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博物馆汉代玉器精选

一、洛阳博物馆藏汉代玉器选介（论文文献综述）

杨夏薇^[1]（2021）在《宋代铜镜纹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铜镜是古代日用品,在中国古代既用于鉴容,也用于辟邪等场合,因流传两千多年以上,在物质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铜镜的形式相对简单,平板状,多为圆形,偶有方形,间有菱花形、椭圆等形状者,极个别有柄。其正面平或微凸,是实现其基本功能面,其背面有多种多样的纹饰和装饰,成为古代艺术的主要载体。因铜镜的基本功能是鉴容,所以镜面需要光亮、致密,中国古代铸工在长期实践中,发现高锡青铜可达此效果,其材质的锡含量往往在20%以上,甚至有30%者,但高锡青铜镜坚硬质脆,坠落即碎。而镜背面的纹饰或装饰,应当本源于商周青铜礼乐器,并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工艺也如青铜礼乐器一样多种多样,所以,铸工铜镜的制作,同样沿袭青铜礼乐器生产的路径,早期都是以泥范块范法成形的。青铜器的装饰工艺,多移借自青铜容器,包括镶嵌、错、鎏、镀、绘和包金银等,其中镀锡工艺在装饰镜背的基础上,铸工逐步认识到也是处理镜面、使之白亮的加工工艺。随着这种工艺的普及,铜镜合金的锡含量可以不必很高,使其依然保持相当的韧性。中国铜镜可上溯到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中原出现最早的是商代,西周只是零星发现,这些具有铜镜形象的器物,究竟是否全部用于鉴容,还不能肯定,至少其中某些是用于装饰。真正作为日用鉴容的铜镜,大概从春秋晚期才开始逐步增多,侯马铸铜做法发现有铸镜模范,反映出铸镜和其他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甚至装饰纹样一致。经过战国时代的发展,一些特种工艺镜颇为突出,如漆背镜、彩绘镜、双背镜等,表现出高度的工艺技巧。秦汉是青铜镜大大发展阶段,王室和戈地方都会都是青铜镜的重要产地,商品性强故纹样类型多。汉之后的连年动乱对青铜镜生产打击较大,但随着佛教东传和道教的兴起,宗教题材成为铜镜纹样的主要内容。隋唐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多种精美形式、装饰手法多样、纹饰题材丰富的青铜器,表明铜镜生产臻至高峰。唐宋社会的巨变在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和讨论,艺术史也有涉及。通观两个时代的青铜镜,差别突出。宋代青铜镜因普通和寻常,往往被忽视,页成为研究较少、留下诸多空白的流域。本文即是针对这一空白而设计的研究,宋代手工业商品化有关,大批量的铜镜以工业化模式生产出来,其纹饰装饰性更强。如表现宋代女性文化的花卉纹镜和凤鸟纹镜,也有人物故事纹镜中展现宋代士人隐逸之情的许由巢父镜、王质观弈镜,还有展现宋代铜镜商品化的商标牌记镜,再有反映与道教、佛教有关的铜镜。宋代铜镜纹饰在艺术上呈现出丰富的装饰化、世俗化表现内容。纹饰的世俗化表现与佛、道教世俗化有关,佛道教义逐渐世俗化,广纳信众,与社会风俗相结合,形成特殊的民间风俗礼仪。铜镜参与了宋人的生活,照容或是民间信仰中用镜祭祀、婚丧喜庆事中都见有铜镜的使用,铜镜纹饰就是反应这些风俗的图像。本文采用图像与空间的讨论方法,将宋代铜镜中的部分纹饰作为单一图像来看,与周围的墓葬壁画、器物形成一个研究场域,应属于墓葬器物研究的一种方法。通过铜镜的功能与图像产生的交互关系,更好的理解宋代铸镜工匠在铜镜装饰上对于纹饰内容、题材的选择,从而进一步探究宋人在物质文化上对铜镜的设计与构思,并探讨纹饰除装饰意义以外的思想内涵,从而进一步展现宋人的造物与装饰思想。

卢星^[2]（2019）在《湖州铜镜的造物观》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以湖州铜镜为研究对象,通过可直观的图案样式作为线索,结合相关史料记载与论述,挖掘其背后人文历史所凝聚的意识形态以及在湖州铜镜上所体现的造物规律。因此论文搜集各式湖州铜镜资料为研究对象,分析整理图像和文献论述,以图论史,以史证图,并追踪纹饰工艺等素材的重合点,梳理不同工艺领域之间的串联性。由于“湖州”铜镜的地域性质和工匠家族特征,论文应用了比较的手法,将其放大到纪时纪地的情形下,根据时间地理上的分布发展,讲述湖州铜镜的造物特性。同时根据湖州铜镜所代表的社会角色,架构出相应的历史舞台背景。最后依据图像整理结果,结合造物特性和造物背景,在青铜文化和传统造物观的基础上,总结出湖州铜镜的造物规律。从社会和个人角度来说,湖州铜镜不仅展示了时代的角逐和传承,也侧面呈现了人在实用与精神的渴求上所作出的抉择。而推动这些变化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革命,本文希望在传统工艺研究的基础上融入社会治理的视角,故而文章内容除了美学、历史学等方法之外,也结合了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力求以多维角度解析湖州铜镜。所谓以史为鉴,镜鉴本身的演变史也印证了社会思想的风云变幻,无论是从远古祭祀礼制中诞生的青铜文化,还是后世演化中的“祭用”兼备,这份“素”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湖州铜镜的造物理念,也是今人可以借鉴的行为规律。

江楠^[3]（2015）在《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早期金银器，即从夏纪年开始到秦汉时期为止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境内出土的金银器。本文通过对早期金银器各个阶段金银器类别、形制、工艺的特征和演变规律的观察，对早期金银器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和梳理。论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六章。第1章是绪论。界定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介绍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2章是中国早期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根据在制作金银器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将金银器制作工艺分为金银器的制造工艺和金银器的装饰工艺两大类，其中金银器的制造工艺主要指能够使金银器成型的各种工艺；金银器的装饰工艺指对已经成型的金银器起到加固和装饰点缀的各种工艺，可进一步区分为金银器本身的装饰工艺和依附于其他质料器物以金银为原材料的装饰工艺两类。第3章是夏商西周时期的金银器。首先介绍夏商西周时期金银器的分布情况，然后根据类型学研究，将夏商西周时期金银器分为人身装饰、器物装饰和祭祀用品三大类，并将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划分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三个区域，对各区金银器形制和功能的共性和差异进行讨论。第4章是东周时期的金银器。首先介绍东周时期金银器的分布情况，然后根据工艺类型的不同首先将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分为纯金银质、鎏金银质、错金银质三大类，再对每一类金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并根据金银器类型及工艺的差别划分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四个区域，对各区域的金银器进行对比研究，并指出东周时期错金银工艺和包金银工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纯金银质器物也产生了新的类型，如器皿、货币等。第5章是秦汉时期的金银器。首先介绍秦汉时期金银器的分布情况，然后根据制作工艺的不同首先将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分为纯金银质、鎏金银质、错金银质三大类，再对每一类金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并根据金银器类型及工艺的差别划分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四个区域，对各区域的金银器进行对比研究，并指出秦汉时期由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各个区域间的界线不如前代那样清晰，汉王朝疆域板块内的金银器类型、器物形制和工艺等渐趋一致。而在工艺方面，秦汉时期鎏金银工艺发展迅速，错金银工艺和包金银工艺渐趋衰落，到了东汉时期银质的器物得到了长足发展。第6章是中国早期金银器相关问题讨论。对三大时期金银器材料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梳理研究，建立起早期金银器随年代更迭而产生的变化序列，呈现各区域板块间金银器的复杂的互动过程。指出早期金银器的发展经历了萌芽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和定型阶段，到了秦汉时期达到了中国金银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后世金银器的几乎所有类型和工艺都已产生并得到了初步的发展，金银器的功能也由最初的纯装饰性发展为更多地在实用功能性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性方面发挥作用，为隋唐金银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早期金银器的发展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和秦文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七章是结语。总结本文研究的收获，并指出局限性以及存在的不足。

王保成^[4]（2013）在《三国吴简文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三国吴简文字是三国时期汉字的典型代表,正处在汉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吴简文字隶书楷化,楷书得以长足发展,汉字字形大为改变、篆隶草行楷多体兼备、字体结构大大调整,其中俗体字、异写字特别突出,代表中古汉字发展中十分典型的环节。本文以三国吴简文字为对象,从纯文字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综合研究。本文是在完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文字编》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组成。正文分为八章,第一章综述了三国吴简的特质及其意义以及学界对三国吴简所进行的研究,概述了本文研究的内容以及相关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构拟了研究的思路方法,揭示了本研究的现实意义。第二章着重从字量、字频、常用字、次常用字、通用字与生僻字等方面对三国吴简文字的用字情况进行了测查。第三章从类型统计、构形方式以及新增字结构类型例说等三个方面对三国吴简文字进行了调查,比较全面的描写了三国吴简文字结构类型的动态演变。第四章从三国吴简文字的历史继承与流传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梳理了三国吴简文字对古文形体的历史继承,考察了三国吴简文字的历史承用字量以及其流传情况。第五章从简化、繁化、讹变、讹混、类化、异化、糅合、行草书楷化、移位、替换等十个方面来考察三国吴简文字的部件演变,较为深入的探析了隶楷阶段汉字部件的演变规律。第六章从微观的角度对三国吴简文字的笔画进行了探究,揭示了三国吴简文字在笔形、笔画组合与笔顺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异情况；揭示了三国吴简文字笔画数量的变化与其使用频次及其自身繁简程度之间的关系,展示了三国吴简文字在使用过程中的简化程度。第七章从异写字、异构字以及异写与异构的关系等方面来揭示三国吴简文字异写与异构的演化规律。第八章重点考察三国吴简文字中的未释字和误释字,囿于篇幅,本章选释了吴简中的一些古文字和一些俗讹字。我们以黄德宽老师的“动态理论”为指导,对所发布的三国吴简文献资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编撰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文字编》,在此基础上,新释了简文618个,不计重复达381个,按册制作了新释字表附于文末。附录是正文的有机部分。附录一是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文字字用情况调查总表,附录二是《嘉禾吏民田家莂》新释字表,附录三是《竹简·壹》新释字表,附录四是《竹简·贰》新释字表,附录五是《竹简·叁》新释字表,附录六是《竹简·肆》新释字表。

何保军^[5]（2013）在《商代玉兵的研究》文中提出在商代政治生活中,战争与祭祀同等重要,其物化形式戎器和祭器在当时备受重视。关于祭器的研究成果颇多,相形之下,学界对戎器的讨论较少,且学者大多集中于铜兵,对商代玉兵的研究相对薄弱,缺乏系统研究。目前出土商代玉兵的数量较多,学界对玉兵也有一些探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笔者首先对商代出土的玉兵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以科学发掘品为主,按照类型学分析,进行分期断代,并对出土玉兵的纹饰、铭文和墓葬组合以及其所体现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探寻商代玉兵的特征。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阐释论文的研究背景、商代玉兵的出土现状,并对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概述。第二章,商代玉兵的类型学分析。笔者将所搜集到的玉兵按照器名将其分为七个器型——玉戈、玉矛、玉刀、玉斧、玉钺、玉剑、玉镞,并逐一进行类型学分析,总结出其演变规律。第三章,在类型学的基础之上,对商代玉兵进行分期和断代。商代玉兵共分为三期四段,一期为一段,相当于早商时期；二期为二段,相当于中商时期；三期为三、四两段,三段为三期前段,相当于殷墟一二期；四段为三期后段,相当于殷墟三四期。第四章,商代玉兵纹饰和文字的研究。商代玉兵上的纹饰基本为复合纹饰组合,单一纹饰较为少见,纹饰线条的连贯性具有时代性,出土精美纹饰的玉兵,在墓葬等级极高。朱书或墨书文字全部出现在玉戈上,这些文字大多与贡奉有关,出土于墓葬形制较高的墓葬之中,出土带有阴刻铭文的玉兵的墓葬级别高于出土带朱书或墨书玉兵的墓葬。第五章,商代玉兵的组合研究。商代墓葬出土玉兵的组合分为两种情况：玉兵之间的墓葬组合、玉兵与伴出铜兵之间的墓葬组合。玉兵之间的组合多见于大中型墓葬,基本都出玉戈、玉钺组合为主。而玉兵与铜兵组合以玉戈、铜戈组合所占比例为大。从出土玉兵墓葬统计中可知,商墓为“重戈”组合现象第六章,相关问题的探讨。商代玉兵的捆绑方式分为加秘和銎装两种类型,以前者为主。另外,玉兵的改制现象贯穿整个商代,四段尤为明显。玉兵亦存在四种改制现象,究其原因,可能与战争切断玉料的运输途径、制玉人员的锐减和玉资源的再利用有关。

李嘉^[6]（2012）在《造物史视野中的先秦青铜“壶”形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先秦造物史是中国传统造物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深刻影响了中国造物艺术的基本走势,为中国造物艺术的发展明确了方向。从造物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壶”形器的使用几乎贯穿了中国造物史的每个时期,它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线性发展轨迹,而先秦时期的青铜“壶”形器又具备上下承和的典型特征,作为中国先秦时期重要的青铜器物品类,在各地的大量发现,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为我们解读先秦造物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图像资料,同时也为后人营造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壶的世界”。本文以现代人对于壶形器的认识,将先秦青铜盉、青铜壶、青铜卣列为研究对象,从造物史的视角,分七章对其进行论述：第一章,引言。对与课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对课题研究的意义与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以及写作思路、相关概念作适当的说明。第二章,先秦青铜“壶”形器的铸造技术与工艺。立足于与研究内容相关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成果,对先秦时期青铜“壶”形器的发生与技术演进进行逻辑梳理,强调铸造技术与装饰工艺的发展对壶形器形制、纹饰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第三章,先秦青铜“壶”形器的形制与功能。以相关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器物的类型与形制演进两个方面分先秦早期、先秦中期、先秦晚期三个时间段,归纳青铜壶形器器形演进的逻辑秩序,并结合器物功能的多元化发展与社会政治、宗教形态转变之间的关系,对壶形器的形制与功能的演变与传承做出分析。第四章,先秦青铜“壶”形器的纹饰与铭文。以相关的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先秦时期青铜壶形器上的纹饰与铭文进行类型学分析,并就其形式与宗教信仰、政治形态、社会变迁、地理环境等外在因素之间的影响梳理其逻辑演化秩序与规律,并对风格特征做出分析归纳。第五章,先秦青铜“壶”形器的审美理想。以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分析、论证为基础,对先秦青铜壶形器所呈现的由距离感到亲切感的变迁,功能与审美的完美统一,以及对于“和合之美”的追求进行分析论述,重点分析先秦不同阶段宗教信仰、政治形态、地理环境、人的意识的觉醒等对壶形器的审美特征产生的影响。第六章,先秦造物观念对青铜壶形器的影响。将青铜壶形器置于先秦时期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民族学研究和神话学研究等研究方法,就先秦时期顺天从命、取象比类、因物赋形、审曲面势、技以载道、器以藏礼等造物观对青铜壶形器的影响做展开论述。第七章,结论与展望。在前六章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对全文的主要观点做总结性陈述,并对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展开提出大致思路。对于先秦青铜“壶”形器的研究,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了先秦造物史的发展历程,青铜壶形器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设计智慧,同时也折射出中国早期造物艺术历史发展的脉络,其中所蕴含的自然生态观、伦理观、价值观,以及情感特征、功能特征和造物观念等都可以成为为中国当代设计提供良好借鉴的蓝本。

顾莉丹^[7]（2011）在《《考工记》兵器疏证》文中研究表明《考工记》是先秦文献中第一部关於科技和手工业的着作,详细地论述了器物形制、制作过程、部件名称及比例、审核标准等,反映了先秦时代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这些器物的形制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很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历史的痕跻都显示出它们曾经的辉煌。《考工记》中关於兵器的描述具体而翔实,由此可以了解到战争在当时社会所占的重要地位。二十世纪以来,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提出,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新发现和新成果,尤其层出不穷的考古发掘,使几千年前的实物得以重现,这为研究只留存于文献纪载而无法亲见的器物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运用出土实物印证古文献记载,藉助文献记载为出土实物定名,是贯通训诂学和考古学进行研究的重要方法。很多文献记载因为看不到实物,总是无法有直观的视觉和明晰的了解,通过考古出土的实物,就能一目了然；相应地,因时代久远很多无法命名的出土实物可以在古代文献找到依据。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考工记》的兵器部份进行概括和梳理。根据传统分类方法,把兵器分成以下几类：长兵器：斧斤、戈戟、矛殳。短兵器：剑、刀。远射兵器：弓、弩、矢。（附“射侯”）防护器具：甲胄、盾。在具体讨论过程中,先总述某种兵器的起源与演变,描述其形制和结构,然後结合《考工记》中的相关篇章进行研究,以求对该兵器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随後以经文、郑注和孙疏为重点,根据《考工记》篇章,对其中涉及到的兵器及其部件进行梳理,尽可能利用出土实物及其相关研究成果作出印证,且附上实物图片。对注疏相抵牾或不明了之处,运用与着作年代相近的其他文献进行参照,尝试作出合理的解释。除了兵器名物,还从语言文字角度研究郑注孙疏：其一,对经文和注疏中的字句、文段和句读进行梳理；其二,释义不当的字词重新注解,并查检《汉语大词典》有关《考工记》的词条在释义、立项、书证等方面是否正确,对不妥帖之处提出改订意见。“结语”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并举例加以说明。

李侃^[8]（2011）在《战国秦汉出土灯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灯具发展的初始阶段和第一个高峰期,奠定了我国古代灯具发展的基本形制和基础,在我国灯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收集400余件灯具,以出土灯具为主,传世品为辅,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战国秦汉的灯具加以分析,分析时代,地域和文化因素对战国灯具形制的影响,以期反映战国秦汉灯具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探索蕴含在灯具中的社会文化内容。本文内容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论述文章的选题缘由,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国内外对灯具研究的现状,其中重点叙述建国后国内学界对战国秦汉灯具研究的现状,取得哪些成绩以及不足之处。第二部分,灯具的起源,此部分介绍学界对于灯具起源的种种观点看法,详细介绍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灯具起源于春秋战国说,简要介绍其他观点第三部分,灯具的燃料变化对灯具形制的影响,首先论述战国秦汉时期灯具燃料的种类,有动物脂、植物油和蜡,然后分析这三种燃料的变化对灯具点燃方式和形制的影响。第四部分,战国秦汉灯具类型分析,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本文收集的资料,将战国秦汉时期的灯具按造型分为：器物形灯、动物形灯,人物形灯和多枝灯四大类,接着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型,亚型和式的划分。在型式划分的同时,说明每一型式灯具流行的时间跨度和地域范围,以期反映战国秦汉灯具的发展演变过程。第五部分,从灯具与日常生活、灯具与社会政治、灯具与神仙思想、灯具与中外交流四个方面,探讨战国秦汉灯具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内涵。

李艳红^[9]（2008）在《中国史前装饰品的造型和分区分期研究》文中认为装饰品的产生与史前先民生存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有关。由于装饰部位和装饰对象的不同,装饰品可分为头颈饰、四肢饰、躯干饰、服装饰物及用品饰物。装饰品的主要材质有骨、角、牙、蚌、贝等源于动物的材质以及木、石、陶、煤精、玉等。从纵向来看,中国史前装饰品在同一区域的不同时期风格有所不同,且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从横向来看,中国史前装饰品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各具特色,但同时存在各种相互影响的因素。中国史前装饰品种类繁多,从造型特点出发,可分为四类:1、以环、筒形为典型特征的装饰品;2、以球形为主要造型特征的装饰品;3、以直线形为造型典型特征的装饰品;4、以弧线、曲线为主要造型特征的装饰品。我们对每一类装饰品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造型特征分析。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同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不同。基于此,我们大体上以进入文明的时间为界,主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全国各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对中国史前装饰品进行了区系划分,在此基础上对各区系的装饰品进行了分期,并对各期特征进行了研究。根据社会文化和装饰品的发展情况,中国史前装饰品可分为六大区域:1、东北地区;2、西北地区;3、华北地区;4、华中地区;5、华南地区;6、西南地区。各地区又根据自身的特点,划分为几个亚区域。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装饰品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因此这一时期是本研究的起点。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史前时期的下限也不尽相同。中国文明的出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我们大体上以这个时期作为研究的时间下限,而对于社会发展较缓慢的地区则延长到早期青铜时代,极个别地区甚至延长至早期铁器时代。为此,我们将中国史前装饰品的发展分为四个基本时期:1、萌芽期:旧石器时代晚期;2、早期:新石器时代早期;3、中期:新石器时代中期;4、晚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部分地区延长至早期青铜时代,个别地区至早期铁器时代）。每个时期具体的时间界限是模糊的,即对于不同地区,每个时期的具体起止时间有所不同。在对中国史前装饰品分区分期的基础上,我们又从整体上对各区系、各时期的装饰品进行了特征研究。首先,分析了每个地区的装饰品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总体发展规律。其次,在全国范围内,从整体的角度探析了不同时期装饰品的重点发展区域。再次,我们对几种典型装饰品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探索,以寻找各区系间的影响。最后,我们还探讨了中国史前装饰品的材料、种类及特殊使用方式等在区系间的交流情况。通过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国史前装饰品的发展在整体上具有不平衡性和多元性;二、中国史前装饰品的造型是丰富多彩的;三、中国史前装饰品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但各阶段之间存在某种延续性;四、中国史前装饰品在不同阶段的重点发展区域不同;五、中国史前装饰品在各区系之间存在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情况。

杨远^[10]（2007）在《夏商周青铜容器的装饰艺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铜器装饰艺术是我国古代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审美观念的重要载体，通过对青铜器装饰艺术的全面分析和研究，可以增进对夏商周时期的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发展状况的了解，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夏商周时期社会文化艺术的全面认识。本论文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夏商周青铜容器的装饰艺术作了系统分析研究，主要学术观点和创新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首次确立了青铜器装饰艺术研究的范畴。青铜器的装饰艺术包括青铜器的造型、装饰纹样题材、装饰工艺和装饰艺术的表现形式等内容，所以，本文主要对这些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探讨。其次，对不同种类的青铜器造型艺术作了分析。本文在前人对青铜器分期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分类入手，依时代为序，对每种器类的造型演变作了分析。夏商周青铜器的造型基本以方、圆的几何形体为主要特征，但自商代后期起，其造型也借用了众多动物的形体特征，创造出了诸多仿生动物造型的青铜容礼器，而且方、圆几何形体礼器的某些附件也做成浮雕动物形象，既增加造型的多样性，也起到了装饰的作用。再次，是对青铜器的装饰题材作了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类题材的起源、演变及一些题材的内涵。青铜器的装饰纹样题材丰富多彩，主要有五大类，即神异动物纹、仿生动物纹、几何纹、植物纹和人物画像故事纹。神异动物纹有兽面纹、龙纹、凤鸟纹三类，在商代和西周早、中期它们的形式变化最为丰富，是青铜器装饰的主要题材。到西周中、晚期，则逐渐用抽象变形的几何纹作为主要装饰题材。这种装饰作风到春秋中、晚期又有了新的变化，伴随着各种金属细作工艺的发展，出现了工整细密的图案式装饰风格。仿生动物纹始终是青铜器装饰的一种基本题材，整个商周时期都有不同程度运用。植物花卉题材，是我国古代装饰艺术的重要题材之一，但其在商周时期一向很少受人注意，论文对其在青铜器装饰上的运用作了分析。其作为青铜器装饰题材，出现虽早，但运用较少，而且大多处于陪衬地位，直到东周时期，才逐步得以广泛运用，也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装饰题材。人物和画像故事纹在青铜器上也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尤其画像故事类题材是东周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装饰题材，它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青铜器各类装饰题材的变化反映着其内涵的演变和时代变化息息相关。其中动物纹样的内涵可能具有多样性，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的。其四，对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作了分析总结。青铜器装饰工艺的发展对青铜器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而装饰工艺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科技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装饰工艺和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有密切关系，而另外一些工艺则完全为装饰所运用。就目前考古发现看，商代的青铜器已运用了合范、模印、分铸、铸合、焊接、镶嵌绿松石、镶嵌红铜、镂刻、填漆、包金等诸种工艺。这些工艺为西周、东周青铜器所沿用，但到东周时期又出现了火蜡熔模、铸镶红铜、镶嵌金银、刻纹、鎏金银、贴金银等新工艺。这些工艺为青铜器装饰艺术提供了技术支持，论文对这些工艺在青铜器装饰上的运用做了分析。其五，对青铜器装饰艺术的表现形式作了分析。青铜器装饰艺术的表现形式，有平面线性纹样装饰、立体雕塑性装饰、刻符文字性装饰和色彩性装饰四大类，它们在史前装饰艺术中都已有不同程度运用。其中，线性纹样是青铜器装饰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其它三类一向不为人们所重视，但它们对于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的完整性、美观性都有重要意义，所以它们都是青铜器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这些装饰艺术形式的起源和在青铜器上的运用情况均作了分析。最后，结合夏商周青铜容器装饰艺术风格的演变和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想的变化，探讨了先秦时期不同时代审美观念的变化。在回顾审美观念的起源和初步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商周时期社会的主要思想特征，通过对夏商周不同时代青铜容器造型、装饰艺术所表现出的风格差异的分析，指出了夏商周不同时代审美观念的主要特征。装饰艺术形式上表现为繁——简——繁的发展规律，和这个发展规律相应，审美观念上呈现出的是从神化到理性化再到多样化的演进过程。

二、洛阳博物馆藏汉代玉器选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洛阳博物馆藏汉代玉器选介（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铜镜纹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湖州铜镜的造物观（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三国吴简文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商代玉兵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造物史视野中的先秦青铜“壶”形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考工记》兵器疏证（论文提纲范文）

（8）战国秦汉出土灯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史前装饰品的造型和分区分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夏商周青铜容器的装饰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洛阳博物馆藏汉代玉器选介（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铜镜纹饰研究[D]. 杨夏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湖州铜镜的造物观[D]. 卢星. 中国美术学院, 2019(02)
• [3]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D]. 江楠. 吉林大学, 2015(08)
• [4]三国吴简文字研究[D]. 王保成. 安徽大学, 2013(06)
• [5]商代玉兵的研究[D]. 何保军. 陕西师范大学, 2013(03)
• [6]造物史视野中的先秦青铜“壶”形器研究[D]. 李嘉. 武汉理工大学, 2012(12)
• [7]《考工记》兵器疏证[D]. 顾莉丹. 复旦大学, 2011(12)
• [8]战国秦汉出土灯具研究[D]. 李侃. 西南大学, 2011(10)
• [9]中国史前装饰品的造型和分区分期研究[D]. 李艳红. 苏州大学, 2008(04)
• [10]夏商周青铜容器的装饰艺术研究[D]. 杨远. 郑州大学, 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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