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与县域经济发展——兼论恩施市如何与西部大开发相接

一、西部开发与县域经济发展──兼谈恩施市如何迎接西部大开发（论文文献综述）

夏锡璠^[1]（2022）在《政府工作报告》文中研究说明各位代表：现在，我代表州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过去五年，历经艰辛，极不平凡。州人民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州委的?

张叶娇^[2]（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恩施州农村金融生态评价及优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金融是我国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才能保证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在十九大做出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尤为关键。武陵山片区是我国当前重点扶持的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扶贫攻坚的区域之一,位于该片区辖内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相较于全国而言更为落后。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作为切入点,选择位于我国中西部民族山区的恩施州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恩施州统计年鉴》、《湖北金融年鉴》等相关报告中公布的数据,系统分析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恩施州农村金融生态的现状及相关问题。其次,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方针,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层面构建了25个指标的农村金融生态评价指标体系,以恩施州八个县市的数据为基础,利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恩施州201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得出恩施州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利川市、恩施市、宣恩县。结果表明:通过恩施州8大县市的农村金融生态综合评分可知,恩施州各县市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差异,并且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要提升恩施州农村金融生态水平,从准则层来看,其重点和难点是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只有通过有效的金融调节,刺激产业振兴,才能最终实现生活富裕,实现乡村振兴。从指标层来看,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财政收入总量增长率、乡村金融机构覆盖率、农村互联网金融参与率、农村金融发案率、农村金融资产增长率等指标占比较高,可以从上述指标进行优化,从而更好地践行乡村振兴战略。

邓敏^[3]（2020）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研究 ——恭城红岩村个案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民族地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不仅弘扬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而且带动了当地居民收入增长。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民族地区的对外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特色优势产业开发等;加快了民族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助推民族地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为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理论和实践证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业与新型农村社区共生共荣,协同互助,两者的发展均有助于推进民族农村社区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村容村貌,有助于公共服务的发展,有助于恢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助于调整当地产业结构,增加社区农民增收渠道,有助于提升民族农村社区的民族认同感、民族自治。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有助于扩宽农村社区居民眼界,提升能力、提高见解,提升了民族社区民主管理的能力,为打造新型农村社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建设和谐民族社区做出贡献。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两个系统之间通过何种要素的连接发生作用,要素间相互的影响如何,作用的机制如何,实现协同发展的路径是什么?因此,本研究以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与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要素、相互作用力、作用机制的解析;二是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三是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在当地中国实践中问题与实现路径的探讨。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为六章,共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论和第一章,主要在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的基础上开展概念、理论分析。第一章介绍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论,界定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的概念、内涵、研究意义,指出旅游影响理论、文化变迁理论、社区发展理论、博弈论、协同发展理论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研究中应用。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是构建评级指标体系和开展实证研究。第二章分析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相互关系,从“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四元框架指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为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提供经济保障,新型农村社区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转型升级动力,因此两者在旅游地周期发展、可持续发展、社区战略发展的协同发展目标指引下,相互作用,形成作用机制。第三章从主客位视角构建社区居民和游客相互理解和共同感知的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建立了一个由社区基础建设、社区生态环境、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社区民族文化、社区经济发展、社区治理组成六个准则层,35个指标层的指标体系,通过专家意见打分法,运用熵值计算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分为五个等级。第四章通过田野调查法了解研究个案的具体情况,通过访谈结合调查问卷,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借助SPSS软件将个案存在的状况和相应的因果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问题,最后针对性的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路径,包括加强基础设施服务保障,打造旅游宜业社区;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建设美丽宜居社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宜游民族社区;保护传承民族文化,凸显民族文化之美;乡村旅游经济发力,引领社区发展道路;凸显社区组织建设,强化民族社区治理等。第三部分主要是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从理论出发构建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第五章主要是从个案中归纳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政府、协同发展管理自组织、旅游微型企业、社区居民、民族旅游者五者之间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第六章提出“政府—组织—微企—居民—游客”五元协同发展框架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并分别从政府层面加强基础设施规划,加强协同发展顶层设计和保障机制建设而;从组织层面强化协同发展自组织建设;从旅游微型企业层面构建协同发展利益驱动机制;从社区居民层面鼓励旅游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加强社区居民人力资本培养;从民族旅游者层面加强民族旅游者的管理与自我管理等方面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实现策略。经过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要素、评价、影响因素、发展框架的层层分析,本研究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一是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条件匹配,两者能够实现共生共荣;二是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数,从主位和客位视角得到的协同指数分值不同,若在同一评价区间,可以评判协同发展效果;三是指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取决于旅游资源的控制权,在旅游资源经济外部性的作用下,社区居民开办的农家乐升级发展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微型企业,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四是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管理自组织作用明显,规范的制度,有效的监督能够保证协同发展有序进行;五是提出政府、协同发展管理自组织、社区居民、民族旅游者、旅游微型企业之间运行模型,在两两博弈分析中,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协同发展管理自组织、社区居民、旅游微型企业追加投资,参与旅游开发,有利于吸引民族旅游者付出成本参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六是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政府—组织——微企—居民—游客”五元协同发展框架及相应的对策,希望在实践中能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实施对策提供参考。

于璇^[4]（2019）在《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困境与治理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普通高中教育是连接义务教育和高中后教育的衔接纽带。然而,在当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普通高中教育仍是薄弱环节,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面临诸多难以破解的现实困境,不仅影响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更影响了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标和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本研究从“经验、问题和对策”三个层面及“供需、经费、均衡、质量”四个维度出发,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在对湖北、陕西、贵州、河南、甘肃、四川、云南7省14个贫困地区30所普通高中学校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普通高中教育的客观必然性、政策变迁历程、取得的经验成就、存在的困境及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研究发现: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总体经历了重点发展、调整稳定、着力扩大规模以及迈入普及发展新阶段的发展脉络,并取得了显着成就,具体表现在普及水平持续提升、经费投入不断增加、办学条件显着改善、免费教育逐步推行、贫困地区学生升入高等学校的机会继续扩大。第二,当前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在资源供给、经费保障、均衡发展以及内涵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深层次的现实困境。在资源供给方面,教育规模供给不足,办学条件薄弱,优质教育资源短缺,难以满足贫困地区家长和学生日益增长的接受优质普通高中教育的需求。在经费投入和保障方面,财政性经费投入不足,经费投入不均衡,普通高中举债办学,贫困家庭普通高中教育成本负担较重。在均衡发展方面,城乡、校际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在内涵发展方面,优质生源大量流失、师资队伍建设薄弱以及辍学现象普遍存在等问题也始终困扰着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劣、社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低重心的教育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制约,教育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贫困文化的桎梏和家庭教育功能缺失,以及教育精准扶贫机制不完善等。基于以上发现并结合现代治理理论,本研究提出了推进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的治理路径和策略:一是加强普通高中立法,构建和完善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法制体系;二是扩大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缓解供求失衡的现状;三是构建长效的普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的投入力度;四是提高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质量,满足贫困地区对优质普通高中教育的需求;五是健全教育精准扶贫机制,提升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精准扶贫成效。

陈媛歆^[5]（2019）在《清江流域农村绿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但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问题也愈发突出,绿色发展建设已成为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清江流域绝大部分（宜都市除外）属于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湖北其他县市较为落后的现象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而清江流域的自然资源丰富,发展的优势在于资源,走绿色发展之路恰好能够缩短清江流域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但近年来,清江流域的资源环境遭受水生态污染、资源利用不合理、流域管理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想实现清江流域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发展,就要实施绿色发展,这既是清江流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推动长江流域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和主要环节。本文以清江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了文献收集法、归纳总结法和田野调查法,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公地悲剧”理论为指导,展开了对清江流域农村绿色发展的研究。首先,从生态环境质量、绿色产业基础、各级政策支持和利益相关者作用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清江流域绿色发展的有利条件;其次,结合调研结果的具体情况,从农村环境、绿色产业、资金支持、协同保护、协同治理和监管制度等六个层面深入剖析了清江流域绿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及原因;最后,针对性地从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生态治理制度的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绿色产业发展以及区域协同发展等五个方向提出了清江流域绿色发展建设的路径选择建议。

何治民^[6]（2018）在《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文中认为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进行扶贫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其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各地扶贫攻坚举措从原来的“吃大锅饭”转向“精准到户”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S村从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扶贫举措,增加贫困农民的经济收入。如开展“异地产业扶贫”,在外村租地发展猕猴桃种植业;在村内发展黄桃和冬桃的种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引入S村山泉水产业等。通过3年多的扶贫攻坚,S村在2017年实现了整村脱贫。S村的扶贫举措中,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同时在基层落实过程中的一些扶贫措施,值得认真讨论。从总体上来看,S村在这一阶段的扶贫攻坚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然而,虽然S村已经实现整体脱贫,但如何将脱贫成效持续下去,在接下来的扶贫实践和乡村振兴中实现其可持续性,将是学者们和扶贫工作者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S村的脱贫工作,主要聚焦于贫困个体,扶贫的措施针对的是贫困户。要实现整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这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贫困群体的整体角度,分析出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以便针对致贫主因,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而致贫主因,往往是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以及长期的政策效应积累等众多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需要查阅历史资料,并结合当代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并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相反地,在某些历史时期内,当地经济处于很高的水平。对比当代的贫困现状,不难发现,造成当地由富转贫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桐油、油茶、生漆、杉木等众多林产品丰富,当地少数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知识,能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本地优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时期,当地就处于富裕状态,而一旦优势资源被闲置或者被人为干预不允许利用,就会落到贫困的地步。因此,要想实现S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目标,如何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色的资源,变得至关重要。S村是我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既是传统的第一产业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是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这些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往往和S村一样,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源的闲置,才造成当地的贫困。因此,通过对S村的扶贫实践进行反思,能对我国其他贫困地区的扶贫措施的制定工作,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黄岑^[7]（2017）在《征地过程中村干部的角色及行为逻辑 ——以湖北省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文中提出因与时下社会所经历的剧烈转变最为相关,征地冲突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数量众多的农村土地征收都绕不开村干部这个群体。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土地具有快速变现的功能,城市化工业化相伴随的土地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的利益变动使村干部越轨行为频发。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湖北省城市建设的扩张与巨大的农业人口数量和农业生产规模之间形成的矛盾,使其成为征地冲突多发之地;同时,县域经济的落后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出,农村"空心化"严重。以湖北省为研究区域,对中部欠发展区域的征地特征和村干部行为逻辑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研究发现,村干部在征地过程中,采取行动时"对上"和"对下"明显遵循着不同的行为逻辑:面向政府时,更注重表现自己国家代理人的一面,成为基层政府的腿脚,以完成征地任务来换取征地利益的剩余索取权;面对处于弱势的村民时,则表现出较强的自利倾向,运用各种"软性"、"硬性"的手段迫使村民让出土地,并在征地的各个环节,代公为私,寻租敛财,保证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从制度是否完善的角度解析村干部的行为逻辑可能有些隔靴搔痒,监督制度不完善、实施制度缺少细则等,当然是村干部自利行为频发的原因之一,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与政府"发展至上"、依赖土地财政有密切的联系。发展主义和"政经一体化"开发,以及有缺陷的征地制度等构成了征地冲突的内在机制,也导致了村干部行为的强制性和暴力性。本研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特征的研究,以及征地冲突中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特征的研究,总结出村干部行为具有双向性,其行为逻辑随面向主体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第二章介绍了村干部行为发生的社会背景与制度背景,主要梳理了研究区域湖北省自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以及整体村庄的概况。第三章重点介绍村干部在征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面向村民的工作方式,并分析了其行为的强制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第四章分别从村干部"向上"和"向下"的角度分析了村干部面向基层政府和农民的行为逻辑,并对村干部的动机进行分析。第五章为总结和讨论部分,从信念基础、治理方式等方面解释村干部行为逻辑的深层原因。

刘琼^[8]（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提出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赵向阳^[9]（2017）在《基于分类思想的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占比标准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工业用地的控制是城乡“三生”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承载的是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产业,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因地域、城市规模、产业门类构成等差异,各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现行《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中工业用地配置指标采用了“宜符合15%～30%”的单一比例幅度控制,实际实施中对应多样化的各地情况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存在针对性不足、主观性偏大等问题。本研究力求在系统的数据收集基础上,甄别其主要影响因子,提出细化管控模型,为科学引导工业用地的使用强度,为城市规划的编制提供普遍性技术支持,为城市规划的政府审批提供政策性依据。论文的核心部分可分为五大环节: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占比的特征研究、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占比的趋势研判、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占比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占比分类的取值范围研究和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占比的标准优化。特征研究环节得出:我国当前城市工业用地占比的实态分布重心以及集聚区间的跨度都相对标准取值范围显着偏离;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占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分异现象,呈现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由高到低的梯度变化特征;工业用地占比偏高城市的分布与我国工业分布空间结构吻合度极高。趋势研判环节得出:2006-2015年,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占比基本呈现稳步微降的变化态势,下降幅度在3%左右;不同类型的城市占比下降幅度不同,其中东北地区基本呈现稳定状态,东中西部地区下降趋势显着,工业、综合和商业城市下降幅度显着;排除掉中西方城市形态与用地统计的差异,我国工业用地占比较国际发达国家和地区（10%以下）偏高,存在一定合理性;参照国际二产GDP比重的变化状态,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占比在未来十年将呈现稳步微降趋势。影响因素研究环节从城市的区位差异、城市发展的差异以及城市产业的差异三个维度选取13个影响因子,并利用灰色关联和高斯分布进行因子遴选,得出区域地位、经济地区和城市职能是城市工业用地占比分类的三个核心因子,且关联强度依次降低。取值范围研究环节利用高斯分布函数模型和迭代算法,得出城市工业用地占比85.3%高集聚分布区间,并结合占比实态分布,进行区间的优化,最终形成22类城市工业用地占比高集聚区间。标准优化环节基于我国十年的工业用地占比动态发展规律趋势,考虑产业转型对工业用地占比的影响,借鉴国际工业用地占比管控经验,最终确定15类城市工业用地占比控制范围。

王光艳^[10]（2016）在《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形式,纪录片担负着诸多重要功能：第一,它真实记录人类社会的历史,用直观的影像为社会的变迁留存一份珍贵的档案；第二,它通过影像传递某种思想,进而影响受众；第三,它通过文化传播,促进不同地域人们的相互了解；第四,它属于文化产业,可以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第五,纪录历史与现实,最终目的是启迪未来。作为地方纪录片的代表,湖北纪录片创作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标本”价值。一、起步较早。早在1905年,湖北人谭鑫培就参与了中国第一部舞台纪录片《定军山》的拍摄。1911年,朱连奎在武汉拍摄了辛亥革命。二、水平较高。湖北创作的纪录片屡屡斩获国内、国际大奖。三、思想活跃。湖北纪录片导演的创作思想十分活跃,既有坚持传统的一面,也有部分思想引起诸多的争议。四、产业待兴。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部分,湖北纪录片的振兴尚待时日。因此,研究湖北当代纪录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认识湖北地区在纪录片创作中的成就,也有利于我们“解剖麻雀”,充分认识地方纪录片创作中的巨大能量。本文着力研究的是湖北当代纪录片,力图通过纵、横两条脉络来揭示湖北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和创作特点。整篇论文分为“绪论”、“上篇”、“下篇”、“结语”等四个部分,主干是“上篇”和“下篇”。绪论部分是全文的总体说明,也是全文逻辑思路的集中表述,说明了选题的由来、研究现状、研究方案与学术创新、有关概念的界定等问题。论文的“上篇”是湖北纪录片发展史研究,分为五章。第一章是湖北当代纪录片创作的“前史”,介绍从纪录电影的传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湖北纪录片创作的情况。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是“十七年”、“文革”期间、新时期、多元化时期的湖北纪录片创作。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在研究过程中,注重纪录片的“谁拍摄／放映”、“放映／拍摄什么”、“通过什么渠道”、“谁观看”、“产生什么效果”的考察和研究,结合世界及中国影视的发展状况横向比较,构建基于传播学视野下的湖北纪录片发展史。这是历史纵向的湖北纪录片梳理。论文的“下篇”是湖北纪录片创作研究,也分为五章。依据纪录片的主题、内容倾向等把纪录片分成五大类,即：新闻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文献纪录片、自然科学纪录片、人文社会纪录片等,从第六章到第十章按照纪录片的类型分别论述。在具体每章论述中,分成本类型纪录片创作概貌、创作特点、个案研究、本章小结等几个方面,力图建构一个从历史到现实、从面到点的研究模式。从整体来看,“下篇”是横向的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结语部分是对湖北纪录片的若干思考,包括纪录片影像介入历史的意义、地域影像纪录与社会发展、湖北纪录片创作的启迪、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关于后续研究的思考等。需要说明的是,本人竭尽所能地将有代表性的、主流的湖北纪录片基本上都搜集在文中。但是,由于湖北纪录片在不同的年代,由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拍摄,数量很大,不计其数,很难收全。因此,难免有遗漏,后续的研究可弥补其不足。此外,在文末,还附录了《湖北纪录片发展大事记》和《湖北纪录片获奖作品名录（部分）》。通过这种的形式,期望读者可以很便捷地了解各个不同时期湖北纪录片的发展状况。

二、西部开发与县域经济发展──兼谈恩施市如何迎接西部大开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开发与县域经济发展──兼谈恩施市如何迎接西部大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2）乡村振兴战略下恩施州农村金融生态评价及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研究 ——恭城红岩村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困境与治理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江流域农村绿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7）征地过程中村干部的角色及行为逻辑 ——以湖北省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基于分类思想的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占比标准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西部开发与县域经济发展──兼谈恩施市如何迎接西部大开发（论文参考文献）

• [1]政府工作报告[N]. 夏锡璠. 恩施日报, 2022
• [2]乡村振兴战略下恩施州农村金融生态评价及优化路径研究[D]. 张叶娇. 湖北民族大学, 2020(12)
• [3]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研究 ——恭城红岩村个案考察[D]. 邓敏. 中南民族大学, 2020
• [4]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困境与治理路径研究[D]. 于璇.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清江流域农村绿色发展研究[D]. 陈媛歆.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6]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D]. 何治民. 吉首大学, 2018(02)
• [7]征地过程中村干部的角色及行为逻辑 ——以湖北省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D]. 黄岑. 南京大学, 2017(08)
• [8]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9]基于分类思想的我国城市工业用地占比标准优化研究[D]. 赵向阳. 沈阳建筑大学, 2017(04)
• [10]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D]. 王光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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