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顾炎武“理学,经学也”新释（论文文献综述）
林存阳[1]（2021）在《行己有耻 以礼为教——顾炎武的礼学思想》文中认为顾炎武先生面对世变、学术之忧,经过对纷纭社会的深入考察和深度思索,将一腔激情倾注于"明道救世"的理想事业,开辟了一条"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治学新门径,并尝试付诸实践。"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可谓其一生以学术经世的精神体现。他对礼的关注和阐发,则尤能彰显其"明道救世"的学术主张、思想旨趣和文化底蕴。顾炎武先生的礼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礼义与廉耻、礼之功用、礼与法的关系等,做了具有鲜明特征的探究;二是在《日知录》《九经误字》《五经同异》等书中,对三礼文献进行了辨析,表现出对汉代礼学大师郑玄的推崇,提出了开一代学术风气的治礼方法,彰显了研礼贵通、通经致用的思想取向;三是在关中尝试进行了"以礼为教"的实践,于时弊颇有规切。
鲁梦宇[2]（2021）在《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清人诗歌别集之富,堪称历代之最,其中清人注本的数量虽非洋洋大观,但亦不乏精要者。举凡清诗史上革故鼎新、开宗立派以及引领一时风气的诗苑名宿,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等人诗作,均有注本传世,在清代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反响。与前人相比,今人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度不高,对其研究亟待深入。从表象来看,明末、清初时段几位重要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其诗集注本多产生在乾隆、嘉庆时期,看似是时间链条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与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乾嘉时期蜂起而出的吴、朱、王三家注本,影响较大者至少有十种,部分注本虽已经得到很好的整理,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清诗清注的典型代表,它们对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乾嘉时期清诗学文本的勾连,以及对当今注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都值得深入探讨。文本文献的考察是清诗清注研究的首要任务。现存清诗别集注本近六十种,在初步了解其存世面貌后,还应作重点探究。在学界已经取得部分整理成果前提下,吴伟业和朱彝尊两家诗注是文献考察的薄弱环节。在吴伟业诗歌的清注本内部,钱陆灿、靳荣藩、吴翌凤三家注均有较清晰的版本源流,唯独程穆衡原笺处于尚待发掘的状态。程笺虽未付剞劂,但一直以写本面貌暗自流传,存世的《梅村诗笺》稿本和《吴梅村诗笺》钞本共同构成了程笺早期的文本状态;学界通行已久的“程笺杨补”本,是经过杨学沆增删补注后的版本,距离程笺原貌已经相去甚远,杨学沆虽有补注之功,亦兼修改之失。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为朱彝尊诗歌第一家选注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两种;俟后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出,因是全注本,故在读书人中争相传阅,其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七年（1772）之间,民国时又有木石居石印本出。江、杨注本外,嘉庆间孙银槎作《曝书亭诗集笺注》,因锓版时剜改“屈五”（屈大均）有关之文字,颇为学人所指摘。经过考察,孙注所用《曝书亭诗集》底本可能来自四库本,因此承袭了四库本的剜改处理方式。时代特点与学术渊源是推进清诗清注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首先是乾嘉时代学风的沾溉。中国十八世纪前后的学术以注释为要宗,重经重史的风尚是官方统治者以及上层文化精英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注释学普遍繁荣,读书人将注释看成一种对“着述立言”有极大功用的方式。从唐诗清注、宋诗清注到清诗清注概不例外,其中很多注家更是身兼经史与文学的佼佼者。在清诗清注内部,诞生了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中心的多家注本,如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江浩然、杨谦、孙银槎注等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其次是文化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清代普遍严密的文网下,书籍的收藏、刊刻、传抄与注释之间出现了值得深思的互动现象。其中,注本对原诗的抄录,是催动禁毁诗集传播的动力之一。而在清诗清注本的刊刻过程中,刊刻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他们与注家的关系,对注释文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对刻印成本的考虑,都深刻影响了清诗清注的阅读和传播。价值考量是清诗清注考论的最终落脚点。清诗清注作为文献载体,不仅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清诗清注的价值可以在与评点、选本等清诗学着作的关联和互通中得到彰显。在清诗清注本中,程穆衡原笺从考订诗歌本事出发,又不局限于考证本身,广征史料,遍访故老耆旧,以寥寥数评道出吴伟业的诗意与诗心;靳荣藩在“繁冗”特色之下,具有“评注结合”以及“分体分评”的意识;杨谦注搜集朱彝尊诗不遗余力,并将同题唱和之作列于注中,客观上具有选本的效果;江浩然注仿王士禛《精华录》体式,遴选朱彝尊诗歌中之菁华而为之注,与杨谦殊途同归。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清诗清注本,是注、评之间融通的典范,也正是其价值所在。此外,清代诗论家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和推动,很能代表清诗学阵营的某种态度。比如王鸣盛为靳荣藩注作序阐扬诗论主张和注释理念,翁方纲为江浩然注作序论及诗注诗法,赵翼作为清诗学阵营中的主将,也对靳荣藩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对清诗清注重要注本进行点校整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诉求,也是诗歌文本细读的题中之义。相较今人的注释,清人注在语言结构和习惯,本事感知,以及诗歌共情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通过清诗清注的考察和论述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注释学应该立足本体,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文本和注家并重,发掘注家在文本阅读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注释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考。
刁春辉[3]（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王贻琛[4]（2021）在《《周易》虞氏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汉末易学家虞翻,继荀爽、郑玄先后推出《周易》荀氏学、《周易》郑氏学之后,在批判性反省两汉易学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秉阴阳消息为主脉,以纷繁象数体例与学说为辅助,借创造性诠释《周易》经典文本,构建起体系闳博的《周易》虞氏学,成为两汉象数易学集大成者。本文即以虞翻所构建的《周易》虞氏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包括绪论与正文六章。绪论部分。扼要梳理了虞翻的心路历程与主要着述。指出正是凭借厚实的家学渊源,并受时代经学语境的影响,虞翻对经学有了高度关注,以此确立自己正宗治《易》经师身份,进而追求成为接通传承圣脉圣学的王师、民师。他呈其《易注》予当朝天子,彰显了以经师身份接通传承圣脉,作王者之师、进而作万民之师的使命担当意识。将《易注》呈送孔融,彰显了以经师身份接通圣脉的使命担当意识。接下来对已有虞翻易学研究的成果作了综述,并阐明本文选题的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及创新之处。指出学界对虞翻易学的相关象数体例与学说已有相当深入的探讨,对其思想内涵也有相当深入的挖掘,但对于其象数体例与学说的内在逻辑关联,对其思想的细致而系统的把握还存在许多不足,这是本文选题主要针对的问题。本文在学界有关虞翻易学象数体例与学说及其思想意涵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这些体例与学说的内在逻辑关联,着力探究虞翻借此诠释《易》所构建的《周易》虞氏学思想体系。正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虞翻解《易》理路的形成。汉代易学以象数易学着称,虞翻则集汉代象数易学之大成。《周易》虞氏学的大厦,就是借助于对《易》象的诠释与阐发构建起来的。虞翻遵循以象解《易》的理路,以象为支点,借助各种象数体例与学说,对《易》作出了诠释,借此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周易》虞氏学。这些体例与学说,首要的是诠释《易》象的有效工具和手段,但是它们本身则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彼此之间也有着思想的深层关联,因而又成为构建《周易》虞氏学的系列支柱。笔者的问题意识,集中关注的是,虞翻借助这些象数体例与学说所构建起的《周易》虞氏学思想体系。笔者认为,虞翻的这些象数体例与学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次序。它们的主干次序是:日月为易、日月在天成八卦、十二消息、十二消息变生杂卦、旁通、反象、上下象易、互体连互、半象、动之正与成既济。本文对《周易》虞氏学思想体系的探究,将依循这一主干次序展开。第二章易道阴阳消息下的易场。在《易传》阴阳之道的基础上,接续汉代易学卦气易学的语境,虞翻认为,易道就是一种阴阳消息之道,阴阳消息形成了日月在天八卦易场,引发了大宇宙十二消息卦易场,化生了万物大千世界。涵括天道人事的《易》的象世界,指向的就是人现实置身其中的两个易场下的万物大千世界之象。第一节日月在天所成的八卦易场。在丰富多彩的《易》的象世界中,虞翻认为,最具本原意义的,就是由伏羲发现的在天八卦之象,此八象的出现构成了在天八卦易场。第二节对八卦图式的重建。虞翻确立起以日月在天所成八卦象为图式圭臬的八卦图式,否定了《说卦传》以来的八卦宇宙图式。这一做法整体而言可谓创新勇气有余,缜密思考不足。第三节十二消息卦易场的敞开。虞翻指出,离日坎月的运转及由此引发的在天八卦易场阴阳消息场流,促成了宇宙间乾天坤地阴阳二气的消息进退变通流转,由此开启以十二消息卦易场为代表的宇宙造化气场。万物万象得以在此气场生化出场,呈现着各自的象。本于太极太一,发端于乾天坤地,以乾天之阳与坤地之阴两仪为消息终极之本,以离日坎月运转为消息动力之源,以乾坤而外的五对易场对冲消息卦象为消息相对之本的阴阳消息进程,展现了十二消息之象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下的动态“出”“入”转化过程。十二消息之象不仅有对冲场位之象间的相互出入、显隐流转,而且有一象与全场位其他各象间的相互显隐流转。乾坤、乾坤消息所成十二消息之象、十二消息卦易场以及引动阴阳消息的动力源离日坎月运转之象也下贯到了六十四卦之象中,成为理解六十四卦基源性意涵的重要窗口。第三章消息大化易场中的万物万象。依虞翻之见,阴阳消息化生了大千世界,大千世界中的万象即在大化易场中生生不息。第一节消息语境下的万物万象生生大化。在十二消息卦易场中,阴阳消息作为造化力量,带来了万物万象的生生大化,并且令这种生生大化遵循着阴阳消息的节律。第二节消息生卦启示下的万物万象产生。虞翻揭示了种种卦之变,提出以消息卦生杂卦为核心的卦变说,以此启示万物万象的产生,表达乾天坤地对万物万象的造化创生与赋能生生,昭示阳阴交感、刚柔交通则造化畅、百事通的天道人事阴阳大义。指明阴阳往来交感,才能带来具体赋能生生,迎来造化通、万物生、一亨百亨之局面;生命、人事力量阳刚阴柔的往来交感,才能带来生命畅遂、人事亨通、一通百通之局面。可以说,十二消息下的阴阳交感互通,由消息卦生杂卦符显,给《周易》文本中的“亨”字作了精妙的注脚!也给现实阴阳生生的易世界的“亨”的现实作了精妙的注脚!第三节旁通开显的万物万象间的动静互通。虞翻指出,十二消息两两阴阳互反而旁通,十二消息变生诸杂卦,又赋能两两阴阳互反的杂卦相旁通。十二消息在旁通的意义上,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显隐互依一体、消息流转相通的呈现。消息卦交感变生的杂卦,在旁通的意义上,同样有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显隐互依一体、变化流转相通的呈现。旁通显示,人们所处的天地宇宙间、生活世界中,因阴阳消息动力作用的发挥及其对生命生生的赋能,阴阳两大造化创生力量,阳刚阴柔两大生命力量,天道人事的万物万象,在显与隐二维,广泛存在层层相互涵摄贯通,普遍发生环环流转互通,使得这个宇宙与生活世界成了一个涵摄贯通场、流转相通场,人与人事成为这一涵摄贯通场、流转相通场的有机重要环节。第四节反象、上下象易、互体连互、半象等下的万象多重面相。日月之象,日月在天所成八卦之象,十二消息之象,十二消息变生杂卦之象,旁通之象,是虞翻所揭示的核心易象,这些象以流动变化生成呈现为主旋律。此外,虞翻还借助反象、上下象易、互体连互、半象等,进一步剖析了万象复杂的多重面相,诠释了一个由重重万象构成的易世界。反象等,主要是在已成象基础上的象的变化或延伸。第四章消息语境下“大衍筮法”的重建。从“易道阴阳消息下的易场”到“消息大化易场中的万物万象”,展现了《周易》虞氏学在“学”的层面的基础内涵。而基于此,对大衍筮法的重建,则展现了《周易》虞氏学在“术”的层面的基本内涵。后者表现出了典型的以“学”统“术”特征。大衍之数以数涵象,筮占操作则以数显象。大衍之数,内涵宇宙终极本原太一之象、天地之象、五行之象以及日月运转下的阴阳消息之象,通过筮占操作令它们回应于筮问事项而显现。笔者之见,学彰显的是哲学与价值的理性,术体现的则是非理性的信仰。由哲学与价值的理性直接落实为非理性的信仰下的术的操作,以为模拟宇宙大化模式的筮占操作,足以接通打开呈现与筮问事项相关的宇宙大化历程下的一切,其合法性的依据并不能由作为前者的学直接给出。第五章消息大化语境下的人文易世界愿景。虞翻阐明,由内在于阴阳消息大化历程中的人和万物万象所构成的世界,成为人的生活的世界。基于三才之道的构想,立足阴阳消息之道,着眼人这一才,持续转化推进人文易世界,实现人文化成的理想愿景,成为《周易》虞氏学的期许。第一节阴阳消息的善恶意蕴。天道阴阳消息符显,昭示人事善恶的消息积累有着与天道赋能生生与闭结生机的阴阳消息之善恶积累,有着密切的同质性,后一消息积累先于前一消息积累,前一消息积累又可彰显后一消息积累。第二节消息所成的阴阳本然之位与位的价值应然。在《易传》以来的阴阳之位说的基础上,虞翻基于阴阳消息,系统揭示了阴阳的本然之位与消息、卦变、旁通、反象、上下易象等流动变化状态中的位正与位失及其价值应然,从而全方位构建起阴阳消息大化与人文天下视域下的阴阳之位说。一卦各爻皆当位得正,卦成既济定,这是卦的理想归宿。依据这一理想归宿,虞翻既揭示了天地宇宙阴阳消息大化的理想境地,更揭示了人文天下即人文易世界的美好愿景。这成为《周易》虞氏学的终极旨归。至此,完整的《周易》虞氏学思想体系和盘托出。成既济定充分表明了虞翻对造化、生命和生活的热爱,表达了他对生活世界、人文天下即人文易世界的性正、命正、位正、关系正、井然有序、和谐融洽的深挚追求,这是立足于阴阳消息之天道,守护天地人三才之格局,发扬礼乐文化之精神,高标人文意识,坚定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上述思想与理念,同今天的生态发展战略、国家治理理念、命运共同体意识有颇多契合之处,值得予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第六章《周易》虞氏学思想衡评。虞翻透过诠释《周易》,构建起《周易》虞氏学思想体系,集两汉象数易学之大成,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节集汉代象数易学之大成的虞翻。虞翻诠释《易》的支点是象,为了诠释《易》的象,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他构建起了一个相当系统完备的象数体例与学说体系,树立了一个以象解《易》的典范,成为世人效法或批判性超越的范型。虞翻构建象数体例与学说体系的过程,就是批判性集两汉象数易学之大成的过程。在虞翻的诠释理路下,通过日月之象、日月在天所成八卦之象、十二消息之象、十二消息变生杂卦之象、旁通之象、反象、上下象易之象、互体连互之象、半象、动之正与成既济之象等全方位多层次多方面涵盖动静而以动变为主导的诠释,六十四卦之象,继荀爽动态消息、升降、卦变、爻变视域诠释之后,全方位多层次多方面进入显隐一体的变动状态,透显出鲜明的动态生成变化品格。第二节《周易》虞氏学的贡献、影响与不足。《周易》虞氏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而言,则有以下两端:一是揭示了象世界的临场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象思维的范例;二是在为阴阳消息之道的易学构建一个典范的体系的同时,又为阴阳消息之道的易学向性命之理的易学的历史转换提供了重要铺垫。《周易》虞氏学是两汉象数易学发展的一面镜子,它所构建的系统条理、层次井然的象数体例与学说,它所提供的以象解《易》诠释理路与诠释范式,它所呈现的易学思想体系,都代表着汉代象数易学的最高成就,成为后世治《易》者不可逾越的一个范型,发挥着广泛深远的重大影响。如其卦变说对后世卦变思想的影响,如其旁通、反象说对后世错综思想的影响,等等。《周易》虞氏学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突出表现在经文诠释的牵强支离,难以自洽。还有王弼所揭示的,仅关注象的细节诠释,而疏忽了借象所要表达的义理这一核心目标等。不足归不足,瑕不掩瑜,《周易》虞氏学的思想性贡献与影响还是第一位的。依照当代哲学诠释学,文本的思想意旨,是由原作者与读者共同建构起来的,正是原作者与像虞翻这样的读者的视域融合,才使得《周易》经典文本走进新时代,展现新面目,发挥新作用,成为时代耀眼经典。《周易》虞氏学思想的某些内容或许已经过时,但其所内涵的卓异智慧却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意义,值得我们与其进行创造性视域融合,令其立足新的时代问题意识,展现新的易学智慧风采,发挥应有作用。
韩书安,董平[5]（2021）在《钱穆汉宋观的转变及其意义——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文中认为"经学即理学"是顾炎武揭橥的考据学方法论,乾嘉以来成为汉宋之争的一个焦点话题。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可以清晰考察钱穆汉宋观的演变。对于"经学即理学"的评价,钱穆早年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晚年则逐渐转向温和的认同,这反映了他在汉宋观上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他晚年研治朱子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基于经学与理学是朱子学的两个面向之独特认识,钱穆提出了"会通博综"的治学理念,主张考据、义理兼尽,融汉宋之学于一罏,最终回归于儒学的大传统,这无疑更能从根本上消弭汉宋之争。
孙顺顺[6]（2020）在《学术史视野下并田制研究的演进》文中研究指明井田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历史符号。《孟子》是记载井田制的原始文献。先秦典籍中有两种类型的井田制,一种是《孟子》中记载的八家共井、中有公田的模式;一种是《周礼》中记载的九夫为井、十夫有沟的模式。前者简称为公田井田制,后者简称为沟洫井田制。其它先秦典籍中有和《孟子》、《周礼》中记述的井田制相类似的内容,如《诗经》关于“公田”的记载等。两种井田制度模式应是同源异流的关系,都源于对历史和现实制度的整合。但两者反映了不同的制度取向,前者反映了均平、互助理想,后者反映了度地居民、土地国有的追求。两种制度模式被后世研究者不断的诠释和重构从战国至两汉,对井田制的研究始终处于不成熟状态。两汉时期,存在一个主流的井田制叙述模式,即《孟子》的公田井田制模式的衍生模式。这个衍生模式最早见于《韩诗外传》,其主要的特征是中田有庐和八家平分公田。从董仲舒到班固再到何休,经学家如何表述和诠释井田制,大都以《韩诗外传》的记载为限度。这种现象表明胡适所论的井田制层累说过于简单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受到经学治学规则的束缚,家法和师法限制随意解经。其次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即汉代官方统一经学的活动的影响,最后是和汉代主流的今文经学的解经特点有关。今文家有重经义,不重制度的特点。郑玄以前,井田制研究不成熟的主因是今古文经对立下经典认证的不统一。郑玄对于两汉学术的不成熟状态有深刻的自觉。郑玄“括囊大典”是为了跳脱今古文的窠臼;“网罗众家”是为了摆脱家法师法的束缚;“删裁繁诬,刊改漏失”是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追求;“念述先圣之元意”是为了使得制度儒家精神化。郑玄经学研究的客观结果是创造了井田制研究的经学典范,“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是井田制研究经学范式的开创者。他所注解的井田制综括了先秦至两汉的儒家政治中重要的精神和思想,奠定了后世经学家井田制研究中普遍遵循的儒家精神基调。这就意味着井田制研究的儒家精神化的完成。郑玄也是井田制研究汉学路径的首倡者。井田制研究汉学路径的主要特征是井田制度研究的礼学化。井田制研究的汉学路径也可称为礼学建构路径。汉学路径以《周礼》为主要依据的经典,以郑玄所建构的井田沟洫制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经学史上井田制研究依据文本和制度模型的第一次转向。汉唐之间,郑玄经注上升到类似经的地位。对经和郑注进行再注解的经学研究被称为义疏学。从范式发展的角度看,井田义疏的兴起和发展是郑玄井田制研究范式的细化和深入化的体现。细枝末节的研究直接导致了汉学路径在唐代以后逐渐走向碎片化和无意义的困境。宋代的理学思潮兴起为井田制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条件。理学重塑井田制经学研究的进程始于欧阳修。欧阳修的理学批判精神和体用思路的运用影响了井田制汉学路径发生转向。在理学批判思潮和解构观念下,朱熹重构了理学化的井田制度。朱熹的井田制新注既是井田制理学化研究的典范,也是井田制研究由汉学路径转向宋学路径的标志。宋学路径的主要特征是以理学批判和理学推论为主要思维方式;确立了以义理为本,以制度为末的制度观念;依据经典由《周礼》转向《孟子》等。宋学悬置了一个地位高于经典、高于制度的本体性的理,在经典和义理之间的制造了新的张力。理学化研究路径的弊端在于极易流于独断,甚至造成删改经典的弊病。清儒对前贤井田制研究的流弊有清醒的认识。清代经学中的井田制研究是承宋学之弊而起,主要是对宋学的反拨。清儒的井田制研究主要有两种旨趣,一是除宋学之弊,二是求汉学之失。因此往往以汉学相标榜。清儒以多种方式的创新来实现除弊救失的旨趣。沈彤选择的路径是调和汉宋。沈彤在讨论井田制时将宋学的义理阐释与汉学的数理论证作了折衷和调和。江永选择的路径是坚持汉学,走出宋学。他对待汉学的基本态度是右郑,但不袒郑;尊经但不曲经,不强作解释。金鹗选择以宋学反宋学。他所讨论的问题是宋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宋人的理学方法和思维。金鹗的井田论是清代考证学背景下宋学路径自我革新的体现。清代中后期,井田制经学研究出现两种趋向,一种是经史分离的初步尝试,一种经学的史学倾向。崔述将经学井田论做了概括和析分,他提出一个井田论三分法,即“先王之意”、“先王之制”,“后儒之论”。崔述将经论和历史制度作了分离。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经书上和历史上的井田制度相分离,分离尽管不彻底。晚清孙诒让井田经注的史学化倾向体现在首先是将经典文本的历史文献化。他将经典和子部书籍视作具有同等价值的的考证依据,实际上这是在降低经典的价值。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是经典的历史文献化。其次,孙诒让治经崇尚的方法是经学考证法。考证法的目标是求真求是。崇尚方法的结果是将井田制的经学研究纳入了历史维度的考察。井田制历史属性的考察是井田制研究史学化倾向的重要表征。清代后期井田制经学研究中出现的经史分离尝试和史学化倾向并不是经史转型的前奏。相反,这种新的变化却是经学研究自身活力的体现。清学后期的两种取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井田制研究中史学意识的自觉。但是,经学时代的井田制研究不会突破经学的藩篱而走向史学。汉学,宋学,清学三者都和经典产生了张力,即背叛、挑战和疏离。三者的接续递嬗则是经学为了缓解由它自己所产生的张力的自然发展。张力同时也是活力,保证了经学研究始终为尊经而发展。近代以来,井田制研究经历了从经学到社会经济史的近代转型。井田制研究的近代转型并不是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转型的动力来源于现实需要和西方新学术的冲击。清末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提出的托古改制说和未来乌托邦说解构了井田制的神圣性。古文经学家章太炎接续发展了清代以来的史学化进程。梁启超引入新史学观念,将井田制视为理想和历史的结合体。刘师培将井田制研究纳入田制史的范围进行考察,同时引入了社会进化史的观念重新阐释了井田制。他们共同推动了井田制研究由经入史的转变。胡适的新井田论彻底否定了经学井田论。他认为井田制是一种乌托邦思想。他通过否定井田制的存在来否定井田制的历史意义。他将《周礼》等经典视为伪书,将汉儒以后的注疏视为层累的学说史,从而否定井田制的经学研究的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建了一个井田制研究的新典范,即井田制研究的社会经济史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社会形态理论证明井田制存在的合理性,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观察和研究井田制,促使井田制研究转向社会经济史的轨道。井田制的内涵在近代经历了从儒学思想到共产主义理想的转变和重构。井田制是儒家理想社会的基本制度。康有为将井田制视为孔、孟托古改制的创作和未来大同社会的构成。梁启超、孙中山、江亢虎等都将井田制等同于社会主义。胡汉民等将井田制看做原始共产社会。胡适认为井田制是乌托邦理想。蔡和森、郭沫若等将井田制看做是决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近代思想界对井田制的重构过程是井田制由儒学内涵的消解到共产主义的再发现的过程。政治和历史的交互影响,既重塑井田制的历史价值也为近代中国走向土地国有制和共产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姜维枫[7]（2020）在《泰山辞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泰山文化源出上古,泰山辞赋滥觞于两汉,绵延至今,不绝如缕。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自西东迁,阴阳五行说兴起,泰山被齐人纳入五行系统,从而具有了“一岁之首、万物之始”①的新含义。秦汉王朝,前后相续,实现一统。秦皇汉武求仙奉道,报天之功,先后东巡封禅。自此,泰山地位超拔五岳,其政治文化的象征意味逐渐凸显。辞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②“苞括宇宙、总揽人物”③的体制特征与上升期的秦汉王朝敷陈万物、宣扬美德、报天成功的家国心态绾合。在历代赋家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下,泰山辞赋含藏了帝王与国家的封禅文化、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华夷思想等。赋家借泰山持世、持己,在主流文化之外,抒写自家隐逸情怀,充分发挥辞赋的颂美讽喻与感物体道功用,表达人格理想与审美追求。本论文由泰山辞赋文本阅读出发,呼应历史,力求深研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发展演变规律、包蕴万端的文化内涵,揭析泰山辞赋作家独特的情怀与人格理想,体察泰山辞赋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论文共分三部分八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整体上揭析泰山辞赋之概貌和泰山形象的生成流衍特征;第二部分为第三章至第七章,集中阐释泰山辞赋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包括封禅文化、华夷之辨、正统观、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隐逸文化;第三部分为第八章,主要研析泰山辞赋的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第一章,泰山辞赋概貌纵览。主要从创作内容、情感、审美等方面,综括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两汉泰山辞赋以敦请封禅、颂美国家为主调。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出现讽喻、批判现实之作。唐代泰山辞赋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国势上升,泰山辞赋充满高歌进取的精神,赋文多书写封禅、论证政权的合法性,笔涉华夷之辨、大一统思想;后期藩镇割据、国势衰颓,泰山辞赋开始反思封禅,内容富于哲思与理性精神,风格沉静内敛。宋代泰山辞赋以真宗封禅泰山为界,前期风格华丽虚妄,后期质实尚朴。宋代真宗朝之后,封禅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元明清三代的泰山辞赋开始集中反思封禅,同时泰山作为自然山的地理特征受到关注。元代郝经《泰山赋》传达“大一统”“华夷一家”的治国理路和礼乐文化、王道仁政理想。明代泰山辞赋散体大赋与抒情小赋并行,在颂美主题之外,出现表达隐逸情怀的赋作。清代泰山辞赋创作数量为历代之冠,文体与题材更趋多元,较同期长白山赋、东巡赋,泰山辞赋更注重形塑清帝省方展义、成民是念之特征;乾嘉以降,出现以人文泰山为主题的辞赋,特点是颂美功能尾大不掉。第二章,泰山形象的流衍。以泰山辞赋为中心,纵向梳理历代泰山形象的流衍变化特征。自汉代开始,泰山崇高巍峨的庄严形象,封禅大典恢弘威仪的皇家气魄与赋体文学恢弘俯仰、铺张扬厉的文体特征完美结合,泰山成为族群、国家、政权、文化认同的象征。元代之前,泰山形象处在神本位与政本位的流衍交融与离合之中;唐宋元明清几代,泰山形象表现出由国家正统向正统消解转移;明清两代的泰山形象出现另一流脉——于胶着板滞、踵事增华的神圣化描写中增添了灵活生动的平民气质。第三章,泰山辞赋与封禅文化。封禅是历代泰山辞赋创作的主题,本章采用文史互证法,尝试厘清封禅之初衷与本质,梳理历代封禅观念的嬗变。古帝封禅本皆为民,至秦汉时期发展为求仙报功,唐朝帝王拨乱反正,封禅回溯为苍生祈福,至宋真宗封禅沦为帝王之术的手段,封禅大典的神圣性与崇高性被消解。从国家族群、帝王治道层面看,封禅有其积极的功用:帝王借“一统”“天命”“正统”观以巩固统治,借封禅以沿袭礼乐文化制度、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树立帝王典范、构建国家情感。泰山辞赋所承载的封禅文化,经过“秦仙汉纬,唐骄宋惑”的曲折发展,其主导是将“仁政”“德治”作为治道之本,以实现天下一统、安息苍生黔黎的理想。第四章,泰山辞赋与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思想贯通中国文化思想之始终,泰山辞赋中的族群意识与华夷观,与世推移,流衍轨迹清晰。就泰山辞赋创作而言,汉代的华夷观,主要集中于西汉时期,呈现为以大汉为中心的百蛮向风特征。唐代泰山辞赋之华夷观可以概括为,基于华夏中心主义的华夷一家论、正朔论。宋代泰山辞赋的华夷观演化为想象中的“华夷会同”“华夷同志”。元明清三代,泰山辞赋不言华夷、不辨华夷,实质上“华夷一家”、“天下一统”已成为此期思想的底色。第五章,泰山辞赋与国家认同。泰山辞赋传达出强烈的国家族群认同意识,泰山辞赋含藏大一统思想与礼乐文化。大一统思想不仅体现为疆域一统、族群一统,还包括政治清明、国家太平、社稷稳定、经济繁荣、黎庶安宁等思想内容。泰山辞赋承载的礼乐文化具体呈现为“德化”“和序”“颂美”等形式特征。唐宋时期的泰山辞赋将礼乐文化的阐释推至顶峰,宋之后,封禅辞赋创作式微,泰山辞赋关于礼乐的阐释逐渐消解。泰山辞赋中的礼乐文化呈现向由礼乐本义到祭祀艺术的回归。第六章,泰山辞赋与天人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信仰中,泰山是庙堂文化中沟通天人之津梁。汉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主要表达了基于“天人感应”的“以德配天”;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传达出基于“道法自然”的天人和谐;唐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出现了关于“先天”“奉天”“革天”的命题,这不仅是赋家个体的天人认知,也代表了唐代的盛世气象。宋代儒学与科学相对发达,宋人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出现新变,然而当赋家描绘帝王封禅的蓝图时,往往又会重启天人感应的传统模式。泰山辞赋借助天人关系服务皇权,“天命至上”“天人感应”“以德配天”是帝王文化的典型表征,当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出现离散之势,君臣无法从现实政治文化中获得自信与出路,便借助天人思想来稳固政权,凝聚国家意识,有时甚至不惜伪造天命来凝聚民心和主流意识形态。宋代真宗朝的泰山辞赋强调天命主导,其后则强化人事、弱化天命。元明清时期,泰山辞赋的“天命”观不断弱化消解,然天命观的集体无意识仍若隐若现。第七章,泰山辞赋与隐逸文化。通观历代泰山辞赋,赋家所抒发的隐逸心态与情怀,主要表现为面对出处浮藏的矛盾,对无德、无智、无功、无名之境的思考,对自然与自我合一的追求等。“隐逸”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题之一,也是此期赋家津津乐道之题。唐宋隐逸绍承前代遗风,泰山辞赋一面表现怀才不遇、一面传达隐逸情怀,盛唐之后出现仕隐兼通之风。宋代泰山辞赋写出文人无可逃逸的矛盾。元代排斥文士,泰山辞赋否定以归隐为行欲之阶、怀揣逞志之辈。明代强求集权,泰山辞赋表达赋家由仕而隐的心路历程。清代对文人高压与怀柔政策并用,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倾向于自然与自我的合一,呈现为一种追求自由与人格的意识。总之,隐士、隐逸文化一直与封建王朝相伴相生,通观泰山辞赋,士人命运始终随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境遇而变迁。泰山隐逸辞赋借助象喻比德,书写出贞固不渝、气清不淫、宏远逍遥等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审美特征。第八章,泰山辞赋的功用与审美。历代泰山辞赋多借封禅与反封禅来实现颂美方今帝王之功用,泰山辞赋创作至清代,颂美内容出现新变,陈梦雷与周藩的同题《泰山赋》均能基于赋家的现实经历来表达辞赋主题。清代泰山辞赋多借意象颂美国家帝王,其一为自然意象,如泰山、白云、观日等;其一为文化意象,如“一览众山小”“登泰山小天下”“泰山不让土壤”“挟山超海”等。赋家沿着咏物——抒情——颂美的创作路向,描摹泰山自然、体悟泰山人文,传递儒家修齐治道。相较于早期以封禅为主调的颂美辞赋,在泰山辞赋创作的后期,更多的自然与文人化物象融入辞赋作品,审美风格趋于自然、典雅、优美,美中不足的是,“颂美”之声尾大不掉。部分泰山辞赋创作改变了传统辞赋结构,加强了讽喻批判社会的内容,增加了匡救时弊的成分。泰山辞赋的感物体道功能,或借“体物写志”来表达人格理想,或借主客问对来完成由事悟道。论文最后有附录两则,其一为历代泰山辞赋目录,其二为泰山辞赋勘误。
秦洁[8]（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桑兵[9]（2020）在《理学与经学的关联及分别》文中研究表明由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意见而引发的关于新儒学渊源的论争,关系理学的属性,却始终悬而未决。其主要分歧在于:唐宋诸儒上承道统,声言辟佛,究竟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还是直探经学,反对异教;唐宋诸儒的义理之学,只是受到天竺势力大盛的时代影响（或压力）,至多参酌佛禅性理之说,中心根本不出古儒家心学脉络,还是已经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即利用儒家心性说谈论佛教性理,以沟通儒释,使得谈心说性与济世安民相反相成;没有佛教以及吸收佛教的道教影响,新儒家能否再发现孟子心学,并且改造为义理之学。皇权的认定和新儒家的自许,让理学占据了宋以后经学的正统地位,对于中华文化的传衍至关重要。而儒佛属性的模糊及其衍生的问题,使得理学是否属于经学的范畴变得难以捉摸,以至于出现二者的盛衰适相反对的认识。尽管内心排斥,清代的经学与理学以及汉宋之争,只能在经学的领域内与理学争正统,无法根本反理学。必须深入经学的堂奥,又跳出经学的局限,才能把握经学与理学的关联及分别。而要彻底破解这一世纪悬案,还须留待有心之人。至于理学的旧途径之于中国未来的意义,则有待于来者发扬光大。
高一品[10]（2019）在《从体用论到双创论 ——中国文化近现代继承发展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内容为梳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文化现代化而进行的探索的思想发展脉络。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续发展是中国文化在百年来始终所思考的问题。对此,从完全拒斥西方文化的顽固派到逐渐吸收、接纳西方的先进思想家,国人意识到学习西方,使中西方文化相交流、融合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唯一途径。由此,人们开始对如何学习西方文化,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从形上领域到政治领域的多维探索。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当时国人最初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所进行的应对,从完全封闭自身以拒斥西方文化,发展为逐渐开放,以“体用”模式,不断扩大西学的范畴,最终发展为极端的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第二部分为面对此种以西方文化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现代新儒家学者们立足中国文化,维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力图论证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可以发展出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并以传统文化精髓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形成未来的世界文化。第三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立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使多元文化元素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符合现代化需求的新文化。进而建立以“马魂”统摄“中体”与“西用”的三元文化发展模式。第四部分为学术界的文化现代化发展理论在现实政治领域的实践。从新中国建立后最初的开放性文化指导方针,发展到习近平提出当今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见,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其自身的内涵逐渐丰富,作为一种创造主体、运作主体、生命主体,中国文化不断创造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有益内容,是文化自信建立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二、顾炎武“理学,经学也”新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顾炎武“理学,经学也”新释（论文提纲范文）
（1）行己有耻 以礼为教——顾炎武的礼学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一、顾炎武之立身与为学气象 |
| 二、礼学思想的体现 |
| （一）礼义与廉耻 |
| （二）礼之功用 |
| （三）礼与法 |
| （四）礼学研究成就 |
| 三、以礼为教的尝试 |
| 结语 |
（2）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第四节 选题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诗清注的整体文献形态与面貌 |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刻印、传钞与整理简述 |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的分期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诗清注的专题文献考察 |
| 第一节 吴梅村诗注的分期和界定 |
| 一、吴梅村诗早期注本 |
| 二、吴梅村诗中期注本 |
| 三、吴梅村诗后期注本 |
| 第二节 文本的生成与演变——以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梅村诗笺》为中心 |
| 一、“同声相应”的创作动力与未编年本的诞生 |
| 二、“挥汗书写”的辛酸经历与南图本的生成 |
| 三、从《梅村诗笺》到《吴梅村诗笺》的文本演变 |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钞本五种评介——兼及“程笺杨补”系统之失 |
| 一、集注本 |
| 二、北皮亭写本 |
| 三、独醒盦本 |
| 四、草堂本 |
| 五、旧山楼本 |
| 第四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程笺杨补”钞本考述 |
| 一、杨学沆与《吴梅村诗集笺注》 |
| 二、“程笺杨补”钞本研究述略 |
| 三、士礼居钞本由戴光曾钞本“直接传写”而来 |
| 四、再谈保蕴楼钞本的避讳问题 |
| 五、退轩钞本及其庋藏线索 |
| 第五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排印本与整理本述评 |
| 一、俞庆恩与排印本《吴梅村诗集笺注》 |
| 二、整理本《吴梅村诗集笺注》的成就与创新 |
| 三、吴梅村诗注整理与研究的展望 |
| 第六节 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及其版本着录献疑 |
| 一、江浩然父子的笺注事业 |
| 二、着录情况辨析 |
| 第七节 杨谦《曝书亭集诗注》木山阁刻本的成书及流传 |
| 一、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 |
| 二、与杨氏木山阁刻本有关的其他刻印本 |
| 三、杨谦及其注本接受情况简述 |
| 第八节 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及剜改“屈五”事小考 |
| 一、孙银槎及《曝书亭集笺注》版本情况 |
| 二、孙银槎注本的评价及剜改“屈五”成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诗清注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于着述有功事——清人对注释的普遍认知与实践 |
| 一、重经重史的风尚与经、史注释的地位 |
| 二、乾嘉时期诗歌注释的实证主义与学问化倾向 |
| 第二节 藏书、抄书、刻书与注书的互动——以清诗别集注家为中心 |
| 一、藏书家与注释者 |
| 二、注家与秘密传钞者 |
| 三、畅销注本及其早期推手 |
| 第三节 别集诗注的文本遗留和经验传承——从宋诗宋注到清诗清注 |
| 一、导源:别集诗注的繁盛及宋诗宋注的文本流传 |
| 二、鉴别:清人眼中的明人诗歌注本 |
| 三、远采:施注苏诗 |
| 四、近择:仇注杜诗在眼前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诗清注的体例与注释特色 |
| 第一节 笺诗矜奥博——惠栋注的体例及其垂范意义 |
| 一、经传单行的追求与注释文本功能的认知 |
| 二、“附事见义”与诗史观念 |
| 三、训纂与辑佚 |
| 四、诗歌系年与年谱编纂 |
| 五、重视考订风土名物 |
| 六、对待前人注释的态度 |
| 第二节 笺注吴诗“四难”何指?——程穆衡注本体例初探 |
| 一、“论世知人,唯贵核今”的注释理念与“注吴诗四难”的提出 |
| 二、十九条凡例的分类与特色 |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征引史料笔记考论 |
| 一、“稗史野乘”在程笺中的量化分布 |
| 二、未标明出处的史料来源 |
| 三、程笺引史着特点举证 |
| 小结 |
| 第四节 “仕不怠学”与“繁冗之弊”——靳荣藩及其注释特色成因探析 |
| 一、靳荣藩生卒年及“仕不怠学”的语义出处 |
| 二、《吴诗集览》及其注释特色 |
| 三、《吴诗集览》的成书背景 |
| 四、《吴诗集览》的学术渊源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诗清注与清诗批评的互动 |
| 第一节 引论:“破体”与“立式”——注、评融通的历史基础与文本可能 |
| 第二节 清人论诗语境中的清诗清注 |
| 一、从诗论到注论——王鸣盛《吴诗集览序》及其与清诗清注家的互动 |
| 二、清诗学主将之一的认可——赵翼对《吴诗集览》的评价 |
| 三、经典注释的“内部回响”——道咸以降注本对乾嘉注本的接受与评价 |
| 第三节 注诗者兼注人——明亡清兴中的诗意与诗心 |
| 一、国变中的人事解读 |
| 二、怨刺传统的追溯 |
| 三、浮沉于世的共鸣 |
| 四、借古抒怀的体察 |
| 第四节 《曝书亭集》诗注的“集句”精神与“选本”思维 |
| 一、杨谦“集句而注”的意义与效果 |
| 二、注家之心,选家之眼——江浩然注的选本思维 |
| 第五节 “会心妙笔”话渔洋——伊应鼎与清诗评注本实践 |
| 一、《会心偶笔》的成书缘由辨析 |
| 二、评注结合,各居其位——《会心偶笔》的核心体例 |
| 三、《会心偶笔》的行间注与总评特色 |
| 小结 |
| 第六章 清诗清注与当代注释学 |
| 第一节 文本细读与清诗别集注本的整理 |
| 一、清诗研究应该重视旧注本的点校和整理 |
| 二、清诗清注本与清诗今注本的比较优势 |
| 第二节 注释学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
| 一、注释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述要 |
| 二、从“由文及人”到“人文并重” |
| 三、从清诗清注研究中得到的思考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清诗清注总目初编 |
| 附录二 清诗别集注本叙录 |
| 附录三 清诗别集注本序跋辑校 |
| 附录四:清人语境中的清诗清注及注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致谢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周易》虞氏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虞翻的心路历程与主要着述 |
| 一、生平行谊 |
| 二、家世家学 |
| 三、经学时代氛围激荡下的虞翻 |
| 四、对马、荀、郑、宋经学的批评 |
| 五、治《易》的经师、王者之师的期许 |
| 六、重要着述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及创新点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虞翻解《易》理路的形成 |
| 第一节 《周易》古经的文本框架 |
| 第二节 《易传》的解《易》理路与诠释视域 |
| 第三节 汉代易学阴阳之道下的解《易》视域 |
| 第四节 汉代易学象数优先的治《易》理路 |
| 一、孟喜的卦气说 |
| 二、京房的八宫卦说 |
| 三、郑玄的爻辰说 |
| 四、荀爽的升降、卦变说 |
| 五、《周易参同契》的月体纳甲说 |
| 第五节 集汉代象数易学之大成的虞翻解《易》理路 |
| 一、《大畜》诠释典型体现的以象解《易》理路 |
| 二、《益》诠释典型体现的以象解《易》理路 |
| 三、《系辞下传》“盖取诸离”诠释典型体现的以象解《易》理路 |
| 四、解《易》象数体例、学说与《周易》虞氏学的建构 |
| 第二章 易道阴阳消息下的易场 |
| 第一节 日月在天所成的八卦易场 |
| 一、在天八卦之象 |
| 二、在天八卦易场 |
| 三、在天八卦易场与四时 |
| 四、对以往日月为易、纳甲诸说的转进 |
| 第二节 对八卦图式的重建 |
| 一、《说卦传》八卦宇宙方位图式 |
| 二、汉代易学八卦卦气图式 |
| 三、八卦卦气宇宙图式在《易》诠释中的运用 |
| 四、虞翻《说卦传》八卦方位新释 |
| 五、新释的是与非 |
| 第三节 十二消息卦易场的敞开 |
| 一、十二消息卦地位的确立 |
| (一) 六十四卦卦气 |
| (二) 十二辟卦的独立 |
| (三) 十二消息易学语境的清理 |
| 二、日月运转与十二消息 |
| (一) 日月之会与十二消息 |
| (二) 日月运转与六虚之位 |
| 三、十二消息卦易场下的阴阳消息之象 |
| (一) 作为消息源头的太一与乾天坤地 |
| (二)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符显的宇宙阴阳消息总纲 |
| (三) 出入乾坤笼罩下的阴阳消息历程 |
| (四) 意涵丰富的十二消息之象 |
| (五) 消息出入之下的十二消息卦显隐一体之象 |
| (六) 十二消息之象与易场的下贯 |
| 第三章 消息大化易场中的万物万象 |
| 第一节 消息语境下的万物万象生生大化 |
| 第二节 消息生卦启示下的万物万象产生 |
| 一、卦之变与卦变 |
| (一) 筮占中的卦之变 |
| (二) 《焦氏易林》中的卦之变 |
| (三) 卦变意涵与虞翻之前三种具有卦变意义的学说 |
| 二、虞翻言及的卦之变 |
| (一) 之正导致的卦之变 |
| (二) 权变导致的卦之变 |
| (三) 旁通导致的卦之变 |
| (四) 上下象易导致的卦之变 |
| (五) 反象导致的卦之变 |
| (六) 八卦消息与十二消息导致的卦之变 |
| 三、乾坤生六子说及其启示的造化之象 |
| 四、消息卦生杂卦说启示的万物万象化生亨通之象 |
| (一) 一阳而五阴之卦的卦变 |
| (二) 二阳而四阴之卦的卦变 |
| (三) 三阳而三阴之卦的卦变 |
| (四) 四阳而二阴之卦的卦变 |
| (五) 五阳而一阴之卦的卦变 |
| (六) 一阴而五阳之卦的卦变 |
| (七) 二阴而四阳之卦的卦变 |
| (八) 三阴而三阳之卦的卦变 |
| (九) 四阴而二阳之卦的卦变 |
| (十) 五阴而一阳之卦的卦变 |
| (十一) 小过与中孚的特例卦变 |
| (十二) 消息卦生杂卦哲学意义的总小结 |
| 第三节 旁通开显的万物万象间的动静互通 |
| 一、六十四卦间的旁通关系及其提出 |
| (一) 明确标注“旁通”“通”字眼之例 |
| (二) 以“变”“推”表达旁通意涵之例 |
| (三) 暗用旁通之例 |
| (四) 以“反”指“旁通”之例 |
| (五) 以“震巽特变”指震巽旁通之例 |
| (六) 六十四卦间旁通关系的确立 |
| (七) 旁通说之提出的思想渊源 |
| 二、现在之维下本卦含藏涵摄贯通旁通卦所符显的天道人事旁通之象 |
| 三、时间过程维度下旁通卦通往本卦所符显的天道人事旁通之象 |
| (一) 以旁通卦比通往本卦大有为例 |
| (二) 以旁通卦豫通往本卦小畜为例 |
| 四、时间过程维度下本卦通往旁通卦所符显的天道人事旁通之象 |
| (一) 以本卦豫通往旁通卦小畜为例 |
| (二) 以本卦蛊通往旁通卦随为例 |
| 五、旁通的哲学意蕴 |
| 第四节 反象、上下象易、互体连互、半象等下的万象多重面相 |
| 一、反象下的万象面相 |
| (一) 互反之象相互对显彼此之象 |
| (二) 反象所带来的卦爻符显万象之变 |
| (三) 反象的易学哲学启示 |
| 二、上下象易下的万象面相 |
| (一) 上下易象所带来的卦爻符显万象之变 |
| (二) 上下象易的启迪 |
| 三、互体连互与半象下的万象面相 |
| (一) 虞翻之前以互体连互之象诠释《易》象的先例 |
| (二) 虞翻在诠释《易》象时对互体连互之象的抉发 |
| (三) 互体连互在《易》象抉发中的意义 |
| (四) 半象昭示的天道人事诸象半显而未全显的可能面相 |
| (五) 半象的运用与被掩蔽的思想之光 |
| 第四章 消息语境下“大衍筮法”的重建 |
| 第一节 虞翻所释“大衍筮法”之具体操作 |
| 第二节 大衍之数以数涵象 |
| 一、大衍之数源自天地之数,内涵天地之象 |
| 二、大衍之数内涵五行诸象 |
| 三、大衍之数内涵日月运转下的阴阳消息之象 |
| 四、大衍之数一体未分,内涵天地未分的宇宙本原太一之象 |
| 第三节 筮占操作以数显象 |
| 第五章 消息大化语境下的人文易世界愿景 |
| 第一节 阴阳消息的善恶意蕴 |
| 一、《易传》开示的造化之善 |
| 二、虞翻之前阴阳术数、天文历法中阴阳的德刑意义 |
| 三、阳息的生生之善与阴息消阳的肃杀之恶 |
| (一) 天道阳息的生生之善 |
| (二) 阴息消阳的肃杀之恶 |
| 第二节 消息所成的阴阳本然之位与位的价值应然 |
| 一、《易传》位正、位失的价值理念 |
| 二、虞翻之前京房、郑玄、荀爽的位正、位失说 |
| (一) 京房的位正、位失说 |
| (二) 郑玄的位正、位失说 |
| (三) 荀爽的位正、位失说 |
| 三、消息与阴阳之位的确立 |
| (一) 日月运转、阴阳消息与六虚之位 |
| (二) 位的正与失与失位的动之正 |
| 四、既济定的理想境地与美好愿景 |
| (一) 阴阳消息造化创生的理想境地 |
| (二) 人事关联天道的既济定理想境地 |
| (三) 制度建设在营造人文天下理想愿景中的作用 |
| (四) 精神感通在通向人文天下理想愿景中的效用 |
| (五) 虞翻既济定理想愿景与荀爽成既济意涵的差异 |
| (六) 既济背后的忧思 |
| (七) 成既济定说简评 |
| 第六章 《周易》虞氏学思想衡评 |
| 第一节 集汉代象数易学之大成的虞翻 |
| 第二节 《周易》虞氏学的贡献、影响与不足 |
| 一、突出贡献 |
| 二、重大影响 |
| 三、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钱穆汉宋观的转变及其意义——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一、钱穆对“经学即理学”评价的转变 |
| 二、经学与理学：朱子学的两个面向 |
| 三、“会通博综”:化解汉宋之争的治学理念 |
（6）学术史视野下并田制研究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本文的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代关于井田制的基本文献和核心问题 |
| 第一节 井田制研究的基本文献 |
| 一、《孟子》和《周礼》:记载井田制的核心文献 |
| 二、多种和《孟子》、《周礼》井田制相关的同源或史源文献 |
| 第二节 井田制研究的核心问题 |
| 一、井田制有无问题 |
| 二、井田制的性质问题 |
| 第二章 宗经制礼:井田制研究的汉学路径 |
| 第一节 郑玄以前的汉代井田论 |
| 一、西汉时期的主要井田论 |
| 二、经分今古:东汉班固、何休井田论的分野 |
| 三、经今古文之争对井田制讨论的影响 |
| 第二节 郑玄经注与井田制研究的汉学路径 |
| 一、郑玄《周礼注》中所建构的井田制 |
| 二、郑玄建构井田制的缘起、方法和旨趣 |
| 三、郑玄井田制建构的典范意义 |
| 第三章 义理为本、典制为末:井田制研究的宋学路径 |
| 第一节 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困境与宋代学风转变 |
| 一、宋初疑经疑注的学风对井田制汉学路径的冲击 |
| 二、欧阳修用理学思维解释井田论中的新问题 |
| 第二节 宋儒井田制研究的主要论题 |
| 一、井田制与国野制、九夫为井与十夫有沟的关系 |
| 二、如何处理公田和要不要复井田 |
| 第三节 朱熹注与井田制研究的宋学路径 |
| 一、朱熹注解的井田制 |
| 二、朱熹井田注的典范意义 |
| 第四章 清学脉络中的井田制研究 |
| 第一节 清中前期井田制研究的主要取向 |
| 一、沈彤《周官禄田考》中的井田论及其特点 |
| 二、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中的井田论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经史分离的尝试:崔述的井田制研究 |
| 一、崔述《三代经界通考》所讨论的井田制 |
| 二、崔述井田制论的学术特点及意义 |
| 第三节 史学化倾向:孙诒让的井田制研究 |
| 一、孙诒让疏解的井田制 |
| 二、孙诒让井田制研究的方法和旨趣 |
| 三、孙诒让井田制研究的史学化倾向 |
| 第五章 近代井田制研究新旧范式的更替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井田制研究由经到史的蜕变 |
| 一、西学冲击与晚清今古文井田经论新说 |
| 二、经史转型的关键:1920年井田辨的学术意义 |
| 第二节 1930年代后井田制研究在社会经济史中新生 |
| 一、实验主义和社会进化史观双重影响下的井田制研究 |
| 二、唯物史观对井田制研究的重塑 |
| 第六章 井田制传统内涵的消解及其近代重构 |
| 第一节 井田制传统内涵的演生及其近代延展 |
| 一、洋务时期井田制讨论的政治意义 |
| 二、国家建构意识与井田制内涵的延展 |
| 第二节 近代重构中井田制的再发现 |
| 一、革命和改良视野下井田制内涵的重构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井田制的再发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泰山辞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创新与方法 |
| 第一章 泰山辞赋概貌纵览 |
| 第一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颂美封禅与批判现实 |
| 第二节 唐代: 高歌进取与沉静内敛 |
| 第三节 宋代: 华丽虚妄与质实尚朴 |
| 第四节 元代: 封禅告退与山水方滋 |
| 第五节 明代: 敷陈家国与触兴致情 |
| 第六节 清代: 自然人文与颂美讽喻 |
| 第二章 泰山形象的流衍 |
| 第一节 神本位与政本位的流衍与交融 |
| 第二节 居正统与正统地位的转移 |
| 第三节 由神圣化到平民化的转向 |
| 第三章 泰山辞赋与封禅文化 |
| 第一节 巡狩与封禅概说 |
| 第二节 封禅之初衷与嬗变 |
| 第三节 封禅文化之再认识 |
| 第四章 泰山辞赋与华夷之辨 |
| 第一节 古代历史上的中国、华夷、天下 |
| 第二节 华夷之辨的形成与基本取向 |
| 第三节 华夷之辨的流衍 |
| 第五章 泰山辞赋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疆域、政治与社稷: 泰山辞赋与大一统 |
| 第二节 同民心与出治道: 泰山辞赋与礼乐文化 |
| 第六章 泰山辞赋与天人思想 |
| 第一节 天人思想与泰山崇拜 |
| 第二节 天人思想之嬗变 |
| 第七章 泰山辞赋与隐逸文化 |
| 第一节 泰山隐逸与隐逸品格 |
| 第二节 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与审美特征 |
| 第八章 泰山辞赋的功用与审美 |
| 第一节 泰山颂美讽喻赋 |
| 第二节 泰山感物体道赋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历代泰山辞赋目录 |
| 附录二 泰山辞赋勘误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理学与经学的关联及分别（论文提纲范文）
| 一理学渊源及其属性 |
| 二理学传衍及其与经学的关系 |
| 三清代经学与理学之争以及汉宋之争 |
| 四跳出经学的藩篱 |
（10）从体用论到双创论 ——中国文化近现代继承发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到全盘承领:从体用论到西体中用论的轨迹发展 |
| 第一节 立足中国文化主体逐渐学习西学:中体中用的不断解构 |
| 一、固守天朝迷梦:顽固派的守旧文化观判释 |
| 二、策略抑或真实主张:对“西学中源”说的质疑 |
| 三、退中体以进西用:“中体西用”论的实质与核心 |
| 第二节 对抗保守刺激下的过度西化:从科学万能论到西体中用论的出场 |
| 一、从观照自然到打通人生:对丁文江“科学万能论”的反思 |
| 二、激进与保守的复杂性:陈序经“全盘西化”与胡适“充分西化”分疏 |
| 三、内涵转换与形式对调:对李泽厚“西体中用”文化观的辩证理解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儒学新释与现代转化: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文化观析论 |
| 第一节 从本体到方法: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早期探索 |
| 一、场域置换以复兴儒学:冯友兰“抽象继承”与“普遍性形式”分析 |
| 二、从形上之维到现实之维: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探析 |
| 三、以“向内”融摄“向外”:熊十力“体用不二”文化观诠释 |
| 第二节 内圣开出新外王: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境界论与现实指向 |
| 一、从道德形上学到外王形上学: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得失 |
| 二、从思辨形上学到境界形上学:唐君毅“纳方于圆”文化观解析 |
| 三、边缘与中心的冲突与互动:海外新儒家中西文化观的整体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逻辑演进:从“批判继承”到“马魂、中体、西用”论 |
| 第一节 从要素论到阵营论: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观的学术史分析 |
| 一、要素论的开放与包融:以赵纪彬的文化观反思为例 |
| 二、从要素论走向阵营论:以侯外庐的文化观评析为例 |
| 三、从阵营划分到宗教批判:以任继愈的文化观析论为例 |
| 第二节 “和合”与“综合”:对两种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分析 |
| 一、和合传统以现代化:张立文“和合”文化观评析 |
| 二、兼综中西马以创新:张岱年—方克立“综合创新”文化观评析 |
| 第三节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行:以马魂御中西新体用 |
| 一、反思与借鉴:“马魂、中体、西用”的背景 |
| 二、开放与整合:“马魂、中体、西用”的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自觉与自信:从“双百”到“双创” |
| 第一节 从创造主体到接受主体:从“双百”到“二为” |
| 一、承认、允许多元文化:对毛泽东“双百”方针的分析 |
| 二、突出文化主体与目的:对邓小平“二为”方针的理解 |
| 第二节 文化自信与话语自觉:“双创”文化观的出场及其引领效应 |
| 一、从经济强国到文化强国:“双创”文化观出场的语境 |
| 二、从文化自信到文化新发展:“双创”文化观的价值与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顾炎武“理学,经学也”新释（论文参考文献）
- [1]行己有耻 以礼为教——顾炎武的礼学思想[J]. 林存阳. 人文天下, 2021(09)
- [2]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D]. 鲁梦宇. 西北大学, 2021(12)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4]《周易》虞氏学思想研究[D]. 王贻琛. 山东大学, 2021(11)
- [5]钱穆汉宋观的转变及其意义——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J]. 韩书安,董平. 中国哲学史, 2021(02)
- [6]学术史视野下并田制研究的演进[D]. 孙顺顺. 山东大学, 2020(08)
- [7]泰山辞赋研究[D]. 姜维枫. 山东大学, 2020(12)
- [8]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9]理学与经学的关联及分别[J]. 桑兵. 史学月刊, 2020(05)
- [10]从体用论到双创论 ——中国文化近现代继承发展机制研究[D]. 高一品. 黑龙江大学, 2019(03)