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江苏农业科技报社模拟企业改革的探索和尝试(论文文献综述)
吴祺[1](2020)在《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发展,一系列自主创新工程的圆满完成,彰显了我国强大的自主创新潜力,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科技创新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及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显着增强的环境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外先进创新型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部分行业知识产权依存度偏高,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仍然依靠进口,国家技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演进与构成的梳理,客观评价了当前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实践的成就、经验和问题,根据新构建的创新活动分析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和路径特征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我国创新政策的宏观整体效应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并以财税政策为例,聚焦创新政策对企业微观层面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论证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协同作用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创新政策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创新政策朝着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取得了以下方面可能的创新成果:1、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现状评价。本文基于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回顾了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历史,进而从主要成就、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客观系统的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践水平和国际地位。研究表明,建国以来,中国创新政策一直致力于解决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宏观政策为指导,促进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而形成科技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优化。这背后体现了各级政府对科技政策、创新体系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理解的逐步深化。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政府市场和良性互动、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和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体现为:科研投入夯实创新基础、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自主创新还面临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等问题。2、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和典型模式。本文基于传统的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在其基础上优化完善,设计出用于分析中国创新活动的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路径归纳为“逼出来”、“等出来”、“争出来”、“网出来”这四种模式,并分别对各类创新模式的定义、创新基础、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以四种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对各类创新模式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具体而言,第一种模式可称之为“逼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实行举国体制、集中科技精英、实施系统工程和增强综合国力为主要特征,其创新基础是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和国防开支的持续增长,创新环境是国际封锁和军民融合同时并存,创新主体已由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逐步向军工集团和部分民营企业拓展。第二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一般以国家主导的大型项目和工程为依托,与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关,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因“时间差”、“空间差”和“政策差”等原因,该类创新往往具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要特征,从而提高了创新效率,降低了创新成本。以大型建筑央企为代表的创新主体为我国高铁、桥梁、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第三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发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为基本特征,其主体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产业布局通常集中于战略新兴产业。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优秀民营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创新成果使企业实现了盈利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双赢。第四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网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信息技术进步为基础,以新兴互联网企业巨头为主体,以商业模式创新和强扩展性为主要特征,在移动社交、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成果显着,深刻改变了当今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但也存在垄断市场、滥用市场地位和复制商业模式等问题。3、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本文根据相关统计资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DEA超效率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时期差异和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究了创新政策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创新产出的差异化影响。首先,中央及各级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创新的供给及需求方面政策均有着正向作用,这说明这两类政策的落实情况比较到位,但是创新环境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其次,不同时期内的创新政策效果有着明显差异,在“十一五”期间仅有供给型的创新政策有着显着的促进效应,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没未起到显着推动效果。而在“十二五”期间仅环境型创新政策无明显正向效果,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均产生了一定效果。最后,我国创新政策绩效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整体创新绩效相对较高,且常年处于有效率状态,中西部地区的效率测算值则相对低下,长期均处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尤其是个别西部省份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差距十分明显。该部分的研究有助于科学认识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绩效水平,正确地揭示自主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有利于引导政府对自主创新政策进行甄别和选择。4、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除宏观层面的创新政策绩效测度外,本文还关注了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这一微观层面的效果。考虑到创新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财税政策这一典型的创新政策为代表,并将其细分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政策工具,探究该类政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具体提升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相对于未享受财税政策的企业而言,享受了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相对于只享受了税收优惠的企业,同时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这一研究结论表明,单一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只有通过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配合,并保持政策的连贯性,才能最大程度的创新政策的激励效果,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创新政策的优化和完善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要明确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差异化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市场的创新价值实现机制,发挥政府的规制保障作用,最终形成三位一体的中国自主创新体系;二是创新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应考虑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地区发展水平,尤其要考虑不同地区各类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否则会出现不同类别政策抵触现象,从而很难实现政策效果最大化。三是以金融信贷、税收优惠为代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绩效评价中均未体现出应有的激励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均不明显,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环境型创新政策工具的完善和落实,营造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创新环境。
夏远[2](2020)在《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创新创业的有生力量。加强研究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高大学生人力资本的重要举措。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是一个复杂的能力结构体,涉及到人力资本结构的多个维度,具体用哪些指标来衡量?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是如何形成的?当前我国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整体水平如何?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本文基于这些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首先,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和量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构建了一套符合我国研究型高校大学生特点及创业发展规律的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包括创业意识、创新精神、创新创业能力3个一级指标,创业动机、创业信心、创新激情等13个二级指标以及35个三级指标。其次,基于评价指标设计问卷量表并展开实际调研,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水平进行实证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当前我国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整体水平分值较高,其中创新创业能力得分最高,创新精神的分值次之,创业意识的得分最低。再次,通过理论探讨大学生专业能力和创业人力资本生成的内在机理,提出研究型高校大学生专业能力与创业人力资本之间存在正相关作用的研究假设,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模型结果显示研究型高校大学生专业能力对创业人力资本产生了显着的正相关作用。最后,在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评价结果及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基于研究型高校大学生个体层面和高校层面两个维度提出相应的研究启示。
张冬[3](2020)在《社会主义的想象与实践 ——北大荒文学生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大荒文学”既是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地理、人文内涵的区域文学现象,又是深度参与共和国文学发生发展历程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学活动。简言之,北大荒文学既在空间意义上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历史意义上毫无疑问地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发生和发展的生成性要素。建国不久,十万转业官兵刚下战场即开赴北大荒,从战争到建设,这本身就带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天辟地的象征意味;而此后北大荒社会主义大农场的建设,经过与其同步的文学生产的形象加工,迅速成为全国人民想象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资源。新时期伊始,北大荒文学又以知青文学等别样的姿态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变革和思想革新,同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书写。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大转型中,北大荒文学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相对沉寂下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走向深化阶段,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使人们对于文学的社会使命与自身品格,对于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经验,都展开了更为辩证和富有历史性的思考。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思考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路径,如何应对当下文学和文化变局中的难题,如何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尤其是新时期以前的三十年文学经验及其变革,俨然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紧要课题。这在相当程度上需要我们走出相对窄闭的纯文学迷思,在社会结构中重新理解和建构文学的历史功能和人文价值。毫无疑问,新世纪以来文学生产的巨变,尤其是网络文学以及更多新媒介文化形态的出现,都明白地告诉人们,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生态和文化格局已经或正在展开,在新的互联网媒介资本已经占据大部文学市场份额,而新的总体性前景未明的时刻,重新回顾、梳理北大荒的文学生产,分析、反思这一带有明确总体性意识的文学生态,自然就具有浓厚的当下性。北大荒文学生产是由人民群众的文艺实践推进,并得到社会主义大农场这一典型社会主义集体倡导和推动的文学事业,简言之,是典型的带有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性质的人民文学的生产。就此来说,始终内在于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北大荒文学,以其与民族文化、国家发展路径及命运的息息相关,以其制度探索和话语实践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构建的紧密关联,而在当下显示出重要的参照意义。论文第一章从总体上简要缕述了北大荒的人文历史特征,阐明北大荒开发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以此来阐明北大荒文学生产的历史与人文基质。作为论文写作的理论方法,文学生产相关理论的梳理也在这一部分进行了简要回溯,基于这一理论出发点,本文阐明了北大荒文学生产的概念内涵及其性质。论文第二章从北大荒时空场域的社会主义想象及北大荒文学生产的意象与意向性展开,指出北大荒文学生产是通过将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内容图景化、意象化,以“解放”“平等”“开创”的社会主义想象完成自身的意向表达,并由此而参与特定社会关系形态的书写和塑造。着重强调北大荒文学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事业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提出北大荒文学的社会主义想象与书写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探索的文学生产制度性实践的意义。论文第三章着重从制度设计、媒介、社团与文艺活动几个层面,对北大荒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制度实践的探索与经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和分析。论文从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文学政策、规划、制度入手,整理分析了各类相关的报刊杂志,并对涉及文学社团的组建、征文、研讨等各类文学活动的历史文献进行了考察,以更清晰、更全面地总结北大荒文学生产,为进一步分析北大荒文学生产的主体、内容、自身定位、艺术传播以及潜在问题等奠定基础。论文第四章探讨了北大荒作家群体不同构成部分在文学实践中身份意识的调整、转换和认同,对作家队伍的来源、性质以及生成过程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揭示出北大荒作家队伍结构肌理的复杂性,指出了老作家的分化与移位、新作者的成长与培养,同时阐述了群众作者群体的生成和壮大。北大荒文学的作家群虽有内部分殊,但更有意识与记忆的共相。论文第五章从具体的文学文本出发,寻绎北大荒文学作品社会主义想象与话语实践的表征方式,论述北大荒文学生产语境下的作家和作品特征。着重阐述北大荒文学作品将客观现实和观念现实揉合到文学生产之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寻找平衡,以此为基础,北大荒文学作品展开了它的三重面相,即客观现实与观念现实的互文、独特伦理风物的外化和意识形态的美学生产。论文第六章在总结社会主义阶段性完成及北大荒文学生产经验与成果的同时,客观分析了北大荒文学生产在不同时代特别是后革命时代的坚守与重生的语境中面临的现状,指出潜流化的现实,并试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将北大荒文学生产置于多元现代性的语境之中,探索其在失位和复位之间寻求突围的途径。
苏杰[4](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邢策[5](2020)在《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粮食问题是我国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既要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保证有效供给,又要确保粮食的质量安全。自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总量逐年递增,2015年实现“十一连增”,粮食总量达到12428.7亿斤。但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出版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一书中的测算:到2020年,按总人口数量为14.3亿、粮食消费人均平均水平为409~414公斤计算,我国人口对粮食的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59202万吨,基于我国现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国内粮食的供给缺口将达到4000~5000万吨左右,可以看出,粮食缺口问题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背后面临着粮食供给的脆弱平衡、强制平衡和紧张平衡。因此,要解决“十三五”期间粮食缺口问题,不仅要通过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供需结构,更要通过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并进一步提升粮食产出能力。黑龙江省作为国内商品粮食净调出的重要商品粮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国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农业发展环境下,黑龙江省如何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商品粮主产区为实施主体,依托各项措施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商品粮净调出量,为解决国内粮食供需紧平衡提供支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已成为当前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探讨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尤为关键。首先,从农业圈带理论、农业区域专业化理论、空间规划理论入手,对粮食主产区、商品粮主产区概念的进行剖析,并比较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主产区的异同;从投入产出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入手,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全面分析,提出可以将自然产出能力、要素投入能力、科技支撑能力、政策保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风险抵御能力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将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粮食生产效率、商品粮净调出量、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表征要素。因此,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角度出发,归纳并总结了现行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研究发现,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现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在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并提升商品粮净调出量等的情况下,仍需要突破瓶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其次,借助于演化博弈分析,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论证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借鉴了国内外重点粮食生产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典型经验。基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状、理论分析、经验借鉴,选择出适合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发现,所选择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在依据路径选择的目标和路径选择的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分为内生路径、外生路径及多重相关路径。利用系统动力学对所选择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实施效果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所选择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可以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实现商品粮主产区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粮食生产效率提升、商品粮净出口量增加、农业可持续发展。再次,提出了保障商品粮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措施。从粮食主产区共有和商品粮主产区特有的特点出发,提出应从建立耕地保护机制、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建立有效的反哺机制等方面给予保障。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初步构建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选择的理论框架,建立了适合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包括内生路径,外生路径和多重相关路径。其次,根据系统动力学的相关理论及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的特点,构建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效果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首次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所选择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的运行效果进行了仿真模拟。
程道俊[6](2020)在《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能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天然气、煤、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不可再生资源,随着不断开采和利用,数量急剧减少,而且化石能源消耗会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极端气候变化。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过程中需更多的能源支持,因此面临着能源紧缺的压力,同时,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是一个重大课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新能源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新能源具备同时满足能源需求和减少污染排放的优势,但是,我国新能源还处于发展阶段,需要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新能源的发展道路,新能源产业属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家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以及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新能源产业具有国际竞争性、技术发展快速性,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能源发展的重要领域,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在新能源产业发展初期需要选择与其他传统产业不同的发展路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是能源高速消耗,加剧了能源消耗与供应之间的矛盾,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大量消耗,导致国内需从国外进口新能源来满足国内需求,我国经济发展受到能源的掣肘。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调整现在的能源消费结构,开发新能源解决能源紧缺问题,在能源消费中优先使用新能源,并提高新能源利用率。持续有效地推动和发展我国新能源产业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本文的研究背景就是基于国际能源形势与国内经济发展与能源之间的矛盾展开的探讨,在中国能源实现条件和战略机遇下,开展中国新能源产业中的政府治理问题的研究与分析。在政府治理创新、政府协同治理、政府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引入相关理论,从理论层面阐述政府治理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必要性,明晰了我国政府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在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治理面临着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新能源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突出,新能源产品价格居高不下;新能源产业缺乏必要的政府保障,新能源企业缺乏产权保障,新能源企业发展缺乏资金保障,新能源企业缺乏高端人才保障。影响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的主要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存在本位保护主义,地方政府过度干预新能源产业发展,地方保护阻碍全国新能源市场壮大;二是政府缺乏体系化治理,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产业政策体系不健全,政府与产业主体缺乏互动联系;三是政府治理效率低下,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不高,政府服务性存在一定局限,政府未能准确评价自身工作。当今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担当和责任越发显现,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新时代,在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治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大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等产业政策的实施力度,并保障政策实施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不断拓宽政府治理模式,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完善政府角色定位,创新政府治理运行机制;不断改进政府治理结构,协调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职能部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强化政府协同治理,并加强政府对新能源的宣传,从而推进我国新能源产业良好发展。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是研究视角的创新、理论框架的创新、实践路径的创新。本文是从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考察和论证了政府治理的模式选择、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的职责等问题;政府治理不仅包括政府组织内的治理,也包括政府组织间的治理,不同的治理组合,在新能源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效果。本文的研究视角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丰富了政治制度领域的理论研究,为进一步改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提供了启示和建议。
黄玛兰[7](2019)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作为特征变化显着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变化在不同区域表现出不同的流动特点,并且区域之间差异非常大。而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决定了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仍将是我国主要农业经营方式,劳动力资源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过去几十年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众多影响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因素中,农村劳动力数量及其价格上涨变化是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力价格变化的阶段化趋势,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特征,进而深入研究了:(1)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全国整体层面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以及其省际差异性影响;(2)宏观省级层面上,基于劳动力转移区域分异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区域性影响差异分析;(3)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区域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交互效应与作用水平。(4)微观农户层面上,基于劳动力转移区域分异视角下的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其价格变化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及其差异。文章通过系统地研究论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呈现出以下时空演变特征:农作物生产重心具有波动性,但生产重心在不断强化,农作物生产区域分工水平以及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省域农作物种植结构存在显着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上呈现出显着不同模式的集聚特征。玉米和蔬菜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小麦相对稳定;水稻略有下降;大豆在波动中下降;而粮食作物的集聚程度在波动中上升。粮食作物强优势产区在东北和华北地区;蔬菜强优势产区聚集在华东地区,弱优势产区主要集聚在东北地区;大豆强优势产区集聚在东北地区;水稻强优势产区在华中和华南地区;小麦强优势产区在黄淮海平原;玉米强优势产区在东北地区。第二,(1)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显着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劳动力转移趋势与宏观经济走势和波动特征基本一致,主要分为:1978-1989前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力就地转移、1990-1999工业化初期的劳动力异地转移、2000-2010工业化中期的劳动力公平有序转移、2011年以来的工业化后期劳动力转移。(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外出打工工资水平以及农村内部劳动力雇工工价均呈不断上涨趋势。(1)转移劳动力薪资水平不断提升,呈现出不同行业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而地区间差距缩小的趋势,且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比例不断提高。(2)主要作物的雇工工价整体上呈现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趋势。从不同类别作物来看,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较为集中的水稻、大豆和棉花的雇工价格高于劳动周期较长但平均劳动较轻的蔬菜和油料作物。第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具有省际差异性。农村劳动力转移之后,由于农业劳动量约束,农户会倾向于种植劳动力投入少、机械化替代程度较高的农作物。但是,劳动力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面临要素替代难易程度(例如,农机对劳工的替代)和农作物种植结构现状等现实农情的约束。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者用出售高附加值产品所获得的相对较高的价格和收入来平衡生产成本上涨,是一种理性生产行为。除此之外,工业化水平、农业机械化率、人均耕地面积、农业补贴、化肥、灾害率均对作物种植结构的形成及变化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第四,基于不同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从宏观省级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3个不同分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中,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与转移对不同区域农作物种植比例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劳动力价格上涨对3个分区的蔬菜生产具有正向影响,对粮食作物生产具有负向影响;对劳动力流入和流出区水稻生产具有负向影响,对劳动力流动持平区具有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对3个分区的蔬菜、油料作物及小麦生产具有正向影响,对玉米生产具有负向影响;对劳动力流出和流动持平区水稻生产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力流入区水稻生产具有正向影响。第五,基于不同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探讨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在不同劳动力流动分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力价格上涨交互效应的贡献强度和水平呈现出显着差异。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劳动力流入区倾向于扩大附加值高的作物种植面积,减少劳动力投工多的作物种植面积;在劳动力流出区,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不利于传统粮棉作物种植比例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劳动力投工少的玉米、小麦种植比例增加,不利于耗工费时的水稻种植比例增加;在劳动力持平区,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有利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增加,抑制了传统粮棉作物种植比例。劳动力非农转移有利于用工投入少的农作物小麦种植比例增加,抑制了劳动投工多的作物蔬菜种植比例。第六,基于不同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从农户微观视角研究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劳动力价格水平对不同分区农户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劳动力价格水平对3个分区农户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影响呈现出显着差异性,并且其因子作用方向与相应区域上的宏观研究结论一致。同时,3个分区农户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还受农户个体异质性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农作物机械化水平、地貌类别、农作物净利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依据得出的基本结论,本研究建议在不同的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依据各地农业生产优势,深化作物种植的区域化与专业化分工;促进农村人力资本深化、提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素质;加大农业机械技术研发和创新力度,实现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并提出相关具体的政策建议。
张世定[8](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肖蓉[9](2019)在《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研究 ——以南京新街口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人造空间既是集体合作的产物,也是集体合作的工具。分工作为集体合作的内生属性,其核心问题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中心-边缘结构是分工的基本空间组织方式,所有分工主体对节省成本的需求最早引发人造空间的中心-边缘分化。分工也是一个组织结构,需要对剩余权的分配做出有效率的安排,而剩余权的分配方式反过来又会改变组织结构。连接、集聚、生产性组织的兼并拆分、共同体组织的第三方实施是降低空间交易成本的四种主要方法。城市作为最复杂的人造空间,上述四种方法与中心-边缘结构的相结合是提高城市分工效率的主要路径。论文从分工角度,以空间交易成本为关键变量,通过历史归溯,对中国次大陆上城、市的概念形成、关系演变提出新的解释性研究框架,从中考察南京空间组织中心变迁的脉络;然后采用量化分析工具,着重研究1998-2016年间南京城市在空间交易成本、劳动力分工、连接网络、商业集聚等方面的主要特征,据此考察新街口研究范围内共同体组织、生产性组织在空间利用上的主要特点。在历史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次大陆的土地资源禀赋塑造了在集体内部、人际关系化交换为主的初始分工方式,剩余权的不对称分配是集体合作的核心问题,并为此发展出最早的组织工具和空间工具。对剩余权不对称分配的控制从一开始就与对定居空间组织中心的控制结合在一起。分工的规模、范围扩大需要改进组织工具和空间工具,剩余积累的主要来源也从土地逐渐转向商业,它们与中心-边缘结构相结合,衍生出中国次大陆特有的空间组织方式:城郭结构和行政等级化的城体系。工业化之前,城始终是集体合作的空间组织中心;城郭结构则是控制商业剩余权的空间工具,并在南京地区发展出规模最大的城郭空间。但是,商业财政分工的内在不稳定性最终阻碍了集体合作的分工深化。工业化在中国次大陆上的扩散意味着分工的范式转换,需要围绕工业分工进行空间重组,建立新的空间组织中心。作为工业后发国家,国内的集体合作不得不将全球化作为加入国际生产分工的时间窗口,路径选择“租界贸易-国有工业-进口替代+出口加工-离岸生产-互联网商业”。国内城市作为发展工业分工的主要空间载体,新空间组织中心的构建需要首先处理好与历史形成的城郭结构的关系。南京的新空间组织中心不仅未能跳出历史城郭,还因之与产业新区的空间联系松散,多中心结构发展缓慢表现为城市租金相对偏高。其次,新空间组织中心的形成是多元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国内土地相对价格偏高的约束下,中央、城市两级政府对生产要素流动实行渐进式放松,并提供连接供给;国内外商人、城市有产者据此调整空间利用方式,塑造了当下南京新街口的空间组织特征。
黄晓玲[10](2019)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研究》文中提出课程开发是技术技能积累和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在职业教育担负技能强国历史使命、校企合作亟须根本性突破、职业教育课程范式转型的背景下,针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企业缺位和浅层参与的问题,探讨企业的角色及其职责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围绕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运用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比较研究、调查研究、经验总结、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企业责任的合理性、责任的现状、责任的内涵、责任的内容和责任的履行等进行研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及其课程开发是由二者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企业技术性和制度性的两重属性以及职业教育职业性和技术性的本质,内在地规定着企业技术技能与职业教育产品的同一性、企业技术技能生成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契合性,以及企业技术技能生产载体与职业教育课程的同质性,集中体现在面向工作世界的技术经验及其获得过程上。当前企业虽无法律规定的参与职业教育的强制性义务,但其对职业教育产品的需求决定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利益主体,具体表现在企业作为职业技术技能培训主体、职业教育混合供给主体以及校企跨界合作育人主体。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协作的建构过程,企业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重要的合作主体,其对职业教育专用技术技能的诉求从根本上决定参与开发的课程集中在专用技术技能课程。理论上企业具有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合理性,但事实上企业普遍参与不足,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课程开发也处于起步状态,应然与实然的差距显现明确企业责任的迫切性。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是基于其合作主体角色主观认识和客观能力的,在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开发过程或课程产品形成中的回应和实际付出,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正义的统一性,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道德和利益的内在依从。责任的生成源于政府的权利赋予、企业的经济动力和能力基础,以及职业院校的迫切需求和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作用对象的特定性、责任边界的明晰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又决定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有限性。根据责任内容划分的基本原则和功能导向的划分依据,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主要有导向责任、供给责任和协作责任,三种责任自成一体并形成责任内容的基本框架。导向责任集中体现为培养质量确认及反馈,通过需求导向、标准导向和评价导向实现;供给责任体现为技术技能积累和提供,通过提供智能形态、实体形态和工艺形态技术技能实现;协作责任体现为专业课程的设计与实施,通过专业理论课程中的辅助性协作、专业实践课程中的主导性协作和理实融合课程中的对等性协作实现。目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履行处于起步阶段,校企合作程度较浅且覆盖面较窄,同时企业内在动力不足、认识及行动存在较大落差。这除了经济区位、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影响外,也受制于企业行业分类、技术类型、所有制形式、所处发展阶段和实际规模等自身因素影响。为推动校企合作课程开发有效、有序发展,从企业履责意愿角度,需进一步激发企业内在动力、协同多种外部力量、增强企业自身基础能力;就责任实现机制而言,需进一步构建基于法定性契约的校企合作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连接作用,推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走向课程治理,建立有效的企业履责评价与激励制度;对履责环境的优化,需推动劳动力市场环境的良性发展,引领文化环境的认同与接纳。
二、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江苏农业科技报社模拟企业改革的探索和尝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江苏农业科技报社模拟企业改革的探索和尝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
一、创新驱动理论 |
二、创新系统理论 |
三、公共物品理论 |
第二节 创新政策的研究综述 |
一、创新政策的含义 |
二、创新政策的分类 |
三、创新政策的演进 |
第三节 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综述 |
一、创新政策绩效的内涵 |
二、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 |
三、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内容 |
第四节 创新政策选择与优化的研究综述 |
一、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 |
二、创新政策的优化策略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第二章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演进与构成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政策的阶段划分 |
一、全面恢复科技体系阶段(1978-1985 年) |
二、科技体系结构调整阶段(1985-1995 年) |
三、科技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5-2005 年) |
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阶段(2006 年至今) |
第二节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 |
一、中国科技创新组织体系和计划体系 |
二、中国创新政策工具的主要类型 |
第三节 我国创新政策演变的趋势分析 |
一、从独立“科技政策”到“创新政策体系”演变 |
二、从“政府导向”到“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协同演变 |
三、从“单项政策”向“组合政策”转变 |
第三章 中国自主创新的现状评价 |
第一节 中国自主创新的主要成就 |
一、科研投入持续加强夯实创新基础 |
二、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成果不断涌现 |
三、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结构优化 |
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 |
五、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
第二节 中国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 |
一、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 |
二、政府市场的良性互动 |
三、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 |
四、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 |
第三节 中国自主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 |
二、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 |
三、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 |
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 |
五、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 |
第四章 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基于创新政策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技术创新政策的分析框架 |
一、技术创新政策的三种分析框架 |
二、基于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的创新活动研究框架设计 |
三、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基于创新活动分析的研究框架 |
第二节 “逼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十大军工集团为例 |
第三节 “等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建筑央企为例 |
第四节 “争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创业板公司为例 |
第五节 “网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BAT为例 |
第五章 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 |
第一节 中国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及时间差异 |
一、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
二、单位面板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三、实证分析结果 |
第二节 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地区差异 |
一、DEA评价模型及其适用性 |
二、创新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 |
三、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超效率评价分析 |
第六章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的区别 |
二、理论假设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择 |
二、模型设定 |
三、描述性统计 |
四、单因素分析 |
第三节 主要实证结果 |
一、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二、同时享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政策建议 |
三、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研究型高校 |
1.2.2 大学生创业 |
1.2.3 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 |
1.3 研究路径 |
1.3.1 研究问题及内容构成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本章小结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相关研究综述 |
2.1.1 研究型大学 |
2.1.2 创业教育 |
2.1.3 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评价 |
2.2 现有研究成果述评 |
2.3 理论基础 |
2.3.1 人力资本理论 |
2.3.2 Timmons创业过程理论 |
2.3.3 素质冰山模型 |
2.4 本章小结 |
3 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评价指标的建构 |
3.1 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评价指标要素的筛选 |
3.1.1 基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解读的关键要素筛选 |
3.1.2 通过文献筛选的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要素 |
3.1.3 基于行为事件访谈的关键要素筛选 |
3.1.4 基于德尔菲法筛选的评价指标要素 |
3.1.5 研究型高校大学生专业能力指标的构建 |
3.2 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评价量表 |
3.2.1 量表的设计思路 |
3.2.2 评价指标要素分析 |
3.2.3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3.2.4 问卷预测试的基本情况 |
3.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3.3.1 量表的效度检验与因子提取 |
3.3.2 “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量表的信度检验 |
3.4 验证性因子分析及指标重构 |
3.5 本章小结 |
4 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水平的评价 |
4.1 创业人力资本评价指标的权重赋值 |
4.1.1 层次分析法的运用原理 |
4.1.2 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
4.2 模糊综合评价 |
4.2.1 数据来源及抽样方案 |
4.2.2 评价过程 |
4.2.3 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评价结果分析 |
4.3 样本数据的差异性分析 |
4.4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4.4.1 主要问题 |
4.4.2 原因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研究型高校大学生专业能力和创业人力资本形成机理 |
5.1 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形成的机理 |
5.1.1 知识向能力转化的逻辑 |
5.1.2 专业能力形成的内在逻辑 |
5.1.3 大学生创业能力形成的机理 |
5.2 专业能力与创业人力资本关系的检验 |
5.2.1 结构方程模型 |
5.2.2 专业能力与创业人力资本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
5.2.3 模型结果的理论分析 |
5.2.4 模型反映的问题 |
5.3 本章小结 |
6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主要创新点 |
6.3 研究启示 |
6.3.1 个体层面 |
6.3.2 高校层面 |
6.4 研究不足及展望 |
6.5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A 调查问卷及访谈提纲 |
附录B 行为事件访谈提纲和专家访谈提纲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社会主义的想象与实践 ——北大荒文学生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学术价值、应用前景 |
(一)对北大荒文学的总体性研究 |
(二)对北大荒文学的微观研究 |
(三)学术价值与应用前景 |
三、论文基本结构和主要研究内容 |
四、本文的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一)研究难点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开发北大荒与北大荒文学生产 |
第一节 开发北大荒:历史与社会的透视 |
(一)北大荒的人文历史特征 |
(二)北大荒开发的阶段进程 |
(三)北大荒开发的历史意义 |
第二节 作为生产的北大荒文学 |
(一)文学作为生产 |
(二)北大荒文学生产的概念内涵 |
(三)北大荒文学生产的性质 |
第二章 北大荒文学生产与社会主义想象 |
第一节 解放、平等与开创:北大荒时空场域内的社会主义想象 |
(一)革命的浪漫理想与解放的激情 |
(二)集体劳动与身份平等 |
(三)面向未来的新世界 |
第二节 北大荒文学生产的意象与意向性 |
(一)文学的意象化与意向性 |
(二)北大荒文学的现实意象与社会意向 |
第三章 北大荒文学生产的制度性实践 |
第一节 制度设计的党性原则与去专业化写作 |
第二节 报刊杂志与文学生产空间的开辟 |
(一)《北大荒文艺》与北大荒文学的军旅气质 |
(二)《北大仓文艺》与文学作品的文化空间 |
(三)生产与生活的战歌:《农垦报》的文学副刊 |
第三节 群众性文艺活动与北大荒精神认同 |
(一)群众创作氛围的形成 |
(二)北大荒气质与北大荒精神 |
第四节 文学生产与集体主义的生成 |
第四章 北大荒作家群体的结构生成 |
第一节 结构肌理的差异性与复杂性 |
(一)北大荒作家队伍的人员构成 |
(二)作家队伍的结构重塑 |
(三)两个时期的作家队伍生产 |
第二节 分殊与共相:新老作家的发展曲线 |
(一)老作家的改造与移位 |
(二)文学生产制度下的新作家养成 |
(三)共相:意识与记忆的共同体 |
第三节 群众作者队伍与新型文学生产 |
(一)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学生产方式 |
(二)与时事政策相呼应的文学生产 |
(三)与农场群众性文艺活动结合的生成方式 |
第五章 现实与浪漫:北大荒文学作品的三重面相 |
第一节 客观现实与观念现实的互文 |
(一)互文性概念的内涵 |
(二)北大荒文学互文性的表征与价值 |
第二节 独特伦理风物的外化:人物、结构与风格 |
(一)塑造与记录:把捉“时代新人”的典型元素 |
(二)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 |
(三)追求崇高:北大荒文学生产的美学风格 |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美学生产 |
(一)意识形态与文学生产 |
(二)北大荒文学:美学产品的意识形态规定性 |
第六章 北大荒文学生产的经验、潜流与问题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想象的阶段性完成 |
(一)新社会个体自觉的文学塑造 |
(二)社会主义文化氛围的形成 |
(三)北大荒文学生产的时代效应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艺制度的实践经验 |
第三节 潜流与暗礁:北大荒文学生产经验中的局限 |
(一)过度依赖特殊的历史语境 |
(二)平白的艺术表现方式 |
(三)刻板的政治宣传 |
第四节 后革命时代的坚守与重生 |
(一)后革命时代的新问题 |
(二)突围与重生之路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范围 |
1.3.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1.4.1 重点难点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对口支援的理论阐释 |
2.1 对口支援的概念 |
2.1.1 对口支援概念的界定 |
2.1.2 对口支援的类型划分 |
2.2 对口支援的属性 |
2.2.1 公共政策属性 |
2.2.2 制度与体制机制属性 |
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 |
2.3.1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2.3.2 政府间关系理论 |
2.3.3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原则相关理论 |
2.3.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
第3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内涵分析 |
3.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
3.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的概况 |
3.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政策工具 |
3.1.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价值取向 |
3.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 |
3.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 |
3.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原因 |
3.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典型特征 |
3.3.1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统一 |
3.3.2 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统一 |
3.3.3 民族政策与政策工具相统一 |
第4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及民族关系的互动 |
4.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的互动 |
4.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的成效 |
4.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存在的问题 |
4.1.3 在依法治国中推进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 |
4.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互动 |
4.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中的民族关系意蕴 |
4.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
4.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第5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 |
5.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 |
5.1.1 初步萌芽时期(1949—1978年) |
5.1.2 初步探索时期(1979—1982年) |
5.1.3 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1年) |
5.1.4 优化提升时期(1992—2009年) |
5.1.5 纵深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 |
5.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
5.2.1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5.2.2 资金和项目是重要基础 |
5.2.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关键 |
5.2.4 科学规划是重要前提 |
5.2.5 改善民生和产业带动是着力点 |
5.2.6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根本 |
第6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6.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 |
6.1.1 兼顾发挥发达地区优势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
6.1.2 兼顾满足民族地区共性需求与特殊需求 |
6.1.3 兼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提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 |
6.1.4 兼顾加强政策执行与强化政策绩效评估 |
6.2 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6.2.1 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
6.2.2 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
6.2.3 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6.2.4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6.2.5 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 |
6.2.6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6.2.7 正确处理好“交钥匙”与“交支票”的关系 |
6.2.8 正确处理好“见物”与“见人”的关系 |
6.2.9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6.2.10 正确处理好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
第7章 结语 |
7.1 初步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深化之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5)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研究评述 |
1.4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2 理论参照系: 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基础理论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商品粮 |
2.1.2 粮食主产区 |
2.1.3 商品粮主产区 |
2.1.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
2.2 研究的基础理论 |
2.2.1 商品粮主产区研究的基础理论 |
2.2.2 投入产出理论 |
2.2.3 公共物品理论与外部性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3 商品粮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 |
2.3.1 演化博弈的前提假设及指标设定 |
2.3.2 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与演化策略分析 |
2.3.3 演化博弈分析结论 |
2.4 本章小结 |
3 现实参照系: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典型经验分析与借鉴 |
3.1 国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分析 |
3.1.1 美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3.1.2 法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3.1.3 印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3.1.4 荷兰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3.1.5 以色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3.2 国内产粮大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分析 |
3.2.1 河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3.2.2 山东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3.2.3 江苏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3.2.4 内蒙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3.2.5 新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3.3 对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启示 |
3.3.1 积极推进耕地保护及土地规模化经营提升自然产出能力 |
3.3.2 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提升要素投入能力 |
3.3.3 依靠科技进步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
3.3.4 积极出台支持政策提升政策保障能力 |
3.3.5 引导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提升组织管理能力 |
3.3.6 健全农业保险机制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
3.4 本章小结 |
4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状及评价 |
4.1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状 |
4.1.1 粮食生产自然产出现状 |
4.1.2 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现状 |
4.1.3 粮食生产科技支撑现状 |
4.1.4 粮食生产政策保障现状 |
4.1.5 粮食生产组织管理现状 |
4.1.6 粮食生产风险抵御现状 |
4.2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出及商品粮净调出现状 |
4.2.1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量情况 |
4.2.2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出结构分析 |
4.2.3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商品粮净调出情况 |
4.3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 |
4.3.1 DEA的基本原理 |
4.3.2 DEA的基本模型 |
4.3.3 基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因素的评价指标选取 |
4.3.4 基于DEA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 |
4.3.5 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瓶颈分析 |
5.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要素投入总量及效率仍需提升 |
5.1.1 粮食数量提升的水土资源承载力日益趋紧 |
5.1.2 实行耕地流转及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机制不完善 |
5.1.3 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依然偏低 |
5.1.4 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依然存在短板 |
5.1.5 农业科技衔接机制不畅 |
5.1.6 财政政策支农力度仍显不足 |
5.1.7 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发展滞后 |
5.1.8 种粮农民生产积极性保护与调动不足 |
5.1.9 农村金融服务发展不平衡 |
5.2 实现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存在差距 |
5.2.1 粮食结构调整过程中保产增收的压力不断加大 |
5.2.2 粮食产业链融合深度不够 |
5.2.3 粮食去库存缺少完善的利益补偿与发展互助机制 |
5.3 本章小结 |
6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及仿真模拟 |
6.1 路径选择的目标 |
6.2 路径选择的原则 |
6.3 内生路径选择 |
6.3.1 坚守耕地当量红线 |
6.3.2 提高耕地质量等级 |
6.3.3 培育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 |
6.3.4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
6.4 外生路径选择 |
6.4.1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6.4.2 提升财政支农政策效率 |
6.4.3 促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
6.4.4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
6.4.5 健全农业保险机制 |
6.5 多重相关路径选择 |
6.5.1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2 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
6.5.3 实施粮食生产全球化战略 |
6.6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仿真模拟 |
6.6.1 系统动力学简介 |
6.6.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6.6.3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6.6.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系统动力学模型检验 |
6.6.5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仿真模拟 |
6.6.6 结果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7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保障措施 |
7.1 建立完善的耕地保护机制 |
7.1.1 建立耕地质量监测机制和预警机制 |
7.1.2 建立耕地保护联动机制 |
7.2 强化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实效 |
7.2.1 积极争取国家财政及粮食主销区互助资金 |
7.2.2 促进粮食三项补贴改革的落实 |
7.3 搭建现代化的粮食流通网络 |
7.3.1 完善粮食市场体系 |
7.3.2 加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和管理 |
7.3.3 积极打造立体化的粮食物流网络 |
7.4 充分调动粮食生产主体积极性 |
7.4.1 建立促进粮食生产主体增收的长效机制 |
7.4.2 优先发展商品粮主产区教育事业 |
7.5 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7.5.1 扩大公益性服务体系的覆盖范围 |
7.5.2 促进经营性服务体系内粮食产业价值链的延伸 |
7.5.3 提升专项服务体系支撑作用 |
7.6 完善粮食生产的组织管理体系 |
7.6.1 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 |
7.6.2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
7.7 完善配套支持体系 |
7.7.1 积极推动商品粮主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7.7.2 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
7.8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6)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 研究的背景 |
2. 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意义 |
1. 理论意义 |
2. 实践意义 |
(三) 研究现状 |
1. 关于中国新能源发展趋势的研究 |
2. 关于新能源产业地位与影响的研究 |
3. 关于新能源产业政策基本状况的研究 |
4. 关于政府治理变革与治理应用的研究 |
5. 关于新能源产业中政府治理的研究 |
6.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 研究思路 |
2. 研究方法 |
3. 结构安排 |
(五) 研究创新之处 |
一、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的概念界定和理论依据 |
(一) 基本概念界定 |
1. 能源与新能源 |
2. 新能源产业与产业政策 |
3. 政府治理 |
(二) 新能源产业视阈下政府治理的理论依据 |
1. 政府治理创新理论 |
2. 政府协同治理理论 |
3. 政府治理现代化理论 |
二、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现状分析 |
(一)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制度供给 |
1. 政府供给的政策类型 |
2. 风电产业制度供给总体考察 |
3. 太阳能产业制度供给总体考察 |
4. 生物质能产业制度供给总体考察 |
5. 核电产业制度供给总体考察 |
(二)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法治建设 |
1. 风电产业的法治建设 |
2. 太阳能产业的法治建设 |
3. 生物质能产业的法治建设 |
4. 核电产业的法治建设 |
(三)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规划与引导 |
1.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国家总体规划 |
2.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区域性规划 |
3.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的引导 |
三、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的困境 |
(一) 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严重过剩 |
1. 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突出 |
2. 新能源产品价格居高不下 |
(二) 新能源产业缺乏必要的保障 |
1. 新能源企业缺乏产权保护 |
2. 新能源企业发展缺乏资金保障 |
3. 新能源产业缺乏高端人才保障 |
四、 影响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府治理因素 |
(一)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存在本位保护 |
1. 地方政府过度干预新能源产业发展 |
2. 地方保护阻碍全国新能源市场壮大 |
(二)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缺乏体系化治理 |
1. 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 |
2. 产业政策体系不健全 |
(三)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效率低下 |
1.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不高 |
2. 政府服务性存在一定局限 |
3. 政府未能准确评价自身工作 |
五、 国外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经验的借鉴 |
(一) 国外新能源产业发展概况综述 |
1. 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概况 |
2. 德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概况 |
(二) 国外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分析 |
1. 美国新能源发展中的政府治理分析 |
2. 德国新能源发展中的政府治理分析 |
(三) 中外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策略的比较 |
1. 政府制定政策和立法方面的比较 |
2. 政府治理中政府与市场运行关系的比较 |
(四) 国外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的经验启示 |
1.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立法规范的启示 |
2.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政策的启示 |
3.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模式的启示 |
4.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体制机制创新的启示 |
六、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的建议 |
(一) 提高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
1. 加大新能源产业财政政策实施力度 |
2. 加大新能源产业税收政策实施力度 |
3. 加大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政策实施力度 |
4. 完善新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 |
5. 增强产业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
(二) 拓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模式 |
1. 强化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责任意识 |
2. 完善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
3. 创新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治理的运行机制 |
(三) 改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结构 |
1. 完善新能源产业发展整体布局 |
2. 强化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政府部门的协同治理 |
3. 调控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
4. 加强政府与新能源企业的战略合作关系 |
5. 加强政府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宣传 |
结论 |
(一) 主要研究结论 |
(二)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展望 |
(三)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着作 |
个人简历 |
已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问题及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3.4 研究方法 |
1.4 本文章节安排 |
1.5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创新点与不足 |
1.5.1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5.2 可能的创新点 |
1.5.3 存在的不足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劳动力相关概念界定 |
2.1.2 种植制度与种植结构概念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2.1 劳动力转移经典理论 |
2.2.2 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2.3.1 农作物种植结构及其演变驱动力研究 |
2.3.2 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研究 |
2.3.3 农村劳动力资源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2.4 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影响的分析框架 |
2.4.1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2.4.2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影响的理论依据 |
2.4.3 农村劳动力变化与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关联和区域差异 |
2.4.4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驱动因素的综合考量 |
第3章 农作物种植结构时空变化特征 |
3.1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趋势简析 |
3.1.1 农作物种植结构比例变化 |
3.1.2 农作物种植集中度与区域变化 |
3.2 农作物种植结构地理集聚时空特征 |
3.2.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
3.2.2 农作物种植结构地理集聚时间变化特征 |
3.2.3 农作物种植结构地理集聚空间变化特征 |
3.3 农作物种植面积与空间集聚形成的关系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变化 |
4.1 农村劳动力转移阶段性变化特征 |
4.1.1 前工业化时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
4.1.2 工业化初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
4.1.3 工业化中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
4.1.4 工业化后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
4.2 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趋势 |
4.2.1 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工资水平变化 |
4.2.2 农村内部劳动力雇工工资水平变化 |
4.2.3 农村劳动力价格阶段性变化特征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
5.1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驱动因子模型构建 |
5.1.1 实证模型设定 |
5.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5.2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分析 |
5.3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影响的省际差异检验 |
5.3.1 线性混合模型 |
5.3.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5.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5.4 农业机械与劳动力要素替代的影响 |
5.4.1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机械化发展现状 |
5.4.2 农业机械与劳动力替代弹性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劳动力转移区域分异视角 |
6.1 中国劳动力流动类型区域划分 |
6.2 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与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 |
6.2.1 农村劳动力转移变化特征 |
6.2.2 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趋势 |
6.2.3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趋势 |
6.3 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1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
6.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6.4 利润、技术与政策对区域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影响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交互作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 |
7.1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交互效应模型构建 |
7.2 全国及不同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的实证分析 |
7.2.1 全国层面交互模型估计结果 |
7.2.2 劳动力流入区交互模型估计结果 |
7.2.3 劳动力流出区交互模型估计结果 |
7.2.4 劳动力流动持平区交互模型估计结果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不同劳动力流动类型分区农户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基于典型省份的分析 |
8.1 农户行为理论及其应用 |
8.2 劳动力流出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基于湖北农户的验证 |
8.2.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8.2.2 样本农户种植结构现状分析 |
8.2.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8.3 劳动力流入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基于浙江农户的验证 |
8.3.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8.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8.4 劳动力流动持平区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基于山东农户的验证 |
8.4.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8.4.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研究展望与政策建议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9.2 农村劳动力资源变化与农作物种植结构研究展望 |
9.2.1 中国工业化后期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力价格变化展望 |
9.2.2 未来劳动力转移与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可能影响 |
9.3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致谢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存在不足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参考文献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研究 ——以南京新街口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城市分工深化 |
1.1.2 交易成本攀升已成为城市中心地区发展的共性问题 |
1.1.3 互联网商业正在成为城市中心地区分工演进的新动力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1.4 研究范围和时间段 |
1.5 相关研究综述 |
1.5.1 城市体系研究 |
1.5.2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
1.5.3 城市中心地区空间结构研究 |
1.5.4 相关研究述评 |
第二章 空间交易成本与中心-边缘结构 |
2.1 空间上的并存,时间上的继起 |
2.2 从分工角度研究中心-边缘结构 |
2.2.1 分工是人类集体合作的内生属性 |
2.2.2 分工的关键问题是降低成本 |
2.2.3 空间交易成本 |
2.2.4 组织的关键问题是剩余权的不对称分配 |
2.2.5 中心-边缘结构是分工的基本空间组织方式 |
2.3 降低空间交易成本的四种方法 |
2.3.1 连接 |
2.3.2 集聚 |
2.3.3 生产性组织的兼并拆分 |
2.3.4 共同体组织的第三方实施 |
2.4 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中心-边缘结构 |
2.4.1 自组织分工与有计划分工 |
2.4.2 自组织分工的中心-边缘结构 |
2.4.3 有计划分工的中心-边缘结构 |
第三章 土地财政的分工与集聚的萌芽 |
3.1 定居的出现 |
3.2 初始要素禀赋决定初始分工方式 |
3.2.1 美索不达米亚的初始分工方式 |
3.2.2 中国次大陆的初始分工方式 |
3.3 礼器的组织试验 |
3.3.1 组织试验一:辽河流域 |
3.3.2 组织试验二:长江下游 |
3.3.3 组织试验三:黄河中游 |
3.3.4 组织试验四:江汉平原、黄河上游、黄河下游 |
3.4 青铜礼器的分工 |
3.4.1 青铜礼器的发明(二里头) |
3.4.2 青铜礼器应用于单一集体内部的分工(二里岗) |
3.4.3 邑、国、市的概念出现(殷墟) |
3.4.4 青铜礼器作为大空间尺度下维系集体合作的组织工具(西周) |
3.5 新组织工具的试验 |
3.5.1 组织试验一:管仲+城郭结构的出现 |
3.5.2 组织试验二:孔子+中轴对称 |
3.5.3 组织试验三:商鞅+行政官僚+郡县制 |
3.6 土地财政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构建 |
3.6.1 新组织工具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实施成本偏高(秦) |
3.6.2 土地财政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建立(两汉) |
小结 |
第四章 商业财政的分工和集聚的兴衰 |
4.1 商业财政的组织试验 |
4.1.1 从土地财政向商业财政的转型(东吴) |
4.1.2 北方生产要素与组织工具的移植(东晋) |
4.1.3 商业财政在中等空间尺度下的建立(南朝) |
4.2 商业财政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构建 |
4.2.1 基于国家安全的商业财政设计(隋) |
4.2.2 商业财政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建立(唐) |
4.2.3 商业财政的内在不稳定性 |
4.3 商业财政的结构调整 |
4.3.1 商业财政结构调整的组织试验(五代十国) |
4.3.2 海外贸易作为商业财政主要来源的制度化(两宋) |
4.3.3 商业财政对欧亚贸易的高度依赖(元) |
4.3.4 元集庆路与平江路的空间对比分析 |
4.4 商业财政的分工扭曲 |
4.4.1 商业财政的分工扭曲与古典全球化(明) |
4.4.2 明应天府与苏州府的空间对比分析 |
4.4.3 商业财政的内在不稳定性与城市化停滞(清) |
小结 |
第五章 初始工业化与新集聚区位的出现 |
5.1 初始工业化的路径探索和新集聚区位的第一次选择(1864-1911 年) |
5.1.1 国内外商人共同推动的私营工业化 |
5.1.2 洋务官僚主导的官营工业化 |
5.2 私营工业化和新老集聚区位的并存(1911-1927 年) |
5.2.1 私营工业在不同空间的际遇 |
5.2.2 新老产业交替与新老集聚区位的并存 |
5.3 国有工业化的萌芽和新集聚区位的第二次选择(1927-1949 年) |
5.3.1 第一次全球化波动与国有工业化 |
5.3.2 新集聚区位的第二次选择 |
5.4 国有工业化的全面建立和集聚的消解(1949-1978 年) |
5.4.1 第一次全球化逆转 |
5.4.2 计划分工的构建及其对城市内部空间组织的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工业化转型与集聚的强化 |
6.1 工业化转型的路径探索与市场主体重现(1978-1988 年) |
6.1.1 国际生产分工主导的第二次全球化 |
6.1.2 城市改革从放松商业管制开始 |
6.1.3 城市工业转型路径的自下而上探索 |
6.2 两种工业化转型路径的应用和市场重建(1988-1998 年) |
6.2.1 两种工业化转型路径对城市的不同影响 |
6.2.2 进口替代对城市内部空间组织的影响 |
6.3 离岸生产和市场扩大(1998-2008 年) |
6.3.1 离岸生产与外部市场扩大 |
6.3.2 快速城市化和内部市场扩大 |
6.4 全球化波动和互联网商业的兴起(2008-2016 年) |
6.4.1 第二次全球化波动 |
6.4.2 实体市场与互联网商业的此消彼长 |
小结 |
第七章 南京城市空间交易成本特性分析 |
7.1 长三角区域的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概况 |
7.2 城市租金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的量化计算 |
7.2.1 指标体系的构架 |
7.2.2 研究数据 |
7.2.3 计算公式 |
7.2.4 计算结果 |
7.3 租金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之间的关系分析 |
7.3.1 用波士顿矩阵对19 个城市进行类型划分 |
7.3.2 用相关分析法研究城市租金水平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的关系 |
7.3.3 用回归分析法研究城市租金水平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的关系 |
7.4 租金峰值的位置判断 |
小结 |
第八章 南京城市劳动力分工特性分析 |
8.1 区位熵指标设计 |
8.1.1 区位熵指标设计 |
8.1.2 研究数据 |
8.2 长三角19 个城市工业、第三产业结构分析 |
8.2.1 产业结构的多样化水平分析 |
8.2.2 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分析 |
8.3 南京工业、第三产业结构演变 |
8.3.1 南京工业结构变化分析 |
8.3.2 南京第三产业结构变化分析 |
小结 |
第九章 南京城市连接网络特性分析 |
9.1 基于道路交通的南京城市网络演变 |
9.2 中外四个城市连接网络的对比分析 |
9.2.1 芝加哥与巴塞罗那:用轨道交通改善初始集聚区位的缺陷 |
9.2.2 南京与苏州:用轨道交通强化新老集聚区位之间的连接 |
9.3 新街口研究范围的路径结构分析 |
小结 |
第十章 南京新街口的集聚特性分析 |
10.1 商业服务业的整体空间发展变化 |
10.1.1 初始工业化阶段的商业服务业空间分布(1864-1949 年) |
10.1.2 国有工业化阶段的商业服务业空间分布(1949-1978 年) |
10.1.3 工业化转型以来的商业服务业空间分布(1978-2016 年) |
10.1.4 消费需求的空间分析 |
10.2 新街口土地交易成本分析 |
10.2.1 老城土地利用变化 |
10.2.2 新街口研究范围的土地交易成本分析 |
10.3 新街口街区尺度分析 |
10.4 新街口商业零售设施的空间发展 |
10.4.1 空间分布特征 |
10.4.2 开发规模变化 |
10.5 新街口商务办公设施的空间发展 |
10.5.1 空间分布特征 |
10.5.2 开发规模变化 |
10.6 南京新街口研究范围与芝加哥中心地区(The Central Area of Chicago)的对比分析 |
小结 |
第十一章 结论 |
11.1 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机制 |
11.2 主要创新点 |
11.3 建议 |
11.4 未来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论文和成果清单) |
(10)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题目解读与研究背景 |
1.1.1 题目解读 |
1.1.2 研究背景 |
1.2 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 |
1.2.1 概念界定 |
1.2.2 研究现状 |
1.3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1.3.1 问题提出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视角 |
1.5.2 研究思路 |
1.5.3 技术路线 |
1.5.4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合理性 |
2.1 企业与职业教育基本属性及内在相关性 |
2.1.1 企业技术性与制度性的两重属性 |
2.1.2 职业教育职业性与技术性的双重属性 |
2.1.3 企业与职业教育及其课程的内在契合 |
2.2 企业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利益主体 |
2.2.1 企业作为职业技术技能培训主体 |
2.2.2 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混合供给主体 |
2.2.3 企业作为校企跨界合作育人主体 |
2.3 企业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的角色 |
2.3.1 职业教育课程本质及开发特点 |
2.3.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多元主体 |
2.3.3 企业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合作主体 |
2.4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任务 |
2.4.1 促进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功能实现 |
2.4.2 选择呈现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内容 |
2.4.3 规约专用技术技能课程实施过程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实然表征 |
3.1 调查设计与数据来源 |
3.1.1 问卷调查及样本信息 |
3.1.2 文本分析与企业特征 |
3.1.3 质性访谈与信息印证 |
3.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企业参与不足 |
3.2.1 企业缺位 |
3.2.2 浅层参与 |
3.2.3 差异显着 |
3.3 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课程开发处于起步状态 |
3.3.1 教师参与少 |
3.3.2 协作程度浅 |
3.3.3 合作周期短 |
3.4 校企双方主观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
3.4.1 校企双方对企业参与重要性认识不同 |
3.4.2 校企双方对企业参与身份的认识不同 |
3.4.3 校企双方对企业参与作用的认识不同 |
3.5 校企双方合作的需求和意愿不同 |
3.5.1 校企合作培养还未成为企业人才配置主要途径 |
3.5.2 在导向作用发挥上企业意愿不如院校需求迫切 |
3.5.3 在人财物等条件上企业意愿与院校需求不对等 |
3.5.4 在协作作用发挥上企业意愿与院校需求有差异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基本蕴涵 |
4.1 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演化及主要性质 |
4.1.1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单一到多元 |
4.1.2 企业社会责任性质:异质且综合 |
4.1.3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多重分析视角 |
4.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内涵 |
4.2.1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基本要素 |
4.2.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效益和正义的统一 |
4.2.3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道德和利益的要求 |
4.3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生成 |
4.3.1 权利赋予:政府法律政策推动 |
4.3.2 动力激发:企业经济利益契合 |
4.3.3 能力保证:独特育人资源支持 |
4.3.4 空间拓展:院校育人需求拉动 |
4.3.5 路径保障:校企合作机制建立 |
4.4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的内容 |
4.4.1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 |
4.4.2 功能导向的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划分 |
4.4.3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内容的三维结构 |
4.4.4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责任内容的有限性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培养质量确认与反馈的导向责任 |
5.1 需求导向:规约培养目标确定 |
5.1.1 企业需求对课程目标的规定性 |
5.1.2 课程目标确定与企业需求传导 |
5.2 标准导向:影响课程标准制订 |
5.2.1 企业标准与课程标准的契合性 |
5.2.2 课程标准制订与企业标准转换 |
5.3 评价导向:促进课程完善创新 |
5.3.1 企业反馈与课程评价的精准性 |
5.3.2 企业评价促进课程的持续改进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技术技能积累与提供的供给责任 |
6.1 智能形态技术技能供给:指向课程内容 |
6.1.1 智能形态技术技能与课程内容的一致性 |
6.1.2 课程内容选择与智能形态技术技能转化 |
6.2 实体形态技术技能供给:指向课程资源 |
6.2.1 实体形态技术技能与课程资源的多样性 |
6.2.2 课程资源建设与实体形态技术技能支持 |
6.3 工艺形态技术技能供给:指向课程实施 |
6.3.1 工艺形态技术技能与教学过程的互补性 |
6.3.2 课程实施过程与工艺形态技术技能嵌入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专业课程设计与实施的协作责任 |
7.1 辅助性协作:专业理论课程 |
7.1.1 参与需求调研及分析 |
7.1.2 协助目标确立及细化 |
7.1.3 论证实施方案及条件 |
7.2 主导性协作:专业实践课程 |
7.2.1 工作任务选择与提供 |
7.2.2 实习实训实施与管理 |
7.2.3 技术咨询与产品提供 |
7.3 对等性协作:理实融合课程 |
7.3.1 项目课程设计与实施 |
7.3.2 工学交替实施与管理 |
7.3.3 教材研发与资源建设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企业履责的主要条件 |
8.1 履责意愿:调动企业参与积极性 |
8.1.1 激发企业履责的内在动力 |
8.1.2 协同企业履责的外部力量 |
8.1.3 增强企业履责的基础能力 |
8.2 履责管理: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 |
8.2.1 构建基于法定性契约的校企合作机制 |
8.2.2 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连接作用 |
8.2.3 推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走向课程治理 |
8.2.4 建立有效的责任履行评价与激励制度 |
8.3 履责环境:优化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 |
8.3.1 推动劳动力市场环境的优化 |
8.3.2 引导文化环境的认同与接纳 |
8.4 本章小结 |
结语 |
研究的主要结论 |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研究存在的不足 |
研究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致谢 |
四、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江苏农业科技报社模拟企业改革的探索和尝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D]. 吴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2]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本评价研究[D]. 夏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3]社会主义的想象与实践 ——北大荒文学生产研究[D]. 张冬.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4]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5]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研究[D]. 邢策.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1)
- [6]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政府治理研究[D]. 程道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D]. 黄玛兰.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2)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9]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研究 ——以南京新街口为例[D]. 肖蓉. 东南大学, 2019(08)
- [10]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企业责任研究[D]. 黄晓玲. 天津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