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中国粮油市场分析报告

一、中国粮油市场2003年12月份分析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田亚^[1]（2020）在《抗战时期云南粮食储运研究（1941-1945）》文中研究说明粮食乃人生必需品,国家经济命脉之所在,立国之本,战守之需,皆系于此。抗战时期,为稳定后方经济之基础,国民政府采取了加强粮食管制,制定一系列关于粮食储运方面的政策,以图实现“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有便宜的饭吃,要全国的个个人都有便宜饭吃”的宏愿。抗战爆发后,云南逐渐成为西南后方主要的政治中心与核心地带之一,大批军队、官员、文化机构及平民随之迁往此地,人口在这一时期一度剧增,军糈民食成为云南省政府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对粮食进行有效储运管理,不仅影响云南社会的稳定,而且关系云南战场战争的成败。因此,云南省政府在国民政府的指示下对粮食管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尤其对军民的粮食进行有效仓储和运输是其管理的重点。为适应战时特殊的粮食储运环境,云南省粮食储运机构几经改组更迭,历经了云南省粮食管理局、云南省粮政局和云南田赋粮食管理处等变化。云南省粮政局时期（1941.9-1944.10）是云南省粮食储运发展完善的主要阶段,设置了专门负责粮食储运的机构即云南省粮政局储运处,进一步制定了云南省粮食储运政策以加强粮食储运。在粮食仓储方面,包括完善仓库管理制度,修建和修茸大量仓库,加强粮食出仓和入仓、粮食损耗、粮食保管及粮食仓管人员等方面的管理。在粮食运输方面,云南省政府采取了改善运输条件,构建合理的粮食运输机构和制度;如:颁布粮食运输法规、增加粮食运输工具、实行押运员制度、实行酒精自给自足、训练粮政储运人员、调整粮食运输方式、加强对运务和运务人员的管理等措施,保证了战时云南省粮食运输工作的顺利进行。抗战时期云南省府加强粮食储运,对粮食进行有效的储存和运输,在保证军糈民食的正常供应、抑制物价上涨、稳定粮食价格、推动云南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等各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对粮食储运管理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不足,如由于缺乏良好的管理机制,导致营私舞弊现象严重;缺乏合理的布局与安排,导致粮食损耗严重;在办理的过程中由于运价过低,严重制约了云南省粮食运输业的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使储运诸多弊端产生,诸多储运工作没有落实到实处。抗战时期云南省政府办理粮食储运政策的得与失,在我们今天办理粮食储运工作仍有可借鉴的价值。

张馨文^[2]（2019）在《豆粕衍生品在A公司采购成本控制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7年3月31日,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豆粕期权合约,标志着国内期货市场进入期权时代。豆粕期权合约的上市是大宗商品衍生金融工具由单一的期货工具向期货和期权二元并举转变的开端。与期货合约相比,期权合约存在制度上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也对期权市场参与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更高的挑战。自2000年7月17日豆粕期货合约上市以来,豆粕现货市场经受住了多次极端市场事件所带来的不利冲击的考验,依然运行平稳,因此,豆粕期权作为新的衍生品工具种类,预期也将平稳运行。豆粕作为大豆产业链的伴生品和重要的植物蛋白饲料来源,涉及的细分行业较广,市场的信息传导链条较长。为考察新生事物豆粕期权的上市对豆粕关联产业链的影响,本文考察了豆粕期货和豆粕期权的上市运行情况,通过统计检验探索豆粕期权对豆粕衍生金融工具体系的细微影响。现货企业作为大宗商品的重要市场参与主体,在原材料采购成本控制中的套期保值行为主要在豆粕期货和豆粕期权二者之间进行权衡。由此,本文立足于饲料行业,以A公司为例,对比分析了豆粕期权优于豆粕期货的应用,以期为现货企业采用豆粕期权优化采购成本控制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参考。文章通过阐述理论,提出研究方法和思路,为实证研究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在立足于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豆粕期权在饲料企业的采购成本控制作为切入点展开论述。首先,介绍了大商所豆粕衍生品发展及行业应用现状,阐述了大商所豆粕期货上市交易情况、引入豆粕期权的背景及豆粕期权的上市交易现状。然后,分析A公司采购成本控制现状和引入套期保值工具后采购成本控制水平的提升,通过对A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模式、采用豆粕期货和豆粕期权的套期保值效应分析,得出豆粕期权在饲料企业原材料采购的财务成本、套期保值策略和效应等方面存在比较优势,合理地运用豆粕期权将为饲料企业的原材料采购成本控制带来优化效应。

付胜军^[3]（2019）在《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研究（1953-1956）》文中研究表明1953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号召下,全国工厂数量增加、工矿区人口增多,国家工业建设进入高潮。伴随工业化,市镇居民和工矿区工人用粮需求越来越大,全国粮食供给与需求产生了矛盾。为保障城市和工业用粮需要,国家出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并在全国推行。本文以1953至1956年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为研究,重点考察国家政策在广东的实践。出于对实现工业化、解决国内缺粮危机等考虑,国家选择“农业支援工业”的发展道路。广东在粮食统购统销中的特点是其在过渡时期农业生产省的定位。在粮食统购统销初期,广东省的部分农民对政策采取怀疑态度,部分乡村干部为维护农民利益协助农民藏匿粮食。为了顺利开展购粮,广东省将购粮任务交给各级主要党政领导,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为组织纽带,动员农民卖出家庭中的余粮。在粮食调运和存储环节,广东省提前编制粮食调运计划,组织船只、车辆作为运输工具,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运输成本。在粮食入库时,设立专职人员严格把控粮食质量,发动人民群众保管粮食。最后,在粮食统销期间,广东省建立了“粮食厅-粮食局-粮食供应站”的科层制度,将粮食出售给城镇居民和工矿区工人,对国家机关和市镇居民用粮情况进行调查,形成居民用粮标准,并整顿了国家机关单位、市镇居民浪费粮食的现象。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作为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一部分,不仅保障了本省的粮食供应,还缓解了华南地区缺粮的状况,更为国家工业发展积累了资金。广东省在贯彻中央政策时,完成了国家对地方党政的整顿和农民的政治教育,使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实现镶嵌式发展。

张栩华^[4]（2019）在《广州城区“大跃进”运动研究 ——以街道工业和街道福利事业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大跃进”运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素来是党史、国史界研究的重点。城市“大跃进”运动深刻改变了当时城市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精神风貌。探究“大跃进”运动在城市基层的兴衰,对总结“大跃进”运动这一乌托邦实践的经验教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正确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街道是城市的基本单元,街道群众组织参与了城市“大跃进”运动中的生产和生活活动。鉴于此,本文运用基层原始档案和报刊资料,对广州城区“大跃进”运动中的街道工业和街道福利事业进行考察。在“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广州市街道工业和街道福利事业经历了创办、高潮、整顿、压缩的曲折过程。计划经济体制下,街道工业的所有制形式、利润分配方式以及产供销问题未能有效解决,最终随着“大跃进”运动的结束而停办。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促进生产,街道群众还兴办了托儿所、幼儿园,公共食堂等街道福利事业,但由于经费紧张、场地有限、人员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这些街道福利事业也在调整中退出历史舞台。广州城区“大跃进”运动中的街道工业和街道福利事业看似有各自独立的发展轨迹,但却都是“以生产为中心”口号下的产物,二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关系,一方的兴衰也直接影响另一方。街道工业为街道福利事业提供了资金来源,街道福利事业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业生产的进行。在这种生产、生活相互依存的关系下,街道工业停办后,妇女失去收入来源,重新投身家务,托儿所、幼儿园、公共食堂等街道福利事业也失去了存续的必要。广州城区“大跃进”运动中街道工业和街道福利事业的迅速发展,与政策号召下群众的一哄而起有关,其结束也是运动后期政策调整和群众消极应对的必然,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运动一方面是在寻求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平衡,另一方面也贯穿了国家改造和控制城市基层的意志。

张有望^[5]（2019）在《金融化背景下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风险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农产品金融化现象及价格风险日益凸显,并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在了中国农产品现货市场,国内农产品现货价格的剧烈波动与风险已经成为影响农业发展及社会经济稳定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国内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风险问题尤为必要。因此,本研究尝试引入金融化的概念,从农产品现货市场金融化现象中考量价格风险,进而实现对金融化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风险问题的全面考察。具体而言,本研究在系统梳理相关理论、文献以及中国农产品现货市场发展和价格演变情况的基础上,首先识别了中国农产品现货市场的金融化现象,其次从风险评价视角测量了中国农产品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水平,再次从风险传导视角分别考察了农产品国内期货市场和国际现货市场对国内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传导情况,最后通过梳理美国和欧盟在管理农产品价格风险方面的主要措施,从风险防控视角总结出了可供我国防控金融化背景下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风险进行借鉴的相关经验。主要的研究内容及相关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中国农产品现货市场金融化现象研究本部分研究通过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中的金融化因素,识别了中国农产品现货市场的金融化现象。首先,梳理现有文献和研究成果,遴选出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汇率因素、能源价格、国内期货价格和国际现货价格6种主要金融化因素,分别阐明它们对国内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的影响机理。然后,构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分别从长期和短期对影响大豆、食糖、玉米和棉花国内现货市场价格的金融化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现货市场确实存在金融化现象,四种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不同程度受到了金融化因素的影响,但品种之间的金融化影响因素有所差别。其中,大豆国内现货价格受到通货膨胀、国内期货价格、能源价格和国际现货价格影响,食糖国内现货价格受到货币供应量、国内期货价格、能源价格和国际现货价格影响,玉米国内现货价格受到国内期货价格和能源价格影响,棉花国内现货价格受到国内期货价格影响。研究内容二:金融化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风险评价本部分研究通过选取大豆、食糖、玉米和棉花四种价格受金融化因素影响的农产品,测度了金融化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水平。首先,通过分离长期趋势、季节波动、循环波动和不规则波动,分析了四种农产品国内现货市场价格波动特征。然后,构建VaR模型对四种农产品国内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水平进行测量与比较。结果表明,大豆、食糖、玉米和棉花均面临着上涨和下跌两类价格风险,其中,上涨风险由大到小依次为棉花、食糖、大豆和玉米,下跌风险由大到小依次为食糖、棉花、大豆和玉米。综合来看,主粮作物玉米国内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水平相对较低,非主粮品种棉花、食糖和大豆价格风险水平均高于玉米。研究内容三:金融化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风险传导研究本部分研究分别考察了金融化背景下农产品国内期货市场和国际现货市场对国内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传导情况。国内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传导方面,选取大豆、食糖、玉米和棉花四个受到国内期货价格这一金融化因素影响的品种,通过构建GARCH类模型等方法考察四个品种国内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传导情况。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价格风险能够传导到现货市场,但不同品种的价格风险传导存在差异,由强到弱依次为棉花、大豆、食糖和玉米,主粮作物玉米国内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传导最弱,非主粮作物棉花、大豆和食糖则具有相对较强的风险传导,分析认为国家有关主粮与非主粮作物不同的市场调控力度和调控思路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现货市场对国内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传导方面,选取大豆和食糖两个受国际现货价格这一金融化因素影响的品种,通过构建GARCH类模型等方法考察两个品种国际现货市场对国内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传导情况。结果表明,国际农产品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能够传导到国内现货市场,大豆国际对国内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传导明显强于食糖,分析认为我国大豆和食糖不同的进口规模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内容四:金融化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风险防控研究本部分研究通过梳理美国和欧盟在管理农产品价格风险方面的相关措施,总结出可供我国防控金融化背景下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风险进行借鉴的相关经验。其中,美国和欧盟都建立了包含政策工具与市场工具的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系统,但它们在实施过程中的侧重点有所差别,美国侧重于运用期货、保险等市场工具,而欧盟则主要依靠以共同农业政策为核心的政策工具。通过梳理二者在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措施,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美国完善的农产品期货市场体系与成熟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以及欧盟通过不断改革共同农业政策逐渐形成的市场化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体系,都在一定程度上值得中国防控金融化背景下农产品现货价格风险时学习借鉴。基于主要研究结论,本研究的对策建议是:（1）充分关注国内农产品现货市场金融化现象,正确认识金融化因素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2）规范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重视期货市场的监管工作;（3）加强农产品进口风险防控,有效应对国际市场冲击;（4）根据不同农产品的实际情况,实行差异化风险管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突破现有文献通常从市场供求关系解释价格风险的传统,引入金融化概念,从农产品现货市场金融化现象中分析价格风险,在研究视角上具有新意;（2）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通过将不同阶变量纳入其中进行研究,突破了传统协整方法在处理不同阶变量方面的局限,有效识别和分析了农产品现货市场的金融化现象;（3）综合运用GARCH类模型等方法对市场间价格的条件方差建模,突破了现有文献多从均值层面建模难以准确刻画风险的局限,科学探讨了相关市场间的价格风险传导。

李元洪^[6]（2018）在《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残缺不全的自身职能、刚性约束的科层体制导致乡镇党委政府陷入“权力孤岛”,处于“权力孤岛”上的乡镇党委政府其权力运作逻辑是什么?表现形式怎样?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站在乡镇权力运作逻辑历史发展脉络的高度,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以中部地区的沙镇权力运作作为观察支点,运用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内视”（即对乡镇权力的历史演变及现实结构进行考察）“外观”（即对乡镇党委政府与其上下左右互动主体的观察）,对当下的乡镇党委政府与同级组织、上下机构以及镇域企业、社会精英之间互动过程进行分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展现乡镇权力运作过程,并探讨其内在的乡镇权力运作逻辑,以及乡镇权力运作逻辑的各种表现形式,提出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自身职能的软弱性、科层体制的强制性导致乡镇党委政府陷入“权力孤岛”,而处于“权力孤岛”上的乡镇党委政府,为了应对各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其权力运作呈现出适应性治理逻辑。从乡镇权力运作逻辑角度看,适应性治理是指乡镇党委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其权力运作在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乡镇权力运作适应性治理逻辑具有灵活性、集成性、阶段性、目的性和妥协性等五个特点。灵活性是指适应性治理在制度安排上将随着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具备伸缩性和灵活变化的特征。集成性是指适应性治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及时反映实际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促进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体系。阶段性是指适应性治理是中国乡镇权力运作逻辑历史变迁的一个阶段,具体时间是从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全面取消之后到2050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之前这一时间段。目的性是指适应性治理提供一系列治理逻辑和治理策略供我们选择,其目的在于不断优化和完善治理系统,不计较成本、不带功利目的地建构出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妥协性是指适应性治理为达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通过一系列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调适,向内使劲,以减缓外部压力,适应环境需求。乡镇权力运作适应性治理逻辑的表现形式包括与县委县政府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变通逻辑、与县财政局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依附逻辑、与“七站八所”代表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半依赖逻辑、与镇域乡镇企业互动中表现出来的服务交换逻辑、与村两委互动中表现出来的管理逻辑、与镇域社会精英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人情逻辑,以及其他学者笔下的“变通、摆平、人情、关系、面子、媒、擂、示弱、怀柔”等等,适应性治理逻辑既是乡镇权力运作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现有条件下乡镇权力运作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是乡镇权力运作从代理性治理逻辑、行政性治理逻辑发展到协商性治理逻辑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更是乡村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适应性治理逻辑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刻认识当下乡镇权力运作规律,而且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陈印静^[7]（2018）在《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文中研究说明为重审与再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论文以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为视角,阐释在国家有序计划与主动介入下,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被国家计划所取代的进程。从而揭示1949年至1966年国家如何推进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此时段国家权力、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市场经济?在研究思路上,本论文以各时期商业所有制的演进作为逻辑主线展开,并选取具有特殊性的小商业作为专题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进行系统论述。中共建政早期,国家引导武汉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新旧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中共建政以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已形成,建政后中共实践了新民主主义商业,并通过改组“大公”与“小公”商业、整顿合作社商业的“商人路线”、对私营商业实行分利政策等举措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武汉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采取了鼓励商业转业、开展物资交流、建立新商事制度等办法恢复与发展商业。其次,“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武汉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展了商业从严的“五反”运动,政府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计划干预,由于限制与排挤私商过头导致商业结构失衡,政府不得不进行商业计划结构的再次调整,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商业提前走向终结,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再次,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计划市场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推动“一五”时期商业体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转型过程中借助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手段,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小商业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最后,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一五计划”后计划体制得以建立,国家开始致力于稳固社会主义商业。由于国家局势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商业亦随之多次调适。国家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主要从计划性和非计划性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进行政府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制度与行政管理层面设计与安排计划性商业;另一方面,对自由市场进行管控,打击自发商业行为,限制非计划因素。在阐释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性政策的基础上,选取小商小贩分析其特殊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小商小贩与批发商、零售商相比,具有特殊性所在,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属于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徘徊者”,国家一方面努力把其纳入计划轨道,另一方面又迫于流通需求保持其市场属性。因此,国家对引导小商小贩走社会道路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特殊的吸纳方式,小商小贩处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边缘身份体现了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因人制宜政策与取向。通过对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949年至1966年,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经历了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与改组、“五反”运动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由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的历史演进。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为扩大计划市场、缩小自由市场,商业管理权力陷入“上收——下放——上收”的反复循环。作为兼具“双重身份”的特殊存在,国家在引导小商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安排政策倾斜”与“安排过宽限制”之间的徘徊、“吸收进来”与“调整出去”的矛盾,小商贩从而成为纳入国家计划与保持市场性的“徘徊者”。在这一时期,市场与政府双方展开了长时段的博弈拉锯。面对政府在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高压管控,市场并非“坐以待毙”,其“自发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与政策变化中寻求可行的生存策略而难以消灭,国家面对市场的主动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妥协姿态,乃至不惜采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的方式对其发展进行限制。武汉商业社会主义道路与湖北省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中,呈现具有更多自主性、更注重强化商业管理权力、更加注重对小商业的改造和安排、更注重处理商业转业所引发的利益重组、更加强调内外物资交流等特征;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直辖市城市相比较,武汉具有行政层级的一般性,因此武汉商业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自主权相较于以上城市难免受到更多限制,尤其是受到来自于省级党政等多方的影响。

耿仲钟^[8]（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杨琳琳^[9]（2018）在《上海市文教系统奉贤“五·七”干校研究》文中认为“五·七”干校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为贯彻毛泽东的干部下放参加劳动和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以走“五·七”道路为名,将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大专院校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等类人员下放到农村进行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的场所。1969年8月,上海市电影、新闻出版、文化系统在奉贤各自建立“五·七”干校,其中电影、新闻出版干校位于奉新,文化干校位于塘外。三所干校建校后很快投入到“斗批改”、“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等政治运动中,在肃杀的政治气氛中许多知识分子受到冲击。这种紧张的情况直到1971年上半年随着干校的任务由“斗批改”转为轮训在职干部,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有所缓和。上海市文教系统16个单位的“五·七”干校逐步并迁至奉新。1975年4月,在原上海市电影、新闻出版、文化“五·七”干校的原址之上,成立了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按照文教组的构想要把所有文教单位的“五·七”干校都集中于此。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五·七”干校生存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全国各级各地的“五·七”干校逐步撤销,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也于1978年11月停办。“五·七”干校打出的旗号就是以“五·七”指示为指针,以抗大为榜样,坚持把“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放在首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通过组织学员通过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这样三条途径,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即“三条途径,一个目的”,这成为“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加之干校封闭式军事化管理使得知识分子必然要放弃原有的业务工作,从事自己不熟悉的农业生产,这是全国干校的普遍状况。但由于上海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文教干校中的部分知识分子还是从事了一些业务工作,组建“翻译连”,从事“白皮书”的翻译工作;建立“外语培训班”,培养外语人才,这是上海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特殊之处。本文介绍了奉贤地区文教系统“五·七”干校出现的背景、并迁过程、办校概况,分析了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的办学方针、办学评价,试图还原在“文革”背景下,作为“五·七”干校的教育和改造对象的上海市文教单位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态图,深入认识上海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他们在价值取向和现实处境中的选择。

王雯澜^[10]（2018）在《新零售背景下银行与商业融合发展创新探索 ——以TF银行为例》文中指出零售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时代发展至今,零售业也经历了多次转变,零售业的每一次转变都是时代的发展,也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零售业的每一次变革都可以说是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从最初的百货商店,到超级市场,到连锁商店,到网络零售,每一次都让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在互联网时代,零售业发展至今,已经逐渐向电子商务转型,借助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实现真正的国际化市场。网络商店也随之应运而生,这种新兴的零售商形式和新兴的经营模式有十分大的优越性,它不仅降低了商家的成本,也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效率以及舒适程度。并且,零售业的这次彻底的颠覆性革命,改变了经济市场的格局,也重新划分了利益格局,它形成了电子商务和传统零售业量大壁垒鲜明的阵营,这使零售业的竞争更加激烈。现在传统零售业逐渐抵抗不住电子商务的冲击,在不断的寻求互联网转型,使两大阵营不断在融合。电子商务促进了传统零售业的发展与转型,也促进了经济市场的再次发展。但是现阶段单一的电子商务和传统零售业都陷入了发展困境中。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传统电商和传统零售业都有自身的发展瓶颈和发展局限。由此诞生了新零售这一商业模式概念。在零售业产业升级背景下,本文主要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出发,试图探究如何使商业银行更好的融合新零售来发展。本文第一章是绪论,对研究背景、意义、方法、框架、创新点及文献综述等进行了阐述;第二章是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新零售涉及的相关概念及理论;第三章是商业银行融合新零售商业模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第四章是案例分析,主要以TF银行作为案例,分析TF银行融合新零售商业模式的机遇以及具体的模式构建,并给出了相应的关键点分析和保障措施。

二、中国粮油市场2003年12月份分析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粮油市场2003年12月份分析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时期云南粮食储运研究（1941-1945）（论文提纲范文）

（2）豆粕衍生品在A公司采购成本控制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研究（1953-1956）（论文提纲范文）

（4）广州城区“大跃进”运动研究 ——以街道工业和街道福利事业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金融化背景下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上海市文教系统奉贤“五·七”干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零售背景下银行与商业融合发展创新探索 ——以TF银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粮油市场2003年12月份分析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时期云南粮食储运研究（1941-1945）[D]. 田亚.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豆粕衍生品在A公司采购成本控制中的应用研究[D]. 张馨文.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2)
• [3]广东省粮食统购统销研究（1953-1956）[D]. 付胜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2)
• [4]广州城区“大跃进”运动研究 ——以街道工业和街道福利事业为中心的考察[D]. 张栩华.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2)
• [5]金融化背景下农产品现货市场价格风险研究[D]. 张有望.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1)
• [6]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D]. 李元洪.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6)
• [7]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D]. 陈印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8]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9]上海市文教系统奉贤“五·七”干校研究[D]. 杨琳琳.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10]新零售背景下银行与商业融合发展创新探索 ——以TF银行为例[D]. 王雯澜.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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