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如璋与新朝鲜政策的实施（论文文献综述）
郝武艳[1]（2017）在《清末早期驻日公使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实践》文中研究表明中日两国签署的《中日修好条规》中规定了双方可互派使节,从1877年开始到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共派出了六任五位公使,分别为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李经方和汪凤藻,黎庶昌在第二、四任上两次出使,本文对这五位公使对日本的认识和外交实践进行了探讨。驻日公使对日本的认识方面,本文以其对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情和侵略扩张活动的认识为重点,探讨这批驻日公使对日本国力和战争倾向性的判断。在外交实践方面,随着中日之间关系的变化,各任公使在具体事务处理重点方面也有所不同,本文以最能体现各任公使对日本的认识和自身对日外交策略的事件为中心进行了探讨,即何如璋在前期琉球问题和朝鲜开港上的策略、黎庶昌的壬午出兵意见与后期琉球问题、徐承祖的甲申撤兵和长崎事件处理、李经方在"中日友好"方面的努力以及汪凤藻在甲午战争前夕的交涉。驻日公使们认识到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走向现代化的变革,通过改革日本逐渐走上富强的道路,他们的对日认识为清政府决策提供了一定依据,但是始终存在着轻日心态和对日认识不充分的问题,这种轻日心态和对日本认识的不充分在出使后期影响了清政府对形势的判断。对比而言,何如璋、黎庶昌以及徐承祖这三位公使对日本的认识更符合客观事实,在外交实践中遇有紧急事务也能够及时向清政府建言献策,相较之下,李经方、汪凤藻二位则有所逊色。这批清末早期驻日公使在对日外交方面有得有失,他们在国家权益、国家尊严方面的争取是值得肯定的,而在处理事务方面的失当之处,需要客观理性分析,这与个人能力有所关联,更多的却要受到国家的影响。
孙小涵[2]（2016）在《晚清中朝关系的调适 ——以朝鲜自强和开埠通商为中心》文中认为明朝灭亡之后,清朝取代明朝成为朝鲜的宗主国,然因这一过渡系武力征服而成,所以朝鲜从被动事清转变为主动承认清朝的宗主国地位,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日本的崛起,中国周边的藩属国相继脱离中国成为列强的殖民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系开始解体。朝鲜一直被中国视为最重要的藩属国,清政府为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在欧美诸国及日本的干涉下,不断调整对朝鲜的政策。朝鲜在由一个闭关锁国的隐士之国到被动打开国门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本文从朝鲜办洋务以自强及开埠通商两个方面为切入点,阐述晚清中国和朝鲜两国为应对时局的变化而对中朝关系所做的调整。鸦片战争之前,中朝宗藩关系经历了确立、冲突、磨合与稳定发展几个阶段。到了晚清,中朝宗藩关系在欧美诸国及日本的冲击下出现危机,中朝两国为应对危机,对两国关系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中朝关系开始突破原有的东亚宗藩体系,向近代外交关系发展。19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朝鲜经历的各种“洋扰”事件,清政府置身事外,采取听其自主的政策。此后,朝鲜“天津领选”以求自强,清政府给与宗主国应履行的帮扶义务,对朝鲜积极引导,以共同御敌。而朝鲜则对清政府采取“事大”依附政策。随着列强开埠通商压力的增大,清政府在中朝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由幕后的协调导向转变为台前的代为谈判,即清政府的对朝政策由消极放任转变为间接干涉。朝鲜开埠通商之后,朝鲜对清朝的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开始萌发“自强脱清”的意识。清政府为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将对朝政策由间接干涉转变为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全面干涉。这样,东亚传统的宗藩关系与近代西方条约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两种不同外交体制并存的局面。随着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朝鲜民族意识的强化,中朝宗藩关系最终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主导下的近代新型外交关系。
刘洋[3]（2016）在《中越与中朝宗藩关系解体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朝鲜和越南分别于1637年、1667年与清朝确立了宗藩关系。直到近代以前,中越及中朝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围绕传统的宗藩关系进行的。宗藩关系中的中国与属国之间虽然具有不平等性,但是和平往来是宗藩关系的主流,有力维护了古代东亚世界的稳定。但是,到了近代中越宗藩关系和中朝宗藩关系都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解体了。二者解体的过程有诸多相同之处又各有特点。其共同之处表现为,在宗藩关系内部支撑宗藩体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全面崩溃。主要原因是：法国和日本对越南和朝鲜的侵略、清政府实力衰弱无力保护藩属国、越南和朝鲜产生了离华的倾向。而二者的解体过程又各有特点：中越宗藩关系逐渐解体了,而中朝宗藩关系却一度出现加强的趋势。二者出现不同的原因是：法国和日本采取的侵略政策不同、清政府对两国采取的具体政策不同、越南和朝鲜的具体状况也不相同。而中越宗藩关系和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给越南、朝鲜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法国和日本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宗藩体系在近代的解体具有历史必然性,体系内部国家实力的衰落是导致其解体的根本原因。而宗藩体系解体之后,中国、越南和朝鲜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沦为被剥削的对象。这给三国人民带来了深刻的苦难,他们不得不走上寻求民族独立的道路。
马勇[4]（2014）在《甲午前清政府“朝鲜方略”再检讨》文中提出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也是东亚格局、世界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节点。甲午战争唯一诉求是朝鲜的未来,而朝鲜的未来,在战前主要取决于中日两国的"朝鲜方略"。朝鲜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确属中国的藩国,中国在战前十几年也确实给了朝鲜很大帮助,引导朝鲜走向世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清政府在帮助朝鲜走上世界的同时,从来没有改变其宗主国心态,没有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国际秩序,依然沉迷于的"天朝上国"想象中,其"朝鲜方略"显然不合乎19世纪晚期正在形成的国际政治规则。
戴东阳[5]（2013）在《近代中日同盟思想的表与里——以宫岛诚一郎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活跃于日本幕末政坛、明治维新后拥护新政府的官僚宫岛诚一郎,在中国首届驻日使团派驻日本时算不上重要的政治人物。然而,宫岛私家史料显示,他通过与中国首届驻日使团长时间积极主动的交往,曾深入涉及中日间重大外交问题。他因推崇孔孟圣教,倡导中日同盟,精通汉诗汉文而赢得中国使团信赖,但他与使团的交往一开始就肩负为日本政府提供情报的特殊使命。宫岛尤其关注琉球问题,他通过使团随员不经意间透露的情报了解到格兰特调停球案的外交机密,使日本政府赢得了球案交涉的主动权。他还奉承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之意参与朝鲜修信使的访日活动,所获中国对朝新策略情报很受日本政要赞赏。宫岛与首届中国使团建立的密切关系,奠定了他与此后历届中国使团交往的基础。
陈尚胜[6]（2013）在《近16年中国学术界关于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述评（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考察了近16年中国学术界对于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的研究状况。从中国学术界所关心的主题来看,一是对清入关前与朝鲜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对皇太极时期清鲜交涉与战争的研究;二是对入关后清对朝鲜政策行为的研究;三是对朝鲜处理与清朝关系的思想观念之研究;四是对《燕行录》与清鲜之间文化交流的研究;五是对清代中朝两国边境事务,尤其是国界事务的研究;六是对近代清鲜关系转型时期重要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研究。本文认为,现有研究所存在的薄弱之处和应致力方向应当包括:一是对清朝中期与朝鲜之间政治关系的研究;二是对晚清与朝鲜政治关系变化进程的研究,应从人物层面转为体制变通层面做出具体的考察;三是对晚清时期与朝鲜之间文化交流的研究;四是对清鲜之间的海上贸易和商民入境贸易研究;五是对宗藩体制之下两国围绕边境事务的交涉与合作问题研究;六是对资料的整理和两国关系史实的考订。
朱升芹[7]（2012）在《晚清驻日公使与中日外交（1876-1911）》文中研究指明在晚清中国外交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中日关系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呈现出复杂而特殊的特点。驻日公使从何如璋到汪大燮，除受过新式西方教育的汪凤藻、胡惟德等外，大多数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与外界接触中，思想观念和对外认识尤其是对日本的认识有所深化和转变。他们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日关系逐渐紧张的关键时刻登上外交舞台，成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重要角色。作为对日外交的前沿人物，他们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但并非被动地执行外交政策，而是充分利用对世界的认识和国际法知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做出应有的贡献。一方面在中日和平交往的过程中，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推动双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交流活动；另一方面，在中日外交问题的交涉中，从琉球问题、“崎案”、朝鲜问题到“间岛”问题及东三省五案等，多能考虑全局，建言献策，据理力争，不负使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然而，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背景下，驻日公使们的对日外交工作和实践步履维艰，使他们的才智发挥和作用均受到局限。
钟鸿昌[8]（2010）在《清政府引导朝鲜开港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清政府引导朝鲜开港的整个进程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清政府、李鸿章在促成《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过程中的活动和所起的作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俄国加紧了对朝鲜的侵略和渗透活动。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清政府对朝鲜所奉行的传统“不治”政策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将西方列强的势力引入朝鲜,以遏制日、俄的侵略,从而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下,李鸿章开启了与朝鲜太师李裕元的“热线联系”,劝导朝鲜与列强立约通商。然而,朝鲜方面拒绝了李鸿章的建议,仍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在世界近代化潮流的的驱使下和《朝鲜策略》的影响下决议开港。然而,高宗此举遭朝鲜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开港阻力极大。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只好向清政府求援,并多次派代表赴华与李鸿章商议开港事宜,李鸿章则在开港的具体问题上给予切实的指导。1882年,李鸿章以中国与列强签定的条约为借鉴同美使薛斐尔进行预备性谈判,并尽力为朝鲜争取权益,最终促使《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和朝鲜全面开港。虽然清政府的这种引导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朝鲜的外交主权,但同时也有利于朝鲜打破封闭落后的局面,推进了朝鲜近代化的进程。论文由绪论、本论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主要介绍了本课题的来源、选题的依据以及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同时,本部分还对晚清中朝关系方面的学术史进行简要回顾,并对研究动态进行简要阐述。本论由三章组成。第一章主要分析开港前朝鲜国内外形势,论述传统中朝宗藩关系的特点和清政府对朝鲜的“不治”政策。通过朝鲜与法国、美国和日本的武装冲突来说明朝鲜所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在相对复杂的东北亚国际形势下,李鸿章和中国驻日公使馆人员在劝导朝鲜开港上所作的努力。朝鲜政府决议开港后,李鸿章在具体事宜上给予指导,帮助朝鲜拟定朝美约稿,并在约稿内容上同朝鲜达成一致。第三章主要阐述李鸿章与薛斐尔针对朝美立约问题进行谈判,促成《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和朝鲜全面开港。同时对条约的内容进行剖析,分析各条款对朝鲜的利弊。结语部分对清政府引导朝鲜开港的进程进行简要回顾,并对李鸿章在朝美议约中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朝鲜开港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陈尚胜[9]（2009）在《近16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考察了近16年中国学术界对于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的研究状况。从中国学术界所关心的主题来看,一是对清朝入关前与朝鲜关系的研究,尤其是皇太极时期清鲜交涉与战争的研究;二是对入关后清朝对朝鲜政策行为的研究;三是对朝鲜处理与清朝关系的思想观念之研究;四是对《燕行录》与清鲜之间文化交流的研究;五是对清代中朝两国边境事务问题尤其是国界事务的研究;六是对近代清鲜关系转型时期重要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研究。本文还指出了现有研究所存在的薄弱之处和将要致力的方向。
张君法,李健[10]（2006）在《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文中研究表明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进而威胁到朝鲜的安全和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此时美国想借助日本打开与朝鲜通商之路,李鸿章为防止日本与美国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对朝鲜采取了国际均衡新政策。
二、何如璋与新朝鲜政策的实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何如璋与新朝鲜政策的实施（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早期驻日公使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相关研究动态 |
| 1.3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何如璋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实践 |
| 2.1 何如璋的出使 |
| 2.2 何如璋对日本的认识 |
| 2.3 何如璋的外交实践 |
| 2.3.1 何如璋与初期琉球案交涉 |
| 2.3.2 何如璋与朝鲜开港通商 |
| 第三章 黎庶昌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实践 |
| 3.1 黎庶昌的两次出使 |
| 3.2 黎庶昌对日本的认识 |
| 3.3 黎庶昌的外交实践 |
| 3.3.1 黎庶昌与壬午出兵 |
| 3.3.2 黎庶昌的琉球策略 |
| 第四章 徐承祖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实践 |
| 4.1 徐承祖的出使 |
| 4.2 徐承祖对日本的认识 |
| 4.3 徐承祖的外交实践 |
| 4.3.1 徐承祖与甲申撤兵 |
| 4.3.2 徐承祖与长崎事件 |
| 第五章 李经方、汪凤藻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实践 |
| 5.1 李经方的出使及其对日本的认识 |
| 5.2 汪凤藻的署理、出使及其对日本的认识 |
| 5.3 李经方、汪凤藻的外交实践 |
| 5.3.1 李经方与"中日友好" |
| 5.3.2 汪凤藻在甲午战争前的无作为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2）晚清中朝关系的调适 ——以朝鲜自强和开埠通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理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论文重点、难点、创新点 |
| 一、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发展与危机 |
| （一）宗藩关系的含义 |
| （二）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建立 |
| （三）中朝宗藩关系的发展 |
| （四）中朝宗藩关系的危机 |
| 二、朝鲜的自强与中朝关系 |
| （一）开化派之自强变革与中朝关系 |
| （二）金允植天津领选 |
| 三、朝鲜开港通商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 |
| （一）清政府对朝鲜开港通商的劝导 |
| （二）朝鲜对开埠通商的政策转变 |
| （三）美国对朝鲜开港通商的努力 |
| （四）朝鲜全面开港通商 |
| （五）开港通商对朝鲜和中国的不同效应 |
| 四、开港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影响 |
| （一）清廷出兵平定朝鲜壬午兵变 |
| （二）甲申政变对中朝关系的影响 |
| （三）甲申之后中朝关系调适的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后记 |
（3）中越与中朝宗藩关系解体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动态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清代中越与中朝宗藩关系的沿革 |
| 2.1 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建立与更迭 |
| 2.2 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三章 中越与中朝宗藩关系解体过程的比较 |
| 3.1 中越与中朝宗藩关系解体过程的相同点 |
| 3.2 中越与中朝宗藩关系解体过程的不同点 |
| 第四章 中越与中朝宗藩关系解体影响的比较 |
| 4.1 对越南与朝鲜影响的比较 |
| 4.2 对中国影响的比较 |
| 4.3 对法国与日本影响的比较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晚清驻日公使与中日外交（1876-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 学术研究和文献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日建交与晚清驻日使领馆的设置 |
| 第一节 晚清传统外交转型与中日外交关系建立的背景 |
| 一、 中外关系变迁与晚清传统外交转型 |
| 二、 中日传统关系及其演变 |
| 第二节 驻日公使的派遣与领事的设置 |
| 一、 驻日公使的派遣 |
| 二、 驻日领事的设置 |
| 第二章 驻日公使与中日琉球、“崎案”、朝鲜等问题交涉 |
| 第一节 驻日公使与中日琉球交涉 |
| 一、 琉球问题的由来与何如璋对日交涉 |
| 二、 黎庶昌与中日琉球交涉余波 |
| 第二节 驻日公使与“崎案”交涉 |
| 一、 “崎案”背景与徐承祖对日交涉 |
| 二、 “崎案”的影响 |
| 第三节 驻日公使与朝鲜问题 |
| 一、 朝鲜问题与何如璋推动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 |
| 二、 “壬午兵变”、“甲申事变”前后黎庶昌、徐承祖对日外交 |
| 三、 甲午战前汪凤藻的对日外交 |
| 第四节 驻日公使与甲午战后中日其他交涉 |
| 一、 杨枢与日俄战争之“中立权”交涉 |
| 二、 “间岛”问题及东三省五案交涉 |
| 第三章 驻日公使与中日经贸文教关系的发展 |
| 第一节 使领协力保侨护商发展中日贸易 |
| 一、 公使对中日贸易的贡献 |
| 二、 领事保侨护商的实践 |
| 第二节 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
| 一、 何如璋沟通中日文化的贡献 |
| 二、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 |
| 三、 李盛铎与日本藏书文化交流 |
| 第三节 推动清末中日教育交流的发展 |
| 一、 驻日公使从“轻日”到“师日”的观念转变 |
| 二、 驻日公使与清末留日教育的发展 |
| 三、 驻日公使对国内与日本教育交流的促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晚清驻日本公使表 |
| 后记 |
（8）清政府引导朝鲜开港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课题来源 |
| （二） 选题依据 |
| （三）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四） 研究现状 |
| 一、开港前的朝鲜 |
| （一） 中朝宗藩关系 |
| 1. 中朝宗藩关系的特点 |
| 2. 《万国公法》对进贡藩属的定性 |
| （二） 大院君“锁国攘夷”的闭关政策 |
| 1. “丙寅洋扰”与“辛未洋扰” |
| 2. 朝日“江华岛事件” |
| 二、清政府、李鸿章劝导朝鲜与西方列强立约通商 |
| （一） 清政府部分官员对朝鲜问题的关注 |
| 1. 丁日昌与《条陈海防事宜折》 |
| 2. 薛福成与《筹洋刍议》 |
| 3. 曾纪泽对朝鲜问题的见解 |
| 4. “热线联系”的开启与破灭 |
| （二） 《朝鲜策略》的横空出世 |
| 1. 朝鲜修信使与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人员的接触 |
| 2. 《朝鲜策略》的内容剖析 |
| （三） 朝鲜政府决意开港与清政府的间接干预 |
| 1. 朝鲜政府的开港决策 |
| 2. 开港的阻力---“卫正斥邪”派的反对 |
| 3. 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求助与何、李二人对朝鲜政策的争论 |
| 4. 特派委员与领选使的派遣 |
| 三、《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与朝鲜全面开港 |
| （一） 美使东来议约 |
| 1. 薛斐尔与朝鲜初次交涉的失败 |
| 2. 薛斐尔的新曙光 |
| （二） 缔约前的谈判 |
| 1. 李鸿章直接介入朝美谈判 |
| 2. 李、薛二人的“属邦”之争 |
| （三）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 |
| 1. 薛斐尔赴朝鲜缔约与朝鲜全面开港 |
| 2.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内容剖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9）近16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序言 |
| 二前40年中国学术界对于清鲜关系研究的回顾 |
| 三近16年对于清朝前期与朝鲜关系史研究情况 |
| 四近16年对于晚清与朝鲜关系史研究情况 |
| 五感想与展望 |
（10）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四、何如璋与新朝鲜政策的实施（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早期驻日公使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实践[D]. 郝武艳. 延边大学, 2017(09)
- [2]晚清中朝关系的调适 ——以朝鲜自强和开埠通商为中心[D]. 孙小涵. 山东师范大学, 2016(03)
- [3]中越与中朝宗藩关系解体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延边大学, 2016(02)
- [4]甲午前清政府“朝鲜方略”再检讨[J]. 马勇. 社会科学辑刊, 2014(06)
- [5]近代中日同盟思想的表与里——以宫岛诚一郎为例[J]. 戴东阳. 史学月刊, 2013(12)
- [6]近16年中国学术界关于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述评（下）[J]. 陈尚胜. 韩国研究论丛, 2013(01)
- [7]晚清驻日公使与中日外交（1876-1911）[D]. 朱升芹. 苏州大学, 2012(03)
- [8]清政府引导朝鲜开港策略研究[D]. 钟鸿昌. 河北师范大学, 2010(12)
- [9]近16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述评[J]. 陈尚胜. 当代韩国, 2009(03)
- [10]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J]. 张君法,李健.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