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论“人类学视角”

一、以人为本——浅谈“人类学眼光”（论文文献综述）

高洁^[1]（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常鑫^[2]（2021）在《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研究》文中认为当今世界文明、科学与技术的飞跃发展,俨然为培智学校学生生存及其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尊重、关注、理解他们的生存及成长,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本研究基于全纳教育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运用参与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培智学校教育为主线,同时关照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从生存教育的目标和理念、基本知识和技能、课程与教材、管理者及教师的情感与态度等多维视角切入,试图更为客观地阐述H省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当前H省培智学校以智力障碍学生为主,其生存教育更多地侧重于补足教育,存在教育资源和学段分布不均,仍存在入学困难,缺乏跟进和保障,就业支持相对薄弱,尤其是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匮乏等诸多现实困境。究其缘由,相对于家庭和社会需求,培智学校在教育教学设备、教育目标和理念,教材和课程,师资条件与教育质量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缺口,尚未能满足培智学生全纳性与创造性的拓展。同时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衔接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培智学生的生存效度。由于受身心条件所限,培智学校学生一旦缺失家庭教育的养护和社会教育的支持,很难顺利实现学校教育效果的延续和社会性发育。因此,培智学校学生的生存教育不仅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同时需要医疗、残联、民政、财政等各部门予以协同,共同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他们优势智能的可能空间和条件,进一步实现关注平等差异、积极融入社会、重审人的价值的全纳教育目标和理念。可见,培智学校的生存教育并不是纯粹地教会学生知识,而是利用一切教育力量,通过“身教”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犹如“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过程,从而尽力实现对每一位特殊学生产生实质性的生存培育,突出发展学生的社会能力,帮助学生从中寻求人的突破,营造和谐共生的生存空间。生存教育是培智学校学生获取生存意识与能力的主要途径,需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和保障力度、进一步支持和完善生存教育条件,社会要大力接纳和提供就业机会形成长期支持体系,同时家庭要及时强化和改善培育效果。只有构建各方合作和联动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目标,才能使学生具备服务自身与社会的意识与能力,才能更完整、自由且公平公正地参与社会融合,实现他们真正的生存价价值。

王蓉^[3]（2020）在《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视域下的技术伦理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技术正以蓬勃的生命力为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在技术飞速发展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人们却备受技术发展带来的技术伦理问题的困扰,突出表现在生命伦理问题、责任伦理问题、公共伦理问题、学术伦理问题和生态伦理问题亟待解决。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作为专门研究人的学问,向我们全面阐释了人的全部问题,对人的存在,人的发展,人的价值及人的解放等问题做出了系统性探索。技术伦理是基于技术理性反思的结果,是介于主客体之间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的标准和规范。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与技术伦理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是技术伦理的内在根据,体现技术全过程的为人性;人的社会观思想是技术伦理的现实基础,协调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人的发展观思想是技术伦理的基本要求,促进技术新的进步和发展;人的价值观思想是技术伦理的价值旨归,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人类未来命运思想是技术伦理的最终归宿,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美好愿景。基于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视域下的技术伦理的逻辑构架和现实需求,技术伦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要强化主体责任原则,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要坚守公平公正原则,风险控制原则,保持稳定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更要坚定永续发展原则,关注人的未来发展和解放事业。为了真正解决技术伦理问题,还需要向善的技术伦理规范作为“保护伞”。集中力量构筑技术伦理规范体系,要以技术主体的伦理规范体系为着力点,全面普及科学技术伦理的教育,推进技术法规伦理体系建设,并加以技术监管机制的干预。唯有实现蕴含人文色彩的技术伦理规范体系在技术主体当中入心入行,才能统筹协调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各种关系,高度适应社会发展的步伐,真正成为人类追求幸福事业的福祉。

吴晶^[4]（2020）在《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的资源、理念与进程》文中认为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科学主义背景下的助人技术,心理治疗从产生伊始就不可避免的带有种族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特点。心理治疗的目标、技术都深受西方文化制约。追求普遍适用的心理规律,寻找适合于所有人的治疗方法成为自然科学心理治疗的目标。实际上,心理治疗并不是为了治好一种“病”,而是帮助人们生活的有效方式。现代心理治疗已不再重视寻求超越文化的单一模式,转而广泛吸收不同学派、不同学科的理论成果,心理治疗出现整合、折中的趋势。第一章从现代心理治疗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提出回归文化、扎根文化才是心理治疗发展壮大的根本途径。从文化的角度看,东方和西方的心理治疗在治疗目的和治疗手段上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差异。东方心理治疗重在内心醒悟和调整,使用内省、自修等向内观照的方法;西方的心理治疗重在解除症状,使用外在的技术和培训等方法。在对治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生活意义感丧失这类心理问题时,或许中国文化显得更为适宜。在寻求心理问题解决之道的过程中,许多西方心理学家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墨菲、布雷德、荣格等西方心理学家都对中国文化倍加推崇。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本土心理治疗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决定着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第二章在心理学发展资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本土心理治疗可供借鉴的六种资源形态。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却仅有一短暂的历史。漫长的过去指作为资源形态存在的心理学,短暂的历史指科学形态的心理学。可以说,对漫长过去中存在的其他形态的心理学继承的多少决定了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水平。相比于科学心理学短暂的历史,其他形态的心理学关于人类心理生活的探索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深入挖掘、提炼、再造这些资源,理应成为当今心理学发展的可行路径。在发展中国本土心理学的过程中,吸取什么样的养分作为发展的资源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文化都能成为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资源,需要认真的分析并提炼出适合心理治疗的理论思想。对传统文化资源应有选择的吸收,有分别的拿来,提取适合心理治疗成长的养分。哲学家对心理的考察,普通人的心理智慧,其他学科的心理经验（指与科学心理学相类同或相类似的其他科学分支中存在关于人类心理行为的相关研究和相关成果）,宗教中的心理思想,科学形态的心理学研究都可以成为本土心理治疗发展壮大可以借鉴的资源。从这一理念生发出来,发展本土心理治疗可供借鉴的资源主要包括中国哲学的心理治疗资源、中医的心理治疗资源、宗教的心理治疗资源、巫术的心理治疗资源、艺术的心理治疗资源等等。在提取适宜资源的过程中还应注重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从对西方理论思想的复制模仿中走出来,让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光辉才是发展本土心理治疗的根本目的。中国文化的任务不在于增加知识而在于提升心灵境界,不是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实践的心性修养。中国文化始终把人心问题、身心修养放在核心位置,形成了独特的心性论思想。心性论属于哲学思想,是传统文化的建构,并不是专门的心理学探索,但是通过转换和挖掘,心性论中仍包含有大量的心理学内容,构成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基本形态。中国文化中的心性论心理学思想从独特的文化视角,系统的思想论域,给出了人的心理的基本思想预设,给出了人的心理的核心理论依据,给出了人的心理的系统理论推演。心性心理学不同于西方心理学关于心理现象的解释和描述,是一种独特的心性修养思想,构成了特定的心理文化,千百年来起着维护国人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心性心理学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核心理念的注入和转换为心理治疗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心性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在心理治疗中体现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自强不息、知足知止、自我化育、自我超越。这构成文章的第三部分,即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的核心理念。第四章总结了心理治疗的过去和现在,同时指出本土心理治疗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现代心理治疗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对中国本土心理治疗来说这一历史显得更为漫长久远。在中国古代,巫和中医大致起着心理治疗的作用,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为先民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近代心理治疗以心理卫生事业的开展为开端。有识之士提出了旨在改善国人身心状况,提升身心健康水平的心理卫生运动。现代心理治疗在全面学习西方心理治疗理论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在模仿跟随西方心理治疗模式的过程中,国内学者逐渐意识到仅凭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并不能够真正有效的解决中国人的心理问题。中国人心理问题的解决需要扎根中国文化,在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本土心理治疗体系,才能真正解决国人心理问题,治愈心理疾病,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的发展和演变就应该立足、提取、运用本土的资源,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在本土文化的传统之中,建构特定的心理治疗,创造本土心理模式。中国心理治疗必然走向一条本土心理治疗的道路。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指出对传统心理学的理解继承不是全盘接受、不是片面截取,而是在广泛的、有选择的吸收借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汇贯通,扎根本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不仅是本土心理治疗发展的出发点,也是本土心理治疗发展的归宿。

姚科敏^[5]（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侯燕^[6]（2019）在《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青年,既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影响社会问题的不定因素。青年群体的发展方向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走势存在一定内在联系,青年与青年问题也因此始终受到社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世界的发展进步与青年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满腔热情地寄希望于青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把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由于曾从事共青团工作,胡锦涛对于青年和青年问题有着直观感受和深刻理解,他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青年思想的基础上,坚持从事关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高度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与青年变化时代特征的科学认识与判断,从而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但凡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内在规律性。任何科学思想形成和发展都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独特的实践历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胡锦涛青年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也有其内在根基,其产生、形成、发展和成熟都遵循社会历史基本规律。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厚积薄发的新篇章,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无限的智慧和热情投入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自身的特征与需求也呈现出相应的时代气息。随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胡锦涛青年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坚持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把青年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注重以服务青年发展促进青年理想信念的形成与生力军作用的发挥,指引着当代青年与青年工作的发展方向。本研究通过对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以及形成发展过程进行回溯和梳理,阐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的总体脉络和逻辑体系,探讨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如何以胡锦涛青年思想为指导,坚持服务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高青年素质,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提供人才保障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本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思想、列宁斯大林的青年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青年思想以及中西方文化中的青年观点,是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和文化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党的青年工作面临的任务与挑战、胡锦涛自身成长和青年工作经历则构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现实依据。就其发展阶段来看,胡锦涛青年思想经历了由孕育到初步形成、再到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紧密相连。本研究也探讨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关于青年的地位和价值、青年的优势与不足、青年工作的旨归与要求等方面的基本观点,这些也恰恰构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立论基础。在总论其形成基础、发展阶段和基本出发点之后,本研究选取胡锦涛青年思想极具时代特征的政治视角、利益视角、人才视角、实践视角、全球视角等维度对其内容构成进行了分论。从坚持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突出价值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青年发展提供指引,实施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青年工作等方面论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政治视角;从为大局服务与为青年服务的一致性、寓引导教育于服务之中、着力服务青年的根本需求等方面讨论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利益视角;从人才强国与青年人才培养、科教兴国与青年教育、社会环境与青年成长、执政能力与干部选拔等方面剖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人才视角;从火热社会实践中的无悔青春、党和国家需要青春力量、伟大时代召唤创业者等方面分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实践视角;从青年要努力拓展世界眼光、青年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建设者、加强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阐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全球视角。最后,提出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现实启示,即坚持党的领导,准确把握青年脉搏,积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青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激发青年的主体自觉,充分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搭建更为广阔的青年创新实践平台,引导青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续奋斗;坚持服务青年,注重青年的利益实现,增强服务青年的实效性,推进青年工作改革创新,牢牢把握青年工作的生命线。基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胡锦涛青年思想系统且全面地回答了关于青年的基本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既有理论范畴,又是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胡锦涛青年思想内容丰富、时代感强,不仅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对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及其科学品质,开拓青年工作的思路、方法、手段,增强青年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为了阐明胡锦涛青年思想对于开展青年工作的指导意义,本研究选取了多个案例,从某一角度或某一形式印证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实践价值。比如,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例,简述了党和青年的特殊关系,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对于青年发展的重要意义,就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进行了论述;以大学青年教师为例,从剖析职业获得感生成入手,对于如何立足青年的基本特征、遵从青年成长的客观规律、正确分析青年的实际状况、在服务中赢得青年进行了探讨;以高校共青团发展路向为例,就共青团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凝聚青年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进行了分析;以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青年自组织为例,讨论了新时期青年社会实践主体的拓展形式,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自组织这一随着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组织形式对于青年参与社会、投身实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但也存在着局限性,需要在实践中贴近青年、创新思路,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主体作用,积极引领青年成长发展;以孔子学院的形成发展为例,简析青年国际交流状况,以此说明青年拓展世界眼光的重大意义,并印证青年对于促进国际交流、树立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积极作用。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分析青年和青年工作,不难看到胡锦涛青年思想严谨而科学的理论品质及重大而深刻的时代价值。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青年争夺战愈演愈烈,党的青年工作也面临各种新情况与新挑战,但综观国际国内大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深刻指出,未来属于青年,未来取决于青年,未来更需要青年去创造。当代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与青年运动的主题,在根本上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完全一致,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从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出发,全面梳理、分析胡锦涛青年思想对青年工作的指导价值和实践成效,对于引领当代中国青年自觉担负起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责任,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与指导价值。

叶长红^[7]（2019）在《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透视》文中认为高校担负文化建设和对大学生进行文化培育的责任,注重高校的文化建设与培育是提高整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从理论归属上讲,大学文化属于社会文化的亚文化范畴,其文化建设与高校的职能息息相关,高校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其目的是为社会建设培养更多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以灵活化、终身化为特质,培养高素质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群体,提高人才培养的全面性与质量,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高等学校学生的全面发展,加强对学生群体的关注,从学生个体——人,从马克思主义人学基点”现实的人“入手,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实施文化育人,以文化整体观贯穿教育过程,以文化的有机整体,实现“文而化之,以文化人”,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同时兼顾文化自觉。在文化育人的内容上,注重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注重文化自觉,在育人过程中,实现文化对人的积极影响与培育作用,重点是以化成天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文化育人的人学透视是以人学理论为指导,界定清楚文化育人的内涵与外延,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视角,分析文化育人在高校的实施中对人的影响,结合国内外学界对于人学理论的讨论与新进展,并关注其他育人理论,主要以人学理论为理论支撑展望文化育人的发展前景,更好地研究关注文化对于人的积极内化作用,培育出更多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较高的人才,并将积极关注学界关于人的理论的新进展,为文化育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推进高校文化育人。首先,以人学理论为视角,在本文中将文化育人的内涵与外延界定清楚,从人的存在论、本质论、价值论和发展论四个方面阐述文化育人对现实的人的影响。以人学理论透视高校文化育人,其目标是通过文化价值观的整体贯穿,文化对人的影响,实现文化的内化作用,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最终实现人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讲,文化育人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所追求的目标是契合的,体现了高校文化育人对“人”的关注的理论诉求。人作为高校文化育人的一部分,人既可以是高校文化育人的实施者,同时也是高校文化育人的对象,在高校文化育人中,人的存在、人的本质是文化育人实施的对象与基础,而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发展的展开是文化育人所应有的目的。其次,从人的存在论、本质论、价值论和发展论出发,分别探讨当前高校文化育人的理论与实践。人的存在论之人的实践性存在、主体性存在和能动性存在是高校文化育人的起点。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和个体性是高校文化育人的立足点,紧紧抓住人的本质的特点必不可少。当前高校文化育人的价值观建设中必须厘清人的价值论之人的社会价值、个人价值以及价值的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也要求准确把握价值的属性和特点。人的发展论作为高校文化育人的现实归宿,也是文化育人的人学诉求。本文从人的存在论、本质论、价值论以及发展论四个方面出发,分别分析了当前文化育人在这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成因以及解决建议,丰富了文化育人的理论和实践建设。最后,从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理论建构,人学制度建构和人学实践建构三个方面探讨了文化育人的人学建构。人学理论建构包括人学理念、人学目标和人学内容的建构,人学制度建构要以人为本,建立文化育人的行政组织制度、教育教学制度和机制,人学的实践建构主要从文化育人的课堂建设入手,从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课堂入手,关注当前的网络课堂建设,形成文化育人的课堂合力,以文化育人的理论、路径和课堂建设三方面的合力,共同推进文化育人的发展。本研究的难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研究高校文化育人,在研究的深度上还有很多的欠缺,在二者的理论分析以及方法论方面仍然存在不足,这也是本研究后续会注意的问题,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文化育人将面临新的态势,因此,将更加注重研究的时代性和前瞻性。

李菲^[8]（2019）在《谈情说异： 乔健人类学研究的情感面向与田野反思》文中研究表明区别于后现代反思与转向后"情感人类学"和"实验民族志"的兴起,乔健人类学研究中的情感面向,并非是学术思辨和范式更迭的结果,而是一位华人人类学家包容生命感悟与自我观照的"身心经验"和"生命内省"。由抒怀、写情的田野书写到共情、共在的立场反思,乔健将其漂泊的个体生命史、深沉敏感的文学才情、参与经验的田野体悟,以及以人为本的学术追求交融一体,使"情"在其人类学生涯中成为持久而深沉的内在脉络,最终由隐而显,在晚年汇聚为"谈情说异"的跨界学术探索。

张莉莉^[9]（2019）在《马克思人本思想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运用探究》文中认为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一生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高度重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他的人本思想对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研究当前高校学生管理的现状和问题,积极探索马克思人本思想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之中的运用,有利于促进高校学生的成长与成才,有利于推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本文主要有五章,具体如下:第一章是本文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研究方法。关于研究背景主要有理论背景和时代背景。本文作者通过阅读大量文献研究发现,国内关于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内容、理论渊源和特征这三个方面。关于高校学生管理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高校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展开的。国外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内容展开的,对于高校学生管理也倾向于法制化管理。本文研究主体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予以开展。第二章阐述了“马克思人本思想”和“高校学生管理”的基本概念。首先系统地说明了“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其次阐明了“高校学生管理”的主体与客体、内容、特征与功能。第三章系统地分析了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目前,高校学生管理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管理理念落后、学生心理问题突出、网络负面影响大、管理不平衡。然后从历史渊源和现实情况两个方面具体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第四章是将马克思人本思想运用于高校学生管理的意义,主要从学生和学生管理自身两个角度来阐述,具体有三个意义,一是有利于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二是有利于提高高校学生管理的效能;三是有利于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创新校园文化。第五章是马克思人本思想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具体运用。主要是在思想引领、专业学习、日常行为、社会实践、困难学生的帮扶这四个方面的运用。首先是加强思想方面的教育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其次是在学习、生活中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多鼓励;最后,在学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加强人文关怀,管理方法要灵活,同时创建完整的学生社会实践管理体系。

郭晓旭^[10]（2019）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以及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国实际包括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而文化的核心便是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割不断的精神纽带、抹不去的文化烙印,它内在地构成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性格特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路径与机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时代创新转化的理论契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古今中西历史大视域正在逐渐形成,在多元思想碰撞与视域融通的大背景下,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如何兼具世界眼光与时代眼光,在保持理论自身的独立性与独特性的前提下,兼收并蓄,增强理论自身的文化包容性与通约性、解释力与延展性,扩大理论的影响范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更广泛的世界认同与文化接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全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比较文化的方法,分五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问题进行了论述,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必要性来看,二者的融通发展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需要,也是世界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二者在文化基础、内在逻辑以及体系结构上的相通性,则为融通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第二章,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当代价值以及创新转化的必要性。从结构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思想体系。而从内容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心性本体论为核心,包含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和历史观等在内的理论,是追求内生性价值的心性修养学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实践观的指导下,走中西马相结合的实践生存论的发展道路。第三章,具体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基础与路径选择。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维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西方文化基础。同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要坚持群众的立场、实践的维度、批判的精神、问题的视域、世界的眼光,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第四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内在机制、过程与方法。二者的融通发展是系统论、行为发生学与解释学等多元机制共同参与并起作用的结果。二者融通发展的过程则是由文本的互动与生成、多元思想的碰撞与交融、视域融合与综合创新四个相互交织的环节所组成的多元文化的消化与吸收的过程。二者融通发展的方法则主要从出场学与范式理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不断变换的历史语境中出场的路径、形态以及实现融通的理论契合点,为实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第五章,探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几个视角,从现代世界发展的人类共同课题入手,从科技、生态、人学三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对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的重要性,阐述了二者融通发展在当代世界的重大意义与价值,寻找理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域。最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通发展的前景做了展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进一步实现理论与实践、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使理论永葆生机与活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精神精华相融通,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转化,重现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从而开创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的当代重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转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文化支持与理论依据,也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鉴于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讨更多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层面的结合,对于文化特别是哲学方面相结合的探讨相对较少的现状,本文则重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视域融合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层面,从多元哲学融通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交互影响与双向建构的过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为研究对象,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从民族性与世界性两个角度,从自然、社会、人心三个领域,将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特质、发展前景、融通机制及现实关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发展需求与中国传统哲学在现时代创新转化的现实需要相结合,在二者的融通发展过程中,通过相互建构与整合实现共同发展。

二、以人为本——浅谈“人类学眼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人为本——浅谈“人类学眼光”（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视域下的技术伦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的资源、理念与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人本思想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运用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以人为本——浅谈“人类学眼光”（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2]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研究[D]. 常鑫.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视域下的技术伦理问题研究[D]. 王蓉. 兰州理工大学, 2020(11)
• [4]中国本土心理治疗的资源、理念与进程[D]. 吴晶. 吉林大学, 2020(08)
• [5]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6]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D]. 侯燕. 扬州大学, 2019(06)
• [7]高校文化育人的人学透视[D]. 叶长红.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8]谈情说异： 乔健人类学研究的情感面向与田野反思[J]. 李菲. 思想战线, 2019(04)
• [9]马克思人本思想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运用探究[D]. 张莉莉. 重庆交通大学, 2019(06)
• [10]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发展研究[D]. 郭晓旭.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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