |
| 3.文献述评 |
| (1)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本研究的不足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1.文献法 |
| 2.因素分析法 |
| 3.案例分析法 |
|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历程 |
| (一)恢复重建期(1978-1997):浙江高职教育“起步探索” |
| 1.发展背景 |
| (1)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 |
| (2)国家“三教统筹”和“三改一补”政策的推动 |
| (3)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 2.发展实践 |
| (1)恢复专科学校招生 |
| (2)创办短期职业大学 |
| (3)试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
| (二)跨越突破期(1998-2005):浙江高职教育“渐成规模” |
| 1.发展背景 |
| (1)产业调整强力驱动高职发展 |
| (2)素质提升高职资源需求强烈 |
| (3)政策出台引导推动高职改革 |
| 2.发展实践 |
| (1)成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
| (2)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
| (3)批办民办职业学校 |
| (三)转型升级期(2006-2013):浙江高职教育“‘质’‘量’兼顾” |
| 1.发展背景 |
| (1)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向 |
| (2)政策突破优化发展环境 |
| (3)办学质量问题亟待解决 |
| 2.发展实践 |
| (1)建设示范院校 |
| (2)加强专业建设 |
| (3)改革培养模式 |
| (4)推进课程改革 |
| (5)强化队伍建设 |
| (四)创新发展期(2014-至今):浙江高职教育“优质提升” |
| 1.发展背景 |
| (1)战略推进急需新型高技能人才 |
| (2)政策引导建设优质高职院校 |
| (3)基础雄厚转向实力提升 |
| 2.发展实践 |
| (1)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 |
| (2)开展现代学徒制度 |
| (3)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
| (4)多元探索国际交流与合作 |
|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
| (一)形成较为完备的发展政策 |
| (二)着力内涵建设的发展战略 |
| (三)形成多方联动的管理体制 |
| (四)构建中高职衔接的教育体系 |
| (五)制定合理的财政投入标准 |
| 三、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的问题与不足 |
| (一)教育质量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
| (二)高职教育与浙江产业转型匹配度不高 |
| (三)经费投入不足问题亟待解决 |
| (四)师资水平不能有效适应教育质量发展需要 |
| (五)国际化外向型人才培养相对滞后 |
| 四、新时代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
| (一)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高职均衡发展 |
| (二)加强内涵建设满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 (三)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全面提升办学实力 |
| (四)深入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 |
| (五)提升高职院校的国际影响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杭州萧山区级财政超过三十亿元（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数据驱动的杭州萧山区公共中心体系认知与优化研究[D]. 阮一晨. 浙江大学, 2021(01)
- [2]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D]. 姚连营.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3]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及治理[D]. 黄佳琦. 浙江大学, 2020(01)
- [4]需求导向型农村养老服务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X村为例[D]. 李金铭.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5]基于GIS与空间句法的杭州城市内部形态演变研究[D]. 周璐. 浙江大学, 2020(02)
- [6]浙江省供销社综合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实践[J]. 孔祥智,赵昶. 中国合作经济评论, 2020(01)
- [7]杭州城市空间增长的政策作用机制研究[D]. 庞海燕. 浙江大学, 2020(02)
- [8]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 ——以杭州市萧山区L镇为例[D]. 张杨杰.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19(12)
- [9]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体制变迁与空间扩展及政区优化研究[D]. 赵彪.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10]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8）[D]. 张航.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