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产权界定问题

一、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产权界定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殷书建^[1]（2021）在《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再次明确指出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分类分层推进国企混改。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明确今后三年是国企改革关键阶段,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可以预见的是,此后几年国企混改将进入快速推进、实质进展的新阶段。国企混改并非新鲜事物,它是过往国企改革的延伸,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党和政府对国企改革方向的新判断。随着国企混改的深入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若干配套文件,形成了所谓的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根据知本咨询国企改革研究院统计,截至2020年8月,中央各部委出台的相关国企改革政策共有192项,涉及到国资监管、国企混改、产权管理、中长期激励、法人治理、税务政策等方面,各省出台地方国企的改革政策达到1488项。中央乃至地方出台的各式政策文件,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国企混改规范进行,然而,相较于法治引领,政策推进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起伏性,欲想新一轮国企改革通过混改的方式取得预期成效,法治的引领与保障必不可缺,这也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于法有据改革精神正相契合。新阶段,如何“混好资本”,顺利引入非公有资本投资者,以及“改好机制”形成分权制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与高效的国资监管体制,是国企混改直面的两大课题。市场化导向的分类改革背景下,作为国企混改的突破口和关键,竞争性国企混改必将直面该些课题。基于此,本文拟以竞争性国企混改为考察对象,细致梳理“混资本”过程与“改机制”之内（公司治理机制）、外（国资监管体制）部治理机制运行中所存困境,试图在政策之外运用法律这一制度工具给出解决方案,实现竞争性国企混改的法治化。第一章,主要讨论了竞争性国企混改基础理论,阐释了所有制、所有权、产权、混合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竞争性国有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相关概念,并在国内及国际两个角度分析了竞争性国企混改的必要性,同时认为法治与改革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以及政策与法律双向增进的全面法治观构成了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的理论依据。第二章到第四章,通过不同视角梳理并归纳竞争性国企混改中可能存在的困境,以便提出针对性的法治建议:第二章主要梳理了“混资本”的过程困境,包括整体上市、并购重组、认购可转债、员工持股等不同“混合”模式,民间资本、集体资本、外国资本等不同“参混资本”形态以及决策审批、定价评估等“资本混合”程序;第三章从控制权、决策权、经营权以及监督权等方面梳理了“改机制”项下内部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第四章从国有资产监管以及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方面梳理了“改机制”项下外部治理机制（国资监管体制）的运行困境。第五章,基于前文梳理的“混资本”过程困境与“改机制”运行困境,结合竞争性国企混改实际,提出了产权清晰、意思自治以及利益衡平的法治化原则,在“混资本”与“改机制”两个方面给出了针对性的法治化方案,并得出了结论性建议:当前,应在吸收现有政策文件精神基础上,以行政法规形式出台《竞争性国企混改促进条例》,以统筹兼顾不同层级的法律文件,同时修订《公司法》,增设“国有公司”章节,对国有独资、控股以及参股公司全面调整,以监管与履行出资人职责职能分离为基础,修订《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实现“资本”与“资产”的全面规范。

王庆明^[2]（2019）在《身份产权——厂办集体企业产权变革过程的一种解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身份是纵向等级序列中的一个结构性位置或同一层级组织（个体）之间横向的连接关系及其认同,组织与个人的稀缺性身份在特定的关系结构中得到形塑和界定,他们在社会认可的前提下依凭身份获得、占有资源,即拥有一种"产权"。本文追寻东北某厂办集体企业的改制过程,揭示产权界定的身份逻辑,将"身份"变量引入产权分析,考察不同身份性质的企业以及同一企业内不同身份职工的产权界定过程,发现影响企业身份产权的主要因素是企业所有制等级、企业行政级别、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和行业属性,影响企业职工身份产权的主要因素是职工的所有制等级、职工的身份类型（干部/工人）、职称、工种和工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身份是一种产权"这一命题。

张琦英^[3]（2018）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文中指出高职教育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为充分激发和调动高职教育的活力、摆脱现有办学的困境,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办学体制开始受到关注。目前,探索高职院校的混合所有制办学改革既有国家相应政策的引导,又体现职业教育办学的实践诉求,也存在着企业等社会资本的大胆尝试。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动是一个涉及多个利益主体的行为,高职院校、企业、政府部门、学生、教师、行业协会等都是其中的利益群体,他们对于高职教育的理解不同、需求不同、行为方式也不同,但是高职院校的办学却实实在在受到他们行为决策的影响。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混合所有制办学进行审视,对探索国内高职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和促进职业教育的变革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以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等理论为指导,研究首先通过文献分析、专家咨询、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对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依据重要性、合法性和紧迫性三个维度将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四个类型,并对不同类型下利益相关者的特征展开讨论。其次,依据调查结果,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实现方式进行统计分析,从中既归纳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主要利益焦点、利益实现途径,也为进一步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实现方式分析提供依据。最后,综合相关调查结果,结合案例,归纳出当前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和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冲突,提出相应的建议。论文在具体结构上分为七个部分:一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了背景、意义、目的、研究方法和路线,并开展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二是理论基础部分,阐述了主要理论的观点和研究适用性,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三是论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主要对问卷调查和访谈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回答三个主要问题:混合高职院校中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哪些?每个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个相关者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其利益诉求?第四部分是对复杂、多样的高职院校混合类型进行界定,并归纳出混合办学下高职院校存在的共性。之后的第五部分,结合案例,分析了目前国内高职院校混合办学中常见三种类型的具体运行机制和存在的主要利益冲突。第六部分则系统梳理了当前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七部分为推进建议部分,根据前述理论基础、运行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顾虑,提出了转变观念、加快立法、分类管理、科学治理和多方参与的推进路线。最后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再次梳理和反思,指出论文研究中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方向和视角。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由不同价值追求和利益取向的相关者构成。他们利益诉求不同,实现方式也不同。通过调查和分析,论文将混合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分成确定型（包括投资者、学校管理人员、学生和教师）、期望型（包括校企合作企业、政府部门）、潜在型（包括行业协会和用人单位）和边缘型（包括公众和校友）四类。这四类相关者各有特征,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又多样的相关者群体。（2）对目前高职院校混合办学的三种类型进行分析,通过案例的呈现和具体运行机制的解读,归纳出不同类型混合办学高职院校存在的主要利益冲突,并提炼出其共性特征,如教育公共性不变、非公有资本的属性不变以及产权结构的多元化特征显着。（3）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推进基本思路是:转变观念、加快立法、分类管理、科学治理和多方参与的推进路线。论文提出从转变传统办学观念和管理理念入手,加快混合办学的立法顶层设计,出台针对混合办学的立法和实施细则,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具体运行机制。鉴于混合后高职院校在资本构成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以对混合办学的法人实施分类管理,在明确其法人属性及相应权利义务的基础上,实施差别管理,维护和协调各方利益,并构建混合办学下的现代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最后,应建立起由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混合办学体制,既明确各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具体路径,也能统筹协调高职院校混合办学的内外要素。

金文龙^[4]（2016）在《早期工业化、决策自由度与集体资产认知—对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观察》文中研究说明新一轮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发生的又一次重要的产权革新。通过对各地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观察,我们发现各地区改革的方案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差异:改革方案多样化程度的差异与核心分配逻辑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早期工业化过程中集体资产形成的不同路径以及对集体资产的不同认知所导致的。首先,早期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形塑了改制时地方政府与村集体之间不同的权力结构关系,这是各地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多样性程度差异的来源。集体产权是我国公有制两大基础产权形式之一,集体经济组织嵌入在我国地方权力结构之下。因此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会受到地方权力结构的影响,特别是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关系。村集体作为地方政府与村民的“中介”,其行为选择是影响改制的重要因素——村集体在改制中的决策自由度决定了该地区各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方案的多样性程度。由于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广州、深圳地区各村集体发展物业经济,因此各村都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对各村集体资产改制的干预程度低,村集体决策自由度较高。村集体不但可以决定设置何种名义的股份而且可以决定各种股份的比例等,所以改制时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方案类型比较多样化。相反,由于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金山地区坚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村属集体企业不占优势,各村的边界被逐渐打破。乡镇企业改制后,村集体逐渐形成了对上依附关系。在集体产权改制中村集体以执行地方政府政策为主,决策自由度较低,所以上海金山地区改制的方案同质性比较高。另外一方面,早期工业化过程中不同的财富形成路径影响了地方对集体资产起源的认知,它体现为一个地区村集体资产改制时的核心原则。广州、深圳等地区的多数村集体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因地而生的、封闭的物业经济形式,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结构得以保存。同时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村集体使得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界限被强化。传统村落共同体逻辑之下的天赋村籍原则成为界定集体资产的主要原则。浙江省宁波市NM村同样也是一种物业经济形态,但是因为其在征地招工过程中将征地补偿费用全部交给了被征地的村民,集体资产增值过程中所投入的土地被看成是村内没有被征地招工的村民的投入,所以NM村最初的分配原则更强调土地作为私产在集体资产增值中的贡献。而无论是宁波NM村最初形成的分配体系还是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套大的原则都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资产起源的起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在于它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一面,其侧重点在于农民个体对土地经营承包权。因此,土地可以作为一种私有的要素参与到分配之中。在金山地区,早期工业化模式坚持乡镇企业更强调地方政府对区域内资源的支配,频繁的拆村并村以及土地调整,塑造了农民对土地集体所有甚至土地国有的认知。农民对土地产权私有的认知较弱,强政府控制更加弱化了农民对土地产权私有的认知。同时,上世纪末全国的乡镇企业都经历了一次乡镇企业改制,其中都有一种“工龄股”,它是按照原来职工劳动积累,按劳动贡献、工龄长短等折股到人,因此我们在金山区的案例中看到集体主义的分配逻辑最强,“农龄股”的设置也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的成分。

赵俊岭^[5]（2016）在《改制公司权利配置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改制公司。受组建的政策强制性以及治理方面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制约,出于降低制度成本的考量,改制公司大多会出现不同于通常所谓“法定模式”的权利配置。这些做法在实践中时常引发争议,与之有关的诉讼也大量发生。因为法律规定的缺失或模糊以及法理层面认识的不统一,致使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始终存在,这既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国企改革的推进,又极易引发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目前,法学界关于改制公司的系统性研究非常薄弱,既有的成果基本上都分散在章程设限股权转让与“人走股清”制度安排的效力以及资本多数决的结果对反对股东是否具有约束力等几个方面,缺乏对改制公司形成机理、约束条件、权利配置特点的详细考察,未能为改制公司的治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因此亟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公司制度与经济体系的运行高度关联,在公司法制较为发达的英美法区域,公司法与法经济学的语境已深度融合,因此本文即选取科斯法律经济学作为主要分析框架,以产权、交易成本和权利配置理论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本文采取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首先,根据对三十余家改制公司的实地调查结果总结归纳出改制公司进行特殊权利配置的主要情形并将其类型化;接着选定理论视角和分析论证的主要理论工具;继之对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几种主要情形进行制度分析与效力解析;最后基于改制公司特殊的权利配置格局尝试对改制公司的治理特点进行归纳,并提出制度建构方面的建议。因实践中大量关于权利配置的争议发生在国有股权已经退出、全面私有化的封闭性改制公司之中,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定为产权改革较为彻底的改制有限公司。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共列举七种权利配置的特殊情形并将其类型化。强制性的权利配置包括股权分散、全员持股、国有股比例受限;设置部分权能受限的经营者岗位激励股;带有社会公益性的组织被改制为民办非企业法人而导致产权残缺三种。自治性的权利配置包括以合意或多数决形式限制转股权自由转让;限制特定股东群体的表决权;限制特定股东群体的知情权;创设不同于“法定模式”的公司机关或对公司机关的职权进行重新配置四种。对改制公司的强制性权利配置首先要尽可能维持产权界定的完整性,避免产权的残缺或弱化,减少租值消散,降低制度成本;其次,在改制的产权初始配置方面,要在既有的意识形态等局限条件的约束下争取效率的最大化,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最后,当产权界定完成后,公权力即应在市场机制面前保持谦抑性,尽量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既有强制性权利配置中不合理之处以及未能充分实现制度目标的部分,应该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制度绩效为依归,对其进行调整或完善。改制公司自治性的权利配置很多时候是以限制部分股东权利的形式出现,对其效力的认定在立法上应当包容,在裁判上应当宽容。在封闭公司的领域,无论立法还是司法的层面,都应坚决摈弃管制主义的理念与做法,尽量赋予公司参与者更大的制度选择自由。本文主张应当充分拓展公司自治的空间,尊重公司股东基于私法自治的合意结果,进而尽量维持改制公司自治性权利配置的效力。于改制公司权利配置而言,除涉及股东寻求内外部救济的工具性权利不得以多数决形式予以剥夺外,其余权利皆可重新配置,而对异议股东的保护就是赋予其以公平价格退出公司的权利。基于改制公司特殊的权利配置格局以及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体制特征,改制公司普遍具有产权残缺、受传统单位制度影响较大以及延续党政权力运作机制的治理特点,这些特点与建基于西方宪政理论之上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不能完全契合,因此,我国改制公司的治理远较普通的公司复杂。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导致对与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有关的制度需求日渐增大,应增加这些方面的制度供给。在与之有关的制度建构中,保障封闭公司股东公平退出的公力救济机制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主张,我国封闭公司的立法应充分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做法,除涉及公司法人格独立、有限责任以及较大负外部性的行为以外,皆可交由公司自治;如果有公司参与者对多数决形成的制度安排持有异议且无法以合意的方式解决,则其可循退出权的公力救济途径退出公司。

刘明越^[6]（2013）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任何所有制都存有一个实现形式的问题。所有制改革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即社会中不同所有制比重的变化；其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即所有制具体采取怎样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的所有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沿着这两方面展开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是从传统的公有制企业变为现代公司制度,无论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清晰地显示了这一演化过程。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微观基础,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国有企业3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国有企业的的性质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是围绕实现形式这一重点问题展开的。目前,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实现了产权社会化。在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担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的重任,体现公有制的性质,而其创造的财富必须实现社会共享。但国有企业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成为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强调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即国家所有的性质；一方面也要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制后,宏观层面的产权多元化的结构已经形成,而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也随着产权多元化结构而不断完善。国有企业产权“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也逐渐因产权制度改革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变化,除涉及国家绝对控股的行业外,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产权已经实现多元化,形成了国有相对控股和国有参股的产权模式。根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和委托—代理关系,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国资委的成立,解决了国家所有权出资人的代管问题,解决了国有资产具体管理的问题。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的目标是保值和增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实现国企经营成果全民共享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国资委的定位：国有资产代管者职能的完善；其次是对国有资产代管者的监督,以便确保代管者能够真正履职；第三是探索和形成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共享机制,实现全民共享。

梁德明^[7]（2010）在《国企产权制度变迁中的民众集体失语 ——以K市国企管理层收购为例》文中认为本文以地方国企管理层收购中的民众集体失语为研究对象,以法社会学的组织分析和制度分析为方法,以有组织行动理论为基本框架,以无结构式访谈调查研究为接近社会事实的手段,阐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1997年以来中国地方国企产权制度变迁中的民众集体失语现象及其所体现的社会意涵。地方国企民众集体失语现象,它是中国深化国企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一个副产品,直接与国家法律、政策等制度相违背,它是我国国企改革中一些特殊利益群体规避法律政策等制度的结果。地方政府部分官员与地方国企高管层,他们从地方财政减负或小集团利益最大化角度,借助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展开有组织行动,采取避让、曲解、抵抗、放任等方式,消解宪法、法律、政策等制度的效力。在地方国企改制方案制订、审批、国有产权界定、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国有产权转让等一系列改制过程中,地方政府部分官员与国企高管层、以及中介服务机构等主体联合采取的“遮蔽机制”,使地方国企普通职工等民众对本国企改制和产权出售过程处于全然无知状态。地方国企普通职工等民众,既无法通过本企业职代会、工会党委等组织来了解相关改制信息、参与改制过程,无缘分享改制国企产权再分配,也不能通过地方的党组织、人大、司法、政协等组织来及时获得事后保护或充分的经济补偿。地方国企民众集体的渐进失语,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它既构成地方国企改制过程中利益失衡的原因,也成为我国地方国企深化改制出售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部分官员、国企高管层、以及国企普通职工等民众,各自在本企业改制出售中所采取的关系策略,以及各自背后所拥有的权力或人力资本等资源的多寡,从根本上决定了地方国企改制中谁受益、谁受损,进而使得我国宪法、法律和党和国家政策等制度,在事实上出现许多扭曲变形。当前亟须在国企改制中实事求是地建立起保障机制:其一,职代会、工会等组织不能限于空设,否则,老百姓的利益会继续受损;其二,与改制有关的法律政策等制度不能停留在纸上,一定要能有效地指导改制实践。我们需要研究,怎样才能有效监督、引导和控制政府部分官员、国企管理层以及中介机构等主体的行为,使其合法合规,从而有效维护普通职工民众的基本利益。然而,我国目前国企只要一触及改制,却依然普遍缺乏这种保障机制。地方国企改制的相关法律政策等制度规定应充分体现宪法精神,地方国企改制中普通职工等民众利益保护不能流于空谈,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精神不能淡忘。为了化解日益积聚的社会矛盾、避免失衡的行政权力过度放纵所可能造成的各种消极社会结果,保持长期安定团结的局面,亟须通过特殊的制度和相应的机制设计,使普通职工等民众的意见能通过正当途径得到及时反映,使普通职工等民众、国企管理层、政府这三方权益得到恰当的平衡与保护。这就需要对地方国企和地方国企的职代会、工会、人大、司法、政协、地方党政组织加以制度性重构,使得与国企改制相关的各种社会力量趋于相对平衡状态。这种制度和社会力量的重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和国家政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以及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制度重建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这将对其它类型企事业单位改制乃至我国整个经济体制转轨的顺利、社会转型的和谐乃至全社会共同富裕创造条件。本文篇章结构安排如下:全文共分七章,除了第一章导论、第二章文献综述之外,主体部分有五个章节,通过五个方面展示我国社会转型期地方国企MBO行动中的民众集体失语。在这一过程中,国企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分层,职工和社会民众的社会角色发生根本逆转,而这将是国企MBO改革中民众集体失语的社会学本质所在。第三章以华东地区K市四家国企产权制度变迁为背景,回顾国企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因和依据。具体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国企产权转让的动因和理论支持;第二,国企产权转让的法律政策等制度依据。其中,国企产权转让动因和理论支持涉及三方面内容:国企产权转让前期的行动、国企产权转让全面改革的启动、国企产权转让全面改革的理论支持;地方国企产权转让中的法律政策等制度依据,从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保证改制过程规范、透明和程序公正、维护国家、职工等各方合法权益等制度性规定展开。第四、五章借助法国组织社会学派的有组织行动理论框架,实证分析K市四家地方国企改制的方案制订、审批、国资产权界定、以及审计评估与国资产权转让环节的基本过程与民众集体失语结果:这四家国企分别是I罐头食品厂、H焦化集团、东城区Y公司和L路面机械有限公司。第六章再现K市四家国企MBO之后,在国企外部寻求权利救济方面,普通职工等民众的集体失语,以及其中、宏观经济社会后果。具体内容涉及高管买断I罐头食品厂后民众集体抗争无效、H焦化集团管理层和主管部门联合买断后民众抗争失语、Y公司、L公司被买断后民众集体的麻木不语。地方国企MBO中民众集体失语后果是严重的:民众集体经济利益普遍被篡夺、官员权力和国企高管人力资本结盟愈发无从制衡、民众政治地位日益底层化、收入分配畸形、内需乏力与经济危机逼近。第七章描述K市国企产权制度失灵状态与相关行动者关系策略,这主要是对K市国企产权改制不同阶段出现民众集体失语现象的原因分析和对策建议。国企产权改制中出现民众集体失语的直接原因,在于国企产权相关制度失灵,无法对国企普通职工等民众加以有效保护;而深层原因则是相关行动者、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的关系策略主导了国企改制过程。国有产权正式制度的失灵,包括正式制度的搁置不用、变通或修正执行。国企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关系策略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国企内部各主体间的关系策略,包括高管层对中层正职干部笼络买通或弃之不顾,高管层对其他技术骨干的交易、利用,管理层对普通职工的蒙骗、专制,以及职代会、工会组织对普通职工的形同虚设;二是国企高管与“中继者”之间的关系策略,包括国企高管与政府部门中继者之间送礼处感情与提供庇护、国企高管与中介组织中继者之间的“礼”遇、尊重与互给面子。非正式产权制度的创设与盛行背后,是国企高管层、政府部分官员主导和控制着整个局面,于是,在国资产权改制、转让中新规则渐次生成,非规范MBO的实践规则逐步合法化。最后,本文提出尚需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控制非正式国有产权制度创设中的违规、违法和犯罪行为?关键是在国企改制再分配中如何保持各行动主体的权益相对平衡——特别是要在职代会、工会等相关制度实践中,切实落实对普通职工等民众的保护措施。

蓝定香^[8]（2009）在《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文中认为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转轨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大型国企）既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实行的“中坚”力量,也是受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最深的典型代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包括大型国企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型国企的改革进展相对缓慢,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国企改革攻坚的最后“堡垒”。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虽然仅1272户,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户数的0.38%,但是,其资产总额、利税总额的比重占到了30%左右;其户数占全国大型工业企业总户数的44%,但其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都在60%左右,特别是利税总额高达74%。这就充分说明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这就要求大型国企的改革既要大胆,使之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牵引力”,带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又必须稳妥,使之健康稳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减震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因此,研究大型国企的制度创新、产权改革和机制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一）寻找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在比较、评析中外企业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探析国有产权原始主体“虚置”以及国有产权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国有股权控制力严重耗散的过程。大型国企由于其国有股权（经济）控制力低下,需要搭非国有股东的“便车”,因此,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二）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践进程及现状评价分析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历程,评判我国大型国企产权结构现状,剖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端。（三）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笔者认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应当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大型国企——极少数处于“公共性”领域的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和极少数必须关闭破产的企业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主要方式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总体方式有:增资扩股的增量型方式、转让国有产权的存量型方式和比较特殊的股权置换型三种方式。其具体方式较多。在实践中,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往往是多种方式结合使用的。（五）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本文归纳如下表所示:表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重点（六）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措施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体地位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分离国资管理部门的双重职能,明确其角色定位,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完善国家有关政策,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此外,要完善有关政策制度及法律法规,规范操作程序,既促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又防止国资流失;消除大型国企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筹措改制成本,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为加快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创造条件。三、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一）研究可能的创新1.本文提出:应当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研究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问题。由于国有股权的原始委托人虚置,加之大型国企的国有股权经过多层次多环节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后,国有股权的控制力严重耗散,原始委托人的控制力极弱,没有真正的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因此,需要借助其它非国有股权的控制力（“搭便车”）及其治理中的制衡作用来保障大型国企的健康稳定发展。这就需要引进非国有股东,即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2.本文提出:不同性质的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由于产权界定和明晰程度的差异,在同一股份制企业中,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同等数量比例的不同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其强弱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个人股权的控制力>法人股权的控制力>国有股权的控制力。类似地,企业经营层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内部职工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外部个人股权的控制力。3.本文提出:在大型国企国有股权的委托—代理链条中,不同节点（代理人）对国有股权控制力的耗散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是高耗散,有的是低耗散,有的还是不确定耗散。这对于不同大型国企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过程中国有股比例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4.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公共性国企和必须关闭破产的国企）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5.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大型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则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6.本文提出: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分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二）研究的不足1.对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控制力的定量比较研究不够。2.对大型国企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等多元产权主体相互制衡（制衡度）的定量研究不够。3.对公共性领域中的非基础、非关键环节国有大型企业引入非国有产权的数量比例及引入方式的研究不够深入。

何华梁^[9]（2007）在《我国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我国集体企业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与国有企业相比较,集体企业产权主体更加模糊,经营效益也较差。集体企业要想改变现状,需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成为产权明晰的主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影响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重要改革,集体企业产权改革要做到的就是正视问题,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产权改革方案,使集体企业经营运作更为规范、有效,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文章共分八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介绍的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内容和方法,并从产权理论、产权分类及集体企业产权等方面进行了国内外文献研究。第二章力基础理论研究部分,主要研究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和激励与约束理论,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章从国内外两方面研究了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发展历程,具体分析了俄罗斯、英国、韩国及我国的集体（或国有）企业的发展及特征,并针对我国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现状,选择产权实际控制方即企业管理层与集体企业职工两方,进行了博奕分析,并通过动态博奕确定了集体企业产权界定的原则。第四章是我国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设计,主要包括对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设想:从集体企业改革的原则出发,解决集体企业中原来存在的难点问题,并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选择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路径,提出了顺利实现我国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解决对策。第五章是通过对集体企业改制三种主要模式,即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及股份制,进行比较分析,选择对集体企业改制最为适应的模式。第六章结合传统财务评价体系及现行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了集体企业改革绩效的评价体系,并选择我国电力行业作为研究案例,对其产权制度改革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第七章为案例实证分析,以五凌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在分析了其产权制度改革重点的基础上,对其主要改革内容进行了构思,体现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理论研究在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第八章为全文的总结与研究展望。

汪晖^[10]（2006）在《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文中研究说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郎顾之争”,随着 2005年9月2日顾雏军的被捕,已暂告一个段落。但“郎成平风波”所反映的国企改制中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权益受损现象的大量存在,却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且在基层有愈演愈烈之势。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关于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很值得一读。顾雏军不仅掠夺广东科龙的资产,而且也对他收购的扬州亚星客车造成了负面影响。同处于江苏扬州市的通裕集团的改制,也因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权益受损而引起轩然大波,直接影响了扬州的社会和谐与稳定。扬州通裕集团原领导人非法将企业性质从集体企业转化为国有企业,从而创造了按国有企业进行改制的前提。这是扬州案例的一个特殊性。但扬州案例也揭示和印证着地方国企改制的一个广泛存在的模式:企业原管理层为自身收购（MBO）低估净资产,但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最终将企业卖给外部投资者,这样一来,原先管理层对企业资产的压价就为低价甚至零价的外部收购打开了方便之门。顾雏军收购科龙如此,张海收购健力宝亦如此,严介和收购吉林八家国企还是如此。值得庆幸的是,在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干预下,严介和零价收购吉林八家国企的合同已被终止。我们也期待着有关政法部门重新审查通裕集团的改制。这个调查报告也涉及了国家政策的某些漏洞。例如,“在改制的过程中,虽然相关政策规定了对卖方的财产审计和评估,却完全没有对于买方的财产审计和评估”;“企业改制的目的应该是促进企业的发展,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除了对买方的资产状况应有翔实的了解之外, 还应对买方是否具有发展这一企业的技术能力、管理经验和发展意愿进行调查评估。”但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改制过程中的审计和评估的政策、法规却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改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然而,盲目地改制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导致原来较好的企业陷入困境,最终由国家和政府承担改制的负面后果,而企业职工更是直接的受害者。当前,全国人大正在考虑修改“行政诉讼法”,允许人民不仅可对政府的具体行为,而且可财政府的抽象行为（如所谓“红头文件”）提起行政诉讼。正如本调查报告所列举,扬州市政府《关于市直工业、商贸流通企业深化改革的政策意见》（扬府发[2003]88号）多处违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3号令批准的、自 2004年2月1日起生效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因此,有关政法部门重新审查通裕集团的改制,对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立和谐社会,使改革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 都具有“时不我待”的重大的普遍意义。

二、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产权界定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产权界定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身份产权——厂办集体企业产权变革过程的一种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3）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早期工业化、决策自由度与集体资产认知—对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5）改制公司权利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国企产权制度变迁中的民众集体失语 ——以K市国企管理层收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四、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产权界定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竞争性国企混改法治化研究[D]. 殷书建.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身份产权——厂办集体企业产权变革过程的一种解释[J]. 王庆明. 社会学研究, 2019(05)
• [3]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D]. 张琦英. 苏州大学, 2018(06)
• [4]早期工业化、决策自由度与集体资产认知—对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观察[D]. 金文龙. 上海大学, 2016(02)
• [5]改制公司权利配置问题研究[D]. 赵俊岭. 南京大学, 2016(06)
• [6]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D]. 刘明越. 复旦大学, 2013(03)
• [7]国企产权制度变迁中的民众集体失语 ——以K市国企管理层收购为例[D]. 梁德明. 上海大学, 2010(01)
• [8]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D]. 蓝定香. 西南财经大学, 2009(01)
• [9]我国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究[D]. 何华梁. 武汉理工大学, 2007(07)
• [10]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J]. 汪晖. 天涯, 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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