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建省1987～1999年城乡居民意外死亡原因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孙晓琨[1]（2021）在《近四十年来我国消化系统癌症的发病状况及其危险因素研究》文中认为目的近四十年来,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及环境发生了转变,导致我国消化系统癌症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发病规律。全面搜集和整理近四十年来我国消化系统癌症的发病状况及其危险因素文献,从高发病种,发病率、高发地区、高危人群着手分析近四十年来我国消化系统癌症发病状况,剖析其危险因素,为制定消化系统癌症的防治规划提供参考。方法首先,通过全面搜集和整理我国近四十年来消化系统癌症发病状况和危险因素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建立Excel表格,统计所有文献中出现的消化系统癌症病种,而后依据发病率及发病频次归纳总结出近四十年来的高发病种,对高发病种的高发地区、高发人群、危险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最终,利用对比分析法总结出近四十年来消化系统癌症发病状况和危险因素的变化趋势。结果1.依据相关文献中排在首位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病频次可知,头十年食管癌出现12次、胃癌出现16次、肝癌出现26次;中期二十年食管癌出现82次、胃癌出现121次、肝癌出现81次;近十年食管癌出现110次、胃癌出现119次、肝癌出现57次。2.1978年～1988年食管癌、胃癌、肝癌发病率开始升高;1988年～2008年食管癌、胃癌、肝癌发病率呈现逐步升高的发病状况;2008年～2020年食管癌发病率呈现下降的发病趋势,胃癌和肝癌发病率呈现继续升高的发病趋势。3.近四十年来的三个阶段,食管癌年龄发病特点大致相同。40岁之前发病率较低,45岁之后快速升高,60～80岁达到高峰,之后快速下降。同样,三个阶段的胃癌年龄发病特点也大致相同。40岁之前发病率较低,45～60岁明显增高,65～80岁达发病高峰,85岁之后发病率降低。而肝癌存在不同,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肝癌年龄发病特点是20～44岁开始上升,集中发病于30岁～60岁,60岁～84岁达发病高峰,85岁之后发病率下降。而第三阶段发病年龄稍有推迟,40岁之后开始上升。4.近四十年来食管癌共有的危险因素是遗传因素;不同的危险因素是饮食因素、生活习惯、环境污染、职业及经济等因素。胃癌共有的危险因素是饮食结构,遗传因素、环境污染;不同的危险因素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生活习惯及经济状况等因素。肝癌共有的危险因素是传染性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感染,肝吸虫病）、霉菌污染、环境污染;不同的危险因素是基础性疾病及精神压力因素。结论1.通过对近四十年来我国消化系统癌症发病状况及危险因素相关文献研究发现,食管癌、胃癌、肝癌是高发病种,每个病种的各时期发病都各具特点。2.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近四十年来食管癌的发病率呈现先升高再降低的发病状况;而胃癌和肝癌的发病率则呈现逐步升高的发病状况。3.对消化系统癌症相关文献研究发现,三个高发病种在各个时期都高发于中年人和老年人,只有肝癌在早期和中期还高发于青壮年。4.通过深入分析近四十年来消化系统癌症高发病种的危险因素可知,头十年食管癌主要危险因素是饮食因素、营养因素;中期及近期减少了饮食和营养因素,增加了生活习惯、职业、精神压力等因素。头十年胃癌主要危险因素是霉菌污染;中期及近期减少了霉菌污染,增加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胃炎、生活习惯等因素。头十年肝癌主要危险因素是肝吸虫病;中期及近期减少了肝吸虫病,新增加了精神文化、代谢性疾病等因素。
孙祯[2]（2020）在《河北省部分地区居民脑卒中死亡状况及减寿年数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以河北省死因监测点的脑卒中数据为研究资料,分析河北省部分地区居民2014-2017年脑卒中的死亡状况,探究脑卒中造成的寿命损失和疾病负担,为该地区脑卒中防控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收集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登记报告的死因监测点2014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居民全死因数据,提取其中脑卒中死亡相关的信息,对不同性别、年龄、地区的居民脑卒中死亡数据应用Excel 2010和SPSS 22.0进行整理和一般统计学描述,计算脑卒中的死亡率、期望寿命、去脑卒中期望寿命及潜在减寿年数（YPLL）和潜在工作损失年数（WYPLL）等指标,探讨脑卒中死亡的流行病学特征和疾病负担。结果1河北省部分地区2014-2017年脑卒中死亡率为124.50/10万（标化死亡率为119.58/10万）;男性脑卒中死亡率为137.99/10万（标化死亡率为132.95/10万）,女性脑卒中死亡率为110.28/10万（标化死亡率为105.88/10万）,男性脑卒中死亡率明显高于女性（χ2=903.627,P<0.05）;冬季脑卒中死亡人数最多,夏季最少,集中在12月份;出血性脑卒中死亡率为63.31/10万（标化死亡率为60.47/10万）,缺血性脑卒中死亡率为58.93/10万（标化死亡率为56.92/10万）,出血性脑卒中死亡率高于缺血性脑卒中（χ2=92.163,P<0.001）;男性出血性脑卒中死亡率高于缺血性脑卒中（χ2=144.461,P<0.001）,女性出血性和缺血性脑卒中死亡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2=0.663,P=0.416）;城市地区脑卒中死亡率为87.71/10万（标化死亡率为72.97/10万）,农村地区脑卒中死亡率为136.53/10万（标化死亡率为138.85/10万）,农村地区明显高于城市地区（χ2=2084.746,P<0.001）。脑卒中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85岁达到最高峰,为3644.79/10万,55岁及以上死亡人数占脑卒中总死亡人数的90.82%。2河北省部分地区居民2014-2017年的期望寿命为78.48岁,去脑卒中期望寿命为81.06岁,男性期望寿命为76.04岁,去脑卒中期望寿命为78.56岁,女性期望寿命为81.17岁,去脑卒中期望寿命为83.76岁;去出血性脑卒中后期望寿命为79.68岁,去缺血性脑卒中后期望寿命为79.60岁;城市地区期望寿命为79.44岁,去脑卒中后期望寿命为81.26岁,农村地区期望寿命为78.13岁,去脑卒中后期望寿命为80.98岁。3河北省部分地区2014-2017年因脑卒中死亡导致的YPLL为278160人年,AYPLL为10.61人年,YPLLR为5.11‰,男性AYPLL为11.13人年,YPLLR为6.86‰,女性AYPLL为9.60人年,YPLLR为3.25‰;城市地区AYPLL为11.34人年,YPLLR为3.76‰,农村地区AYPLL为10.46人年,YPLLR为5.55‰;出血性脑卒中AYPLL为11.96人年,YPLLR为3.74‰,缺血性脑卒中AYPLL为8.01人年,YPLLR为1.29‰。脑卒中死亡导致的WYPLL为169083人年,AWYPLL为9.76人年,WYPLLR为3.22‰;男性AWYPLL为10.17人年,WYPLLR为4.41‰,女性AWYPLL为8.88人年,WYPLLR为1.94‰;城市地区AWYPLL为10.09人年,WYPLLR为2.43‰,农村地区AWYPLL为9.69人年,WYPLLR为3.48‰;出血性脑卒中AWYPLL为10.78人年,WYPLLR为2.49‰,缺血性脑卒中AWYPLL为7.27人年,WYPLLR为0.69‰。结论1河北省部分地区2014-2017年脑卒中死亡率较高,男性脑卒中死亡率高于女性,出血性脑卒中死亡率高于缺血性脑卒中,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脑卒中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高而上升,55岁及以上人群占脑卒中死亡的绝大部分。2河北省部分地区居民2014-2017年去脑卒中后期望寿命女性高于男性,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出血性脑卒中造成的期望寿命损失高于缺血性脑卒中。3河北省部分地区居民脑卒中死亡造成的潜在寿命损失年和潜在工作损失年较多,男性高于女性,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而平均潜在寿命损失年和平均潜在工作损失年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出血性脑卒中是造成的潜在寿命损失和潜在工作损失的主要原因。4应加强对河北省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的脑卒中防控措施。图6幅;表33个;参238篇。
黄若然[3]（2020）在《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文中研究说明文学和音乐自古互渗,民间音乐故事是一条贯连两者的重要通道。作为以音乐事象为主题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众当中广泛流传。目前我国的音乐文学研究尚需拓展,民间叙事中的音乐内容尤待垦拾。本文通过整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省卷本所收录的民间音乐故事,辅以部分县卷本、各类民间文学选集和古籍文献,结合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和田野调查,力图以故事类型及其结构的研究作为文化透视的基础,对中国民间音乐故事进行内部文本和外部语境的综合探讨。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两千余篇音乐故事中按重复情节序列抽取出212个类型,主类含“音乐创制类”“音乐传承类”“音乐表演类”“音乐风俗类”共四种,下设20个系列,分为199个主型和13个亚型。在212个类型中有60个复合类型以因果、并列、条件、转折、递进的逻辑关系而产生顺序连缀、乱序连缀、叠缀或混合连缀的样态。音乐故事和宝物、禁忌、机智人物等其他主题故事的交集形成了叙事母题的异类互融,显出音乐故事的兼容性和独特性。各个故事类型可按故事功能、行动元和符号矩阵析出三重结构,展现出民间音乐故事的本质内涵——音乐是通向新生活的舟楫。由此可导出后四章的研究方向,包括故事的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应用。第二章,探讨民间音乐故事中的音乐观念,包含音乐认知、音乐审美、音乐伦理和音乐信仰。首先,民众的乐感基于时空形式和想象力,以有限的数字探求音乐的无限,并借助五感的联觉达到听觉与视、味、嗅、触觉的融通。其次,音乐生成了合于人“心”的自然之“象”,依靠“感官宣泄”“超越功利”和“悬置雅俗”的审美体验得以与音声相区别,并通过“疯癫”“知音”和“热闹”回旋出主体间的情感共鸣。再次,音乐沟通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发出乐音且避免噪音,这一义务惠及了目的性的欲望和功利,从自发和自觉进往无限的自由追求。最后,音乐作为巫术的媒介,以“乐风孕世”“音乐通天”和“乐人升仙”的途径从信仰载体上升至信仰对象。该章在分析民众音乐观点之余,也隐证着第一章的结论,即音乐是助人从物质到情感、从个体到社会、从功利到义务、从生存到道德过渡的一条舟楫。第三章,阐释民间音乐故事中的主题文化,基于音乐创制、音乐传承、音乐表演和音乐风俗这四大类故事探讨相关活动的运作秩序及意义。从农耕到游牧的创制环境、从帝王到平民的创制人物、从物质到精神的动机,各种多维的创制条件归于民众对音乐的融通性共赏。传承作为一种再创造需遵循社会秩序,这既影响了行业秩序中相互转化的师徒之“义”和同行之“利”,也对表演方式的革新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音乐的传统生成于现场表演的过程中,乐人和听众凭借情感互动而体会音乐之“美”,由彼此会意而敞开关系之“真”,且以情补技地收获现实之“善”。音乐表演既助益也遵循着各地的风俗活动,音乐的异能感为音乐仪式、音乐行规和音乐禁忌平添了权威的力量并强化认同。该章从民间文本剖析我国音乐文化,体现出民众渴望搭乘音乐之舟以通往理想的生活。第四章,分析民间音乐故事的构建机制。在时间和空间、群体和个体、本土和他者的关系中,历史、地域、族群和口承主体是四项主导性的文本生成要素。首先,个人讲述的故事需要与时代或人物的特征相符合,而不同时期的民众对乐人存有主观认知,所以口头叙事、文人书写和史家记录共同构建出层累性的互文记忆。其次,民间音乐故事类型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共七大圈层,每一类型在不同地区弥散出异文,而文本内部衍生出有别于真实地域情貌的本土想象,展现了空间区隔和地方认同对故事文本的影响。再次,民间音乐故事的地域性伴随着族群性,演化出以英雄制乐为代表的叙事情节,体现着主观塑形的族群记忆。最后,以“唱歌的心”型故事的25篇异文为例,讲述者的性别、阅历和所处环境使口承主体对同类故事进行各异的陈述。音乐故事作为目的由客观素材和主体意识合力铺陈,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从何而来”。第五章,考察民间音乐故事在城市建设、乐曲创作、义务教育、行业信仰四个层面的实践应用。首先,湖北汉阳区和蔡甸区将“知音”故事打造为城市名片,依托于当地景观记忆而分据市场,促进了民众对知音文化的认知,但制衡关系束缚了双方的发展前景,而突破掣肘且维护稳定的合理方式是共建记忆。其次,童年记忆和故里情怀被谱写出乡愁音乐,齐·宝力高的马头琴曲《苏和的白马》表达了对草原家国的乡愁,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传说的扩展和再造。再次,《伯牙鼓琴》和《月光曲》进入部编版小学课文,通过文本探源以及对安徽宿州瓦坊乡中心学校的问卷调查,可知两篇课文具有通识和伦理两方面的教育意义。最后,音乐产业离不开行业信仰,田公元帅是戏曲界的通行神只,它在闽西一带粘附于口头传说、田公堂庙宇和田公戏偶的互动关系中,衍生出整顿行业秩序和保障艺人权益的戏班组织田公会,至今仍对当地不同唱腔的傀儡戏艺人具有精神规束和交流维系的双重效力。音乐故事作为手段以文化和产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良性发展,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通往何方”。综上所述,民间音乐故事在文本的内外都表现为一条通向彼岸的舟楫,显示出故事主人公以及现实中的讲述者和听众对于和谐生活的追求。关于音乐故事的各个类型、异文和主题文化均可供深入剖析,而民间故事的涉乐母题也待于搜集补阙。本文仅从故事的类型结构、音乐观念、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实践这五个方面大致探讨民间音乐故事对于民众生活的意义,为民间故事学和民族音乐学拓宽研究视野并提供相关例证,以此助力于凿通文学研究和音乐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推进两门学科的交汇繁荣。
伊曼[4]（2020）在《辽宁省彰武和凤城农村地区2009～2018年伤害死亡特征和疾病负担趋势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辽宁省彰武和凤城农村地区20092018年伤害的死亡特征和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为伤害防控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对辽宁省彰武和凤城两地20092018年人口学数据和全死因死亡数据进行收集,对死因顺位、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期望寿命及早死所致寿命损失年等相关指标进行计算,以及对伤害的死亡和疾病负担进行趋势分析及预测。结果:1.20092018年彰武和凤城农村地区疾病死因顺位前五位分别为:循环系统疾病,肿瘤,伤害,呼吸系统疾病及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伤害的死亡率和标化死亡率分别为48.80/10万和44.69/10万,YLL为90197.89年,AYLL为18.79年/人。2.20092018年彰武和凤城农村地区伤害总标化死亡率随年份变化呈下降趋势（APC=-3.78%,P<0.05）,总YLL率和标化YLL率均随年份变化呈下降趋势（APC=-2.81%、-2.27%,P<0.05）。男性的伤害死亡率和标化死亡率均高于女性（χ2=1181.63、1058.12,P<0.05）。男性伤害的YLL和标化YLL率（69995.57人年、13.28‰）均大于女性（20202.32人年、3.97‰）。在不同年龄组中,伤害的死亡率随年龄增长表现为上升趋势。凤城地区伤害死亡率高于彰武地区（χ2=35.61,P<0.05）。3.20092018年彰武和凤城农村地区伤害死因顺位前五位分别是:交通事故、自杀、跌落、中毒和溺水。不同伤害类型显示,交通事故的总标化YLL率和AYLL随年份变化呈下降趋势（APC=-4.41%、-1.50,P<0.05）;跌落的总YLL和YLL率均随年份变化呈上升趋势（APC=6.90%、7.51%,P<0.05）;中毒的总标化YLL率和AYLL均随年份变化呈下降趋势（APC=-8.05%、-3.14%,P<0.05）,自杀的总YLL、YLL率和标化YLL率（APC=-6.11%、-5.60%、-7.68%,P<0.05）随年份增长呈下降趋势。4.20092018年期望寿命为77.83岁,去伤害后的期望寿命为78.95岁,其中,男性期望寿命和去伤害后的期望寿命均低于女性;20092018年男性、女性和总期望寿命均随年份变化呈上升趋势（APC=0.60%、0.85%、0.72%,P<0.05）;女性和全人群的去伤害后期望寿命均随年份变化呈上升趋势（APC=0.85%、0.69%,P<0.05）。5.GM（1,1）预测结果显示20192022年总标化死亡率分别为40.09/10万、39.85/10万、39.60/10万、39.36/10万（MAPE=2.56%）;20192022年总YLL率分别为7.21‰、6.52‰、5.89‰、5.32‰（MAPE=0.86%）;20192022年总标化YLL率分别为7.47‰、7.35‰、7.22‰、7.10‰（MAPE=0.52%）。结论:20092018年辽宁省彰武和凤城农村地区伤害的总标化死亡率、总YLL、总YLL率和总标化YLL率均随年份变化呈下降趋势。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凤城地区的标化死亡率高于彰武地区。伤害的死因顺位前五位分别是:交通事故、自杀、跌落、中毒和溺水。自杀死亡率呈下降趋势,跌落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十年间男性、女性和总期望寿命均随年份增长呈上升趋势;女性和总的去伤害后的期望寿命同样随年份增长呈上升趋势。应用GM预测显示,20192022年辽宁省彰武和凤城农村地区伤害的总死亡率、总标化死亡率、总YLL率和总标化YLL率均逐年减小。
缴维[5]（2019）在《我国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失独家庭是指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独生子女由于主客观因素死亡后,父母未再生育或领养子女,且已超过自然孕育年龄的家庭。“失独”事件发生后,独生子女家庭原本投入在子女身上的经济成本和感情成本全部沉没,面临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打击,养老与照料的永久缺位。根据风险社会理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近40年来,失独家庭数量已然庞大,且每年都在增多,但失独家庭社会保障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有关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体现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和国家相关部委制定的《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2007年）、《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2013年）等规范性文件中。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立法不足、立法位阶低,补偿标准低、地区差异大、给付时间设置不合理,养老保障以及心理、医疗、司法等专项救助制度不健全;加之慈善组织自身治理能力不足、参与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意愿不强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等因素导致慈善组织未能在失独家庭保障中充分发挥作用。学术界对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的关注度不高,已有文献大多围绕着失独家庭困境及对策的简单评述,尚没有文献提出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模型。笔者从社会法学角度对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深入系统探究,并在模型建构下提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设想,这本身也是一次学术尝试。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准确掌握失独家庭的生存状态和保障权利需求,笔者用了近1年的时间,有针对性的向68个失独QQ群中的上万名失独家庭成员逐个发送“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问卷调查”电子链接,通过对调查对象答卷所使用的时间及提交问卷所使用的手机或电脑IP地址比对以及问卷星软件系统自动过滤无效答卷,确保了所回收到的调查问卷能真实代表失独家庭的生存状况、社会保障权利需求和社会保障模式选择意愿等。截至2017年12月30日,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589份有效的调查问卷样本,为探析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权利需求和考察现行失独家庭保障制度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实证依据。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直接导致“失独”,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以法定的形式限制了家庭生育自主权,独生子女的唯一性和风险因素相交织导致了失独家庭的出现。笔者认为单纯将失独家庭社会保障责任定性为社会救助体现不出失独家庭因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权限制所作出的特别牺牲。由此,引入了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社会法范畴下的社会补偿概念。社会补偿指基于自然性、社会性或政策性等不可抗拒的风险以及社会成员为社会整体利益负担义务而遭受损害时国家和社会给予的补偿。笔者认为失独家庭社会保障责任在性质上具有社会救助和社会补偿的综合属性。在明确失独家庭社会保障责任性质的基础上,从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权利内容对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权的权利要素进行分析,提出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权的权利内容包括社会补偿权和社会救助权。从社会法理论出发,笔者运用并提出了社会弱势群体理论、四维视角下的精准救助理论以及社会补偿视域下的特别牺牲理论,为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型建构以及具体制度设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社会弱势群体理论,阐释了失独家庭结构不再完整、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经济利益受损、老无所依等社会弱势表现,进而提出给予失独家庭社会保障符合正义价值、平等价值和利益补偿价值。从救助对象精准、救助内容精准、救助水平精准以及与慈善组织救助“精准对接”四个维度提出精准救助理论,而且,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与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时间因素在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对象认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我们熟知的立体三维空间中再加上时间的维度,就构成了“四维”,由此,提出四维视角下的精准救助理论。根据特别牺牲理论,国家为了达到社会公益等目的,会行使公法权力对公民个人的权利进行限制或损害,由于国家的公权力行为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公民有义务容忍一定限度的权利限制或受损,但由此导致的牺牲必须是公平的,一旦超出限度,应予以补偿。失独家庭为了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放弃了生育多个子女的意愿,使选择生育数量从私域的自决行为变成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社会补偿正是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对因特定原因造成损害的社会成员给予的补偿,它不要求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要公民为社会整体利益负担义务而承受了不利后果便应给予补偿,体现为社会保障性。基于此,笔者从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内容综合模式、水平适度模式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模式三方面构建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模型。之所以选择社会保障制度内容综合模式,是基于问卷调查得出的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权利需求多元化,从精准救助视角出发,提出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内容综合模式;水平适度模式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失独家庭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关联的双重考量;法律模式是考虑到失独家庭社会保障的特殊立法背景以及政策模式经过10年实践探索、改良具备了政策法律化的稳定性、全局性以及成熟性特征。在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模型的指引下,本文提出了完善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建议:一是明确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原则,提出将失独家庭社会保障的立法位阶定在行政法规层次。二是完善失独家庭社会补偿制度,明确失独家庭社会补偿金标准、资金来源、给付程序以及管理机关。三是在完善失独家庭养老保障制度方面,失独家庭可根据自身情况和意愿选择入住互帮互助、自主管理运行的失独家庭集中互助养老机构,或者选择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其中也分析了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化养老模式经验,以期为我国失独家庭社会化养老模式提供借鉴和启示。四是完善失独家庭专项救助制度,包括心理救助、医疗救助以及司法救助制度。五是完善慈善组织参与失独家庭社会保障促进制度方面,提出改革登记管理制度、降低准入门槛,加强内部建设、提升治理能力,采取多种措施,激励慈善组织开展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项目。
张子琪[6]（2018）在《基于资源与需求的浙北乡村社区老年服务体系营建》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老龄化状况发展呈现城乡倒置格局,乡村人口的养老问题日渐严峻,集中体现为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与长期滞后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之间的矛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直面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重大挑战。本研究从问题的先发性和研究的可行性出发,以浙北乡村地区作为研究的主要地理范围,采取问题切入——动力提取——条件解读——系统构建——策略提升的研究路径,以既存设施问题为出发点,基于资源和需求两个方向进行探究,分别从宏观角度窥视养老服务体系与历史及社会发展结合的资源流动规律,和从微观角度收集与分析使用者的具体行为特点和要求,最终回归到探析适应我国国情的乡村老年服务体系营建和设施建设的策略。具体从四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1）从既有乡村老年设施建设与利用现状中显现的问题出发,通过系统分析将现象归因为规划重叠与疏离的问题增生、功能闲置与缺失的矛盾并进、服务来源与责任的被动转移,以及运支持与建设的恶性循环四个层面;并从问题共性中提取出忽视乡村情况、定位细分模糊、需求认知偏差、系统建立缺乏、提供总量不足的发生本质。（2）基于对共性问题本质的探析,提出“乡村养老资源”与“乡村老人需求”是当前乡村老年服务体系和设施建设提升的外在驱动力与内在驱动力,进而对这两种驱动力的前提、基本概念以及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定义了作为乡村养老资源的经济、建设、服务与精神资源的主要内容,以及归纳乡村老年人需求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动态性与多样性、当下性与未来性的基础认知。（3）以作为外在驱动力的未利用的资源,以及作为内在驱动力的未满足的需求为线索,从乡村老年设施为核心,一方面向上植根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梳理与解读乡村老年服务体系的内在机制,定义“模式”为社会环境限定的资源供需框架,“服务”为资源供需流动的具体组织形式,以及“设施”作为资源接收终端的实体表现,并归纳从模式、服务再到设施的养老资源流动渠道;另一方面向下深挖乡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具体运用环境行为学的研究方法,对乡村老年人这一目标人群样本进行实地调研以及量化分析,并探索从对象到需求再到设施的老年服务设施的设计导向。（4）以顺应机制、跟进机遇、利用资源、满足要求的研究思路,系统构建乡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整体内容框架,在政策指导、服务架构与设施空间三个层面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营建策略:政策上提出经济、保障、体制和文化四方面的政策支持要求;服务上提出多类型老年服务需求、多方面养老服务资源整合、多元化服务主体和根据乡村社区组织形成的养老服务组织架构;设施空间上提出基于要素综合的乡村老年设施规划,以及从使用者出发的乡村老年空间设计策略。
丁江辉[7]（2018）在《中日城市化质量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不断推进,城市化率作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描述需要,其片面性和缺陷也越来越明显。因此,城市化质量,作为描述城市化发展的有益补充,其重要性逐渐显现,对全面、科学的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方法的需求也越来越急迫。本文以城市功能为主线和视角,构建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再运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方法,通过数据收集、回归插值、数据无量纲化处理、构建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等步骤,计算得到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及城市生产功能指数、城市就业功能指数、城市消费功能指数、城市教育文化功能指数、城市医疗功能指数、城市保障功能指数、城市治安功能指数、城市基础设施指数等八个一级指标。该指标体系的优势在于,不仅可以对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进行追踪测量,还可以对与城市各基本功能相对应的一级指标进行跟踪测量,从而可以全面、动态掌握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情况。同时,该指标体系既可以用于整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测量,也可以用于一个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测量,从而可以对我国总体城市化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各具体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同时,一方面为了验证指标评价体系的有效性,一方面为了拓展该指标评价体系的应用性,本文结合各发达国家现状和城市化经验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后,选取了在地缘环境、文化氛围、城市化方式（政府主导的“爆发式”城市化）等方面与我国较为接近的日本作为比较对象,对两国的城市化率、城市化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城市生产功能指数等八个城市功能指数以及主要的二级指标进行了比较和分析。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日本城市化质量在诸多指标上明显长期高于中国,总体认为日本城市化质量较我国要高,但是由于中日两国的政治、人口、地理和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因此在城市化路径选择方面我国及各城市不能完全照搬日本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而是应当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城市化的未来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借鉴日本城市化的优秀经验,因地制宜、取长补短地制定我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和发展政策。
许晓明[8]（2019）在《外客内土 ——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广西德靖台地壮族社会存在的,被当地民众称为“道”[te:u6]的宗教形态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观察,以“少数民族道教志”或“区域道教志”的方式,依照宗教要素,描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间道教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现时样态,旨在为少数民族道教研究提供较为详细的区域研究个案资料。同时,也希望透过具体的仪式个案,展现道教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多样性传播及影响情况。本文还将重点讨论道教的“地方性”问题,以此回应前人研究中提出的道教对少数民族“汉化”或“中国化”的影响,以及“地方道教宫观及道教科仪,实乃国家仪式在地方层面之延伸”的提法。本文试图论证:在国家政权鞭长莫及的边疆民族地区,尽管道教在初传时,通过汉堂流官“以道化夷”的努力和少数民族上层社会的主动接受,在其仪式操演中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所谓“帝国的隐喻”,但是由于传播时间较短以及当地民俗对道教仪式的改造和传统原生型宗教自身的张力等原因,道教在德靖台地表现出来的“道的外壳,本土民俗的展演”和仪式中“多坛共存”“协作主持”的文化协商状态,使得“地方性”依旧是边疆少数民族道教的特征,所谓道教促使少数民族文化的“汉化”在德靖台地壮族社会只是表象,而不是内核。道教在德靖台地呈现出“外客内土”的特点,是道教文化一体多元的体现。本文共分六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本章的写作目的在于讨论德靖台地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单元的可能,以及展示其边缘文化特征。文中首先介绍了德靖台地的地理,按时间脉络梳理了这一地方历史沿革,同时还描述了这里的族群及其生计方式、风俗习惯和仪式专家的概况。德靖台地无论是从地理空间还是历史发展过程看,虽然和中央王朝有过一定的接触,但长期处于自主发展的状态,是中国的边缘地带。直至乾隆时期德靖台地文化上还处在与内地殊异的状态:“土邑与内地,向者语言不通,往来不接,山谷异习,衣食异宜。”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后,受外来移民文化影响,其文化又呈现多元叠加性,但其地域性、族群性、特殊性依旧是占主导性的。因此即便是外来文化,也容易发生本土化变迁,这也是道教传入德靖台地后,由“客”变“土”的原因。第二章。在本章中,笔者利用地方志、文人着述、碑刻、宗教经本、口述资料等,梳理了德靖台地道教从神仙道教到宫观道教和民俗道教发展的历史。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在道教发展过程中,土司上层、汉堂流官等与道教发展关系密切,尤其是土司的上层,他们是德靖台地壮族社会中对汉文化接受较早的群体,道教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了土司上层对求仙的向往和正统化仪式生活的追求。以墓碑志和口述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土司上层很可能就担任道公,是道教传承发展的推动者。道教在德靖台地的发展原因,和土司上层、汉堂流官的推动有关,汉堂流官可能利用道教作为改土归流后王化的手段,而土司上层则把道教信仰作为其对正统文化认同的标志。改土归流后外来移民的迁入,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道教文化,对德靖台地原有的宗教形态产生了影响,使得原有宗教形态,尤其是麽群体,发生道教化,更充实了道教群体。除了汉堂流官出于“以道化夷”的王化需要和土官们以道认同中化文化的自我王化需求,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长期的相对独立的土司世袭管理体制和相对封闭的环境的影响,道教传播中还体现出“逆王化”的现象的存在,关于道教祖师的造反故事是这一现象的最好隐喻。第三章。本章在田野资料的基础上,讨论了道公因担心祖师怪罪而“承祖学道、投师学道”,以及做道公需要的文化水平、宗教观念和家族因素。最后,本文还以详细的田野个案,描述受戒的过程,以此展示德靖台地壮族道公传承过程与组织方式。从田野资料来看,在道教的传承中,“承祖学道”占了主要因素。带有垄断性质的“承祖学道”传承方式保证了道教的代际传递。由于道教在德靖台地的传播一开始就只在土官、官方和商人群体中传承,因此“承祖学道”传承方式,也使得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的传承传播,一直保持由上层社会性的特点。上层社会本来就把持了德靖台地的神权,把持道,只是把持原来其他宗教形态的转换,这也是道公在德靖台地体现出地方性的一个表现。另外,除了承祖学道,德靖台地道教的传承还有投师学道的方式,即认可一般识字的人,或者说那些改土归流和近代学校教育推广后可以识字的土民（普通人）都可以学道,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教的土司上层和外来商人垄断道教的局面,增加了道教的本土化进程。第四章。本章以德保县都安乡收集到的《还嗣启师科》经本和德靖台地壮族道公家庭神龛为分析对象,并以大新县下雷镇土湖社区合龙屯的安神迎花仪式为个案,展示德靖台地壮族道教复杂的神灵系统。从这些经本、神龛和仪式个案看,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神灵既有道教所包括的神灵,另外还有花王圣母、土司神等本土神灵,其中花王圣母在仪式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除了道公本身,一般人并不关注道教的神灵,最重要的还是花王圣母这样,掌握生育功能的神灵。而作为村社屯的“老彝”“阿公”等土司神,又是常祭的对象。可以说,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神灵体现显示出“外客内土”的特征,即表面上是为对外来宗教神灵的崇拜,实际上核心的崇拜对象还是本土神灵。第五章。本章讨论的是基于信仰和对神灵崇拜基础之上的,道公们企图用来实现人和这些神灵体系通沟以祈福禳灾的手段及过程,即道教的科仪及实现方式。德靖台地壮族道教仪式是一个照本宣科的通神御鬼过程,而仪式的实现需要以阴阳交泰为理念基础的秘旨的支撑。道公的秘旨既有汉传道教的基本观念,又结合当地民俗,基于本土知识和认知体系进行重新建构。在笔者观察到的仪式中,按照“照本宣科”的原则,德靖台地不同壮族不同支系的科仪结构是相似的,但是在具体的民俗展演过程中,又呈现也多样性的特点。道公们利用各种法器、文书等通神手段,和最高神和职能神沟通,同时也通过法术驱鬼逐役,道公在请诸神时多自称“臣”。从表面上看,是复制政府官员向朝廷汇报的模式,为“国家仪式在地方层面之延伸”。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照本宣科进行仪式的操演的背后,是本土民俗的展演过程,地方性才是其内核。第六章。本章讨论的是道教对德靖台地壮族民俗和社会的影响,以及道教与麽、末两类原生型民间宗教的关系。道教传入德靖台地后,逐渐成为成为民俗活动的组织者和解释者,道公们具有基层管理人员和宗教仪式专家的双重身份,表现出一定的汉文化色彩,使其起到沟通地方和中央的一个重要的媒介。通过分析道和麽、道和末在信仰观念、仪式手段等方面的异同可以看出,道教和本土宗地教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相互保持各自边界,又相互吸收。道在和麽互动的过程中,逐渐代替了麽的功能,使麽在德靖台地宗教生态中处于劣势,并有被道取代的趋势,也因为如此,道继承了麽的衣钵,使其显示出浓重的本土文化性。道和以女性仪式专家为主体的末之间,则形成相互利用和相互合作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和“男尊女卑”观念相对应的“道有法而末只能言”观念的形成,使得末必须依靠道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末以其女性和口承唱词优势,充当灵媒沟通人和鬼、人和祖先、地方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特点,获得自身独有的宗教地位。这一独有的宗教地位包括:吸引了以女性为主的信众,迎合民众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鬼魂崇拜观念等。由此,末对道形成一种反作用力,使其不能象麽一样,被道所取代,而是维持一种即保持边界,又相互协调合作的状态,从而也使得道不能在德靖台地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
丁俞希[9]（2018）在《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及其效用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水平显着提高,各行业都取得了迅猛发展,但相对而言,农业的发展脚步明显慢了几拍。农村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农民生计、国家发展的基础。虽然近年来政府多次强调农村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三农”问题仍然严重阻碍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作为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手段。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占比显着下降,但农村人口总体数量依然庞大。与城镇人口相比,农村家庭经济主要依赖于个人的体力劳动,农民面临较高的人身风险。然而,由于知识水平的局限,农民对风险认识和把握不准,没有较为有效的风险识别、防范与应对的手段。考虑到农民的实际需求及现实约束,政府试图运用一系列包括新农合、小额人身保险在内的金融手段来解决农民人身风险保障问题,帮助农民减贫脱贫。2016年保监会印发《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为早日实现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应大力发展普惠保险,开发各类保障适度、保费低廉的小额保险产品。各级政府应组织引导城乡居民在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再投保小额人身保险等商业保障产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政府2002年颁布的针对农民医疗保障方面的惠农政策,旨在通过补偿农村户籍人口因疾病导致的高额医疗费用,规避高额医疗开支给其家庭和个人带来的致贫返贫风险。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与城镇的差距逐渐缩小,然而,新农合依然沿用以往的统筹方式,难以符合当代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此外,新农合内生也存在许多弊端,比如,费用报销比例低、可报销药品少以及登记理赔手续繁琐,报销过程中存在很多不规范或者违规操作等。新农合给农民带来的实际效用并未达到预期,因此,农村人身保险市场需要商业保险进行补充。然而,我国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在现有模式下,传统商业保险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2008年6月《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的出台标志着商业保险公司开始开拓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农民的人身风险将得到更高保障。小额人身保险是现阶段主要的金融扶贫手段之一,作为普惠保险的代表,主要针对低收入人群,能使农民以较低的保费获得适度的保障。小额人身保险的出现丰富了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起到了有效的补充。经过近十年的试点运营及推广,小额人身保险己颇具规模,其险种主要包括小额健康保险、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和小额人寿保险。其中,小额健康保险针对新农合不予报销的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医疗费用及新农合报销剩余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偿给付,可在保障程度上对新农合进行有效补充;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和小额定期寿险保障了农民的死亡风险及意外伤害风险,险种范围的扩大有助于弥补新农合只有医疗保障的空缺。因此,无论在保障程度还是保障范围上,小额人身保险都可能并可以对新农合进行补充。本文以小额人身险对新农合的补充为研究的切入点,首先,通过对小额人身保险及新农合各自内涵的界定及现状的梳理总结出新农合发展的困境以及小额人身保险对其补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随后初步分析了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层面。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选取了幸福感这一综合指标来衡量小额人身保险对参合农民的补充效用并进行了投保小额人身保险前后农民幸福感变化的实证分析。因实证样本只能获得2011年及之前的数据,所以,笔者又加入了部分案例分析以进行补充。随后笔者根据上述实证结果进行了补充效用提升的方案设计;最后,综合以上分析得出本文结论并提出建议。全文共七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及述评、本文的研究思路及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对小额人身保险、新农合及效用的内涵进行了概述,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概念及特点。其次阐述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小额人身保险及新农合的发展状况。本章对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及新农合二者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说明,不仅阐述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总体现状,也选取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典型试点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新农合的发展现状,以及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整合趋势及其影响,为后文分析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补充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奠定基础。第四部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与新农合的衔接补充分析。首先,笔者从小额人身保险与新农合的衔接性及小额人身保险各细分险种对新农合的补充性进行了基本思路的梳理,后探讨了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补充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从保障范围、报销流程、经营模式等方面初步分析了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作用。第五部分农村小额人身险对新农合补充效用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民幸福感。该部分为本文实证研究重点部分。通过对参合人员幸福感影响的显着性分析发现新农合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后加入是否投保小额人身保险这一变量,对比得出小额人身保险对参合个体的幸福感提升具有显着效用。此外,笔者选取了部分试点省市的具体案例进行了分析,更进一步体现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效用。第六部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补充效用提升的初步方案及约束条件。该部分基于产品设计、产品销售和产品售后的基本思路,进行了小额人身保险与新农合结合的投保组合设计。然后,以具体的产品组合方案分析了小额人身保险如何体现对新农合的补充效用,为农民提供较为优化的组合选择。最后,本章就补充方案实施的约束条件进行了论述。第七部分结论及政策建议。综合全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新农合的发展面临一定困境,因此发挥小额人身保险的补充作用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小额人身保险在保障范围的扩大、健康状况改善等方面可对新农合进行较好补充,显着提高农民幸福感。最后,就小额人身保险发挥补充效用的约束条件本文提出了相关建议。总的来说,本文可能的创新有三点:第一,本文尝试以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并拓展了层次和范围。目前对于小额人身保险及新农合的研究相对独立且分散,有关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文章也未具体到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层面。而且,一般认为,只有小额健康保险可以对新农合进行补充,但笔者通过文献查阅及调研,发现并认为,新农合仅有小额健康险的补充存在局限性。因而,本文尝试进行创新,针对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层次和范围进行拓展,即在小额健康险基础上加入了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和小额定期寿险等小额人身保险险种对新农合进行补充,并围绕其进行了理论及实证研究。本文研究认为在新农合基础上,小额健康保险、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小额寿险等小额人身保险险种对农民的人身风险保障均能发挥显着的补充效用。因此,本文的研究选题及内容具有创新性。第二,本文尝试选取了农民幸福感指标进行综合分析,避免了以往新农合实施效果研究只注重于健康和医疗水平层面,而忽视了农民综合满意度的局限,并在加入投保小额人身保险这一变量后,通过实证分析对比得出小额人身保险对参合主体幸福感提升具有显着效用。这也是本文实证研究的一大亮点。第三,本文结合国内市场上现有的小额人身保险产品,根据其与新农合各自特点进行了产品组合方案的初步设计,并分析了各组合的补充效用,对保险公司业务开展、农民产品购买、政府引导市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实证部分将是否购买小额人身保险作为变量因子,但由于小额人身保险的试点数据多是中国人寿等少数开展小额人身保险业务公司的内部数据,难以获得较为全面的资料。因此,本文利用可获得数据,以“购买低保费商业医疗保险”指标替代“购买小额人身保险”指标对参合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性进行实证分析。第二,由于CHNS官方到目前为止尚未公布2011年以后的调查数据,且尚无其他官方更新数据可用,本文暂且使用2011、2009、2006最新三年的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日后若有相关数据更新,笔者将进行相关数据的跟踪研究。
冯志峰[10]（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二、福建省1987～1999年城乡居民意外死亡原因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福建省1987～1999年城乡居民意外死亡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近四十年来我国消化系统癌症的发病状况及其危险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及重点 |
| 四、数据来源及文献利用说明 |
| 五、研究方法 |
| 六、概念界定 |
| 七、消化系统癌症发展分期说明 |
| 第一章 头十年我国消化系统癌症发病状况概述 |
| 第一节 发病率及频次分析 |
| 一、发病率分析 |
| 二、频次分析 |
| 第二节 高发病种高发地区分析 |
| 一、高发病种地域分析 |
| 二、高发病种城乡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高发人群分析 |
| 一、年龄分析 |
| 二、性别分析 |
| 第四节 高发病种危险因素分析 |
| 一、肝癌危险因素分析 |
| 二、胃癌危险因素分析 |
| 三、食管癌危险因素分析 |
| 第二章 中期二十年我国消化系统癌症发病状况概述 |
| 第一节 发病率及频次分析 |
| 一、发病率分析 |
| 二、频次分析 |
| 第二节 高发病种高发地区分析 |
| 一、高发病种地域分析 |
| 二、高发病种城乡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高发人群分析 |
| 一、年龄分析 |
| 二、性别分析 |
| 第四节 高发病种危险因素分析 |
| 一、胃癌危险因素分析 |
| 二、食管癌危险因素分析 |
| 三、肝癌危险因素分析 |
| 第三章 近十年我国消化系统癌症发病状况概述 |
| 第一节 发病率及频次分析 |
| 一、发病率分析 |
| 二、频次分析 |
| 第二节 高发病种高发地区分析 |
| 一、高发病种地域分析 |
| 二、高发病种城乡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高发人群分析 |
| 一、年龄分析 |
| 二、性别分析 |
| 第四节 高发病种危险因素分析 |
| 一、胃癌危险因素分析 |
| 二、食管癌危险因素分析 |
| 三、肝癌危险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近四十年来我国消化系统高发癌症发病状况分析 |
| 第一节 食管癌发病状况分析 |
| 一、发病率、频次分析 |
| 二、地域分析 |
| 三、人群分析 |
| 第二节 胃癌发病状况分析 |
| 一、发病率、频次分析 |
| 二、地域分析 |
| 三、人群分析 |
| 第三节 肝癌发病状况分析 |
| 一、发病率、频次分析 |
| 二、地域分析 |
| 三、人群分析 |
| 第四节 消化系统高发癌症发病状况总结 |
| 一、消化系统癌症高发病种 |
| 二、消化系统高发癌症的高发地区 |
| 三、消化系统高发癌症的高危人群 |
| 第五章 近四十年来我国消化系统高发癌症危险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食管癌危险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胃癌危险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肝癌危险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消化系统高发癌症危险因素总结 |
|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消化系统癌症的发病状况及危险因素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河北省部分地区居民脑卒中死亡状况及减寿年数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资料研究 |
| 1.1 资料与方法 |
| 1.1.1 资料来源 |
| 1.1.2 资料收集 |
| 1.1.3 死亡分析指标的计算 |
| 1.1.4 统计分析 |
| 1.1.5 质量控制 |
| 1.2 结果 |
| 1.2.1 脑卒中死亡基本情况 |
| 1.2.2 死亡人群一般情况 |
| 1.2.3 各类脑卒中死亡情况 |
| 1.2.4 脑卒中死亡城乡分布情况 |
| 1.2.5 各年龄组脑卒中死亡情况 |
| 1.2.6 期望寿命和去脑卒中期望寿命 |
| 1.2.7 去各类脑卒中期望寿命 |
| 1.2.8 城乡期望寿命和去脑卒中期望寿命 |
| 1.2.9 潜在寿命损失情况 |
| 1.2.10 潜在工作寿命损失情况 |
| 1.3 讨论 |
| 1.3.1 脑卒中死亡状况 |
| 1.3.2 河北省部分地区期望寿命和去脑卒中期望寿命 |
| 1.3.3 河北省部分地区潜在寿命损失情况 |
| 1.3.4 河北省部分地区潜在工作寿命损失情况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第2章 综述 脑卒中死亡现状及其寿命损失的相关研究进展 |
| 2.1 脑卒中流行现状 |
| 2.1.1 国外对脑卒中死亡的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对脑卒中死亡的相关研究 |
| 2.2 期望寿命的相关研究 |
| 2.2.1 国外对期望寿命的相关研究 |
| 2.2.2 国内期望寿命的相关研究 |
| 2.3 潜在寿命损失和潜在工作损失的相关研究 |
| 2.3.1 国外对YPLL和WYPLL的相关研究 |
| 2.3.2 国内对YPLL和WYPLL的相关研究 |
| 2.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3）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和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及目的 |
| 第一章 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概况 |
| 第一节 音乐故事的类型简目 |
| 一、音乐创制类 |
| 二、音乐传承类 |
| 三、音乐表演类 |
| 四、音乐风俗类 |
| 第二节 复合类型的连缀规则 |
| 一、连缀结构的四种形态 |
| 二、连缀形态的逻辑关系 |
| 三、连缀组频和类型属性 |
| 第三节 叙事母题的异类融合 |
| 一、宝物与妙音 |
| 二、禁忌与沉默 |
| 三、乐人与智者 |
| 第四节 故事类型的三维结构 |
| 一、功能、行动元和符号矩阵 |
| 二、212个型式结构 |
| 三、结构的意义 |
| 第二章 民间音乐故事中的音乐观念 |
| 第一节 音乐认知:乐感的要素 |
| 一、时空:感官的形式 |
| 二、数字:有限代无限 |
| 三、联觉:五感的相通 |
| 第二节 音乐审美:情感的复调 |
| 一、心象:人化的自然 |
| 二、悲欢:合情的奏听 |
| 三、共鸣:主体间对话 |
| 第三节 音乐伦理:理欲的扬弃 |
| 一、自发:为人欲而音乐 |
| 二、自觉:为社会而音乐 |
| 三、自由:为音乐而音乐 |
| 第四节 音乐信仰:神圣的话语 |
| 一、孕世:乐风贯生息 |
| 二、通天:天道和天意 |
| 三、升仙:乘乐往永生 |
| 第三章 民间音乐故事的文化阐释 |
| 第一节 音乐创制:多维的融通 |
| 一、创制环境:农耕与游牧 |
| 二、创制人物:乐者无贵贱 |
| 三、创制动机:生存与生活 |
| 四、创制结果:乐归于民众 |
| 第二节 音乐传承:变动的秩序 |
| 一、行业秩序:师徒义与同行利 |
| 二、表演秩序:守正统和翻花样 |
| 三、社会秩序:天下平与美名扬 |
| 第三节 音乐表演:真与善归美 |
| 一、真:以情达意 |
| 二、善:由情生益 |
| 三、美:唯情而已 |
| 第四节 音乐风俗:权力的声麦 |
| 一、认同:权力的话语 |
| 二、权力:歌颂的对象 |
| 三、音乐:至高的权柄 |
| 第四章 民间音乐故事的构建机制 |
| 第一节 乐人形象的互文层累 |
| 一、乐人形象的四重阶段 |
| 二、乐人形象的互文叙事 |
| 三、乐人形象的历时层累 |
| 第二节 空间区隔与地方认同 |
| 一、故事类型的分布圈层 |
| 二、故事异文的空间弥散 |
| 三、故事情节的地方想象 |
| 第三节 英雄制乐与族群塑形 |
| 一、族群英雄的分工制乐 |
| 二、族群分界与英雄选择 |
| 三、族群形象的音乐基调 |
| 第四节 口承主体的表演视域 |
| 一、讲述者的性别分界 |
| 二、讲述者的个人阅历 |
| 三、讲述者的地域视角 |
| 第五章 民间音乐故事的转化应用 |
| 第一节 知音名片:故里之争与记忆重构 |
| 一、知音景观的记忆再造 |
| 二、品牌博弈的记忆分据 |
| 三、制衡发展与记忆共建 |
| 第二节 乡愁作曲:齐·宝力高与《苏和的白马》 |
| 一、草原家国:乡愁的过去式 |
| 二、曲式结构:乡愁的现在式 |
| 三、现场互动:乡愁的进行式 |
| 四、传统再造:乡愁的未来式 |
| 第三节 寓教于乐:《伯牙鼓琴》和《月光曲》的教学实践 |
| 一、民与士:课文的来源 |
| 二、古和今:教学的策略 |
| 三、学与乐:问卷的分析 |
| 四、伪与诚:社会的反响 |
| 第四节 行会凝聚:闽西傀儡戏的田公信俗 |
| 一、两派唱腔的田公传说 |
| 二、庙宇戏偶的互文叙事 |
| 三、田公会及行业规约 |
| 四、诞辰仪式与行会共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民间音乐故事类型(212个) |
| 一、音乐创制类(1-4系列) |
| 二、音乐传承类(5-8系列) |
| 三、音乐表演类(9-17系列) |
| 四、音乐风俗类(18-20系列) |
| 附录二 《伯牙鼓琴》和《月光曲》教学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 |
（4）辽宁省彰武和凤城农村地区2009～2018年伤害死亡特征和疾病负担趋势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1 前言 |
| 2 研究资料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的来源 |
| 2.2 资料收集 |
| 2.3 疾病的分类及标准人口 |
| 2.4 数据的处理和资料分析 |
| 2.4.1 死亡率及相关指标的计算 |
| 2.4.2 期望寿命计算 |
| 2.4.3 早死所致疾病负担指标计算 |
| 2.4.4 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APC)计算 |
| 2.4.5 统计学分析 |
| 3 结果 |
| 3.1 人口学情况 |
| 3.2 疾病死因顺位情况 |
| 3.3 伤害死亡情况 |
| 3.3.1 不同性别伤害死亡变化情况 |
| 3.3.2 不同年龄伤害死亡变化情况 |
| 3.3.3 不同地区伤害死亡变化情况 |
| 3.3.4 五种主要伤害类型死因顺位及死亡率情况 |
| 3.3.4.1 交通事故死亡情况 |
| 3.3.4.2 跌落死亡情况 |
| 3.3.4.3 中毒死亡情况 |
| 3.3.4.4 溺水死亡情况 |
| 3.3.4.5 自杀死亡情况 |
| 3.4 期望寿命情况 |
| 3.5 伤害早死所致寿命损失年(YLL)情况 |
| 3.5.1 不同性别伤害的YLL情况 |
| 3.5.2 五种主要伤害类型的YLL情况 |
| 3.5.2.1 交通事故的YLL情况 |
| 3.5.2.2 跌落的YLL情况 |
| 3.5.2.3 中毒的YLL情况 |
| 3.5.2.4 溺水的YLL情况 |
| 3.5.2.5 溺水的YLL情况 |
| 3.6 伤害死亡和早死所致寿命损失的预测 |
| 4 讨论 |
| 4.1 一般情况 |
| 4.2 农村地区伤害死亡及早死所致寿命损失情况 |
| 4.2.1 不同年份、性别的比较 |
| 4.2.2 不同年龄比较 |
| 4.2.3 不同地区比较 |
| 4.3 五种主要伤害类型死亡及早死所致寿命损失情况 |
| 4.3.1 交通事故 |
| 4.3.2 跌落 |
| 4.3.3 中毒 |
| 4.3.4 溺水 |
| 4.3.5 自杀 |
| 4.4 农村地区期望寿命情况 |
| 4.5 农村地区伤害的死亡及早死所致寿命损失预测情况 |
| 4.6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5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实践报告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我国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目的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目的 |
| 1.2 选题的价值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应用价值 |
| 1.3 文献综述 |
| 1.4 本文的写作思路 |
| 1.4.1 逻辑思路 |
| 1.4.2 基本结构 |
| 1.5 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分析工具 |
| 1.6 难点、创新与不足 |
| 1.6.1 本文的难点 |
| 1.6.2 本文的创新 |
| 1.6.3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的法律解析 |
| 2.1 失独家庭的界定 |
| 2.1.1 失独家庭的基本概念 |
| 2.1.2 失独家庭的认定标准 |
| 2.2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责任性质分析 |
| 2.2.1 社会救助说 |
| 2.2.2 社会补偿说 |
| 2.2.3 综合说 |
| 2.3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权法律要素分析 |
| 2.3.1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 |
| 2.3.2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权的义务主体 |
| 2.3.3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权的权利内容 |
| 2.4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的社会法依据 |
| 2.4.1 社会弱势群体理论 |
| 2.4.2 四维视角下的精准救助理论 |
| 2.4.3 社会补偿视域下的特别牺牲理论 |
| 第3章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型建构 |
| 3.1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内容综合模式 |
| 3.1.1 社会保障制度内容构成分析 |
| 3.1.2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权利需求分析 |
| 3.1.3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内容模式选择分析 |
| 3.2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模式 |
| 3.2.1 社会保障水平分析 |
| 3.2.2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模式选择分析 |
| 3.3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模式 |
| 3.3.1 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模式与法律模式 |
| 3.3.2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模式选择分析 |
| 第4章 我国现行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分析 |
| 4.1 我国现行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考察 |
| 4.1.1 我国现行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的文本分析 |
| 4.1.2 我国现行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证考察 |
| 4.2 我国现行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不足 |
| 4.2.1 立法方面存在的不足 |
| 4.2.2 经济补偿制度不完善 |
| 4.2.3 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 |
| 4.2.4 专项救助制度有缺失 |
| 4.2.5 保障主体单一 |
| 第5章 我国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 |
| 5.1 明确失独家庭社会保障的原则及立法位阶 |
| 5.1.1 原则 |
| 5.1.2 立法位阶 |
| 5.2 完善失独家庭社会补偿制度 |
| 5.2.1 补偿标准 |
| 5.2.2 资金来源 |
| 5.2.3 给付程序 |
| 5.2.4 管理机关 |
| 5.3 完善失独家庭养老保障制度 |
| 5.3.1 失独家庭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分析 |
| 5.3.2 失独家庭集中互助养老模式 |
| 5.3.3 失独家庭社区养老模式 |
| 5.4 完善失独家庭专项救助制度 |
| 5.4.1 心理救助制度 |
| 5.4.2 医疗救助制度 |
| 5.4.3 司法救助制度 |
| 5.5 完善慈善组织参与失独家庭社会保障促进制度 |
| 5.5.1 改革登记管理制度,降低准入门槛 |
| 5.5.2 加强内部建设,提升治理能力 |
| 5.5.3 采取多种措施,激励慈善组织开展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项目 |
| 结语 |
| 附录：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基于资源与需求的浙北乡村社区老年服务体系营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楔入 |
| 1.1.1 缘起:乡村人口老龄化现象 |
| 1.1.2 现状:乡村养老问题的聚焦 |
| 1.1.2.1. 历史背景 |
| 1.1.2.2. 政策环境 |
| 1.1.2.3. 建设实践 |
| 1.1.3 契机:转型期中的乡村与养老建设 |
| 1.1.3.1. 转型期中的乡村建设 |
| 1.1.3.2. 转型期中的养老建设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乡村老年问题研究动向 |
| 1.2.1.1.乡村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前提与方法 |
| 1.2.1.2. 乡村老龄化问题的表现形式探究 |
| 1.2.1.3. 在地养老模式及其理论研究 |
| 1.2.1.4. 老年友好社区规划及其理论研究 |
| 1.2.2 国内乡村老年问题研究动向 |
| 1.2.2.1. 乡村老年设施建设问题与设计研究 |
| 1.2.2.2. 乡村养老服务需求及服务提供研究 |
| 1.2.2.3. 乡村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征研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进展小结 |
| 1.2.3.1. 国外文献——观念与方法 |
| 1.2.3.2. 国内文献——现状与趋势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搭建、充实与延伸 |
| 1.3.2 从问题出发的策略架构 |
| 1.4 研究定位与内容 |
| 1.4.1 研究定位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重点概念界定区分 |
| 1.5.1 浙北地区 |
| 1.5.2 农(乡)村与农(乡)村社区 |
| 1.5.3 老年人与乡村老年人 |
| 1.5.4 老年服务体系与老年建设 |
| 1.6 研究思路方法及技术路径 |
| 1.6.1 文献调查与综合假设 |
| 1.6.2 田野调查与在地实践 |
| 1.6.3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
| 1.6.4 学科交叉与理论联动 |
| 1.7 研究框架 |
| 1.7.1 章节内容 |
| 1.7.2 论文结构 |
| 2. 乡村老年建设的内外驱动力探究 |
| 2.1 现象中的问题:乡村老年相关设施发展历程与现状 |
| 2.1.1 乡村敬老院/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
| 2.1.2 乡村“星光老年之家” |
| 2.1.3 乡村互助幸福院 |
| 2.1.4 乡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 |
| 2.1.5 老年活动室/老年活动中心 |
| 2.1.6 乡村医养结合日间照料中心 |
| 2.1.7 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 2.2 从现象到动力:乡村老年建设提升驱动力的提出 |
| 2.2.1 建成环境中的问题归因 |
| 2.2.1.1. 规划重叠与疏离的问题增生 |
| 2.2.1.2. 功能闲置与缺失的矛盾并进 |
| 2.2.1.3. 服务来源与责任的被动转移 |
| 2.2.1.4. 运营支持与建设的恶性循环 |
| 2.2.2 问题发酵中的动力催生 |
| 2.3 外在驱动力——待利用的资源 |
| 2.3.1 “乡村养老资源”的前提与概念 |
| 2.3.1.1. 提出前提 |
| 2.3.1.2. “乡村养老资源”的基本概念 |
| 2.3.2 “乡村养老资源”的内容探索 |
| 2.3.2.1. 经济资源 |
| 2.3.2.2. 服务资源 |
| 2.3.2.3. 精神资源 |
| 2.3.2.4. 建设资源 |
| 2.4 内在驱动力——待满足的需求 |
| 2.4.1 “乡村老人需求”的前提与概念 |
| 2.4.1.1. 提出前提 |
| 2.4.1.2. “乡村老人需求”的基本概念 |
| 2.4.2 “乡村老人需求”的特征认知 |
| 2.4.2.1. 普遍性与特殊性 |
| 2.4.2.2. 动态性与多样性 |
| 2.4.2.3. 当下性与未来性 |
| 2.5 本章小结 |
| 3. 系统耦合:乡村老年服务体系机制解读 |
| 3.1 乡村养老“模式”:社会环境限定的资源供需框架 |
| 3.1.1 乡村养老模式的发展脉络 |
| 3.1.1.1. 集体化前的自发组织期(1949-1953) |
| 3.1.1.2. 集体化进程中的集体福利事业增长与衰退期(1954-1977) |
| 3.1.1.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的重生发展期(1978-2008) |
| 3.1.1.4.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倡导下的多元探索期(2009-) |
| 3.1.2 乡村养老模式的内涵动因 |
| 3.2 乡村老年“服务”:资源供需流动的具体组织形式 |
| 3.2.1 乡村公共服务整体发展脉络 |
| 3.2.1.1. 集体化前的自发组织期(1949-1953) |
| 3.2.1.2. “社”制度下的二元结构形成期(1954-1977) |
| 3.2.1.3. “村委会”制度下的二元结构加剧期(1978-2001) |
| 3.2.1.4. “村社区”制度下的二元结构破除期(2002-) |
| 3.2.2 乡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脉络 |
| 3.2.2.1. 以窄范围集体供养为主的社会养老服务(1949-1977) |
| 3.2.2.2. 以机构附带服务为主的社会养老服务(1978-2007) |
| 3.2.2.3. 强化服务内容和质量的社会养老服务(2008-) |
| 3.2.3 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脉络 |
| 3.2.3.1. 早期互助合作医疗(1949-1953) |
| 3.2.3.2.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探索和归整(1954-1959) |
| 3.2.3.3. 由赤脚医生领头的农村合作医疗波动期(1960-1989) |
| 3.2.3.4. 农村合作医疗探索与恢复期(1990-2008) |
| 3.2.3.5. 体系化、均等化、医养结合(2009-) |
| 3.2.4 乡村老年服务的内涵动因 |
| 3.3 乡村老年“设施”:资源接收终端的实体表现 |
| 3.4 乡村老年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归纳:从模式、服务到设施 |
| 3.5 本章小结 |
| 4. 路径深化:乡村老年服务设施要求探究 |
| 4.1 研究方法与过程 |
| 4.1.1 学科方法支撑 |
| 4.1.1.1. 环境行为与建筑计划学理论 |
| 4.1.1.2. 社会调查与统计量化方法 |
| 4.1.2 研究对象选择 |
| 4.1.3 整体研究框架 |
| 4.1.3.1. “人”线索的调查研究过程 |
| 4.1.3.2. “空间”线索的调查研究过程 |
| 4.1.4 调研基本情况 |
| 4.2 基于人群特性的服务内容探索 |
| 4.2.1 基本人群信息 |
| 4.2.2 主观需求特征 |
| 4.2.2.1. 中高乡村性乡村老年人主观需求特征 |
| 4.2.2.2. 中低乡村性乡村老年人主观需求特征 |
| 4.2.2.3. 主观需求特征总结与探索 |
| 4.2.3 日常生活规律 |
| 4.2.3.1. 中高乡村性乡村老年人日常生活规律 |
| 4.2.3.2. 中低乡村性乡村老年人日常生活规律 |
| 4.2.3.3. 日常生活规律总结与探索 |
| 4.2.4 人群与需求指导下的服务内容模块 |
| 4.2.4.1. 服务内容的分化与整合 |
| 4.2.4.2. 服务提供的分时与针对 |
| 4.3 基于使用方式的空间取向探索 |
| 4.3.1 公共设施内的行为特征 |
| 4.3.1.1. “全时段”型与“分时段”型设施 |
| 4.3.1.2. 设施行为平面与空间解读 |
| 4.3.1.3. 行为与设施空间的关联性 |
| 4.3.2 村域空间中的行为特征 |
| 4.3.2.1. 村域行为平面与空间解读 |
| 4.3.2.2. 聚集群体规模和活动特性 |
| 4.3.2.3. “功能性聚集”与“场所性聚集” |
| 4.3.2.4. 聚集行为发生的空间特征 |
| 4.3.3 行为与偏好指导下的空间设计导向 |
| 4.3.3.1. 空间异用现象的追因与避免 |
| 4.3.3.2. 基于行为与偏好的设计探索 |
| 4.4 本章小结 |
| 5. 乡村老年服务体系与设施营建策略 |
| 5.1 既有乡村老年建设体系架构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5.1.1 既有理论参考 |
| 5.1.1.1. 老年相关学科 |
| 5.1.1.2. 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论 |
| 5.1.1.3. 精明增长理论 |
| 5.1.2 既有实践借鉴 |
| 5.1.2.1. 老年持续照护观念的落地 |
| 5.1.2.2. 资源统合的居家养老体系 |
| 5.1.2.3. 自宅与开放化的养老动向 |
| 5.2 基于机制与驱动力的老年服务内容体系 |
| 5.2.1 原则与方向 |
| 5.2.1.1. 立足实际,夯实基础 |
| 5.2.1.2. 多元并举,服务当先 |
| 5.2.1.3. 结构转变,针对高效 |
| 5.2.1.4. 整体支持,全局考虑 |
| 5.2.2 目标与内容 |
| 5.2.2.1. 宏观:依赖政策体系的养老模式构想 |
| 5.2.2.2. 中观:构成运行系统的服务组织与社区规划 |
| 5.2.2.3. 微观:作为终端表现的设施与空间设计 |
| 5.3 基于上下统筹的乡村养老模式政策支持 |
| 5.3.1 乡村养老模式内涵解读 |
| 5.3.2 乡村养老模式政策支持 |
| 5.3.2.1. 经济——“自身发展”“外界助力” |
| 5.3.2.2. 保障——“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
| 5.3.2.3. 体制——“对地”“对人” |
| 5.3.2.4. 文化——“释放”“联系”“参与” |
| 5.4 基于资源分配的乡村老年服务组织形式架构 |
| 5.4.1 乡村老年服务组织形式架构内容 |
| 5.4.2 乡村老年服务内容要求 |
| 5.4.2.1. “多类型”老年服务需求探索 |
| 5.4.2.2. “多方面”养老服务资源整合 |
| 5.4.2.3. “多元化”服务主体相互支撑 |
| 5.4.3 乡村老年服务组织架构 |
| 5.4.3.1. 乡村社区组织形式解读 |
| 5.4.3.2. 乡村老年服务组织导入 |
| 5.5 基于要素统合的乡村老年设施规划定位 |
| 5.5.1 扩大定义——以村域为范围进行整体考虑 |
| 5.5.1.1. 资源认识 |
| 5.5.1.2. 状态评估 |
| 5.5.2 物尽其用——将老年设施视作公共设施的针对性补充 |
| 5.5.3 整体提升——营造老年宜居的乡村社区 |
| 5.5.3.1. 资源整合化 |
| 5.5.3.2. 环境适老化 |
| 5.6 基于使用者的乡村老年空间化设计策略 |
| 5.6.1 恰居其位——确定老年设施的定义与定位 |
| 5.6.2 适得其所——确定乡村环境系统中的老年设施的选址原则 |
| 5.6.3 内部统合——基于功能模块的设施布局 |
| 5.6.3.1. “老年日间中心” |
| 5.6.3.2. “老年协养中心” |
| 5.6.3.3. “共融生活社区” |
| 5.6.4 针对设计——基于空间偏好的细部设计 |
| 5.6.4.1. 基础:安全性 |
| 5.6.4.2. 提升:偏好点 |
| 5.6.4.3. 修正:经济性 |
| 5.7 本章小结 |
| 6. “资源—要求—支持体系”匹配的实践探索 |
| 6.1 村庄概况 |
| 6.1.1 基本信息 |
| 6.1.1.1. 村庄基本情况 |
| 6.1.1.2. 产业发展情况 |
| 6.1.1.3. 村落建设情况 |
| 6.1.2 现状调查 |
| 6.1.2.1. 养老资源分析 |
| 6.1.2.2. 养老要求分析 |
| 6.2 设计策略 |
| 6.2.1 规划原则 |
| 6.2.2 策略思路 |
| 6.2.2.1. 老年支持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 |
| 6.2.2.2. 老年设施与现有资源相互匹配 |
| 6.2.3 空间布局 |
| 6.2.4 设施设计 |
| 6.2.4.1. 入口公共设施组团改造 |
| 6.2.4.2. 老年日间活动据点改造 |
| 6.2.4.3. 沿河全龄社区走廊设计 |
| 6.2.5 环境提升 |
| 7. 结语 |
| 7.1 本研究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7.2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科研成果 |
（7）中日城市化质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1章 文献综述及评析 |
| 1.1 城市化研究文献综述 |
| 1.1.1 国外城市化研究综述 |
| 1.1.2 国内城市化研究综述 |
| 1.1.3 文献评析 |
| 1.2 城市化质量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城市化质量研究综述 |
| 1.2.2 我国城市化质量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评析 |
| 第2章 理论回顾、概念界定及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城市功能相关理论回顾 |
| 2.1.1 城市功能演进理论 |
| 2.1.2 城市功能协调发展理论 |
| 2.1.3 城市功能界定及内涵的综述 |
| 2.2 城市化理论中相关概念界定及其内涵 |
| 2.2.1 城市的涵义 |
| 2.2.2 城市化的涵义 |
| 2.2.3 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度量 |
| 2.2.4 本文对城市功能、城市化质量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3 中日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方式 |
| 2.3.3 评价体系指标选取 |
| 2.3.4 评价体系中指标权重的确定 |
| 2.4 本文数据处理 |
| 2.4.1 缺失数据处理方法 |
| 2.4.2 中日城市化质量比较研究指标数据汇总 |
| 2.4.3 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
| 2.5 中日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数计算结果 |
| 第3章 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及发展质量 |
| 3.1 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评述 |
| 3.1.1 城市化起步阶段(1840年—1949年) |
| 3.1.2 城市化稳步发展阶段(1949年—1957年) |
| 3.1.3 城市化较大波动阶段(1958年—1965年) |
| 3.1.4 城市化发展停滞阶段(1966年—1978年) |
| 3.1.5 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1979年—1991年) |
| 3.1.6 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4年) |
| 3.2 1985-2014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 |
| 3.2.1 中国城市化质量与城市化率的对比分析 |
| 3.2.2 中国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一级指标的对比分析 |
| 3.2.3 中国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二级指标的对比分析 |
| 3.2.4 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的综合分析 |
| 3.3 中国城市化水平及城市化质量的演变与中国城市病的出现 |
| 3.3.1 城市环境问题 |
| 3.3.2 城市拥挤问题 |
| 3.3.3 城市安全问题 |
| 3.3.4 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 |
| 3.3.5 城市化理念落后 |
| 3.3.6 城市贫困人口与失业 |
| 第4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阶段及发展质量 |
| 4.1 日本城市化发展阶段评述 |
| 4.1.1 第一阶段(1868-1920年):城市化起步阶段 |
| 4.1.2 第二阶段(1920-1950年):城市化缓慢发展阶段 |
| 4.1.3 第三阶段(1950-1977年):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 |
| 4.1.4 第四阶段(1977年至今):城市化的成熟和再城市化阶段 |
| 4.2 1985-2014日本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 |
| 4.2.1 日本城市化质量与城市化水平的对比分析 |
| 4.2.2 日本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一级指标的对比分析 |
| 4.2.3 日本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二级指标的对比分析 |
| 4.2.4 日本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的综合分析 |
| 4.3 日本城市病的出现及解决措施 |
| 4.3.1 城市土地问题 |
| 4.3.2 城市住房问题 |
| 4.3.3 城市环境问题 |
| 4.3.4 城市交通问题 |
| 4.3.5 空间不均衡问题 |
| 4.3.6 历史环境保护问题 |
| 第5章 日本城市化质量与中国城市化质量的对比分析 |
| 5.1 中日城市化质量综合性对比分析 |
| 5.1.1 中日城市化水平对比分析 |
| 5.1.2 中日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对比 |
| 5.2 中日城市化质量中城市功能的对比分析 |
| 5.2.1 中日城市生产功能方面指标的对比分析 |
| 5.2.2 中日城市就业功能方面指标的对比分析 |
| 5.2.3 中日城市消费功能方面指标的对比分析 |
| 5.2.4 中日城市教育文化功能方面指标的对比分析 |
| 5.2.5 中日城市医疗功能方面指标的对比分析 |
| 5.2.6 中日城市保障功能方面指标的对比分析 |
| 5.2.7 中日城市治安功能方面指标的对比分析 |
| 5.2.8 中日城市基础设施方面指标的对比分析 |
| 5.3 结论 |
| 第6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及城市化质量对我国的启示 |
| 6.1 高质量的城市功能 |
| 6.2 高速发展的工业化 |
| 6.3 紧跟城市发展的交通 |
| 6.4 对环境管理的重视 |
| 6.5 全方位的国民教育 |
| 6.6 人性化的住房保障政策 |
| 6.7 适度的政府调控 |
| 6.8 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 |
| 第7章 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 |
| 7.1 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
| 7.1.1 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路径 |
| 7.1.2 中小城镇高质量城市化的路径 |
| 7.1.3 大城市低密度郊区化的城市化路径 |
| 7.1.4 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市化路径 |
| 7.2 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
| 7.2.1 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化质量的核心 |
| 7.2.2 合理的城市化规划——提升城市化质量的前提 |
| 7.2.3 城市及城乡的均衡协调发展——提升城市化质量的关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外客内土 ——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五、本文突破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边缘与多元——作为壮族文化单元的德靖台地 |
| 第一节 地理边缘 |
| 第二节 政治边缘 |
| 一、羁縻州县时代 |
| 二、土司统治时期 |
| 三、改土归流之后 |
| 第三节 聚峒而居 |
| 一、族群分布 |
| 二、生计方式 |
| 三、风俗习惯 |
| 第四节 多元宗教 |
| 一、末 |
| 二、麽 |
| 三、经 |
| 四、其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王化与逆王化——道教在德靖台地壮族社会中的传播 |
| 第一节 地方史志资料中的道教 |
| 一、神仙道教 |
| 二、宫观道教 |
| 三、民俗道教 |
| 第二节 口传资料中的道教 |
| 一、黄九霄 |
| 二、李将法师 |
| 三、道公庙的传说 |
| 第三节 传播原因分析 |
| 一、改土归流后的王化措施 |
| 二、外来移民影响 |
| 三、原有宗教的道教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祖学道与投师学道——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的传承与组织 |
| 第一节 谁可以成为道公 |
| 一、为什么要做道公 |
| 二、成为道公的基本条件 |
| 三、成为道公的其他条件 |
| 第二节 如何成为道公 |
| 一、提袋徒弟 |
| 二、披服受戒 |
| 三、戒律与禁忌 |
| 四、开酒(开师酒) |
| 五、道公组织 |
| 第三节 受戒仪式个案 |
| 一、仪式相关背景 |
| 二、仪式准备 |
| 三、仪式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道教神与本土神——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神灵系统 |
| 第一节 《还嗣启师科》体现道教的神灵系统 |
| 一、《还嗣启师科》中的神目 |
| 二、神灵体系分析 |
| 第二节 从道公家庭的神龛看其神灵系统 |
| 一、壮族聚居区道公家庭神龛列举 |
| 二、道公家庭神龛神灵体系分析 |
| 第三节 仪式中复杂的神目: 迎花安神个案 |
| 一、仪式相关背景 |
| 二、仪式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官方仪式的展演和地方民俗实践——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科仪 |
| 第一节 仪式过程 |
| 一、仪式准备 |
| 二、仪式的构成与程序 |
| 第二节 仪式理论基础:秘法 |
| 一、《灵宝秘旨》个案 |
| 二、“阴阳交泰” |
| 三、秘法中的本土知识 |
| 第三节 仪式手段:法术 |
| 一、通神法 |
| 二、御鬼术 |
| 第四节 经本和文书 |
| 一、经本 |
| 二、仪式文书 |
| 第五节 做斋仪式个案 |
| 一、仪式背景 |
| 二、仪式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协商与融合——道教与原生型民间宗教互动 |
| 第一节 道教与德靖台地壮族社会 |
| 一、以主持仪式的方式参与民俗活动 |
| 二、作为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
| 第二节 道与麽 |
| 一、德靖台地的麽 |
| 二、道经中的麽元素与麽经中的道元素 |
| 三、从道麽共坛、道兼麽到道替麽 |
| 第三节 道与末 |
| 一、德靖台地的末 |
| 二、道与末的区别 |
| 三、道与末的互动 |
| 第四节 乜娲“踢娲”[ThEK7Ve1]仪式个案 |
| 一、仪式背景 |
| 二、仪式过程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2007年起与博士论文相关的田野调查记录表 |
| 参考文献 |
| 在读间科研成果表 |
| 在校期间获奖情况 |
| 致谢 |
（9）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及其效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研究综述 |
| 0.2.1 新农合实施效果的研究现状 |
| 0.2.2 小额人身保险的研究现状 |
| 0.2.3 两者关系的研究现状 |
| 0.2.4 对现有研究文献的简要评述 |
| 0.3 研究方法 |
| 0.3.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0.3.2 比较分析法 |
| 0.4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0.5 创新与不足 |
| 0.5.1 论文的创新点 |
| 0.5.2 论文的不足 |
| 1.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1.1 小额人身保险的内涵 |
| 1.1.1 小额人身保险的概念 |
| 1.1.2 小额人身保险的特征 |
| 1.1.3 小额人身保险的险种 |
| 1.2 新农合的内涵 |
| 1.2.1 新农合的概念 |
| 1.2.2 新农合的特征 |
| 1.3 效用的内涵 |
| 1.3.1 效用的概念 |
| 1.3.2 效用的一般衡量方法 |
| 1.4 小额人身保险及新农合的相关理论基础 |
| 1.4.1 金字塔底层市场理论 |
| 1.4.2 普惠金融理论 |
| 1.4.3 利基策略理论 |
| 2. 小额人身保险及新农合的发展状况 |
| 2.1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发展现状:基于试点的分析 |
| 2.1.1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总体发展现状 |
| 2.1.2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典型试点情况 |
| 2.2 新农合的发展现状及其整合 |
| 2.2.1 新农合总体实施情况 |
| 2.2.2 新农合的地域差异性 |
| 2.2.3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合趋势及其影响 |
| 2.3 本章小结 |
| 3.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与新农合的衔接补充分析 |
| 3.1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与新农合衔接补充的基本思路 |
| 3.1.1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与新农合的衔接 |
| 3.1.2 农村小额健康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 |
| 3.1.3 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 |
| 3.1.4 农村小额定期寿险对新农合的补充 |
| 3.2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补充新农合的必要性 |
| 3.2.1 新农合发展面临困境 |
| 3.2.2 农民人身风险保障缺口较大 |
| 3.2.3 农村人身保险市场供需矛盾 |
| 3.3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补充新农合的可行性 |
| 3.3.1 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的市场趋势 |
| 3.3.2 市场供求理论均衡作用 |
| 3.3.3 政策的支持 |
| 3.4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作用 |
| 3.4.1 保障范围覆盖更广 |
| 3.4.2 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 |
| 3.4.3 经营模式多样化 |
| 3.4.4 报销流程简便化 |
| 3.4.5 深化与社会及医疗机构的合作 |
| 3.4.6 政策支持下促进保险服务的提供 |
| 3.5 本章小结 |
| 4.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补充效用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民幸福感 |
| 4.1 幸福感指标选取及其对效用评估的意义 |
| 4.2 新农合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显着性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
| 4.2.2 指标计算方法 |
| 4.2.3 实证过程 |
| 4.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 新农合参合个体幸福感的比较分析:投保小额人身保险前后 |
| 4.3.1 基本假设及数据选取 |
| 4.3.2 实证过程 |
| 4.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补充效用的案例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补充效用提升的初步方案及约束条件 |
| 5.1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补充效用提升方案的基本思路 |
| 5.2 基于产品设计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方案 |
| 5.2.1 产品创新设计 |
| 5.2.2 产品组合设计 |
| 5.2.3 产品销售设计 |
| 5.2.4 产品售后设计 |
| 5.3 基于产品视角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效用 |
| 5.3.1 组合产品效用分析 |
| 5.3.2 典型产品效用评价 |
| 5.4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补充效用提升的约束条件 |
| 5.4.1 对政府的约束 |
| 5.4.2 对保险公司的约束 |
| 5.4.3 对农民的约束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10）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福建省1987～1999年城乡居民意外死亡原因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近四十年来我国消化系统癌症的发病状况及其危险因素研究[D]. 孙晓琨. 遵义医科大学, 2021
- [2]河北省部分地区居民脑卒中死亡状况及减寿年数分析[D]. 孙祯. 华北理工大学, 2020(02)
- [3]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D]. 黄若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辽宁省彰武和凤城农村地区2009～2018年伤害死亡特征和疾病负担趋势分析[D]. 伊曼. 中国医科大学, 2020(01)
- [5]我国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D]. 缴维. 辽宁大学, 2019(01)
- [6]基于资源与需求的浙北乡村社区老年服务体系营建[D]. 张子琪. 浙江大学, 2018(01)
- [7]中日城市化质量比较研究[D]. 丁江辉. 云南大学, 2018(04)
- [8]外客内土 ——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研究[D]. 许晓明. 四川大学, 2019(07)
- [9]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及其效用研究[D]. 丁俞希.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10]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